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冰的湖面上覆盖着无边的白雪，食物贮藏室高高地架在四根木柱上以防熊来偷食，房屋旁放着一堆棕色的木板，这是木匠罗伦森简朴而温暖的家。在罩上一层水蒸汽的窗户前有一排在冬日云雾蒙蒙的阳光下开始变绿的树。这天正是1994年12月15日，人们正在等待圣诞节的来临，但是在木匠家里既没有欢乐也没有恬静。木匠坐起居室里。他那高高瘦瘦而又结实的身板犹如他库房里的木板。他的身体向前倾，双拳支在桌子上，竭力克则着自己。在他面前坐着他的女儿罗希，一个16岁漂亮的女孩，她固执地低着头。“听着，我的孩子……听我说。你要明白我说的，这不是我的事，也不是你妈妈的事，而是你的事，是你一个人的事。相信我，此时我忘掉了一切，只想着你，想你的将来，想你的一生。”
　　罗希终于看了她父亲一眼，但是为了更好地反抗他，愈加表现出她的无动于衷，甚至她的蔑视。她没有看她父亲的眼睛，而是看他长在面孔中间的大大的鼻子，好象是一个贴上去的大木槌。他嘴里的一半牙齿已经掉了，他的手布满了老茧和青筋。无能为力的木匠转向他的老婆，她正坐在长沙发上流泪。
　　“你帮我说说她，瞧你哭什么？”
　　“罗希，我们都是为你好，我求你，听你父亲的话，”母亲哽咽地说。
　　“我一点也不明白你们要干什么，”罗希不耐烦地回答道，“在医院里工作总不丢人吧！”
　　罗伦森先生强压着怒气：“当然不丢人。可是我们把你送到商校不是让你去当女看护的。我们同意你在假期里在医院里干活，但是假期早就结束了，你打算怎么通过明年的考试？”
　　木匠罗伦森就是这么说的。但是假如他会说服人，他会说别的东西。比如他会说他很伤心，他不再了解他的孩子了。他纳闷，他可爱的小姑娘，既聪明又肯用功的女儿（她的老师为她骄傲，还得到过学校奖给她的300元奖学金），怎么会变得如此固执。
　　那天罗希向他声明，她再也不愿意去商校了。这如同当头给他一棒。他吃惊地看着女儿……他一直认为孩子信任他，认为她会让她父亲去决定一切，认为她懂得父亲全是为了她而操持刨和锯子的。而现在她突然地摇着固执的脑袋说：不！
　　因此木匠认为这一变化是由一个坏男孩引起的。必须让罗希放弃医院上班的想法，回到家里来。但是这天上午看到罗希从停在扫雪车刚清出的路面上的长途汽车上下来时，他迎了上去，举起她的小纸箱子，发现箱子很轻。
　　“所有的东西全在这儿吗？”
　　“不是。”
　　现在该是解释的时候了。木匠是个耐心的男人，他试着用计策和哄骗来说服女儿。
　　“如果你想当一名护士，我们也不反对。但你先得通过考试。最好你能上护校，这样你就不用当一辈子护理员了。你觉得如何？如果你上马勒莫护校？”
　　罗希只是厌倦地、荒唐地、轻蔑地笑了笑。
　　“爸爸，你不必费心了！我再也不想听到什么上学、考试了……我要回到城里去，回到医院去。如果有一天他们不需要我当护理员了，我可以去当售货员。”
　　这次木匠师傅火了，使劲地跺着脚，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那么很好！你不再想听我的劝告和计划了？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吧，有个家伙缠上你啦，而你也不想放开他。”
　　罗希没直接回答，只是简单地说；“也许吧。”
　　这个回答使木匠失去了自我控制，因此他干出一件他从未干过的事；他打了罗希一个耳光，仅仅是一个耳光。罗希大叫起来：“我恨你，父亲，我讨厌这些过时的劝告。是的，我恋爱了，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如果你们不喜欢，我可以走人。”
