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教会是一种非常简单的组织。当基督徒发现世界末日还很遥远，最后审判并没有随着耶稣之死立即降临时，很快感觉到应该建立某种形式的政治机构，因为他们还要在被泪水浸泡的尘世中度过漫长的岁月。
最早的基督徒是在犹太教会堂中集会的，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后来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出现了裂痕，后者就到某个人的家中聚会，如果找不到房子或者房子容纳不下所有的信徒（和好奇的人），他们就在露天或者废弃的采石场举行会议。
起初这种集会都在安息日安息日，举行，但是随着犹太人基督徒和非犹太人基督徒之间矛盾越来越深，后者放弃了安息日的习惯，改在星期天，也就是基督复活的那一天集会。
这些仪式虽然庄重，却体现了这个运动本身所具有的大众化和情绪化的特点。没有固定的讲话和说教，没有讲道者，不论男人女人，只要感受到圣火的激励，随时都可以站起来表白自己的信仰。据保罗书简所说，这些虔诚的兄弟们直抒胸臆的话语，常常使这位伟大使徒的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普通百姓，尽管这些即席发言中所包含的真诚不容怀疑，但是他们情绪激动时常常会大喊大叫，像是些躁狂症病人。教会虽然能够抵御迫害，但是对于冷嘲热讽却无能为力。因此保罗和彼得以及他们的继任者做了大量的努力，以使这种精神宣泄和对神的热情看起来更有秩序。
开始这些努力收效甚微，因为固定的程序与基督教的民主精神似乎是两件水火不容的事情。然而实际的考虑最终占了上风，集会开始按照固定的仪式进行。
他们先朗诵圣诗（以安抚可能在场的犹 太人基督徒），然后大家齐唱一首为罗马人和希腊人教徒新近谱写的赞美诗。
唯一预先确定的致词，是一段包含了耶稣全部哲学思想的著名祷文。在几百年的时间里，讲道一直是完全自发的，谁觉得自己有话要说，才会登台发言。
集会的人数渐渐增加，而警察对秘密团体总是心怀戒备，他们开始进行干涉，这时必须选出一个人来代表基督徒同外界打交道。保罗早就对领导才能非常重视，他曾把自己在亚洲和希腊见到的众多小教会们比作风浪中漂荡的小船，要想不被大海的狂涛吞没，船上必须有一个聪明的舵手。
就这样，信徒们再次聚会，选出了执事。执事由虔诚的信徒担任，他们是教会的“仆人”，负责照料病人和穷人（这是早期基督徒所关心的大事），并且负责管理教会的财产及其他日常事务。
再后来，教会的成员越来越多，管理工作越来越繁杂，必须有专职人员才能应付，因此选出了几位“长者”来担当这些工作。希腊人把他们称为“长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教士”。
又过了若干年，每个城市、每个村庄都有了自己的基督教教堂，因此还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政策。这时又选出了“监督”（或主教）来领导整个教区，指导地区教会与罗马政府之间的事务。
很快在帝国的各个主要城镇都有了主教，在安提阿、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迦太基、罗马、亚历山大和雅典，主教都被人们当作非常有权威的人物，甚至与当地的军政长官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起初，掌管耶路撒冷的主教自然倍受人们尊敬，因为耶稣曾经在这里生活过，最后又在这里受难死去。但是在圣城被毁，期待世界末日来临、天国胜利的那一代人从地球上消失以后，那位可怜的老主教发现他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声望。
自然而然地，这个信徒领袖的位置被罗马主教取代了，因为这里是文明世界的首都，也是保罗和彼得这两位伟大的西方使徒殉道的地方。
