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明尼乌生于荷兰南部奥德瓦特一磨刀工人家庭。1576年到莱顿大学专攻神学。1588年在阿姆斯特丹受圣职，任归正宗教会牧师。1603年以后一直任莱顿大学神学教授。由于持人文主义和唯理主义立场，对照正宗教义产生异议，主张实行宽容，允许在某些重要问题上对信经教理持不同观点。
关于宽容的斗争，其实是一场历史悠久的冲突的一部分。在这场冲突中，一方是“有组织的社会”，它把“团体”的长久安全放在第一位；另一方是智慧超群或者精力过人的个人，他们认为世界的发展总是归功于个人的努力，而非群众的努力（从本质上讲群众不信任一切革新），因此认为个人的权利远比群众的权利重要。
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前提是正确的，那么一个国家的宽容程度，一定与这个国家大多数居民的个人自由程度成正比。
过去偶尔会意外地出现一个开明统治者，对他的臣民们说：“我信奉共同生存的原则，我希望所有可爱的臣民都给他人以宽容，否则将自食其果。”
这时，急切的臣民自然会匆匆忙忙存一大批带有“宽容第一”字样的官方徽章。
但是这种突然的转变，只是出于对皇帝陛下刽子手的惧怕，很少能够持久。除非统治者在恫吓的同时，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建立一套可行的逐步教育体制，才能够结出成果。
这种幸运的情形，在16世纪后期的尼德兰共和国出现了。
首先，这个国家包括几千个半独立的村庄，其大部分居民是渔民、海员和商人。这三种人习惯了一定程度的独立行动，由于行业的性质，他们必须迅速决策，根据自己的是非标准判断工作中偶然出现的情况。
我并不是说他们个个都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聪明、心胸开阔，但是吃苦耐劳和坚定的信念，使得他们成为整个西欧和北欧的鱼和谷物的搬运工。他们知道，天主教徒的钱和新教徒的钱一样好用；他们喜欢付现钱的土耳其人，不喜欢赊账六个月的长老宗教徒。因此，这里成了进行一个宽容小试验的理想国家。可以说，这是合适的人处于合适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机处于合适的地方。
沉默的威廉是那句古老格言“统治世界者必先了解世界”的闪光榜样。开始他是一个时髦而富有的年轻人，给当时最伟大的君主做贴身秘书，有令人嫉妒的社会地位。他在宴会和舞会上花钱无度，娶了好几个当时有名的女继人，终日逍遥自在，从不去想明天的事。他不是个好学的人，对他来说赛马程序单远比宗教手册更有意思。
宗教改革带来的社会动荡起初并没有引起他多少注意。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劳资双方的又一场争吵，这种事情只要使一点手腕，再找几个五大三粗的警察就解决了。
但是一旦他理解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问题的本质，这位随和的大庄园主就突然变成了一位非常能干的领导者，而他所领导的事业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在当时都是一项没落的事业。宫殿、马匹、金银器皿、乡间庄园，都被限令在短时间内卖掉（甚至被直接没收）。
　　就这样，这个来自布鲁塞尔的花花公子，成了哈普斯堡家族当时最坚定、最成功的敌人。
　　然而财富的改变并没有影响他的性格。衣食无忧的时候威廉是一位哲学家，而当只有两间陋室，不知道怎样付星期六的洗衣费时，他仍然是一位哲学家。当年有一位主教表示要建造足够的绞刑架，以绞死所有的新教徒，他竭尽全力挫败了他的计划；现在，他又决意要制止加尔文派意图绞死所有天主教徒的狂热干劲。
　　他的目标几乎毫无实现的可能。
　　已经有大约两万到三万人被杀，宗教法庭的监狱里挤满了等待受难的人；遥远的西班牙正在召募军队，以剿灭刚刚兴起的叛乱。
　　告诉那些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人，应该热爱那些刚刚绞死自己亲人的人，简直是千方夜谈。但是以自己的经历做榜样，凭着对那些反对者的和解态度，威廉向他的追随者表明，一个有着道德伦理力量的人，永远能够超越古老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摩西律法。
　　在这场为公众道德而进行的斗争中，他得到了一位杰出人物的支持。今天在戈达的教堂你能够看到一篇有趣的墓志铭，上面列举了葬在那里的德克·孔赫特的美德。这位孔赫特是个有意思的人物，他出身富有，年轻时在国外旅行多年，得到了关于德国、西班牙、法国的一些第一手资料。他一回到家中，就爱上了一位身无分文的姑娘。他那位严谨的荷兰父亲不同意这门婚事，但儿子仍然娶了这位姑娘，于是他做了家长这时应该做的事情，痛骂儿子不知养育之恩，剥夺了他的继承权。