　　她离开了房间，下了楼梯，消失在冬夜里，她再也不会回来了。
　　女儿的出走是木匠可怕遭遇的开始。他先是自己行动起来寻找女儿。经过许多天焦急的等待，经过到处写信，打电话询问罗希的下落之后，他终于找到村上的警察登记罗希失踪。因为他，他的朋友、邻居，甚至地方警察局都认为，罗希毫无疑问是同一个男人出走的。
　　几个星期以后，大概是由于一封匿名信，一位国家警察局的警长来了。警长衣着笔挺，戴着一项软帽子，双眼充满怀疑，询问了罗希的父亲。警长让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讲述争吵的经过。当木匠说到他打了罗希一个耳光时，警长眼睛突然一亮，似乎他什么都明白了。
　　“那么您打了她？”警长问。
　　“是的，我跟您说了，打了一个耳光。”
　　“就是一个耳光？”
　　“当然了，就是一个耳光。而且并不很重，您知道她是个很受宠的孩子。”
　　“但是您发怒了？”
　　“我很生气，但还没到虐待我女儿的地步，我妻子可以证明。”
　　“您的妻子不能证明，因为她是您的妻子。您后来去追她了吗？”
　　“没有马上追出去。我这样两臂下垂地呆了几分钟，然后象疯了一样地追了出去。”
　　“但您没有追到她？”
　　“没有。天黑了，我在马路上跑，她大概走的另一个方向。”
　　衣着笔挺的警长眼睛里总是充满了怀疑。他戴上软帽子，走了。
　　随后几天，木匠吃惊地发现，警察不去找他的女儿可能去的地方，或者找那个带她出走的男人，却在他庭院的柴棚里上下乱翻；不去寻找人而让村里的渔民打涝湖底，他们在寻找尸首。警长推理很简单；这个壮实的木匠嫉妒、恼怒得发疯，在他追上他女儿以后就把她杀了。并隐藏了她的尸首。这一推理慢慢地终于说服了地方警察局，而且他们不停地向邻居们重复这一推理。
　　人们刚开始不相信，最后终于承认这不是不可能的。的确，罗伦森师傅很爱他的女儿，他的女儿的行为的确不规，木匠的确会恼怒。总之无风不起浪。这便是邻居们传统式推理所得出的结论。以致当他们读到报纸上白纸黑字，大标题写着由于缺乏证据，不能逮捕木匠，但警方确信他是凶手时，他们的怀疑变成了确信无疑。
　　从这天起，木匠的日子很不好过。邻居们远远地避开他，避免同他打招呼，再也没有人找他干活了。在这偏僻的地区，最疯狂的谣言开始在农民中间传播：有个女人亲眼看到过木匠装他女儿碎尸的盒子。没有人买他的鸡蛋。因为人们怀疑他的母鸡是用他女儿的骨粉喂养的。最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村长建议警长用他的公鸡去寻找尸首。
　　因为他的公鸡是一只奇特无比的公鸡，当它经过一具尸首旁边时，它会发出格利、格利的叫声。在隆冬季节，衣着笔挺，软帽下露出怀疑目光的警长同一群人出发了，领头的就是那只奇特的公鸡。他们在结冰的湖面上踩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格利，格利。”公鸡叫着。
　　“好啦，就在那！”
　　但队伍还没有来得及停下来，公鸡又开始叫格利、格利。
　　它叫了700次。衣着笔挺的警长恼羞成怒，当着全村人的面指责木匠：“你们别担心，我的朋友们，是他在嘲弄我们，但他是凶手，我们会找到证据的。”
　　来年夏天的一天，木匠走进村庄里的一家店铺。过去在这个地方到处可见到这种店铺。店铺里既卖面包、芥末，也卖农具或拖拉机。木匠很吃惊地发现，他进来时村上的人没有避开他，反而都微笑地看着他。木匠仍旧径直到柜台前买东西。
