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可怕人物。
我们有“赤党”。
父辈有社会主义者。
祖辈有莫利·马圭尔。
曾祖辈有雅各宾派。
　　三百年前的祖先一点也不清静。
　　他们有再洗礼派。
　　16世纪流行一本名为《世界之书》的“历史纲要”，这是一本编年史，作者塞巴斯蒂安·弗兰克是一个肥皂匠，禁酒主义者，住在乌尔姆城。这本书出版于 1534年。
　　塞巴斯蒂安了解再洗礼派，他的妻子就是一个再洗礼派教徒。他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因为他是坚定的自由思想者。不过他这样写道：“他们宣扬的唯有爱、信仰和肉体的折磨；面对所有的折磨，他们表现出来的只有忍耐和谦恭；他们真诚地互相帮助，彼此兄弟相称，一切东西都可以公用。”
奇怪的是，这些本该享尽赞美之辞的人，在近一百年中却像野兽一样被人猎杀，受尽了数百年来最血腥的酷刑折磨。
　　这里有一个原因，但是为了深入理解，我们必须回忆一下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些事情。
宗教改革实在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它把一座监狱换成了两座，把一个“一贯正确”的人换成了“一本没有错误”的书，用一个黑衣牧师的统治取代了（更准确地说：企图取代）白袍神父的统治。
　　经过半个世纪的斗争和牺牲，只换来了如此贫瘠的收获，这让千百万人的心中充满了绝望。他们本来盼望得到一个有着社会公正和宗教正义的千禧年，却万万没有料到迎来了一个充满宗教迫害和经济奴役的地狱。
他们本已做好准备，进行一次伟大的冒险，却意想不到地掉进水里，必须拼命挣扎才能露出水面。
　　他们处于可怕的境地。离开了原先的教会，而良心又不允许他们加入新的信仰。所以，从官方角度看来，他们已经不存在；但是他们还活着，还在呼吸。他们相信自己还是上帝宠爱的孩子，这样他们才能体会到继续活下去的责任，才能把世界从邪恶和愚昧中拯救出来。
　　他们终于活了下来，不过别问他们是怎样活下来的。
　　过去的联系被扯断了，所以他们必须组成一个新的集团，寻找一个新的领导。
　　可是哪一个头脑正常的人愿意与这群可怜的疯子为伍呢？
　　于是，能未卜先知的鞋匠和能预知未来的接生婆充当了先知角色，他们祈祷、布道，胡言乱语，直到破烂的会堂在信徒的唱诗声中摇摇欲坠，村里的警察被差来察看出了什么乱子，方才罢休。
　　几个男女被抓进监狱，他们的长官大人——镇议员们——开始进行所谓的“调查”。
　　这些人不去天主教堂，也不是新教徒，那就请他们说清楚，自己是什么人，信的是什么教。
　　为可怜的议员们说句公道话，他们也很为难，因为这些犯人是最让人头疼的异端分子。他们对自己的信仰过于认真了。很多最受尊敬的宗教改革都实际的很，为了过体面舒服的日子，宁愿作出一点妥协。
　　可真正的再洗礼派教徒却是另一种人。他对任何折衷办法都嗤之以鼻。耶稣对信徒说，敌人打你的右脸，你就把左脸转过去让他打；耶稣还说，持剑者必死于剑下。对再洗礼派教徒来说，这就是绝对不可使用暴力的圣令。他们不喜欢浪费时间听人呼叨“应该见机行事，你们虽然反对战争，可是偶尔扔几颗炸弹，放一颗鱼雷，只此一回，上帝也不会介意的”之类的话。
　　神谕就是神谕，恪遵圣令莫过于此吧。
　　因此，他们拒绝应征入伍，拒绝使用武器。倘若因为主张和平主义（这是他们的敌人对这种基督教精神的称呼）而被捕，他们会坦然面对自己的命运，背诵着《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五十二节，直到死亡结束他们的痛苦。
　　不过，反战只是他们种种奇事中的一件。耶稣传道时说，上帝之国和凯撒之国完全是两回事，不能也不应该相互和解。这话说得清清楚楚。于是所有真正的再洗礼派教徒都谨慎地自觉不在自己国家的政府中任职，拒绝担任公共职务，把别人浪费在政治上的时间都用来研读圣经。
　　耶稣还告诫信徒，不要不顾体面地争吵。于是，再洗礼派教徒宁可失去自己的合法财产，也不愿在法庭上与人争辩。
