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27年，查士丁尼一世鼎盛时，东罗马帝国的疆域西至直布罗陀海峡，南至尼罗河流域，地中海几乎成了它的内湖。成为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
这个塞尔维亚的农民不喜欢“书本知识”，他一声令下，雅典学派便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基督教僧侣侵入尼罗河谷几百年后，硕果仅存的这座埃及神庙，也被他下令关闭了。
这座神庙坐落在一个叫做菲莱的小岛上，靠近尼罗河第一瀑布。在人们的记忆中，这里一直是崇拜爱西斯的圣地。不知什么原因，非洲、希腊和罗马的神都没有在这儿站稳脚跟，而爱西斯女神却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拜。到公元6世纪，只有在这里还能找到懂得象形文字的人。屈指可数的几个僧侣在这里摆弄着这种古老而神圣的艺术，而埃及其它地方的人们则早已忘记了它。
但是这时，农民出身大字不识的皇帝陛下一道圣谕，寺庙和附近的学校都成了国家财产，雕塑和绘画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僧侣和写字匠们则被投进监狱。当他们中的最后一个在饥寒交迫中无声无息地死去，古老的象形文字也就失传了。
这真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假如查士丁尼（愿上帝降罪于他）不那么斩尽杀绝，留下几个懂得古象形文字的专家，那么今天历史学家的工作就要轻松得多了。尽管现在我们能够翻译出那些奇怪的埃及文字（这要归功于商博良的天才），但是要想弄清古埃及人留给子孙的话里究竟有什么深意，仍然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其他古代民族也都有这样的遗憾。
那些留着奇怪的大胡子的古巴比伦人，当他们虔诚地慨叹“有谁能够理解天神的忠告”时，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他们留下了大批刻有经文的泥版。古巴比伦人在泥版上书写楔形文字，再将其晒干或经过烘烤，以便长时间保存。，把神的旨意刻在圣城的花岗岩石柱上，他们日复一日地祈祷神灵，尽心竭力地诠释神的法典……他们对神灵怀着怎样的情感呢？他们一会儿是最宽容的人，鼓励僧侣们研究天国，探索陆地和海洋，一会儿又成了最残暴的刽子手，用酷刑折磨那些违犯敬神仪式的人——这又是为什么呢？
直到现在这仍然是个谜。
我们派远征队到尼尼微，我们在西奈的沙地上掘洞探寻，我们破译的写满楔形文字的书简排起来有几英里长……在美索不达米亚，在埃及，我们竭尽全力，四处寻找神秘的智慧宝库的大门钥匙。
就在这时，几乎完全偶然地，我们发现这座宝库的后门一直敞开着，可以随意地进出。
这个小小的方便之门不在阿卡德，也不在孟菲斯。
它在丛林的深处。
而且，它几乎被异教徒寺庙的木柱所遮掩。

我们的祖先在寻找易于劫掠的对象时，与“野蛮人”遭遇了——他们喜欢称其为“野蛮人”。
这种会面并不愉快。那些可怜的异教徒误解了白人的意图，用长矛和弓箭来迎接他们。
来访者则以大口径霰弹枪回敬。
从那以后，就很少有过心平气和、不带偏见的思想交流。
野蛮人总是被描写成一无是处的家伙，他们肮脏、懒惰、游手好闲，崇拜鳄鱼和枯树，理应得到厄运的报应。
到18世纪，情形有所变化，先是卢梭透过伤感的泪水，沉思眼前的世界，同时代的人被他的思想深深打动，也纷纷掏出手帕加入了落泪的行列。
愚昧的异教徒是他们最热衷的话题之一，在他们的笔下（尽管他们没有见过一个野蛮人），野蛮人是环境的不幸受害者，他们真正具备人类的所有美德，而三千年的腐朽文明已经使人类失去了这些美德。
今天，我们在这方面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们研究原始人，就像研究比他们稍微低级一些的高等家畜。
付出辛劳总会有所回报。我们渐渐明白，野蛮人其实就是生活在更恶劣条件下的我们自己，只是他们还没有被上帝感化而已。通过对他们的仔细研究，我们开始了解尼罗河谷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半岛的早期社会；彻底了解了野蛮人，我们才窥见人类所具有的很多奇特的天性，只不过这种天性已被我们五千年来学会的礼仪习俗掩盖了。
这些发现并非总能让我们感到骄傲，但是，了解一下人类的过去，同时欣赏一下我们成就的业绩，只会使我们更有勇气完成手中的工作，对那些没有跟上时代脚步的异族兄弟，我们也会更加宽容一些。
这本书并不是一部人类学手册。
它是写给“宽容”这个主题的。
可是，宽容是一个非常宽泛的主题。
我们很容易跑题，一旦偏离正题，只有天知道我们会走到哪里去。
所以，最好还是让我用一点篇幅，告诉读者我所讲的“宽容”究竟是什么。
语言是人类最具有迷惑性的发明之一，任何定义都必然是主观的。既然如此，后学之辈还是去求助于大家所公认的权威罢。
我参考的是《大英百科全书》。
该书第26卷1052页这样写道：“宽容（源自拉丁语tolerare，忍受），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有耐心公正的容忍。”
也许还有其他的定义，不过就本书的主题而言，不妨就取《大英百科全书》的解释。
既然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宗旨，就让我们再回到野蛮人的话题吧。让我来告诉你，从有记载的最早期的社会形态中，关于宽容我们发现了些什么。

