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写得很简洁，字体很大，写在普通的白纸上，那种纸到处都能买到。信封上贴着一角三分的邮票，平信，哪里都可以寄的。信封上写着：“纽约市，杰弗逊大厦十六号，詹姆士收”。信纸上没有称呼，只有一行字：

“你活不过你的生日，三月十日。”

詹姆士身材高大，膀阔肩圆，一头浓密的红发，连胡子也都是红的。看起来像一个北欧的海盗。他独自一人坐在杰弗逊大厦的住所，正在吃早饭。那封信放在所有信件和当天报纸的最上面，他的四周全是五颜六色的画，那些画使他名利双收，有些画已经完成，有些还没有完工。他身边的咖啡已经变冷了，读信前点着的烟斗搁在咖啡杯旁，也已经熄灭了。
他先折开这封信，因为它没有寄信人的地址，其他信件，他都知道是谁寄来的，如果在别的时候，他会认为这是一个恶作剧。但是，当他从信箱取出早报时，上面的头条新闻引起了他的注意：
“生日杀手案，仍无进展。”
一年前，城里出现了一位绰号“山姆之子”的凶手，专门杀害谈情说爱的男女，搞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现在，又出现了这个“生日杀手”。
起初，生日杀手的受害人之间，似乎有些联系。一位受害人是女法官，名叫金斯基，然后是一位助理检察官，名叫路易；然后是安格尔，《新闻观察》杂志社跑社会新闻的记者；他们每个人都接到过和詹姆士一样的信件，只是生日不同而已。
每封信几乎都是在生日前三天寄到的。金斯基法官没有理睬那封信，在她漫长的法官生涯中，接到过许多恐吓信，所以没把那封信当真。她生日后几小时，被枪杀在公寓大厦的电梯里。没有破案线索，没有目击者。
两个月后，助理检察官路易在生日前两天，也接到恐吓信。内容除了生日不同之外，和金斯基法官接到的完全一样，经专家鉴定，笔迹出自同一个人之手。刑侦处的理查德警官，从这两桩暗杀中看出了一点可能的联系。有人向法官和检察官报复，报复他们的起诉和判刑。可是，是报复哪一件案子呢?路易检察官在金斯基法官的法庭上，起诉了二十多件案子。
路易助理检察官没有等待刑侦处查出结果，便决定去国外度假。但是，在飞机起飞前二十分钟，他被子弹射死在肯尼迪机场的洗手间里。没有线索，没有目击者。
三个月过去了，理查德警官没有查出任何线索。接着，跑社会新闻的记者安格尔，在他生日前三天接到恐吓信。他立刻将信送到理查德警官那里，同样的笔迹，同样的句子，只有生日不同。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吗?安格尔采访了路易起诉到金斯基法官那里的十三个案子，这已经把案子的数目从二十减少到十三。
警方决定向安格尔提供保护，他同意了——但是，他已经约好了要去采访一位证人。他和理查德警官的手下约好，一个小时以后，到“耶鲁俱乐部”接他。但是，他们没有接到他，他被枪杀在停车场的汽车里。没有线索，没有目击者。
理查德警官努力追查和金斯基法官、路易助理检察官和记者安格尔有关的十三个案子，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接着，又有第四个人遇害，这一下，理查德的整个假设都成问题了。
吴富是唐人街一家餐厅的老板，他被人杀害在餐厅和停车场之间的空地上，口袋里有一封“生日杀手”的信，理查德绞尽脑汁，也无法把这位餐厅老板和另外三个人连在一起。吴富的亲友确信，金斯基法官、路易助理检察官和安格尔三人中，没有一个人曾经去过吴富开的餐厅。吴富本人从没任何犯罪行为。他也没有批评过“生日杀手”，也从没向别人提过，凶手寄了恐吓信给他。吴富死的那一天，刚好是他生日。
理查德不是一位普通的警察，他获得过法学学位，学问渊博，致力于维护法律和秩序。他认为应该阻止犯罪，让人民过上安宁的生活。詹姆士呢?他是一位艺术家，一生嫉恶如仇，反对暴力。他绘画的主题一直是反抗邪恶的暴力。他同情穷人和弱者。因为他们两人的目的相似，所以理查德和詹姆士成了好朋友，经常在一起。
詹姆士打电话给理查德警官说：“今天早晨我接到了一封信，你也许会感兴趣。”
“有人威胁你，让你不要买警察球赛的门票?”
