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种不用学的国际通用语言，人们多半不会想到这种语言就是“笑”。如果说有一个人熟练掌握了这种语言，用它叙述的电影故事征服了世界，人们多半会知道这个人是著名的电影艺术家卓别林。
查理·斯宾塞·卓别林在银幕上扮演一个胆小怕事、身体单薄的流浪汉夏洛特。他藐视苦难，用含泪的笑拒绝失败。即使在希望破灭时，他也只是耸一耸肩，转身离去，让人们在笑声里感受人世间悲剧的无奈。
这个用笑声让观众开怀的电影喜剧大师，童年生活却是苦涩的。
1895年，在英国伦敦的贫民窟兰贝斯东巷里，住着一个衣衫破旧的三十岁妇人。她独自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地生活着。她原先是杂耍场的歌舞演员，艺名莉莉·哈莱，可只能在舞台上演些小角色，而且很快就无角色可演。但是她却让自己两个孩子坐在窗前，观看街上的行人，从那些人衣着、走路、神态，来猜测他们的性格。两个孩子中那个六岁的弟弟就是童年时代的卓别林。母亲用这种方式，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戏剧天赋和观察能力传授给了卓别林。
父亲病逝，母亲后来又精神失常住进医院。卓别林的童年有一段时间是在孤儿院里度过的。后来为了生存，少年卓别林流落在街头打工，理发店学徒、小店店员、医院杂工、印刷厂伙计他都干过，甚至卖过旧衣服和玩具。
这天，住在伦敦贝尔福特街的戏剧经纪人布莱克默看到有个衣着破旧的少年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少年声称自己十四岁，受过初步艺术训练，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在舞台上演个小角色。少年的自信态度，打动了这个著名的戏剧经纪人。
没多久，短剧《福尔摩斯》中出现了一个童仆毕利。演毕利的就是那个少年卓别林，他成功地展露了戏剧天赋。1903年《福尔摩斯》在英国各地巡回演出，各地报刊的评论中都赞赏地提到童仆毕利的形象。
卓别林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在伦敦西区小有名气。
三年后，一出滑稽短剧《凯西宫廷马戏团》在伦敦上演了。剧中人物中有个无赖，卓别林演那无赖时夸张地创造了一个动作： 以左腿为支点，右腿外屈来个一百八十度转身，逗得观众乐不可支。这个动作日后就成为卓别林塑造的流浪汉夏洛特经典形象的元素之一。后来卓别林又参加了著名的滑稽短剧团——卡尔诺剧团。他同样成功地扮演了一个街头醉鬼。因为他在兰贝斯东巷度过了少年时代，那里经常有这种生活潦倒、借酒浇愁的人。卓别林善于观察生活，经过提炼、浓缩后，夸张地再现这类平民生活中的人物，所以他很快就成为卡尔诺剧团的台柱演员。
1910年，卓别林随剧团去美国巡回演出，到过芝加哥、纽约、波特兰、旧金山和洛杉矶，近两年的美国之行使他大开眼界。费城的一家凯斯东影片公司也看中了卓别林的才华。
“这个脸色苍白、身材不高，有时看上去愁眉不展的英国人。一上舞台，就成了能逗人发笑的角色。我想他能使我的电影吸引人们的。”凯斯东影片公司的制片主任塞纳特的这个决定，使卓别林从舞台走上了银幕。
与凯斯东公司签订合同后，卓别林来到美国。他认定这是个前途似锦又充满活力的新大陆，可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他马上感到当时的滑稽短片里，下层人物的形象粗俗又浅薄。“我要塑造一个全新的独特角色。”这个念头强烈地在卓别林心中跃动着。1914年1月里的一天。卓别林在拍片前，进入服装库房，呆了好长时间。等得不耐烦的剧组人员有些恼怒了，这时，他们看到服装库房的门开了。一个头戴小尺寸的礼帽，上衣紧紧裹着瘦弱的上身，穿一条肥大的裤子和一双又宽又长的旧皮鞋的人出现在眼前，他手中还拿了根竹子细手杖，鼻子下粘了撮小胡子。卓别林凭这一身不协调的古怪打扮，从此塑造成功了世界电影史中著名的流浪汉形象夏洛特；而且他在镜头前会别出心裁地制造笑料。
几部短片拍摄后，制片人马上就明白了，这类影片只能由卓别林自导自演才能取得最佳效果。从这时起，一系列以流浪汉夏洛特为主角的电影相继诞生了。
与一般逗人发笑的喜剧不同，卓别林电影的笑料中有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在《士兵夏洛特》中，他大胆地嘲弄战争的错误，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在《淘金记》中，他用笑料突出饥饿对人的折磨；在《城市之光》里，他嘲讽为富不仁的资产阶级，他已经感受到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失业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人类应当利用机器，但是，利用机器不应当意味着悲剧和失业……”一天，卓别林在接受一名记者采访时表达了这一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为了获得高额利润，驱使机器疯狂转动，在机器边工作的工人也成为机器的一部分。在《摩登时代》里，卓别林用自己的表演，形象地表达了这个深刻的思想。他是用笑来进行思考，启发人们思索。
卓别林在五十岁那年，拍摄了一部深刻嘲弄德国法西斯元凶希特勒的影片《大独裁者》。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当时美国国内有亲德国的政治力量，连总统罗斯福都担心《大独裁者》可能损害美国与德国外交关系。因为1938年美国对德国的侵略政策采取不介入的孤立主义政策。在好莱坞都不敢拍摄反对纳粹的影片时，卓别林的胆识是令人敬佩的。
尽管此后长达十多年，卓别林一直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列入暗中监视的对象，但是《大独裁者》却始终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几年后，卓别林又拍摄了一部尖锐嘲讽美国社会司法制度的影片《凡尔杜先生》，美国有关部门坚持要求卓别林删去其中一些台词。当时，美国国内有股反共浪潮，有些人借卓别林的离婚纠纷，要求他出庭作证，并制造卓别林的生活丑闻。
要求卓别林出庭的法庭调查三次延期，最后还是取消了。据说原因之一是，卓别林将穿着流浪汉夏洛特的那身打扮出庭。调查委员会害怕法庭调查会因此成为一场闹剧，逗得人们哈哈大笑，无法收场。
艺术大师居然能使“笑”也成为让反动人士害怕的一种利器!卓别林的艺术造诣确实非凡。1972年，卓别林获得了奥斯卡特别奖。五年以后他平静去世。
“这个世界给过我许多最好的东西，而且使我几乎躲过了最坏的东西。尽管有过种种曲折，但我相信幸运和厄运就像头顶上的乌云，说来就来，说去就去……生活中我没有诀窍，也不懂什么哲理。不管是聪敏还是愚笨，我们都应当和生活斗争。”卓别林在他的自传中的这段话，颇能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