　　还有另外几点原因，使得这些怪人远离了外部世界。正是这几种古怪的行为，使得那些养尊处优的邻居对他们怀疑和厌恶，因为邻居们总是把他们的虔诚举动和那条劝诫人们与人为善的教义混为一谈。
　　即便如此，只要再洗礼派教徒能够保护自己不受朋友的伤害，仍然可以像浸礼宗故名。教徒和其他持木同神学见解的派别一样，最终找到与当局和解的途径。
　　有很多真诚的布尔什维克，对他们的无产阶级兄弟怀着真挚的爱，夜以继日地为使世界更美好而奔忙。这毫无疑问，但是普通人一听到“布尔什维克”这个词，就会想到莫斯科，想到有学者风度的刺客，想到关满无辜者的监狱，想到行刑队嘲弄着即将受刑的人。这幅图景也许有点不公平，但是由于近些年发生在俄国的那些难以言表的事情，人们有这样的印象的确很自然。
　　16世纪心地善良而与世无争的再洗礼派教徒有着相似的遭遇。作为一个教派，他们被怀疑犯有各种罪行，而且这怀疑还有根有据。首先，他们读圣经成痹。这当然根本不能算什么罪——不过让我把话说完。再洗礼派教徒读圣经从来不加任何区别，如果有人特别偏爱《启示录》，那就很危险了。
　　这部奇怪的作品直到15世纪还被认为是“伪作”，只有那些处于情绪高涨状态的人才会喜欢它。岛上的流放者所说的话，只有这些可怜的、被人追杀的生灵才懂得。当无奈的怒火使他在歇斯底里中预言巴比伦的未来时，所有的再洗礼派教徒都会一边高呼“阿们”，一边祈祷新天国和新人间的早日来临。
　　虚弱的理智屈从于高度的精神压力，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几乎每一次遭受迫害之后，再洗礼派教徒都会爆发一次强烈的宗教疯狂。男人女人赤身裸体从大街上跑过，宣称世界末日已经来临，企图以怪诞的牺牲祭礼求得上帝息怒；老巫婆会冲进其他教派的会场，打断正在进行的宗教活动，厉声尖叫，说恶龙就要降临。
　　当然，这样的苦恼总是伴随着我们（一般程度较轻）。翻翻每天的报纸，你会看到在文明世界的这里或者那里，一位妇女用刀把她的丈夫切成了几块，因为“有一个天使的声音指引她这样做”；或者一位平时很正常的父亲杀了妻子和八个孩子，因为他“预见到七支号角就要吹响”《启示录》中描绘了世界末日的五组景象，即七印、七号角、七异兆、七碗，以及基督与恶魔征战。不过这些案例都是非常罕见的例外。这些问题地方警察就能很好地应付，不会对社会生活和安全造成太大的影响。
　　但是1534年在闵斯特城发生的事情却非常不一般。在那里，真真切切按照再洗礼派的严格教义，宣布了新大国的降临。
　　想起那个可怕的冬天和春天，所有北欧人都会不寒而栗。
　　这一次的恶棍是个漂亮的年轻裁缝，历史上称他为莱顿的约翰，因为他出生在那座勤勉的小城，在舒缓的莱茵河岸边度过了他的童年。像那时所有的学徒一样，他走南闯北，四处游历，学习他那个行当的秘诀。
　　他能读会写，不过只够偶尔玩一玩的，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很多人意识到自己社会地位低，缺乏知识，会表现出一种谦卑，但他不是。他的长相很不错，天生一副厚脸皮，像孔雀一样爱慕虚荣。
　　在英国和德国闯荡很长时间之后，他又回到了家乡，开了一家裁缝铺，同时开始涉足宗教。这成了他那非凡事业的开端，因为他成了托马斯·芒泽尔的门徒。
　　这个芒泽尔职业是面包师，是个有名的人物。1521年在维滕贝格突然出现了三个先知，要给路德指出真正的拯救之路，他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的本意虽然不错，做法却不受人赏识，被赶出了新教的城堡，被勒令永远不得在萨克逊尼公爵管辖范围内露面。
　　1534年，四处碰壁的再洗礼派教徒准备孤注一掷。
　　他们选中了威斯特法利亚的闵斯特作为最后的试验场，没有人感到奇怪。那座城市的公爵兼主教弗朗兹·冯·沃尔代克，是个醉醺醺的花花公子，长年和若干个女人姘居，从十六岁起就因为个人品行不端，令所有正派人侧目。当这座城市改奉新教时，他妥协了。可他是个远近闻名的骗子，他的和平条约并没有给新教徒带来安全感，而没有安全感的生活实在难受。因此，闵斯特的居民都憋着一口气，等着下一次选举的到来。选举结果让人吃了一惊，市政府落入再洗礼派的手中。主席是一个叫做伯纳德·尼伯多林克的人，他白天是布商，天黑就成了先知。
