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何，这天我们谈论起了我们少年时代的英雄人物。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见到了许多不相识的人——在历史上名声显赫的人物——这个话题我们迟早会讨论的。
我和费里茨都十分清楚当今世界对“特殊人物”已不再那么敬仰了，其位置已被作为公众利益中心的“普通人”所代替。我们常与客人们讨论这个问题，并发现他们也有同感，大家都认为世界如果缺乏强有力的领袖，人类就不可能摆脱畏惧和愚昧的奴役。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我们并非全然不知，我们了解为什么当今的特殊人物会有如此糟糕的舆论评价。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流大声叫嚣他们坚信其使命是上帝赋予的，肆意发泄他们对任何人、任何事物的仇恨和蔑视。在一个充满了这样可恶噪音的世界里，人们不想再听到什么有关“领袖”的说法
“但是,”费里茨提出了一个明智的问题，“这些吵吵嚷嚷的家伙们到底想证明什么?当然，他们这些‘领袖’、‘元首’们，都是些很可怕的人。我憎恶他们。我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我讨厌他们。但他们究竟想证明什么呢?有一点是得到肯定的，那就是他们是错误的英雄、错误的领袖。这表明了——而且是令人痛心地表明了——我们自己的优柔寡断、软弱无能，因为我们没有在他们的问题上采取严肃的态度，而让他 们发展到了今天的地步。我们只顾忙自己的事——为了掠夺更多的财富和殖民地，为了决定由哪位政客或劳工领袖来执政而自相残杀——却对谁都知道肯定要发生的事情熟视无睹。我认为我们这种冷漠的态度是因为缺乏好的领袖而造成的。这正是格雷欣法则千百遍重复的：除非你有鹰一般敏锐的眼光，否则，劣币总会驱逐良币；陋习总会驱逐良规；庸俗的音乐总会驱逐优质的音乐；奸雄如果不及时铲除，就会驱逐英明的领袖。请原谅我唠唠叨叨的说教。在柏拉图、孔夫子、蒙田面前我们曾讨论过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话题已经成了历次晚宴的永久话题。看看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况——再糟糕不过了。相信我，这种局面在出现转机之前还会更糟。有时我在想，现在做些努力是不是还不算太晚，但也怀疑情况是否还有转变的可能。 ”
费里茨停了下来，用稍带歉意的眼光看着我们。但露西娅又接着他的话茬说下去了。她的年龄比我们稍大一些，在许多方面她属于守旧派——不大受欢迎，但她的思想却不陈旧。
“是的，”她说道，“这与我小时候的情况很不同。那时的一切远没有今天这样复杂。对英雄的看法也十分简单。我们那时当然也有英雄，而且很多。我们认为他们是理所当然的英雄，正如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父母什么都知道一样。实际上父母并不是什么都知道，而且有时他们的看法还是错误的。但总的说来，一切按部就班。上帝呆在他的天堂里，国王呆在他的宫殿里，市长呆在他的市政厅里。当父亲劳累了一天小睡一会儿时，我们小孩子们都不再出声了。可现在的孩子们，当老祖母放下手中的活儿想打个盹儿时，他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你要他们安静点，他们回答说，如果没有老祖母，他们就不会降临人世，所以，如果老祖母的孙子们打扰她休息了，那只能怪她自己……诸如此类的话。至于市长、国王和上帝，他们会问：‘是谁让他们呆在那里的?是我们，不是吗?因此，当我们厌恶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时，我们有理由叫他们卷铺盖回家。’也许他们是对的，整个世界都已布尔什维克化了，但恐怕生活对我们来说太复杂了。上了年纪的人更习惯那种简单的方式。”
