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瓦伦太太，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使你不安；我也不明白，我的时间如此宝贵，竟然还能干预这件事。我实在还有别的事情要办。”歇洛克·福尔摩斯这样说着，转身去看他那册巨大的剪贴簿。他把一些最近的材料剪收在里面，并且编了索引。
可是，房东太太是执拗的，还具有女性的巧妙本领。她毫不让步。
“您去年替我的一个房客办过一件事，”她说，“他就是费戴尔·霍布斯先生。”
“噢，对，对——事情很简单。”
“可他老是说个没完——说您肯帮忙，先生，说您能够把没头没尾的事查得一清二楚。当我自己产生怀疑、摸不着头脑的时候，我就想起他的话来了。我知道，只要您愿意，您是可以办到的。”
每当受到恭维时，福尔摩斯都是好说话的，并且当诚恳地对待他时，他也是尽力去主持公正的。这两股力量促使他叹了一口气来表示同意，并放下胶水刷子，拖开了椅子。
“好吧，好吧，瓦伦太太，那就说给我们听听吧。我抽烟，你不反对吧?谢谢你，华生——火柴!我知道，你的新房客呆在房间里，你看不到他，你就为这个发愁。那又怎样呢，上帝保佑你，瓦伦太太，如果我是你的房客，你会一连好几个星期都看不到我的。”
“那没错，先生，可是这回的情形不一样啊，使我害怕，福尔摩斯先生，怕得我不能睡觉。只听见他急促的脚步从一大早到深夜走来走去，可是就没见过他的人影——这我可受不了。我丈夫和我一样神经紧张，可是他成天在外面上班，我呢，我就躲不开了。他隐瞒什么呢?他干了什么呢?除了那个小姑娘，屋子里就剩我和他了。我的神经受不了啦。”
福尔摩斯俯身向前，用他细长的手指抚着房东太太的肩膀。只要他需要，他几乎有催眠术般的安慰人的力量，她那恐惧的目光镇定了，紧张的表情也缓和下来，恢复了常态。她在福尔摩斯指的那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如果我要办，我必须了解每一个细节，”他说，“别急，想一下。最小的细节可能是最重要的东西。你是说，这个人是十天以前来的，付了你两个星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
“他问我要多少钱，先生。我说一个星期五十个先令。有一间小起居室和卧室，一切齐全，是在顶楼。”
“还有呢?”
“他说：‘我一个星期付五镑，只要我可以按我的条件行事。我是一个穷婆子，先生，瓦伦先生挣的钱少，钱对我可是一件大事。他拿了一张十镑的钞票，当时就给了我。‘如果你能答应我的条件，你可以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半月得到同样的钱数。’他说，‘否则，我就不能将就你了。”’
“什么条件?”
“唔，先生，条件是他要掌握房子的钥匙。这没什么，房客们常常是要钥匙的。还有一个条件是，要让他完全自由自在，绝不能以任何借口去打扰他。”
“这里面当然不会有什么名堂吧?”
“从道理上说，没什么。可这又是根本没有道理的。他来住了十天，瓦伦先生、我、还有那个小姑娘都没有见过他一次。晚上、早上、中午，就听见他急促的脚步声走过去，走过来。除了第一个晚上以外，他就没有出过房门。”
“哦，他在第一个晚上出去过?”
“是的，先生，很晚才回来——我们都睡了。他住进来之后就对我说过，他回来得晚，叫我不要闩上大门。我听见他回来时，已经过了半夜了。”
“他吃饭呢?”
“他特别关照过，等他按铃，我们才能把他的饭放在门外的一把椅子上。等他吃完了再按铃，我们再从同一把椅子上把东西收走。如果他要别的什么东西，就用铅字体写在一张纸上留下。”
“用铅字体写?”
“是的，先生，用铅笔写的铅字体，没有别的，就一个词。我带来了一张给您看看——肥皂。这是另外一张——火柴。这是他在第一个早上留下的——《每日新闻》。我每天早上把报纸和早餐一起放在那儿。”
“天哪，华生，”福尔摩斯说道，无比惊奇地看看房东太太递给他的几张大纸片，“这倒真有点反常。深居简出，我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要写铅字体呢?写铅字体可是个笨办法。为什么不随便写呢?这说明什么，华生?”
“说明他想隐瞒自己的笔迹。”
“为什么呢?房东太太看见他写的字，对他又有何妨?也可能是你说的那样。那么，还有，通知为什么这样简单呢?”