　　那位主教看了一眼他的新议员，便匆匆逃走了。
　　就在这时候，莱顿的约翰登场了。他是以冉·马希兹的使徒身份来到闵斯特的一个面包师，创立了一个新教派，被奉为圣人。当他听说正义的事业刚刚采取了一次大行动，就留下一起庆祝胜利，帮助扫清教室的残渣余孽。再洗礼派干得再彻底不过了，他们把教堂都变成了采石场；他们征用了修女院，让无家可归的人居住；除了圣经，所有的书都被当众焚毁；这一切达到高潮时，那些拒绝再按照再洗礼派的方式再次洗礼的人都被赶进了主教的集中营，按照惩处异端、减少社会损失的原则，把他们砍头或者淹死。
　　这还仅仅是序幕。
　　正戏更是可怕。
　　几十个教派的首脑从四面八方赶到这个新耶路撒冷，这些人都觉得自己振臂一呼，那些诚实正直、积极向上的人们就会聚集到自己的旗下，但论起政治手腕他们都像孩子一样天真。
　　闵斯特城的劫难持续了五个月，在这期间，每一种社会复苏和精神重建的计划都被尝试了一遍，每一个新预言家都上台表演了一番。
　　但是这个挤满了逃犯，瘟疫流行，饥民遍地的小城，当然不是个合适的社会学试验场，不同派别之间的分歧和争吵使得军事首领的努力化为乌有。就在这危急时刻，裁缝约翰站将出来。
他短暂的辉煌开始了。
　　在那个人人饿肚子的社会中，什么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约翰先是照搬自己从《旧约》上学来的旧神权政府，把闵斯特的人民分成了以色列那样的十二个部落，他自己则当了他们的王。他已经娶了先知尼伯多林克的女儿为妻，这时又娶了他过去的主人约翰·马希兹的寡妇。后来他又想起了所罗门王，于是又加了两个妃子。 到这时，令人瞠目结舌的滑稽剧开始了。
　　每天约翰都坐在城中心的大卫王宝座上，每天人们都立在一旁听宫廷牧师宣读最新的法令。法令一个接一个地汹涌而至，因为这座城市的情形一天天恶化，人民缺衣少食。
　　可是约翰是个乐观主义者，他完全相信纸上的法令具有万能的力量。
　　人民抱怨肚子饿，约翰便许诺说他会想办法的。这位国王陛下毫不犹豫地签署了一道皇家法令，命令不论穷人富人，财产一律均分；街道全部刨开，开辟为菜园；有饭大家一起吃。
　　到此为止也还不错，但是又有人说一些富人藏匿了部分财宝。约翰告诉臣民不必担心。第二个法令又颁布了：任何人只要违反了任何一条法律，立即斩首。你可要当心．这个警告不是随随便便的恐吓。这个皇家裁缝使起剑来和使剪子一样熟练，经常亲自动手行刑。
　　然后进入了幻觉时期，人们患了各种各样的宗教躁狂症，市中心日夜聚集着几千名男男女女。
　　再以后就是恐怖时期，这位先知大开杀戒，以使他的徒众保持士气。他的一位王后也被切断了喉咙。
　　最后是可怕的报应之日。两个市民在绝望中为主教的军队打开了城门，这位先知被关进铁笼，在威斯特法利亚所有的乡间集市上游街示众，最后被折磨而死。
　　这是历史上怪诞的一章，却给很多敬畏上帝的朴素百姓带来了可怕的后果。
　　从那时起，所有的再洗礼派教徒都成了逃犯，那些逃脱了闵斯特血腥屠杀的领导者，像兔子一样被人追杀。在每一个讲坛上，新教的牧师和天主教的教士一致谴责再洗礼派，恶狠狠地诅咒他们，说他们是共产主义者、叛徒，是企图推翻现行制度的叛乱分子，对他们要像对待恶狼和疯狗一样，毫不留情。
　　对异端的围剿很少如此成功，作为一个教派，再洗礼派不复存在了。但是奇怪的是，他们的很多思想流传下来，被其他的宗教团体接受，被各种各样的宗教和哲学体系吸收，渐渐为人们尊敬，成为今天每个人继承的精神和智慧遗产的一部分。
　　讲述这个故事很简单，但要解释它为什么会发生，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再洗礼派教徒几乎毫无例外地属于那个把墨水瓶看作奢侈品的阶层。
　　因此，撰写再洗礼派历史的人，都把这个教派视为一种特别危险的宗教激进主义。直到今天，经过一个世纪的研究之后，我们才开始理解在形成更理智、更宽容的基督教精神的过程中，这些卑贱的农民和粗鄙的工匠所起的巨大作用。
　　但是思想就像闪电，没有人知道下一次它会击中哪里。当狂风暴雨在锡耶那降临时，闵斯特的避雷针有什么用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