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跟哈顿谈论他破获的一些谋杀案时，提出了通常老一套的看法：凶犯总会由于一个致命的疏忽而被抓获。
“倒也不一定。”哈顿说，并举出19世纪的“撕人魔”杰克为例，指出他虽然犯下一系列杀人案件，却一直未被抓获。
“那些案子一般来说没有什么明显的作案动机，”我反驳道，“所以我敢说，犯下那样的案子，比较容易逃脱。”
“照你那么说，那几起有作案动机的大案怎么解释呢？”他列举了近10年来的三四起凶杀案，罪犯至今也没被抓获绳之以法。
“是啊，那些案子很快就让人忘了。”我承认道。
“另外还有些案件因为报章没有详尽报道，公众也压根儿就不知道。”他顿住，若有所思地笑笑。
“那你是在想其中一个特殊的案例吧？”我冒昧地问道。
“对，”他同意道，“你简直可以把那个案子写成一部小说咧，情节曲折得很，另外还包括挺有意思的心理因素，也可以说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因素，完全出自女人本性的基本弱点。这种弱点，也可称之为盲目，是一种可能犯罪的条件。我有个旧笔记本，容我找一下，然后我就可以讲给你听，因为案情细节我都记得很清楚，但犯案的日期却得查一下笔记才能搞准确，因为日期在这个案子里十分重要。
“那起案子发生在1910年春天，”他一边翻阅笔记本一边说，“当时我跟我母亲住在伦敦南区。两位跟这个案子有关的人我都认识，因此我也就给牵扯了进去。那是一对同母异父的姐妹，同住在一栋公寓里；她俩因为同母异父，姓也就不同。姐姐海娜·格雷，35岁左右，是个大高个子，粗嗓门，下巴左边长了一个6便士硬币那样大的黑痣，上面还有一撮毛。据大家说，她是个十分虔诚的宗教信徒，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她的妹妹。妹妹20岁，也把海娜视同母亲，因为她的母亲在她几个月大的时候便去世了。
“妹妹叫萝丝·摩尔，4月8日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她来找我，想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她问道：”您是位侦探吧，哈顿先生？‘我告诉她我在伦敦警察厅刑事调查部工作。她问我可不可以私下里给她出出主意。我说只要她不要求我隐瞒什么罪行就行。于是她讲出这样一件事。
据她说，她的姐姐海娜·格雷最近失踪了。她借口身体不适，在3月12日去了韦斯特本。那个借口也貌似有理，因为她近来神经确实非常紧张，时不时会犯歇斯底里；她妹妹常在半夜三更听到她在自己的卧室里大声祈祷。不过她这次走得还是很突然，没留下具体通讯地址，只让妹妹把信寄到韦斯特本邮局候领处。
“摩尔小姐当然十分担心姐姐会出事，不过这种担心由于收到了不少来信而渐渐消除了。她一共收到过4封来信，每封信上只写了星期几而没注明几月几日，也没留下居住地址。第一封信是3月15日星期二收到的，信中说她租住的慈善公寓不太理想，因此随时都可能换个地方。另3封信里，她再也没提住在哪儿，也根本没说她在干什么。那些信的内容都很空洞，明明是匆匆写下来的，可也没提心情不愉快或者有什么苦恼那类事。不过，她倒是说她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因此从那4封信来判断，她似乎生活得蛮高兴。
“最后一封信注明的是‘星期日’，是10天前3月29日那天收到的，随后海娜·格雷小姐便不再来信了。摩尔小姐写过几封探询的信寄到韦斯特本邮局，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我首先问了一下格雷小姐是否患有抑郁症，那会不会导致她自杀了，她妹妹摇摇头。我又问道：那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她回答说没有，可我觉得她大概隐瞒了点儿事。当时我也没再追问，转而细看格雷小姐几封来信的信封。
