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里茨”，第二天午餐时我问，“你对美国诗歌了解多少？”
“知之甚少，一些皮毛而已。如《白鲸》和沃尔特·惠特曼。”
“嗯，严格说来，《白鲸》算不上诗歌。我也不知它属于什么文学类别，因为我从未读完过。沃尔特·惠特曼，我也不大喜欢。不过你听说过一个名叫埃米莉·迪更生的诗人吗?”
“迪更生?埃米莉?不，闻所未闻。”
“那你的生活太乏味了。”
“干吗这么拐弯抹角地说话?你是否想请她成为我们下周的客人?”
“正是这样，除非你有更好的人选。”
露西娅从厨房走过来，她一直在制作蛋黄酱，蛋黄酱是她的一道拿手菜。
“你们是在谈论埃米莉·迪更生吗?”她问。
“对呀！”
“我对她很了解。你忘了吗?几年前，也就是你最后一次住在美国时，曾寄给我一本关于她的书。我喜爱她的诗!音韵很古怪，但却颇具创造性，我非常喜欢。”
“太好了!”我对费里茨说，“我找到知音了!露西娅，你给他讲讲埃米莉。”
“我只知道她写的诗相当神奇，别的我就没什么好讲的了。她从不屑于韵律和音节。我想她的诗很难在其他语言中找到相类似的形式。但那确实很神奇，风格清新。我很想见见她。”
“我已想到了这点，”我告诉露西娅，“如果我知道如何满足你，我会作出安排的。我总是担心，如果我们做些不太合乎规则的事——那些规则是什么?——我们可能发现再不会有客人来了。这样的话，我想只能由我和费里茨出面接待了。当然，我们在邀请列奥纳多的那天晚上，还来了位飞行员，但没办法，他是个例外。”
露西娅同情地看了我一眼。“可怜的人啊，”她说，“你看不出这是多么简单吗?埃米莉非常害羞，另外，她来自新英格兰。在没有合适的年长女伴陪同下而去两位男士家拜访，这样的事她想也不会想。”
“当然不会。”吉米说。她认为埃米莉一生中从未碰到过一位年长女伴。
“你也来吗?詹姆士?”费里茨问。
“抱歉，那天努德尔外出，我必须呆在家中。我倒可以接待这位女诗人，但你们也可邀请一位常来的音乐家。不，我最好还是呆在家里，让露西娅去做这件事吧。”
我们最后达成协议，邀请埃米莉·迪更生，露西娅将留在这儿作她的年长女伴。不过，那样一来我们就只有一位真正的客人了，而我们是习惯于同时邀请几位客人的，因为客人多可活跃谈话气氛，并使晚餐更轻松愉快。但即使以阿默斯特所有圣人的名义邀请她，谁又能与她相配呢?让她与两位陌生男人呆在一起而不感到拘束，实在太难了。不过，还好，我们毕竟只是两个普通人。若眼前是一位不熟悉的历史名人，她会觉得十分渺小，她会躲在屋里的黑暗角落里，永不露面，或闭口不语。
只有露西娅的提议才最有可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那个女孩迪更生的诗像一段音乐，就像舒曼写的一些款待朋友们的音乐一样。”
“对了，”费里茨说，“那我们就邀请舒曼吧。”
“千万不可!”露西娅警告说，“那样的话舒曼的那位爱吃醋的妻子克拉拉会令我们很不安的。我们没必要惹这个麻烦。我提个建议，好吗?我想到一个人，他用音乐表达自己的方式与埃米莉用诗歌表达自己的方式如出一辙。”
“是谁?”费里茨问。
“肖邦。”露西娅回答。
“真有你的，露西娅!”我们俩异口同声地说,“太棒了!肖邦比其他音乐家都合适。”
那天晚上，午夜一过，埃米莉·迪更生和弗雷德里克·肖邦的名字就正式被放在市政厅的石狮下面。要安排一个宴会，既能让一个终生生活在巴黎、一直“体弱多病”的波兰人满意，又能让一个天性单纯、朴实，从不注意饮食的新英格兰乡村律师的女儿喜欢，是相当困难的。那必须是顿口味适中的饭菜，但在乔的帮助下(前天晚上我们就发现她一直在洗盘子)，我们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次，我们将不再勉强自己去喜欢古老、风味奇异的饭菜了，因为我们邀请的人几乎都是我们同时代的人，因此健身汤就很合适。埃米莉没有理由不喜欢酸梅汤，酸梅汤对任何疾病都有益，对肖邦的肺病当然也是有好处的。此后一道简单的配有土豆泥和花椰菜的炖鸡(为肖邦考虑)无疑会使两位客人都满意。根据乔的建议，我们加了一道荷兰四季常有的刀豆。“上花椰菜太冒险了，”她警告我们，“你知道，那对大多数人意味着什么。”
“多亏你告诉了我。”我说。于是刀豆被列入乔的购物单中。
甜点也容易准备。乔答应为我们做老式的用搅匀的奶油拌出的优质黄油面包布丁。至于酒水，埃米莉肯定只喝水。肖邦可以喝上周六留下的那瓶阿维尼翁红酒。
是否放音乐呢?当你款待音乐家时，自然而然地总是出现一个问题。作为常规，他们不但“爱憎”极其分明，而且假如有什么令他们不满意的话，他们会直言批评，毫不留情。我们知道在音乐方面埃米莉并不太挑剔，因为无论是糟糕透顶的音乐，还是杰出的乐曲，她可能都听得极少。1830年她出生的时候，波士顿还没有发展为音乐艺术中心。
因此，我们让埃米莉听的音乐可以很随意，只要不太嘈杂，她就不会反对。但肖邦呢?柏辽兹这位作曲家的作品无疑应被排除在外。李斯特也从未受到过肖邦的青睐，但这可能只是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传统喜好上的分歧，而不是口味的不同。
幸运的是，留声机公司近来出版了全套舒曼的音乐作品，我们往阿姆斯特丹打电话订购了下列唱片：舒曼的C大调第二交响曲，第61号作品、A小调钢琴与管弦乐协奏曲，第54号作品、《卡纳瓦尔》、《克莱斯勒利亚纳》以及《金德斯因内》。除此之外，我们还要了一套《爱情与生命》。假如这还不够，或不能投他所好，我们还有莫扎特的全套音乐唱片。如果他对莫扎特也不喜欢，我们还有小钢琴，肖邦可以弹任何他喜欢的曲子。将所有细节考虑周到之后，我可以坐下来就即将来访的两位客人给费里茨写报告了。
