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所蜚声沪上的外语学校度过了7年的中学时光。2500多日实在是够长——历史书后的大事年表，从没有7年“太平无事”的。所以，毕业酒会结束的时候，我曾经打定主意：至少要写点东西记录下最后一年的某些经历。然而动笔之时，我才深悔自己没有记日记的习惯：记忆中只剩下了曾听过的流行音乐和高考前几天偷看的欧锦赛决赛，至于自己如何悬梁刺股，竟是无论如何也记不起了。倒是高三一年中遇到的几位恩师——多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先生，虽是相隔较久，却仍是历历如昨。
　　杜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教语文，年方三十，分头整整齐齐，行路昂首阔步，有“朝气蓬勃”之感。
　　带教我们这个文科班前，杜老师以严厉闻名。第一日与我们见面，他便当头棒喝：“我可是会打人的。”诸生噤然。接着便称：该打之第一条便是不听课、不自修。然而后来观之，打人只是虚言，杜老师气极也只是拍拍桌子，从未有人“有福”挨得一下。
　　不过话说回来，听杜老师的课似乎不需要以棍棒相逼。杜老师颇有演说才能，讲课时语调、手势、体态无不恰到好处。任何事经其之口立刻活灵活现且放大十倍，更兼之以种种掌故、笑话、逸闻，听得台下一干小儿无不五体投地。同桌偷录下杜老师的上课录音做在其个人主页上，据说点击率颇高。高三第一节语文课，杜老师开讲鲁迅的《〈呐喊〉自序》。他从鲁迅的身世、性格谈起，以《两地书》为蓝本，谈鲁迅心理之敏感，谈鲁迅与庸众之搏斗，谈鲁迅对中国国民之失望……连讲八节课整。诸多新奇言论，与教参迥然相异却句句言之成理。课后我等皆曰，以杜老师之才，来教这只认题海的高三，不免可惜了。
　　杜老师上课兴之所至，还与我等讲些“闲话”（虽只一两分钟其便“幡然醒悟”，言归正传）：譬如如何熬夜——“脑白金催眠，脑轻松提神”我便是由此得知。我还得知他酷爱旅游，盖因其常将旅行计划在课上公诸于众。
　　高三的国庆长假，杜老师一人前往两湖地区，于湖北黄岗中学觅得他们的高三语文复习材料，带回令我们完成之（他还“教导”我们说，黄岗中学高三诸生，被关在山上复习，每日只是做题，不得下山，与之相比，我们如处天堂云云——真伪难辨）：该材料既深且多，有千字正音、千字正字、五百词正义、五百句改错……完成之后，只觉周围之人言语多疵，电视主持人错话连篇，只有播音员才是正宗之中国人。后杜老师又弄来一套题专讲阅读，完成后立觉高考阅读不过如此。至此，方知杜老师亦精于题海之道。
　　临近高考，诸生心中惴惴。不料杜老师发出话来：“我们班人人语文可考120分以上。”众笑而不信。不料放榜结果，竟与杜老师所料不远。
　　毕业酒会后，于归途中遇杜老师。他只是叮嘱一句：“写作文的时候再大胆一点，不要有框框。”再无多言。
　　高考成绩揭晓，打电话告之杜老师。其听罢成绩，嘿嘿一笑，曰：“你猜猜我现在何处？”余认输。其乃曰：“在敦煌。”此行我等皆知，只是不曾想其不待放榜，便已远游，爱旅游竟至于此矣。
　　吴先生来头不小。
　　大约从我进这所学校起，吴先生就担任高三年级组组长，并带教理科班数学。这两大头衔，有一样便足见功力，吴先生竟一直身兼两职。久闻吴先生擅做诗。高三开学，于橱窗里见到吴先生贺上一届高考大获全胜所做之诗，豪迈有英雄气。而到我们这届，据说只因其子与我们同届，其做年级组长多有不便，便执意挂冠而去。
　　传说中的吴先生极严厉。据说，脸皮再厚的人，吴先生也可以将其骂出眼泪来。一位当年考了状元的学长在他的高三日记里写：“维持纪律的时候，只要说一声：”小二，吵什么吵，吴先生来了‘，顿时鸦雀无声。“”吴先生“的称号，也是他给同学规定的，不按此称呼，直呼姓名，被他听到的话，有你好看的。