“我无法想象。”
“这样一来就耐人寻味了。写字的笔不同一般，紫色，粗笔头。你看，写好之后，纸是从这儿撕开的，所以‘肥皂’这个字里的‘s’撕去了一部分。这能说明问题，对吧，华生?”
“说明小心谨慎吗?”
“一点儿不错。显然还会有一些记号，指纹和其他一些东西可以提供线索，来查明这是个什么人。瓦伦太太，你说这个人是中等身材，黑黑的，有胡子。大概多大年纪?”
“挺年轻的，先生，过不了三十岁。”
“唔，你再说不出更多的情况啦?”
“他的英语说得很好，先生，可是听他的口音，我看他是个外国人。”
“穿着讲究吗?”
“很讲究，先生，一副绅士派头。黑衣服——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
“他没说出他的名字?”
“没有，先生。”
“他没有信，也没有人来找他?”
“没有。”
“你，或者是那个小姑娘，一定在某个早上进过他的房间喽?”
“没有进去过，先生，全部都由他自己照料。”
“哦?真奇怪。行李呢?”
“他随身带着一个棕色大手提包——别的什么也没有。”
“唔，看来对我们有帮助的材料还不多。你是说什么东西也没有从他房间里带出来过——一样也没有?”
房东太太从她钱包里取出一个信封，又从信封里取出两根燃过的火柴和一个烟头放在桌上。
“今天早上这些东西放在他的盘子里。我带给你看看，因为我听说你能从小东西上看出大问题。”
福尔摩斯耸耸肩。
“这里面没有什么，”他说。“火柴当然是用来点香烟的，因为火柴棍烧得只剩这么一点儿了；点一斗烟或是一支雪茄烧去了一半。可是，唉，这个烟头倒很怪。你说过，这位先生上唇和下巴都有胡子?”
“是的，先生。”
“这我就不懂了。我觉得，只有胡子剃得光光的人才会把烟抽成这样。嘿，华生，就连你嘴上的那么一点胡子也会被烧焦的。”
“是用的烟嘴儿?”我提出我的看法。
“不，不。烟头已经衔破了。瓦伦太太，我想房间里不会有两个人吧?”
“不会，先生。他吃得很少，我老担心他吃这么一点还能不能活下去。”
“唔，我看我们还得等着多找一点儿材料。反正，你用不着抱怨什么。你收了租钱，他虽然有些不寻常，但也不是一个惹麻烦的房客。他出的钱很多，如果他要隐瞒什么，跟你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们没有理由干预别人的私事，除非我们有理由认为事关犯罪。这件事既然交给了我，我不会放下不管。有什么新情况，请告诉我；如果需要，你可以得到我的帮助。”
“这里面有几点确实有趣，华生，”房东太太离开我们之后，他说，“当然，也许是小事——个人的怪僻，但也可能比表面现象奥妙得多。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样一种明显的可能性，现在住着的，可能同租房间的根本是两个人。”
“你怎么会这样想?”
“呃，除了烟头之外，这位房客租下房间之后马上出去过一次，而且就此一次，这难道不能说明什么吗?他回来的时候——或者说，某个人回来的时候——没有一个见证人在场。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回来的人就是出去的人。另外，租房间的人英语说得很好，另一个却把应当写为‘matches’的字写成了‘match’。我可以想象，这个字是从字典里找出来的。字典里只给名词，不给复数。这种简短的方式可能是为了掩盖不懂英语。对，华生，有充分理由怀疑有人顶替了我们的房客。”
“可能是什么目的?”
“啊!问题就在这里。有一个十分简易明白的调查方法。”他取下一本大书，书中都是他平日保存下来的伦敦各家报纸的寻人广告栏。“天啊!”他翻阅着书页说道，“好一个呻吟、喊叫和废话的大合唱!好一堆怪事奇闻的大杂烩!但这肯定是提供给一个异乎寻常的学者的最宝贵的猎场!这个人孤零零的，写信给他就难免要泄露其中的机密。消息和通信又是怎样从外面传给他的呢?显然是通过报上的广告。看来没有其他的办法。幸好我只需要注意一份报纸就可以了。这是最近两个星期《每日新闻》上的摘录：王子滑冰俱乐部戴黑色羽毛围巾的女士’——这不去管它。‘吉米当然不会叫他母亲伤心的’——这与我们无关。‘如果这位昏倒在布里克斯顿的公共汽车上的女士’——她，我也不感兴趣。‘我 的心每天都在渴望——’废话，华生——全是废话!啊，这一段有可能。你听：‘耐心些。将寻找一种可靠的通信办法。目前，仍用此栏。G．’这是瓦伦太太的房客住进来两天之后刊登的。这不是有点儿像吗?这个神秘客人可能是懂英语的，尽管他不会写。看看，我们能不能再找到线索。有了，在这儿——三天之后的。‘正做有效安排。耐心谨慎。乌云就会过去。G．’此后一个星期什么都没有。这里就说得很明确了：‘道路已清除。如有机会，当发信号，记住说定的暗号——一是A，二是B，如此类推。你很快就会听到消息。G．’这是在昨天的报纸上的。今天的报上什么也没有。这一切都很符合瓦伦太太那位房客的情况。华生，如果我们再等一等，我相信事情就会更加明白了。”
果然如此。早上，我发现我的朋友背朝炉火站在炉边的地毯上，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这个怎么样，华生?”他喊道，从桌上拿起报纸。“‘红色高房子，白石门面。三楼。左面第二个窗口。天黑之后。G．’这够明确了。我想吃完早饭我们一定得去查访一下瓦伦太太的这位邻居。啊，瓦伦太太!今天早上你给我们带来什么好消息呀?”