人们常常认为原始社会非常简单，原始人说的只是一些叽里咕噜的简单语言，原始人都自由自在，只是当世界变得“复杂”时，这种自由才失去了。
近五十年来，探险家、传教士和医生们在中非、玻利尼西亚以及北极附近土著人中的调查表明，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原始社会非常复杂，原始语言的时态和变格比俄语和阿拉伯语还要多，原始人不仅是现在的奴隶，而且是过去和将来的奴隶。简单来说，原始人从生到死都是在恐惧中度过的。
我们已经习惯于勇敢的印第安人在大草原上快乐地游荡，四处寻找野牛和战利品的情景，现在的结论跟这样的画面显然相去甚远，但却更接近实际。
那么，怎么会是这样呢？
我读过许多关于奇迹的书，但是它们都漏掉了一个，那就是人类生存的奇迹。
最缺乏爪牙之利、筋骨之强的哺乳动物，为什么能够抵御严寒酷暑，抗拒疾病猛兽，最终又是怎样成为万物之宰的呢？这个问题，我不想现在就作解答。
有一件事可以肯定，人绝不是独自完成这些事情的。
为了成功，人必须把自己的个性融入部族的混合属性中去。
原始社会只有一个支配一切的信条，那就是求生的欲望。
生存是非常艰难的。
因此任何想法都必须服从一个至高无上的要求——活下去。
个人是无足轻重的，集体就是一切。部落是可以移动的堡垒，它自食其力，自成体系。它是排外的，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安全。
问题比这还要复杂得多，上面所说的只适用于看得见的世界，但在人类发展的早期，与看不见的世界相比，看得见的世界简直不足挂齿。
为了彻底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记住，原始人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并不知道因果法则。
如果我不小心碰了有毒的常春藤，我会一边责怪自己不当心，一边去找医生，然后叫园丁把那东西赶紧铲掉。分辨因果关系的能力告诉我，毒藤会引起皮疹，医生会给我一些药物止痒，只要把那些藤清除，就不会再有这种痛苦的经历了。
真正的野蛮人会有完全不同的反应，他根本不会把皮疹和毒藤联系起来。在他生活的世界里，过去、现在和未来是相互交织，无法分离的。死去的首领变成了神，死去的其他人变成了鬼魂，他们仍然是部族中看不见的成员，时时刻刻伴随着部族中的每一个人。他们和他同吃同睡，为他看守大门。他必须选择，是和鬼神保持距离还是讨好他们，而一旦做错会立刻受到惩罚。由于不知道怎样取悦所有的鬼神，所以他总是处于恐惧之中，害怕因神的报复而遭受厄运。
因此，碰到一丁点儿特别的事情，他都会把它归结为某位看不见的神灵作祟，而不去寻找这件事的根本起因。这时，他看到手臂上起了皮疹，不会说：“该死的毒藤！”而是喃喃自语：“我一定冒犯了哪位神灵，这是他在惩罚我。”然后，跑到巫师那里，不是抹些药水消解毒藤的毒素，而是讨一张“符”来，镇住那位发怒的神给他施的法术。
而对于带来痛苦的毒藤，他却任由它继续生长。要是凑巧有个白人拿一桶煤油来把它烧光了，他还会骂他捣乱。
如果在一个社会中，每件事都是某个看不见的神直接干预的结果，那么它要想存在下去，自然必须恪守那些能够使神灵息怒的法则。
按照野蛮人的观点，这样的法则是存在的。祖先把它制定下来传给了他，他必须保持它现有的、同时也是最完美的形式，再把它原封不动地传给自己的子孙，这是他最神圣的职责。
对我们来说，这当然很荒谬。我们信奉的是发展、成长，是永不停息的进步。
不过，“发展”只是近年才形成的概念，所有低级形态的社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人们觉得自己拥有的就是世上最好的，从来没有想过做什么改进，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别的东西。