对于埃米莉·迪更生，要说得很少，短短十行或十二行就可讲完她的生活经历。但她居住在阿默斯特老家时的心中所感、脑中所思，就另当别论了，那将是很难写就的。但这还必须要写，尽管勉为其难，总得有人来写。
埃米莉·迪更生的祖父塞缪尔·福勒·迪更生是1630年移居美国的一位清教徒后裔。他笃信上帝，在20岁刚出头便迁移到新英格兰这个偏僻的地方。他坚信，通过一所培训年轻人献身于“教化全人类”的学院并号召全人类信奉基督教公理会的教义，从而拯救基督教。这是一个宏大的目标——教化全人类，与一个世纪前美国的宗教理想完全吻合。
经过一段时间，在世人还远未被拯救之前，迪更生的爷爷得了个儿子，取名爱德华。这个儿子后来成为三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两个女孩)的父亲。其中一个随母亲埃米莉·诺克罗斯，也取名为埃米莉，这就是我们要谈的埃米莉。这个孩子接受了那个时代的常规教育。当她长大可以离家时，就被送到南哈德利玛丽·莱昂的“女子书院”。这所学院是公认的上一世纪40年代最好的学校之一，但埃米莉在那里却感到无聊透顶。从埃米莉写给朋友的信中得知，女校长以压制、束缚每个学生所有正常的冲动和愿望为己任。但在埃米莉那儿，这位老妇人未能如愿以偿。当她企图把自己的愿望强加在这个来自阿默斯特的羞怯的看上去很单纯的学生身上时，她失败了。埃米莉仍然我行我素。当玛丽·莱昂准备处分她时，她就打起背包回家了。
这种行为不是当时新英格兰年轻女子通行的处世方式，但埃米莉是个例外。她是父亲的掌上明珠，她知道自己可以随意支使他。于是她开始在父亲的帮助下在周围的乡村地区做各种差事，因为她的父亲不单是位律师，也是学院的财务主管。此外，他生性乐观，热爱乡民，所到之处备受欢迎。这位德高望重的父亲和他机智、漂亮(从仅存的一张相片上可以看出)的女儿肯定是一对愉快的搭档。1853年冬，爸爸被选进议会时，正是由她陪伴到首都的。
灾难却突然发生了，它毁掉了埃米莉过正常人生活的机会，但却因此对美国文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从华盛顿返回的路上，迪更生父女在费城逗留了几天。埃米莉在那里遇见了一位教士——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且有妻儿的绅士，埃米莉那从童年起就一直被压抑、被遏制、被扭曲的所有感情顿然爆发。对这种注定难有美满结局的感情我们并不感到陌生，这是一种伴随着人类的存在而存在的感情，它随处可见，时有发生。在通常情况下，这还不足以使人毁灭。有时它会像一缕清烟萦绕着人们一生的旅程，给人带来淡淡的无奈和惆怅，使人一想起就黯然神伤；有时它会像一股强大的电流，冲垮人们固有的心灵宁静和平衡，唤醒人们沉睡多年的情感，犹如电火花突然击穿一个尘封已久的旧铁皮盒。这种感情一旦爆发就像深埋于岩石之下的火药，给人带来绝望、痛苦甚至毁灭。要紧的是人们应该从这种爱而不得的痛苦中走出来，以免遭灭顶之灾。
在与命运相会之后(当时人们总这么说)，埃米莉回到阿默斯特，此时埃米莉的生命，就她本人而言已经完结了。24岁的埃米莉·迪更生从这个世界隐退了。在这个世界上，正如她所发现的，一个女人可能突然面临一种选择，要么毁掉一位姐妹的幸福姻缘，要么放弃自己对完美婚姻的希望。至少这是人们普遍接受的对这件事的看法，与小说中身着粗布衣的古怪未婚女人完全吻合，她“在埃比尼泽离开农场去娶一个城市妞以后”，(幸运的埃比尼泽!)便永远地销声匿迹了。
在这事上我掌握的材料不比其他人更多(当然也不比其他人可靠)。但从埃米莉自己在诗歌中的隐晦陈述来看，我得出一个有点与众不同的结论。一次，我在奥地利境内阿尔卑斯山的偏远地方发现了一座奇怪的修道院。当然，我从未到过里面，但我从一位拜访过这个修道院的妇女那儿得到点儿信息。她告诉我，这个修道院的所有居住者发誓后就得到了一个布娃娃——一种常见的耶稣玩偶。她们给它穿衣服，为它洗澡，并用在维也纳的丝绸店里买到的上好衣服打扮它。这些修女再也不会被世人所发现，因为据说她们认为在那里过得很幸福，没有理由再返回到院外邪恶的世界去。但是她们的一些布娃娃却被陈列在附近村庄的小博物馆里，展示给公众。
对埃米莉·迪更生而言，她的诗歌就如同这样的一个小耶稣玩偶。她那么聪明，那么善于了解自我，她肯定早就知道她自己是多么不适合生活在她出生的这个社会里，过一种正常生活。世世代代，她那个阶层的女孩子，从小就被灌输一种她们称之为“惟感情”的东西(如果她们敢说出来的话)。她们宁可去寻求“不发光的火焰”。
要想让火燃烧，不发光，那就只有熄灭它。埃米莉以前社会的大多数妇女谦卑地接受了她们的命运，因为教士们和《圣经》说，她们在生活中所应该扮演的角色是由上帝授予的。谁又会对上帝的智慧提出质疑呢?除了埃米莉。埃米莉认为，自己有权向上帝提出任何尴尬的问题，而如果上帝不能及时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她就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埃米莉的出身和教养决定了她必然是一位情感至上主义者，而且她终生都难以改变这一点。所从事的文学创作活动，致使她一生都在追求完美。她拒绝参与任何对她个人发展有实际益处的活动。如果事实真是这样，那与其嫁给一位年轻的教授或牧师，再一次冒被永不存在的意象所诱惑的危险，倒不如做一位自得其乐的生活观众，透过那些小心拉上的窗帘窥视亲属和邻居的滑稽动作，两者相比较，这难道不是更明智、更愉快之举吗?
