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8年，塞格尼郡的罗它里奥登上他的叔叔波洛只坐了几年的教皇宝座，成了英诺森三世。
他是在拉特兰宫住过的最显赫的人物，三十七岁登上皇位，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的高材生，富有、聪明，精力充沛，雄心勃勃。他使自己的职位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统治的不是基督教，而是整个世界。
他把帝国的执政官赶出了罗马，重新征服了意大利半岛上被帝国军队控制的地区，最后又把帝国的皇位继承人逐出了教会，那位可怜的皇太子无计可施，最后只好退到了阿尔卑斯山的那一边。就这样，他使意大利摆脱了日耳曼人的干涉。
他组织了著名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不过这次远征压根儿没有去“圣地”，而是直奔君士坦丁堡，杀了城中无数居民，抢走了所有能够拿走的东西，从此以后，十字军士兵再也不敢在希腊的港口露面，唯恐被当作罪犯吊死。对于这种令少数值得尊敬的基督徒心灰意冷的天怒人怨的行径，英诺森确实曾经表示过反对。但是他是一个注重实际的人，很快就接受了现实，委任一个威尼斯人做了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这一聪明之举使得东部教会再次置于罗马的管辖之下，同时还赢得了威尼斯共和国的青睐。自此以后，威尼斯就把拜占庭的疆域看成了自己的东方殖民地，随意发号施令。
在精神方面，教皇同样造诣深厚、手法老到。
在近千年的犹豫之后，教会终于决定，婚姻不仅仅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民事契约，而且是一圣事，应该得到神父当众祝福才能真正生效。法兰西的菲利普·奥古斯都和莱昂(今西班牙西北部的一个地区，当时的一个王国) 的阿方索九世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处理国内事务，马上就受到了警告，他们都是小心谨慎之人，于是乖乖地顺遂了教皇的心愿。
即使在北部高地，尽管这里刚刚成为基督教的领地，人们也能够清清楚楚地感觉到，谁是真正的主人。哈康四世国王（海盗伙伴们都熟悉地称他为“老哈康”）刚刚拥有了一个小帝国，除了他自己的挪威以外，还包括苏格兰的一部分、整个冰岛、格陵兰、奥克尼群岛和海布里地群岛。但是他要想在特隆海姆的天主教堂加冕，还得不情愿地向罗马法庭说明他那有点复杂的身世。
就这样，教廷的势力越来越大。
保加利亚国王曾经滥杀希腊战俘，折磨拜占庭皇帝，自然不该是个对宗教事务感兴趣的人，但是却不远千里跑到罗马，卑躬屈膝地请求做教皇的家臣。英格兰的一些男爵搞了一个《大宪章》想约束他们的君主，立即被粗暴地告知，这个宪章是无效的，因为那是“用武力得到的”，这些人随即被逐出教门。
所有这些可以看出，英诺森三世决不会轻易放过那些企图质疑教会法律的人，不管他们是普普通通的纺织工人，还是胸无点墨的牧羊人。 但是还真有人敢于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下面就会看到。
所有的异端分子都是最难管辖的臣民。
异端分子几乎都是些没有多少宣传鼓动才能的穷人。他们为了保护自己打击敌人，偶尔写些简陋的小册子，解释自己的思想，却总是轻易地落入宗教审判机关鹰犬的手中，随即就被付之一炬。异端的敌人也会写一些文章，向那些真正的信徒揭露“撒旦的阴谋”，已儆戒其他人不要效法，我们对大多数异端的了解，也正是来自这些文章，还有我们能够看到的他们的审讯记录。
结果，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异端的形象：他留着长发，穿着肮脏的衬衫，住在最下层贫民窟的地窖里，从来不吃体面的基督食品，完全以蔬菜为生，除了水什么也不喝，从不接近女人；他总是念叨着救世主的再度降临，咒骂神职人员，说他们都是些世俗卑劣之徒；他对世间万物的恶意攻击，会令任何体面的人感到恶心。
诚然，确实有不少异端分子让人感到厌恶，这似乎是那些自命不凡的人的一个通病。
