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怀念天津小白楼益翔绸缎庄的靳先生（或者是金先生，也许是秦先生）。他穿着萝卜丝的羊皮袍，外头罩着织贡呢大褂。当他说话时——说着说着就把袖子口不经心地挽起来——崭新的蓝条白绒小褂的袖口就露出来啦！他打着天津卫腔，并且用手指着堂兄阿烈：
“您啦记着。先买五只大母鸡，放在咱们家里，再养活五天。这五天嘛，天天喂五顿就行啦，喂的是吗呢？您啦听着……五两……上骡马市西鹤年堂买去；五两……要新鲜的；五两……上……买去，就提天津小白楼益翔庄老靳……”
堂兄阿烈没听清楚，我也没听清楚，总而言之，我们一家人都没听清楚。
“什么？什么？什么？”我们一连串地问。
“您啦，别着急，我再从头儿说嘛……”
妈妈确实在着急，因为四妹病了些日子了。她渐渐地黄黄瘦瘦下来，总是一点精气神儿也没有，一个人待在榆树底下的小板凳儿上。没什么可玩的，她就俯下身子来满地捡从树上落下来的榆钱儿，从嫩绿色的捡到黄了干了的。现在冬天已经来了，她更不好了，还是坐在小板凳上，在廊檐底下晒那早晨照进来的太阳。如果她要有举动或说话，也都是颤颤悠悠的。
就在这时候，靳先生来了。据说，他叫开了门，就对王妈说：
“劳驾您哪！我打听打听，这家住的是？——”靳先生非常和气地探询着。
“姓林，林太太。”王妈很干脆地回答。
“咦，是林太太。我是天津小白楼益翔绸缎庄姓靳。林太太天津有个认识的……”
“是呀，有个原先在这儿待的老姐妹儿宋妈在天津。”再没王妈爽直的啦，连那口直心快的宋妈都比不上她。
“对啦，是交代我说姓未来着。”
“宋妈眼下还在苏太太家使唤着哪？”她倒向靳先生打听起来了。
“是啦，苏太太常上我们柜上买料子，就这么提起啦！我在柜上多年了，自小跟着我们老掌柜的，也学了点歧黄之术，咱们老掌柜的看病全是为修好……”
靳先生还没说完呢，王妈就乐开了：
“那敢情好，俺们这儿四小姐可不就病了些日子啦！”
接着，靳先生就被引进来，王妈居功，仿佛这位靳先生是她介绍的，没有宋妈什么事 ，王妈介绍靳先生说：
“人家靳先生医道儿可高了，老掌柜的没传授给别人，就算靳先生得了这一传。四小姐快让靳先生给号号脉吧！”
五岁的四小姐，蜡黄着脸，很困难地从廊檐的小板凳儿站起来，两只眼睛汪着泪，她一定很害怕，更颤悠了。
靳先生看四妹进来了，心疼得什么似的，握着她的小手儿，观望她的气色，紧抿着嘴，轻摇着头，若有所思，不胜太息：“不轻，这个症候儿！”
我们屏息站在一旁，心情当然沉重，王妈更是表情深刻，长长地“唉”了一声，打破这暂时的寂静。
靳先生一边给四妹号脉，一面点头沉思，还对自己不断地“嗯”“嗯”着，我们想是他号出什么来了。
我们一家人的眼睛都盯住靳先生，希望他给四妹看出一些道理来，这一阵子，四妹中医西医可也给看过不少了。
然后靳先生放下了四妹的手，心清沉重似的说：“太虚了！”妈妈紧蹙着眉头，我们也都不敢言语，四妹睁着惊奇的眼睛。
“这病多少时候儿啦？”
“将近半年了。”妈妈回答。
王妈不甘心，她对妈妈倚老卖老地说：
“我看这就得打这孩子六个月说起。哪儿兴六个月的孩子就喂抻条炸酱面的？”她毫不客气地责备起母亲来了，“孩子的奶妈没奶了，您也不留神，就让她喂孩子吃炸酱面？”