我们的这位委托人这样突然气冲冲地跑进来，这告诉我们，事情有了新的重大发展。
“这事得找警察啦，福尔摩斯先生!”她嚷遭，“我可再也受不了啦!让他拎着他的提包走算了。我本想直接告诉他，干脆要他走，不过我想还是先听听你们的意见好些。可是我的忍耐到头啦，老头子挨了一顿打，这时候——”
“打瓦伦先生?”
“反正对他可粗暴啦。”
“谁对他粗暴?”
“哎呀!我正想知道哩!是在今天早上，先生。瓦伦先生是托特纳姆宫廷路莫顿—威莱公司的计时员。他要在七点钟以前出门。好啦，今天早上，他出门还没走上几步路，后面跑出来两个人，用一件衣裳蒙住他的头，就捆进了路旁的马车。他们带着他跑了一个钟头，打开车门，把他拖到车外。他躺在路上，吓得魂都没了。马车是怎么一回事，他没看见。等他慢慢站了起来，才知道是在汉普斯特德荒地。他坐公共汽车回了家，这会儿还躺在沙发上。我就马上到这儿来告诉你们这件事。”
“真有意思，”福尔摩斯说，“他看见那两个人的脸没有——听见他们说话没有?”
“没有，他给吓糊涂了。他只知道，把他抬起来，把他扔下去，都像变戏法。至少有两个人，说不定是三个。”
“你把这次袭击同你的房客联系起来啦?”
“哎，我们在这儿住了十五年，从来没出过这样的事。叫他请吧。钱算不了什么。天黑以前，叫他离开我的房子。”
“等一等，瓦伦太太。别莽撞。我开始感到这件事可能要比我最初看到的情况严重得多。很清楚，有某种危险在威胁着你的房客。同样清楚的是，他的敌人躲在你房子附近在等候他。他们在朦胧的晨光中看错了，把你丈夫看成是他，后来发现弄错了，就把你丈夫放了。要不是看错了人，那他们又要干什么呢?我们只能推测。”
“那我该怎么办，福尔摩斯先生？”
“我很想去见见你的这位房客，瓦伦太太。”
“我不知道怎么安排，除非你破门而入。每当我留下盘子下楼去的时候，就听见他开门锁的声音。”
“他要把盘子拿进屋里去。我们当然可以躲在一个地方看他拿盘子。”
房东太太想了一会儿。
“那好，先生，对面有个放箱子的小房间。我去拿一面镜子，如果你们躲在门后面也许可以——”
“好极了！”福尔摩斯说，“他什么时候吃午饭？”
“大约一点钟，先生。”
“华生和我准时去。现在嘛，瓦伦太太，再见吧。”
十二点半钟，我们来到瓦伦太太住宅的台阶上。这是一幢高大而单薄的黄色砖房，坐落在大英博物馆东北面的一条窄路奥梅大街上。它虽然靠近大街一角，从它那里一眼望下去，可以望见霍伊大街和街上更加华丽的住宅。福尔摩斯笑嘻嘻地指着一排公寓住宅的一幢房屋。房屋的设计式样逃不出他的眼睛。
“瞧，华生!”他说，“‘红色高房子，白石门面。’信号地点也对。我们知道了地点，也知道暗号，所以我的任务就简便了。那扇窗口上放着一块‘出租’的牌子。这套空着的住房里显然是那伙人进出的地方。啊，瓦伦太太，现在怎么样了?”
