——谒女诗人阿赫马托娃墓 高莽

安娜·阿赫马托娃的坟头上立着一座十字架。
一座十字架？是什么做的？木头的？铁的？石头的？我想去凭吊这位历尽沧桑的女诗人，也想看看那座十字架。为什么死后还让它压在诗人的身上？
1987年夏。从列宁格勒市中心到柯马罗沃村，出租汽车奔驰了两个多小时，有时沿着铁路线，有时靠近海边。天气变幻无常，忽晴忽阴，我的思绪也忽明忽暗，是大自然在拨弄我的心弦，还是我的心弦随着乌云与阳光而在变调？
汽车从公路上拐向一片松林杂丛，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上缓缓行进。司机左顾右盼，最后在一个宽宽的栅栏门旁把车停住。倘若没有本地向导，没有识路的司机，作为一个外地人，很难找到这个地方，即使找到了，也很难认出这是个公墓。
浓阴蔽大。我们在寂静中轻轻地迈动脚步。右边闪出一条笔直的沙路。站在路口仰望，可以看见开阔的天空。路的尽头，大约在50米远的地方，是一堵用灰色的石头垒起来的矮墙。矮墙前边是个平台，上面铺着石板，一个角落里有座上坟，坟头上立着一个很大的黑色的十字架。这就是阿赫马托娃长眠之所了。
我终于来到了她的墓前。我的心在怦怦地、急促地跳动。我凝视着墙上那块白色的大理石浮雕像。那突起的鼻梁，那蓬松的发髻，那齐眉的额发，那长长的脖颈，那沉思的目光……这是青年时代的阿赫马托娃，成为文坛新星时的阿赫马托娃。我把一束殷红的石竹花献在她的像前。
一位陌生的老汉走过来，用哈哑颤抖的声音说：“谢谢您……您大概是第一位来凭吊她的中国人……”说完，他退向一旁。他是什么人？
“大概是阿赫马托娃诗歌的爱好者……”陪同我的友人说。诗人的墓前经常有这样的人徘徊，他们愿意跟凭吊者谈论有关诗人的任何问题。
浮雕上那张清秀的面孔宁静而安详，谁会想到她一生要经受那么多的苦难。儿时多病，婚姻不幸，创作屡遭攻击，人格蒙受污辱。有的人忍受不了这类磨难，以死拒之。而她，这位纤弱的女子，却顽强地在生活的激流里挣扎着。是什么东西给予她力量？
阿赫马托娃（1889－1966）出生在一个海军机械工程师的家中，从小受的是全套资产阶级教育，包括她的宗教信仰。那种认为人类从始祖起就犯了罪，并在罪中受苦的教义，禁锢了她的思想，又灌输给她宽容忍让、只给予不索取的信念。父母的离异使她尝到了家庭离散的滋味，个人的辛酸遭遇又酿成她一颗颗创作上的苦果。兄弟姊妹中有几个人年纪轻轻便离开了人世，使她的作品时时流露出对疾病和死亡的神秘感。她在高等学校学的是法律，然而她个人的兴趣却在文学。她和诗人古米廖夫结为伉俪，可是没有几年就分手了。她的第二个丈夫因牵连某一案件，死于牢中。第三次结婚还是没有得到家庭温暖。她头婚生了一个儿子，也是她惟一的儿子，长大后竟三次被捕入狱。一个女人，尤其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女人，需要多大的毅力才能经受得住这些打击呀？
20世纪初，和她同时出现在俄罗斯诗坛上还有马雅可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当时和阿赫马托娃在政治思想和艺术观念上几乎毫无共同之处。她坚持俄罗斯古典抒情诗的传统，而马雅可夫斯基扬言要把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从现代轮船上丢下水去”，要打倒旧社会的爱情、艺术、制度和宗教。十月革命爆发时，他认为这就是“我的革命”，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活动之中，成为革命的歌手。可是阿赫马托娃，背负着诗人的沉重的十字架，不理解，也没有接受那一场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仍然按着她自己心灵的感受，倾诉女人的幽情。她很可能被十月的风暴卷得无影无踪。说也奇怪，她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大概是她的心扎根在俄罗斯祖国的土地里，而她的诗又扎根在少男少女的心中。
阿赫马托娃的朋友，有的弃国去他乡寻找自己的梦，从那里一次又一次地召唤她前往。这些朋友在艺术上与她无疑是知己，可是在思想上、在对待祖国的态度上却与她大相径庭，在风雨中他们显出了裂缝。请听听她是怎样回答友人的召唤的：
……我安然冷漠地用双手
把自己的耳朵堵住，
免得让那可恶的谰言
将我忧伤的心灵玷污。
五年以后，她在《我不能和那种人在一起……》中写得更坦率了：
抛弃国土，任敌人蹂躏，
我不能和那种人在一起。
我厌恶他那粗俗的奉承，
我不会为他们献出歌曲。