妈没分辩什么，谁让她生了这么多孩子照顾不过来呢！不过当四妹的奶妈喂四妹吃炸酱面的那个时候，并没有王妈呀，她那时还不知在哪家给人使唤着哪！她怎么知道的？难道是我说的？也许，是我那时亲眼看见四妹“提溜”一下把一根面条吸进嘴里去的。奶妈因此被解雇了。
靳先生说，要看看这孩子该怎么个治法儿，他要试验一种东西，他说：
“这么着吧，我再给四小姐扎扎看，要是扎出来流的是黄水，就不碍事。”
“那么坏的现象是怎么样呢？’”堂兄阿烈问。
“那就是流绿水喽！”
可怕的绿水！我们真担心，当靳先生从身上掏出一个小包包来的时候，我们几个小孩不由得围上来看。小包包里是一根极细小的针，不是针，简直是一根金属的丝。
他让四妹趴到沙发上，四妹哭了，她害怕，又不敢抵抗，因为一向她都那么软弱的。但是靳先生真好，哄着四妹说：
“不碍事，小姑娘，病好了，跟妈妈到天津找苏大妈，找你们的老宋妈玩儿去。”
“我们叫苏伯母。”弟弟马上提出更正。
“噢，苏伯母啊，对对对，找苏伯母玩儿去。”
我们渐渐对靳先生有了好感，都挤到沙发旁去看四妹。但是靳先生却和蔼地笑笑说：
“别挤在我跟前呀！我会扎错了地方呀！”
我们只好都退到一边。四妹的小棉袄被掀开了，靳先生抚按着四妹的瘦脊背，仿佛在数她的排骨。这时妈妈和堂兄阿烈走上前去，要看看靳先生怎么个扎法，同时也要安慰四妹，因为她正在可怜地嘤嘤地哭泣。好了，靳先生按呀按的，大概接到一节顶合适的脊梁骨上了。他把细小的针刚比在那骨节上，忽然想起什么来了，他对阿烈哥说：
“您啦给我找个小碟子来吧！”
阿烈哥赶忙跑去厨房拿碟子出来。靳先生再次把针比在那骨节上，他又想起了什么，对妈妈说：“您啦给拧个湿手巾来，要热的才好。”
妈妈又赶快去找热手巾去了。这时只见靳先生两手在四妹的脊背上摸弄着，老远的，我们也看不见。等到阿烈哥的小碟子取来，靳先生惊喜地轻喊着：
“您啦看，有办法儿啦，是黄水儿嘞！”
说着，他就接过碟子，从那根细针上，果然挤出几滴黄水到碟子里。妈妈的热手巾也来了。于是小碟子里的几滴黄水，被传给屋里的每个人看了。
妈妈的眉头也展开了，她并且奇怪而又高兴地对阿烈哥说：“原来我们中国祖传的方法也和西医一样，可以抽脊髓水的！”
但是靳先生否认这些，他连忙摆手说：
“这可不能像西医的抽脊髓水呀！咱们不做，林太太，您啦知道吗？脊髓水是从脑子里下来的，可抽不得呀！那就是脑汁，可怎么能抽哪！”
靳先生说着又接过热手巾来，在四妹的背上轻轻地敷按着，就是他抽那黄水的地方。然后靳先生非常轻松了，当然，我们大家也都轻松了许多，因为他说四妹的病是可以治疗的，因为流的是黄水，而不是绿水。幸亏不是可怕的绿水！
接着，就是关于那五只大母鸡了。
靳先生嗽嗽嗓子，很严肃地说：“您啦嫌不嫌麻烦？”
“麻烦？不嫌不嫌。”妈妈和阿烈哥同时回答。
“那就好，我告诉您啦一帖膏药方，自己熬，我们老掌柜的就凭这帖膏药方，治了不知多少疑难大症。您啦知道，前门大街鲜鱼口上裕丰家老掌柜的小孙子儿，大前年个，就跟您啦这四小姐同样儿毛病儿。就贴了两帖，现在好了，孙悟空似的，花果山水帘洞都能去咧……”