　　这确实带来些麻烦，因为年轻的孔赫特现在不得不去工作谋生。好在他是个多才多艺的年轻人，学了些手艺，做了个铜雕艺人。
　　真是“一朝荷兰人，永远是牧师”，一到晚上，他就匆匆丢下自己的雕刻刀，拿起鹅毛笔，写下当天发生的事情。他的风格并不完全是现在人说的那种“风趣”，但是他的书中有很多伊拉斯谟式的和蔼可亲的真知灼见，这使他结识了很多朋友，和沉默的威廉有了联系。威廉觉得他很有能力，请他做自己的心腹顾问。
　　这时威廉正忙于一场奇怪的辩论。国王菲利普指西班牙皇帝菲利普二世。在教皇的教唆和帮助下，正在设法除掉人类的敌人（也是他自己的敌人）威廉。他以两万五千金币，外加贵族头衔和赦免一切罪行的悬赏，找人去尼德兰杀掉这个头号异端。威廉躲过了五次谋杀企图，感到应该用一系列小册子驳斥菲利普国王的论调，这时孔赫特帮助了他。
　　哈普斯堡家族决不会因为这些小册子而变得宽容一些，但是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威廉和菲利普的决斗，于是那些小册子被译成各种文字，广泛流传，引发了关于很多问题的讨论，而过去人们从不敢大声谈论这些话题。
不幸的是这场辩论并没有持续多久，1584年7月9日，一个年轻的法国天主教徒得到了那笔两万五千金币的赏金。六年之后，孔赫特来不及把伊拉斯谟的著作全部译成荷兰文，便与世长辞了。
　　后来的二十年中，各种派别神学家的叱骂声都被隆隆的炮声淹没了。最后敌人被赶出了这个新共和国的疆域，这时已经没有威廉来执掌内部事务，在西班牙雇佣军面前不得不暂时和好的三个教派，这时又相互厮打起来。
　　争吵自然总要有个借口，但是哪个神学家没有可抱怨的呢？
　　莱顿大学有两位教授意见不合。这本不是什么新鲜事，可这两位教授争论的是意志自由的问题，这可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于是人们兴奋地加入了讨论，不到一个月，整个国家分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
　　一边是阿明尼乌的朋友。
　　另一边是戈马卢斯的追随者。
　　后者虽然父母是荷兰人，但却一直生活在德国，是条顿教学体系的优秀产品。他学识渊博，却毫不通情达理。他的头脑用神秘的希伯来韵律学思维，而他的心却按照阿拉姆，(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7世纪，在西亚地区广泛使用的一种闪米特语)语法规则跳动。
　　他的对手阿明尼乌则完全是另一种人。阿明尼乌出生在小城奥德瓦特，离此不远就是施泰恩修道院，伊拉斯谟在那里度过了悲伤的童年。孩提时代德阿明尼乌和自己的邻居，一位著名的数学家、马尔堡大学马的天文学教授成了好朋友。这位名叫鲁道夫·施耐利的人把他带回了德国，以便接受良好的教育。但是当这个男孩第一次放假回家时，却发现家乡已经被西班牙人洗劫一空，所有的亲人都被杀害了。
　　他眼看活不下去了，幸亏一些好心的有钱人听到了这个年幼孤儿的遭遇，慷慨解囊，送他到莱顿大学去学习神学。他学习非常刻苦，六年之后学完了全部课程，又开始寻找新的知识源泉。
　　那时，优秀的学生总能找到赞助人，出些钱资助自己奔个好前程。阿明尼乌很快拿到了阿姆斯特丹的某个协会签发的信用状，高高兴兴地南下寻找新的受教育机会了。
　　作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圣职候选人，他首先来到了日内瓦。
　　加尔文去世了，但是他的随从，博学的西奥多·贝沙，接替他做了纯洁众生的牧羊人。这位老异端猎手敏锐的鼻子很快从这个荷兰人的教理中闻到一丝拉米主义原文为Ramism。的气息，于是阿明尼乌的来访匆匆结束了。
　　“拉米主义”这个词对现代读者来说毫无意义，但是在三百年前，它被当成一种最危险的宗教新派别。熟悉弥尔顿作品的人都会知道这一点。他是由一个法国人发明或者说首创的，这个人名叫皮埃尔·德·拉·拉米。拉米做学生时，对教授们使用的古老方法深恶痛绝，竟然选了一个骇人的题目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亚里土多德的一切理论都是绝对错误的》。
　　不用说，这样的题目决不会得到他老师的好感。几年之后，拉米出了好几本论述自己思想的学术著作，这终于使他难逃一死。他成了圣巴托罗谬大屠杀的第一批受害者。
　　但是拉米的著作，那些不愿和自己的作者一起被杀的惊世骇俗之作，却流传下来。拉米奇特的逻辑体系在北欧和西欧得到了广泛的接受，但是真正虔诚的人士却认定拉米主义是通向地狱的敲门砖。于是有人建议阿明尼乌去巴塞尔，因为自从这座不幸的城市落入古怪的伊拉斯谟之手，“浪荡子”（16世纪对自由主义者的通俗称呼）在那里就成了好样的人物。