到了晚年，她对祖国的眷恋更深深地渗透在她的诗行中。在《故乡的土》一诗中有这么一句：“我们不把它（指故乡的土——作者注）珍藏在香囊里，佩在胸前。”这是因为常有人在离开祖国时，带一把故乡的士，甚至虔诚地把土珍藏在香囊里、佩带在胸前。可是阿赫马托娃认为自己不会这么做，因为她绝不会离开祖国。她不是把对祖国的爱挂在嘴边上，而是用实际行动来证实她与祖国的血肉不可分割。这一信念早在她青年时代就明确了。十月革命后，她预感到自己前途的崎岖和艰巨，但她并没有动摇：
我剩余的青春在这儿，
在大火的烟雾中耗去，
我们从来没有回避过
对自己任何一次打击。
我们知道，以后进行评审时，
每个小时我都将证明无罪……
世界上不流泪的人中间
没有人比我们更自豪、更纯粹。
（1922）
看来，正是那时形成的世界观，使这位热爱祖国、相信真理的人，敢于说出不回避打击的话，并敢于让未来历史检验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伴随着她生活苦难的，是她创作上的厄运。
现实在变，阿赫马托娃的创作也在变，不过变得不为人们所察觉。她没有描绘轰轰烈烈的场面，仍然是在发掘女性的心灵世界。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的创作为极“左”文艺观的批评家们所不容。可是，她的诗歌却受到俄罗斯青年，甚至共青团员，特别是女青年的喜爱。她说出了一般诗人没有说出来、少女们想说而没有说的心里话。围绕着阿赫马托娃的诗歌发生过争论，几位老革命家，如柯仑泰等人，出面替她讲了些好话，但还是被打着“无产阶级文化”招牌的极“左”的批评家们给搅乱了。
从近年苏联公布的材料中，我们得知在列宁的藏书中，保留过阿赫马托娃的诗。我们无法知道列宁对她的创作的看法，既没有看到他肯定她的话，也没有否定她的“指令”。也许列宁明了艺术的规律，尊重艺术家的个性，愿意把这一类的问题留给专家、留给后人、留给历史去解决。
苏联人民战胜德国法西斯之后，一场更令人胆战心惊的批判运动劈头盖脸自天而降，势头之大，用词之厉，远远超出一般学术讨论或文学批判的范畴。
1946年，苏联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公布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摘录，紧接着日丹诺夫作了有关这两个刊物的报告。苏联把有关文件列入学生必修课程。我国报刊也发表了决议和报告的译文。从此，阿赫马托娃便以“奔跑在闺房和礼拜堂之间的发狂的贵妇人”、“混合着淫声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的形象，出现在我国读者面前。我当时在哈尔滨市工作，在当地出版的《东北日报》上刊载过我参加翻译的日丹诺夫报告的译文。
1954年，我作为翻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席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本来有机会见到阿赫马托娃。她是列宁格勒代表团的成员之一，我们天天在一个会场里开会。但，她那时被丑化的形象还支配着我的头脑。我想，当时倘若她主动来看望中国作家，我也不会对她有好感。我只读过批判她的文章，没有见过她的作品。她的新作不予发表，她的日作也不曾再版。她被踏上了千万只脚。对那段历史，她是这样描绘的：
足足有十五个美妙的春天啊，
不许我从大地上爬起。
但，也正是在那悲惨的境遇中，她和祖国的大地、和普通的人民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并从大地身上得到了生的滋补：
我那么近的将它看个仔细，
贴在它的身上，搂在我的怀里，
而它，偷偷地把神秘的力量
灌输给一个命定死亡的躯体。
也许阿赫马托娃认为在人间受苦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忘却了家的概念，经常寄宿在朋友的住处，在那里享受到一点点人际的温暖。她把个人的东西分赠给大家，自己什么也不保留。甚至自己呕心沥血写成的诗作，也只是读给好友们听一听，然后将手稿付之一炬。她的组诗《野蔷薇开花了》就是后来凭友人们的记忆整理出来的，所以这组诗有个副标题——“选自焚尽的笔记本”。
在她的创作遭禁时，她只好以翻译工作糊口为生。她译了许多外国诗，包括我国的古典律诗，为国际文化交流作了一定的贡献。伟大屈原的不朽名篇《离骚》的俄译本，就出自这位女诗人之手。而这绝非荡妇和尼姑所能完成的艰苦事业。评价《离骚》的译文，是个专门课题，因为它涉及对楚辞的理解与转述。除《离骚》之外，她还翻译了其他作家的创作。我对照原文阅读过她译的李商隐的《乐游原》。我不能不佩服她诗学功底之深、表达能力之强，乐感与情感之准确。这时，阿赫马托娃又以一位心怀宽厚、知识渊博的女诗人形象展现在我的眼前。我开始悔恨自己放弃了跟她会见的机会，甚至产生了一个念头：倘若再有机会遇到这位女诗人时，一定为感激她传播中国古典诗词所付出的心血，而给她献上一束美丽的鲜花。
