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古代世界的帷幕即将落下的时候，有一个人物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的命运本该更好一些，但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还留下了一个并不讨人喜欢的“叛教者”的名声。
我说的是朱利安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的侄子，公元331年出生在帝国的新都城。公元337年，他那有名的叔叔死了，三个儿子立刻像恶狼一样扑到遗产上面，扭作一团。
为了防止有人提出财产要求，他们命令杀掉所有住在城内和离城不远的亲戚。朱利安的父亲成了受害者之一，而母亲则在他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就这样，这个六岁的小男孩成了孤儿。他有一个体弱多病的同父异母哥哥，二人相依为命，一起读书。他们学的课程多是些宣扬基督教好处的内容，讲课的是一位没有多少灵气、但为人和善的老主教，名字叫做尤西比乌。
但是当孩子们长大些的时候，人们觉得还是把他们送到远处比较好，那样他们不会太显眼，或许可以免遭拜占庭王子中的地位较低者时常遭逢的命运。他们被人送到了小亚细亚中部的一个小村庄。那是一段无聊的时光，但是朱利安却借此机会学到了不少东西。因为他的邻居是一些纯朴的卡帕多西亚山民，仍然供奉着他们祖先的神。
对这个男孩来说，不可能有什么机会担任治理国家的重任，所以当他要求从事研究工作时，被很痛快地批准了。
他先去了尼科美迪亚，那里是仍在传授古希腊哲学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之一。在那里，他的头脑中装满了科学和文学，从尤西比乌那里学到的东西全被挤掉了。
然后他获准去了雅典。在当年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待过的圣地学习。
这时，他的同父异母哥哥也遇害了。君士坦丁的儿子中仅存一个，朱利安的表兄君士坦提乌，想起了自己的表弟，这个小哲学家，此时帝室中剩下的唯一男性成员。他派人去请朱利安，客客气气地把他接回来，又仁慈地把自己的妹妹海伦娜嫁给了他。然后，君士坦提乌命令朱利安前往高卢抵御野蛮人。
看起来朱利安从他的希腊老师那里不仅学到了辩论的本事，还学到了一些更实用的东西。公元357年，当阿拉曼尼阿(一个日耳曼部落联盟，3世纪时居住在欧洲大陆和多瑙河之间的地区，多次侵略高卢。)人威胁法兰西的时候，他在斯特拉斯堡附近击溃了敌人的军队；又巧作安排，把穆茨河与莱茵河之间的国家全部收入了自己的省，自己则撤到了巴黎，藏书室里摆满了新添的他喜爱的书籍，一向不苟言笑的他显得非常高兴。
这些胜利消息传到皇帝的耳朵里，皇帝不仅没有点燃庆祝的焰火，反而定下周密的计划，要除掉这个竞争对手，因为他的成功有点太过头了。
但是朱利安深受他的士兵拥戴，他们听他们说自己的统帅要被召回家（这是一种礼貌的砍头的邀请），于是闯进他的宫殿，当即拥立他为皇帝。同时，他们放出风去，说如果他不答应，就要砍下他的脑袋。
朱利安并不糊涂，就接受了。
这个时候，罗马的道路一定保养得很好，所以朱利安能够以创纪录的速度，带着他的军队从法兰西中部开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但是在他还没有到达首都，就听到了他表兄的死讯。
就这样，西方世界再次落入了异教徒的统治。
朱利安要做的事当然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聪明人竟然相信借助外力能够重现过去：只要建造一个雅典卫城的复制品，让教授们站在学园的树林里，穿上仿古的宽外袍，用五百年前的语言互相交谈，就能够再现伯里克利的时代。这真令人感到奇怪。
然而这恰恰是朱利安想要做的。
在他短短两年的执政生涯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创建古代的科学，而这时的人们大都对这些东西不以为然。他企图再度点燃人们探索的热情，而这时统治世界的却是一群没有文化的僧侣，他们觉得所有应该知道的东西都已写在一本书里了，再做什么独立的调查研究只会导致信仰的丧失，引来地狱的烈火。他想让人们重新感受到生活的快 乐，而人们却对鬼魂的事充满热情和活力。
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精神上的对立，就是再坚韧的人也要发疯、绝望。朱利安崩溃了，至少有一段时间，他曾求助于他伟大祖先的启蒙思想。安提阿的基督徒曾向他扔石头土块，可是他没有惩罚这座城市；愚蠢的僧侣曾经故意激怒他，要掀起新的迫害高潮，但是这位皇帝一再告诫他的官员们：“不要造成任何牺牲。”