这位主教和其他主教一样，被人称为“教父”或者“圣父”，这是对圣职者表达敬爱之意的一种通用的称呼。然而在几百年间，在人们心目中“圣父”这个头衔逐渐成了罗马主教专用的名词。当人们说起“大主教”的时候，指的就是罗马主教，而决不会是君主坦丁堡主教或者迦太基主教。这是一个完全正常的发展过程，就像今天我们的报纸说起“国王”的时候不必再加上“英格兰”几个字一样。
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官方文件里，是在公元258年。那时罗马还是强盛帝国的首都，在皇权的笼罩之下，主教的权力显得黯然无光。但是在此后的三百年中，由于内忧外患的不断威胁，凯撒的继任者们开始寻找更安全的住所。他们在自己的另一块地土上找到了一个城市，叫做拜占庭。拜占庭的名字来自于一位神话英雄，他叫拜扎斯，据说特洛伊战争之后不久曾在此登陆。它坐落于分割欧洲和亚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控制着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贸易通道，而且掌握着几种重要的垄断产业，因而具有重要的商业价值。为争夺这座富足的要塞，斯巴达和雅典曾经大动干戈。
在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之前，拜占庭一直是独立的。成为马其顿的领土之后没过多久，它又并入了罗马帝国的版图。
这时，经过十个世纪的持续繁荣，它的“金号角”中挤满了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船只。它被选中成为帝国的中心。
留在罗马的人落在了西哥特人、汪达尔人和别的野蛮人的手里。皇宫一连几年空无一人，政府机构一个接一个地迁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之滨，而首都里的人们还要遵守一千英里之外的人制定的法律！……真让人觉得世界末日已经来临。
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来都是此长彼消。皇帝走了，主教就成了城中地位最显赫的人物，皇位之荣耀的唯一实际继承者。
这个前所未有的机会被他们利用到了极致。他们是些精明的政治家，这个职位具有的声望和影响引来了全意大利最聪明的人。他们觉得自己是某种永恒思想的代表，所以从不着忙，而总是刻意带着一种冰河般的迟缓。别人做事也许会因为急于求成而草率行事，继而忙中出错前功尽弃，而他们则可以抓住那些别人抓不到的机会。
但最重要的是，他们是一些目标单纯的人，总是坚定地朝着一个目标前进。他们做的、说的、想的，都受到一种渴望的指引，那就是为上帝增添光荣，使代表神的意志的尘世组织更加强大。
此后一千年的历史表明，他们的工作是多么成功。
其他的一切都在野蛮部落横扫欧洲大陆的洪流中湮灭了，帝国的城墙一段接一段地倒塌了，上千个像巴比伦平原上那样古老的文明体系被像垃圾一样扫除干净，只有基督教一直坚强地耸立着，坚如磐石，尤其是在中世纪。
胜利虽然最终得到了，但是代价却非常惊人。
基督教起源于马厩（据《新约》福音书记载，圣母玛丽亚在马厩中生下了耶稣。），却在宫殿中走到了尽头。它最初是对统治制度的一种抗议——在这个统治制度中教士自封为神与人之间的仲裁者，要求所有的凡夫俗子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这个最初的革命事物，发展成一个新的超级神权政体，与之相比原先的犹太国倒成了一个无忧无虑、宁静自由之邦。
然而这一切都是完全符合逻辑、不可避免的，我就要说明这一点。
游览罗马的人大都会去参观圆形剧场。在那早已风化的围墙内，人们会看到一块被神圣化的场地，在这里曾经倒下数千位基督徒，他们是罗马专制的受难者。
尽管对基督徒有过若干次迫害，但这与宗教专制却没有多大关系。
这些迫害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
作为众多宗教派别之一，基督教曾经享有极大的自由。
但是有些基督徒公开声称自己是有良知的反对者，国家受到外族侵略威胁时还大肆鼓吹反战论，不分场合地公开蔑视本国的法律，这样的基督徒自然被当作国家的敌人，受到相应的惩处。
