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王国，一座代表达官贵人的荣耀、平民百姓的痛苦的大厦，在1789年8月一个值得纪念的夜晚，轰然倒塌了。
在那个炎热潮湿的夜晚，经历了一个星期的越来越强烈的愤怒之后，国民会议沉浸在一片狂欢之中，特权阶层终于交出了用三百年时间才得到的一切古老权利和特权，并以平民的身份宣布自己赞成人权理论，这些理论为以后的民主自治政府奠定了基础。
法国的封建制度结束了。这时产生了一个贵族阶层，他们由一些真正的贵族、社会中最有进取心的精英分子组成，他们勇敢地承担了领导者的使命，描绘着国家的前景和目标。原先的贵族主动退出了历史舞台，满足于在各种政府部门中担任一些象征性的抄抄写写工作，他们现在只适合在林荫道旁喝喝 喝茶，或者开个小餐馆什么的。
过去的法兰西就这样死亡了。
这是好还是坏，我无法断言。但是它确实死了，和它一起死亡的还有一个最暴虐的看不见的政府，从黎塞留时代起，教会就把它强加给圣路易的后裔。
现在人类真的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
真诚的人们心中充满了热情。
千禧年就在眼前，哦！它已经降临了！
独裁政府那些固有的专制要全部从这个美好的地球上永久地铲除！
前进吧，祖国的后代，暴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类似的句子还可以写很多。
帷幕落下，社会上的很多不公正的事情被清除干净，一切都已准备停当。这时，我们的老朋友专制又露面了，它一身贫民的装束，留着罗伯斯庇尔式的发型，坐在公诉人旁边，干着它原先的罪恶勾当。
十年以前它把那些怀疑“神授之权”的人送上了绞架。
现在，它又把那些认为“人民的意志并非总是上帝的意志”的人赶进了地狱。
可怕的玩笑！
这个玩笑的代价是千百万旁观者的鲜血！
遗憾的是，我并不是第一个说这话的人，读者可以在前人的很多著作中看到相同的观点，只是表述不同，也许前人的词句更优雅一些。
从人的内心世界来看，人有两类——似乎历来如此，而且很可能会永远如此。
有一小部分人，经过无休止的研究、沉思和对永恒灵魂的认真探求，能够达到某种恰然自得的哲学境界，从而超脱于常人的烦恼。
但是大多数人并不满足于每天饮用清淡的精神葡萄酒。他们想来点儿烈性的东西，能够刺激舌头和咽喉，让他们陡然一振、打起精神的东西。这东西是什么无关紧要，只要它能满足上述的要求，能够直接、简便地得到，而且数量不限就行。
历史学家们似乎很少认识到这个事实，这造成了很多令人非常失望的结果。愤怒的民众刚刚摧毁了过去的堡垒（当地的希罗多蒂和塔西陀们及时而热情地报道了这件事情），这座城堡的废墟就被运送到城市的另一个地方，泥瓦匠又被召来，把废墟重建成一座监狱，和原先那座一样恶劣，一样暴虐，一样为了镇压和恐怖的目的。
一些民族在自豪地甩掉了某个“永远正确的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的同时，又接受了一本“永远正确的书”的支配。
是的，就在当权者装扮成仆人向边境策马狂奔的时候，自由党人进入了废弃的皇宫，穿上被丢弃的皇袍，做起了导致他们的前任被放逐的同样错误而残忍的事情。
这太令人痛心了，但它是我们故事中一个真实的部分，必须把它讲出来。
那些直接导致法国大动荡的人，本意无疑是很好的。《人权宣言》(原文为 Declaration of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指 1789年 8月 26日法国国民会议提出的革命宣言，宣言列举了人与生俱来的一些权利，宣称这些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它实际上废除了神授君权，后来成为1791年新宪法的绪论。提出，任何人都享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包括宗教意愿——探寻自己的道路的自由，只要他的思想没有扰乱由各种法令法规构成的社会秩序。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宗教派别都享有平等的权利。新教从此得到了许可，新教徒不会再因为与天主教徒信仰不同而受到侵扰，但天主教仍然是“居统治地位的”国教。
