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日子，我一直思考着如何回到本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走在一二·一 大街的街头，我惊叹与商业社会的日新月异。漫步在翠湖，圆通山的周围，得的的是另一番的感慨，刘乃和教授对云大周边街道的解读，使我不得不沿着他的路线重走一遍。沿着先生坡，通过文化巷，徜徉于海棠园，出门踏上青月街，再至大兴坡，转出圆通街，走到青年路，历史的厚重感和文化内涵叫我喘不过气来。诗人于坚有倾向性地感慨，四十年代昆明成了诗人之城，昆明街道上随时可以遇到闻一多、朱自清、冯至、卞之琳之类的人。其实那个时候的昆明也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我最希望遇到的人只有两个：刘文典和熊庆来。
　　刘文典是个有趣的家伙，在张文勋先生和其他一些人的笔下，他的大情大性叫人喜爱得发狂。刘先生是安徽人，据说普通话讲得并不怎么样。他讲文章，都是闭着眼睛，像是在沉思，又像是自言自语。由于牵扯的内容太多，讲得又太投入，有一个学期他居然只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他讲的课，不仅学生喜欢，老师也喜欢，其中不乏大学者。如吴宓者，常是他的座下佳宾，每次去听课都坐到最后一排。刘文典每有独到之处，总是抬头往后排看，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吴照例起立，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这样的课是叫人神往的，刘先生的课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幸听到的。他自称世上懂庄子的人只有他自己与庄子本人，其他所有研究者只能算半个。他在一次讲课中，得知所到学生超过30人时，便拔腿出门，拂袖而去。原来他讲课教室里不允许超过30人。名士风度，心而往之。有关他的文字，我是从一些资料里零碎收集的。在一本叫《东陆春秋》的小册子里，我读到了与这所大学有关的许多人物和趣事，着实叫我兴奋了好一阵子。我一直抱怨这所学校为什么没有人编一本《云大往事》或《云大旧事》，更不用说《云大情事》了。沿着那些街走的时候，我开始担心云大的未来。历史被当作标签贴在了青云街的广告牌上，咄咄逼人的商业气息吞噬着人文地理的每一寸肌肉，精明的商人虎视耽耽地盯着云大着块“肥肉”，云大遭到了市场经济的空前席卷。一出云大的东门，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叫我目眩，我耳边的不同声音在这个时候也响起了，越来越多的同学谈论着如何挣到钱买一套房子，另一些人则构想着如何在云大周围重新圈到一块土地，建一幢大楼赚别人的钱。《庄子》很少有人去听了，去了的也是混学分。现在上课的人越来越多，刘文典当然不会来给学生上课了，即使来了，也不见得就会跑，那样的年代早已一去不返！
　　从几张发黄的旧照片上，我得知很久很久的以前站在会泽院门口看风景，是一种巨大的享受。左有碧鸡似动，右有金马欲腾，前有翠湖如玉，西山、滇池、城郭、街道，历历在目，雍容大气油然而生。现在真的只能遥想熊公当年，于炎炎6月来到这里，野心勃勃，力图办出另一个清华，或许正是他从九五台阶上的会泽院窗口往外看时，深有所触吧！“太华巍巍，拔海千寻，滇池淼淼，石山为襟。卓哉吾校，其于同高深。”1938年（熊庆来到云大的第2年），云大由省立改为国立。满怀激情的熊庆来写下了这首《云大校歌》，经赵元任谱曲后，成为东陆园傍晚和清晨的主旋律。然而现在的许多云大学子不知道这首校歌，那句“节候宜物复宜人，四时读书好”演变为“四时睡觉好”，熊先生的求“真”、求“新”沦丧为求“享受”，九泉之下的先生得知后，不知有何感想。
　　文云天开，风云龙际会；贤关地培，碧鸡金马光辉，斯时斯地，这是一种何等雍容壮大的气象。熊庆来的辉煌是整个云大人的辉煌，他把云大从一个建立在西南边陲不起眼的地方大学办带蜚声国内外的国立大学，在中国，没有一个大学校长像他那样为一个地方做出这样的贡献。他的办学思想是蔡元培的继续，他视学术生命和学术精神为大学存在之根本，始终为这所大学建成有健全学术生命和精神而惨淡经营，苦苦挣扎。熊庆来在他离去之后，云大已不再是原来的云大，甚至云南也不是原来的云南。为桑梓服务和学术生命，从他走进这座大学开始，这所大学便不再仅仅为官僚机器输送零件，而是变为求“新”求“真”而努力。然而熊庆来的遗憾却成了全中国人的遗憾。熊庆来以后的云大经1952年的院系调整和十年“文革”，元气大伤，可以说至今仍在恢复之中。从熊庆来的世界走出来，我感到无比的酸痛、焦虑与烦躁。斯时斯地，满座英豪，高谈阔论，时间相隔令人低头徘徊。
　　重返四十年代，不是幻想，而是一种情绪和真实的愿望。当我在这块林子里找不到生命的乐趣和激情时，我便会穿越时空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