与费城的那位英俊牧师两次致命的会面让她看清了一切。她的强烈的责任感以及她洞察同胞(但主要是自身上)的荒谬之处的天才本领，使她不至于追求感情外在的戏剧性效果，或做出任何引人注目的愚蠢行动。渐渐地，她越来越长时间地呆在自己的房里，直到最后她完全从生活中隐退，与世隔绝。有时在寂静的晚上她会离开闺房，去给父亲住宅周围的花园浇水。但从1882年到1886年5月15日她去世那一刻，她一直在努力创造自己钟爱的神话——做一个沉默寡言的白衣小女人。当她急匆匆逃离客厅或厨房到楼上她那个修女单间去寻求安全感时，她那幽灵般的身影常常让一些客人感到惊恐。在那间修女房，她会和她的布娃娃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对她来说，布娃娃是写有几行短诗的小纸片，用色彩鲜艳的丝带扎在一起做成的，然后小心翼翼地摆在她那简朴的书桌抽屉里。
当然，我也许完全错了，不过我倾向于相信，过着封闭生活的埃米莉·迪更生从生活中采撷的东西比大多数过着正常生活的普通人要多得多。作为一个过着隐居生活的彻底的自我主义者，并不是什么自尊使她坚持要在死后烧掉自己的诗稿和书信。绝非如此!在撰写诗歌书信之时，她度过的是一段极美好的时光，她不想也认为没必要让其他人分享她的快乐。让别人去惊讶，去猜想吧!这对他们的心灵有好处。埃米莉尽管有新英格兰人严厉的外表，但在心灵深处她是一个十足的小顽童，她喜欢开一些小小的玩笑。
幸运的是，她的亲属尽管是些普通人，但却明白如果将他们谢世的妹妹、表妹创作的如此完美的艺术品——诗歌毁掉的话，就是对文学的犯罪。他们家人把她的大部分的私人信件投入了客厅的炉火中，付之一炬。但他们却小心翼翼地保存着精心捆好的诗作并最终将之出版，同大众见面，确切地说是同那些能理解她诗作的一部分公众见面。
星期四，费里茨收到信后，马上从阿姆斯特丹打电话给我。“听着，”他说，“根据你谈的关于这位迪更生女孩的情况，她决不会来的。她太害羞了。”
“别担心，”我告诉他，“如果露西娅来的话，她就会来，她会抢在露西娅以前抓住肖邦的。你知道，在玩起‘看谁抓得住’这项妇女喜好的游戏时，露西娅绝不是外行。我认为我们将度过一个非常有趣的夜晚。这将是一场高贵的竞赛。而肖邦或许希望带着乔治·桑女士——他的卢克丽霞——以免受两位疯狂女人的攻击。”
下面是我就我们音乐家客人所写的报告。
弗雷德里克·肖邦从父亲尼古拉斯·肖邦那儿得到他的法文名字。尼古拉斯·肖邦，这位来自南锡城的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对于能在本国过上体面的生活灰心失望，于是在1788年东迁，在波兰找到一份制造车轮的工作。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将军手下服役期间学会了军事技能的撒迪尼斯·柯斯丘什科，决定把自由的恩泽播洒给自己不幸的同胞们。于是，尼古拉斯·肖邦加入到他的队伍中，与他并肩作战，并因此被授予波兰革命军上校的头衔。
起义被镇压以后，军队解散了，而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俄国侵略者不会再修路，因此车轮工的工作也无法再找到。尼古拉斯·肖邦上校不得不另谋出路。
对一位谈吐优雅、举止文明的法国年轻人来说，找工作相对容易些，因为每个波兰贵族家庭都需要一名私人教师给孩子们教法语，那是打开西方文明世界的开门咒。因此，我们不久便发现尼古拉斯在教卡尔贝克伯爵和伯爵夫人的儿女们学习他的美妙母语——法语，并娶了伯爵夫人的女仆为妻。这个年轻女仆叫贾丝廷娜·克日扎诺夫斯卡，原是一位破落波兰贵族的女儿，很可能肖邦正是从她那里继承了这个不幸民族的勇敢、力量和魅力，这个民族从没有放弃对任何一项失败事业的顽强的追求。
教给了卡尔贝克家的孩子们跻身华沙文明社会所需的一切知识后，尼古拉斯·肖邦迁往华沙，成为一名法语教授。直到1844年去世的那一天为止，他一直使他的妻子和4个孩子过着至少是中等体面的生活。
尼古拉斯仅比儿子早5年谢世，他也满意地看到他养育了一个天才儿子。肖邦的一生，尽管历经许多磨难，但总的来说是成功的，这可以归功于两方面的原因。
弗雷德里克·肖邦无疑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钢琴作曲家。与他同时代的许多艺术家、画家、作曲家及建筑家，在他们努力奋斗的领域内也同样杰出优秀，但都无一例外在贫困交加中慨然辞世。他们没有取得肖邦那样的卓著声名，其原因在于他们不具备肖邦所独有的两个条件：其一，肖邦是波兰在为争取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而斗争时造就出来的惟一天才；其二，他恰好生活在波兰争取独立斗争失败后的特定年代里，这使他有机会成了这项失败事业的一个活生生的象征。