“我给你们都准备好啦。要是你们两位都来，就把鞋子放在楼下的楼梯平台上。我现在就带你们去。”
她安排的藏身处很好。放镜子的地方也正好，我们坐在黑暗中可以清楚地看见对面的房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安顿好，瓦伦太太刚走，就听见远处响起了这位神秘邻居叮噹的按铃声。不一会儿，房东太太手里拿着盘子出现了。她把盘子放在关着的房门旁边的一张椅子上，然后踏着重重的步子离开了。我们蹲伏在门角落里，眼睛盯着镜子。等房东太太的脚步声消失后，突然传来转动钥匙的声音，门把扭动了，两只纤细的手迅速地伸到门外，从椅子上把盘子端走。过了一会儿，又把盘子放回原处。我看见一张阴郁、美丽、惊慌的面孔在瞪视着放箱子房间的一丝门缝。然后，房门猛地关上，钥匙转动了一下，一切又都平静了。福尔摩斯拉了一下我的袖子，我们两人偷偷下了楼梯。
“我晚上再来，”福尔摩斯对房东太太说，“我想，华生，这件事我们还得回去讨论一下。”
“你看，我的推测是对的，”他坐在安乐椅里说道。“有人顶替了房客。我没有料到的是，我们发现的竟然是一个女人，不是一般的女人，华生。”
“她看见我们了。”
“嗯，她发现了使她惊慌的情况，这是肯定的。事情的脉络已经很清楚，对不对?一对夫妇在伦敦避难，想躲避非常可怕的和紧急的危险。他们的防备有多严，就说明危险有多大。男的有急事。在他办急事的时候，想让女的得到绝对的安全。问题不简单，不过他用来解决问题的办法很新颖，效果极好，就连给她送饭的房东太太也不知道她的存在。现在看来，很明白，用铅体字写条是为了不让别人从字迹上认出她是个女的。男的不能接近女的，一接近就会引来敌人。他不能直接和她联系，于是利用寻人广告栏。到现在为止，一切都很清楚了。”
“可是，根由是什么?”
“啊，对，华生——这照常是严肃的实际问题!根由是什么?瓦伦太太想入非非的问题把事情扩大化了，并且在我们进行过程中出现了更阴险的一个方面。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不是一般的爱情纠葛。你看到那个女人发现危险迹象时的脸色啦。我们也听说过房东先生遭到袭击的事，这无疑是针对这位房客的。惊恐和拼命保守秘密都足以证明这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袭击瓦伦先生进一步表明，敌人自己，不管他们是谁，也并不知道一位女房客已经顶替了一位男房客。这件事非常离奇复杂，华生。”
“为什么你要继续干下去?你想从中得到什么?”
“是呀，为什么呢?是为艺术而艺术吧，华生。当你看病的时候，我想你只会研究病情而不会想到出诊费吧?”
“那是为了得到教育，福尔摩斯。”
“教育是没有止境的，华生。课程一门接一门，精益求精。这件案子很有启发性。里面既无现钱又无存款，但我们还是要把它查个清楚。到天黑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调查又前进一步了。”
我们回到瓦伦太太的住处，这时，伦敦冬天的黄昏更加朦胧，变成一块灰色的帷幕，只有窗户上明亮的黄色方玻璃和煤气灯昏暗的晕光打破了死沉沉的单调颜色。当我们从寓所的一间黑洞洞的起居室向外窥视的时候，昏暗中又高高亮起一束暗淡的灯光。
“那个房间里有人在走动，”福尔摩斯低声说，他那急切而瘦削的脸探向窗前。“对，我可以看见他的身影。他又出现了！手里拿着蜡烛。他在窥视四周，一定是在戒备。现在他开始晃动灯光发信号了。一下，这肯定是A。华生．你也记一下，记完我们互相核对。你记的是几下?二十。我也是二十。二十是T。AT——这真够明白的了!又一个T。这肯定是第二个字的开始。现在是——TENTA。停了。这不会是完吧，华生？ ATTENTA没有意思啊。是三个字--ATTEN，TA，这也没有意思。要不然T、A分别是一个人的姓名的缩写。又开始了!是什么?ATTE——嗯，重复同样的内容。奇怪，华生，很奇怪!他又停了!AT--嗯，第三次重复，三次都是ATTENTA!他要重复多久?发完了。他离开了窗口。华生，你看这是怎么一回事?”
“是密码联系，福尔摩斯。”
我的同伴突然发出有所领悟的笑声。“并不是太晦涩难懂的密码，华生，”他说。“对了，是意大利文!A的意思是说信号是发给一个女人的。‘当心!当心!当心!’怎么样，华生?”