“是你的那种信。”詹姆士说。
“我的哪种信?”
“生日杀手。”
沉默了几秒钟后，理查德说：“你一定是在开玩笑。”
“如果报纸上登的没错的话，信的内容和其他人接到的一样，”詹姆士说，“当然，你必须亲眼看看，才能确定字迹完全是一样的。”
理查德的声音变得冷冰冰的，与平常判若两人。“你的生日是哪一天?明天?后天?”
“这一点很有趣，”詹姆士说，“这封信上说：‘你活不过你的生日，三月十日。’那是明天，可是三月十日不是我的生日，我的生日是八月十日，离现在还有五个月呢。”
“你现在在哪儿?”
“在我的画室，但我过一会儿就要出去，我正在克林画廊举行个人画展，如果你接到请帖的话，你就知道了。正式开幕的时间是今天上午十一点，我必须早一点儿赶到那里。克林画廊在57街，第五大道的东边。”
“我到那儿和你见面，”理查德说，“把信带来。”他又关心地叮嘱说，“当心点儿，詹姆士，他大概是在名人录上查到你的生日的，那上面把你的生日印错了。”
那是一个寒冷的三月天。
詹姆士告诉自己，人应该勇敢，但不能鲁莽。有个心理不正常的人把他列入死亡名单，那个心理不正常的人已经下手杀害过四个人，而且没有留下一点点蛛丝马迹。
当他穿上褐色西服，准备去主持个人画展的开幕典礼时，在心中把四个谋杀案思考了一遍。凶手总是在近距离下手，而且没有证人：金斯基法官在电梯里遇害，路易检察官在机场的洗手间，安格尔在停车场的汽车里，吴富在房屋后面的黑暗里。这位凶手在最后一分钟时，是不是面对受害人，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死?
凶手作案的过程中，没有留下从屋顶袭击的迹象，空旷的地方显然是最安全的地方。这使詹姆士感到，他最大的危险可能是在公寓外面的狭窄的走廊里，很显然，生日杀手不在人多的地方下手……四个案子中，没有一个目击证人。以前那个叫“山姆之子”的凶手，有不少人看见他逃离现场，还能描述凶手逃跑使用的汽车。但是这位“生日杀手”，没有人见过，他选择的时机很恰当，那个时刻，只有他和被害人在现场。
詹姆士从五斗柜上面的抽屉取出一把手枪，塞进他的大衣口袋，这把枪是有执照的。
该出发了。当他打开公寓门，走到走廊时，他全身紧张。他手里拿着手枪，随时准备射击。阳光从走廊的尽头照射进来，白天的这个时间，没有阴暗的地方可以躲藏。
他走到走廊的尽头，右拐有一道楼梯直通街面。他拐过去，朝四周观察，没有人影。楼梯角有一个狭窄的通道，通往地下室的门。假如他直接走下楼的话，地下室可能会有人突然出来。他下了一半楼梯，然后转身，向后退着走，面朝地下室的入口处。
没有人，什么也没有。
走到街头，就好像从黑暗的地下隧道，走进温暖的阳光中。在大厦门口，进进出出的人们微笑着向他打招呼，他在这一带很有名，大家都认识他。生日杀手显然不会在这里下手，因为这不符合他的作案方式。
大厦门口停着一辆出租车，但他没有上。单独和一位司机在汽车里，谁知道那个司机是不是杀手呢?他觉得自己有点太神经质了，但是，杀手不留痕迹地杀了四个人，不能对此掉以轻心。混在人群中比较安全，詹姆士决定步行去克林画廊。
理查德比他早到会场，他身材细长，温文尔雅，不像一个警察。画廊中早已挤满了爱好绘画的人，当高大的红胡子画家走进来时，人群中一阵骚动。这儿有一百位目击者。
理查德的表情很严肃，他把一份画廊准备的小册子递给詹姆士，里面有画的编号，以及詹姆士的小传。
“你的生日印错了，”警官说。
小传上这么写道：詹姆士，1948年3月10日生，康涅狄格州，湖景城。
詹姆士找到画廊的老板。“克林，怎么会出这样的错呢？”他问。
克林皱着眉头瞧瞧那份小册子，说的自传上复印下来的。”
“我当然知道哪天是自己的生日。”
“原稿在我办公室，我这就去取，”克林说，离开他们，走进里面的办公室。
“你怎么这么晚才到，”理查德说，“我正为你担心呢!”