吉米是那种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学校中持保守态度的人，她对走这样或者那样的路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她认为“自由主义”就是格林威治村，她在那里住过许多年，自然不喜欢那里。那里意味着男人不刮胡子、不及时支付杂货店的账单。而吉米在账单投到她的信箱里5分钟之后就会去付款。
至于我，是那种通常很难做出决定的人。我这个弱点—— 喜欢持中立态度——阻止了我对哪一方表示明确的支持。在这方面我很像伊拉斯谟。我觉得马丁·路德的思维方法很有吸引力，但又想把马丁·路德的思维方法与完美的罗马天主教的生活方式相糅合。我知道大多数年轻人已不再把30年前那种完美的父母、家庭和宗教信仰三位一体的观念当回事了，但我对取而代之的“惟我独尊”的哲学并不喜欢。在历史遗产中挖掘了半个多世纪，使我对那些被时间埋没的错误和弱点了如指掌，而我们为过去的“神”或“半神”竖起的辉煌形象常常是由这些错误和弱点支撑着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究竟在什么样的地方——确切地说，我们今天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得出的答案是，哪儿也不在。除非偶然有些真正的伟人——没有错误和弱点的伟人，愿意并且能够走进未知的世界，找到通往进步的新道路。我们需要被南非人称之为“开路先锋”的那种人，我们需要一些勇敢的人去开拓。如果没有这些人在大队人马到来之前跋涉探险，要么发现新的牧草地，要么在探险中殉难，其余的人根本走不了多远。我们不得不留在最初的遍是沼泽的沿海地区，在那里生，在那里死，永远也不知道远处山脉里藏匿着什么。
当然，今天人们对自然界已进行了彻底的勘察和开发，但这只是一个开端。尽管我们在技术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我们仍然只是开着轿车的穴居人。现在，我们可以像鸟一样飞翔，但只要仍像野兽那样相互残杀，我们就难以发展。我们希望成为“正派的人类”。为了给我们的年轻人继续精神上的探险所必需的勇气，我们有必要给他们讲讲我们的一些英雄人物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否则(这里又用上老格雷欣法则啦)，由于优秀的、可依靠的和值得信赖的领袖如此罕见，在绝望中年轻人可能会去追随那些假英雄，在一定程度 上受他们的控制。对于年轻人来说，没有偶像比没有新鲜空气和维生素更难生存。
就在那天早上，报上的一则消息使我再次想起了这些议论。几年来，德国的年轻人组成了许多所谓的“敢死队”，其目的是要再次征服瑞士的一座山峰，但这次所选择的路线根本行不通，任何一个真正的登山运动员都知道这一点。然而，为了“元首”和“祖国”，这些可怜的白痴硬是要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而情愿丢掉性命，其他人会抱着同样为敬爱的元首去征服、去牺牲的愿望，踏着他们的足迹而来。而这位元首想尽办法，通过颁发特别奖章(铜质的，零售价大概是3．49美元一 枚)，来鼓动这种愚蠢的行为，并使之继续下去。对于这样一种毫无实际目的(有一条很容易走的路通向大部分山顶，甚至山顶上还设有旅馆)，而且早就不同于与崇高的登山运动的举动，我们能称它什么呢?
但是，那些可怜的青年在误导下接连不断地去送死，因为只要有人成功，他的名字就会被刊登在所有的德国报纸上，成为光荣的新纳粹体制的“奋斗”、“献身”哲学的又一个光辉的典范。
那天早上各报刊登了一则消息，说有4个纳粹青年出发去攀登一堵高4000英尺，上面覆盖了一层薄冰的垂直岩壁。惟一可能攀上去的办法是将长钉钉入岩石，一步步向上形成梯子。每个瑞士向导都劝阻他们，每个善良、正直的登山运动员都指责这种荒唐的行动。但这4个青年还是朝山上走去，一路高唱歌颂霍斯特·韦塞尔的歌曲，大声高呼他们敬爱的英雄阿道夫·席克尔格鲁伯的名字。
傍晚，山谷里的人们用望远镜朝山上望去，看到这4个人由于没有足够的空地可以躺下，把自己绑在长铁钉上，准备站着过夜。用同样的办法他们度过了第二天白天和晚上。到了第三天早上，4人中的一个滑了下来，绳子缠住了他上面的一个伙伴，几乎把那个不幸的家伙的脑袋勒掉。第三名登山者也失去了平衡，脑袋撞在岩壁上，几乎撞出了脑浆。第四名登山者还活着，但他与他伙伴们的尸体缠在了一起。
