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人称太阳国王。他对法国实施了绝对统治，进行了一系列对外战争，企图统治欧洲。他是欧洲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在他统治期间，法国的文化得到了充分发展。
18世纪通常被人们看成一个专制的时代。在一个信奉民主政治的时代，无论多么开明的专制，也不会被人们当作理想的政权形式。
那些不愿谴责人类的历史学家，也会对路易十四这位大君主提出指责，并让我们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位聪明的皇帝即位时，他的国家中天主教和新教两派正势均力敌。经过一个世纪的相互残杀（天主教徒得了很大便宜），最后双方终于实现了和平，虽然彼此厌恶，但既然都是一国之民，非做邻居不可，于是便许诺相互接受对方。1598年颁布的“永久的和不可撤销的”《南特敕令》包括了和解的条款，规定天主教为国教，但新教徒享有彻底的精神自由，不得因为信仰而受到迫害。新教徒还可以建立自己的教堂，可以担任公职。作为诚意的象征，新教徒还可以在王国境内掌管二百座要塞城市和村镇。
这当然不可能实现。胡格诺派并不是天使，把法国最繁荣的二百座城市和村镇交给一个与政府势不两立的政党，岂不是太荒唐？
黎塞留这个聪明的统治者，自然明白这一点。经过长期的斗争，他剥夺了新教的政治权力，却小心地避免干涉他们的宗教自由，尽管他拥有枢机主教的职位。胡格诺派再也不能和国家的敌人进行独立的谈判，除了这些，他们仍然享有从前的权利，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唱圣歌、听布道。
法国的下一个实际统治者马扎林，继续推行相似的政策。但是他1661年就死了，年轻的路易十四亲自担当了统治国家的重任，于是善意的时代结束了。
这位聪明但是声名狼藉的陛下，生平只有一次被迫跟正派人交往，却落在一个好女人、也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的手中，这似乎有点太不幸了。她叫佛兰西斯卡·多碧娜，是御用文人斯克朗的遗孀，在法国皇宫做路易十四和女侯爵蒙特斯潘的七个私生子的家庭教师，由此开始发达。当那位女侯爵的春药失去效力，国王开始显露厌烦的时候，女家庭教师便取而代之了。他和国王过去的所有的情人都不一样，在她住进陛下的宫殿之前，巴黎的大主教为她和这位圣路易家族的后裔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在那以后的二十年中，王位后面的权力就落在一个女人的手里，而她又完全听凭她的忏悔神父支配。法国的天主教会从来没有宽恕黎塞留和马扎林，因为他们对新教采取了妥协的态度，现在他们终于有机会消除那些精明政客的影响，可以大干一场了，因为他们不仅是王后的官方顾问，而且还是国王的银行家。
这又是一个奇特的故事。
在此前的八个世纪里，修道院积累了法国的大部分财产，而且他们不用缴税，所以在这个总是财政亏空的国家里，他们的剩余财产就显得非常重要。荣耀大于信用的国王陛下感激地抓住这个机会，重新填满了自己的国库——他向他的神职支持者们行些方便，作为交换，他想借多少钱就借多少钱。
就这样，“不可废止”的《南特敕令》被一条一条地废止了。开始新教并没有真正被禁止，但是仍然忠于胡格诺的事业的人，日子变得越来越难过。大队的龙骑兵被派往那些“顽固维护错误教义”的省份，这些土兵驻扎在老百姓家里，发号施令，令人深恶痛绝。他们白吃白喝，偷叉子勺子，弄坏家具，侮辱本分人家妻女，所作所为如同是在被征服地区。可怜的百姓忍无可忍，跑到法院要求保护，却被人嘲笑一番，说他们是自作自受，自己应该知道怎样摆脱这些不速之客，再次获得政府的好感。
很少一部分人接受了建议，到邻近的村子接受了天主教神父的洗礼。但是这些质朴的百姓大多数仍然忠于孩提时代的理想。可是，他们的教堂被一座一座地关闭了，教士被送到船上做苦工，他们开始明白，厄运降临了。他们不愿屈服，于是决定流亡。可是到了边境，才知道谁也不许离开这个国家，企图越境者一旦被抓便要绞死，教唆、协助逃亡者也要被送到船上终身服役。
显然，有些事情我们是永远也不会知道的。
从法老的时代以来，所有的政府都曾经尝试过闭关锁国的政策，但是谁也没有成功过。
那些不顾一切要出去的人，总会有办法的。成千上万的法国新教徒走进“地下通道”，不久便出现在伦敦、阿姆斯特丹、柏林、巴塞尔。当然，这些逃亡者不可能带很多现金，但他们是以诚实勤劳闻名的商人和工匠，信誉很好，精力又充沛，没过几年就重新兴旺起来，而他们的家乡政府则失去了无法数计的财富。
毫不夸张地说，废止《南特敕令》实际上成了法国革命的前奏。
法国曾经是，而且这时仍然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但是，商业和教权主义从来就不能共存。
自从法国拜倒在裙子和法衣之下，她的命运就注定了。签署驱逐胡格诺派命令的那支笔，也签署了路易十四的死刑执行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