其他不如肖邦幸运的音乐家有：奥地利人中的奥地利人、意大利人中的意大利人，还有普通荷兰人中的荷兰人。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流亡民族的英勇的、独具魅力的象征。我并不想贬低这位无可匹敌的音乐故事讲述者的大批作品中的任何一个F高音。我和所有在绝望时聆听肖邦的小夜曲并从中获得安慰的人一样，对他满怀感激。但如果波兰的民族解放事业不失败，如果没有作为赢得全人类同情和敬佩的国家的所有希望和理想的象征而给世人留下印象的机会，无论是弗雷德里克·肖邦，或是我们敬爱的朋友帕岱莱夫斯基最终都不会有那么高的知名度；愿他们安息吧!愿他们很快能发现合格的继承人，即使在我们感到彻底绝望时，也会激起我们对这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波兰民族的爱。
我在这儿重复肖邦音乐生涯众所周知的事实并无太大的意义。你可以在任何百科全书中发现这些东西，而且简单明了。这个男孩在会读书写字前就会弹钢琴，顺便说一下，1863年哥萨克镇压波兰革命时，把钢琴用作引火柴，因为这就是俄国侵略者对被压迫民族的文化成就表达他们兴趣的方式。6岁时，小弗雷德里克开始作曲。他父亲不仅发现了他的奇才，而且没有像其他父亲在类似的情况下行事。父亲没把儿子当作音乐天才大加开发，但也没有威胁要打断他每根骨头，除非他说要放弃成为一名著名演奏钢琴师的梦想而去找一份实际的工作，比如60岁时有希望拿到一笔养老金的记簿员或政府职员(我刚好想到舒伯特的父亲给儿子弗朗兹的信)等类似的工作。他默默地、颇具成效地鼓励儿子树立远大的志向，并终其一生所能帮助儿子实现梦想。
这个男孩8岁时第一次公开举行音乐会确实是事实，但却不是为了达到商业目的，这样安排是为了使他可能沐浴在华沙漂亮妇女的惊羡眼光中。肖邦一生都喜欢接受这种沐浴。当他该接受严格的基本技巧训练时(我指音乐，不是“沐浴”)，他被送到波兰首都最好的音乐老师那儿去学习，此后又到维也纳从名师学艺。看来，一些名师也并非名副其实，正是这些教师的错，致使肖邦在他一生惊人的音乐生涯中不能克服笨拙的演奏技巧，最后不得不从音乐演出舞台上退下来，专心从事音乐创作事业。
在维也纳期间，他听过当时一些伟大的演奏家的演奏，尤其是洪梅尔和帕格尼尼。像其他年轻艺术家一样，听完他们的演奏后他信心十足，相信他也能弹得那么好，有时看起来也确实如此。他具有吸引观众的魅力，尤其那些女性观众。但除去未能达到李斯特和当时其他伟大演奏家的技巧以外，他还不具备强健的体魄，而这对于伟大演奏家或歌剧首席歌手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肖邦像一个优秀的棒球手，在打第7局时就显出体力不支，而正是这第7局决定着胜负。
接着是一连串的肖邦无法控制的灾难，但这些灾难对他以后的事业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30年，肖邦正巧在维也纳，这年波兰国内另一次时运不济的革命爆发了。他与华沙的家人中断了联系，他从未奢望能再见到他们。他决定去英国，从那儿再转到美国，开始新的生活。1831年9月在斯图加特他听到华沙陷落和大规模屠杀的消息，这是旧沙俄政府惯用的“安抚”刚刚占领土地的伎俩。
失望沮丧的肖邦乘缓慢的马车来到巴黎，在那儿他被视为波兰的民族英雄，大受欢迎，因而他重新鼓足了勇气。对1812年的失败仍感痛苦的法国人始终憎恨俄国人，而且，当时巴黎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浪漫之都”。肖邦的音乐满足了那些爱听音乐会的观众的需求。他的波兰护照打开了首都所有名流豪贵之家的大门。
波兰的情况依旧很糟糕。所有的十字路口都树起俄罗斯的绞刑架，波兰的叛乱者四处逃遁，很快巴黎挤满了难民。大多数难民一贫如洗，只能住在贫民窟里。但少数封建大家族已预见到将要发生的事——他们将不能再生活在祖先的土地上。为此他们认真地做准备。此时他们正准备以巴黎为中心进行反攻。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宣传的重要性，他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世人表明，波兰作为一个民族比俄国压迫者在文化方面要优越得多。
一夜之间，年轻的肖邦成为波兰文明的首件展示品。很少有艺术家、作家能如此荣耀、令人心满意足地或如此轻而易举地具有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当时的肖邦具备了成为一名大众偶像的所有条件。他年轻英俊，而且有那种娇弱之美，他低垂的双肩似乎让人感觉到一种对祖国不幸命运的哀伤，人们本能地就会对这个不幸的年轻人表示同情。每当他在演出时，常常因深深沉浸在自己创作的音乐中忧伤得不能自拔而不得不中断演奏，台下的听众们就会感到波兰的悲剧已不再仅仅是从报纸上读到的离自己很遥远的消息了，而是这样真切，似乎就在他们眼前，以致他们觉得应该拿起枪，奔向战场，去保卫他们亲爱的波兰朋友们。正当人们渐渐陷入这种沉思之时，剧院的上空却响起了欢快的玛祖卡舞曲或华尔兹舞曲，这又使得人们一扫刚才阴郁的心情，感到波兰的自由事业还没有失败，且永远不会失败，波兰一定会再次崛起，重现昔日的辉煌。
这是在现代意义上的“宣传”一词出现很久之前所发生的事。但肖邦和他的音乐是一种最好的爱国主义的宣传。我向上帝祈祷，让肖邦立即回到我们身边吧!