花果山，水帘洞，我们都知道，所以我跟二妹、三妹、弟弟都笑了。我们想，如果四妹好了，真像孙猴儿似的，到处乱跑，简直不能想象那是个什么样子，所以我们笑了。
我们再听靳先生说：
“这帖膏药，就是熬起来麻烦点儿，不是我给我们老掌柜的净说好话，要是想发财，谁愿意把祖传的方子满处告诉人呐？可是我们老掌柜的说了：做吗自己秘着不告诉人呢？那么您啦仔细听着记着：先买五只大母鸡，放在家里养活五天……买五两……买五两……五两……”
五两这五两那，记不住啦，于是阿烈哥说：
“我用笔记下来。”
阿烈哥去拿来笔墨纸砚，一本正经地在笔记老掌柜的救人无数的那帖膏药的制法。
“……好啦您记着，五两鲜莲子，五两……都预备齐了。五只大母鸡宰了，鸡肚子都掏出来，小心着。那五副鸡心，小心地摘下来，里边洗淘干净了。鲜莲子，剥皮不剥心……连着那五两……五两……还有鸡心……”
阿烈哥出汗了，也许屋里炉火太旺，也许是他记不下来急的。他苦笑着，斜着头，日本话也进出来了：
靳先生听不懂日本话，误会了，他正经地说：“你说吗？无关系？太有关系啦？一分儿，一点儿，也不能差呀！”“好，我再来写。”阿烈哥重新振作起来。
好了，阿烈哥又接下去写，可是他不断地给自己打岔，停下来问：
“五两鲜莲子，怎么？怎么样留住那莲子心？是不是就是绿绿的那个东西？”
“鸡心呢？剥下来，剪一口，莲子怎么样？塞进去？”
妈妈也打岔，她说：
“好啦，你接着写吧，这地方我记住啦！”
仿佛是整个写好了，但是阿烈哥啧啧的摇头叹气，表示不信任自己。而这时靳先生为了慎重起见，他竟考虑阿烈哥来了： “这么着，您啦讲一遍我听听。因为一点儿都不能马虎。”
于是阿烈哥开始重述这一帖膏药的做法了。头几句他还讲得不错．当然啦，那几句要是叫我讲我也会，我在学校背书头几句总背得流利的。但是慢慢地阿烈哥结巴起来了，有的地方是他写得不清楚,有的地方他竟给前后颠倒了。比如说鸡心还没直摇头，妈也责备他，妈说：
“莲子还没有剥皮哪，就塞进鸡心里！”
我也忍不住了：
“摘鸡心的时候，要小心鸡肝上的苦胆，不要弄破了。”
“真是，你还没有英子清楚哪！”妈着急地说，“好啦！这点我记住啦，再往下说给靳先生听吧！”
阿烈哥又往下说了，但仍是那样，丢三落四，该煮不煮，该熬不熬。靳先生深深地叹口气，又不断地思索着，他是在给我们想什么好办法，看怎么样才能使阿烈哥记得更好些。忽然，他说：
“要不——”但是他又停住不说了。妈是多么盼望他有好办法啊！所以眼睛直望着靳先生，听候他的吩咐。
“要不，这样好了，”靳先生终于下了决心，“我这儿有两帖现成的膏，是老掌柜的替人做的，要我带给鼓楼老刘家的，——让我想想，能不能先匀给你们……”
“那太好了。”妈妈急得想揪住靳先生，“该多少钱由我们来出。”
“那倒不是钱不钱的事，”靳先生就不愿意提到钱，“老掌柜一年到头，还不知道合多少呢！”
“当然，”妈妈很是抱歉，“老掌柜的应当舍给贫苦的人家，我们，我们就算请老掌柜的代替我们做的就是啦！”
“那没话说，您喽是我们柜上的老主顾了。我是想，匀给您啦这两帖，再给老刘家做的话——”靳先生又在犹豫，盘算，“好啦，好啦，没关系！这两帖五凤连心膏就先给四小姐吧！”
“什么？五凤连心膏？”阿烈哥问。
