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1月7日，在“阿芙乐尔”号巡洋舰隆隆的炮声中，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
各种仇视、反对苏维埃的力量不甘心失败，积极地行动起来，阴谋推翻新生的政权。1918年初，苏维埃俄国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德国占领着芬兰、波罗的海各国和乌克兰及克里米亚的大部分地区；罗马尼亚强占着比萨拉比亚；日本在海参崴登陆，向西伯利亚进军；伏尔加河和西伯利亚铁路沿线有捷克军团的暴动。国内，因为富农煽动中农拒交粮食，出现了严重的粮荒。莫斯科等大城市工人每天的口粮，已经减少到四分之一磅面包，后来又减到八分之一磅。
面对极其严峻的局面，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果断地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将大中小企业收归国有，取消自由贸易，实行供给制，同时派武装工作队下乡征粮，贯彻余粮征集制。
极左的社会革命党处处与布尔什维克作对，他们反对布列斯特和约，反对列宁的粮食政策；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攻击布尔什维克和列宁本人，还几次阻挠列宁发言。甚至在会议进行的同时，他们还发动了一次暴动。为了激怒德国，他们暗杀了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米尔巴赫；同时占领了电报局，发出了反政府通电。列宁当即下令逮捕了社会革命党代表，平定了暴动，并挫败了社会革命党在其他二十四个城市的叛乱。一次又一次颠覆活动失败以后，残存的社会革命党党徒竟丧心病狂地想用暗杀列宁的办法来达到推翻政府的目的。
他们注意到，列宁为了团结广大的工人、农民支持苏维埃政权，经常到工厂、农村的集会上进行演讲。每次演讲列宁都很认真，仔细地研究工人在集会上的情绪，听取工人的建议和问题，有时一天要参加好几个集会。集会时人员混杂，是行刺的好机会。
1918年8月30日，列宁按计划来到米赫里逊工厂演讲。这天，社会革命党人在彼得格勒暗杀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之一乌里茨基。消息传到莫斯科的时候，同志们想劝列宁不要外出，但来不及了，列宁已经在工厂慷慨激昂地演讲开了。
同志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工厂门口，黑洞洞的枪口正等着列宁。
刺客名叫卡普兰。此时，她躲在工厂大门的对面，手伸在口袋里，紧紧攥着手枪，枪柄上沾上了一层黏黏的汗水。枪里装的不是普通的子弹。临行前，卡普兰仔细地挑选了每一颗子弹，并在弹头上刻了几条纹路，然后在纹路里填满了剧烈的毒药。她详细地研究过列宁的行动规律，决定在大门口动手，这样自己逃跑也方便一些。
列宁结束了演讲，在热烈的掌声中挥手向工人们告别，并在工人们的簇拥下走向大门。卡普兰的一个助手假扮成水兵，走到列宁身后，张开手臂拦住周围的工人，嘴里大声嚷嚷着：“让列宁同志先走!”
不明就里的工人们上当了，以为他是列宁身边的警卫，便自觉地和列宁隔开了一段距离。临近门口时，假扮的水兵故意摔了一跤，躺在地上哼哼唧唧半天站不起来，于是欢送的人群离列宁更远了。独自走向汽车的列宁又遇到几个向他询问粮食供应问题的妇女，他一面回答着问题，一面准备上车，一只脚已经踏上汽车的踏板。等了好久的卡普兰目露凶光，快步走上前来，掏出手枪，对准列宁开了三枪。列宁当场就倒了下来，鲜血冒出来。另一个手放在口袋里的人快步走近车子，列宁的司机一看情形不对，大声喝道：“不准走近，不然我就开枪!”
那人吓得一愣，一转身就逃走了。卡普兰可没有那么好运，被愤怒的工人当场擒获。
列宁被搀扶着上了汽车，脸色惨白，侧着身半躺半坐在座位上，紧咬牙关，一声不吭。护送的人将他的外套和上衣脱了检查伤口，发现衣服上沾满了血，胸前和手臂上的伤口还在不停地流血。陪伴左右的同志想马上找一个就近的医院包扎伤口，但列宁不肯，他用微弱的声音嘱咐大家：“我不要在任何地方停留，我要直到克里姆林宫。”
车子到了克里姆林宫他的住所后，列宁在几个工人的搀扶下，艰难地从车里出来，上身只穿着一件白衬衣。工人们要将他抬进去，又被他拒绝了。他担心会吓坏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和妹妹玛丽娅，就这样，他被左右两面搀扶着，沿着陡峭的楼梯走上了三楼。
莫斯科最好的医生闻讯赶来了。经过检查，一颗子弹射进了列宁的手臂，两颗子弹射进了胸膛，而且失血过多。医生们马上进行手术，取出了两颗子弹；另一颗离心脏太近，医生们实在不敢动手，只好听天由命了。
整整一个晚上，整整一个令人心焦的晚上，列宁无力地躺在床上，没有血色的嘴唇微微张开，不时发出低低的呻吟。但有人进来探望时，他总是要努力地微笑一下，使战友们不至于太担心。
第二天早上，列宁终于挺过了最初的难关，情况开始好转。但医生们仍然十分紧张，如果弹头上的毒药使列宁的血液中毒，麻烦就大了。直到几天后，排除了血液中毒的可能，他们悬在嗓子眼里的心才放了下来。
苏维埃政权立即展开反击。捷尔任斯基领导的肃反委员会逮捕并处决了一大批受帝国主义指使的反革命分子，粉碎了叛乱阴谋。
列宁又顽强地站了起来。9月17日，没有完全康复的列宁出席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大会，并主持了人民委员会的工作；还重新掌握了红军的组织和指挥。
红军战士们决心用行动来鼓舞列宁战胜伤痛的信心。他们勇往直前，一举收复了喀山和辛比尔斯克。收复辛比尔斯克的部队给列宁发去了电报：“亲爱的伊里奇，我们夺取你的故乡辛比尔斯克，是对你受的一处伤的回报。我们将夺取萨马拉作为对你受的另外一处伤的回报。”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帝国主义列强惊恐万分，他们一面出兵进行武装干涉，一面实行经济封锁，还支持俄国残余的反动势力发动叛乱，企图扼杀苏维埃政权。
战争的烽火蔓延到全国。许多铁路被切断了，城市里得不到粮食，发生了饥荒。工人们每天只能分配到八分之一磅的面包，只有巴掌大小。