当然，年复一年，什么事也没发生，世人开始淡忘(如此健忘)罗曼诺夫王朝的军队在波兰及其他们涉足地方的兽行、哈布斯堡王朝军队在意大利的兽行，以及这200年来欧洲通常称作“外交政策”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的兽行。波兰也开始使人厌烦，随之在人们头脑中消失了。但这并未影响肖邦的艺术事业，他仍然是巴黎人争相聘请的钢琴老师，他的作品一完成就被出版。尽管他毋庸置疑地仍是当时最杰出的波兰人，但当他作为一名钢琴家，向童年时一位朋友的妹妹玛丽·沃德津斯基女伯爵求婚时，她令人尊敬的爸爸，老沃德津斯基伯爵却要他明白(也是以最直接了当的语言)这一婚姻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件事以及其他的烦扰使肖邦又一次想到他在1831年要走的一步棋：移居美国。
他的家人、朋友、巴黎的波兰侨民、他的观众和债权人都跪在面前恳求他不要迈出这可怕的一步，他们认为这无异于社会和音乐的自杀。这些请求的确令人非常感动。肖邦就这样被轻易地说服了，留了下来。还有比这更令人遗憾的吗?因为正是在巴黎，他的命运远比去美洲西部落人野蛮的印第安人之手，或落入东方总督手中还要悲惨得多。
我这样说话似乎对于一位写过不下百部书的知名同行来说有点儿过分。但那个女人真是太坏了。她就像某些善于吞吃同类的昆虫一样，当男人们为她的魅力所倾倒时，这个女人总是把他们一口吞掉。
关于杜德旺男爵的夫人阿芒汀·卢丝尔·奥罗尔(乔治·桑)，人们写过好多本著作。她在一所英国修道院的3年中，设法成功地维持与杜德旺男爵的婚姻关系，并随后做了母亲，但却不得不为养活自己和两个天使般的女儿奔波劳碌，于是她决定尝试一下作职业记者以及写通俗小说。她天资聪明，加之几乎没有竞争对手(那时妇女还没有以写作为生的)，所以她很快就成了名，并且有了大量闲暇去从事她喜爱的情爱活动。后来有一天她遇到了肖邦，并俘获了他。
当时肖邦已重病缠身，肺结核的早期症状已露端倪，他所倾心的波兰独立事业也失败了。他觉得作为公开演奏家的事业已告结束。当时他身心交瘁，非常需要有人能像母亲一样抚慰他、支撑他，而乔治·桑主动扮演了这一角色。
于是，就有了那次令人难以置信的马略卡岛旅行。阿芒汀·卢丝尔·奥罗尔带着肖邦和她有病的孩子去了那里，希望这个地中海小岛的温和气候能治疗他俩令人烦恼的肺病。当人们在比加拉岛谈论马略卡岛时，它听起来非常浪漫。但当你在拉帕尔罗登陆后，你会发现那是西班牙，最糟糕的西班牙!你好像又回到了中世纪。马略卡的首府没有宾馆，也没有公寓。这里没有适合人吃的食物，尤其对那些习惯了巴黎饮食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所到之处都被疑心的官员所注视。他们派人到巴黎取钢琴时(因为她亲爱的弗雷德里克必须继续工作，写出比以前更优美的作品)，海关人员拖延了6个月才让钢琴入境。在马略卡为什么有人需要钢琴?真奇怪。这里面也具有某种革命意味。当肖邦病倒后，咳嗽得要死时，岛上却没有医生，而官员们还怀疑他患上了某种奇怪的瘟疫，强迫他离开城市，迁居到距离这里几英里的乡下疗养院，或到古老潮湿的修道院，在那儿他又患上了支气管炎，几乎因此而丧命。
可是肖邦肯定比外表看上去要强壮。他不仅在马略卡活了下来，而且还细心照料他的卢克丽霞。后来他返回巴黎仍健康地活了许多年。
总的说来，肖邦晚年的这些岁月并不幸福。巴黎爆发了又一次的革命。波兰传来的消息越来越糟糕。这种环境下教学——即使一课时20法郎(当时闻所未闻的高价)——也近乎变成无法忍受的劳役。此外，在马略卡患上的支气管炎看来也久治不愈。肖邦开始大量吐血，身体虚弱得几乎不能活动。但是他需要钱，像帕岱莱夫斯基的最后那段日子一样，他忍受疼痛拖着病体坐到钢琴前，以便能多挣些钱偿还债务，并帮助他可怜的祖国。最重要的是他还要支撑真正达官贵人的脸面，而且从不拒绝来自爱国同胞的任何请求。他宁可饿死，也不愿承认自己在生命的最后3天里几乎没有东西可吃。
肖邦于1849年10月17日与世长辞。在他的葬礼上演奏了莫扎特的《安魂曲》以及他本人创作的降B小调奏鸣曲中的《葬礼进行曲》，此后是他的两首序曲：E小调序曲和B小调序曲。1830年他永久地离开波兰时朋友们送给他的装满祖国泥土的高脚杯和他一起下葬，同时还有玛丽·沃德津斯基送给他的已凋谢的玫瑰。当时她仍希望父亲能大发慈悲回心转意，同意她成为肖邦的妻子。