“这膏药，”靳先生从皮袍里掏出这两帖膏药来，“就是五凤连心膏。五凤，您啦不明白？就是这五只母鸡，连心哪，莲子，连着鸡心做成的呀！”
“噢！——”妈妈和阿烈哥都明白了，他们微笑着，念叨着，在欣赏这名称的美，“五凤连心，五凤连心……”
“妈，什么叫五凤连心哪？”我听他们在念这名字，觉得非常好听。
“五凤嘛——”阿烈哥向我玩笑地说，“就是你们姐妹五个呀！连心嘛，就是你们的心要连在一起，不要今天你跟我吵呀！明天我跟你吵呀！大家和和气气的，就不会生病啦！”
“你胡诌！”我不相信，但是我们时常吵来吵去倒是真的。现在只有可怜的四妹没有本事跟她们吵了。靳先生的这副膏药做得非常讲究，特制的油纸的细长的口袋里，刚好放进一副两帖。抽出来是崭新的深红色膏药帖。靳先生把它在手掌心上啪啪地甩打了两下，发出结实有力的声音。他又提在空中抖落了两下，才递给母亲，并且嘱咐说；
“要贴的时候，先放在小炭火上融化，记住，小炭火，大煤球炉子可不行哪！”
总而言之，这是一副费尽人力的膏药，做起来要多麻烦。可是妈妈还不知足呢，她接过来以后竟问靳先生：
“还有没有？我干脆一回多买两副好啦！”
“啊……”靳先生连忙大摆手，“这是看在苏太太的大面了啦，老掌柜的可轻易不替人做的呀！”
“可是，要是我们贴着好的话，再上哪儿找去呢？”
靳先生瞪大了眼睛：“您说那？一副两帖就得好啦！还要两副做吗？”
“可是，我还没问一副买多少钱哪！”妈妈说着，就要去五斗柜拿钱了。
“我们不是做买卖的啦！我们不能卖了！要买，那就还给我好了！”靳先生急了。
妈妈怎么肯放手呢！她紧捏着那两帖红膏药，苦笑着说：
“不是，靳先生，您误会我的意思啦，咱们北京人兴吃药不给钱吗？要不成了骂人了吗？我是说，这副膏药，是老掌柜的花了多少钱买的药料，算是替我买的，我不得给钱吗？”
这一席话，总算把靳先生说服了，所以他笑了：
“你啦这么一说，还不大离了。一副五凤连心膏，我知道老掌柜的都得用上十五块大洋的材料。”
“十五块大洋！”妈显得有一点点惊奇，但随即展开了礼貌的笑容，“我去拿。”妈到里间去了。
好像去里间五斗柜的抽屉里拿十五块大洋的时间，不该有这么长，好一会儿，只听见妈在叫阿烈哥。
阿烈哥进去了，不一会儿，才出来，有些不好意思地对靳先生说：
“靳先生，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家里现在只剩九块现洋了，我伯母说，请您等一等，她到附近一个朋友家去惜一下。”
“着什么急吗，千万别出去借呀！再说，我也忙得很，还要走几家，我北京来一趟，就得替我们老掌柜的赶个十家八家的。”靳先生很痛快地说。
“那么，请您把地址留下，我下午就给您补送过去。”阿烈哥说。
靳先生哈哈大笑：“我住天津小白楼，爱送，你给我送去吧！坐火车来回去给我送六块钱？这是吗话儿？”
既然这么说，妈妈就很难为情地把一叠花花大白洋拿出来，当着靳先生的面数给他。但是，当妈妈数到一半的时候，忽然惊叫了一声：“哎呀！”妈的脸红了，“这怎么说的呢！我糊涂了，把这块假洋钱也混到里头了！”
靳先生可是和蔼地说：“没有关系，马马虎虎！”