他们中的很多人，以一种近乎邪恶的热情追求神圣的生活，身体肮脏，面似鬼魅，气味难闻。而且，他们那些关于基督真义的怪诞思想，也把自己家乡宁静的生活搅得不得安宁。
但是，我们还是应当嘉许他们的勇气和诚实。
他们失去了一切，却几乎得不到任何补偿。
他们注定要失败。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日趋组织化，最后那些不相信任何组织的人，要有所成就的话，也必须成立一个“非组织促进会”。中世纪的那些喜爱神秘，喜欢在思绪中徜徉的异端也不例外。保存自我的本能使他们聚在一起，不安全感迫使他们把自己神圣的教义隐藏起来，用种种神秘莫测的仪式祭典作为层层掩护。
但是那些忠于教会的大众，自然无法区分这些教派群体之间的差别，他们一概将其称为肮脏的摩尼教徒，或者别的什么不恭的称呼，觉得这样就能解决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摩尼教徒成了中世纪的布尔什维克，我用的后一个名字当然不是指几年前掌管了原俄罗斯帝国的那个定义明确的政党，而只是借用了一个用来骂人的含义模糊的名词，现在的人们经常把它安在自己的私敌头上——从上门收租的房东，到弄错了楼层的电梯服务员。
对中世纪的上等基督徒来说，摩尼教徒是最令人讨厌的家伙。但是没有什么罪状来控告他，只好根据道听途说谴责他。和拖沓无比、场面难看的常规司法审判比起来，这个办法无疑有很多优点，就是有时候不太准确，造成了很多冤案。
可怜的摩尼教徒的处境之所以越来越糟糕，是因为这个教派的创始人，波斯人摩尼，一直是仁慈与宽厚的化身。他是一位历史人物，3世纪初出生在一个叫做埃克巴塔纳的小镇，他的父亲福塔克是一个相当有影响的财主。
他在底格里斯河畔的泰西芬受过教育，青年时代他所处的环境，就像今天的纽约一样，是一个语言混杂的国际化社会，有的人非常虔诚，有的人不信上帝，有的人追求实际，有的人则非常理想化。在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大商业中心，人们来自东南西北，每一种宗教，每一种异端，每一个派别，都有自己的支持者。摩尼聆听了各种各样的说教和预言，然后提炼出自己的哲学，其中包含着佛教、基督教、犹太教、米斯拉斯崇拜的思想，还掺杂了一些古巴比伦迷信的味道。
如果不考虑某些追随者将他的教义极端化的情况，可以说摩尼只是复活了古代波斯关于好神和坏神的传说。这两个神无休无止地争夺着人类的灵魂。而摩尼把古代的坏神和《旧约》里的耶和华联系起来（这样耶和华就成了他的魔鬼），把诸善之神和福音书中的天父联系起来。而且（这里我们能够感觉到佛教的影响），摩尼认为人的身体是邪恶污秽的，人们应该通过不断的禁欲来去除自己的世俗野心，必须遵守严格的饮食、行为规定，以免落入恶神之手，遭受地狱煎熬。所以，他又规定了一大堆禁忌，规定这不能吃，那不能喝，给门徒制订了一个只有冷水、干菜和死鱼的食谱。最后这条法令也许会让你吃惊，但是他们认为，比起陆地上的热血动物，海里的冷血动物对人类灵魂的永生妨碍小一些，这些宁死也不会吃下一块牛排的人，津津有味地大吃其鱼，却从来也不倒胃口。
摩尼轻视妇女，这一点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东方人。他禁止信徒结婚，鼓吹缓慢地灭绝人类。
对于犹太教首先实行的，以施洗约翰。
二十五岁时，这个怪人开始向世人宣讲他的思想。首先，他到了印度和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后，他回转家乡，要用他的教义保佑自己的近邻。
但是这时候波斯的教士发现，这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教义使自己失去了很多隐秘的收入，于是，他们便开始反对他，甚至要求杀死他。开始时，摩尼还受到国王的保护，但是当这位统治者死后，继位者对宗教毫无兴趣，便把摩尼交给了教主阶层。他们把他带到城墙下，钉死在十字架上，还把他的皮剥下来，挂在城门前示众，警告那些可能对这位预言家的异端邪说感兴趣的人。
随着与当权者的激烈冲突，摩尼教派土崩瓦解了。但是这位预言家的一些思想片断，却像许多精神流星，在亚洲和欧洲的大地上四散开来。在此后的几百年中，时常有些朴素的贫苦人不经意地拾起它们，仔细端详，发现它们非常符合自己的口味，于是这些思想常常引起他们巨大的反响。