今天，这部剧中的所有演员都辞世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都没留下任何东西。迫使肖邦过流浪生活的罗曼诺夫王朝已经灭亡了，但他们却没有这种令人难忘的葬礼，而波兰的土壤也被证实了比布尔什维克的生石灰更受欢迎。以写下降E大调小夜曲和A小调玛祖卡舞曲而流芳后世的肖邦，其命运比作为使用绞刑架和皮鞭的暴君形象留在人们记忆中的那些人要幸福得多。我年事已高，有幸目睹了欢快的哥萨克人执行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的主人的命令。我经历了那些仍对波兰朋友们构成希望，但令人痛苦难熬的日子。我在此为毁坏了波兰美丽大地上一切美丽东西的已故暴君们的灵魂衷心祈祷：“愿他们永远受到诅咒。”我也同样为他们在全世界各个角落、各个时期的继承人祈祷。
突然间冬季降临，与荷兰的11月形成鲜明反差(那儿通常很潮湿)。雪整整下了三天三夜，整个乡村披上了一层厚厚的白色毯子。其实，这是我们小岛最美丽的时刻，简直美得难以言状。孩子们坐着雪橇玩得很痛快，我则希望埃米莉别忘了穿上她的保暖防水套鞋。不过，作为一个真正的新英格兰姑娘，我知道她会记着的。
费里茨搭乘到弗莱辛的邮政列车从阿姆斯特丹返回了。吉米去接的他。乔汇报说厨房中的一切已准备就绪。又花了一天修改完我的《伦勃朗的人生苦旅》后，我感到有必要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否则晚上我会打瞌睡的。
跟平常一样，当天气不好时我就向米德尔堡方向走去。我跨过100多年前拿破仑遗留给我们的壕沟，注意到不远处路旁有一团黑压压的东西。有人提着一盏灯，借着灯光我看见了发生的事情。一辆旧马车差点儿滑进沟里，但在最紧要关头被一棵树挡住了。一位消瘦的、穿着18世纪40年代服装的人由车夫扶着，从仍然开着的右门走到街上，而另一位显然是他的男仆，提着一盏灯。昏弱的灯光照亮了这一幕。
这位旅行者就是晚上的两位贵客之一——弗雷德里克·肖邦。我抢步上前作自我介绍，并加上一个现在习以为常的天真谎话，说我沿路走来希望能遇见他。他也同我一样擅长于撒谎，告诉我说他也似曾想到会有人能来给他引路。
当我们到达费里茨的家时，发现此处热闹非常，乔正要汇报一段奇特的经历。
“事情是这样的，”我把费里茨介绍给肖邦时，她解释说，“我正在准备东西做布丁，饭已放在炉子上，我猜当时大约6点半，突然一位身体壮实的老先生走了进来。我想他肯定是你告诉过我的那位钢琴演奏家，于是走上前说，‘肖邦先生，哦，如您是肖邦先生的话，就请坐吧，别拘束，费里茨先生马上就来。我给你拿杯雪利酒来，你愿意喝波尔图葡萄酒吗?夜间很冷，您一定累了吧。’
“我的法语不算太好，不过，我想他能听懂。但是他却笑了，说：‘你错把我当成了弗雷德里克·肖邦了!亲爱的女主人啊，我喜欢这样的错误，不过，我只是厨师，带我到厨房去吧，我要干活了。”唉，没有哪个厨子愿意被刚进来的人赶出自己的厨房。于是我回答说——我想我当时不太友好——‘不管是谁都不能碰我的炉子，但如果他愿意在厨房里坐下来等费里茨先生回来的话，我还是欢迎他的，但他不能动我的东西。’
“哎呀，我真希望费里茨早一点儿来就好了，我不知道怎样应付这个陌生人。当然了，没准儿他真是著名法国厨师，但看上去不像。他看上去更像一位音乐家——有点不拘小节，不修边幅。后来，正当我准备走进厨房，以保证他不动我的厨房用具时，另外的事发生了，比这还糟糕。
“前门突然开了，我自言自语道：‘谢谢上帝，费里茨先生总算来了!’但来的却是个年轻女人，身上裹着披肩和头巾，戴着一顶滑稽的皮帽。正巧凡·戴姆夫人和老医生也进来了。我想他们俩将会照顾好这位戴皮帽的女孩。可是没有机会。凡·戴姆夫人刚伸出手说她久闻她的大名，对她的作品十分喜爱。(你知道露西娅夫人对这一套是多么在行!)戴皮帽的姑娘却瞪了她一眼说：‘亲爱的夫人，我来到这里是出于无奈，请别认为我来这儿是自觉自愿的。其实，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能让我呆在这个房间里会见一群陌生人。我看见楼上有一束灯光，我想那应该是我呆的地方。你可以把我的晚饭拿上楼去，一点儿就可以，我不太舒服。好吧，晚安!’我们还没来得及拦住她，她已飞快地上了楼，一步两个台阶，好像有人在追她。接着听见她打开你的房门，还听到她轻声笑着。此后，便悄无声息了。”
这时，费里茨终于回来了。他到邮局寄一封特快信件，因此就错过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有趣场面。“没关系，”他说，“其余的人都到齐了，如果埃米莉真是那样，就让她在楼上用餐吧，我们不会因此而不愉快的。那么其余各位是否能先坐下来——你们各位——等到乔做好饭再说?”