米拉波在宫廷的压力面前，米拉波表现勇敢，很快成为国民会议的主力。他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试图调和反动的路易十六宫廷和越来越激进的革命力量。他提出建立公民卫队，由此形成了国民卫队。他还竭力保留了国王的一些权力。1791年1月30日，他被选为国民会议主席，此后不久即去世。凭着他那政治家的准确的本能，明白这次颇为轰动的让步只是权宜之计。他试图把一场巨大的社会灾难变成一次单人的革命，却功未成而身先死。很多贵族和主教后悔在8月4日晚上做出的慷慨姿态1789年8月4日，国民会议晚间开会时，神职人员、贵族和中产阶级宣布放弃他们的特权；几天之后通过了一部法律，废除领主和庄园主的特权，但保证以某种形式补偿；同时禁止出卖公职，禁止赦免税款，禁止罗马天主教会征收“什一税。”，便开始采取设置障碍的政策（结果给他们的国王主子带来了致命的后果）。直到三年以后的1791年（从任何实际的角度来看两年都太晚了），所有的宗教派别——包括新教和犹太教——才彻底获得了平等的地位，名正言顺地在法律面前享有了同样的自由。
从那时起，角色颠倒过来了。按照法国人民的代表为这个国家制定的宪法，所有教士，不论属于何种信仰，都要宣誓效忠新政府，把自己严格地视为国家的公仆，就像学校教师、邮局职员、守灯塔者和海关官员那样。
教皇庇护六世反对这样做。新宪法中关于宗教的规定，直接违反了法国与教廷自1516年以来达成的所有协议，但是国民会议根本无心理会先例和条约之类的小事。神职人员要么宣誓效忠这部法律，要么退职饿死。有一些主教和教士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一命运，双手交叉，履行了宣誓手续。但是绝大多数教士是诚实的人，拒绝发伪誓，于是便效法被他们迫害了多年的胡格诺派教徒，在废弃的马厩里做弥撒，在猪圈里发放圣餐，在农家的篱笆后面布道，在夜深人静时到过去的教民家中秘密拜访。
总的来说，他们的日子比当年的新教徒要好得多，因为法国的组织机构已经涣散不堪，对于宪法的敌人只能采取一些敷衍了事的措施。因为这些精明的教士们不愿冒被判苦役的危险，于是便大着胆子，要求官方把他们这些拒绝宣誓的“执拗的人”承认为一个“被宽大的”教派，还要求得到一些权利，而过去三百年间他们死活不肯让加尔文派同胞享有这些权利。
在我们1926年的人看来，这未免带一点冷酷的幽默。不过并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决定，因为国民会议不久之后就落入了极端激进分子的手中，而皇廷的叛变，加上皇帝陛下外国同盟的愚蠢，使得惊恐很快从比利时边境传播到地中海岸边，造成了1792年9月2日到7日的一系列谋杀1791年8月，奥地利国王和普鲁士国王联合声明要“挽救”法国国王，并以战争相威胁。1792年4月，法国立法会议对奥地利宣战，由于国王阻碍军需品的制造，王后事先将作战计划泄漏给奥国皇帝，以及贵族军官的背叛，法国军队遭到失利。7月，普鲁士对法国开战。7月26日，奥普联军司令布伦瑞克公爵宣称：联军意在恢复法国国王的权力，惩罚叛乱者；并警告：如果国王和王室受到伤害，巴黎将被彻底毁灭。8月9日夜，巴黎人民举行起义，次日攻占王宫，国王一家被囚禁。起义者废除原来的巴黎议会，建立了新的议会。在丹敦的领导下，山岳派控制了新的巴黎议会，并很快控制了国民会议。由于害怕日益进逼的外国联军，并有传言有人密谋推翻革命政府，9月2日至7日，关押在巴黎各处的一千多名保皇党成员和有叛国嫌疑的人，经过简单的审判陆续被处死。
从那时起，革命就注定要退化成恐怖统治。
当饥饿的民众怀疑他们的领导者卷入了一起卖国投敌的大阴谋时，哲学家们一点一滴的努力就都成了一场空。其后的爆发革命的专制发是历史的必然。在这样大规模的危机之中，各种权力很容易落入一群卑鄙无情的领导者手中，这一点每个学历史的学生都会很清楚。但是这出戏的主要人物竟是一个一本正经的人，一位模范公民，一位百分之百的道德楷模，这实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当法兰西开始了解她的新主人的本性时，一切都太晚了。走上协和广场断头台的那些人本来可以作证，但是他们的话说得太晚了。
至此，我们已经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角度研究了所有的革命，但是只有当历史学家变成心理学家，或者心理学家变成历史学家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理解和解释，当一个民族处于痛苦之中时，暗中决定她的命运的力量。
有些人觉得统治世界的是甜蜜和光明；也有些人坚持，人类真正尊重的只有一个东西：暴力。几百年后，我们也许能够做出选择。但是似乎可以肯定，我们的社会实验室中最大的一次实验——法国革命，是暴力的一次闹哄哄的神化。
那些试图通过理性的方式建造一个更人道的世界的人，不是已经过世，就是被杀死了，杀死他们的人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取得荣耀的人。随着伏尔泰、狄德罗、图格特和孔多塞退出历史舞台，新完美主义的糟糕门徒成了无可争辩的国家主人，看看这些人在自己高位上做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