我不清楚摩尼教是在何时、以怎样的方式进入欧洲的。
很可能它是沿着小亚细亚、黑海、多瑙河一路流传过来，然后穿过阿尔卑斯山，在德意志和法兰西广为流传。在那里，这个新教义的追随者给自己起了个东方名字“卡萨利”，或者“过纯净生活的人”。其影响迅速传开，以致在整个西欧，这个词都成了“异端”的代名词。
但是，请不要把卡萨利当作某个具体教派的信徒，并没有人试图建立新的教派。有些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教会的儿子，但他们却深受摩尼教的影响。可见，这种形式的异端是多么危险，多么难以察觉。
如果一种细菌的体积非常巨大，在地方卫生部门的显微镜下就能看得清清楚楚，那么一个普通医生也能够比较容易地诊断由这种细菌引起的疾病。
至于那些在紫外线照射之下还能够藏身的微生物（也许它们将会成为地球的继承者），我们要想不受它们的侵害，就只有靠老天爷保佑了。
因此，从教会的眼光来看，摩尼教就是所有社会瘟疫中最危险的一种，对于这种不寻常的精神折磨，教会的首脑们心中充满了以前未曾有过的恐惧。
虽然很少有谁大声张扬，但是早期基督教最坚定的支持者中，确实也出现了这种疾病的症状。比如，那位最机智勇敢、不屈不挠的基督斗士圣奥古斯丁，对待异教比任何人都严厉，但是据说他内心深处却非常向往摩尼教。
西班牙主教普里西利安深受摩尼教的影响，主张苦修，提倡独身，甚至认为婚配是罪恶行为；要求信徒放弃世俗荣华。该派多次遭正统教会的谴责，并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至6世纪时逐渐消亡。385年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他成了反对异教法的第一个牺牲品，罪状是“倾向摩尼教”。
就连教会的首脑，似乎也渐渐地被可怕的波斯教义给迷住了。
他们开始劝诫普通教徒不要读《旧约》，12世纪时还颁布了一道著名的法令，规定所有神职人员都要保持独身。禁欲的波斯理想迅速在一位伟大的精神改革领袖身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最受人爱戴的方济各麻衣赤足，托钵行乞，步行各地，宣传“清贫福音”。建立了一套具有摩尼教式纯洁的修道院制度，当之无愧地被人称为“西方的佛陀”。
当这些自甘清贫、谦逊做人的精神渗入普通大众的思想的时候，当全世界都在喧嚷皇帝与教皇又要开战的时候，当打着十字旗的雇佣军和打着鹰旗的雇佣军打作一团，争夺地中海沿岸最有价值地区的时候，当十字军士兵们带着从朋友和敌人那里抢来的不义之财蜂拥而归的时候，当修道院院长养着成群家臣住在奢华宫殿里的时候，当教士们从清早的人群中疾驰而过，匆忙赶去参加狩猎早餐的时候，就注定要发生什么不祥的事情。而且，事情确实发生了。
对基督教现状的公开不满，首先出现在法兰西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旧的罗马文化传统保存得最久，文明也从来没能真正地消融野蛮。
在地图上你能找到这个地方，它叫做普罗旺斯，是地中海、阿尔卑斯山和罗讷河之间的一个不大的三角地带。原先腓尼基人的殖民地马赛，当时是（现在还是）它最重要的港口，当时它有很多富裕的村镇。它一直是一块肥沃的土地，享受着充足的阳光和雨水。
当地中海沿岸其它欧洲地区还在聆听着长头发条顿英雄的野蛮故事时，普罗旺斯的民间歌手和诗人们，早已发明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后来演变成了现代小说。而且，普罗旺斯人和西班牙、西西里的穆斯林邻邦保持着密切的商业往来，使得他们能够看到科学领域的最新书籍，而此时欧洲北部这类书籍的数目还屈指可数。
在这个国家，回归早期基督教的运动，早在11世纪的最初十年就已经出现。