“那可怎么好呢！本来就差六块不够，这么一来，可差了七块啦！那怎么好意思呢！唉！”妈又叹气又跺脚。叹气是为了对不起靳先生，跺脚是为了又因此想起这块假洋钱的来源：那是妈妈的一位打牌朋友的一次不道德的行为，使妈妈赢了一块假洋钱。我还记得有一次请同学星期天去看电影，跟妈妈要钱，妈妈叫我自己到五斗柜去拿一块钱，我竟拿了这块假洋钱，到了中央电影院，抢着买票请同学，就被卖票窗口很不客气地打了退票，结果请客变成被请，还弄得羞愧得不得了。用假洋钱，是多么可耻的事啊！现在这块假洋钱又混在真洋钱里，给妈妈丢脸了。
“是谁？是不是你把这块钱给放在一块儿的？”妈妈好像没法挽回她的羞惭，竟看中了我。
“我？”我怎么能承担这？所以我也红着脸跟妈妈急了，“我天天上学，都是只拿铜子儿，我又没动您的洋钱！”
靳先生大概急着要走，他直说：“没关系，这值不得什么，就都给我吧， 放在你们家里祸害！”
靳先生接过那一叠雪白大洋钱了。洋钱递到他手里以后，他就熟练地用这一手把洋钱向那一手溜滑下去，有清脆的好听的一串洋钱声，但是其中仿佛陷了一个什么东西，声音不大对劲儿，因此靳先生说：
“可不是，真是个假洋钱。”
然后，他就从其中拣出那个和别的一般无二的假洋钱，用两个手指轻轻地捏着它，放在嘴边用力地吹了一下那洋钱边，赶忙送到自己的耳边侧听：
“就是，假洋钱吹了一点儿声音也没有，我告诉您啦一个诀窍，真的洋钱这么吹一下，您啦听听，就能发出嗡——的声音儿来啦！”说着他又抽出一个真的来照样吹了一下。
其实妈早就知道吹洋钱分真假的法子啦，可是，她们打起牌来却大方着哪！谁赢了钱，还接过来一块块地吹，那多小气呀！而且，不但如此，一块钱换四十六吊铜子儿，要是输主拿洋钱出来找的话，还得客客气气的，大大方方的，按五十吊找给人家哪！妈就是由于一位太太输给妈四吊钱，她硬是收进一块假洋钱，还找给人家四十六吊钱的！她怎么不生气！
好了，靳先生要走了。他戴起了他那顶三块瓦的皮帽，放下挽起的袖口，拍打拍打袍子前身，——非常干净利落的一个大男人。他临走又对妈妈说：
“贴了这两帖准得换一个小姑娘了，到那时候，可给我们老掌柜的传名就行了嘛！”
妈高兴得什么似的，鞠躬哈腰的，接过来那个油纸口袋，然后放在花架子上那盆梅花的旁边。花盆架子高，我们不至于跑去拿，我们姐妹实在太多啦，而且都这么随便，爱动什么就动什么，自从爸爸死去以后，妈妈更管不了我们了。
妈妈和阿烈哥送靳先生到大门口去了。其实，我每次和妈妈到瑞蚨祥买布去，那里的伙计都是客客气气把我们送到门口，现在怎么啦，老王妈说的，拿头儿大改变啦，妈竟送布店的伙计送到大门口去了。
只有我们姐妹几个在屋里了，我问四妹：
“怎么样，他给你扎针痛不痛？”
四妹摇摇头：“一点儿也不。”
“不痛你干吗哭得那么伤心？”二妹不服气。
“我害怕。”四妹颤颤悠悠地说。
扎针怎么会不痛呢？我也觉得很纳闷，而且居然有那么好几滴的黄水滴下来，真奇怪，真不懂。
这时二妹跑到花架子那里去了，伸手去动那个油纸袋。
“大姐，你看二姐！”四妹告状，那是她的膏药，当然她关心。可是那个油纸口袋实在很诱惑人，尤其是那两帖膏药。二妹拿了下来，我们就围着来看。我们都知道，每帖膏药是阖着的，很不容易揭开，总得放在火上烤软了，尤其是在这冬天，靳先生不是也告诉妈说用炭火烤一烤吗？讲究真叫多。但是，二妹竟一下子把这帖膏药揭开了！酱红色的膏子，我拿过来闻一闻，有点儿香味儿，像什么？我递到二妹的鼻子尖儿上去。二妹使劲抽着鼻子闻：
