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白血病，如果能找到相同配型的骨髓源，作骨髓移植术（BMT），病人可望得到彻底根治，从而获得新生。去年的《知音》杂志曾报道上海有位17岁的少年患白血病，孩子的父母倾家荡产、饮泪泣血地求援，千呼万唤地盼望骨髓移植，始成一场空，最终未能挽留住孩子的生命。留在世上的是孩子在病榻上的最后一张照片，那年轻、充满朝气的面容，目光里饱含着对生命的渴盼。17岁的少年是不幸的，与之相比，我是多么的万幸！我的第二次生命是我的至亲同胞弟弟小五给我的。
　　去年春节过后不久，我间断发烧十余日，起初认为是感冒，吃药打针都不见效。3月底丈夫陪我到医院作全面检查。谁知一张小小的血片呈现出骇人的结果，末稍血白细胞高达4万，幼稚细胞占60%，血色素仅有6g.当时为我作检验的是朋友何技师，当她看到显微镜下满视野闪着毒光的白血病细胞时不禁惊呆了！何技师马上掩饰着内心的慌乱，让我先去做其它项目的检查，背着我把结果告诉了我丈夫。尽管丈夫对我说血象高是有炎症，不要紧的。但我从丈夫那紧张、忧郁的眼神中已猜出了大半。毕竟行医20多年了，我将面临什么，自己心里很清楚。
　　第二天，丈夫陪我到西京医院血液科作骨髓穿刺，检查结果我被确诊患了急性粒细胞性白血病。
　　这尤如晴天霹雳，亲友们都被震惊了。姐姐、弟弟匆匆赶回家，背着我，和丈夫商量该怎么办？当时我昏睡在床上，弟弟轻轻走进我的房间，站在床前望着苍白、虚弱的我，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丈夫打电话向北京的同学求助，从不落泪的他，这时也泣不成声…… ……
　　面对这无法回避的残酷现实，我不想让亲人们为我揪心、难过，因而我的情绪出奇的冷静、从容。我对丈夫说不要告诉80多岁的老母，怕她老人家承受不起这种精神打击；也不要让上高中的女儿知道实情，担心影响她繁重的学业。
　　正巧在我患病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报道了北京中学生张穆然身患绝症，微笑着走完她短暂的人生之路的事迹。我想，面对死的威胁，生的摧残，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都能做得那样坚强，我又有何惧呢？我在日记首页为自己写下这样一句话："我相信这不会是我的最后一本日记！"决心理智、坦然、勇敢地面对现实，承受一切，做一个生活的强者。
　　4月2日我住进了西京医院血液科，开始接受化疗。刚开始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恶心、呕吐，我的食欲也不错。可是胃肠功能失调引起的便秘，使痔疮出血却一天天地加重了。就在第一疗程的化疗要结束的前两天，我上厕所时因失血过多晕倒在地，失去了知觉。瘦弱的姐姐扶不起我，抱又抱不动，焦急地大声呼救……
　　姐姐的呼救声把我从冥冥之中唤醒，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当我渐渐地意识到自己这是在医院里，是因患了血癌在化疗时，那一刹那，一丝无可奈何地踏上不归路的悲凄之情从心头掠过。
　　苍白、无力的我被背回病房，吸氧、输液、输血、灌肠，丈夫甚至用手为我掏大便。第二天，杨主任看我太虚弱想暂时停止化疗，可是我知道化疗同普通药物治疗不一样，必须按疗程进行，否则会前功尽弃。在我的要求下，终于按计划完成了疗程。
　　就在我住院化疗期间，姐姐、弟妹轮流陪护我，丈夫和弟弟则四处奔波，为我联系血液专家，咨询诊断类型及下一步的最佳治疗方案。
　　目前，骨髓移植是延长白血病病人无病生存时间，达到治愈甚至完全恢复健康的唯一有效方法。可是费用昂贵，至少需要20万元，还要有相同白细胞配型的供者。配型的最佳选择是同胞之间，由于遗传因素，同胞间HLA配型相同的机率是四分之一，而在普通人群中相同机率则仅为十万分之二。了解到这些情况，弟弟和丈夫下决心不论花多少钱，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也要为我治病，挽救我的生命。经与北京空军总医院血液科纪主任联系，他让我先作配型，然后前去北京治疗。