第四天早上，一个瑞土向导小组决定冒险把这位惟一幸存的傻瓜救回到山谷来。他们费尽心机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够得着他的地方。但还没有来得及抛出绳索，他的力气已消耗殆尽，连同3个人的尸体一起坠人深渊。
瑞士向导们安全返回了山谷，但4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断送了——被故意地断送了。超出常人的体力和精力浪费在一项既无实际目的，也无法——不管你如何发挥你的想象力——与真正的冒险运动相等同的计划上了。
为什么要这样荒谬地表现勇气呢?为什么这样不珍惜生命呢?仅仅是为了要向世界证明，德意志人，这个天生优越的民族、统治其他民族的民族，是无所不能的。
他们究竟取得了什么成就?我们这些普通人是否被他们所感动呢?绝对没有!我们只是感到厌恶。但是，想到我们自己所表现出的“体质上的软弱”和“思想上的怯懦”——混合着由于我们不具有同样的高度冒险精神而产生的嫉妒，使我们对这种行为的厌恶减弱了。正是这种冒险精神使得纳粹分子一度猖狂得不可一世。
我读了那篇故事——写得很漂亮，那故事使我联想到了在圣伯纳德山口客栈里我的那些好朋友们。我常去拜访他们，对他们很了解。自公元962年以来，修士们就一直生活在那里。客栈位于意大利通往欧洲的一个避风的山谷里，海拔8000英尺以上，周围的山巅终年积雪。8月份的某个晴朗的日子是访问那里的最佳时间，但那里每年至少有长达8个月的时间孤寂、萧瑟。在开通阿尔卑斯山大隧道之前，这些善良的修士们每年要照顾两万多名旅客，供他们吃饭，为他们安排地方休息。而且无数次地把旅客从崩泻下来的积雪中解救出来，雪崩后的积雪涌集在这个古老的山口上是常见的事情。
然而，在这凄凉的荒野中度过二三十年后，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呢？我很清楚，一旦这些奥古斯丁会的神甫们耗尽了他们的精力，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他们会被送回山谷去等待死亡，人殓后，他们便消失在无名的坟墓之中。
尽管如此，却总有热心的志愿者不畏艰难，来追求这种自我牺牲和奉献的生活。圣伯纳德大修道院建立以来的数百年间，许多年轻男子愿意舍弃我们认为极有价值的东西，埋没在阿尔卑斯山西部的冰雪里，以求对人类有所奉献，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与那4名在伯尔尼奥伯兰丧生的纳粹青年一样，他们听命于领袖的召唤，但这个领袖的名字是希特勒还是耶稣，那可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我们继续沿着这个思路谈了几乎整整一个下午，最后，决定把我们谈及的想法付诸行动。我们准备邀请几位我们年轻时敬仰的英雄。我提出邀请挪威大探险家弗里德乔夫·南森。费里茨征求我们的意见，说他想请三位每个荷兰孩子都熟悉的人物——雅各布·范·海姆斯科克、威莱姆·巴伦支和外科医生德·威尔。他们是1596年著名的荷兰北极探险队的主要成员。

为这些客人设计一桌饭菜是件很容易的事。他们都是普通百姓，不习惯吃经过精心安排的饭菜。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大罐——与一只小型的桶差不多大小——羊肉。上次去奥斯陆时，我在“弗拉姆”号船上看到的。
我讨厌吃羊肉，对羊肉有种特别的恐惧感。但是，南森和他的同伴们显然对每日以海豹肉维持生活毫无怨言，只有偶尔改善一下时，他们才能吃到这种经过防腐处理的羊肉。一两小块羊排——如果浇上些酱汁去掉膻味，我想我还能吃下去。但我看到那一大罐足有50磅腌羊肉——由此我清楚地看出“弗拉姆”号船上的人们在漫长的航行中生活是多么单调。鉴于对这些荷兰早期北极探险家们赖以生存的膳食有了些了解，我觉得不论用什么样的饭菜来款待我们的客人，他们都会欢迎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作为主人可以放松晚宴的准备工作。不过，各项事宜还是越简单越好。下面是我交给乔的下星期六的菜单。