基督徒按照他最神圣的信念行事，但一般治安官根本无法理解；他试图解释自己的道德精神，长官大人却一脸迷惘，完全弄不懂他在说什么。
罗马的治安官毕竟都是凡人。当他们突然被叫去审讯犯人，却发现犯人的供述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自然摸不着头脑。长期的经验告诉他们，要远离各种各样的神学争论。而且很多皇家文告也警告这些公仆们，和这个新教派打交道，一定要运用一些“手段”。所以他们就使出浑身解数，与对方理论。但是当这种争论最终都归结到原则问题时，逻辑的力量就显得微乎其微了。
最后，长官大人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是放弃法律的尊严，还是坚持执行国家的最高权力（虽然这种权力有些理屈词穷）？但是对于坚信死亡是新生的开始，为能够离开这个悲惨世界前往天堂而欢欣鼓舞的人来说，监禁和酷刑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就这样，基督徒和当局之间漫长而痛苦的游击战争终于爆发了。究竟有多少人伤亡，我们没有什么准确数字。公元3世纪，在亚历山大城的一次宗教迫害中，著名教父奥利金（奥利金（约185~约254），希腊教父代表人物之一，早期护教家。）的几位亲属被杀，按照他的说法，“为信仰而死的真正基督徒的人数，可以很容易地统计出来。”
我们探究一下早期圣者的生平，就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接连不断的血腥故事。我们几乎要怀疑，这样一个屡遭杀戮迫害的宗教，是怎样流传下来的呢？
不论我给出什么数字，肯定都会有人说我是个带有偏见的骗子，所以我决定保留自己的观点，让读者自己去得出结论。人们只要看一看德西厄斯皇帝和瓦莱里安皇帝的生平，就会对那段最黑暗的迫害时期里，罗马专制的真实嘴脸有一个相当清楚的认识。
此外，假如读者还记得，就连马可·奥勒留在位期间帝国传染病流行，战争频繁，他减轻税赋，兴建学校、医院和孤儿院。这样的开明君主，都承认自己不能很好地处理基督徒的问题，那么远在帝国偏僻角落，又想尽忠职守的无名小吏所面临的窘境就可想而知了。他们必须或者背弃自己的就职誓言，或者杀掉自己的邻居亲朋，因为这些人不能或者不愿遵守帝国赖以自保的几条简单的法令。
这时，基督徒并没有因为异教徒同胞的虚伪伤感而停步，而是继续稳步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
早在公元4世纪，罗马元老院中的基督徒抱怨说，异教偶像的阴影使他们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于是，格拉提恩皇帝便下令搬走了胜利女神像，这座女神像在朱利叶斯·凯撒修建的大厅中已经矗立了四百多年。有几位元老提出了异议，结果其中的一些人被流放他乡。
这时，有一位知名的爱国者昆塔斯·奥勒留·西马克斯，他写了一封有名的信，提出了妥协的建议。
“为什么我们这些异教徒和基督教邻居不能和睦相处呢？我们抬起头看到同样的星空，我们同是这个行星的乘客，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人们选择不同的道路追寻终极真理，这又有何妨？生命之谜如此难解，通向答案的道路不应该只有一条。”
这样想的人不止一个，也有不止一个人看到了罗马的宗教宽容传统所面临的危险。就在胜利女神像被移走的时候，罗马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争吵的双方是拜占庭的两群相互对立的基督教徒。这次争吵引发了有史以来关于宽容的一场最富才智的讨论。讨论的负责人是哲学家泰米斯提厄斯，他一直信奉祖先的神，当瓦伦斯皇帝在正统基督徒和非正统基督徒的斗争中偏袒一方时，泰米斯提厄斯感到有责任提醒他注意自己的真正职责。
