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我一直以为自己终于变成一个无爱无恨,无欲无求的女孩子了。 一 仲夏的午后,我恹恹地睡着,突然Call机响了,我极不情愿地去回那个每天都要拷我两三回的男孩的电。由于市政工程的大动迁,我刚搬来这种荒无人烟的城郊结合部,连个电话移机也已排队等了快一个月。 步行跋涉了十多分钟,我来到公用电话。这里其实是一个水果摊子,摊上堆满了西瓜,小山一般。摊主是个黑黝黝的中年男子,在老式电扇叮叮当当的吹拂下张着大嘴睡着了。我没有吵醒他的意思,顾自在摊边的红色电话里投了枚硬币。 那头依然是黄安忆的温言软语: ——天涯,你今天能不能出来一趟…… 我抬手抹了把头上的汗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 ——可今天是我的生日,反正你放假,不如出来吧!晚上我请你吃饭。 我由公交车换了地铁,又由地铁换了公交车,来赴这个我刚认识不久的白领大男生的约。我其实不喜欢这种西装革覆、白白嫩嫩象奶油大蛋糕型的男孩子,没有一点男子汉的味道。黄安忆是我两月前做洋酒促销时认识的一个保险经纪,所以整天都顶着那个标志性的油光光一齐向后梳的头发。当我靠在友邦大厦门口的大柱子旁时,我心想他一米七五的个头和雪白的衬衫在淮海路上定然很容易就被人群淹没。 但今天,黄安忆破例地穿了一件蓝色T 恤,倒挺衬我一袭海蓝的长裙。 ——我就知道你喜欢蓝色。黄安忆兴奋他的衣着与我和谐般配。 我们在淮海路上走着,大热的天依然是人头攒动,俊男靓女们穿着吊带装和闪光的衣裤,自信而甜蜜地在人群中穿梭。已是傍晚,气温却一点也没有投降的意味。我们躲到Pizza-Hut 去吃面,我拿出刚在屈臣氏买的像架送给他,里面没有我的照片。他问我真的就不能给他一张像片吗?我笑着说那有必要吗?他听了好像十分失意,呐呐地叫了半天我的名字竟没说出什么话来。 吃完饭出来,大街上的热气便“哄”地袭来。上海的夏天,夜晚与白天一样难以忍受。无耐之下,我们又转战到一家台湾人开的红茶坊。稀稀落落的人群零星地坐着,我喜欢生意不好的场所,至少不必直着嗓子说话连自己也听不清。我拿管子搅着冰红茶,冰块撞击玻璃杯发出清脆的“叮叮”声。我低着头,看着桌上自己的另一只手,染成淡蓝色的指甲在暗暗的灯光下幽幽地发着光,NatKingCole 的Jazz乐在空气中弥漫,冰红茶里沉淀着柠檬的香味。我喜欢此情此景,此种生活,但人不对,完全搞混了,坐在对面的应该是阿磊,那个出色的、英俊的、独一无二的阿磊。 在高中进校的第一天,在我的班主任身边,我第一次见到阿磊,当时他正在分发入学资料。我莫名其妙地落入浑沌中,期盼着能和他同班。可等我坐定下来搜寻半天,才发现他不是我们班的,以后的一个月里,他失踪在我的世界。所幸我报名进广播台时又见到了他,他是我的台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成了台里最卖力的台员,我的节目什么时候变得越来越受欢迎,我只知道,在阿磊面前,我应该是最完美,最出色的。 阿磊高我两级,高三的学业并没有将他压垮,相反的,他非但成绩全年级第一,而且工作能力强,人际关系好。更难得的是他还是个体育明星,踢得一脚好球而且还是校网球冠军。我自卑得从来不敢作任何妄想,只觉得能每天在一起工作便是最大的幸运了。 高三毕业,他如愿以偿地进了一流的大学。假期,他去了向往已久的北京,在即将回程时,他出了车祸,再也没有回来…… 我没有再说下去,黄安忆第一次听我说那么多话,听我讲我根本没有开始的初恋。 ——这就是你心里一直解不开的结吗?你就准备一直这样把自己封起来吗?黄安忆不甘心地质问着。 这不是他的错。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关键是你怎么对待你的过去。而我,则是一个沉湎于过去的那种幻想“曾经沧海”的人,我喜欢自己营造的稍带悲情的故事氛围,让自己有忧郁的眼神;让自己有过去岁月的厚实份量;让自己深沉而不可捉摸;让自己有拒绝一切的理由。