　　此时的我心里十分矛盾和痛苦。因为自己患病，治疗过程中遭受再大的痛苦，那是必然要承受的。可是现在为了我，要拖累我的同胞手足为我捐髓，不论谁能配上，我又于心何忍？！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弟弟联系好姐兄，我们同胞4人来到西安医科大学法医系器官移植配型科，每人采了5CC静脉血。第一次检查，同胞们的白细胞分型都有了结果，而我因为刚输过血不久，无法定型。
　　又过了半个多月，丈夫再次陪我到法医系抽血检查。那天不巧电梯坏了，丈夫背着我艰难地爬上了五楼。后来，当配型的赖老师告诉我，弟弟小五和我配型配上了，HLA的六个位点完全相同。当时我禁不住失声痛哭，赖老师劝慰我：“配型配上了就有希望做骨髓移植，病就会好了。”可他哪里知道，我最担心、最怕的就是这个结果，可偏偏是这样…… ……。
　　我们同胞五人，弟弟排行老五。他虽然最小，可他最懂事，最仁义，他性格深沉、内向。自父亲去世后，这些年家里总遇些坎坎坷坷的事，都靠弟弟撑着，这个有难他帮，那个受困他解，对年迈的老母更是最孝敬。我常为能有这样懂事的弟弟感到欣慰。
　　我知道弟弟前几年身体不太好，心脏检查有左束枝传导阻滞，肝功检查转氨酶增高。配型后，我真正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然而我想的最多的就是，万一捐髓后对他的身体有影响，我怎么能对得起弟弟？怎么能对得起这个家？年迈的老母又怎么能受得了呢？我只想宁愿不作骨髓移植，也不愿连累弟弟。
　　经过一次次的化疗，一次次的骨穿，到六月份我的骨髓检查完全缓解了。这时我已住进北京空军总医院血液科。当时由于化疗引起痔疮复发，严重的出血、肿痛，折腾得我辗转不安，彻夜难，服多种止痛剂都不见效，这真可谓雪上加霜。
　　主管医生说必须先根治痔疮，否则下一步的治疗无法进行。更可悲的是跑了好几家痔瘘专科、医院，医生一听我是白血病病人，都面露难色，拒绝治疗。后来在老同学佟加恩的帮助下，北京空指学院痔瘘专科医院的韩院长同意为我做痔疮根治手术。
　　为我这样的病人做手术地确是有很大风险的。做过上万例手术的韩院长也很担心。做手术时见打麻药的针眼出血不止，韩院长甚至在犹豫能否继续手术。我忍着痛苦给韩院长打气壮胆："放心做吧，我挺得住！"半个多小时手术结束了，当我被丈夫扶着走回病房时，同病室的几位病友都唏嘘不已。万幸的是手术效果很好，伤口渐渐在愈合。
　　这段时间，我不仅要承受双重疾病带来的折磨，内心更是在痛苦中徘徊。我反复对丈夫说能不做异体骨髓移植就不做，听说北医人民医院治疗白血病有新方法，让他去咨询。丈夫带着我的骨髓片，找到北医人民医院全国血液病权威陆道培教授。陆教授说他们的新治疗方法只能用于M3型，而我的骨髓片和融合基因检查不符合此类型。
　　当时我面临着三种选择：一是化疗3——5年，治愈的机率仅在20%，而且随时都有难以预料的风险；二是做自体骨髓移植，选择的前提是没有相同配型的骨髓源；三是异体骨髓移植，这种方法根治白血病最理想。丈夫已为我把手术款筹够，和弟弟又配型相同，纪主任为我作出了最佳的选择，让主管医生作骨髓移植前期准备，并通知我丈夫让弟弟来京住院捐髓。
　　七月上旬弟弟还在外地出差，他接到电话后，便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北京。当弟弟推开病房门，我一见他那消瘦、疲惫、晒黑了的面容，未张口说话，泪水就夺眶而出："我真不该拖累你，让你陪着我遭这样的罪…… ……""没事，没事，我现在身体挺好的，捐献骨髓不要紧，只要能治好你的病，这不算什么！"弟弟越是这样说，我越是心痛不已。
　　就这样，弟弟也住进了医院作全面检查。没想到的是检查结果，弟弟的血小板竟不正常，才5.6万（正常值10万——30万）。医生说可能是误差，需要复查，要不就做骨穿，骨髓检查正常仍可做。纪主任特别向我解释，保证供者的健康、安全是前提，如果供者身体条件不好，医生不会勉强的。但我心里实在承受不了这个压力，我不能为了自己去伤害弟弟。我拒绝做异体骨髓移植。