他说，“有这么一片疆域，任何统治者都休想在其中施展权威。这就是道德之国，个人信仰之国。在其中实行强制，必然会导致以欺骗为基础的皈依和伪善。所以统治者还是容忍所有信仰为好，因为只有凭借宽容才能避免民众的争吵。何况宽容是一道神谕，上帝自己已经明确地表示希望有多种宗教。只有上帝才能判别，人类渴望理解神圣玄机的方法是否正确。上帝喜欢人们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对他的忠诚。他喜欢基督徒用一种方式，希腊人用一种方式，埃及人再用另一种方式。”
这实在是金玉良言，却无异于对牛弹琴。
旧的世界，以及它的思想和理念早已死去，任何使时光倒转的努力都注定要失败。生活意味着进步，进步则意味着磨难。旧的社会秩序正在迅速地解体，军队全是由外国雇佣兵组成的暴徒，边境地区已经出现公开叛乱，英格兰等边远地区则早已落入野蛮人之手公元410年，罗马放弃了不列颠，将其占领军撤出，其后不久，盎格鲁-撒克逊人占领了不列颠。
当灾难最后降临时，几百年来一直从事国家公职的聪明的年轻人发现，所有晋身之阶都被堵死了，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在教会任职。如果你是西班牙主教，就可以行使原来地方长官的权力；如果你是基督教作家，只要愿意全身心地投入神学主题，就一定可以拥有相当广泛的读者；如果你是基督教外交官，只要愿意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里代表罗马主教，或者愿意冒险到高卢或斯堪的纳维亚腹地，与那些野蛮部落的首领修好，就一定能够迅速得到提拔；如果你是基督教财务官，则可以通过管理那些迅速扩大的房地产来积累财富，就像拉特兰宫的主人一样，成为当时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和最富有的人。
在最近的五年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具有相同本质的事情。到1914年为止，欧洲中部那些野心勃勃、不指望以手工劳动为生的年轻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进入了国家机构。他们在不同的帝国陆军、皇家海军里担任军官；他们占据高级司法职位，管理财政，或者在殖民地做几年地方长官、军队司令。他们并不指望变得非常富有，但是职位给他们带来很高的社会声望，只要再付出一些智慧、勤奋和诚实，就可以享有一个非常舒适而又受人尊敬的晚年。
这时，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社会上那些旧的封建残余被一扫而光，下层阶级掌握了政权。前官员中的一些人年事已高，无法改变生活习惯，典当了自己的勋章之后凄然死去。然而绝大多数人则顺潮流而动。从幼年起接受的教育就使他们认为，商业是一种低等的行业，不值得他们去劳神。也许商业的确是一种低等职业，但是他们必须选择进办公室还是进收容院。相对来说，为了信念宁肯饿肚子的人总是少数，所以巨变之后没过几年，我们发现从前的军官和政府官员们做起了十年前从来不碰的事情，而且干得心甘情愿。另外，由于他们大多出身于世代从事管理工作的家庭，与人打交道驾轻就熟，所以相对而言更容易在新职业中取得进展。现在，他们的幸福和富裕已经大大超过了自己当年的预料。
今天商业的情形，就如同一千六百年前的基督教。
如果一个年轻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赫拉克利斯、罗慕拉斯或者特洛伊英雄，要想让他接受一个奴隶儿子牧师的训诫，大概不会太容易；但是这位普普通通的奴隶儿子牧师能够提供一些东西，恰恰是那个有着赫拉克利斯、罗慕拉斯或者特洛伊英雄祖先的年轻人非常非常希望得到的。因此，如果他们双方都很聪明（这非常可能），很快就能学会欣赏对方的优点，融洽相处。这又是一条奇怪的历史法则，越是表面上变化很大，越是实际上没什么变化。
