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包天笑的故事 周劭

　　我以生不得是苏州人为憾，也以不能归老葑溪、灵岩山下作好墓地为恨，喜的是十多年来有了《苏州杂志》，得以寄托我于苏州的梦思为幸，陆陆续续，写了许多回忆苏台的文章，现今实在再没有什么可说可写的了。略感遗憾的是《苏州杂志》上十年所载佳作，竟罕有道及百年前之苏州情事，颇为觖望。在二十世纪垂尽，新的世纪将临，看到苏州建设的画面，下个世纪的苏州，一定是个与世纪同步的崭新的苏州。但对于十九世纪的苏州，更萦我的梦思，这个我未亲历的苏州，只好求之于昔贤的著述矣。
　　偶然检得《钏影楼回忆录》及《续编》各一册，是包天笑先生所著，两书多近八百面，仅两宵读毕，有如对故人之感受，因为包先生的回忆录我于几十年前早已在报刊上看过，现在的香港刊本恐怕是他暮年续写的补订本，《续编》中都是他离去大陆就养台湾、最后终于香港的事迹。我有兴趣的，则限于他早年在苏州的一段回忆，而且本文要写的也只限于此一阶段及有关包先生的一些琐事，不涉后来。
　　包天笑出生于1876年，1973年捐馆于香港，存世几乎近百年，他于1876年到 1906年的三十年中，除了最后二年在山东青州办学，其间时到上海工作之外，全是在苏州过的，孩提之外，至少有二十年的回忆是十九世纪后期的苏州，这便是我所最欲知的时代。
　　1906年为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前此二年甲辰，清廷已废除了科举，这对苏州士人打击极大。原来苏州一郡，科第最盛，读书人的唯一出路便是科举，视取功名利禄如拾草芥，一旦失去了这个门路，便得另求途径；到了辛亥革命之后，连另一游幕的门路也被阻塞，所以只得远渡东瀛学习法政，或到上海十里洋场去当报馆编辑、记者，再不然只好仗着一枝笔，从事于写作小说。
　　包天笑虽然进过学，是一名秀才，好像不曾到南京去应过乡试，这个原因，我难于索解，像他这样的才学，中一个举人应该并不很难，或许那时年龄还轻，并不急急于此，不料科举一废，便青云路断。
　　到十里洋场当编辑和写作，改变他后大半生的命运，使他成为鸳鸯蝴蝶派的开山人物。论鸳鸯蝴蝶派的开创人，应该是他的大同乡徐枕亚，但徐枕亚全是旧式文人，写的卿卿我我，还是老掉牙的文字。所以鸳蝴派的宗师应为包天笑，他在那时实在可算是个新派人物，到过日本，通晓英、日文字，还能翻译，能够用白话创作。
　　鸳鸯蝴蝶派在解放以后，有人专门加以研究，出了专书，其中有魏绍昌、吴承惠（秦绿枝）、刘文昭三位，都是我的稔友，亡友刘文昭对此致力尤深，惜乎其名不彰。不过我认识包天笑，倒并非由于三位的介绍，而是在四十年代的初期，那时上海沦陷敌手，大家无事可做，便常举行一个并无组织的文酒之会，参与者都是避地上海的东南文人，地点在静安寺路上的康乐酒家，现在已拆去改建上海美术馆，与会的年事都很高，名位也甚隆，二三十人中记得有丁福保、冒广生、马公愚、吴湖帆、龚照瑗等等年近古稀的老人，包天笑也在其列。我和包天笑便是在聚会时认识的，那时他已六十六七高龄，我比他要小整整四十岁，连" 忘年之交" 也说不上，只是对他视为长辈备极恭敬而已。他却不耻下交，还时常到我办事的地方来谈天，时间一长，我便口没遮拦起来，要对他开玩笑了。现在想来，后生小子，对一位尊长用他的姓名开玩笑，实在太没礼貌。我对他说：“包先生，您有一位英国朋友，是世界级的大文豪，叫做萧伯纳，其实他应该是您的兄弟行。因为萧伯纳的英文本名是Bernard Shaw，照一般译法，Shaw不能放在前面，而应是‘伯纳萧’ ，而‘伯纳萧’ 也可以译成汉字‘包你笑’ ，那不是和您‘包天笑 ’ 成为兄弟行么？”包先生听了不但不以为忤，反而哈哈大笑，说以后要攀附这位爱尔兰的世界级大文豪以自豪了。
