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开始，每一个团体都有一个领袖。作为“唐宋八大家”来讲，无论是开始，还是领袖，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他便是中唐的大文学家——韩愈。
其实，韩愈一生热衷于政治，他最大的理想便是做官，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对于文学，实际上，他远没有对政治那么狂热。他的文学主张是注重文学的实际功效和社会价值，说到底，还是为政治服务的，只是附属品而已。但是综观他的一生，他在政治领域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建树，反而在文学上，他成为了中唐古文运动的巨匠，为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甚至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
这到底是阴差阳错呢，还是水到渠成？

1．
按照惯例，还是从他小的时候说起吧。
翻开任何一部记述韩愈生平的文献，都能看到这样四个字：三岁而孤。韩愈的身世相当凄惨，父母双双在他出生后不久离开了人世，他是由在京城里做官的哥哥韩会和嫂嫂郑氏抚养长大的。然而，长兄为父，长嫂为母，在他们的悉心照料下，韩愈的童年还是相当的温暖。
哥哥韩会在工作之余，亲自指导韩愈读书，叮嘱他好好做人，使韩愈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后来，在韩愈十岁的时候，韩会受到别人的牵连，被贬官到韶州。从京城长安到韶州几千里的路程，一路上，韩会虽然心情不好，但还是不停地给弟弟讲着沿途的风土人情和名人逸事，让韩愈长了不少的见识，一家人其乐融融。
但是，由于心情郁闷，再加上水土不服，韩会到了韶州不久就得了病，最终离开了人世。家庭支柱倒下了，家里只剩下了嫂嫂、韩愈还有韩会的儿子十二郎。孤儿寡嫂，相依为命。韩愈与十二郎虽名为叔侄，实际上年龄相差不大，一起玩耍，一起读书，亦叔亦友。尽管生活颠沛流离，但他们一天也不曾分开，感情非常深厚。后来，韩愈前往京城谋取功名，在之后的十年里，只和十二郎见过三次面，十分的想念。就当他准备归隐与十二郎过闲淡生活的时候，却得到了侄子去世的消息。一时间，韩愈悲痛欲绝，写了一篇《祭十二郎文》， 这篇文章被誉为“祭文中的千古绝调”，字字句句，发自肺腑，长歌当哭，读来令人心酸不已。祭文中用了“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这样的句子，后来便有了“天涯海角”这个成语。

2．
韩愈在二十岁的时候，离开了嫂嫂和侄子，自己一个人去京城长安赶考。韩愈虽然古文功夫了得，但他大概和后世的苏洵、曾巩属于同一类人，应试文章却写得非常一般。考了三次都没有选上，直到二十五岁这一年，才勉强中举。进接着，他又参加了“博学鸿词科”的考试，性质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公务员考试，结果又考了三年，还是没有考上，而同时期的柳宗元只参加了一次，便一举中第。
这一前一后整整八年时间，韩愈过着没有稳定经济来源的清苦生活，寄人篱下，衣食无着。但他通往仕途的决心没有改变，几次上书当朝的官员，做自我推荐，甚至一度三个月内三次上书，但结果都是一样的，拜谒文章如石沉大海。
不得已，韩愈采取了一种“曲线从政”的方法，给人家做幕僚去了。在中唐时期，藩镇割据的情形非常地严重，各种势力纷纷杂杂，读书人投靠幕府，也是当时的一种风气。但是幕僚生涯也并不好过，说到底，只是一种高级的寄人篱下而已。而韩愈恰恰又是那种典型的文人脾气，自负、清高、有自己独立的理想和抱负。虽然有了稳定且不菲的收入，但这些并不能让韩愈内心感到真正的快乐和满足，于是，在两年之后，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开。多年以后，他写了一篇慷慨悲歌的文章，叫《送董邵南序》，文中除了抒发了一番怀才不遇的叹惋之外，还不忘告诫朋友和天下举子，无论如何困境，也不要去节度使那里做幕僚……

3．
“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这是韩愈写的两句诗。他当时的愿望是能够做一名谏官，虽然谏官这个官职不大，却具有弹劾政府要员的权力。在中国传统官员们的思维中，“文死谏，武死战”是一条潜规则，也是为官最理想的一种境界。所以在唐宋时期，很多正直的文人，都渴望能成为一名谏官，来体现自己的价值。
在贞元十九年，也就是公元八零三年，韩愈三十五岁的时候，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这一年，他与柳宗元、刘禹锡同被任命为监察御史。
新官上任，韩愈格外地兴奋，决心要有一番大的作为。此时，正逢关中地区大旱，有许多灾民逃难到了长安，韩愈便借这个机会乔装打扮进行查访。发现这些灾民都是衣不遮体，四处乞讨，以吃草根树皮充饥，不少人已经饿死在街头。韩愈还了解到，为了交纳税钱，有的人家被逼得拆屋砍树进行变卖；还有的人家，实在养活不了孩子，只好含泪忍痛把他们丢在水沟里淹死。
所见所闻，让韩愈心酸不已，然而长安的地方官李实居然报告皇帝说，关中没什么大灾，粮食也长得很好，人民安居乐业。这激起了韩愈满腔的怒火，他行使起作为谏官的职责，提笔写下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描述了关中地区天旱人饥、酷吏剥削的真实情况，还请求皇上减免这一带百姓的租税。
他这一举动着实惹恼了一班权贵，尤其是李实这个人，他把韩愈恨得牙根直咬，而偏偏就是这么一个人，却深得皇帝的信任。他向皇帝诬陷韩愈夸大了灾情，如果照韩愈说的办，其他地方也要求减免租税的话，朝廷就什么钱也收不上来了！那个昏庸的唐德宗一听，竟然相信了，马上下诏书，降了韩愈的官。
十年求官，两月即贬。韩愈还没在谏官的位置上坐热，便被贬到连州阳山（现在广东省）去做县令了。