在学校,很少有女孩子这样喜欢Blues 和Jazz乐,很少有女孩像我一样不合群而又沉默寡言。 ——走吧。我抬眼看见墙上的钟直指九点,黄安忆站起来买单,我已消失在门外的夜色中。 二 大学三年,黄安忆并不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男生。我交往过许多男生,试图寻找一些爱的感觉,可是没用,一切都合乎程序:借书、还书、吃饭、逛街、看电影、泡卡拉OK……可是感觉不对,怎么都不对,没出几个月,肯定得让我否定,我不是那种合乎程序就浑浑噩噩让生活继续的人。我可以无忧无虑地过上一阵子,融入人群,但过一段日子,我总是被迫停下来,看看自己,再看看世界,发觉一切都不对劲了。这时,我希望恢复原状,无论在哪一个站点,我都希望回到起点,回归生活的本来面目。我想,孤独并不可耻,无端的恣意妄为才是可耻的。 虽然是大暑节气,但荒郊之处也自有它的好处,夜晚的风吹来,竟也有一丝凉意。我一个人信步在小区里走着,突然肩头被人拍了一下。我“唬”地转身,看见了黄安忆白白的衬衣。 ——你有一星期没出家门了。 我淡淡地听着这句话,我知道他想借此来打动我,而我则不想以往无聊的故事在我生活里一遍又一遍地拷贝,只是换个时间,换个人物。 ——我每天下班都来,但都没有上去找你。 ——为什么,你又不是我什么人。我尽量轻描淡写。 ——天涯,天涯你别这样,你知道我是真的喜欢你,我爱你! ——我也喜欢你,但我不爱你。我不能欺骗你,如果以前我有什么举动给你暗示我爱你,我向你道歉。 ——你做作,你刻意维护你过去的世界,刻意逃避你对生活的责任。 ——我有什么责任? ——爱,爱也是一种责任,一个人的生活怎么可以没有爱呢? 我低头,望向我的脚丫,脚趾尖,我也染着淡淡的蓝色指甲油,月光下,衬着脚背竟是那样的白皙透明。我蓦地怜惜起自己,我已经变成一个无爱无欲的冷血动物了吗?难道爱对于我这样一个年方二十的女孩子已经是一种奢望了吗?在生活里,我始终是心不在焉又目无旁顾地走,迷失方向。 ——不,不是这样的…… ——不是怎样的?黄安忆走上一步,目光逼视我。 我心虚地抬头望着他,看来奶油大蛋糕类型的男孩子也是不好随便看轻的。偶尔,他也能洞穿你的一切,让你无路可退,无处可躲。 ——我……我只吐出一个字,突然发现一张模糊的脸挡住了我的视线,在我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我的头便被两只手牢牢地固定,我的嘴已被准确的封住,月光从我的发际穿过,我竟然闭起双眼不敢正视它针刺般的光芒…… 当雪白的衬衫从我身上移开时,我愣了,所有的委屈从指尖脚底弥漫上来,我知道黄安忆绝对不会相信这是我的初吻,他绝对不会知道这对于我的伤害有多大,他永远也不会知道的。那么刺目的月光啊!我转过身,泪便落了下来。我知道在我没有看轻他的同时,他便已看轻我了。 我天天在家躺着,睡到午时起来吃饭,再接着躺下去,人反倒越来越瘦了。妈妈以为我中暑了,要带我去医院,我硬是赖着不去。 家里终于安了电话,我抄起电话第一个打给璎子。璎子是我硕果仅存的几个高中好友之一,也可能是因为她和我在一个大学。 璎子记下我的电话号码后,邀我去水上乐园玩。我边摇头边说不行,我近来不太舒服,可能是病了,她立即信誓旦旦地说过两天来看我。 璎子说要来看我,最起码过一个月。我知道她的脾气,除了她那个大眼仔男朋友,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她自己的事,转眼就给忘了,更别说你托她办的事了。但是每次当她睁着一双无辜的双眼,把手一摊——真是抱歉,我真给忘了。你又能拿她怎么样呢? 我在家里无聊地翻看着达利的画册,思忖着这位西班牙画家营造的奇异多端的三维、四维甚至五维的空间。这种超现实的割裂而又统一的画风和弗洛尹德的梦的释译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用最完美的古典主义写实手法来描绘无理性的情节,让错综复杂的思维在画平面四角对应线中心点延伸…… ——楚天涯!