　　最后和他一次见面是他使我颇不愉快的事：他到我处来闲谈，见到案头一本新书，他一见书名便如获至宝，爱不释手，此书是黄秋岳的《花随人圣庵摭忆》，黄虽是个罪该万死的大坏蛋，但书是喧腾人口的，北方在他死后五年出版，但销到上海来只有区区二十本，而且不公开出售，我辗转托友人抢到了一部，还不曾翻阅，便先给包老先生看到，连声说要借给他先睹为快。我心里老大不愿意，但碍于这位老前辈的面子，不好当面打回票，只好说自己尚未看过，要借，必须限期归还，他便挟着书走了。谁知一借几个月不还，半载一年也音信渺然，我多次写信到金神父路金谷村他的寓所索取，连回信也不给一封。最后实在忍不住了，便登门去坐索。那时已是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不料金谷村已是金屋楼空，询问邻居，说包先生早已迁居台湾了。此事我真是耿耿在怀，一直要到八十年代上海书店重印此书，公开发售，才消了心头之恨。
　　包天笑之迁居台湾，并不是像后来国民党人物的逃亡，而是“ 板舆迎养”。包先生好福气，他有个儿子叫可永，学工程的，日本投降后，台湾回归祖国，第一任台湾省的行政长官是陈公洽（仪），他带了两位助手到台湾去接收，一个是办航运的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一个便是包可永。包可永成为台湾的要员，便把他的老父接到台北去奉养。可永是留学德国的工程专家，包天笑一介穷儒，哪来这笔钱培养儿子呢？原来他在上海时，曾以历年卖文所得买了一笔二十年期的五千元人寿保险，到期时一共得到七千元，他便用这笔钱让可永去德国留学，这是包天笑生平最得意的一件事。
　　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及《续编》中只字未提他何时乔居台北，也不提及何时迁到香港，但至少于1949年还住在台北，这有书末所附1949年几乎全年的日记可证。他在台湾经历了“ 二二八” 事变，国民党政府迁台，以及金门炮战等事件，尤其是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所颁布的戒严令，恐怕比在上海沦陷时还要不自由。更有甚者，陈公洽下了台，而且被国民党所枪杀，包可永恐怕也在台湾呆不下去，所以只好迁居香港了。猜想他离开上海直到逝世，还有近三十年的海外生涯，在台湾大致是六七年，其余便都在香港度过的了，这近三十年漫长的岁月，我想包老先生一定非常眷念他出生和少年游钓之地苏州故乡的，只可惜他在书中并不曾留下只字。
　　行文至此，我方要提百年前的苏州情事了。那便是包天笑于1876年到1906年三十年的事。时为光绪二年丙子到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几乎和清德宗在位相始终。这三十年中国所遭受的苦难自有历史在，可不必细说，包天笑在幼少年时代想必一定没有好日子过。首先是他生在一个贫困不幸的家庭。
　　说包天笑出生的家庭，倒并不是贫下中农，应可说是书香门第，不过到了父祖辈，命运不济，日益衰落，成了一户破落人家，连栖身之地都没一椽，短短数年中一直是租赁别人的房屋，而且常要搬迁，这在苏州中等人家是罕有的。未成年之前，有重闱在堂，祖母年迈重病，行动需人，母亲也患有肺病，还要通宵服侍病姑，白天则要依靠女红来对付一家的生计。包天笑对其母亲的辛劳是毕生难忘的，他多次称她为女中圣贤。他的父亲是一个遗腹子，也进入商界，只是都失败了，并在不到四十岁便死了，天笑还只有十七岁，便得负起家庭重担，幸在贤母的支持下，他还能不废读书，而且进学成了一名秀才。