　　搞了几十年血液病的纪主任，是位经验丰富、慈善和蔼的老专家，他见我这样执拗，也无奈。他甚至为此严厉地批评了值班医生和护士，说不该让我看到化验单。纪主任对我丈夫说，从骨髓片看，我的病恶性程度较高，而我的年龄是做骨髓移植的最高限，这就意味着我只有一次机会，要确保根治疗效，异体骨髓移植更可靠。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面临的"是生存还是死亡"的抉择，放弃骨髓移植，也许意味着放弃生存的希望。弟弟、丈夫都劝我，他们让医生按原计划做着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弟弟按医生的意见做了骨穿，骨髓检查正常，又多次复查血小板，渐渐由8万升到13万。于是医生开始给他做捐髓前的"骨髓动员"，就是反复抽血、输血，注射刺激因子。
　　第一次就要抽400CC血。当我看到弟弟的鲜血流进储血袋中，心如刀绞，泪如雨下…… ……从前见血就眩晕的弟弟，此时面容却是那样坦然、坚定，他劝我说：“不要难过，你要做好精神准备，下一步化疗会很痛苦，坚强地挺过这一关，病就好了。”
　　弟弟是个铮铮的男子汉，他想的、做的全都是为了我，丝毫没有考虑自己。自我患病以来，他寝食不安、焦虑万分，出差在外也是一天一个电话询问我的病情。他对我丈夫说，不要怕花钱，一切都要最好的。当他得知骨髓移植能根治白血病，很快就找姐、兄一起来为我配型，结果出来，弟弟就决意要为我捐髓。
　　进层流病室之前，我拨通了西安弟妹小娟的电话，人隔千里，一线相牵：“小娟，我心里很难过，可又万般无奈，小五就要为我捐髓了，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托付你替我照顾好小五……”小娟也哽咽着说：“你不要难过，我支持小五为你捐髓，如果不是上学的孩子没人管，我也要去北京的。”“虽然医生说捐髓对身体没有伤害，但必竟是有亏损，要遭受痛苦的。术后你要给他好补补，使他早日恢复……”“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小五的。你要安心治病，全家人都盼着你早日好起来。”“为了这个家，为了牵挂我的亲人们，我一定要活下去……”
　　经过一系列周祥细致地准备，7月22日我进入层流病室。丈夫和弟弟送我到门口，弟弟叮嘱我："在里面安心治疗，尽量多吃饭，保持体力。"经过药浴，通过四道隔离门，我进入了四米见方的层流室。这里是高度无菌的环境，与外界唯一的联系是通过一部电话。当日护士就为我做了锁骨下静脉穿刺，这是保证大量用药、输液的通道。
　　患病的人痛苦，患白血病的人更痛苦，在层流病房里白血病病人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常人难以想象。因为这种病的治疗原则竟是这样的残酷——"致于死地而后生".在层流室第一周，我首先要接受致死剂量的化疗，目的是杀死体内的所有白细胞，"腾空"骨髓。每天要吞服150多粒药，静脉输入大剂量化疗药物。化疗的第三天，我就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出血性膀胱炎，每隔数分钟尿血一次，疼痛使我彻夜难眠；剧烈的恶心、呕吐，接连几天吃不下饭；头发在短短的三、四天内脱了个精光；有时连听电话的气力都没有了。
　　层流病室的20多个日日夜夜、分分秒秒，我是在炼狱般的痛苦中煎熬过来的。这种痛苦没人能替代你，与病魔斗争，与死神抗争，这是一场血的搏杀。我只有咬紧牙关挺着，坚信自己一定会闯过这一道道生死关的。
　　7月29日，北京的气温高达40度。这是一个酷暑难耐的日子，也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弟弟为我捐髓做采髓手术。