我一听便知道是璎子,只有她才会这样念我的名字,几乎把“天”字吃了,成了“楚涯”,我意外这次她真的如她所诺“两天后来看我”,眨眼间便看见了跟在她身后的黄安忆。 我的思绪一下子从一种纷乱落入了另一种纷乱。我和黄安忆象木头般的坐着,听着璎子充满激情的声音在空气里回荡,叙述着黄安忆如何找到她又把她带来的经过。我站起来给璎子拿可乐,顺手给了黄安忆一听,他像犯了错的小孩子一样不敢看我,轻轻地说了声谢谢。我真不知道他这次来干什么,就这样听璎子高谈阔论一番,徒劳无益地在我的沙发上坐一会儿,甚至于都不看我一眼?我本以为我终于找到了个合适的对手,我本以为在这场感情的大比拼中我胜了几仗却终于败下阵来,我以为黄安忆终于掳获了我的心了,在他的大胆的肆意的举动之后。我以为。 璎子起身要告辞了,黄安忆却没有走的意思。我望着他,他讪讪地自言自语说送送我们吧。我来到楼下,璎子娇笑着说我的任务是完成了,然后走了。黄安忆欲言又止的态度令我心里一阵又一阵的疼,头发被风轻轻地吹起来,落在额前和面颊,终日不出门的我面色苍白,竟似禁不起夏风拂面。黄安忆一把抱住我,我终于忍不住在他肩头轻轻地啜泣起来,在此以前我以为我是绝对不会在男孩子面前哭泣的。 黄安忆轻轻地抚着我的头发,告诉我他会一生一世对我好的。 回家,我告诉妈妈,我想去北京,一个人。 黄安忆打来电话,我告诉他这个消息,他大吃一惊地问我一定要去吗?就不能等明年,明年他就有大假了,可以一起去。我说不行,今年是我最后一个暑假,后天动身,去半个月。 车站。黄安忆拎着我那个并不算太大的旅行箱,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小心,说到了让我报平安,每天给他电话,会想我的之类,俨然已是我的男友了。我站在车箱外好耐心地听他讲完,拎起箱子向他甩甩手,上了火车。 车厢外酷热难挡,车厢内的空调却打得人直发冷。我望着窗外那个已经向我承诺了今生今世的人,想着就这样了吗?就这样了吗?这就是爱吗?这就是爱情吗? 三 车开了,坐在我对面的男孩突然问我那是不是我男朋友。 我想了想,说就算是吧。 一路上,我认识了这个一口京片子的男孩。他叫尹端木,北京人,在上海念大学,乘这趟火车回家。我说你的名字怎么象个日本名,他义正辞言地宣称他可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尹端木在复旦念理工,这并不是一所以理工见长的大学,但这是我曾经向往的大学,也是阿磊当初已考进的大学。介于这一层,我对尹端木又多了一份亲近感。 尹端木问我是不是也在念书,我告诉他我在念医科。他问我怎么想到考医的。我说可能是因为我高中时一个同学,他让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生命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以生命为附丽,挽回生命应该是我的第一要著。尹端木端详了我半天,说我怎么看都是不象个医生。 十五小时的车程,我和尹端木就这样谈着,我发现在踏上北京这片热情洋溢的土地之前,我的沉默寡言也消失了。 下车前,我们交换了地址和电话,我给了他我北京舅舅家的电话。 北京,建国门外的大楼里,我安顿下我的行李。 这是一个凝重的城市,多的是翘起的廊檐和灰砖城墙。这个都市缺乏绚丽缤纷的色彩,都市人的衣饰也尽是蓝调灰调,似乎与我颇为调和,仅在皇宫内院才金砖碧瓦,显示一些旧日没落的奢豪。在寻常巷陌的城根底下,更多的是穿着白汗衫蓝牛仔的布衣之人,显示着与建筑相符的平和之气。我来这里,本来就不是来找什么灯红酒绿的,我更希望有一点别样的,更有份量的东西出现。 洗完澡,我找出我的黑色套头衫和白牛仔裤,将头发随意的挽成发髻。舅舅突然在厅里喊我,说是我的电话,我讶异刚到异乡怎么便有电话找我,一听才知道原来是尹端木。他问我有没有决定第一站去哪里玩,我毫不犹豫地报了故宫。他说他明天有空,愿意当我的导游,一尽地主之谊,我们约好明天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碰头,不见不散。 