“像山楂糕的味儿！”
弟弟也抢过来看：
“明明是信远斋的酸梅糕！”
这时，妈妈和阿烈哥进来了，一看我们在动两帖膏药，急了：
“哎呀！别动！别动！”
“妈，你看看，到底是山楂糕，还是酸梅糕？”
妈很生气，气我们乱动东西，但是当她推开我们拿过那帖被揭开的膏药时，她也不免皱起了眉头：
“嗯？……”
“您闻闻。”我说。
妈果然拿到鼻头上闻了闻，她又“嗯？——”了一声，递给阿烈哥。阿烈哥一看，闻一闻，也斜起头皱了眉：“嗯？——”了一长声。
这时小小的五妹出声了：“妈，这个——”
五妹高高地举起她的手，手里不知捏着一个什么小东西。
妈低下头来接过五妹手里的东西，是什么？大家的眼睛全集中在那个小玩意儿上。
“好像一个鸡苦胆，是嘛，是个鸡苦胆！”还是妈妈懂得多，“你从哪儿捡来的？”
“那里。”五妹指着沙发旁，那正是四妹刚才趴在那里接受针扎的地方，“那个人扔在那里的。”
“嗯——”妈再研究一下，“可不是，里面还有点黄水儿，可不就是黄水儿子。你看见那个人——靳先生，扔的？”
五妹点点头。
“那你当时怎么不言语？”妈倒责备起五妹来了，“唉！不知怎么，我后来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儿似的。”
“我也是觉得有什么不对，可是——”阿烈哥说。
“我也是。”我说。
“你也是，他也是，怎么早不讲话呢？”
妈倒赖起我们来了。
妈两手拿着那帖膏药，一开一合的，又仔细地研究。
“也许——”妈犹豫着，“也许五凤连心膏就是这么样的？”
“可是刚才那个人说的做法儿里，也没有酸梅或者山植当药料，怎么会有那股子味儿呢？”阿烈哥哥说。
“是嘛！应该是鸡汤味儿的！”二妹还开心呢。
“少废话！”妈喝止二妹，“阿烈，你去，追到街上去看看，那个——那个姓靳的走远了没有，把他叫回来。”
我看现在大家都改变口气了，不愿叫靳先生了。
阿烈哥说：“早走过三条街了吧，我上哪儿追去，算了吧！”
这时老王妈进来了，她高高兴兴地问：
“怎么说呀，给开了点儿什么药了吗？”
“这个——”妈把膏药递给王妈，“你看吧，这叫什么膏药？王妈，你一定懂，你是常年贴膏药的人。”
可不是，王妈现在手指头的裂缝儿上，还粘着一小块黑冻疮膏呢。她的背上、腰上、肚脐眼上，经常都是什么狗皮膏、追风膏的。
王妈把那帖膏药接过来了，她也开一个合一下，研究那膏药的黏性。
“这是膏药吗？”王妈也怀疑起来了。
接着妈告诉王妈给他钱的经过，王妈竟又倚老卖老地说：
“唉！您怎么不跟他还还价呢？同仁堂的狗皮膏才多少钱一副？他要多少您就给多少？要照我看，您就应当还价给他一块钱一副还不行！”
“王妈，你真糊涂，这不是还价儿的事呀！”妈妈说。
“要是真还价一块钱就好了，那就把那块假洋钱给他算了！”二妹又多嘴。
妈听了倒笑了，大笑起来，好像刚才的事情都算不得什么了：
“想想也怪可笑的，他连真带假把我的钱全搂了去！还用了个鸡苦胆装了几滴黄水吓唬我。不过，——阿烈，写封信到天津问问宋妈吧！也许真是他们介绍来的呢，那么这副膏药还是可以贴的。”