　　“怎么？”老板叫道，“罗伦森师傅您还不知道新闻吗？”
　　“什么新闻？”
　　“您的女儿活着呢！在湖那边有人发现她装在瓶子里的信。”
　　对这些想求他原谅的人，木匠没有说一句话，而是飞快地跑出店铺。木匠没有意识到这一消息是不确实的，至少是令人奇怪的。他搂住他的妻子——唯一能相信他是无辜的人。
　　“忘掉一切吧。有人在湖那边发现了罗希装在瓶子里的信。”木匠说。
　　第二天，衣着笔挺的警长来敲门了，他总有一副怀疑的目光。他手里拿着一张在瓶子里发现的纸，上边有罗伦森的地址和以下的话：不要找我，你们永远不要找我。罗希。
　　木匠感到既轻松又担心：轻松的是他认为他所受的苦难从此结束；担心的是他不知道他的女儿成了什么人。他向警长提了一大堆问题。
　　“她肯定不在国内了，是不是？她可能结婚了吧？但如果结婚了，为什么不给我们捎个信来？大概一切全好？您认为如何？先生？”
　　警长没有回答，反而不耐烦地问他：“您认识您女儿的字吗？”
　　“是的。警长先生。这是我女儿罗希写的。”
　　“您能证明？”
　　“我向上帝起誓。”
　　在法庭面前，罗伦森师傅对他的证言起了誓。而且他认为他的恶梦结束了。然而他却大错而特错地估计了形势。信的笔迹经过首都字迹专家鉴别，得出了否定的结论，认为不是罗希写的字，报纸对此作了报导，邻居们又开始嚼舌头了。
　　“他自己把信放在瓶子里想骗警察，真想得出！”
　　没有人知道是谁把瓶子放在湖里的。有一天，这桩瑞典最大的疑案，终于真相大白了。
　　一个瑞典水手飘流四海，回到国内以后，听人谈起木匠的故事，并在报纸上看到罗希的照片，他认为他有义务使警察知道以下事实。下面是他向警察叙述的全文：“我叫安瓦勒德马·安得森，是水手。我坚信我在温哥华的唐人街遇到过罗希·罗伦森。我们的船停在温哥华，在那里老板要支付我们的薪水。这大概是两年前的四月。我们是由好几个国籍的人组成的快乐的一伙。我们去了唐人街。在第一家酒巴我遇到了这个二十来岁漂亮的姑娘。她独自一人，表情忧郁。我邀她跳舞。她真是个仙女，她没说什么，她下巴上有一条小伤疤。她英语讲得不大好，但会说这个地方的土语。我们相约第二天晚上在酒吧相聚。我们在一块喝了酒。男人们都叫她罗兹。她跟我说她是加拿大人，名字叫罗兹－玛丽。我陪她到了她的住处。我坐在床上，她坐在我身边，她让我讲讲我的生活。我对她说，我不在海上飘荡时，就在澳大利亚剪羊毛。她问我什么叫剪羊毛？就是给羊剪毛，你应该懂这个词。如果你懂你的母语。英语不是我的母语，我不是加拿大人，我是瑞典人。我困惑地看着她。我从来没有见过头发颜色这么深的瑞典女人。后来我明白她把头发染了。我跟她说，我也是瑞典人，姑娘，去给咱们来一杯家乡咖啡。当她去厨房煮咖啡时，我看见桌子上有一封用芬兰语写的信。象其他瑞典人一样，我也懂一点芬兰语。信是以我心爱的罗希开头的，我还没来得及看下文，她就回来了。我开玩笑地说，你是叫罗希，还是叫罗兹－玛丽？她脸色变得苍白，大叫道，这是我的信。不关你的事！我无法解释她为什么发这么大火，因为我才不在乎她到底叫什么呢！我是个水手，只想同一个女孩度过在温哥华的最后一夜。夜里，她讲了自己的身世：几年前一个朋友把她带到斯德哥尔摩。另外一个情人，一个芬兰人偷偷地把她带到大西洋彼岸。刚开始住在蒙特利尔，后来她来到温哥华的唐人街住下。我看到报纸上登出这个温哥华女孩的照片，“我确信是她。”当然水手的话不关警长的事，但他不得不予以重视。更重要的是一个有名的律师知道案情新的情况，觉得事情并不是完全无望，便当了木匠的保护人。律师同驻温哥华的瑞典领事取得联系，并请他帮助寻找叫罗希·罗伦森，也可能叫罗兹－玛丽的姑娘。