“其中三个有韦斯特本的邮戳和日期，都还算清楚，用途不大。末一封的邮戳就辨认不清了，我勉强辨认出来末一个字母前的两个字母是‘UR’，起首的那个字母像是‘E ’，跟前三封信的邮戳一比就立刻看出了不同。我又用放大镜仔细察看，那个‘E’字母很可能是‘F’，勉强辨认出来的那两个字母其实是‘OR’。我拿出地图，发现韦斯特本和圣埃德蒙两市之间有个富尔福德小车站。
“摩尔小姐从没听说过富尔福德，她姐姐离开之前也从没提过那个地名。显然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打电话到韦斯特本邮局，问一下摩尔小姐近日寄去的信有没有被人取走，然后再查询一下富尔福德那个小镇。像格雷小姐那样一个陌生人出现在那里，肯定会惹人注意的。长话短说，我答应摩尔小姐次日星期六下午亲自去韦斯特本察看一下情况。
“我当时的想法是海娜·格雷小姐肯定已经自杀身亡，尽管她的妹妹不相信我的这种推测。那时我比现在年轻20岁，判断青年男女的事有点儿过分自信，很容易把他们简单地分成几大类，也不再做进一步的分析研究。要知道，当时我自己也没有太多的经验，所有的那点儿经验几乎完全是从调查一般犯罪事件中得到的。
“我第一次去韦斯特本邮局调查时，没有什么理由改变自己那种想法，摩尔小姐寄给她姐姐的信直到3月26日星期六为止一直都给取走了。我一形容格雷小姐脸上那颗大黑痣，邮局职员就说记得有那么一位女士，甚至还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日期，那个日期是她给妹妹写最后一封信的前一天。摩尔小姐后来写的5封信就没给取走了。
“在坐火车去富尔福德小镇的路上，我心想格雷小姐恐怕患有某种妄想症，不过她还够清醒，不打算让她心爱的妹妹知道她有意自杀而感到痛苦，因此小心翼翼地安排好自己的计划。我越琢磨越觉得有理，可是很快我便了解到那原来完全是另一码事。
“富尔福德是个只有5百左右居民的小镇，距火车站一公里远，离海边不到半公里，它位于沼泽地带一处十分荒凉的地点。那天下午刮了一阵大风，我心想这可真是个糟糕透了的地方，连个避风的树篱都找不到。顺便说一下，那个火车站在那年头只有一个站台和一个小棚子——那是条单轨线——站上只有一名看守员，还负责卖票收票的工作。
“不过从我的观点来看，富尔福德小镇倒也自有它的优点，主要的是镇上只有一个信息中心，那是一个杂货铺，集食品、百货、文具和其他你能想到的物品于一堂，还负责投递邮件，由一对夫妇掌管。他们15岁的儿子乔也帮忙，驾一辆货车跑外。全家三口人都很机灵，观察力也很强，可是就跟这个行业的其他人一样，他们所注意的事都对我的调查没有多大帮助。他们对我要找的那位女士倒也略知一二，说她来到那里并没住在镇上。那时候有位地产商在海滨一带盖了几所小房子，起名为‘别墅村’。那家杂货铺老板姓罗宾逊，正是那位地产商的代理人。
“直到那时，我的想法还没有得到证实，然而另一件事却叫我惊讶不已。我得知格雷小姐来过那里，是跟一个男人同居在海滨一所房子里。罗宾逊夫妇告诉我这事时，我起先几乎不敢相信。我跟海娜见过几次面，知道她十分虔诚自重。如果有人问我在我认识的女人当中谁最不可能瞎胡闹地跟男人私奔，那我准会把海娜列为首位。后来我想到海娜有些私房钱，立刻猜到那个男人在打什么鬼主意。不过使我叹服的是，那个家伙居然能说服了她，叫她跟他私奔，倒也真是咄咄怪事，可她决不是个傻瓜啊！
“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便放弃了原先打听的方式，掏出我的警徽给罗宾逊夫妇看，要他们提供正式的证据。他们一发现我来自伦敦警察厅，便认真起来。我记得他们头一个反应是告诉我冈恩先生和太太——他俩是这样称呼自己的——在离开前把账目全付清了。我确信罗宾逊夫妇自始至终压根儿就没怀疑过那位自称为亨利·冈恩先生的家伙犯了诈骗妇女的行为。