似乎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不变的规律：小部分聪明人统治，大部分不太聪明的人服从。在不同的时期，这两个集团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名称，但无非总是一方代表强大和领导，另一方则代表弱小与顺从。它们曾经被称为帝国、教会、骑士团、君主，以及民主政府、奴隶、农奴、无产阶级。但是不论在莫斯科、伦敦，还是在马德里、华盛顿，左右着人类发展过程的神秘规律一样起作用，因为它既不受时间也不受地点的限制。它经常以各种形式、带着各种伪装出现。它不止一次地以谦卑的面貌出现，大声宣扬自己热爱人类，忠于上帝，渴望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最大的利益。但是在这种令人愉悦的外表下面，一直隐藏着、而且还继续隐藏着原始法则的残酷真理：人的第一职责是生存。不愿接受人具有生物性这个事实的人，常常会对这样的说法感到气愤，他们把我们称为“唯物主义者”、“犬儒主义者”，如此等等。他们总是把历史看作一本赏心悦目的童话故事，所以当发现它是一门科学，遵守着宇宙万物都要遵守的铁律时，一定会惊得目瞪口呆，没准他们还会反对平行线公理，怀疑乘法口诀表呢。
我个人建议他们还是接受这些客观规律为好。
这样——也只有这样——历史才能成为对人类有实际价值的东西，而不再是那些从种族偏见、部落专制和同胞大众的无知中坐收渔利者的盟友。
如果有谁怀疑这种说法的正确性，那就请他从前面所写的几百年间的史料中寻找证据吧。他可以研究一下基督教最初四百年间，那些伟大领导者的生平。
几乎无一例外，他们都来自原来的异教社会，一直在希腊哲学家的学校里接受训练，只是到后来不得不选择职业时，才转到基督教会。当然，他们中有几个人，是被这种新思想所吸引，真心真意地接受了基督的教诲。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之所以从效忠世俗的主人变为效忠天国的统治者，是因为这样升迁的机会要大得多。
而教会一方则总是通情达理，并不追究是什么动机促使这么多新信徒突然改奉基督教的，而是细致入微、竭尽全力地满足每个人的愿望。那些喜欢过实际的、世俗的生活的人，被安排到政治、经济领域多行善事。而对那些秉性不同、信仰中有较多感情色彩的人，则尽可能地提供远离城市喧嚣的机会，使得他们能够在宁静中思考生命的邪恶，达到他们认为灵魂的永恒幸福所必需的个人圣境。
起先，要过这种身心投入、静思冥想的生活是相当容易的。
基督教出现以后的最初几个世纪，它只是一种松散的精神纽带，连结着远离权贵豪宅而居的卑微百姓。但是当教会继承了帝国的世界主宰地位，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拥有了意大利、法国和非洲的大片房产之后，过隐居生活的机会就很少了。虔诚的男女开始向往“过去的好时光”，那时真正的基督徒每一天都是在祈祷、做善事中度过的。如果能人工地再现发展过程中自然经历的那个阶段，他们也许能再次体会那种幸福感觉。
追求修行生活的运动是从东方发起的。在其后的一千年中，它对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教会的武器库增加了一支忠诚的突击队，可以用来有效地对付各种异端邪说。
我们不必对此感到吃惊。
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几个国家，文明已经非常非常古老，人们也已经疲惫到了精疲力竭的程度。仅在埃及，自从尼罗河谷有了第一批居民，已经交替出现了十个不同的文明时期。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肥沃平原上，情况也是如此。生命的虚无，人类努力的徒劳结局，都清晰地写在昔日宫殿庙宇的废墟上。欧洲的年轻一代也许会把基督教作为对生活的一种强烈渴望，作为对刚刚复苏的精力与热情的持续激励，但是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对宗教却有着不同的感受。
对他们来说，宗教意味着一种解脱。设想着死亡那一刻的快乐时光，他们可以从阴森记忆中逃脱出来，躲进一片荒原，在那里只有他们的忧愁和他们的上帝，而不必再面对可怕的生存现实。
