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革总会产生一些奇怪的伙伴。
伊拉斯谟的名字可以堂而皇之地印在可供全家人阅读的书上，但是在大庭广众之中提起拉伯雷的名字，就显得有伤大雅。弗朗西斯·拉伯雷（约1493～1553），法国作家，以其辛辣讽刺的作品著称。其作品宣扬个人自由，对知识和生活充满热情，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充满活力的代表。拉伯雷曾在里昂从事医疗工作，还重印了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的《格言》。这个家伙的确很危险，已经有法律规定，禁止让无辜的儿童接触他的邪恶作品。
对于拉伯雷的作品，20世纪的普通人大概只知道枯燥无味的《汤姆·琼斯》、《七面山墙的房舍》等，很少有人能读完冗长不堪的第一章。
另外，拉伯雷的作品中没有什么有意识的寓意。他用的都是当时常用的词汇，今天已经不怎么常用了。但是在那个充满乡村蓝调韵味的时代，百分之九十的人都靠土地生活，“铁锹”就是“铁锹”，也不会有人把“母狗”当成“贵妇狗”在英语中，“铁锹”（spade）这个词还有扑克牌“黑桃”的意思，而“母狗”和“贵妇狗”则同为lady-dog。
不，现在对这位出色的外科医生的抵制，不是因为对他那丰富而稍显直白的词语的反感，而是要深刻得多，是因为面对不肯向生活低头而且直言不讳的人时，很多出色人物都会感到一种恐惧。
在我看来，人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对生活说“是”，一种对生活说“不”。前一种人接受生活，并且勇敢地努力，尽可能充分利用命运的赐予。而后一种人也接受生活（这又怎能由得了他们自己呢？），但是他们看不上这些赐予，还为此不开心。就像是一个小孩，本想得到一个木偶或者玩具火车，结果却得到了一个小弟弟。
　　“是”派的快乐弟兄乐于接受愁眉苦脸的邻居对自己的评头论足，对他们报以宽容的态度，也不去阻拦他们将悲伤洒满大地，为自己的绝望竖起可怕的灵幡。而“不”派的弟兄对前者则很少有这样的礼遇。
　　事实上，假如“不”派有办法，会立刻把“是”派从地球上清除干净。
　　既然这做不到，他们就不断地迫害那些声称“世界属于生者而非死者”的人，借此来满足他们嫉妒的灵魂。
　　拉伯雷医生属于前一种人。他的病人，或者说他的思想，从来没有向往过墓地。这在当时无疑是件憾事，但是我们总不能都做掘墓人。这世上应该有些乐天派，如果清一色都是哈姆雷特，那世界岂不要变成一个恐怖的老宅子？
　　至于拉伯雷的生平，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他的朋友写的书中遗漏的内容，在他的敌人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这样我们就可以相当准确地了解他的一生。
　　拉伯雷属于紧随伊拉斯谟出生的那一代人，不过他降生时世界仍然在僧侣、修女、执事和无数托钵僧的把持之下。他生于芝农，父亲不是药材商就是醑剂贩子（在15世纪这可是不同的职业），完全有能力送儿子上个好学校。在学校里年轻的弗朗西斯结识了当地著名的杜贝拉·德朗家族的后裔，这些男孩都像他们的父辈一样有一点天才，善于写作，偶尔也很能打架。他们都老于世故——这个词常被曲解，在这里时褒义。他们都是皇帝的忠实仆人，担任数不清的公职，成为主教、枢机或者大使，翻译经典，编辑步兵、炮兵训练手册，出色地完成了当时的贵族该做的很多有用的事情。那时，一个头衔会把人送入除了义务和责任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乐趣的生活。
　　后来杜贝拉家族对拉伯雷的友谊表明，他显然不只是一个陪人饮酒聊天的食客。在一生经历的坎坷沉浮之中，拉伯雷总能够得到老同学的帮助和支持每当他和自己的上司有麻烦，杜贝拉家族城堡的大门都会向他敞开；每当法国的土地容不下这个年轻率直的道德家，杜贝拉家总会有人恰好出使国外，而且急需一个懂点医术的拉丁学者做秘书。
这些绝非琐碎细节。有好几次，这位博学医生的生活似乎就要突然在痛苦中终结了，都是他的老朋友把他从怒气冲冲的索邦神学院，或者咬牙切齿的加尔文主义者手中解救出来。加尔文主义者本来把他当作自己人，可他却毫不留情地嘲弄加尔文派教主的狂热，就像他在枫迪南和马尔塞斯嘲讽自己从前的同事一样，这让加尔文主义者大失所望。
　　在这两个敌人中，前者当然厉害得多。加尔文可以大发雷霆以解心头之恨，但是出了瑞士一个小小地界，他的电闪雷霆也就像几个爆竹，没有多少威力了。
　　索邦神学院则不同，它坚定地捍卫正统和旧学，决不会坐视自己的权威受到质疑。而且，法兰西国王和他的刽子手总是给予默契的合作，何况还有牛津大学助阵。