“我步行来的，这样好像安全些，”詹姆士说，从口袋里掏出恐吓信，递给理查德。
理查德皱皱眉头说：“他妈的，同样的笔迹!看来真是同一个人。”
克林从办公室回来，手里拿着一张纸。“詹姆士，你就是这么写的，”他说。
詹姆士一看，就知道毛病出在哪儿了。他是用圆珠笔匆匆忙忙写下这日期的，结果刚下笔时，笔尖干燥，把8月的“8”写得像是“3”。
“问题不是很严重吧?”克林问。他是个天性开朗的人，长着满月般的一张脸。詹姆士的个人画展非常成功。“我们开幕才半小时，已经卖掉三幅画了。有两幅是在华盛顿画的，画的是那几个叫‘马沙林’的，把几位人质押在三栋大楼的事，还有一幅在海滨走钢丝的画。今天早晨你起床后，你的财产又增加了一万五千五百美元。”
“你今天早晨把小册子发出去的?”理查德问。
“对，我亲手发的，”克林说，“不过，两星期前，已经向有潜力的顾客寄出了好几百份。”
他们在展厅中漫步，来到一幅题为“海滨卖艺者”的画前，画框上贴有“已售出”的红条，突然理查德的手猛地抓住詹姆士的手腕。
“天哪!”理查德叫道。
”怎么了?”詹姆士问。
理查德用另一只手指着画。画的背景是海滨，有许多彩色的遮阳伞，游泳者在远处冲浪，日光浴者戴着太阳镜。前景有两个男人在做杂技表演。一个人正在做倒立，双臂张开，站在倒立者两脚上的是第二个人，那人正咧着大嘴在笑。
“不可能！”理查德说。
“难度很大，不过，他们做到了。”詹姆士说：
“我不是说杂技，”理查德说，“我是指站在上面的那个人——那个咧嘴笑的——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我是画画那天才见到他的。”
理查德放开詹姆士的手腕，脸上的肌肉在痉挛。
“他的名字叫米伦，”警官冷冷地说，“他在时代广场杀死了一位女警察，后来在狱中悬梁自尽。你不知道你画的是谁?”
“不知道。他当时正好在海滨上。”
“你画得非常像。”
“我有照相机一样的眼睛。”詹姆士说。
理查德盯着他的朋友。“他被路易检察官起诉，指控他犯有一级谋杀罪，陪审团判他有罪，金斯基法官判他终身监禁。他是个吸毒者，他向时代广场的一位女士购买毒品，那个女士刚好是便衣警察，他开枪射死了她。审理那件案子时，舆论界大肆抨击警察的办案方法，安格尔写了一篇文章，为警察辩护。”
“这么说，他们三位都与这位米伦有关，”詹姆士说。
“而你又画了他，”理查德说，“倒立的那个人是谁?”
詹姆士回忆了一下。“很难记住一张倒立的脸。”
“可是他并不是整天倒立着的啊，他站起来时是什么样的呢?”
“我不记得了，”詹姆士皱着眉头说。
理查德找到克林，问他谁买了那幅画。画廊主人耸耸肩。“一位老人，他有点怪，因为他付了现金，并且要立刻带走。我告诉他，画必须留在这儿，一直到两星期后画展结束。他开始很不高兴，但最后不得不同意了。”
“他没有留下姓名?”
“没有。不过我开了收据给他，让他画展结束后，拿着收据来取画。”
“描绘一下他的长相。”
“年龄很大，看上去身体很不好，一头厚厚的白发。不像是拿得出两千五百美元买画的人，不过，他是用现金买的。”
理查德转向詹姆士。“这个生日案子，总算找到了一点头绪。”
“你知道什么了?”