妈还在希望那可能性呢！所以，那副山楂膏，不，那副五凤连心膏，妈仍是郑重地把它装进油纸口袋里，放到抽屉里去，一面又对王妈说：
“可是这位靳先生，人倒是挺和气的。”
“他穿得很讲究嘛，他的皮袍也是很新的，也许他是一个真正的靳先生，我们不要没弄清楚，就随便说人家的坏话吧！”阿烈哥竟一本正经地发表议论了。因此弄得我们简直不知道靳先生和他的五凤连心膏到底是应该信任呢，还是不可信任呢。
不过他的和蔼的态度、渊博的医药常识、动听的口才，真是使我们钦佩，使我们感动呢！
给天津宋妈的问询信寄出去了，我们静等着回音。五凤连心膏，当然妈妈暂时是不敢给四妹贴的。但是在这寒冷的三九天里，我们的膏药专家老王妈，可又贴上了膏药，并且在那个大雪后的星期天早上，她硬是浑身骨头节儿发酸，走路都不利落了。因此妈派遣我和二妹去买早点，指定要买西草厂拐角第二家的烧饼麻花，再顺便到斜对面那家羊肉床子，买一斤半切羊肉，为的是在这下雪天吃涮羊肉最为美妙。如果可能的话，妈妈又派遣我们，不妨多走两步，到铁门儿带些酱菜来。我们很高兴地答应了，因为手里拿一笔钱像大人一样，可以东买西买，是最开心的事，而且这几处都相距不远，是在一条路线上的。
西草厂是我们这一带住家的生活物品供应区，尤其是东口这一带，油盐店、猪肉柜、羊肉床、烧饼铺、洋货店、钟表铺、当铺。首饰楼、香腊店、棉花店、冥衣铺，太齐全了，因此那也是一个小小的热闹区，从早到晚。
听说油炸鬼这个名称，是由于那些工作的人，在半夜就起来炸的缘故，但它是多么的香脆可口。当那小小的圆圈被夹进刚出炉的芝麻酱烧饼里，再用两个手掌一压，油炸鬼发出了被压碎的清脆的声音，就不由得引起了口涎。正当卖烧饼的把我们买的十个油炸鬼，穿进一根马蔺的时候，我们的面前来了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他牵了一头小毛驴，驴背上驮着一袋白面。因此这个男人的衣服也都沾满了面粉。他穿的是一身大粗蓝布的大厚棉袄棉裤，头上戴了一顶小毡帽。从那毡帽里露出一小截叠折了的黄纸头。通常，那都是一张茶叶纸。乡下人是很节省的，他们进城来做一批什么买卖，赚了钱，最大的享受也不过是到茶馆沏一壶热茶喝喝。但是面前这个满身满脸面粉扑扑的男人，他是一个乡下人吗？
最初我并没有看见他的正面，我只听见他对打烧饼的人说：
“要吃，还是吃伏地面。我说的不算，你立刻得弄点儿尝尝就知道了！”
他的声音带点怯口，很像王妈的丈夫啦、宋妈的丈夫啦，他们那种乡下人，什么京东的、京北的，我也分辨不出来的那种怯口就是了。
打烧饼的说：“可不是嘛！别瞧我们这儿堆了半屋子洋白面，我们总是宁可吃伏地面，喷香。——到底算什么钱哪？”
他们算多少钱，我没注意，因为我这时也在给钱，但是等我和二妹各拿了烧饼、麻花预备离开的时候，那个乡下人转过脸来了。
“瞧！”二妹推了我一下。
“嗯？”我也几乎是同时地。
好一个面熟的脸孔，他是谁？我最近还看见的，是王妈的丈夫？不是。那么是谁呢？
这个人面对着我和二妹，竟向我们微笑了一下，他的笑容更看着眼熟了，但是他随即收敛了笑容，又转过脸去了。我们拿了包好的烧饼麻花，向西草厂走下去，可是我和二妹仍忍不住回过头去看那个乡下人。
“想起来了，”二妹向我瞪大了眼睛，“是那个那个给四妹看病的那个——”