挂了电话,我想起应该给黄安忆打个电话,他不在。我告诉他母亲说是北京长途,他母亲居然问我是不是叫楚天涯,我一惊,忘了回答便把电话挂了。 故宫是皇城的象征,金碧辉煌,气象万千。但不知为什么,我并不喜欢这里,看不尽的荣华富贵,俗气。尹端木看来对这里也不熟,他说,真正的北京人其实很少上这种地方来玩。来这里的,除了外地人,就是外国人。 外国人是很容易分辨的,无论从外貌还是语言。我无疑也是个外地人,在上海人心高气傲地行于街头巷尾,佩服着自己一眼就能区分本地人和外地人的高深功力时,北京人也能毫不费力地从人堆里面看出你是不是北京人。就比如你上公共汽车一定会赶着去买票,而真正的北京人都是在下车前才买票,然后从容地把票丢进车门边的铁皮筒内——如此轻而易举,别人就把你鉴别出来了。 一样的,都一样的,所有的都市人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傲气,在这片或那片土地上,在一千四百公里之外。 仅花了半天时间,我便看完了故宫。在天安门广场前,我不愿像众多人一样席地而坐,主要是因为我白色的裤子。我们慢慢地走着,我问尹端木明天有空吗,我想去长城。他抓了抓头说不行,他明天要和父母去北戴河,要去一星期。我说没关系,那我自个儿去罢,他说那哪儿成,你人生地不熟的,这样罢,他有个堂哥在旅游公司当导游,明天索性跟团出去吧,这样安全些。我刚想说让他别操心了,他已伸手要了面的。 我们来到西单旅行社的门市部,尹端木进去转了一圈又出来了。 ——他今天带团,上他家等他去。 因为不赶时间,我们慢慢地去倒公交车,我糊里糊涂地在车上觉得这些马路似曾相识。车已停在了一片高层住宅区前,尹端木带着我来到倒数第三幢楼前,让我在外稍等片刻,我越看越觉得这里的房子眼熟,一抬眼看门牌,才发现居然是舅舅家的地址——“建国门外大街”,这里是48号,舅舅家在42号,应该就在前面了! 果然,我向前跑,就看见了我窗口挂着的蓝纱裙子。 ——楚天涯——楚天涯—— 一听到尹端木喊我,我便往回走。尹端木迎面跑来,我刚想告诉他这里便是我舅舅家,他已经一把拉住我——走,去见见我哥。 楼前,一个人穿着特别宽大的黄色T 恤,脚上趿着拖鞋,斜倚在柱子上抽烟,长长的头发耷在额前。 ——政哥,这就是我在火车上认识的朋友。 他走过来,用中指和无名指夹起烟,在空中扬了一下算是打招呼,顺势捋了一下额前的头发。 ——阿磊!我立时如遭雷击地看到了他的脸。 尹端木还在说着什么,我什么也听不见。 不,这不是阿磊,他比阿磊高多了,皮肤也没有阿磊白皙,但是这个眉,这个眼,这个挺直的鼻和倔强的唇,分明就是阿磊的,那个出色的,英俊的,独一无二的阿磊。 我浑浑噩噩地站在那里,也不知道有多久。尹端木最后把一张纸条塞到我手里,跟我说走吧,他送我回去。黄T 恤扬手说再见,烟雾在空中划了道弧线。 我木木然地跟着尹端木又来到车站。尹端木问我住哪儿,我才大梦方醒地说我其实就住在建外大街。尹端木仔仔细细地看了看我,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什么,刚才那个真是你堂哥吗?他说当然了,我问他叫什么?——尹政,政治的政。 走到舅舅家楼下,我看见了尹政家的院子,尹端木也觉意外——你就住这儿?我指着我的蓝纱裙,告诉她——二楼,我住在靠西边的屋子里。 我住在靠西边的屋子里,我住在有风的屋子里。这屋子,曾经是我表姐的,不过,她已经出国快五年了。大学毕业后,她就去德国继续念书。去年,她已经嫁了个德国人,恐怕很难得有机会再回来一住了。我想舅舅舅妈一定和这间屋子一样寂寞。 我回房放下沉沉的背包,仰头倒在了床上,才发现手里还汗津津地捏着张纸条。展开,发现是个Call机号码。记得尹端木是没有Call机的,看来是尹政的。我正犯愁刚才没听到尹端木说明天长城的事怎么了,想着该打个电话问一问。 Call台小姐甜甜地问是回电还是留言,我犹豫了一下报出了舅舅家的电话号码。 我坐在西窗前,看着尹政家的院子,等回电。他们家的院子很大,种满了植物。我只认得一棵桂树和一藤桅子花,可惜不是开花季节。