　　包天笑第一次到上海是光绪十年甲申（1884），父亲因经商在沪，生了重病，那时还没有火车，也没有内河轮船，只是电报已通了，要母子到上海去侍疾。在今天苏沪之间，不消二小时便可到达，但在一百多年前，只有民船，需时三天两夜。一家四口到了上海，使九岁的包天笑大开眼界，其时苏州可还闭塞得很，和十里洋场，完全是两个世界。这一次上海之行，奠定了包天笑以后在上海工作的基础。
　　苏州那时还没有学校，孩子读书，都是私塾，教书都是不能中举的秀才和连秀才都不是的童生，这是读书人的末路，也是维持生计的唯一出路。当教师的收入所谓“ 馆焚” ，每月只有一元半的银圆，包天笑便是这样受毕了教育，而且自己也以同样方式去教别的孩子。
　　坐馆的待遇虽然极为菲薄，但地位却是非常高的，不论年龄科名高下，总是被尊为西席老夫子，即使东家很俭约，对西席的馔食总是很丰盛的，会食的时候不论东家的亲戚朋友齿爵多么高，总要尊西席老夫子坐在首席，这在旧中国，地无分南北恐怕都相同。我幼时家在浙东乡间，家里也有过西席老夫子处馆，其情况和苏州并无两致，还记得过年的时候总有一大盆整鸭，除夕宰了煮好，每餐要上蒸笼再蒸，端上桌面却任何人不能动筷，每餐如此，直要等到正月十八落灯之后，西席老夫子从家回馆，才由他首行动筷，大家方可跟着一快朵颐。这只鸭子经过多次的笼蒸，其味之好，使我至今难忘。不知包天笑在苏州处馆时的情况是不是相同。
　　包天笑的出身虽穷，但并非寒门单族，他的亲戚都是吴门有名的绅士和富人，尤其是他的舅祖吴清卿，号称苏州的首富。还有一位姑丈尤巽甫，是康熙已未鸿博尤西堂（侗）的后人，富而好学，也是苏州那时的名人，但那些亲戚对包天笑一家似乎没有什么帮助。吴清卿家里请的西席老夫子，便是鼎鼎大名的著《缘督庐日记》的叶昌炽，延聘一位名翰林太史公来栽培他的两个儿子，却没有叫他的至戚包天笑去附读，我代包天笑很为惋惜。同时后来成为袁世凯最高幕僚的张仲仁是一位太史公，也在包天笑一位亲戚家中坐馆。
　　吴清卿是苏州的首富，当包天笑十七岁父亲去世后，家境十分困难，这位舅祖曾主动答应每月资助他家数元浇裹，包天笑非常硬气，予以婉却，凭恁小小年纪去设帐授徒，而那所得不比首富舅祖的帮助为少。吴清卿究竟和包天笑的祖母是同胞姊弟，他总算每月致送姊姊二元钱，作为她个人的用度，包天笑分文不沾。
　　就是包天笑多次提到的舅祖吴清卿，因为毕竟是至戚，叙述得清楚，使我几十年来一直不能解决的疑窦，得到了搞明。我原来只知道苏州有个鼎鼎大名的吴大徵，他的字叫清卿，也是翰苑出身，甲午战争时任湖南巡抚，是位金石家兼文史学家，丝毫不像他的远祖吴起。中日开战时，他忽然上书请缨，要领三湘子弟出山海关和日军作战，据说是得到一颗汉代“度辽将军” 的铜印害了他，使他想效法曾国藩去成就盖世功名。结果是大败亏输，革职回籍，在苏州当一位绅士，仍旧玩他的金石书画，名气是非常响的。我当然不及见到这位先生，但和他后人却很多相识。
　　我认识的都是他孙曾辈，最知名的便是吴湖帆，在画坛上和张大千、齐白石、溥心畲齐名，其弟仲皋，是一位外交学家，仲皋的儿子克强，则是我的学生。那几位都是吴大徵的后人，一些不会错的。
　　但还有两位，那使我迷糊了几十年：一位是我读律的老师叫吴什么善的，做过几任法院院长，他来上课的时候自报家门，说是吴大徵的孙子云云。我听过颇为怀疑，吴大徵没有儿子，只过继一子，便是湖帆的父亲吴讷士，怎么会有那末多的孙子？但也不好去追问到底。另一位也是一位画师，叫吴子深，抗战时避难在沪，于威海卫路沿马路树了一块“吴子深医寓”的大招牌，原来他还是一位国医。便在此时，他和一位姓陈的名女人结婚，我曾去吃喜酒，听说他也是吴大徵孙子。因为交浅，也不曾问个究竟。