“米伦在监狱里自杀——那天刚好是他的生日!”理查德说，“报纸刊登了此事。现在，有某个心理不正常的报复者，在别人生日时报复。我们散步去吧。”
半小时后，詹姆士来到一位叫斯通的年轻律师的办公室。在乘出租车去那里的路上，理查德向他解释说，这位斯通曾经当过米伦的辩护律师，虽然最后官司输了，他却出了名。
斯通长得又黑又小，但显得精力充沛，他不停地在椅子里扭来扭去，同时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理查德以前和他谈过，因为米伦和生日杀手的三位受害人有关联。现在，他把詹姆士刚刚接到的恐吓信交给斯通，还有一份画廊的小册子，里面有那幅“海滨卖艺者”画的黑白照片。
“把你告诉过我的，再告诉詹姆士一遍，”理查德说。
斯通吐出一口烟，说：“许多人认为，我为米伦辩护是件很奇怪的事，其实，是有人付钱聘请我为他辩护的。”
“米伦请的?”理查德问，显然，他知道答案。
“我不知道谁付的钱，”斯通说，“反正在诉讼的那几个月里，我每两个星期送一次帐单给米伦。每次送出帐单后两天，我就会收到寄来的钱，而且是现金，一千美元，或多一点，每次付的都是全新的钞票。信封里没有信，没有任何东西。钱是用平信寄来的，比普通信多贴一点邮票。”
“那些信封你还留着吗?”理查德问。
斯通咧嘴一笑。“因为你打电话说要来，所以我留着，”说着，打开抽屉，拿出一个信封。理查德把信封放到詹姆士收到的信旁。
“一样的笔迹，”詹姆士说，眼睛眯了起来。“生日杀手为米伦付律师费?”
“看来是这样，”理查德说。
“总共大约付了三万元，”斯通说。
“斯通先生，你怕不怕收到恐吓信?”詹姆士问。
律师耸耸肩。“我为什么要怕呢?我试图救米伦，他被判刑应该由路易检察官负责。詹姆士先生，你怎么得罪他了?”
“好像是因为我画了他的像，”詹姆士说。
“我认为不是这样的，”理查德说，“你也画了另一个人——倒立的那个人。”
“但我没有画他的脸，”詹姆士说。
“不过你可以凭记忆记起那个人的脸，我希望你最好记起来。”理查德说，“越快越好。他认为你的生日是明天。”
詹姆士本来准备留在画廊，吸引那些来参观的人，但是现在他改变了主意，回到杰弗逊大厦的画室。那天在海滨，他曾画了好几十张素描，这些素描也许可以使他想起一些当时的情景。
理查德坚持要派警察保护他，但是詹姆士不愿意。他很久以前就认定，一旦面对死亡，他愿意一个人来对付，他并不怕死。他锁上画室的门，扣上防盗链，检查了卧室和壁橱，一切都很正常。
他在资料柜里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在海滨那天他用的素描本，那差不多是两年前的事了。他在画架前的椅子上坐下来，掏出口袋里的手枪，放在旁边的桌子上，以备万一。
那些素描没有给他提供什么线索。那天阳光灿烂，许多人在作日光浴，少女差不多全裸，男人的皮肤晒成古铜色，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什么了。
这一天真是够紧张的，詹姆士发现自己精疲力尽，他坐在摇椅上睡着了。这一觉一定睡得很长，因为当他醒来时，房间里漆黑一片，只有街灯照在窗户上。詹姆士看了一眼手表，差不多是半夜十一点了，他睡了将近七个小时。
一个古怪的想法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如果明天是他的生日，那么还有一小时灾难就要来临了。
他打开电灯，到屋角的一个柜子前，倒了一杯加冰块的酒。他想整理一下思路，他觉得自己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那个开中国餐馆的吴富和这个谋杀案仍然没有关系。
突然，他大脑就像电光闪了一下一样，看到了海滨上的杂技表演，他看见米伦终于跳下来，落到沙滩上，放声大笑。接着，那个倒立的人翻了个跟斗站了起来，那人也在微笑。那是个东方人!
