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开元盛世的贤臣
唐中宗复位以后，他的妻子韦后掌权，朝政混乱不堪，结果中宗被毒杀。李隆基起兵诛杀韦后一党，拥立他父亲睿宗李旦。公元７１２年，李旦让位给李隆基，这就是唐玄宗。玄宗即位后，将年号改为开元。
唐玄宗称帝后，先后任用姚崇、宋璟等为相，励精图治，革除弊政，形成了政治清明安定的局面，加上兴修水利，生产有所发展。开元末的户口数比唐代初年增加了四倍，官府和私家的仓储都逐渐丰盈；海上航行也渐渐发展，中亚、西亚以及日本、新罗等国的使者络绎不绝地来到长安，大唐成了亚洲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这便出现了历史上所称的“开元盛世”。
姚崇任相后，为政勤勉，传说曾向玄宗面提十条建议，诸如：以仁义治国、停息扩边战争、国亲不任宰相、宠臣犯法与民同罪、除租税以外的其他进贡一律禁止、停止建造寺观宫殿、凡是臣下皆可直言进谏，等等。当时唐玄宗从善如流，一概都答应实行。姚崇周围，还有张九龄、张说等一大批正直的官吏帮衬扶持。当时张九龄任左拾遗，建议姚崇要任人唯才，不可任人唯亲，深为姚崇赞许。
姚崇的两个儿子在东都当官，他们了解姚崇曾有恩于黄门监魏知古，就想去开后门办事。魏知古把这事报告了玄宗。过了几天，玄宗有意问姚崇：“你儿子才能怎样，现在任什么官职？”
姚崇回答说：“我两个儿子在东都，他们办事不谨慎，做人欲望又多，肯定向魏知古提出了不该提的要求，我至今还来不及问他们。”
玄宗开始以为姚崇肯定要为他儿子隐瞒此事，听了姚崇的话，他非常高兴地问：“你怎么知道的呀？”
姚崇说：“魏知古未当官时，我曾经援助过他。我的两个儿子比较笨，以为魏知古必然会感谢我，容忍他们为非作歹，所以胆敢去提要求开后门。”
玄宗认为姚崇无私心，因而看不起魏知古的忘恩负义，想罢斥魏知古。姚崇却再三请求说：“我的儿子不该违背朝廷的法规。陛下已经宽恕了他们的罪行，就很幸运了。如果因此而罢斥了魏知古，天下人必然以为陛下对我有私心，这样影响就不好了。”
公元７１５年（开元三年），正当大唐开始出现兴盛气象之际，河北、山东一带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农民们以为是天灾降临，都在田头祭拜，而不敢消灭蝗虫。姚崇奏请朝廷派出御史到州县督促捕捉蝗虫，加以掩埋。但是，商讨时却有人提出：蝗虫太多，无法消灭。姚崇说：“现在蝗虫成灾，黄河南北的百姓都逃光了，怎能不去加以消灭，眼睁睁地看着蝗虫将禾苗啃个精光呢！假使除之不尽，就像将蝗虫养起来造成灾害一样。”玄宗终于批准了姚崇的意见。
有个大臣说：“捕杀蝗虫太多，恐怕要伤和气。”
姚崇说：“从前楚王吃腌菜连菜中的蚂蟥也吞吃了，不处分厨师，却医好了病；孙叔敖捕杀了毒蛇，反而因此得福。我们为什么不忍心捕杀蝗虫，却眼睁睁地看着老百姓都饿死呢！假使捕杀蝗虫有祸，就降灾给我姚崇罢。”
第二年，山东蝗灾又非常严重，姚崇又下令捕杀。汴州刺史倪若水反对说：“蝗虫是天灾，非人力所能消灭，应该积德修行来祈求，否则越捕越多。”
姚崇给倪若水写去一封信严加责备。倪若水才不得不照办。后来，姚崇奏请朝廷特派使者检查各州县捕杀蝗虫的情况，指名道姓通报各地。因此，开元年间虽然连年蝗灾，却未造成饥荒。姚崇对此功劳很大，他甚至被誉为“救时宰相”。
宋璟担任宰相时，非常重视人才，而且对皇帝也敢于当面提意见，即使触怒皇帝也不畏惧。所以，玄宗皇帝非常敬重他，甚至也有些怕他。有时，宋璟所提的意见，唐玄宗觉得不太合心意，但也马马虎虎点头同意了。
唐太宗贞观年间，宰相和三品官向皇帝奏事，都有谏官、史官跟随，有错失当场纠正，好事坏事都记录下来，丝毫不能马虎。所以，那时高官既不能要挟皇帝，小臣也不能进谗作恶。高宗、武后执政以后，这个制度被废除了。其间有一段时间甚至进谗、诬告成风，酷吏当道。宋璟当宰相后，又恢复了这个制度。规定不是十分机密的事，都要当殿奏闻，史官依法记录，杜绝了进谗之门。因为宋璟在广州做过官，广州的地方官和老百姓便要给宋璟建一块“遗爱碑”。宋璟奏告玄宗说：“我在广州并无特殊的功绩，现在因为我受皇上的恩宠，所以我就变成了他们奉承的对象，要给我建什么‘遗爱碑’。我以为这种风气必须革除，就从我开始，请陛下下旨加以禁止。”
玄宗答应了。从此，其他地方都不敢再做这种事，堵截了这股歪风。
史书上记载说：姚崇、宋璟相继担任宰相，姚崇善于随机应变，完成任务；宋璟奉公守法，按规矩办事。这两个人的志向品行不一样，但是，都能够同心协力，辅佐皇帝，使得赋役宽平，执法公正，百姓富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