但是不论怎样牵强附会，这些都算不上公开叛乱。只是偶尔有人建议教士可以像普通教民一样朴实无华；有人拒绝在领主出战时跟随参战（可怜的古代的牺牲者！）；有人想学一点拉丁文，以便可以自己阅读和研究福音书；有人表示不赞成死刑；有人否认存在炼狱，尽管基督死后六百年，它就被正式宣布为基督天国的一部分；还有人拒绝把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上交教会（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细节）指“什一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会向居民征收的一种宗教捐税)6世纪欧洲基督教会利用《圣经》中的“农牧产品十分之一属于上帝”的说法，向居民征收什一税，教会法上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779年查理大帝也规定，缴纳什一税是法兰克王国每个居民的义务。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西欧各国才陆续废除，英国一直征收到 1936年。。
教会总要尽可能查出这些反抗活动的首领，有的时候，如果这些人不听劝告，就会被悄悄地除掉。
但是邪恶继续蔓延，最后普罗斯旺的主教们不得不聚集起来召开一个会议，商讨采取什么办法来制止这种非常危险的、具有高度煽动性的骚动。他们的会议和讨论一直延续到1056年。
这时，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一般性的惩罚和逐出教门没有任何明显作用。
那些渴望过“纯净的生活”的村民们，乐得能有机会在铁窗下表现基督徒的宽容忍让精神，如果有幸被判处死刑，他们会带着羔羊般的顺从走向火刑柱；而且，一个殉教者留下的空位，立刻会有十个人怀着神圣的感情补上。
教廷方面的代表坚持要进行更残酷的迫害，而当地的贵族和神职人员（他们知道老百姓的本意）则拒绝执行罗马的命令，并且抗议说暴力只会使异端更加死心塌地，听不进任何道理，那样只能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就这样，双方的争执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
11世纪后期，这场运动又从北方获得了新的动力。
在与普罗旺斯隔罗讷河相望的里昂小镇里，住着一位名叫彼得·韦尔多的商人。他是一位非常严肃、非常善良、非常宽厚的人，一心只想追随救世主的榜样，几乎着了魔。
耶稣说，富人想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几十代基督徒一直想弄明白耶稣说这句话的确切含义。而韦尔多不这样。他读了这句话便深信不疑。
他把所有的财产分给了穷人，退出了商业，不再积累新的财富。
约翰写道：“汝等须自寻圣经。”
二十位教皇给这句话加了评语，还详细地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凡人可以直接研读圣经，而不需要教士的帮助。
彼得·韦尔多不这么看。
约翰说了：“汝等须自寻圣经。”
好吧，彼得·韦尔多就自己读。
当他发现自己读到的东西跟圣徒哲罗姆的说法并不一致，便把《新约》译成了他自己的语言，并把手稿散发到普罗旺斯各地。
开始，他的行为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注意。他那种对清贫的热情似乎并没有什么危险，大不了他会在别人的建议下建立某种新的禁欲的修道院体系，以满足那些希望过艰苦生活，嫌现有的修道院太奢侈太舒适的人的需要。
罗马总是精于寻找一些合适的发泄渠道，以免那些信仰过于强烈的人惹出什么乱子。
但是要做这种事情必须符合规定，还要有例可循。如此说来，普罗旺斯的“纯洁的人”和里昂的“穷人”却犯了可怕的错误。他们不仅忘了通知主教自己在做什么，还做出了格、胆大包天地宣布，一个人即使没有专业教士的帮助，也能够成为一个好基督徒，还说罗马主教没有权利指挥他管辖之外的人们应该做什么，应该信什么，正如鞑靼的大公爵和巴格达的哈里发没有这种权力一样。
教会被置于两难境地。平心而论，它是在长时间的等待之后，才最终下决心用武力来根除这种异端邪说的。
但是，如果按照一个组织的原则，只有一种思想和生活方式是正确的，其它的方式都是不正当的，应该受到谴责，它必定会在自己的权威受到公开质疑时，采取一些激烈的措施。
如果它做不到这一点，就别想生存下去。正是这种考虑，迫使罗马采取坚决的行动，制定出一系列的惩罚措施，为的就是在所有潜在的反对者心头投下恐惧的阴影。
阿尔比教派和韦尔多派（以它的创始人彼得·韦尔多的名字命名）所在的城市没有多少政治价值，因而不能很好地保护自己，便被教廷选作第一批牺牲品。