“现在我把从罗宾逊夫妇那里逐步了解到的情况概括地说一说要点，我可以说那跟我预先设想的情况真是大相径庭。
“开始那部分倒还符合我的想法。冈恩先生显然从一开始就十分谨慎，他自己在2月底先来到那里，一般性地了解了一下‘别墅村’里的‘美景公寓’的情况。他只坚持一个要求，那就是要有单独取暖的锅炉设备，因为他怕冷。赶巧刚盖好的头一幢房子正合他的要求，看上去他好像全年都要住在那里似的。他也没要求看看房内的装修和摆设，便定了下来，先预付了房租到3月底。他说会写信把他和他太太前来的日期通知他们，并且让他们预先备好食品杂物，尤其是烧锅炉的煤。罗宾逊夫妇一点儿也没怀疑冈恩先生，而且十分高兴能在那个季节有这样一对好房客。罗宾逊太太告诉我，冈恩先生是个中等个儿，蓄有浓密的黑唇髭，皮肤挺白。她怀疑他可能患有肺结核病，可她本人只见过他那一次；他们的儿子乔倒是个主要见证人，但他没怎么注意到那个男人，只是含含糊糊地对他母亲的描述表示同意。
“至此看来，那条通往卑鄙罪行的道路倒相当畅通，可是后来发生的事却叫我感到纳闷了。冈恩夫妇是3月12日下午抵达富尔福德镇的，也就是海娜·格雷离开伦敦那天。他们预定了一辆小马车到车站去接站，然后直接前往‘美景公寓’，看来样样事情都是事先写信安排好了的。此后半个月里，他俩像一对中年夫妇那样生活，不过冈恩先生除了到荒凉的海边去散散步之外，别处哪儿也不去。冈恩太太倒是有时到镇上去，还乘火车到韦斯特本去过三四趟。他们的食物全从罗宾逊那家杂货铺购买，除去星期天，每日都由小伙子乔送去，并取回订货单。
“随后，3月28日那天——这个日期我们无须费劲就能确定下来——据冈恩太太说，冈恩先生患了流感。她对乔说他的病情并不严重——他们没请大夫，也从没打听过大夫——不过他得卧床休息几天。你可以注意到那个日期正是海娜给她妹妹写最后那一封信的第二天。尽管可以认为她是由于冈恩先生患病而没能到韦斯特本邮局去取妹妹的信，可是这并不能解释她为何从此不再给妹妹写信了啊。此外，乔认为冈恩太太自打她丈夫生病后就表现得有儿‘古怪’。她有时从卧室窗口预订食品，有时写张纸条用按钉钉在门上。整个那段时间，乔没有迈进过那所房子一步。有时他把牛奶、面包等食品放在外面的院子里，有时冈恩太太在后门口从他手中接过去。
“这就叫我困惑不解了，可后来还有更多叫我惊讶的事等着我呢。冈恩太太在4月8日的前一天离开那里乘夜车去韦斯特本了，冈恩先生随后在4月8日那天上午也走了，不过是回伦敦了；他要是回伦敦，就是搭乘了那趟从圣埃德蒙开来的火车。罗宾逊一家当然有点儿惊讶，冈恩太太怎么竟会一个人出门，而把病刚好点儿的丈夫独自撇在家里呢。可是她走的时候没让人注意，只让乔赶车送她去车站，一路上没说什么话，也没携带行李，大家当然认为她第二天就会返回来。
“冈恩先生那天上午动身时却相当惹人注意。据罗宾逊一家人说，他虚弱得很，而且显得十分不安。乔在8点钟叫门送牛奶和面包时，他已经整齐地穿好大衣，戴上了帽子，从卧室那扇窗户跟乔说了几句话。后来乔在11点钟送他去车站时，他围上了一条又宽又厚的围脖遮住了嘴。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严格地盘问了乔，可我没再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惟一一桩怪事就是冈恩太太居然会一个人先行离开，‘我们猜想那两口子必是吵了架，’罗宾逊太太说，而我也倾向于同意她这种看法。
“后来我向罗宾逊夫妇要了钥匙，独自到那所房子去查看了一下。我并不期望会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直到我快要离开时才有所收获。那是一幢两层楼的房子——其他几幢房子当时还没人住，都是小型别墅——里面的家具布置得很简单，只是为了夏季前来度假的游客临时住住。锅炉安装在厨房下面存煤的地窖里。我没很仔细地察看样样东西，看来也没有什么理由该那样做，因为每间屋子都收拾得很干净利落，好像海娜在离开之前已为下一个房客着想好了似的。只有那间卧室可以看出冈恩先生前一天大概在里面睡过，即使如此，也还算整洁。我发现脸盆没用过，冈恩先生想必要么在楼下盥洗室洗了脸，要么根本就没洗。