　　高三上了将近一个半学期，文科班原来的数学老师因个人原因调走，杜老师盛邀吴先生救场，带我们班。吴先生“委屈”到文科班教书，在文科班内引起一阵恐慌——对数学向来不争气的文科班，年级组长索性告戒诸生备好500毫升的眼泪与尽量多的面纸。
　　不知该算我们运气好还是坏。吴先生从来没有训过我们。吴先生说，这叫不在其位，不谋其职——他既然不是年级组长，也就不必板起脸做红脸。但连带地，我们也少听了许多吴先生的“经典”笑话，少了与吴先生一起打篮球的福分，少了看吴先生做诗的运气，甚至，吴先生叫不出我们中许多人的名字。
　　虽然如此，但与许多五十来岁的老师一样，吴先生书教得是极严谨的。从不等式、复数、极限到立体几何、解析几何，一个个专题条分缕析。每一个专题有什么典型题目，用什么方法处理，都用他震撼整个高三走廊的声音讲得清清楚楚。他还有一个著名的“面条理论”：不管浇头怎么变，面还是面——虽然高考的出题方式千变万化，但考的知识点实质上都是这些，方法也就这几种。偶尔他也会感叹一句：“教你们的时间太短了。应该给你们复习三遍的，现在只能一遍了。”其实，这一遍，已经让我的数学提高了15分左右的水平。
　　吴先生每天都要发一张练习卷，周末还要加一张综合练习。但吴先生的练习卷从没有从某本参考书上直接“复印”下来的，而是他从诸多参考书上“剪刀加浆糊”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做的每一道题，都是吴先生做过，觉得有价值再选取的。我记得四月初的某天，我经过食堂——当时不是吃饭的时间，空荡荡的一个大食堂回荡着麻雀的叫声。整个食堂只有吴先生一个人，坐在一张桌子前，低头专注地粘着一条条剪下的题目。那时天气乍暖还寒，一阵风吹来，只见吴先生稀疏的头发在微微摇曳。当时我觉得，在食堂巨大空间中的这几根曲线，有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
　　最后一节课，我冒着被吴先生批评的风险，带上了照相机，为的是拍下最后一版用一条条直线割得整整齐齐的“吴氏板书”。吴先生依然是那样专注地讲课。最后一道题讲完，下课铃刚好响了。吴先生写完板书，转过身来，挥动着他的右手，底气雄浑地说：“祝大家高考成功！‘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回想起他常说的：“你们做不出的题，其它中学的人绝大多数也做不出。”我忽然意识到，这半个多学期来，吴先生一直在带给我们一样东西——自信。
　　初看之下，严老师是那种很普通的英语老师。四十多岁的年纪，发型是中年女知识分子常梳的那种，衣着也没有很“跳”的色彩。严老师姓严，但是不狠，说起话来和和气气。
　　说到高考英语，诸生心中都颇有点忐忑。我们学校考TOEFL、GRE成绩骄人（考TOFEL几乎没有不到600的，考GRE几乎没有不到2000的），但大家常常“看不起”的高考英语却时不时“阴沟翻船”——非但没有势如破竹，平均分第一还屡屡被其它学校拿去——与打遍上海无敌手的高考数学不可同日而语。
　　严老师是第一次教高三，常常称要与我们共同摸索。复习方法似乎平淡无奇。先上完统编教材，然后就是一套一套地做题、评讲——我记得有超过50%的英语课，听到的第一句话是：“今天我们再做一套卷子。”做卷子不可以“捣浆糊”，因为严老师有一点极“恐怖”：抽几个同学问做错了几道。在全班众目睽睽之下，要是错得比别人多，岂不是很没有面子？当然，你可以用一句“一塌糊涂”来搪塞，但用得多了，你的形象就全毁了。
