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一般的沉寂，约有一两分钟。后来我冷笑了一声。“你疯了，”我说道。
“不，”波洛心平气和地说道，“我没有疯。正是那时间上的小小差异，首先引起我对你的注意——就在开始的时候。”
“时间上的差异?”我惶惑不解地问道。
“不过，是这样。你该记得，所有的人，包括你在内，都同意，从门房到宅院只需走五分钟，假如你走通往游廊的捷径，时间还要少。可是你是在差十分九点离开这所宅院的，你自己和帕克两个人都是这样说的，而你经过门房大门时已经九点了。那天夜晚异常寒冷，不是一个使人想漫步的夜晚；为什么你用了十分钟去走五分钟的路呢?我始终觉得，我们只不过是听你说起，那个书房的窗户是曾经拴上的。艾克罗伊德问你是否把窗户插上了插销，可是他没有去看一看。那么，假定这书房的窗户没有上插销呢？在这十分钟里你不可能有时间跑到室外，把你的鞋换下来，从窗户爬进去，杀了艾克罗伊德，在九点钟到了大门口吗?既然那天夜晚象艾克罗伊德那样神经不安的人，很可能会听到你爬进去的声音，那么，就一定会发生一场搏斗，所以我决心否定这种想法。可是假定你是在离开以前，在你站在他椅子旁边时，杀害了艾克罗伊德呢?然后你从前门走出去，跑到凉亭，从那天晚上你随身携带的皮包里拿出拉尔夫·佩顿的鞋，穿上它，经过泥路，把足迹留到窗台上，你爬进去，把书房门从里面锁上，跑回凉亭，换上你自己的鞋，赶快走到大门口。(前几天，当你和艾克罗伊德夫人在一起时，我作了类似的动作，这正好用了十分钟。)然后回到家中，于是便有了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因为你已经把录音机开动的时间定在九点半钟。”
“我亲爱的波洛，”我用一种我自己听来也很奇异而勉强的声音说道，“你把这件案子盘算得过分了。究竟我杀害艾克罗伊德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安全。那个敲诈勒索费拉尔斯夫人的是你。还有哪一个人比曾经护理过费拉尔斯先生的医生，对用什么杀害了费拉尔斯先生，知道得更清楚的呢?当第一天你在花园里和我讲话时，你提到一年以前你得到一笔遗产。我看不出有丝毫遗产的迹象。你讹诈了费拉尔斯夫人两万镑。这并没有使你的情况有很大好转。你在投机买卖里损失了大部分——后来你对她敲诈勒索得太厉害，而费拉尔斯夫人采取了出乎你意料之外的措施。假如艾克罗伊德了解了事实真相，他不会饶恕你的——你就永远毁了。”
“还有那电话呢?”我设法嘲笑他，问道，“我想，你对这也会有花言巧语的解释吧?”
“我向你承认，当我发现实际上有电话从金斯艾博特车站打给你时，这确实成了我最大的绊脚石。我最初深信，是你简单地捏造了这个故事。这一着，手腕是十分聪明的。你需要有一些理由到费恩利去，发现尸体，以便得到机会拿走录音机，而你的不在犯罪现场证明，就完全寄托在这上面。在我第一天去看你姐姐，并打听星期五早晨你给哪些病人看病时，我对这种作法的概念还是十分模糊的。那时我脑中并没有想到拉塞尔小姐，她的来访是一个幸运的巧合，因为这使你分散了精力，没有注意到我所提问题的真正目的。我发现了我所正查找的东西。在你那天早晨的病人中有一个美国班轮的乘务员。他不是正适于那天晚上到利物浦去吗?后来他一定毫无障碍地到了公海。我注意到“奥利安”号在星期六启航，弄清了那个乘务员的姓名，我向他发出了一封电报，查问一个问题。刚才你看我收到的，就是他的回电。”
他把那封电报拿出来给我。上面写着；
“完全正确。谢泼德医生要我留一个条子给病院。我从车站给他打电话，把答复告诉他，可是没有听到“回音”。
“这想法可真够聪明的，”波洛说道，“这个电话是真的。你姐姐看到你拿起了电话，可是至于实际上讲了些什么，那只有一个人在说——你自己!”
我打了个呵欠。“这一切，十分有趣，可是几乎难以拿到证据。”我说道。
“你认为不能吗?想一想我所说的话，明早拉格伦警长就会知道事情真相的。可是，为了你那好心的姐姐，我愿意给你一个机会采取另一条出路。比如说，可以服用过量的安眠药。你懂得我说的意思吗?不过，一定要把凯普敦·拉尔夫·佩顿洗清——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应该向你建议，你要把你这份十分有趣的记载写完，不过要去掉你原来那种言不尽意的作法。”
“你似乎是十分善于暗示的，”我说道，“你真的以为你已经完全把案子结束了吗?”
“既然你提醒我这件事，确实也还有一件事要讲一下。假如你打算用使艾克罗伊德先生闭口无言的手段来使我闭住嘴，那就更加不聪明了。你知道，这种手段对波洛是行不通的。”
“我亲爱的波洛，”我笑了笑说，“无论如何，我不是一个傻瓜。”我站起身来。“好，好，”我轻轻地打了个呵欠，说道，“我必须回家去了。谢谢你使我度过了一个十分有趣而有教益的夜晚。”
波洛也站起身来，在我走出房间时，他象往常那样彬彬有礼地向我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