首先是一道按照我们的省长莫里斯的食谱做的豆汤，莫里斯是一位老绅士，他把自己能够成为成功的政治家归因于他对美食的知识。这就是他的一位后裔送给我的食谱：
莫里斯省长的豆汤
把两茶杯的豆子放在水里浸泡过夜。第二天早上把豆子放入锅里，加一茶匙的盐和2夸脱的水。煮开后，用文火慢慢炖1小时。然后加入6根胡萝卜、2根白萝卜和1根欧洲防风根，以上的蔬菜都要去皮、切成均匀的小丁。用文火把汤煮3—4个小时，必要时撇去上面的浮渣。蔬菜煮烂后，连汤带菜倒入一个滤锅，挤压过滤后再倒回到煮锅里。剥4根芹菜，切成小块，加入汤内，用文火炖至菜酥烂。如果汤汁太稠，可加入适量的沸水，达到恰好的浓度。再把4片面包切成小块，烘烤后，放在黄油里翻滚。然后把汤汁浇在面包块上，即可端上餐桌了。
汤后上的烤牛肉，按通常的荷兰方法烹制，再配上许多蔬菜和大量的肉汁。甜食是乔最拿手的酱汁山莓布丁，还有大杯的咖啡和当时能买到的新鲜水果。在一顿可口的饭菜之后，摆上一大堆新鲜水果、丰盛的干果和各种糖果，会更有助于愉快的交谈。别忘记还有一大罐姜，200多年来，在体面的荷兰人家的餐桌上，当各种食品都撤走之后，最后总能看到这种款待。
要不要音乐呢?我们的客人会喜欢吗?吉米表示怀疑。费里茨持模棱两可的态度。露西娅认为应该要。我记起在“弗拉姆”号船上的另一样东西。在一个狭长的房间里，我看到一个老式的八音盒，一种通过金属筒转动而叮咚作响的玩意儿，可以奏出3首短曲——3首挪威的乐曲。
你可能还记得小时候见过这种可笑的装置——丁零当郎作响的小摆设，没完没了地重复着《啊，你爱奥古斯丁》、《浅粟色头发的珍妮》和《扬基歌》几首曲子，或许还能演奏挪威流行曲调。在漫长的北极之夜“弗拉姆”号船上的人们就是靠它来打发寂寞单调的生活。不管怎样，这个八音盒发挥了它的作用，当长年积雪的寂静变得不堪忍受的时候，那些丁当的音乐给他们以宽慰，无须为此无聊的举动或无聊的话而大动肝火。
我知道南森是个很有修养的人，任何一首贝多芬的交响乐都好像是为他而作，当然，贝多芬的交响乐不适合在上汤时播放。所以我想开始时先放几首16—17世纪的短小乐曲可能更好些。其中一首是约翰·库瑙的“圣经”奏鸣曲，名为《大卫王与歌利亚之争斗》。我个人有一盒这首曲子的录音带，那是一天晚上卡斯塔涅塔为我们演奏这首曲子时录制的，那次他演奏到大卫王的弹弓射出石子时比平时更充满了活力。为了满足荷兰船长的兴趣，我加了一首扬·彼得松·斯威林克的《共鸣幻想曲》，这是一首充满各种演奏技巧和奇特音调的曲子，但很 适合400年前那些真正的水手们的欣赏水平。再加上约翰·珀泽尔的《五声部吹奏乐》也就足够了。如果他们还想听什么音乐，我们现在收藏的15—16世纪的作品足以供他们选择。

然后，我为费里茨写了一篇关于几位英雄生平的简短介绍。
弗里德乔夫·南森，他独特的名字本身就是对他这个人的描绘，像一座从雪野上拔地而起，高高矗立的挪威山峰。
1861年1月，南森出生于奥斯陆附近，在当地上学。他把很多时间用在滑雪上，最后考入奥斯陆大学，攻读动物学。求学时他仍花大量的时间滑雪。21岁时，他参加了一次格陵兰航行，从中获得了一些海上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并第一次看到了北极。
他回到文明世界之后仍继续他的学业，并获得了博土学位，之后他开始筹划一次北极航行，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他决定穿着雪鞋和滑雪板从东海岸直到西海岸穿越格陵兰岛，这样至少可以对这片冰雪覆盖的陆地的内部有些确切的了解。1888年5月，他与奥托。斯韦德鲁普(后来成为“弗拉姆”号的船长)、两名科学家及两名拉普人一道扬帆启航，驶往格陵兰。到了8月，他们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他们登上了冰冻高原的顶部，格陵兰的屋脊。跋涉了6 个星期，穿过海拔9000英尺高的雪原，顺利到达格陵兰岛的西海岸。第二年春天，他们返回挪威。格陵兰之谜从此解开了，南森作为北极探险卓有成效的探险家而扬名。