　　几个星期过去了，领事回信说没有找到那姑娘。或者她自己拒绝出来承认自己的身份，要不她又更换了姓名，或者已离开了温哥华。因此国际刑警组织只好参预此案。
　　斯德哥尔摩国际刑警分部以关系到可怜的木匠罗伦森的生活为理由，请求巴黎总部发布寻人公告。
　　不幸的是。一天天地过去了，国际刑警组织的所有分部都送来“不知该人”的答复。
　　罗希失踪马上快到6年了。衣着笔挺的警长一直积极寻找证据以便监禁木匠。在没有足够的证据的情况下，瑞典司法部门已准备审判木匠了。他没有料到另外一名在国际刑警组织负责社会风化的刑警正在积极地做着相反的工作。他坚信姑娘在温哥华，他说服了他在渥太华的朋友，一个讲英语的加拿大人，当总监的罗兰·马什，请他负责寻找罗希，并说服罗希为她父亲开脱罪名。
　　经过几天的寻找，罗兰·马什找到一位22岁的姑娘，长相与瑞典水手形容的完全一致：的确是棕头发，但眼睛很亮，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皮肤布满了小雀班。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表情有些忧郁，口音很奇特，夹杂着一些粗俗的语言。她怀疑地打量着来访者。罗兰掏出自己的名片。
　　“小姐，我是加拿大警察。但我希望在几分钟里您忘记我的身份。另外，我不想对您有任何损害。我既没有对您提什么建议也无意在任何方面干涉您的生活。我只要求您听我说十分钟。十分钟后我走人，您将再也不会听到我的名字。我只是想让您看看这些报纸。”
　　在年轻姑娘的床上，罗兰·马什翻开了瑞典报纸：上边通栏报道了木匠杀女的案件，报上登有无辜的木匠参加指控他犯罪的听证会的照片，渔民排干湖水，警察仔细地在木匠花园和房屋里搜查的照片，吓坏了的母亲的照片，以及村里人嘲弄他们夫妻和自以为是的警长的照片。
　　尽管姑娘很自制，但见到报纸和照片，再也不能平静下来。罗兰·马什解释道：“很可能您就是罗希·罗伦森，也可能您讨厌您的父亲，但是您恨他能到这种程度吗？无论如何，要是您是罗希·罗伦森，无论您指责您父亲什么，您会不会认为您父亲已为此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另外，您的国家法律允许您有消声匿迹的权利，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您必须符合法律手续。如果您是罗希·罗伦森，您就不符合法律手续，因为法庭正在寻找您当作主要证人。为了使您符合法律手续，只需要您回答一个字。当我问您是不是罗希·罗伦森时，如果您是，您只要回答我‘是’就可以了。您将符合瑞典法律手续，也可能使您能对得起您的良心。我从此就走，您从此不会再听到我的名字了。您是罗希·罗伦森吗？”
　　“是的。”
　　“您愿意我把您的地址通知您的家人吗？”
　　“不。”
　　“您愿意我为您给家人捎个口信吗？”
　　“不。”
　　“您愿意保存这些报纸吗？”
　　“不。”
　　罗兰·马什收拾起床上的报纸，小心地叠好，放进挎包里。在他离开之前，只是简单地说道：“我要是您，我会让头发重新变成金黄色……现在什么也不妨碍您了，金黄头发对您更般配。”
　　然后，罗兰行程4000公里从温哥华返回渥太华，回到他办公室向国际刑警组织发去电文：罗希·罗伦森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她化名为罗兹－玛丽，头发染成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