“我正打算走出卧室，忽然想到应该察看一下暖气管。室内跟户外的冷空气相比还算暖和，我心想炉火熄灭的时间大概不算太久。人世间有时会发生极其偶然的事。我用手顺着暖气管朝上摸一摸——那是老式的管子，安装在暖气包和墙之间——忽然我的手指碰到一样使手发痒的毛乎乎的东西。我料想是个蜘蛛，我本人特别讨厌蜘蛛，就把它揪了下来，可那并不是一个蜘蛛，而是一样你可以在伦敦警察厅的犯罪博物馆里看到的东西。如果你好奇，愿意去看的话——那是一块薄薄的黑橡皮，跟一个6便士硬币一般大，上面还有一撮用胶水粘牢的毛。
“我当然把那玩艺儿收了起来。后来我乘火车回伦敦，一路上左思右想，才把这事想明白了。我推想在那后半个月里准是冈恩一直在扮演他和海娜这两个角色，主要就是靠这个人造的假黑痣来化妆。我越想越觉得符合事实，再一回想罗宾逊一家人所提供的情况，就更显得一清二楚了。他以卧病在床为理由有一段时间没露面，这就可以让他除了面对乔之外，不必化妆成海娜；随后在他扮成海娜离开的那天夜里——当时天色已晚——他只跟乔谈了几句话，一直保持沉默。第二天上午，他以本人身份离去时，不得不用一条又宽又厚的围脖遮住脸，以遮掩他已把唇髭剃掉那一事实。嗯，对！这个谜团终于让我破解了。接下来我需要查清的是那个家伙是否在4月8日的前一天晚上6点30分离开过富尔福德镇而又及时赶回来，然后在第二天上午再离开那里。看来这是能够做到的。我从火车时间表看出他可以在7点10分乘火车离开，7点50分在下一个停车站——卡特布里奇联轨站下车，从那里换8点5分的车去圣埃德蒙，正好赶上9点15分的火车回到富尔福德镇。我又猜想他也可能在更近的北滩站就下了车，在漆黑的夜里从沙滩上步行回到‘美景别墅’，这段路程也没有多大的困难，而且也不会有人发现他。
“最后为了确定我的推测无误，我猜出了他耍这个花招的原因。他大概在3月28日左右杀害了可怜的海娜，接着又住了10天是为了毁尸灭迹。他有那个他非要不可的锅炉可以用来干这个活儿，可能是把骨头烧化了磨成粉，再用硝酸毁掉！是啊，只消有足够的时间，消灭一具尸体是可以不留下任何痕迹的，而这一招儿亨利·冈恩想必早就策划好了。
“我对自己这套推理的准确性深信不疑，一回到伦敦我就向上司做了汇报。他也相信我的判断，还祝贺我干得不赖，我便得意洋洋地回家了。顺便说一下，那天晚上我没去看望摩尔小姐。我打算办完这个案子再去告诉她；再说，我也不想由我通知她这一噩耗。
“到此时为止，一切都很顺利，对不对？第二天风和日丽，我又乘火车去那里——那是个星期天——我原本期望找到亨利·冈恩，再监视他24小时什么的，尽管我的上司指出尸体若彻底给销毁了，就很难判定他犯了谋杀罪。
“侦察果然就从这时出现了问题。我原以为能查出冈恩先生化妆成海娜·格雷小姐在星期五晚上搭乘7点10分那班火车去韦斯特本的情况，我也得知他后来在星期六上午又以本人身份乘车回了伦敦，可是在这两个场合，他一登上火车就似乎彻底失踪了。在卡特布里奇联轨站或沿线任何其他地方，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上午都没人见他出现过，可在这两个场合，他想必是个惹人注目的人物啊。
“嗯，我们当然彻底搜查了‘美景别墅’，挖开了花园的地面，掀开了地板，筛过了炉灰，可是什么证据也没找到。整个搜查过程干得极其仔细，这倒是确实的。后来我们却从另一方面找到了一个证据，那是我们在检查海娜·格雷小姐的财务时发现的。她在2月份卖掉了她的全部公债券，把银行里的存款全都取了出来，并在里昂信托银行统统兑换成了法郎——全是票面一百法郎的钞票，钞票并非联号，银行也没留下什么记录。好家伙，冈恩先生真是大捞了一把，我估计足有5千多英镑吧。