4．
在韩愈被贬连州的这一时期，京城长安恰恰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柳宗元参与的“永贞革新”。韩愈对此是持反对意见的，并且对革新派破口大骂。
韩愈和柳宗元，说起来关系很微妙，一直是亦敌亦友。在文学上，两个人相互仰慕，在古文运动中并肩战斗，成为中唐古文革新的两个标志性人物。有一次，韩愈没有按文理出牌，写了一篇奇文《毛颖传》，一时间批评之声蜂起，就连他的好朋友裴度也惋惜韩愈这种以文为戏的态度，这时，只有柳宗元站出来，一反世俗的看法，反而赞赏韩愈这种创新的精神。
然而从两个人对待“永贞革新”截然相反的态度，就能看出，两人在政治观点上是格格不入的。另外，两个人在宗教信仰上也是针锋相对，柳宗元信佛，认为佛教让人“乐山水而嗜闲安”，并主张感情内敛，而韩愈则主张毁佛，而且态度很激烈，要求人做到不平则鸣。
总之，由于政治见解和个人经历的不同，韩愈和柳宗元在很多方面有共识，但也有矛盾，又由于后来柳宗元长期贬谪在南方，这两个“唐宋八大家”中的唐朝人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就更少，几乎就不曾有了。尽管这样，当柳宗元去世之后，韩愈还是连写了三篇悼念柳宗元的墓志铭、碑记和祭文，足见惺惺相惜之情。

5．
刚才说过，韩愈是反佛的，为此他还险些丢了性命。
在唐朝，下至百姓，上至皇族，都很笃信佛教。有一年正月，唐宪宗为了祈求长寿，派人把佛骨迎进了皇宫，供奉了三天，又下令长安各大寺庙轮流展出佛骨。这一来，上行下效，自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都争先恐后地迎拜佛骨，向寺庙捐献财物。为了拜佛骨，不少人弄得倾家荡产。韩愈看到这些，非常地生气，一时兴起，写了那篇著名的《论佛骨表》，大概意思是说，在没有佛教的时候，帝王大多都能够长命百岁，但是自从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信佛的皇帝们都早早地就死了，而且国家还接连出现动乱。皇上您对着这么一块骨头有什么用呢，还不如就把它扔到水里或者放火烧掉！
他这一翻话倒真是书生意气，说痛快了，可把看奏章的唐宪宗气了个半死，这不是明明在咒自己活不长吗？于是这封奏章早上呈上去，晚上就把韩愈给贬了。朝廷从没有过这么高的办事效率，让韩愈给赶上了，而且一贬就是万里之外的潮州。
韩愈骑着他的那匹瘦马凄惨惨地上路了，一路上心情沉重，不知是委屈还是后悔。快走到蓝关的时候，风雪交加，寸步难移，正好赶上他的侄孙韩湘前来送行，韩愈不仅百感交集，老泪纵横，写下了他一生中最有名的那首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敢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从这首诗抒发的感情来看，五十一岁的韩愈大概认为自己此去潮州，必将是客死异乡，一去无回了。然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他只在潮州呆了八个月便返回长安去了。为什么？因为韩愈一到贬所，便立即上表请罪，表示痛改前非，并先后写了几篇溜须拍马的文章奏给朝廷。这个时候，正好是新皇帝登基，爱惜韩愈的才华，便又把他诏回长安做官去了。
后世很多的人都对韩愈的这段历史表示惋惜，既然当初那么慷慨陈词，伸张正义，为何最后又屈膝下跪了呢？韩愈一生几次被贬，但时间都很短就被赦免了，我想，如果他贬谪的时间再长些的话，他的人生境界和文学成就应该还能更上层楼罢。
在韩愈回到长安的几年里，他没有再写出什么更好的文章，反而是官越做越大，做到了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实现了他为官行道的人生理想。

6．
韩愈作为当时文坛的一代宗师，对后辈文人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比如关于他和“苦吟诗人”贾岛的到底是“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的推敲故事，就被人们广为流传。后来贾岛在韩愈的提携下，也成了一位名蜚海内外的大诗人。
韩愈的影响到了宋代几乎达到了一个高峰，“唐宋八大家”中的另外几位，像欧阳修、苏洵、苏轼、曾巩，都对他推崇备至，苏东坡甚至称韩愈为“百世师”。
唯一对韩愈不屑一顾的是王安石，当年欧阳修为了鼓励他，说他再努力一下就成为像李白和韩愈这样的诗人，但是我们的“拗相公”对此却并不领情，在他眼里，李白是不务正业，而韩愈又文气太重，属于那种百无一用之人。韩愈和王安石虽然都更追求政治建树，但韩愈是个理想主义者，而王安石则是个实干家。两者相比，我倒觉得，“拗相公”更加可爱一些。

尾声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韩愈一生追求的理想，便是过这种闲散的太平日子。他做官，他行道，也都是为了能早日做到天下的国泰民安，四海升平。他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修身、立业、治国、平天下……他跳不出这个圈子。他有传统文人的善良与正直，也有传统文人的迂腐与懦弱。他的为人就像他的文章一样，优点和缺点同样突出。
至于后人为何把他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是不是只是因为他是年代最早的一个人？我不太清楚。但我觉得，无论是从思想境界还是文学成就上来讲，这“唐宋八大家”的头把交椅由欧阳修或者苏东坡来坐，大概更合适些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