出于某种奇特的原因，改革的事业似乎总是对士兵很有吸引力。和其他人相比，他们对人类文明中的残酷和恐怖有更直接的了解。而且他们懂得，没有纪律就会一事无成。为基督教而战的最伟大的现代勇士，原是查理五世皇帝军队中的一位上尉此处似应指天主教耶稣会的创始人伊纳爵·罗耀拉（1491~1556），他曾在西班牙军队中服役。查理五世指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1516年继承西班牙王位，后来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而第一位把那些精神流浪者聚集起来形成一个组织的人，是君士坦丁皇帝军队中的一个列兵，名叫帕科米乌，是个埃及人。他服完兵役之后，就加入了一小群隐士的行列，领头的人叫安东尼，也是埃及人。这群人离开了城市，在沙漠中与豺狗为伴，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是离群索居的生活似乎会引起各种各样奇怪的精神痛苦，使人们过于投入，不是整天呆在古老的石柱上，就是终日闷在废弃的古墓中（这会使异教徒窃喜，真信徒伤心）。帕科米乌决心使这个运动更有实际基础，于是成立了第一个宗教团队。从那以后（4世纪中叶），聚集在一起的隐士开始听从一个指挥官命令，他被称为“大将军”，由他来指派一些主持，负责各个修道院，这些修道院则被他们看作主的堡垒。
到公元346年帕科米乌去世的时候，亚历山大城主教阿塔那修斯已经把他的修道士思想从埃及传到了罗马。数以千计的人开始借此逃避世界，逃避邪恶，还有那些不依不饶的债主。
然而，由于欧洲的气候和人们的性格，创始人的设想不得不做一些小的改变。在冬季的欧洲，饥寒交迫的滋味并不像在尼罗河谷那样容易忍受，而且西方人更加实际的头脑，也难以接受东方的神圣理想中沾满泥土污垢的形象。
所以意大利人和法国人自问道：“早期教会如此重视的那些善事有什么结果呢？让一群群狂热的信徒在远离尘世的潮湿山洞里禁欲修行，弄得个个面容憔悴，难道这样能给寡妇、孤儿和病人带来很大的好处吗？”
因此，以西方人的观点，必须按照更加合理的方式改革修道院制度。这要归功于亚平宁山脉纳西亚城的一位居民，他的名字叫本笃，总是被人称为圣徒本笃。他的父母送他到罗马读书，但是这座城市使他那颗基督徒的心灵充满了恐惧，于是他逃到阿布鲁奇山下的苏比亚克村，那里有一片当年尼禄行宫的废墟。
在那里他与世隔绝地隐居了三年。后来他的美德盛名传遍了乡村，渴望接近他的人蜂拥而至，多得足可以组建十几个像模像样的修道院。
于是他告别了穴居生活，成了欧洲修道院制度的制定者。首先他建立了一套组织体系，其中的每个细节都流露出他那种罗马人的秉性。僧侣们宣誓遵守他的规定，就再也别想过懒散的生活。
除了祈祷或者冥想，剩下的时间僧侣们必须下地干活。那些年纪太大，不能干活的人，就被安排去教育年轻人，怎样做一个好基督徒，怎样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他们确实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使得本笃修道院在教育方面的垄断长达近千年之久；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一直获准教养那些具有超常才能的年轻人。
作为辛勤劳作的回报，僧侣们有体面的穿着，充足的食品，还可以拥有一张床——每天不工作不祈祷的时候，可以在上面睡上两三个小时。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僧侣们不再只是一些闲汉，逃离现实世界和种种义务，在那里为来世准备自己的灵魂。他们成了上帝的仆人，必须通过漫长而痛苦的考验来证明自己配得上这样的尊严，还必须积极地参与传播天国的力量与光荣。
在欧洲异教徒中的初步传教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为了避免使徒们的成果化为乌有，传教工作必须得到当地居民和政府有组织的支持。僧侣们扛起斧子、锄头，拿上祷告书，来到了德国、俄国、斯堪的纳维亚和遥远的冰岛。他们垦荒种地，办学传道，给那些遥远的土地带来了另一种文明的基本元素。