　　高三开始的时候，英语是我最差的一门课，那时候我考130分，严老师会在全班表扬我；高三快结束的时候，英语是我最好的一门课，那时候我考得再高，严老师也不表扬我——只跟我妈说。高考考英语前，严老师问我前一天数学考得怎么样，我说一道大题错了最后一小步，大概可以考140来分。严老师只点点头说了句“还可以，不过那样满分没有了”。几分钟前还不可一世的我顿时气焰全消。
　　高考成绩揭晓，我们的英语成绩“一览众山小”。我翻翻当年自己诚惶诚恐手抄的整整100页英语错题解析集，再回想这一年来严老师的“无招胜有招”，自忖：向来自信满满的我们，也许正需要一位如严老师者——看来平平淡淡，底下丝毫不松，既增功力，更能败虚火。
　　“3+1”我选的是历史。历史老师也姓陆，常常说我是他的“本家”。
　　陆老师六十岁，带我们这一年他本应退休。但他说他教了我们六年历史，高三不教他不放心，所以在“收山”之年又“重出江湖”。我们学校文科班选历史的总是多于选政治的。半是由于陆老师的原因，我们那年历史班更是人满为患——竟有五六十人选历史。开学三周，隔壁物理班有位老兄找到陆老师，要求改选历史。陆老师带他看看历史班如何挤在四十座的教室上课后回绝了他。历史班同学因此在半周之内走路时头部提高三公分。
　　陆老师浓眉大眼，自称当年是“翩翩一少年”曾引起全班掌声；陆老师唱得一口好京剧，却从不肯轻易来一嗓子；陆老师曾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后来不知何故挂印；陆老师曾是高三年级组长，如今却只管教学，不问“俗务”。陆老师的过去该是很辉煌的吧，陆老师的现在却又是这么冲淡。也许正是如此吧，陆老师的历史课，也多了阅尽人生沧桑的理性，少了“直斥是非”的武断。记得最清楚的是陆老师讲到隋炀帝时说过的一句话：“历史人物没有好与坏，只有推动或是阻碍历史发展。”
　　高三课少时间紧，老师大多是“一言堂”。陆老师上课却是极“民主”的。他所讲的任何东西，你若是不同意，可以立刻举手提出，把书上支持你观点的材料拿给他看。只要是正确的，他立刻当面承认，还会表扬你——一位六十岁的老先生，当着五六十人承认自己输给了一个不满二十的小孩，还发自内心地表扬他，这确实要一点大度。也正因为如此，历史课是我高三参与性最强的一门课。即使是讲卷子，我也会抱着三本各100多页的历史书从一楼跑到四楼去上历史课，为的是和陆老师讨论获胜时的片刻得意。
　　最后说说年级组长全老师。其实他最大，最后写他，是因为不熟悉。全老师教化学，没有给我上过课，只是在开年级大会时听过他发言。我对他多少是有点陌生的，只记得他的“冷面幽默”——常常在训我们的时候突然冒出，令我们的情绪乘坐一次“云霄飞车”。比如有一次，他在说我们迟到，声色俱厉地说了半天，突然冒出一句：“以后谈朋友的时候你们也迟到，你们拿了花赶到那里人家早就跑掉了。”然后面孔板着扭头出门，留下一教室的哄堂大笑。
　　然而全老师毕竟还是影响过我的，虽然是在高三的最后。那是高考前最后的一次年级大会，全老师用一反常态的慷慨激昂说：“做好你们的准备，把结果交给老天爷去决定！”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正是我想要的一句话。不错，既然我付出了一年的心血，我的学校是沪上数一数二的，我做好了一切赢的铺垫，那么，对于结果，我又何必去多考虑呢？
　　我以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且，有时也很贪玩。然而我幸运地遇到一些令我收益匪浅的老师，他们常常恰到好处地扶我一把，令我偶尔也可有些得意的资本。
　　尤其是在高三这一年，几位先生的敬业与自信，至今仍是萦绕于心不能忘却的。这里记叙的，只是其中的几位，而于我有益的恩师，远不止此数。
　　希望借这篇小文章，表达一点对老师的谢意，只是惶恐做不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