　　阿明尼乌得了这样的警告，就向北而行。他作出了一项不寻常的决定，大胆地闯进了敌人的地盘，在帕多瓦大学被允许担任阿姆斯特丹的新教牧师。
　　在这里，他不仅成为有用之才，而且在一场瘟疫流行中赢得了英雄的美名，很快得到了真心的拥戴，被委以重建公共教育系统的重任。1603年，他应召前往莱顿大学担任特聘神学教授，离开了依依不舍的首都人民。
如果他能预知在莱顿大学等待他的是什么，我肯定他是不会去的。他到达的时候，下拉萨里安派和上拉萨里安派正打得难分难解。
　　从个人本质和所受教育看，阿明尼马都属于下拉萨里安派。他竭力不带偏见地对待他的同事——上拉萨里安派的戈马卢斯。但是两派之间的差异不容调和，阿明尼乌只得宣布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下拉萨里安派。
　　你一定要问，什么是“上、下拉萨里安派”？我不知道，而且恐怕也不可能弄清这些事情。但是据我所知，这是一场由来已久的争论。一派（像阿明尼乌）认为，人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意志，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另一派是像索福克利斯加尔文和戈马卢斯那样的人，他们相信我们生命中的一切都是早已注定的，因此我们的命运完全决定于创世之初上帝手中骰子的一掷。
　　在1600年，大多数北欧人是上拉萨里安派。他们喜欢听教士布道时说，除他们以外所有的人都要被永远贬入地狱。要是哪个牧师胆敢宣扬善意和仁慈的福音，立刻会被怀疑为罪恶的心慈手软，就像软心肠的医生，因为不肯开苦口的良药，结果好心反倒害了病人。
　　当莱顿的饶舌妇人发现阿明尼乌是个下拉萨里安派，他也就没什么用处了。这个可怜的人终于在从前的朋友和支持者对他的大肆攻击中死去了。然后，两派都进入了政治舞台，这在17世纪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上拉萨里安派在选举中获胜，于是下拉萨里安派被宣布为公共秩序的敌人、国家的叛徒。
　　这场荒唐的争吵还没有结束，继沉默威廉之后，担负建立共和国重任的奥登·巴尔内夫也死去了，他的头落在两脚之间；还有格罗修斯。
　　但是加尔文主义并没有得到它希望的成功。
　　尼德兰共和国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共和国，实际上是商人和银行家的一个俱乐部，由几百个有势力的家族统治着。这些绅士对平等和博爱毫无兴趣，但是他们的确相信法律和秩序。他们承认并且支持现有的教会。每逢星期天，他们都会带着夸张的急切表情，步入粉刷一新的圣堂。那里过去是天主教的教堂，现在则是新教的讲堂。但是到星期一，当教士们向尊敬的市长和市议员抱怨这个人那个人的时候，他们的长官大人却在“开会”，不能接待这些教士先生们。如果教士先生们还要坚持，引来几千名忠诚的教民在市政大厅门前“示威”，长官大人也会优雅地俯就一下，从教士先生的手中接过一份写得工工整整的抱怨和建议，但是等最后一个黑衣请愿者走后，长官大人就会用那份文件来点烟斗。
　　因为他们都知道那句格言：“一次足矣。”他们对上拉萨里安派掀起的那几年内战仍然心有余悸，因此对任何形式的宗教狂热都采取毫不妥协的镇压政策。
　　后代并不总是赞扬这些贵族。显然，他们把国家看成了私有财产，经常分不清祖国的利益和自己产业的利益之间有什么区别。他们缺乏从帝国的角度看问题的开阔眼界，几乎总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但是他们确实做了件值得我们真心赞赏的事情，他们把国家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信息交换所。在这里，持各种各样思想的人们有着最广泛的自由，可以随意地谈论、思考、写作、出版任何他们喜欢的东西。
　　我并不想描绘得过于动人。在内阁否决的威胁下，市议员们有时会被迫取缔某个天主教秘密协会，或者没收某个吵吵嚷嚷的异端印发的小册子。但是总的来说，只要不在市中心爬上临时搭的台子批驳预定论教义，或者把天主教的大念珠带到公共餐厅，或者在哈勒姆的南方卫理公会教堂里否定上帝的存在，一个人就可以享有一切自由。这使得尼德兰共和国在近二百年的时间里，成了世界其它地区因思想遭受迫害者真正的避难所。
　　这座失而复得的天堂很快名声远扬，在此后的二百年中，尼德兰的印刷所和咖啡馆里挤满了形形色色的狂热分子，他们是一支奇特的精神自由新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