　　上午8点弟弟进手术室，在硬膜外麻醉下由两位医生同时在他的髂后上棘采髓，一边采髓一边输血。每个针眼抽十几毫升，要扎几十个针眼呵！共抽了1200多毫升。大约在10点钟，医生给我用了多种预防反应的药物，又详细检查了我的生命体征。11点钟，弟弟的骨髓一瓶接一瓶地从手术室送进层流病室，输髓开始了。我望着弟弟鲜红的骨髓一滴滴快速地流入我的血管，这时的我已不是在流泪，压抑不住的哭声从心底涌出…… ……这是同胞骨肉给我的新的生命之源呵！血浓于水，弟弟用他无私、深沉的爱，给了我生的希望，这刻骨铭心的感受我已难以用笔墨来表达。
　　中午12点，丈夫打电话告诉我，弟弟安全顺利返回病房，他和从西安赶来的姐姐在照顾弟弟，让我放心。术后弟弟又输了几天消炎药，8月2日弟弟出院返回西安。我打电话让姐姐陪弟弟回西安，可弟弟却说我这里更需要人，坚持让姐姐留在北京照顾我。
　　就这样，术后才3天的弟弟只身一人回到西安，弟妹去车站接他。弟弟仅仅休息了几天，就投入了繁忙的工作中。他仍是一天一个电话询问我的病情，我担心他捐髓后的身体状况，他却总是宽慰我说："没关系，我挺好的。"骨髓移植术不同于外科手术要动刀，但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技术要求高，难度大，风险更不用说。可以说病人是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在生死线上同病魔进行着殊死的搏斗。要过一道道的险关：致死剂量的化疗关；末稍血白细胞降至0期，要过高危感染关；血小板降至1——2千，致命的出血关；输异基因骨髓后还要过排异反应关等等。
　　为了预防感染，医生给我用上了最昂贵的抗菌素；血小板低，尿血不止，眼见我呈重度贫血，血小板又供不应求。丈夫不顾几个月来为照顾我，过度操劳、疲惫不堪的身体，卷起袖子，四天内为我捐了两次血小板。
　　移植后每次要输的血和血小板，都必须送到军事医学科学院作放射处理。在空军总医院和军科院之间的路程上，丈夫不知跑了多少个来回，还要为我买东西送药，有时一天连顿饭都顾不上吃。姐姐每日冒着酷暑，为我采购做饭。在化疗反应最重的几天，每当送进来的饭又原封不动地送出去时，他们都焦虑不安地打电话询问。我在层流病室里受着煎熬，可我知道，亲人们在外面也是度日如年啊！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呵护下，在亲人们的照顾支持下，在最艰难、最痛苦的日子里，我坚守一个信念：我的生命不仅仅属于我自己，也属于所有爱我的人，为了亲人们，我一定要战胜病魔，我会获得新生的！我积极配合各种治疗，把痛苦当作对意志的磨炼。后来为了能尽快地长细胞，我忍着嗓子刀割般的剧痛，尽量多吃一口饭，有时喝一碗粥都要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终于到了第三周末，我末稍血白细胞、血小板开始增长了，逐渐接近正常水平。8月17日我迈出了层流病房，见到在门口等候着的丈夫和姐姐，我泪眼模糊，百感交集。我经历了一场生死磨难呵！
　　因为是骨肉相连的同胞手足为我供髓，HLA配型完全相同，骨髓移植后，我没有发生医生最担心的排异反应；在空军总医院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护理下，我在最危险的0期没有发生感染；在血小板最低期，丈夫为我及时输注血小板，避免了危险的出血现象。唯有我因化疗并发的严重的出血性膀胱炎，尿血长达5个多月；术后3个月又因移植后转血型不顺利，一度出现严重的溶血性贫血，我曾再次住院。
　　就是在这病情反复的时侯，我仍坚信大关大难我都熬过来了，这也算不了什么！在医生的调整、治疗下，我的血型由原来的"0"型转为弟弟的血型"A"型。这就是说，我的骨髓造血系统已由弟弟健康的骨髓所替代，骨髓移植成功了！
　　病树前头万木春。痛苦难忘的1999年终于过去了，获得新生的我，和亲人们一起迎来了千禧之年，跨入了新的世纪。现在骨髓移植术后已近一年，我的体质在逐渐恢复、改善，血象、骨髓都恢复了正常。
　　从北京回来后，许多人关心我，看望我。我对他们说如果没有弟弟，没有亲人们的关爱，也就没有我的今天，这份挚爱亲情将刻骨铭心地永镌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