1890年，南森打算再作一次徒步旅行，这次他有更大的抱负。首先他准备造一艘能够抗住北极冰块挤压的船。据他所知，以往大多数航行都以失败告终，主要是因为船只像踩在巨人脚下的核桃那样被冰块挤压得粉碎。只要有了一艘坚固的船，他就可以让他的浮动的堡垒顺着北冰洋洋流飘流，正是这股洋流把倒霉的美国“珍妮特”号探险船的残骸从新西伯利亚群岛一直冲到格陵兰海岸。他首先把船驶到新西伯利亚群岛(“珍妮特”号就是在那里失事的，具体地讲是在勒拿河口的北端)，然后让船随波漂流。如果他估算准确，船会漂到离北极极地很近的地方；如果船只没能像他预期的那样深入北极，他打算在离纬度终端最近的地方弃船，步行走完其余的旅程。徒步行走、滑雪和爬山一直是他最喜欢的运动项目，几百英里的路程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
南森向挪威同僚们详尽地介绍了他的计划，并将计划呈送给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可这些老派的北极探险家们却无一例外地告诉他该计划行不通。但他们所持的怀疑态度反倒大大地激励了南森，他回到克里斯丁亚那(现在叫奥斯陆)，开始了航行的准备工作。
他搞到了一艘旧的捕鲸船，命名为“弗拉姆”号(前进的意思)，并对其内部结构进行加固，使其达到抗冰块的强度。同现在一样，一切科学探险都需要资金的支持。但这一次，挪威议会(在没有意识到这项事业对提高国家声望价值的情况下)赞同帮助这项有意义的事业，国王和一些个人捐款保证了其余的资金。
奥托·斯韦德鲁普曾陪同南森横穿格陵兰岛，他被选定为“弗拉姆”号的船长。归他指挥的共有9人，包括高级船员、水手、轮机师、司炉等。他们都是些经过精心挑选的挪威人，不仅要有超凡的体力，而且要有坚强的毅力，才能在北极地区顽强地生活多年。南森估计至少要3年时间才能到达格陵兰海岸。
1893年6月，“弗拉姆”号缓缓地、咔嚓作响地驶离了奥斯陆峡湾。9月下旬，在新西伯利亚群岛附近，“弗拉姆” 号被绑在了一大块浮冰上，著名的飘流便开始了。1895年3月，离开挪威近两年之后，“弗拉姆”号到达了最高纬度海域。在这期间，他们没有见到过一寸陆地。通过不断的水深测量，他们发现北冰洋比人们想象的要深得多，有的水域深达 2000英寻。
南森发现他的船不可能再向北航行了，所以决定徒步向北极极地作最后的冲刺。由于无法确定处在漂流中的船的位置，他告诉斯韦德鲁普，他将朝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方向前进。无论他能否测定出极地的位置，从与他同行的伙伴中，他挑选了一名身体最强壮的船员，这个人有一个很普通的挪威名字约翰·森。
1895年3月14日，两名“朝圣者”带着他们的狗、雪橇、皮衣、单人独木小舟，在北纬84度，东经102度的地点 (请查阅你们的地图册)离开了“弗拉姆”号。4月8日到达了北纬86度14分，这是人类当时所能抵达的最靠近极地的地点，连熊和狐狸都未曾到过这里。
南森是一名真正的科学家。他没有与辛迪加签过必须写一篇诸如“向极地冲刺”之类的文章的合同，所以他不代表任何人，是完全自由的。南森意识到，如果他还想回到法兰士约瑟夫地的话，他必须立即返回。就这样，在距离极地徒步可达的范围内，他毅然调转方向，背离他梦寐以求要到达的目的而远去。他的行为表明他具有比大多数探险家更强的自我控制力。
在北极地区人迹不到的冰雪荒原上度过了心力交瘁的几个月之后，他们两人终于到达了法兰士约瑟夫地最北端的一个岛上。在岛上，他们用雪块垒起一个小窝棚，用丝质帐篷作屋顶，准备熬过一个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的严酷、漫长的冬天。他们靠熊肉和海象肉维持生命，用一盏海兽油脂灯将它们煮熟。最终，他们活下来了，而且没有生过病。在1896年的晚春时节，他们打点起所剩无几的行装，开始向南方进发。
现在你可能会问，这一切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对这两名旅行者的冒险经历这么感兴趣?