教皇的一个代表统治普罗斯旺许多年，他一直把那里当成被自己征服的土地，作威作福，结果被人杀死了。这给了英诺森三世一个干涉的借口。
他召集了一支正规的十字军，攻打阿尔比派和韦尔多派。
凡是参加讨伐异端的连续四十天远征的人，可以免付所欠债务的利息，可以赦免过去将来的一切罪孽，还可以暂时免受普通法庭所做的司法审判。这是相当优惠的条件，北欧人正求之不得呢。
和去东方的远征相比，攻打普罗旺斯的富裕城市能给自己带来同样的精神和经济的报偿，服役期又短许多，又能得到同等的荣耀，为什么还要大老远地跑到巴勒斯坦去呢？
人们暂时忘记了“圣地”，法兰西北部、英格兰南部、奥地利、撒克逊和波兰的贵族绅士中的败类们纷纷涌到南方，借以逃避本地的司法长官，顺便拿那些富裕的普罗斯旺人开刀，把自己空空的钱箱重新装满。
被这些勇敢的十字军士兵吊死、烧死、淹死、砍头、肢解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究竟有多少，说法各不相同。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遇害。在各地发生的正式的处决中，我们有一些比较确切的数字，根据城镇的大小，这些数字从两千到两万不等。
贝济埃城被攻陷后，士兵们弄不清谁是异端，谁不是异端，他们把这个问题拿到随军作为精神顾问的教皇代表那里。
“我的孩子们，”这位大善人说道，“去把他们全部杀掉，主会知道谁是自己人。”
但是在所有这些人中，有一位叫做西蒙·德·蒙特福特的贵族，他是那位著名的德·蒙特福特的父亲。由于想出了很多别出心裁、花样翻新的残暴做法，他显得尤其引人注目。作为对卓著功勋的回报，他在这个刚刚被自己掠夺过的国家得到了大片的土地，他的部下自然也一一论功行赏。
少数躲过屠杀的韦尔多派教徒，逃到了人迹罕至的皮耶德蒙皮耶德蒙，意大利西北部的一个地区。山谷，在那里建起了自己的教堂，直到宗教改革时期。
阿尔比派教徒则没有这么幸运，经过一个世纪的鞭打绞杀，他们的名字从宗教裁判所的报告中消失了。但是三百年后，他们的教义稍作改动再次出现了，并且被一个叫作马丁·路德的撒克逊教士大加传播。这些教义引发了一场改革，打破了教廷保持了将近一千五百年的垄断统治。
这些当然没有被精明的英诺森三世发觉。在他看来，困难已经过去，绝对的服从已经被再次成功地确立起来。在《路加福音》中有一个有名的故事，有一个人想举行聚会，发现他的宴会厅里还有空位，几位客人还没有来，于是他就招呼仆人：“去到大街上拉几个人进来！”这个故事再次发生了。
“他们”，那些异端分子，就是被拉进来的。
问题是怎样让他们老老实实地呆在教会里，这个问题多年以后仍未解决。
经过地方法院的很多不成功试验之后，欧洲的各个首都纷纷建立了特别的调查法庭，就像最早在阿尔比教徒起义时建立的那种法庭。它们负责审理各种异端案件，后来被称为宗教法庭。
即使在今天，宗教法庭虽然早已不复存在，提起这个名字仍然会给我们心头带来一阵隐隐的不安。我们仿佛看见哈瓦那的地牢，里斯本的刑具室，克拉克博物馆里生锈的铁锅和烙铁，看见黄色的头罩和黑色的面具，看见一个长着巨大下颌的国王，用眼睛斜斜着一队队望不到尽头的男男女女，缓缓地走向绞架。
19世纪后期的几部深受欢迎的小说中，无疑描写了这种阴森可怖的场景。即使扣掉百分之二十五作者的浪漫想象，再扣掉百分之二十五新教的偏见，我们仍然能够感到巨大的恐怖。这足以证明，那些秘密法庭都是些让人无法忍受的恶魔，绝不应该容忍它再次出现在我们的文明社会里。
关于宗教法庭，亨利·查尔斯·李写了厚厚七卷书，我在这里只能把它缩减为两三页，在这样短的篇幅中，要对中世纪史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进行简明的叙述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宗教法庭可以和现在的最高法院或者国际仲裁法庭相比。
在不同的国家有形形色色的宗教法庭，而它们又担负着各种各样的使命。
最著名的是西班牙的皇家宗教法庭，和罗马的异端裁判所。前者带有地方性，负责监视伊比利亚半岛和美洲殖民地的异端活动；而后者则把它的触角伸到了整个欧洲大陆。在北方烧死了圣女贞德，在南方烧死了乔尔丹诺·布鲁诺。
然而严格说来，宗教法庭的确没有杀死一个人。