“得了吧！”我马上推翻二妹，“那个人是讲天津话的，而且也不穿这种衣服！”
我虽然这么说了，但是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确就是一个人。不过，给四妹看病的，卖伏地面的；说天津话的，说怯口话的；穿萝卜丝羊皮袍的，穿大粗布棉袄的，怎么可能会是同一个人呢？
我对二妹说：“咱们赶快买了羊肉，再回来看。”
但是等我们买来羊肉走回到烧饼店，小毛驴儿没影儿了，乡下人没影了，门口却围了一堆人，我们刚预备走过去，只听那一堆人里有人喊：
“什么伏地面，上头有一层，底下全是——全是什么玩意儿呀！豆腐渣似的！”
又有一个人喊：“上当啦，上当啦！他还找了一块假洋钱呢……”
听到假洋钱，我和二妹不禁拉紧了手。这时又听说：
“追追看。”
“早没影儿啦！我在打烧饼，哪儿顾得看真的假的哪。”
我和二妹不知怎么，听见假洋钱，倒像我们犯了法，怕被人认出来似的。我心也跳，脸也热，一直往家里跑，跑进了家门，我们俩停下来喘气，我说：
“我听见假洋钱，怕死啦。”
“我还不是！”二妹说。但随后我们都笑了，好像进了家门就平安了，就什么都不怕了。
当我们进到屋里的时候，阿烈哥正在念一封信给妈妈听。我们俩同时喊：
“妈，我们看见那个——那个给四妹看病的人了。”
“在哪里？”
于是我们俩你一嘴我一舌的，把小毛驴、伏地面、乡下人的故事讲给妈妈听。妈听了以后很肯定地说：
“你们看的一点儿也不错，我想。他这样人会说好多样儿的话，会当好多样儿的人，才能骗好多样儿的钱。”
接着，阿烈哥说，天津的苏伯母来了信，说宋妈已经回顺义县老家生孩子去了，小白楼没有什么益翔绸缎庄，她们也不认识什么会看病的靳先生，而且也不知道四妹病了。但她倒愿意介绍妈妈带四妹到西四羊市大街的中央医院去看病，不要再信什么邪门歪道的玩意儿了！
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四妹也在转过年的春天死了，她的两只最美丽的大眼睛，给我们留下永远的印象。提起靳先生，我们并不生气，后来的许多年，一直到现在，他也还是我们回忆中不可磨灭的人物。他和我们共处了足足有两小时，这两小时竟是个永恒。我们认识了一个多才多艺的男人，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究竟姓什么，到底是哪里人。可是在那两小时中，他确实给了我们点儿什么，他使我们在失望中忽然有了新的希望，他给我们安慰，他是那么和蔼。他还能使我们对他感觉歉意（关于那块假洋钱），也表现出我们虽然用了假洋钱，但我们是诚实的人。
因此，无论什么时候，我们想起了靳先生，谈到他，我们都要笑一阵的。这么说来，对于那八块花花大白洋钱，究竟也不能算是个太大的损失吧！


林海音（1919—2001），台湾苗栗县人。女，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城南旧事》、《烛芯》，长篇小说《晓云》、《春雨丽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