“我想你说对了。”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紧急信号。重复了三次，就更急了。当心什么呢?等一等，他又到窗口来了。”
我们又看见一个蹲伏着的人的模糊侧影。当信号重新开始时，一点小火苗又在窗前来回晃动了。信号比上次打得更快——快得几乎记不下来。
“帕里科洛——Pericolo——嗯，这是什么意思，华生?是‘危险’对不对?对，真的，是——个危险信号。他又来了!PERI……啊，这到底是——”
亮光突然熄灭，发亮的方窗格消失了，第四层楼成了这幢大厦的一道黑带子，而其他各层都是明亮的窗扉。最后的危急呼叫突然中断了。怎么一回事?被谁打断的?这个想法一下同时出现在我们的脑子里。福尔摩斯从窗户旁边蹲伏着的地方一跃而起。
“事情严重，华生，”他嚷道，“要出事!信号为什么就这样停止了?这件事我得跟警察厅取得联系——可是，时间太紧，我们走不开。”
“我去行吗?”
“我们必须把情况弄得更明白一些才是。它也许能提供某种更加清楚的解释。走，华生，让我们亲自出马，看看有何办法。”
当我们走上霍伊大街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下我们刚离开的建筑物。在顶楼的窗口，我隐约看见有一个头影，一个女人的头影，紧张而呆木地望着外面的夜空，正在噤声屏息地等待着中断了的信号重新开始。在霍伊大街公寓的门道上，有一个围着围巾、穿着大衣的人靠在栏杆上。当门厅的灯光照在我们的脸上时，这个人吃了一惊。
“福尔摩斯！”他喊道。
“咦，葛莱森!”我的同伴说道，一面和这位苏格兰场的侦探握手。“这真是不是冤家不碰头哪。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啦?”
“我想，跟你一样，”葛莱森说。“我真想象不出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线有几根，头只一个。我在记录信号。”
“信号?”
“是啊，从那个窗口。信号发了一半停了。我们来了解是什么原因。既然是你在办案，万无一失，我看我们就用不着管下去了。”
“等等!”葛莱森热切地说道，“我要对你说句公道话，福尔摩斯先生，我办案子，只要有了你，没有一次不感觉踏实得多的。这座房子只有一个出口，所以他跑不了。”
“谁?”
“啊，福尔摩斯先生，这一回我们可走先一步了。这一次，你可得要让我们领先了。”他用手杖在地上重重地敲了一下，随即一个车夫手拿马鞭从街那头的一辆四轮马车旁边踱了过来。“我能把你介绍给福尔摩斯先生吗?”他对车夫说道。“这位是平克顿美国侦缉处的莱弗顿先生。”
“就是长岛山洞奇案的那位英雄吗?”福尔摩斯说，“幸会，幸会，先生。”
这个美国人是个沉静、精明的青年，尖尖的脸，胡子剃得很光。他听了福尔摩斯这番赞扬，不由得满脸通红。“我是为生活奔波，福尔摩斯先生，”他说，“如果我能抓住乔吉阿诺——”
“什么!红圈会的乔吉阿诺吗?”
“呵，他是欧洲闻名的人物，是吧?我们在美国也听到了他的事情。我们知道他是五十件谋杀案的主犯，可是我们没有法子抓住他。我从纽约跟踪着他。在伦敦的整整一个星期里我都在他附近，就等机会亲手把他抓起来。葛莱森先生和我一直追到这个大公寓，这里只有一个大门，他逃不脱了。他进去之后，有三个人从里面出来，但是我敢断定，这三个人里面没有他。”
“福尔摩斯先生谈到信号，”葛莱森说，“我想，同往常一样，他了解许多我们所不了解的事情。”
福尔摩斯把我们遇到的情况，三言两语作了简要说明。这个美国人两手一拍，感到气恼。
“那是他发现了我们啦!”他嚷道。
“你为什么这样想呢?”
“唉，情况难道不就是这样吗?他在向他的帮凶发信号——他有一伙人在伦敦。正像你说的那样，他突然告诉他们有危险，中断了信号。他在窗口不是突然发现了我们在街上，就是有点意识到险情逼近，如果他想躲过险情，就得立刻采取行动。除了这些，还会是什么别的意思呢?你看呢，福尔摩斯先生?”