在他们第一阶段，宗教的死敌占了上风。这些人出于某种原因厌恶一切宗教象征；他们在过去宗教至上的日子里，默默地承受着深深的痛苦，以至于看到法衣便会让他们恨得咬牙切齿，香火的气息便能勾起久远的痛苦回忆。还有些人相信，他们凭借数学和化学的帮助，便可以否定上帝本人的存在，于是便动手摧毁教会和它的一切。这是一件希望渺茫的工作，但这是革命心理的一个特征：正常的变得不正常，不可能的事变成日常的行动。于是一纸法令，废除了基督教旧历，废除了所有圣徒的纪念日，废除了圣诞节和复活节，废除了星期和月，把一年分成每十天一段，每个第十天是新的异教安息日；于是又一纸声明，宣布废除崇拜上帝，留下一个没有主的世界。
但是这并不长久。
这种空无一物的思想，不论在雅各宾派俱乐部空荡荡的房间里，得到了怎样响亮的解释和辩护，大多数人对它都很反感，不出两个星期人们就再也无法容忍。旧的神已经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何不学摩西和穆罕默德的样子，再造一个符合时代需要的神？
结果，就有了“理性女神”。
女神的确切身份以后再作说明，眼下先找一个标致的女演员，穿上合适的古希腊服装，就完全可以满足需要了。这位女士是从原皇帝陛下的芭蕾舞团中找来的，择良辰吉日把她送上了巴黎圣母院的祭坛，这座祭坛已经被废弃多年了。
几百年来一直带着耐心、理解的眼神，慈爱地注视着那些心灵受到伤害的人们的圣母，这时也不见了。热爱她的人趁着她还没有被送到石灰厂磨成粉末，赶紧把她藏了起来。她的位置上立起了自由女神塑像，这是一位业余雕塑家的作品，很随意地用白色石膏制成。还不止这些，巴黎圣母院还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唱诗厅中央有四根柱子和一块大顶，代表“哲学圣堂”，举行国事典礼时用作新舞神的宝座。当那位可怜的女神不再主持仪式，不再接受追随者的朝拜时，“哲学圣堂”燃起了“真理的炬火”，意在用火焰照亮世界的启蒙，直到最后一刻。
这“最后一刻”不到六个月就降临了。
1794年5月7日，法国人民接到正式通知，上帝被重新确立了，灵魂的永生被再次确认为信仰中的一条。6月8日新超人（用让·雅克·卢梭遗留的二手材料匆忙拼凑出来的）正式与迫不及待的信徒见面了。
罗伯斯庇尔穿着一件崭新的蓝马甲，发表了欢迎词。他达到了一生中的顶点，来自一个三等小镇的默默无闻的律师，成了法国革命的最高教士。
恰好此时有一个名叫凯瑟琳·泰奥特的着了魔的可怜修女，被数千人奉为真正的圣母，宣称救世主即将再度降临，而且还说出了他的名字。他就是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就是那个穿着自己设计的奇异制服，在台上大讲特讲，向上帝保证世界从此将会平安无事的人。
为了让人们深信不疑，两天之后他又通过了一部法律，那些被怀疑有叛国罪和异端邪说罪（二者再次被混为一谈，就像从前的宗教法庭时期一样）的人被剥夺了一切保护。这项措施如此有效，在其后的六个星期中，一千四百多人在断头台上丢掉了脑袋。
他后来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
因为罗伯斯庇尔相信自己是所有美好事物的完美化身，在这种狂热状态下，他不可能承认别的那些不够完美的人有权利与他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邪恶的仇恨越来越强烈，以至于法国濒临人口灭绝的边缘。
美德的敌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终于开始了反击，进行了一场短暂的殊死斗争，终于摧毁了可怕的“正直信徒”。
革命的力量很快耗尽了。法国人民当时采纳的宪法承认了各种宗教派别，赋予它们同样的权利，至少在官方意义上，共和国不再插手宗教。人们可以自由地建立教会、协会和团体，但是他们必须在支持自己的神父和牧师的同时，承认国家的权力至高无上，承认个人有完全有选择的自由。
从此，法国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开始和睦相处。
天主教会从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不停地诋毁政教分离的原则（教皇庇护四世1864年12月8日的通谕庇护四世1864年公布了《特兰托公会议信纲》，确认教皇是教会中最高权威，有权决定一切宗教事务，并重新规定天主教礼仪、体制，命令全体主教一律遵守。），支持那些希望推翻共和政体、回归帝制的政治势力，以重新获得它曾经拥有的权力。但是这些战斗通常发生在某些部长夫人的私宅，或者某位退休将军和他野心勃勃的岳母的猎兔小屋里。
他们只是为刊登滑稽故事的报纸提供了一些绝佳的素材，只能证明自己越来越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