1896年，我14岁，开始逐渐对我第一个崇拜的偶像——荷兰儿童杂志中能做各种事情、而且做得很漂亮的著名艺人——失去兴趣。这时我非常需要有另一个偶像——一位杰出的人物，能使我寂寞的心灵充满崇敬和仰慕，能使我感到一个死气沉沉的荷兰小镇里的单调乏味的生活并不是我们生命的全部。就在这时这位健壮的挪威人(那时我个头矮小，由于多年生病，身体瘦弱，体育很差，而且功课也不大好)出现了。他和他的伙伴们消失在北方的某个地方——很远的北方——消失在北极茫茫无际的雪野中。他们还活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可能早已死于饥饿和寒冷，因为已经3年没有听到有关他们的任何消息了。从那片冰封的广袤大地上没有传来一个字、一句话，可以向我们提供有关他们最后命运的哪怕是最细微的暗示。我天生爱想象，而且从很小的时候起，只要我能搞到的有关北极探险的书，我都会仔细地阅读。因此，在我的脑海里，我为这些坚韧不拔的探俭家们的最后时刻勾画出一幅逼真的画面。关于倒霉的约翰·富兰克林远征(除了轻步兵旅的冲锋之外，这也许是英国最拙劣的一次行动)的真相是在我父亲那个时代里披露的。我父亲仍然记得，当人们得知约翰·富兰克林爵士所率领的129名官兵是在到达加拿大北部海岸之后，才被活活饿死的情况后，整个文明世界是多么的震惊!我看过当时刊登的有关石堆(隐藏着埃里伯斯山和特勒山的最后消息)和盛有残余人骨的蒸锅、煎锅(因为最后发展到水手吃水手的惨状)的所有照片。所以，在我的想象之中，我似乎看到“弗拉姆” 号的船员一面勇敢地挣扎着朝南部安全地区进发，一面吃掉最后一条狗，最后导致了船员之间的相互攻击和残杀。
然而，在1896年8月上旬，一份发自瓦尔多(我永远也忘不了摩尔曼斯克半岛附近的这个小村子)简短的电报说南森安全健在，他和约翰·森是在法兰土约瑟夫地附近被一名叫杰克逊的英国人发现的。杰克逊是在已故的“北岩爵土”的资助下，到那个遥远的小岛去进行科学探险的。这一消息令全世界欢欣鼓舞。正当南森和他的同伴濒临饿死的紧要关头，他们得救了。他们搭乘杰克逊的“迎风”号驶向挪威首都，但他们心里却一直在为“弗拉姆”号船上的同伴们担心，因为已经3年没有听到“弗拉姆”号的消息。
他们当然不会知道，就在他们被发现的同一天——1896年8月13日——“弗拉姆”号终于摆脱了北极浮冰的困扰， 正载着船上所有的船员，他们个个身体健康，平安地向南驶去。几天后在特罗姆瑟，大家再次团聚，并一同前往克里斯丁亚那。他们这些被认为是早已失踪的人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并获得了极高的荣誉。
我了解所有这些事件，就像我也是这些伟大的冒险活动的参与者一样。当南森的著作《最北之地》译成荷兰文后，我立即搞到了译本。尽管两册书中的科学数据我看不懂，但我却从头读到尾，没有漏掉任何一个戏剧性的情节。书中的情节把我带到那天早上：正当南森感到死神向他走来时，却突然听到了一声枪响，他爬上一个小冰丘，结果与一个白人碰了个照面——这个人就是正在寻找海豹的杰克逊。
从那以后，有好多年我没有听到有关南森的消息。我知道他仍在继续他的科学研究，并参加了许多次很重要的探险活动，研究海洋深度、洋流等诸如此类的内容。他的研究成果后来都被保留在了枯燥的科学刊物上。但在1905年，他的名字再一次与有益于人类的事务连在了一起。这次是关于挪威脱离瑞典的事情。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瑞典国王、著名的法国将军贝尔纳多特，由于背叛了他原来的朋友波拿巴将军，而被赐予挪威的王冠。近4个世纪以来挪威一直受丹麦的统治。丹麦由于效忠于拿破仑而受到制裁。这样，瑞典国王也就成了挪威的 国王。贝尔纳多特皇族一直奉行温和、明智的政策(愿这一点成为该家族永久的荣誉)，尽管艰难，但却很成功地同时治理着两个王国。然而，挪威人渐渐地成熟起来(既在经济上也在政治上)，终于想要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要求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在世界其他地区，这样的问题最终会导致流血事件。而这两个高度文明的国家早已发展到了超越古老天性的成熟阶段，深知两国交战乃是下下策——最愚蠢的做法。所以两个国家分道扬镳了，也许有些人对此感到愤怒，但相互之间并不存在长久的敌意。
在这场危机中，探险家南森扮演了调停人和有忍耐力的顾问这一重要的角色。他用极普通的道理分析了形势：在任何类似的两国联盟中，如果其中一国觉得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南森坚持认为——为什么还要继续维持这种局面呢?这种局面只能导致不断的磨擦。为什么不能和平地分手，各走各的路呢?