于是教宗——整个基督教的执行首脑——就以这种方式使人类精神的各种力量发挥了作用。
头脑实际的人可以获得很多出人头地的机会，而梦想家则可以在宁静的树林中找到快乐。
没有白费的工夫，没有浪费的时间，结果基督教的力量得到了巨大增长，皇帝和国王们很快发现，如果不小心留意自己臣民中那些基督追随者的意愿，就无法继续统治自己的国家了。
基督教获得最后胜利的方式也很有意思，它向人们表明，基督教的胜利是有一些实际原因的，而并不是有时候人们所说的，是因为宗教热情的心血来潮式的突然爆发。
对基督徒的最后一次大迫害，是在戴克里先303年 颁布四项命令，大肆迫害基督徒：（1）拆毁全国教堂，焚毁教会经书；（2）搜捕教会神职人员；（3）在押教徒拒不信奉罗马神者一律处死；（4）帝国各地教徒拒不参加罗马神祭礼者也一律处死。这是罗马帝国对基督教徒的最后一次大迫害。皇帝统治时发生的。有趣的是，在那些倚仗亲兵卫队统治欧洲的权势人物中，戴克里先决不是最坏的一个。但是他有一个人类统治者常见的毛病——对最基本的经济学理论一窍不通。当他发现自己的帝国迅速地支离破碎时，一辈子的军旅生涯使他确信，薄弱环节在于罗马的军事体制组织涣散。边远地区的防御任务交给了当地的军队，而这些士兵早已丧失了斗志，变成了与世无争的乡下人，竟然向那些本应远拒于国境之外的野蛮人卖起了萝卜白菜。
戴克里先不可能改变这套历史悠久的体制，所以他想建立一支新型的野战军来解决这一难题。这支军队由身手敏捷的年轻人组成，能够在几周之内开赴帝国疆域内任何受到侵略威胁的地方。
这是一个高明的主意，但是像所有军事方面的好主意一样，它要花费大量的金钱。这笔钱只能以税收的形式由国内的人民提供。果然不出所料，老百姓怨声载道，说如果再交钱就一文不名了，皇帝则说这是他们的错，并且把过去刽子手才有的权力授予收税官。但是，这都无济于事。帝国的老百姓辛辛苦苦干一年活，到头来却还要倒贴钱财，还不如抛家舍业涌到城里去当流浪汉。可是皇帝陛下却不想半途而废，为摆脱困境又制定了一个法律，大笔一挥，把所有的政府官职、所有的手工艺、所有的商业贸易，都变成了世袭职业。这就是说，官员的儿子将来还是官员，不管他喜欢不喜欢。面包师的儿子一定还得做面包，尽管他可能更有音乐天赋，或者更适合做个典当行的老板。水手的儿子则命中注定要一辈子呆在甲板上，就算他过台伯河都会晕船。而那些打短工的呢，虽然理论上讲他们还可以做自由人，但是却不能离开自己的出生地，因此与一般的奴隶没有什么两样。这一下彻底表明，原来的罗马共和国已经退化成一个东方式的专制统治。
这样一位对自己的能力极其自信的统治者，指望他能够容忍或者愿意容忍一小撮人仅仅遵守那些自己愿意遵守的法令，岂不是有些荒唐？但是，在评价戴克里先对基督徒的粗暴时，我们必须记住他当时处于一种毫无退路的境地。在他的臣民中有几百万人，这些人从他对他们采取的保护措施中得到好处，却不肯承担自己的那份责任，因此他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些人的忠诚。
你也许记得，最早的基督徒没有写下任何东西。他们觉得世界末日随时有可能来到，何必费时费钱做那些文字上的努力呢？那些东西不出十年就会被天堂之火化为灰烬。但是新天国并没有到来，而基督的故事（在一百年的耐心等待之后）开始被人们添枝加叶地传来传去，弄得真正的信徒也难以分清哪些可信，哪些不可信。人们感觉到应该有一本这方面的权威的书，于是把耶稣的一些短传和保存下来的使徒信件原稿收集起来合成一卷，称为《新约》。
在这本书的众多章节中，有一章叫做《启示录》，其中提到了一个建在“七座山”上的城市，并有关于它的一些预言。（大家都知道，自从罗慕拉斯时代起，罗马就是建在七座山上的。）尽管这位无名作者小心翼翼地把这座城市称为他所憎恶的巴比伦，但是书中用到了“妓女的母亲”、“大地的污点”这样的字眼，说这座城市浸满了圣徒和殉道者的鲜血，注定要成为恶魔的洞窟，邪恶灵魂的归宿，可憎的鸟类的巢穴，等等诸如此类的贬损之辞。帝国的法官不需要有太多的洞察力，也能够明白这些文字的寓意。