“所以我们要立即上去，亲自去查看一下。”
“但是我们没有逮捕证。”
“他是在可疑的情况下，在无人居住的屋子里，”葛莱森说，“目前，这就足够了。当我们还在盯着他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纽约方面是否可以协助我们拘留他。而现在，我可以负责逮捕他了。”
我们的官方侦探在智力方面可能不足，但是在勇气方面决非如此。葛莱森上楼去抓那个亡命之徒了。他仍然是那样一副绝对沉着而精明的神情。也就是带着这种神情，他在苏格兰场的官场上步步高升。那个平克顿来的人曾想赶在他的前面，可是葛莱森早已坚决地把他抛在后面了。伦敦的警察对伦敦的险事享有优先权。
四楼左边房间的门半开着。葛莱森把门开大。里面阒寂漆黑。我划了一根火柴，把这位侦探的手提灯点亮。就在这时，在灯光照亮以后，我们大家都吃惊地倒抽了一口冷气。在没有铺地毯的地板上，有一条新鲜的血迹。红脚印一直通向一间内屋。内屋的门是关着的。葛莱森把门撞开，用灯高高照着前面，我们大家都从他的肩头急切地向里面张望。
这间空屋的地板正中躺着一个身材魁梧的人，他那修整得很干净的黝黑脸膛，歪扭得奇形怪状，十分可怕；头上有一圈鲜红的血迹。尸体躺在一块白木板上的一个巨大的湿淋淋的环形物上。他的双膝弯曲，两手痛苦地摊开着。一把白柄的刀子从他又粗又黑的喉咙正中整个地刺进了他的身体。这个人身材魁梧，在他遭到这致命的一击之前，他一定像一头被斧子砍倒的牛一样已经倒下了。他的右手旁边的地板上放着一把可怕的两边开刃的牛角柄首，匕首旁边是一只黑色小山羊皮手套。
“哎哟!这是黑乔吉阿诺本人!”美国侦探喊道，“这一回，有人赶在我们前头了。”
“蜡烛在窗台上，福尔摩斯先生，”葛莱森说，“唉，你在干什么?”
福尔摩斯已经走过去点上了蜡烛，并且在窗前晃动着。然后他向黑暗中探望着，吹灭蜡烛，把它扔在地板上。
“我确实觉得这样做会有帮助的，”他说。他走过来，站在那里沉思。这时两位专职人员正在检查尸体。“你说，当你们在楼下等候的时候，有三个人从房子里出去，”他最后说道，“你看清楚了没有?”
“看清楚了。”
“其中有没有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黑胡子，皮肤很黑，中等身材?”
“有。他是最后一个走过我身边的。”
“我想，他就是你要找的人。我可以对你讲出他的样子来，我们还有他的一个很清晰的脚印。这对你应当是足够的了。”
“不很够，福尔摩斯先生，伦敦有几百万人呐。”
“也许不很够。因此，我想最好还是叫这位太太来帮助你们。”
听见这句话，我们都转过身去。只见门道上站着一个很美丽的高个子女人——布卢姆斯伯利的神秘房客。她慢慢走上前来，脸色苍白，神情非常忧郁，直瞪着两眼，惊恐的目光注视着地上的那个黑色躯体。
“你们把他杀死啦]”她喃喃地说，“啊，我的上帝，你们把他杀死啦!”接着，我听见她突然深深地倒吸了一口气，跳了起来，发出欢乐的叫声。她在房间里转着圈跳舞，拍着手，黑眼睛里显露出又惊又喜的神色，嘴里涌出了成百句优美的意大利语的感叹词句。这样一个女人见到这样一番情景之后竟然如此欢欣若狂，这是何等可怕而令人惊奇啊。她突然停下来，用一种询问的眼光看着我们。
“而你们!你们是警察吧?你们杀死了奎赛佩·乔吉阿诺，对吗?”
“我们是警察，夫人。”
她向房间里四周的暗处扫了一眼。
“那么，根纳罗呢尸她问道。“他是我的丈夫。根纳罗·卢卡。我是伊米丽亚·卢卡。我们两个都是从纽约来的。根纳罗在哪儿?刚才是他在这个窗口叫我来的，我赶快跑来了。”
“叫你来的是我，”福尔摩斯说。
“你!你怎么可能?”