当挪威与瑞典的联盟正式解体后，南森即刻被任命为挪威这个新王国驻伦敦的首任公使。3年后，一切恢复平静，南森又回到了他的科学工作上，整日忙于写作，偶尔也到北方海域进行一些探险活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战争期间他再次作为挪威人民的代表被派往其他的文明国家。他曾到过美国，以确保挪威能够得到那批对挪威至关重要的物资供应。停战刚一宣布，他就接受了国际联盟交给他的一项任务，即把老沙皇政府关押在西伯利亚的50万战俘遣送回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沙皇俄国垮台。南森成立了一个救济委员会(仿照胡佛的模式)，为上百万挨饿的俄国人提供食品。同时，他还领导着国际联盟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负责国际难民(现在世界上到处都是这样的人)事务。一次，墨索里尼妄自尊大，炮轰了希腊的科孚岛，是南森勇敢地站出来，在国际联盟的会议上对他的野蛮行径提出了抗议。确实，在日内瓦 要是有十几个，即便是几个像南森这样的人的话，倒运的国际 联盟或许能取得一点成绩。但是，日内瓦很快变成了办事拖拉、骄傲自满和拘泥外交形式化的堡垒，最终国际联盟因自身 的弱点而不是其敌人的打击而彻底解体。
即使这样，南森也没有放弃对人类的坚定信念。回到奥斯陆后，他继续为他的同胞们工作，从不考虑自己。
弗里德乔夫·南森死于1930年5月。他死得很泰然，入睡后再没有醒来，许多年来一直尽职尽责地服务于他的那台发动机最终停止了运转。69年前从大自然无尽的能源宝库中借来的那颗生命的火花又被放了回去。但是，这颗生命之火所取得的成就却留存了下来。在这个缺乏伟人的时代(过去有过像今天这样缺乏真正伟人的时期吗?)里，我们痛心、清醒地认识到，失去这位热心公益的世界公民是多大的损失啊!我们又失去了一个为战后那些愚蠢的政客们树立无畏领导风范的榜样。弗里德乔夫·南森不仅是领导北极探险的理想的合适人选，而且还适合于领导比到冰冻的北方更困难、更复杂、更危险的探险。我是指对应用政治领域的探险考察，这个领域迄今为止除了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以外，没有取得什么积极的成果，因为这个领域被托付给了错误的领导人。

现在我们是在阿姆斯特丹，时间是1596年11月初。这个城市终于站到了奥伦治亲王一边，加入了反西班牙国王的起义。整个城市商贸活动兴旺发达，因为现在人们可以再一次自由地进行交易，只要愿意，不管在哪里，不管和谁做生意都可以。这是北海有经验的渔民们最得意的时候，他们可以从牡蛎中寻找珍珠，而在这之前牡蛎一直被看作是天主教国王陛下——那个给人们印象极坏，总是板着面孔的腓力——的专有财产。
当然，任何事物总是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墨丘利神是一个最靠不住的神，他的天平总是晃动不定，令人无法预测。今天他可以让五六个一直被认为是证券交易所台柱的人破产，明天他会把上百万美元扔进几个穷得连个煮粥的锅都没有、逃躲债务的投机商人的兜里。就在去年一个本来最有希望的投机行为——被认为是万无一失的——却落得一个悲惨的结局。的确，大部分的资金并非来自个人腰包，而是由阿姆斯特丹市政府提供的，但结果都是一样的，到头来还是要由市民们付附加税来弥补地方长官们的亏损。然而，没有人想抱怨，因为如果这次探险真的像当时最权威的地理学家们预言的必定能成功的话，联省尼德兰将拥有一条属于自己的通往中国和东印度群岛的航路，荷兰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当时，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控制着通往东印度群岛的航线，他们不能容忍有竞争对手。但如果荷兰人能在亚洲北部发现一条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新航线，低地国家的商人就不必到里斯本去买香料和丝绸了。他们不必再扮演中间商的角色，可以直接与卖主打交道，那将意味着三到四倍的纯利润。
因此，两艘船做好了经切柳斯金角的东北航线的各项准备。人们比较熟悉这条航线，这条航线恰好经过将新地岛与俄国大陆分开的那个海峡。对于阿姆斯特丹的父辈们来说那个海峡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因为海峡本身是一个连接两大洋的狭长通道。一旦用几门大炮在海峡口筑起工事，就可以对外封锁海峡，从而形成一块独自垄断的地区。
认为获取商业利润的惟一可靠途径是垄断控制权，这种中世纪的观念仍像幽灵一样躲藏在这些16世纪商人的头脑里。因此，他们把这两艘船装备了各种不同口径的大炮，满怀希望地把对于信奉异教的中国人来说可能很有吸引力的贸易货物交给船长们负责。当深入最靠北的海域的那只船失事后，带去的军械大炮也都损失掉了。然而忠诚、具有使命感始终是典型的老水手们所具备的品德。因此尽管船只失事，老水手们仍带着托交给他们的全部货物划着小船返回。性命可以丢掉，但生意是生意，信用至高无上。