“好了，”乔说，指着厨房，“那个家伙怎么办呢?”就在那时，她瞥了一眼火炉，用荷兰妇女很少用的荷兰语表达方式喊道，“我不是告诉你了吗?这家伙正搅我的肉汁呢!”
费里茨有点儿怒气冲冲(这对一位不请自到的陌生人来说有点儿太过分了)，喉头有点发热，喊道：“喂，你，那位先生!你在干什么?”
炉子前的那个人猛然转过身来，随后认出了我们的客人，张开双臂拥抱他，高兴地喊着他的名字：“弗雷德里克，我亲爱的弗雷德里克!见到你真高兴，你好吗?”肖邦那严肃的表情也放松了，大声说：“噢，竟然是你!亲爱的罗西尼!没想到多年以后还能再见到你!”
于是，这一老一少再次深情拥抱。直到肖邦想起自己身处何地，才转过身说：“我的不知名的主人，这是我亲爱的朋友，焦·阿基诺·罗西尼先生，他也是一位非常伟大的艺术家。”
“你知道他是谁?亲爱的弗雷德里克，”罗西尼说，“但是请先让我解释一下我为什么来这里。我并不是那种习惯不请自到的人，我也不是作为客人来的，即使你们让我去进餐我也不去。我来这儿是因为我迫不得已。
“你们知道，我们有时听说人世间正发生某些事。当我听说老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已被你们宴请过，很遗憾我没来，因为我早就想见到他被孩子们簇拥着的模样，恐怕他的孩子们有的已去了其他地方。不久，贝多芬先生抱怨说，把帽子和一本珍贵的手稿丢在宴会上了，他关于你们房屋的描述使我明白他也拜访过这个美丽的村庄。
“想想老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是我尊为上帝一样的人物，而贝多芬则是他最伟大的学生，假如我能有机会为他们做顿饭，那该多好啊!而我那两个晚上却在与奥林姆波玩巴加门游戏。她是个好姑娘，凡事一学就会，就是学不好这种十五子棋。后来有人跟我嘀咕说肖邦也被邀请到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和老路德维希去过的地方了。我真是受不了了。我和一批刚刚评论过的、不太够格的‘精英们’一块儿出来。我来这里真是麻烦透了，因为我不愿乘火车。我曾坐过一次这种新发明的东西，相信我，一次足矣!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现在，你们要向那位迷人的妇人解释这一切——她衣服穿得那么得体——我敢肯定奥林姆波也会买一件那样的衣服，如果她知道到哪儿去买的话——请向这位厨娘解释一下，我决不会妨碍她做事的。我只是想给她做的肉汁加点我自己的调料，我想她”——又向乔深鞠一躬——“会同意的。焦·阿基诺·罗西尼可能不是伟大的作曲家，但他确实知道如何制作沙司!”
听完此言，乔觉得自己错怪了罗西尼。于是我们说服罗西尼坐在埃米莉的空位子上。乔告诉他，该他做沙司时，她会喊他的。我们都坐下来，像前一次那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我们并未忘记埃米莉，但我们却假装根本没意识到她在房间里，我向罗西尼和肖邦作了解释，告诉他们这位不露面的客人是位自我主义者，经历了一场不幸的恋爱之后，便发誓将永远不与人类接触，只有几个亲戚除外。
罗西尼张大嘴看着我，“仅仅是为了一场微不足道的恋爱吗?哈哈哈!我要告诉奥林姆波!她会笑死的。”
“卢克丽霞会就此写十几本书。”肖邦乘机加了一句。
“别忘了，这位年轻女人是美国人，”露西娅不无恶意地说，“美国女人当然与众不同。”
“不同?”罗西尼拍着手说道，“亲爱的夫人，在这方面女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是一样的。”又转向肖邦说，“你不这样认为吗?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当然这样认为。”肖邦给他的朋友帮腔。
“在你们面前就有个例子，”露西娅指着天花板继续说，“就在我们的头顶上面，先生们，有位伤透了心的可怜女人，自从她见了那个她想爱又爱不了的男人之后，再也没有笑过。对此，你们又作何解释?”
“何种解释？这只证明美国男人不知道如何对付女人。我们波兰人就知道怎么做!”