由神职人员组成的法庭宣判以后，被定罪的异端分子就交给了世俗当局，他们可以任意决定怎样处置犯人。但是，假如他们没有判处犯人死刑，就有可能面临很多麻烦，很可能会被开除教籍，或者失去教廷的支持。有时候犯人逃脱了这种命运，没有被交给地方法官，那他的遭遇只会更惨。因为他可能要在异端裁判所监狱的单人牢房里度过自己的余生。
因为死在火刑柱上比在黑暗的岩石城堡里慢慢地发疯要好一些，所以很多犯人大包大揽地承认了许多自己根本没做过的事，以期被定为异端邪说罪，早日脱离苦海。
谈论这个问题，要让人觉得你没有偏见，那是不可能的。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在五百多年的时间里，全世界有数以千计的人，仅仅是因为多嘴的邻居信口开河，便被人半夜三更从床上拖起来；他们也许会在肮脏的牢房里关上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见到一位既不知姓名也不知身份的法官；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究竟被控何罪，也不允许他们知道是谁在指控他们；他们不能和自己的亲属联系，也不能请律师；假如他们一再辩解自己无罪，就会饱受酷刑直至四肢都被打断；别的异端只能证明他们有罪，却不允许提供任何有利于被告的证言；直到最后被处死，他们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遭此厄运。
更不可思议的是，已经死去五六十年的人，也会被人从坟墓里挖出来“缺席”定罪。以这种方式被判有罪的人，死后五十年他们的后代还要被剥夺世俗财产。
但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由于宗教法庭主要靠没收的财产来维持他们的存在，所以这样的荒唐事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怀疑爷爷几十年前做了什么事，就把孙子逼得上街乞讨，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
凡是读过二十年前俄国沙皇权力鼎盛时期报纸的人，都记得什么是“暗探”。通常这些暗探都是些洗手不干的小偷，或者是退休的赌徒，他们都比较引人注意，而且带着一副“忧伤”的样子。他会悄悄地告诉别人，不幸的经历使得自己参加了革命，这样常常能够博得真心反对帝国政府的人的信任。但是一旦他知道了自己新朋友的秘密，就会把他们出卖给警察，口袋里装着赏金，到另外一个城市去重复他的卑鄙伎俩。
在13、14和15世纪，西欧和南欧到处游荡着这种穷凶极恶的密探，他们靠告发那些批评教会或者对教义中的某些观点提出疑问的人为生。
假如实在找不出异端分子，那就要靠这些密探人为地制造几个出来。
因为他们完全有把握，不论被捕者如何清白无辜，在酷刑之下都必定会屈打成招，所以他们不必冒任何风险，可以把这个行当无休无止地做下去。
在很多国家，允许人们匿名告发别人思想不端，这就在人们的头上笼罩了一层恐怖统治。结果，没有人敢信任自己最亲近的朋友，就连一家人之间也不得不相互提防。
那些掌握了大量宗教裁判工作的托钵僧人，充分地利用了他们这种办法造成的惊恐，搜刮民脂民膏达两个世纪之久。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宗教改革的主要原因，就是人们对这些盛气凌人的“乞丐”的痛恨。他们披着僧袍，随意闯进安分守己的公民家里，要睡最舒服的床，吃最好的饭菜，还口口声声说自己应该被当作贵宾对待。他们会威胁说，如果得不到自己应当享用的这些奢侈，就向宗教法庭告发他们的施主，于是没有人敢对他们说半个不字。
对此，教会当然可以说，宗教法庭只是担任了精神健康检察官的职责，以防止错误思想在群众中流传开来。它还可以指出自己对那些由于无知而误入歧途的异教徒是多么宽宏大量，还会说除了叛教者和屡教不改者以外，很少有人被判处死刑。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同样一般手段，既可以把无辜的人变为死囚，也能够使他成为一头迷途知返的羔羊。
密探与造假者历来是一丘之貉。
对于奸细来说，几份伪造的文件算得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