“文革”以后，我接触到更多有关她的文献资料，我读到了她成本的诗集，领会了苏联青年喜爱她的作品原因。虽然在她的诗歌中听不到马雅可夫斯基那种放开喉咙歌唱时代的声音，但却能感受到这个时代的人的心灵的颤动，对祖国的爱，对美的追求。当我从西方出版的阿赫马托娃诗集中读到她1935年至1940年间完成的组诗《安魂曲》时，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1987年三月，苏联的《旗》杂志根据阿赫马托娃的好友的女儿保留的手抄本第一次抢先正式发表了《安魂曲》全文。接着，六月号《涅瓦》杂志又得到女诗人的儿子古米廖夫的同意，将有关人员保存的、经过女诗人亲自修改的手抄本，并核对了她两次朗诵的录音，整理出定稿本予以发表。从作品完成到作品的发表过了整整47年！而它的作者已在这座坟墓里沉睡了21年！
在《安魂曲》这部作品中，阿赫马托娃通过个人家庭所遭受的不幸，写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壮丽事业中的另一个引人深思的侧面。
死亡之星在我们头上高悬，
无辜的俄罗斯抽搐痉挛——
她被踩在血淋淋的皮靴下，
她在黑色马鲁霞的车轮下辗转。
“马鲁霞”——本来是女人的名字，可是当社会主义法制遭到践踏时，老百姓给肆无忌惮捕人的囚车起了个动听的别名——“黑色马鲁霞”。吟咏这几行诗时，令人不寒而栗。经过“文革”的读者，不难理解其深层的意义。请再听一段：
我呼喊了十七个月，
召唤你回家，
我曾给刽子手下过跪，
我的儿子，我的冤家。
一切永远都乱了套，
我再也分不清
今天谁是野兽、谁是人，
判处死刑的日子
还得等候多久才能来临……
我早已预见到这一天
明朗的日子和空空的家……
这是受害的女诗人用自己的悲痛写下的血泪斑斑的诗句，它感人肺腑，震撼心灵，流传在民间。这样真诚而大胆的作者，竟遭到不堪入耳的辱骂。与阿赫马托娃同时经历了这个时期的诗人何止几百几千，但如此深刻揭示出社会生活的悲惨局面的诗歌巨作，只有这一部。这是艺术力作，也是历史文献！
我静静地伫立在阿赫马托娃坟前。坟上撒满了鲜花。显然，在我们到来之前，今天已有不少人凭吊过这颗孤魂。也许其中有她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她的儿子早已平了反，现在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她的第一个丈夫古米廖夫也不再是“人民的敌人”了。近来很多苏联刊物都抢着发表他的作品，而且还说，他的诗中“没有一句反苏的话”。
我默默地背诵她的诗。她可知道，早在1921年沈雁冰（即后来的茅盾）就把她介绍给了中国读者，她可知道，1928年她的作品就被翻译成汉文，并由郭沫若“加了很严格的改润”？虽然只译了两首抒情诗，《完全卖了，完全失了》和《而且他是正直的》，却说明她的诗已引起中国诗人的注意。郭沫若曾这样评论她：“她的著作表现着这位天才的抒情诗人之古典的清澈意味与其沉着的用词。她的疏淡的韵文很喜欢用颠倒的简语。革命并没有威骇了她，依然在苏维埃共和国度她的生活。”话不多，但十分贴切。
我还想到，近年来我国涌现出不少翻译工作者在译她的诗、她的散文，也有人译出有关她的回忆录，还有写诗献给她，为她画像。可惜她生前并没有享受到这种温情。
阿赫马托娃相信读者，相信未来，相信苦难是人所不能摆脱的经历，也许还相信天国。她没有绝望，没有自杀。在厄运面前，她也许比马雅可夫斯基。比叶赛宁表现出了更大的勇气和韧力。她始终和多灾多难的祖国人民在一起，并在祖国大地上辛辛苦苦地耕耘与播种诗歌。她在去世的前一年写道：“我从没有停止写诗。对于我来说，诗中有我与时代，与我国人民新生活的联系。当我写诗的时候，我是以响彻我国英雄的历史中的旋律为旋律的。我能生活在这个年代，并阅历诸多无与伦比的事件，感到幸福。”她是多么容易被满足啊！我想她之所以感到幸福，不止是因为生活在那个年代，经历了那么多事件，而且还因为她能够真实地记录下那个时代的人们心灵的呼声。不过那个时代对她太残酷了！这位苏联女诗人的命运何尝不提醒人们，对待艺术创作，切不可轻易地否定作者的苦心探索与追求。更何况谁人不背负着一个十字架呢？！
我望着阿赫马托娃坟头上那黑色的高大的生铁锈的十字架，不，是苦难铸的十字架。十字架上有描绘圣贤受难的种种故事。我想，阿赫马托娃为净化人的心灵而来到人间，接受了苦难，又背负着苦难而去。她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高莽（1926－），黑龙江哈尔滨人，作家、画家、翻译家。有译作《澡堂》（马雅可夫斯基）、《团的儿子》（卡达耶夫）、《冈察尔短篇小说集》，散文集《久违了，莫斯科》，文学传记《诗人之恋——苏联三大诗人的爱情悲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