　　拉伯雷一离开学校，立刻就被人盯上了。这不是因为他喜欢喝好酒，爱讲同伴僧侣的笑话，他所做的比这些恶劣得多——经不起诱惑学起了邪恶的希腊语。
　　这消息传到他所在的修道院院长那里，于是下令搜查他的房间。结果发现了满满一屋子禁书，有一本《荷马史诗》，一本《新约》，还有一本《希罗多德》等。希罗多德（前484？～前425），古希腊历史学家，被称为“历史学之父”。
　　这个发现太可怕了，他那些有势力的朋友到处活动，才使他脱离困境。
　　这是教会发展史上一个有意思的时期。
　　前面我已经讲过，起初修道院曾经是文明的先导，僧侣和修女为提高教会的声望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然而，不止一位教皇已经预见到，修道院的力量过于强大是十分危险的。但是事情总是这样，尽管谁都知道应该对修道院采取某种措施，但是从来没有任何行动。
　　在新教徒中似乎有一种看法，觉得天主教会是一个平稳的组织，由一小撮高贵的独裁者无声无息地，甚至是自动地操纵着，从来没有一般人类组织中司空见惯的内部动荡。
　　这真是大错而特错。
　　之所以有这种想法，常常是由于误解了一个词。
　　沉湎于民主思想的人们，听到谁宣扬有“一贯正确”的人，便会惶惶不安。
　　所以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如果这个庞大的组织只有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只需要跪在地上说‘阿们’服从他，管理起来一定很容易。”
　　对于一个在新教国家长大的人来说，要对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有正确公正的认识，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如果我没有搞错，关于教皇“一贯正确”的言论，就像美国的宪法修正案一样屈指可数美国的宪法修正案有27项。
　　而且，这样的重要决策一定要经过充分的商讨才能确定，决定之前的辩论常常会撼动教会的整个躯体。因此这样产生的宣言是不会有错的，就像美国的宪法修正案不会有错一样，因为它们是“最终”的，而且一旦生效，任何争论都将结束。
　　倘若有人说治理美国很容易，因为一旦有紧急情况，全体人民都会坚定地支持宪法，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就好像说，所有的天主教徒在事关信仰的重大问题上都承认教皇的绝对权威，所以他们都是些驯顺的羔羊，会放弃任何拥有自己思想的权利。
　　如果真是那样，住在拉特兰和梵蒂冈宫殿里的人日子就好过了。但是只须对近一千五百年来的历史稍加研究，就会发现情况恰恰相反。有些维护新教的斗士们写文章，说罗马当局对路德、加尔文和茨温利对声讨的那些邪恶事情一无所知，其实他们才是对事实一无所知，或者被追求美好事业的热情冲昏了头脑。
　　像阿德里安六世和克雷芒七世这样的人，都知道自己的教会存在严重的问题。可是，就连可怜的哈姆雷特王子最后也明白，指出丹麦王国的腐败是一回事，铲除邪恶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有人以为，一个诚实的人，凭借无私的努力，能够在一夜之间推翻数百年的苛政。那位不幸的王子并不是这种幻想的最后一个受害者。
　　当年很多有头脑的俄国人知道，统治着他们的帝国的旧官僚机构已经腐败无能，已经威胁到民族的安全。
于是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推行改革，结果失败了。
　　有多少美国人，对这件事反复思考之后，仍然不能看清，如果不建立代议制政府（像共和政体的创立者希望的那样），而推行民主政体，必将产生一系列的混乱。
　　那他们又该怎么办呢？
　　这种问题开始引起公众注意的时候，就已经到了非常复杂的程度，除非经历一场社会动乱，几乎没有办法解决。而社会动乱是可怕的事情，大部分人都想尽力避免。他们不愿走极端，而是试图修补旧的、老朽的机器，同时祈祷上苍显灵，让它再次运转起来。
　　依靠一些宗教组织建立起来的并维持运转的专横跋扈的宗教和社会独裁，是中世纪末期最臭名昭著的罪恶之一。
　　不知这是历史上的第几次，军队要离总司令而去。直截了当地说，局势的发展已经完全超出了教皇的控制。他们能做的只有稳住阵脚，改善自己的组织，同时尽力妥善安置那些引起托钵僧人不满的人（现在这些托钵僧也成了教皇的敌人）。
　　伊拉斯谟是经常受到教皇保护的众多学者之一。不论卢樊（指比利时中部的天主教卢樊大学，比利时最著名的大学）如何发怒，多明我会如何生气，罗马都一动不动，对这个不听自己命令的人无可奈何：“由这老头去吧！
　　有了这番铺垫，我们就不会感到惊讶：当思维敏捷但桀骜不驯的拉伯雷即将受到本修道院的上司处罚时，他总能得到教廷的支持；当他无法忍受自己的研究遭受不断的干扰时，又顺利地得到批准，离开了修道院。