詹姆士从桌子上拿起手枪，放进外套口袋。现在，他是猎人，不是猎物。他走到大厦外面，看到有一辆出租车停在那里。
“去唐人街的‘中国宫殿’。”詹姆士对司机说。
“那一带现在都关门了。”司机说。
“你就照我说的开吧。”
出租车把他带到城中心，停在“中国宫殿”的外面。付了车费向门口走去。有些顾客正从店里走出来，詹姆士走到门口，一个年青的中国人拦住了他的路。
詹姆士觉得心怦怦乱跳。现在，他记起了那张脸，记得很清楚，那张脸正是倒立者。
“对不起，先生，我们已经关门了。”那个中国人说。
“我不是来吃饭的，我想和你谈谈。”詹姆士说。
“我们正在关门，先生。”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吴烈，是这个店的老板。”
“我想你应该认识我，我叫詹姆士。”
吴烈的头上冒了汗。“如果你不介意服务员打扫卫生的话，请里面坐。”吴烈说。
店里只有一张桌子有四个客人，他们正结账要离开。吴烈领詹姆士来到角落处的一张桌子。“对不起，我得派个人站在门边送客。”他走过去，和一个服务员谈了一会儿，彬彬有理地向正要离开的客人鞠躬，然后走回詹姆士那边，在他的对面坐下来。“詹姆士先生，有什么事吗?”
“我等你都等烦了。”詹姆士说。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想你心里清楚得很。”詹姆士说，“我告诉你，吴先生，在我的外套口袋里有一支手枪，它正对着你的肚子，如果你敢轻举妄动的话，就叫你肚皮开花。我收到你的信了，我知道你就是生日杀手。”
吴烈舐舐他薄薄的嘴唇。“詹姆士先生，看看你的周围，你可以看出，你没有机会离开这里了。”
那些中国服务员已经停止清扫工作，堵住了每一个出口。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要死了，”詹姆士平静地说，“有个笑话得告诉你，今天不是我的生日。”
“那也没有关系，”吴烈说，“我可不能再等了，你在克林画廊开画展，是不是有人告诉你，你画的那个人是米伦?”
“理查德警官告诉我的。”
“一个聪明人，可惜还不够聪明。”
“是你买下了那张画?”
“我派人去买的，希望在你回忆起来之前，把它从画廊弄走。”
詹姆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你我死前，我想知道原因。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为什么连你父亲也要杀？吴富是你父亲，对吗？”
吴烈斜靠在椅背上，两眼看着头上的吊灯。“米伦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说。
“所以，你就着手实施这个丧失理智的报仇计划。你杀害检察官、法官和那位记者的动机我可以理解，可是为什么连你父亲也下手?他和这个案子没有关联。”
吴烈开始轻轻地在椅上来回摇动。“让我告诉你，”他说，“只说这一次，因为没有人知道详情。”
詹姆士点点头，他的手指扣住手枪的扳机。一个轻举妄动，吴烈的故事就永远无法讲下去。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他有所举动的话，他也永远无法听故事。那些中国服务员似乎远远地把桌子围成一圈，不过他们没有掩饰一件事实，那就是说，他们两个人落在陷阱中间。
“越南——那是政治家的战争，也是当权派的战争。”吴烈说，“米伦和我在越南认识。你或许会问，一位中国人加入美军，在越南做什么?”他苦笑着说，“告诉你，我是美国人，出生在摩托街这儿，在这个城市读书，从哥伦比亚大学机械系毕业。你知道，这是一个只讲机会的国度，一位中国机械师唯一的工作，只能在他父亲的餐厅卖杂碎给爱吃中国菜的美国人!但是，军方接纳了我，他们不是因为我是机械师才接纳我，而是我讲的语言，在越南可以派上用场。”