藤下有一张二人的白色藤椅,远处有一张石桌子,周围有四个圆柱形的石凳子,感觉象个小公园。要不是屋檐下挂着几竹竿衣服,谁也认不出这是个人家的后院。 夜慢慢地袭来,尹政家的院子也黑漆漆地看不清了,可他的回电还没来。我想着是不是应该给尹端木打个电话问问,可又觉得下午他一定是跟我说好了,再问他他一定觉得我整个下午中了什么邪了。于是我又抄起电话打向Call台,告诉可爱的小姐明天早晨六点半在尹政门等他。 六点半,我准时出现在尹政家门前,但那里却空无一人。我等了半天没人,便把肩包摘下来,坐在了他家门前的台阶上。 ——对不起,请让一下。 我一回头,便看见了睡眼惺松的尹政,他一下没认出我,我说我是楚天涯,昨天约好去长城的。 ——不是说七点半在地铁北京站会合吗? ——可我昨天打Call机给你,说早上来找你啊!我就住在对面,干嘛去地铁。 ——昨天?他拿出Call机看了一下,噢,我的呼机没电了。尹政抱歉地耸耸肩,告诉我他先要去买牛奶,让我再等等他。我刚想又坐下去,他突然回头说别再坐在地上了。我一愣,他摇摇头说算了,还是到他家去吧。 尹政家的格局和舅舅家的一样,三房一厅,厅里的光线很好,墙上的钟直指七点一刻,我居然在台阶上坐了三刻钟了。尹政的母亲很亲切地问我吃过早饭了吗?我说吃过了。 尹政回来了。他们吃早饭,我走到院子里,坐到白藤椅上看风景。对面,便是我房间的窗户,从窗户向这里看,一清二楚,但是从这里向窗户看,却是里压压什么也看不清,我庆幸我占了个好地势。 ——楚天涯,我们可以走了。尹政到院子来叫我,告别伯母,我们乘车来到王府饭店。原来,尹政今天带一个德国团。我问他什么时候学的德语,他告诉我他大学本科念的就是德语。在开往八达岭的空调旅行车上,我和尹政攀谈起来。他不是那种热情似火的人,一般是我问一句,他才答一句,抽烟好像才是他的最大乐趣。 八达岭水关。我不愿意坐索道车,便从山脚下一级一级往上爬,德国人也挪动着肥胖的身躯(很多德国人都很胖)向上爬。我和尹政在队伍的最前方,尹政还拿着旅行团绿色的小旗。在登上最高一级烽火台的时候,我很有成就感。 在烽火台上,有毛泽东提的“不到长城非好汉”,德国人争相拍照。我拉着尹政给我拍,照完了,想给他也照一张,他不肯,说这种地方他都不知道来过几十遍了,没什么可照的。 下午四点半,我们回到王府饭店。我发觉跟团其实也蛮好,不像别人说的时间紧,不自由,反倒觉得井然有序,详略得当,不像我自己玩,象个无头苍蝇样的,瞎撞。 尹政和我一齐回家。走进小区,他突然问我早上说的就住对面是什么意思,我说那是我舅舅家,42号。 到楼下,我谢过他,指指我的窗口,我就住那儿。 ——什么,你住那儿? ——是呀,怎么了?我看他大吃一惊的模样,觉得很奇怪。 ——没什么。尹政摇摇头,让我早些回去罢。 我回到房间,看见尹政还没走,他一个人站在楼底下抽烟,神情落寞,我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跷。这时他抽完烟,用脚踩灭了,抬头看了看我的窗口,我赶紧一缩头。过了一会儿,我悄悄地探出头去,发现他已经走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唯物的人,活得现实而冷静,我既不信命,也不信缘,更不用说什么颠倒时空逆转轮回了。就连看《幽灵》这么浪漫的片子,我都觉得主人公可笑,这种事,怎么可能呢?骗得璎子看一回落一回眼泪,何苦来。 可现在,在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夏日傍晚,我竟然为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人牵肠挂肚,猜测他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虽然他近在咫尺,但这是一千四百多公里以外的咫只,是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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