公元363年，波斯人一支仁慈的箭结束了这个奇怪的生命。
对于这位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异教统治者来说，这也许是最好的结局。
假如再活得长一些，他的忍耐力和对愚昧的痛恨，也许会把他变成那个时代最专制的人。这时在医院的病房里，他可以坦然地说，在他统治时期没有一个人因为个人见解不同而被处死。然而对于这种仁慈，他的基督徒臣民却报以永久的仇恨。他们吹嘘说，皇帝是被自己军中一个士兵（一个基督徒士兵）用箭射死的，还精心谱写了赞歌来吹捧凶手。他们还描绘了朱利安临死前是怎样承认自己做法的错误，怎样承认基督的伟力。为了抵毁这位生活清苦，全心全意为百姓谋福利的诚实的人，他们把4世纪词汇库中丰富的恶名诨号都加在了他的头上。
朱利安被抬进了坟墓，基督教的主教们终于可以把自己看成帝国真正的主宰了，他们立即开始清理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每一个角落，摧毁那些与自己的统治相对抗的势力。
公元364年到378年，在瓦伦丁尼和瓦伦斯两兄弟的统治下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给所有的罗马认为旧的神祭献牲畜。这样异教的教士失去了收入来源，只能另谋出路。
但这些规定还算温和。狄奥多西380年入基督教，曾连续发布支持基督教的命令，并于392年定基督教为国教，严禁异教信仰，关闭异教神庙，没收其房地产。西部在吉尼厄斯称帝时曾恢复异教活动。394年，狄奥多西在基督教教会的帮助下打败吉尼厄斯，又将异教取缔。皇帝的法律规定，所有的臣民都得接受基督教，而且还必须遵照“天主”教会规定的形式；他自己则是天主教会的保护人，并使它垄断了人们的精神世界。
法令公布之后，所有坚持“错误观点”的人——就是那些坚持自己的“愚蠢的异端邪说”的人，那些仍旧忠实于“可耻教义”的人，将会由于故意违抗法令，被判处流放甚至死刑。
从那以后，旧的世界迅速地走向最后的灭亡。在意大利、高卢、西班牙、英格兰，几乎没有留下一座异教的寺庙。它们不是被人拆掉，用拆下的石头去修建桥梁、道路、城墙和水渠，就是经过改造成了基督徒的会场。共和国建立以来，积攒下来的成千上万金制、银制的神像，都被没收或者盗走，剩下的则被碾成了粉末。
亚历山大城的塞拉佩恩，是一座已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寺庙，希腊人、罗马人和埃及人一直对它非常崇敬。它也被夷为平地。那里还有一座大学，自从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以来，一直享誉世界。它一直传授、解释各种古老的哲学，从未间断，因而吸引了来自地中海沿岸各地的学生。她没有遵照亚历山大主教的命令被关闭，于是主教手下的僧侣们就自己动手了。他们闯进教室，打死了柏拉图学派最后一位伟大教师海帕提亚，还把她残缺不全的尸体扔到大街上喂狗。
罗马的情况一样糟糕。
朱比特神庙被关闭了，旧罗马宗教的经典《西比尔书》被烧毁了，首都成了一片废墟。
在高卢，在有名的图尔斯主教领导下，旧的神被说成是基督教中恶魔的前身，所以他们的庙宇都必须从地面上消失。
在偏远的乡村，农民有时候会冲上来保卫他们热爱的神，于是就会有军队开来，用斧子和绞刑架平息所谓“撒旦的复活”。
在希腊，毁灭工作进展的慢得多。但是到393年，奥林匹克运动会还是被废除了。这个希腊人生活的中心（此时已连续存在了一千一百八十年）已经不复存在，其他事情相对而言就容易多了。哲学家被一个接一个地赶出这个国家，最后，遵照查士丁尼皇帝的命令，雅典的大学也被关闭了，维持其运转的资金也被悉数没收。硕果仅存的七位教授失去了生计，只好逃到波斯。波斯皇帝倒是热情收留了他们，让他们平平安安地享受晚年，还让他们玩新奇的印度游戏——国际象棋。
在5世纪的前半叶，克里索斯托约370年受洗入教。398年被任命为君士坦丁堡大主教，403年被撤销主教职务。大主教可以毫不夸张地宣布，过去那些作家的著作，和哲学家们一起，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西塞罗、苏格拉底、韦尔吉尔和荷马早就被人遗忘在地窖和阁楼里了（更不必说那些被正派基督徒痛恨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了）。六百年之后它们才得以重见天日，在这段时间里，整个世界只能靠那些神学家赏赐的文学粮食过活。
这是一份奇怪的粮食，而且不太均衡（套用医学术语来讲）。