那么，怎样才能防止有人改变法则，改变现有的社会形态呢？
说起来很简单。
如果有人拒绝遵守代表神的意志的公共条例，就立即给予惩罚——直截了当地说，靠的就是壁垒森严的专制体制。

也许这样说会使人觉得野蛮人最不宽容，其实我的本意并不是要侮辱野蛮人，所以我还要赶紧加一句：在野蛮人生存的环境中，他必须专横，这是他的职责。假如他允许有人对部落的法律指手画脚，部族的安全和人心的安定就要受到威胁，部落的生活就会陷入危险之中，这可是最大的罪过。
但是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数量有限的一群人，是怎样保护这套口口相传的复杂的法律制度的呢？今天我们虽有成千上万的军队、警察，要执行几部并不复杂的法律仍然是件困难的事情。
说起来也很简单。
野蛮人比我们聪明得多，他靠着精明的算计，做到了靠武力做不到的事情。
他发明了“塔布”这个概念。
“发明”这个词也许有些不够恰当，这样的东西不大可能来自突如其来的灵感，只能来自长年的生活经验。不管怎么说，非洲和玻利尼西亚的野蛮人想出了“塔布”，这为他们免去了许多麻烦。
“塔布”这个词来源于澳大利亚，我们或多或少都明白它的含义。我们自己的生活中也到处都是禁忌，简单地说就是不可做的事，不可说的话。比如饭桌上不能说让人倒胃口的事，不能把汤匙放在咖啡杯里，等等。但是我们的禁忌本质上没有什么特别严肃的内容，它们通常只是日常礼仪的一部分，不会影响我们的个人幸福。
可是对于原始人来说，塔布是最最重要的东西。
它意味着超越于这个世界的人或物，它们是神圣的，不可随意谈论或者触及，否则就会立即送命，或者痛苦一生。它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宗教体系，专门惩罚那些胆敢违抗祖先之灵的人。

究竟是教士发明了塔布，还是为了维护塔布而设立了教士这个职业，这个问题还有待考证。既然传统比宗教要古老得多，那么很可能在巫师和巫医出现以前，塔布就早已存在了。但是后者一出现，就成为塔布观念的忠实支持者，而且他们运用塔布的技艺如此精湛，使得塔布成了史前时代“严禁……”的标志。
当我们第一次听到巴比伦和埃及的名字时，塔布在这些国家还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的塔布并不是后来在新西兰发现的粗糙原始的那种，它已经完全变形为一种固定的行为规范，如同我们所熟悉的摩西十诫中，那六条“汝不能……”式的圣令。
不用说，在那些国家的早期历史上，宽容的概念是完全不为人知的。
有时候被我们误作宽容的，不过是由于无知造成的麻木。
在那些国王或教士的身上，我们看不到一点哪怕是含混不清的意愿，允许别人行使“行动和判断的自由”，或者“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有耐心公正的容忍”，而这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理想。

因此，本书对通常称为“古代史”的史前历史毫无兴趣，如果有，也是以一种反面的方式。
为宽容的斗争是从个体的觉醒开始的。
而这一最伟大的现代启示，应该归功于希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