“所以，你看，”哈顿苦笑了一下，望着我，“这就是一起罪犯没留下什么犯罪痕迹的案件，除非你把他丢弃了那个人造黑痣这件事算做一个疏忽，对不对？老天！我后来绞尽脑汁思考那个案子，试图想出那个家伙怎么竟会那么机灵，叫我们抓不到他！”
“那你压根儿没抓到亨利·冈恩吗？”我问道。
“一直没有。”哈顿答道，可我从他脸上的微笑看出他还没把那个案子讲完。
“也没再听到他什么消息吗？”我又问道。
“我可没这么说，”他答道，“我们其实听到了所有有关他的消息，可那是在10年之后了。你猜我是从谁那里听到的？”
我摇摇头，自知没有那种猜测的天分。
“是从海娜·格雷小姐那里听到的！”哈顿说。
我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你别是说她压根儿就没被……”
“压根儿就没被谋杀？”哈顿替我说了出来，“对，就是这个意思。这事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教训：在调查一桩案子时，千万不能让事先主观的推测误导。我要是没那么固执已见，也许就会……不过嘛，犯了个错误我倒也并不后悔，尤其是后来格雷小姐的妹妹摩尔小姐嫁给了我。我们结婚至今已经20个年头了。”
“那你不打算把这事的真相告诉我吗？”我催促道，因为他说完最后一句话便陷入了沉思。
“好吧，我告诉你就是，”哈顿说，“尽管这部分并非是我的专长。你看，我先前说过的心理因素在这儿起了作用，但我没把握让你明白这其中的奥妙。首先，你应该知道格雷小姐的奶奶是法国人，格雷小姐在法国住过很长时间，一直到20岁左右才离开。谁也没料到她在中年时内心竟会忽然燃起一阵你可以称之为从没迸发过的情欲，她妹妹倒是猜到过。当初我告诉摩尔小姐说她姐姐跟冈恩先生私奔了，她一点儿也没表示惊讶，反而说：”哦！我一直就在担心这件事。‘可我问她为什么会这样，她说那是因为海娜一向厌恶那类事。奇怪的原因吧？不过这我倒也能理解。如今人们管这种现象叫作心理压抑，常常谈论弗洛伊德什么的。但在她这个例子里，那又跟宗教搀和在了一起，所以情况就更糟糕了。不管怎么说，她反正为情欲屈服过，一时不能自拔，事后又变得越发虔诚，赎自己的罪，她最终信奉了罗马天主教，进入了比利时的一家修道院当了修女。萝丝·摩尔小姐是从那里得到姐姐的消息的。海娜认为自己快死了，就给妹妹写了一封信，寄到了原来的老地址，后几经辗转才到了萝丝手中。不过海娜后来又活了几个月光景，萝丝去看望过她姐姐三趟，断断续续把事情弄清楚了。
“现在我从我个人的角度说一下，不过最困难的是怎样才能谈出那种气氛，怎样才能形容出那个不幸的女人所经历的痛苦。你可以根据这些素材写本小说，可是读者读起来想必不会感到愉快的。要知道，她一开始就对亨利·冈恩起过疑心，可那个家伙不知耍了什么手腕竟让她着了迷；他对待女人肯定有套功夫；她呢，就像一个软弱的18岁姑娘那样上了钩。他是惟一向她求过爱的男子，我想大概是她血管里流着的热情的法国血液叫她无法抗拒他吧。
“再反过头来讲那个案子。看来我起先对冈恩的看法有些地方还是对的。他就是我认为的那类坏蛋，曾经策划谋杀海娜，用锅炉焚尸灭迹，然后穿上她的衣服，粘上那颗大黑痣溜走，给人留下假相。这办起来并不太困难。他俩的个头儿一般高。她的嗓音也容易模仿，再加上她那颗特别引人注目的黑痣，他原本可以轻易地完成这项阴谋，可是有件事却把他阻挡住了，那就是海娜先下了手。
“在富尔福德镇的前半个月里，看来她逐渐加深了对冈恩的怀疑，而最终使她决心摆脱他的正是我找到的那块古怪的玩艺儿——那个人造黑痣所引起的！有一天她轻声走进卧室，蓦地发现冈恩正坐在梳妆台前试着往脸上粘住那个人造黑痣，看看效果。这当然引起了她更大的怀疑，使她顿时悟出了他的阴谋诡计；要知道，她可决不是个傻瓜。他居然模仿她脸上的缺陷，这真触到了她的痛处，大大伤害了她的自尊心，简直把她气疯了。冈恩也看出自己的把戏给戳穿了，便打算对她下毒手。两人就扭打起来，她比他强壮得多，猛地一下子把他推到墙上，他撞了后脑勺，便昏倒在地——他的心脏分明也很虚弱。她要是把他捆绑起来，并把他丢在那儿让他慢慢苏醒过来，那她也就问心无愧，不会认为自己犯了罪了。可她对萝丝说：”当时有那么一股没法控制的强大的仇恨力量握住了她。‘我想那大概是一种强烈的心理反应，使她既痛恨冈恩，也怨恨自己。反正不管怎么说，她还没等冈恩清醒过来就把他掐死了。