基督教虽然对异教敌人大获全胜，但是仍然面临着很多考验。那些吵着要给古代的神烧香的高卢和卢西塔尼亚贫苦农民，倒是很容易让他们闭嘴，因为他们是异教徒，而法律是站在基督徒一边的。但是，奥斯特罗哥特人、阿拉曼尼人和朗哥巴德人各执己见，争论是亚历山大教士阿里乌（他最初提倡苦修，信奉新相拉图主义。约323年写成诗作《宴会》，反对三位一体教义，宣传圣子基督不完全是神；圣灵更次于圣子。）关于基督本质的说法对呢，还是阿里乌的死敌、亚历山大主教阿塔那修斯的说法对；朗哥巴德人和法兰克人对基督和上帝是“完全一样”还是仅仅“相像而已”争论不休；汪达尔人和撒克逊人在辩论，聂斯特利说的“圣母玛丽亚是‘基督的母亲’而不是‘上帝的母亲’”究竟对不对；伯艮第人和弗里西人在纠缠耶稣是否具有双重本质，即是不是半人半神。这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野蛮人现在已经皈依了基督教，虽然有些糊里糊涂，但还是教会忠实的朋友和支持者，所以决不能革出教门，也不能用永恒的地狱之火吓唬他们。必须委婉地说服他们，然后用宽厚的仁爱和奉献把他们引回正道。但是首先要让他们有明确的纲领，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
不信国教者正是由于人们希望使教义中的某些东西达到某种统一，最终便导致了一系列著名的会议，后来被称为“公会议”或者“普世会议”，自从4世纪中叶起，这种会议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召开一次，确定哪些教义是正确的，哪些教义包含着异端的萌芽，因而应该被判为错误、谬论和异端邪说。
第一次会议是公元325年在离特洛伊遗址不远的尼西亚召开的，第二次是五十六年后在君士坦丁堡，第三次是公元431年在以弗所。从那以后，连续在查尔斯顿召开了几次，又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两次，然后又在尼西亚，869年又在君主坦丁堡召开一次。
从那以后，会议就在罗马或者教会指定的某个西欧城市举行。这是因为，自从4世纪以后，尽管理论上皇帝有权召集这样的会议（这个特权的附带条件是，他要支付主教们的旅费），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对强大的罗马大主教提出的建议应该认真对待。尽管我们不能肯定尼西亚的会议是由谁主持的，但是后来的所有会议都是由教皇控制的，这些神圣会议的决议，也必须得到教皇本人或者他的代表正式同意，才能真正生效。
所以，我们可以辞别君士坦丁堡，到气候更宜人的西方去了。
在宽容与专制的战场上厮杀一直没有平息。有人把宽容看成人类的最大美德，也有人说它只不过证明人类有很多道德弱点。我不想探讨这个问题纯理论的一面，但是必须承认，教会的支持者在为残酷惩罚异端的行为辩解时，都讲得头头是道。
他们说，“教会和任何其他组织一样，比如一个村庄、部落，或者一座堡垒，必须有一个总指挥，有一套明确的法令和细则，所有的成员都必须强制服从。所以，任何人发誓加入教会，就同时默认了要尊重总指挥，服从法令。如果他发现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则必须承担自己的决定造成的后果，并且离开教会。”
到这里为止，一切都非常正确，非常合理。
如果今天一位牧师感到自己不再信仰浸礼宗的教义，他可以转到卫理公会；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他不再信奉卫理公会的教旨，还可以加入一位论教派、天主教派，或者犹太教，乃至印度教、土耳其穆斯林。世界非常宽广，大门为人敞开，除了饿着肚子的家人，谁也不会对他说“不”。
但这是一个蒸汽轮船和火车的时代，而且还有无穷无尽的经济机遇。
而5世纪的世界则不像这样简单。想找到一个不受罗马主教影响的地方，可远非一件易事。当然，你可以从波斯走到印度，就像很多异端教徒做的那样，但是路途漫长，生存的机会非常渺茫，而且那还意味着和你的家人从此天各一方。
而且，假如人们真心觉得自己对基督思想的理解是正确的，要说服教会对教义做一点小小的改动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为什么要放弃信仰自己喜爱的宗教的权利呢？
而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早期的基督徒，不管是正统信徒还是异端分子，都只有相对的教义，而并无绝对的教义。
如果一群博学的神学家硬要定义无法定义的东西，把上帝的本质归结为一个公式化的东西，就像数学家因为对X的取值意见不一致而把对方送上绞刑架一样荒唐。
但是，唯我独尊和专制牢牢地控制了世界，直至最近，那些因为“我们永远不能肯定谁对准错”而鼓吹宽容的人，仍然有性命之忧，他们只好把自己的看法小心翼翼地用拉丁文写出来，只有一两个最聪明的读者才能够明白他们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