用来进行这次冒险活动的两艘船都不大，且不适合远洋航行。但谁又愿意用新船去进行这样的冒险呢?其中一艘(较小的那只船)由扬·科内利松·德·赖普船长指挥，另一艘则由雅各布·范·海姆斯科克指挥。
雅各布·范·海姆斯科克是位实践能力很强的人。他出身名门，但在1595年时，名家子弟是不从事海上航行的，人们认为那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然而，海姆斯科克却是个例外。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当时有作为的科学家，并且已经积累了一些在北冰洋航行的经验。
但这次探险的真正英雄是一位叫威莱姆·巴伦支的人。他出生在荷兰省北部北海中的一个叫特斯切陵的岛上。他从船务员做起，一步步被提拔起来。他以前曾两次到过北方，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西伯利亚沿海的情况，所以阿姆斯特丹市长雇佣了他。
我想象他应该是一个矮小粗壮的人，蓄有修剪整齐的连鬓胡须，行动不慌不忙，镇定自若，性格保守顽固。是个虔诚的、敬神的老船长，他的这种性格特征造成了他对太阳回归线的某些极其错误的计算。几个世纪以来，他的错误使科学家对著名的1596年航行情况迷惑不解。像老威莱姆·巴伦支这样一位细心的专家怎么会在计算中出现这么大的差错呢?后来人们才弄明白，威莱姆·巴伦支习惯于使用“旧历法”，他拒绝接受“新历法”，而那时新历法已开始被大部分具有现代头脑的航海家所接受，并把它作为惟一准确可靠的时间表。
然而，当他的船在喀拉海的冰块中失事之后，同样还是他那固执的脾气，这次却发挥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如果没有一个像他这样有能力的领导人来指挥那些船员摆脱困境的话，船员们是否还能生还、是否还能亲口叙述他们的冒险经历，就是件令人怀疑的事情了。他把自己的遗骨留在了俄罗斯荒凉的海滩上，却让其他人安全地返回了家园。让我们为坚强的老威莱姆祝福吧，这是人们对这位遇难的探险队队长所能表示的最高的敬意了。
船员中还有一个人值得一提，那就是作为医生(当时人们都叫他理发师兼外科医生)的德·威尔。他是一个多面手，性格开朗乐观，作为这次向冰冻的北部海域进发的官方书记员，他得到了应得的赞誉。是他强迫每个队员至少花点精力注意一下个人卫生，尽管大伙儿宁愿坐在小木屋里的火炉前度过整个冬季，但他强调每人每天必须进行体育锻炼。当可怕的坏血病开始出现时，是他——他们的医生——告诉大家吃苔藓。还是他德·威尔，勉强称得上是个音乐爱好者(他会吹笛子)，组织了那些业余戏剧表演，使全队17人能够在被困在小木屋里每日无所事事的情况下保持旺盛的士气，以度过整个冬季。
两艘船在没有遇到任何困难的情况下到达北冰洋。而一到了那里，德·赖普与巴伦支在关于下一步航线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巴伦支主张朝正东方向行使，而德·赖普则认为航向应定为偏西。当两个荷兰船长就某个问题(无论是罗盘的问题，还是储藏啤酒或装烟斗的最佳方法问题)产生根本分歧时，在他们两人看来只有一件事情可做——各自按照自己认为的最佳方法解决问题。于是，两位船长分道扬镳，德·赖普向北航行，巴伦支继续朝东走。几个星期后，朝这个方向航行使巴伦支成了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岛上山峦起伏——的发现者。离开斯 匹次卑尔根群岛后，巴伦支和海姆斯科克再次向东航行，直到他们抵达新地岛的海岸。沿新地岛向北，绕过毛里求斯角，当看到喀拉海广阔的海域时，他们感到自己非常幸运。根据阿姆斯特丹地图绘制者提供的情况，从这里到切柳斯金角的航程不远而且很顺利。切柳斯金角是亚洲大陆最北部的端点，从那里朝正南方向航行就可以到达中国。
但是，到达喀拉海后，他们的麻烦就开始了。当时是8月中旬，正值北极的冬季即将来临的时节。一天早晨，他们醒来时发现船已被牢牢地与海面冻在一起了。在甘油炸药问世之前 (1896年这种炸药使“弗拉姆”号解脱了冰冻的困扰)，在结冰的海面上挖开一条通往最近的没有冰封海域的通道是根本不可能的。海姆斯科克和巴伦支认真分析了形势，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已被困住，必须留在北极过冬，明年春季再作尝试。
这是白人第一次被迫面对的极地长夜的各种艰难困苦。我想这次探险航行中最令人愉快的是两个领队之间的全力合作。稍年轻的一位，名义上是队长，但却明智地、有涵养地承认比他年纪稍大的下属具有更出色的智慧和经验。他们之间从未发生过磨擦，有的只是和谐和相互理解。在处理航行中遇到的各种情况时(德·威尔的书在好几个世纪中都保持了世界最畅销书的地位)，威莱姆·巴伦支被看作是实际上的探险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