“这之后，她为自己所干的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要知道，她不是个有经验的精明罪犯，所以当时心里一点儿主意都没有了，大部分时间都跪在地上祈求上苍宽恕。足足有10天光景她跟冈恩的尸体呆在那所房子里；不过她在这段赎罪期间，倒还有足够清醒的头脑坚持露面，每天都向乔预订食物，然后再把他送来的食物销毁。她说她在那段时间里什么也没吃，这也可能是真实的。据说人在饥饿的时候，头脑最清醒；她说这当然是神灵在指导她，这一点我也不否认。
“可她的灵感来得迟了些。她在那个星期五才想到逃跑，也就是我头一次去富尔福特镇那天的前一夜。她已经在韦斯特本坐上了火车，却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据她说那该是个奇迹，也是她皈依罗马天主教的第一步。她说自己就像圣女贞德那样听到一个‘声音’在引导她该怎么做。我相信心理学家会说那是一种幻觉，是由于10天的饥饿和心理紧张所造成的。可对我来说，那只是回避问题的实质罢了。
“然而，她确实鼓起了很大的勇气，便从车厢的另一边跳下了车——当时她独自坐在火车一个隔间里——跨过铁轨，沿着海边走回到‘美景别墅’，因为天黑而没被人发现。那是新月的第二天，夜里潮水特别低。她回到那所房子，剥去冈恩尸体的衣服，把他拖到海边，绑上几块大石头，等午夜退潮时把他扔进了大海，让海水把他带走，从此无影无踪。
“要知道，那段时间她一直处于竭斯底里的亢奋中，她想到把房内打扫干净，收拾起她本人和冈恩的行李，最后身穿冈恩的衣服逃走。按她的说法，这一切都是那个‘声音’指挥她干的。不管怎么说，她那阵子真算走运。她坐上从圣埃德蒙开来的那趟火车，独自占了一个隔间，并又换上了自己的女人衣服。这就是我为什么在那条铁路线上没找到任何有关冈恩的消息的缘故，我当时一心一意想找到冈恩的踪迹，压根儿就没想到打听她。
“随后，事情就好办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去法国或比利时不需要护照；再者，她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又有不少法国现钞。我即使当时在找她而不是找冈恩，恐怕也找不到她。她是在半夜里过海峡的，暗中把冈恩的行李扔进了大海。一到比利时，她就直接去了卢万，因为她年轻时去过那里，知道那里有一所修道院。她没费多大劲儿就被接受为罗马天主教教徒，当然做了忏悔，并把她那20万法郎全部捐给了修道院，从此成了那里的一名最虔诚的修女。后来德军占领了那个城市之后，大家请她做修道院院长，可她过于谦虚而不肯担任。她在卢万住了11年，我猜想她在那里过得还算愉快，尽管一直在赎罪，而且也不跟任何英国亲戚联系。直到她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时，才给妹妹写了封信。我料想她除了思念萝丝之外，不再有什么其他的欲望。
“这就是我经历过的一件最奇特的案子，它混合了心理因素、罪犯的狡黠和极不寻常的神秘性。我并不怪自己受了骗，人间有些事真好像是有天相助似的。譬如说，海潮来了，彻底冲刷了海滩上她把冈恩尸体拖到那里留下的一切痕迹，更甭提我先前提到过的大风，吹得飞沙走石，把她的足迹消灭得干干净净。你可以把这一切称之为命运、运气或巧合，悉听尊便，可我有时倒觉得这些词儿其实所指的完全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