为了把仅有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战胜敌人，苏维埃政府制定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规定大、中、小企业一律收归国有，一切生活必需品由国家集中分配，并实行余粮收集制，要求农民必须把多余的粮食交给国家。这一系列强硬的经济政策，对于战胜国内外敌人和保卫苏维埃政权发挥了积极作用。
1920年，国内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可是连年战争却使苏俄的经济遭到了重创。许多桥梁和铁路被毁坏，矿井里灌满了水，工厂停止了生产，城市经济萧条，农村破败衰落。1920年，苏俄的工业总产值只有1913年的百分之十五，粮食产量只有1913年的一半，全国陷于饥荒。
苏维埃政府没有及时调整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而是继续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终于酿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因为在战争年代，工人和农民为了民族和国家，愿意节衣缩食，支援前线。可是到了和平时期，人们就不愿勒紧裤带过日子了。城市里，市场上消费品奇缺，人们只能过上半饥半饱的生活，平均主义的实物分配制引起了人们的反感。在农村，农民强烈反对余粮收集制，因为政府低价强行收购粮食和农副产品的措施，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一些地区陆续出现了工人罢工、农民闹事的事件。更糟糕的是，这种不满情绪影响到了军队，军队也开始人心不稳。波罗的海舰队的重要基地喀琅施塔得甚至发生了兵变，兵变的士兵发表宣言，要求立即取消粮食征购队，恢复农民自行处理农产品的权利，指责“统治祖国的共产党完全脱离群众，没有力量把群众从全面崩溃的现状中拯救出来……”
苏维埃政府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列宁更是心急如焚，于是对现行的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为什么在和平年代我们失去了人民的拥护?我们的政策究竟错在哪里?
面包在哪里?牛奶在哪里?列宁决心到人民群众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农民的疾苦，商量解决的办法。他接待各地来访的工人和农民，同他们亲切交谈，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
有一天，列宁在办公室里接待了一位农民，他是个农民理论家，经常写文章探讨农村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列宁热情地请他坐下，然后用亲切的话语说：“你叫切库诺夫，是吗?听说你跑了许多地方，了解到很多情况。”
切库诺夫见列宁这么和蔼可亲，紧张的情绪顿时少了许多，他说：“列宁同志，现在农民真是苦啊!他们连基本的口粮都没有，有的地方征收的不只是余粮，连种子都没给留下。最要命的是农民们不知道这余粮收集制还要搞多久?”
列宁问：“依你看，现在农村里主要的问题在哪里呢?”
切库诺夫说：“我看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农民失去了干活的兴趣。政府拿走的太多了。农民干得多干得少，干得好干得差都一样，反正都给拿走了。”
列宁继续问：“有什么办法能唤起大家干活的兴趣呢?”
切库诺夫说：“为什么不采用我们农民早已习惯，而且认为最合理公平的办法呢?我说的是政府按农田的亩数，规定固定的上缴税收，而且要事先公布，不随便改变。”
列宁忙说：“你的意思是说：政府应该制定一个征税的标准，然后允许农民按规定交税后，自己可以支配剩下来的产品。”
切库诺夫说：“不错，正是这样。”
列宁对切库诺夫的建议十分重视，不仅详尽地做了记录，还写信推荐他到农业人民委员部工作，让他对征税方案作进一步研究。
在经过全面的调查研究后，列宁决心调整经济政策的思路进一步成熟了。1921年3月中旬，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他说：“现在，我们除了和农民达成协议，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拯救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列宁还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作了历史评价，并指出如果继续执行该政策，等来的只能是失败。经过热烈的讨论，大会通过了《关于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同时作出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决定。
不久，新经济政策陆续出台：在农业领域，废除余粮收集制，改行实物税。农民交粮食税后，余粮完全由自己支配，可以销售，也可以兑换工业品，这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在工业领域，除了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厂矿企业仍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经营，允许私人和外国资本家经营中小企业。在商业领域，允许农民和手工业者把自己的劳动产品拿到市场上自由买卖，恢复国内的自由贸易，结果活跃了流通，刺激了生产。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受到广大农民工人的欢迎，全国经济状况迅速好转，粮食和农产品的产量大幅增加，工业生产得到全面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