吴烈的痛苦叙述，让詹姆士动了一点同情心。他继续说：
“我在西贡遇见米伦。那时我们两人都在度假。当兵的在休假期间，不是酒就是女人。还有好多大兵吸毒。米伦是个敏感而热情的人。他看见许多老年人、妇女和孩子被疯狂地杀死；他看见农作物和森林被摧毁；他看见没有军事价值的偏远村庄被夷为平地。于是用吸毒来忘却他所亲眼目睹的一切。他很想戒，但上了瘾，戒不掉。我试着帮助他。我憎恨毒品对人类的毒害，尤其是对米伦。当他毒瘾发作，受痛苦煎熬时，我陪伴他，有时候我以为他战胜了毒品。”
“大兵们在哪儿弄到毒品的?”詹姆士问。
“黑市买卖，经营这种生意的还是肩膀上有金色杠杠的。因此发大财。世界到处都一样，弱肉强食。嗯，在一次空袭中，米伦和我救了一些高级军官。我们两人一起受伤，一起就医，然后一起光荣退伍。
“回到家，我有工作——在这儿卖杂碎。米伦则找不到工作。他仍然在和毒瘾苦战。我把空闲时间都花在帮助他上。一般人认为，一个男人爱另一个男人是邪恶，或者是病态，但是我爱他。我愿意付出一切来帮助他解除痛苦——毒瘾的痛苦。我们在空闲时间尽量远离毒品，就像那天你看见的那样，我们到海滨消磨时间。有一天，我父亲派我到旧金山做生意，我拒绝了，因为我知道米伦会毒瘾发作。
“可是，我父亲一定要我去，如果我丢了这份工作，就无法帮助米伦了，所以我不得不听父亲的话，到旧金山去。我们约好，每天通一次电话。但是，第二天，他没有接电话，我知道他出事了。”
吴烈一拳砸在桌子上。“我不得不在旧金山多呆了几天。米伦一直没有再接电话。等我回来时，一切都完了。他杀死了一位伪装贩毒的女警察。”吴烈痛苦地扭动着身体。“詹姆士先生，在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我们就是这么办事的。警察一发现他们吸毒，就把他们投入监狱。”
“吴烈，他不仅贩毒，他还杀死了一位女警察，”詹姆士说。
“那是他被发现后才杀了她!我听说有一位叫斯通的律师很有才华，所以鼓励米伦聘请他，斯通律师认为有机会救米伦。”
“你就是付律师费的人?”
“是的，斯通律师在法庭的滔滔雄辩很有力。米伦是个病人，警方利用他的病，驱使他杀人，那种事，他从没有做过。斯通律师指出，米伦是个需要救助的人，不是应该惩罚的凶手。检察官不以为然，法官也判他有罪——而米伦，可怜的米伦，撕床单做成绳子，在他生日的那天自尽了!这些没有理解之心，没有同情心的人杀死了他。”“所以，你就一个接一个地杀掉他们?”“是的，一个接一个。”“可是你父亲呢?”
吴烈舐舐嘴唇。“他逼迫我到旧金山去，假如我没有离开纽约的话，我可以阻止发生在米伦身上的事，我会陪伴着他，帮助他熬过毒瘾发作的痛苦。”
詹姆士没有说话。
吴烈冷笑道：“事情就是这样。现在，詹姆士先生，假如你杀了我，你永远无法活着离开这里；假如你没有杀死我——你也无法活着离开这里。”
房间静悄悄的，静得詹姆士觉得都可以听到厨房水龙头的滴水声。接着是一阵叫声，很多人从一扇门冲进来。围成一圈的服务员被冲散，而且有一声枪响。
詹姆士对面的吴烈突然站起来，像变魔术一样，从袖口拿出一把刀。他向詹姆士扑过去。画家躲闪一下，同时开枪，他是对着吴烈的膝盖开的，而不是胃部。吴烈尖叫一声，倒在桌子上。
“你这该死的傻瓜！”理查德说。他站在詹姆士的身边，詹姆士躺倒在地板上。“你为什么不让我们来处理?”
詹姆士想放声大笑，但忍住了，同时站起来。问理查德说，“你怎么到这儿来的?”
“我接到一份米伦服役的报告，他和吴烈一起授勋，是这点把事情凑到一块了。我花了几个小时才使法官签了一份搜查证，警察办事得依照法律条文。我一直想找到你，找不到，我就明白，你可能记起那个倒蜻蜓者的面孔，自己去捞演擒贼的角色了。”
詹姆士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他问：“你想，一个男人会在这个餐厅喝杯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