“我们意大利人也知道。”罗西尼骄傲地附和。
“怎么做?”露西娅问。
“怎么做?”肖邦回答说，“我亲爱的夫人，这再简单不过了!”然后转向费里茨问，“墙角的乐器能用吗？”
“能用，如果有人能弹奏的话。”
“好吧，我亲爱的夫人，如果你想要答复，我现在就给你一个。”
他推开椅子，呷完最后一口葡萄酒，把餐巾放在桌子上，走到在楼梯旁的小钢琴前(本来是硬塞给费里茨的)。他打开琴盖，试了几个音。接着，他怪里怪气地做了个鬼脸说：“噢，好啦，好啦。”又试了一次，弹起他的C小调梦幻曲开始的几个音符，这支曲子因其苍凉和孤寂色彩被称作“哈姆雷特”梦幻曲。他正式开始弹奏了，弹得好极了——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
当肖邦弹到中间部分，此时音乐听起来像一首赞美诗，大家都陶醉其中。甚至乔和海因也走出厨房，坐在楼梯最低一级的台阶上。罗西尼呢，他的头后仰，两眼紧闭，身体慢慢地前后摇晃。伊拉斯漠双手拖着下巴，而露西娅似乎完全如痴如醉。我记得在查托尔斯卡公主家，看见过一张著名的晚宴题材画，肖邦过去常在那儿为他的流浪同胞演奏，于是领悟到年轻的肖邦在100年前波兰女子中所掀起的波澜有多大。
我不知为何，在某个时刻我的眼睛无意中向天花板瞟去，那儿，上帝呀，我注意到通过地板的隙缝，一张方纸片被小心翼翼地投了下来。纸片像秋天的落叶一样飘舞下来，落在桌上的鲜花中。我捡起来，看到上面是十分熟悉的埃米莉·迪更生的字迹，清晰可见，如同印刷一般。上面写道：
冬日午后
阳光斜照
压力向我袭来
沉重如教堂的黄昏曲
我伸出手臂，将纸片递给坐在桌边的露西娅。她一直在看着我。她接过纸片笑了，把纸片放在腿上，后又拿起来。她又笑了，这次是对着罗西尼笑。然后重新陷入沉思之中。
梦幻曲演奏完后，不等我们喘口气，肖邦又弹起了他的著名的A小调玛祖卡舞曲，我不知道楼上的人对此有何反应。没等多久，一张更小的纸片飘落下来，上面只有一行字：
我思忖着我的所有忧伤
玛祖卡舞曲以一个响亮的终结和弦音戛然而止。肖邦接着弹起威尼斯船夫曲。这一次我等的时间稍长一些，又一张纸片从天花板缝隙中被投了下来。这一次埃米莉写道：
异国的海岸上
思乡的脚步长久驻足
我从肖邦演奏威尼斯船夫曲的方式上判断这是最后一支曲子，可是那只是做完了准备活动，随后他又弹奏他的F小调叙事曲。埃米莉的回答是：
美丽的意境簇拥着我，至死方休
弹完他的叙事曲，肖邦站起身来。“再给我一杯咖啡好吗，夫人?”他对乔说，“也许再来一小杯白兰地?我觉得累极了。我很久没摸琴键了。”
“是否也给我一杯，我从未尝过，”从楼梯略高处传来一个声音，“肖邦先生弹得这么好，我都感觉渴了。”
“当然可以，”乔说，又一次控制住局势，“我立刻就给你拿上去。”
“别麻烦了。”埃米莉用甜蜜的声音请求道，“那太麻烦了。另外，你没准会洒了的。那就浪费了，我们不该浪费任何东西。”’
“那你能否坐到这儿来。”露西娅邀请她说，“这张椅子很舒服，靠近炉子，一喝完咖啡你就可以上楼。”
直到告辞前几分钟，埃米莉也没再退回到她的安全地，因为有趣的事层出不穷，我们比以往任何晚上都玩得更愉快。看起来，肖邦不仅是位了不起的作曲家和演奏家，而且也是滑稽剧的模仿者和优秀的演员。罗西尼也是如鱼得水。他坐在小钢琴前，向我们展示着不同的名歌唱家如何驾驭(有时是糟蹋)他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中一段歌曲的。最后，即使是已故埃米莉·迪更生的真正崇拜者也不相信，我们可爱的埃米莉(已不再害羞)走到钢琴边，给我们模仿她的一个阿默斯特的年轻追求者如何用充满柔情的情歌取悦她的情景。她忘记了歌词，但她却边唱边用自编的词代替。
罗西尼和肖邦都很高兴，愿意一改傻里傻气的温柔调，来点儿莫扎特写的东西，莫扎特之后是贝多芬，然后是李斯特(他们似乎都不太喜欢他)。最后三个人一同坐在钢琴凳上。那晚的娱乐变成了一次真正轻松愉快的聚会，直到埃米莉又表演了一次才结束。这次是模仿玛丽·莱昂，南哈德利女子神学院的校长给女孩们讲“道德堕落”时的情景。受过天主教熏陶的罗西尼给我们转述了他在米兰大教堂听一位老红衣主教做的关于“母爱”的布道。罗西尼说，这个主教说话结巴得厉害，所以他的模仿开始有点儿使人不舒服，但很快变得让人忍俊不禁，而当肖邦坐在钢琴前给罗西尼那假装虔诚的不太高明的模仿伴奏时，人们更是捧腹大笑。
不知不觉中，夜已深了。时间总是在你欢心舒畅时飞快流逝。肖邦的旅行马车已被本村的铁匠(他不情愿地离开被窝去修那破碎的轮子)修好，并已在门口等他。我们只剩下几分钟时间了。露西娅坐在火炉前跟埃米莉聊得热火朝天，而肖邦和罗西尼却躲进厨房将咖啡和白兰地偷偷地喝得精光。伊拉斯谟安静地在椅子里打瞌睡，我和费里茨站在桌旁，为这一次宴会的成功而相互祝贺。
午夜前几分钟，露西娅陪同埃米莉上楼，帮她披上披肩，包上头巾，然后我们匆忙地把三位客人送上了那宽大的旧马车。突然，我们意识到自己在齐声唱着“友谊地久天长”。此时钟敲了12下，马车很快消失在市场的拐角处。当我们走回房间时，露西娅拦住我说：“你欠我一支唇膏，埃米莉借走了我的，但却没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