“你的密码并不难懂，夫人。欢迎你的光临。我知道，我只要闪出‘Vieni’的信号，你就一定会来的。”
这位美貌的意大利女人惶恐地看着我的同伴。
“我不明白，你怎么知道这些的，”她说，“奎赛佩·乔吉阿诺——他是怎么——”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脸上突然露出骄傲和喜悦的神色。“我现在明白了!我的根纳罗呀!我的了不起的、漂亮的根纳罗，是他保护我没有受到伤害，是他。他用他强有力的手杀死了这个魔鬼!啊，根纳罗，你真好!有哪一个女人能配得上这样的男子。”
“唔，卢卡太太，”深感没趣的葛莱森说着，一只手拉住这位女士的衣袖，毫无感情，就好像她是诺丁希尔的女流氓似的，“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我都不很清楚；不过根据你说的，情况已经很清楚了，我们要你到厅里去一趟。”
“等一等，葛莱森，”福尔摩斯说，“我倒觉得，这位女士可能正像我们急于了解情况一样地急于要把情况告诉我们。夫人，你知道，躺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人是你丈夫杀死的，为了这个，你丈夫会被逮捕审判的呀!你说的情况可以作证词。但是，如果你认为他作出此事不是出于犯法的动机，是出于他想要查明情况的动机，那么，你帮他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全部经过告诉我们。”
“既然乔吉阿诺死了，我们就不怕什么了，”这位女士说，“他是个妖魔鬼怪。世界上没有哪个法官会为我丈夫杀死了这样一个人而惩办我丈夫的。”
“既然是这样，”福尔摩斯说道，“我建议把房门锁起来，让这一切都照原样摆着。我们和这位女士一起到她的房间去。等我们听完了她要对我们说的一切之后，再作打算。”
半个钟头之后，我们四个人已在卢卡太太那间小小的起居室里坐下来，听她讲述那些奇怪的凶险事件。事件的结尾，我们碰巧已经目睹了。她的英语说得很快而流利，但不很正规。为清楚起见，我只好作些语法修改。
“我出生在那不勒斯附近的坡西利坡，”她说，“我是首席法官奥古斯托·巴雷里的女儿。我父亲曾经在当地做过议员。根纳罗在我父亲手下做事。我爱上了他。别的女人也一定会爱他的。他没有钱也没有地位——他什么也没有，只有美貌、力量和活力——所以我父亲不准我们结婚。我们一起跑了，在巴里结了婚。变卖了首饰，用这笔钱我们到了美国。这是四年前的事。从那以后，我们一直住在纽约。
“开头，我们运气很好。根纳罗帮助了一位意大利先生——他在一个叫鲍厄里的地方把这位先生从几个暴徒中救了出来，这样就交了一个有势力的朋友。这位先生叫梯托·卡斯塔洛蒂。他是卡斯塔洛蒂—赞姆巴大公司的主要合办人。这家公司是纽约的主要水果进口商。赞姆巴先生有病，我们新结识的朋友卡斯塔洛蒂掌管公司的大权。公司雇用了三百多名职工。他在公司里给我丈夫找了个工作，而且叫他主管一个门市部，在各方面对我丈夫都很好。卡斯塔洛蒂先生是个单身汉。我相信，他觉得根纳罗好像是他的儿子，我和我丈夫敬爱他，好像把他看作我们的父亲。我们在布鲁克林买了一幢小房子，我们的整个前途看来都有了保障。这时候，忽然出现了乌云，很快就布满了我们的天空。
“有一天晚上，根纳罗下班回来，带来一个同乡，叫乔吉阿诺，也是从坡西利坡来的。这个人身材高大，你们可以验证，因为尸体你们已经见到了。他不但块头大，一切都怪，叫人害怕。他的声音在我们的小房间里像打雷。谈话的时候，屋里没有足够的地方可以让他挥动巨大的手臂。他的思想、情绪都是强烈而奇怪的，他说起话来很有劲，简直就是在吼叫，别人只能坐着乖乖地听他滔滔不绝地说。他的眼睛一看着你，你就得听他摆布。他是个可怕的怪人。感谢上帝，他已经死啦!