　　读了包天笑的《钏影楼回忆录》，才明白吴大和其舅祖都字清卿，虽同乡同姓同字，却并非一人。吴大徵贵而舅祖富，在那时的苏州均可为“ 首贵” 和“首富”。吴子深实在是包天笑舅祖的孙子。吴子深的舅父曹志韩，号沧洲，是继李德立之后苏州有名的御医，都给慈禧太后看过病，吴子深的医道，便是从曹沧洲那里学来的。吴子深的画当然不及湖帆，我曾问过湖帆有没有这样一位同行兄弟，他说斋公只有他和仲皋两个孙子，吴子深并不是他的同族。
　　包天笑的首富舅祖，虽有钱却自奉俭约，什么嗜好都没有，虽然对嫡亲的胞姊出手不很大方，乃是本性使然，对于包家倒也时来走动。不过百年前的社会，师友的关系远胜于亲戚的关系，包天笑决定他以后命运的，便是非亲非戚也不是同乡的蒯光典。若没有蒯光典对他关心和提携，便不会有包天笑的后半生。
　　蒯光典是清末一位大名人，字礼卿，安徽合肥人，光绪九年三甲二十九名进士，为李鸿章侄女婿。李鸿章的昆仲不止李瀚章一人，也不知他娶的是哪一位李女，光是这位叔岳便足可风光一时了，何况学问优博，藏书丰富，但生性狂傲，有“蒯疯子”的雅号。他从翰林院检讨外放江苏候补道，老虎班兼朝里有人，当然是一位红得发紫的候补道。
　　包天笑的得识蒯光典，仅是由他的一位表弟的介绍，就去南京代替表弟就馆教蒯的两个儿子。蒯光典年长于包天笑一倍，两人一见如故，包天笑这才得以饱览蒯丰富的藏书，而且这才真正遇到了名师，包天笑教蒯的儿子，蒯光典则教了包天笑一切学问。致送包的馆焚是每月十二元，堪称美馆。蒯当日的肥差是江苏十二圩的盐务督办，为全省第一美差。
　　蒯光典是新派人物，在上海办有金粟斋译书处，因为包天笑学过日文英文，便派到上海去主持其事，严复的《原富》、《穆勒名学》和《群学肆言》等书，便是金粟斋译书处出版的。那时商务印书馆还只是替人家排字印刷的规模，金粟斋的书便由商务所排印。
　　包天笑若不遇蒯光典被派往上海而蛰居苏州，势必终老户牖没世无闻，十里洋场人才荟集，他主持的金粟斋房屋在那时的新区，即现在的人民公园一带，其时连路名还没有，即今之凤阳路黄河路等地，只称为新马路，金粟斋便成为广大名士常来叙谈之所，除严复外，主要是清季四公子之一的吴彦复和他的女婿章士钊。包天笑和吴彦复对门而居，两处宾客常满，计有章太炎、马君武、林白水等，梁启超也时常出入其门，还有张元济、郑孝胥和汪康年、诒年兄弟。过了不多时沪宁铁路虽尚未通车，内河先行驶小火轮，是拖了多艘木船行驶的，因此他每个月总可回到苏州一次探亲，交通比过去方便多了。
　　戊戌六君子被难后，金粟斋居然在租界大量印行谭嗣同的名著《仁学》，惹起北京一些守旧派的不满，风传要参劾蒯光典的消息很紧，而且蒯光典本人也补授实缺淮扬道，不暇再顾译书处，便把金粟斋收歇了。包天笑失了业，蒯光典又被派到欧洲作留学生监督去了，照顾无人，只好回到苏州去混了一阵，后来由他的岳父介绍到山东青州去办学，是青州府中学堂的监督（校长），青州的局面很小，当然不及上海市远甚，并且他在上海的许多旧交，都很想念他，欢迎他到上海去工作。那时他正三十而立，便辞去青州府中学堂校长之职，携眷回到上海，一到上海几乎延聘他的户为之塞，并且劝他便在上海居家，不必再回苏州去。这样，包天笑从此便结束了他在苏州的生活，以后尚有六七十年的上海、台北、香港的生涯，则不在本文范围以内，只好打住了。
　　我因眷念苏州，三十年代短暂生活时常入梦，从而想到百年前苏州的情况，偶然重披包天笑的《钏影楼回忆录》，便欲借包的少年时代来知道一些那时的苏州情事，可是一动了笔，觉得事与愿违，包的叙事很琐碎，也很少有系统，我倘然做文抄公，大量引用他的原文，那可长得像王大娘的裹脚布，则非我之所愿，所以只是把它作为引子，还是做我自己的文章。但是噜里噜苏，题外跑野马的地方实在不少，让苏州年高有识之士看了一定会笑歪了嘴，也只好不去管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