　　就这样，拉伯雷长嘘一口气，弹掉脚上马尔塞斯的尘土，来到蒙彼利埃蒙彼利埃，法国南部城市，在地中海边。和里昂学习医学。
　　他真是一个非凡的天才，不到两年时间，他就从一个本笃会本笃会，天主教隐修会之一。529年由贵族出身的意大利人本笃所创，规定会士不得婚娶，不可有私财，一切服从长上，称为“发三愿”。要求祈祷不忘工作，视游手好闲为罪恶。该会会规后来成为天主教修会制度的范本。的僧侣，成为里昂市医院的主治医生。但是刚刚得到这些荣誉，他那颗不安分的心就又开始寻找新的活动领域。他没有丢掉自己的药粉和药片，而是在研究解剖学（和研究希腊话一样危险的新学科）之余，又拿起了文学。
　　里昂位于罗油河谷的中部，对关注纯文学的人来说是一个理想的地方。这里离意大利不远，从从容容走上几天就到了普罗旺斯。尽管那个特鲁巴德特鲁巴德，从11世纪末到13世纪末，对活跃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抒情诗人的称呼。的乐园在宗教法庭的手中备受蹂躏，但是它古老的文学传统并没有完全丧失。而且，里昂的印刷业非常有名，产品品质优良，书店中满是最新的出版物。
　　当时一个名叫塞巴斯蒂安·格里菲斯的大印刷商，要找人编辑一个中世纪经典作品集，自然想到应该找这位被人称为学者的新医生。他请来拉伯雷做这件事。加朗（129～199？），自希波克拉底之后最杰出的古代医学家。他在动物身上的解剖学研究和对人体功能的观察，指导了其后一千四百年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加朗和希波克拉底被视为“医学之父”。论文之后，紧接着又是年鉴和小册子。从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开端，产生了那本大部头的作品，使它的作者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
　　对新事物的天才使得拉伯雷成了一位成功的医学实践家，同样是这种天才，又使他成了一位成功的小说家。他做了前人不敢问津的事情，开始用普通群众的语言写作，打破了一千年来学者只能用老百姓不懂的语言写作的传统。他先用法语，进而在1532年又用不加修饰的本地方言写作。
　　拉伯雷是在何时何地，怎样找到他心爱的两个主人公枷冈杜亚和庞大固埃的呢？我很愿意把这个问题留给文学教授们。也许他们本是异教神，凭着异类的本性，经受了基督教一千五百年的迫害与鄙视。
也许拉伯雷是在一阵狂喜中创造出他们的。
　　不管怎么说，拉伯雷为各个民族带来了巨大的欢乐，人们说他为人类的笑声增添了内容。对作家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高的赞扬了。但是，他的作品决非现代意义上的“滑稽”作品，它们有着严肃的一面。16世纪上半叶教会的恐怖统治造成了无数惨剧，拉伯雷的作品为那些神学专制者描绘了一幅幅讽刺画，为宽容的事业发出了勇敢的一击。
　　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神学家，拉伯雷知道怎样避免可能带来麻烦的直率言论。他的原则是，一个自由快乐的幽默家，胜过铁窗后一打忧伤的改革者。所以他总是避免用过于直白的方式表达自己极不正统的观点。
　　但是他的敌人非常清楚他要做什么。索邦神学院指名道姓地谴责他的作品，巴黎国会也把他的书列上了黑名单，并没收焚毁了自己管辖范围内所有拉伯雷的作品。但是尽管刽子手们磨刀霍霍（那时他们也是官方的毁书者），《巨人传》仍然是畅销的经典作品。在将近四个世纪的时间里，它一直启迪着那些能够从幽默的智慧和善意的笑声中得到快乐的人们。然而有些人固执地认为，真理女神的嘴角挂着微笑，就不再是个好女人，所以《巨人传》一直让他们十分恼火。
　　至于作者本人，过去和现在都被看作“一本书走天下的人”。他的朋友杜贝拉家族一直对他非常忠实，据说他那本洪水猛兽般的作品能够出版，就是得益于这家人的“特别关照”。但是拉伯雷一生都保持着谨慎的美德，总是与这个名门望族的宅第保持着礼貌的距离。
　　他冒险去了罗马，却没遇到任何困难，反而受到了热情的欢迎。1550年他回到了法国，住在默顿，三年后离开了人世。
　　要准确地衡量这样一位人物产生的影响，当然是不可能的，他毕竟是一个人，而不是一股电流或者一桶汽油。
　　有人说他只是一个破坏者。
　　或许如此。
　　但是他所处的时代恰恰非常需要一支社会拆除队，它的领头人恰恰应该是伊拉斯谟和拉伯雷这样的人。
　　然而，很多即将出现的新建筑，和他们企图拆掉的老建筑一样丑陋不堪，这却是谁也无法预料的。
　　这无论如何是下一代人的错。
　　他们是些理应受到责备的人。
　　他们本来有一个千载难逢的良好开端。
　　愿主宽恕他们的灵魂，这些毁掉了好机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