这样的句子也许可以解释成一个可怜的狂人的胡言乱语，他也许想起了五十年来被杀害的众多朋友，被怜悯之情和熊熊怒火蒙住了双眼。然而这些句子却是教会庄严活动中的一部分，每个星期在基督徒聚集的地方，这些东西都要被反复地诵读。外人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它们代表了所有基督徒对台伯河畔这座强大城市的真实感受。我并不是说基督徒们没有理由产生那样的感受，但是我们也很难谴责戴克里先不理解他们的热情。
但是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罗马人渐渐熟悉了一个以前从没听到过的词——“异教徒”。最初“异教徒”这个词特指那些选择信仰某种教义的人，或者说属于某个教派的人。但是渐渐地这个词的含义变得狭窄了，指那些信仰基督教权威认为“不正确”、“不合理”、“不真实”或者“不正统”的教义的人，用使徒的话来说，就是指那些“异端、不合理、虚假、永远错误”的人。
还有一些罗马人仍然信奉古代的宗教。从理论上讲，他们完全不应被扣上异端的罪名，因为他们还在基督教的圈子之外，因而严格地说，他们也没有义务解释自己的个人观点。不管怎么说，《新约》中的一些说法着实有伤帝国的尊严，比如说“异端就像通奸、不洁、淫荡、懒惰、巫术、愤怒、争吵、谋杀、煽动骚乱、酗酒一样可怕”，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出于礼貌的关系在此不便—一列举。
这些导致了摩擦和误会，摩擦和误会 又导致了迫害。罗马的监狱里再次关满了基督徒，罗马刽子手又使殉道的基督徒人数增加了许多，再次血流成河，但是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最后戴克里先彻底绝望了，他放弃了王位，全身心地投入了另一项更有意思的消遣，在后院里种起了大圆白菜。
继任者没有继续实行镇压政策。相反，因为看到无法用武力翦除基督教的势力，他决定做一笔交易，用一些特别的恩惠换取敌人的好感。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313年。第一次正式“承认”基督教会的功绩，属于一位叫做君士坦丁的人。
什么时候我们应该搞一个“国际历史修订专家委员会”，所有的皇帝、国王、主教、总统、市长，凡享有“大”字称号的，都要向这个委员会说明自己的资格。其中的一位候选人我们必须特别留意，他就是后面将要提到的君士坦丁皇帝。
从英格兰的约克，到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拜占庭，欧洲的每一处战场，都有这个野蛮的塞尔维亚人挥舞长矛的身影。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妻子的兄弟和自己的侄子（一个七岁的孩子），还杀死了几个地位卑微的亲属。纵然如此，在迎战最危险的敌人马克森提乌时，由于他慌乱中大胆地请求基督徒的支持，结果得到了“摩西第二”的美名，最后又被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教会封为圣徒。他虽然表面上接受了基督教，但终其一生都是个野蛮人。直到临死之前他还取出祭献的羊的内脏，蒸了来预卜将来，而这些都被大家体谅地忽视了。毕竟皇帝颁布了那部有名的《米兰敕令》，保证他所钟爱的基督徒享有“自由表达个人意见”和“在自己的会场不受干扰地举行集会”的权利。
我已经说过多次，4世纪前半叶的基督教领袖，是一些实际的政治家。他们终于迫使皇帝签署了那部值得永远纪念的法令，使基督教从一个次要的教派一跃而享有了国教之尊。不过他们知道这是怎样得来的，君士坦丁的继任者们也知道这一点，而且尽管他们想凭借如簧之舌把这些掩盖起来，但是机关算尽仍然要露出一点狐狸尾巴。
“拯救我吧！强大的统治者！”聂斯托利主教对狄奥多西皇帝说道，“把我从教会的敌人手中解救出来吧，我将给你天堂！站在我这一边，打倒那些不赞成我们教义的人吧；我们也会站在你的一边，帮助你打倒你的敌人！
在过去的两千年中，还有不少这样的交易。
但是像基督教掌权这样厚颜无耻的妥协，的确非常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