“他一次又一次到我家来。可是我知道，根纳罗见到他并不比我见到他更高兴些。我那可怜的丈夫坐着，脸色发白，没精打采地听我们客人的谈话。他谈的都是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所发表的无休无止的胡言乱语。根纳罗一言不发，我哩，我是了解他的。我从他脸上看得出某一种我以前不曾见过的表情。起初，我以为是讨厌。后来，我慢慢明白了，不仅仅是讨厌，是惧怕——一种深沉的、隐蔽的、畏缩的惧怕。那天晚上——就是我看出他恐惧的那个晚上——我抱着他，以他对我的爱恳求他告诉我，以他什么事都不瞒着我的感情恳求他告诉我，为什么这个大个子竟能把他弄得这样霉头霉脑的。
“他告诉了我。我一听，我的心冷得像冰一样。我可怜的根纳罗呀，在那狂乱的日子里，整个世界都跟他过不去，不公平的生活逼得他几乎发疯。就在那些日子里，他加入了那不勒斯的一个团体，叫红圈会，和老烧炭党是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誓约和秘密真是可怕，一旦加入进去就休想出来。我们逃到美国的时候，根纳罗以为他已经跟它永远一刀两断了。一天晚上，他在街上碰见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在那不勒斯介绍他加入那个团体的大块头乔吉阿诺。在意大利南部，人们都叫他作‘死亡’，因为他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到纽约是为躲避意大利的警察。他在新定居的地方建立了这个恐怖组织的分支机构。根纳罗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我，并且把他那天收到的一张通知给我看。通知顶头上画了一个红圈。通知告诉他要在某一天集会，他必须应命到会。
“真是糟透了。但更糟的还在后面哩。我曾经注意了一些时候，乔吉阿诺常在晚上到我们家来，来了老跟我说话。尽管他是对我丈夫说话，他的两只野兽般可怕的眼睛却老是盯着我。有一个晚上，他泄露了秘密。我对他的所谓的‘爱情’——畜生和野人的爱情——恍然大悟。他来的时候，根纳罗还没有回家。他逼进屋来，用他粗大的手抓住我，搂进他那像熊似的怀里，劈头盖脸地吻我，并且恳求我跟他走。我正在挣扎喊叫，根纳罗进来了，向他冲去。他打昏了根纳罗，逃出屋去，从此就再没有到我们家来。就是那个晚上，我们成了冤家对头。
“几天以后开了会。根纳罗开完会回来后，看他的脸色，我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了。它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糟。红圈会的资金是靠讹诈有钱的意大利人筹集的，如果他们不出钱，就以暴力威胁。看样子，已经找到我们的亲密朋友和恩人卡斯塔洛蒂的头上了。他拒不屈服于威胁，并且把信交给了警察。红圈会决定要拿他做个榜样，以防止其他受害者反抗。会上决定，用炸药把他和他的房子一起炸掉。谁去干，抽签。当根纳罗把手伸进袋子去摸签的时候，他看见我们的仇敌那张残酷的脸对他奸笑。没有疑问，事先已经作好了某种安排，因为签上的那个致命的红色圆圈，就是杀人的命令，签落到了他的手里。他要么去杀死自己最好的朋友，要么让他和我遭到他的同伙的报复。凡是他们所害
怕的人，他们所恨的人，他们都要惩罚，不但伤害这些人本身，而且还要伤害这些人所爱的人。这是他们的恶魔般的规定的一部分。这种恐怖压在了我可怜的根纳罗的头上，逼得他忧虑不安，几乎都快发疯了。
“我们整夜坐在一起，互相挽着胳膊，共同防备着我们面临的苦难。动手的时间定在第二天晚上。正午前后，我丈夫和我上路来伦敦了，可是没来得及告诉我们的恩人说他有危险；也没来得及把这一情况报告警察，以保护他未来的生命安全。
“先生们，其余的，你们自己都知道了。我们知道，我们的敌人像影子般跟踪着我们。乔吉阿诺的报复自有他私下的原因，可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知道他是个多么残酷、狡猾、顽固的家伙。意大利和美国到处都在谈论他那可怕的势力。如果说他的势力在什么时候得到了证实的话，那就是现在。我亲爱的丈夫利用我们出发以来少有的几天好天气替我找了一个安身之处。在这种方式下，可使我不致遇到任何危险。至于他自己，也想摆脱他们，以便同美国和意大利的警方人员取得联系。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怎样生活。我全靠从一份报纸的寻人广告栏中得到消息。有一次我朝窗外张望，看见有两个意大利人在监视这个房子。我知道，乔吉阿诺终于找到我们的下落了。最后，根纳罗通过报纸告诉我，他会从某一窗口向我发出信号。可是信号出现时，只是警告，没有别的，突然又中断了。现在我明白了，他知道乔吉阿诺盯住他了。
感谢上帝!当这个家伙来的时候，他已有准备。先生们，现在我想请问你们，从法律观点看，我们有没有什么要害怕的，世界上有没有哪个法官会因为根纳罗所做的事情而对他定罪?”
“呃，葛莱森先生，”那位美国人说，同时扫了警官一眼，“我不知道你们英国的看法如何，不过我想，在纽约，这位太太的丈夫将会博得普遍的感激。”
“她得跟我去见局长，”葛莱森回答说，“如果她说的事情属实，我不认为她或是她的丈夫有什么可害怕的。但是，我摸不着头脑的是，福尔摩斯先生，你怎么竟然也搅到这件案子里了。”
“教育，葛莱森，教育，还想在这所老大学里学点知识。好啦，华生，你又多收集到一份悲惨而离奇的材料啦。对啦，还不到八点钟，考汶花园今晚在上演瓦格纳的歌剧呢!要是我们马上走，还能赶得上第二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