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只是我们在那个奇怪夜晚的第一次奇遇，其他不同的奇事接踵而来。
上次大战之后，维勒城便成了荷兰飞行队的驻扎地。维勒位于斯凯尔特河畔，是海上飞机的理想着陆点。但战争部门的决策变化无常，当必要的船坞和机库刚刚建好，所有的计划又都改变了，飞行员们只得搬迁到国内的其他地区。当海军在弗莱辛进行一年一度的军事演习时，几十架水上飞机又飞到我们镇上来。由于秋季演习在下周一就要举行，他们几天内就会来这里。一位年轻的荷兰飞行员提前几天就到了，目的是给地面工作人员和维修人员作些必要的安排。我们是通过查尔斯·金斯福德·史密斯才认识他的(查尔斯每次在飞往美国前，他的全部业余时间可以说都是跟我们在一起度过的)。真是吉凶难卜，偏偏在今天晚上，而且是我们的客人就要到达的前几分钟，他敲响了我家的门。
当他意识到我们正在等客人时，他很礼貌地表示歉意，并说他马上就离开。但很明显，他心里有事并且觉得应立即告知我们。
“很抱歉打扰你们，”他说，“特别不好意思，但不管怎样，我只呆一会儿。但我希望你们能出来一会儿，来看看我是喝多了还是怎么了。希望你们仅出来一会儿。请您抬头往上面看——空中那一个小点。那是我见过的空中最可怕的东西。刚才那一个半小时内，我一直都在跟踪它，我真一点儿都搞不懂，那是滑翔机还是飞机，或者只是一个小孩过生日时得到的一种飞行玩具。它又来了!在磨坊的正上方，那块乌云的前面。”
我和费里茨还有海因都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发现他说的没错。距离我们一千英尺．左右的上空，一个像巨鸟(但比在荷兰见到的任何鸟都大得多)一样的东西在空中快速飞翔。它没发出一点儿声响。很显然，它并没有发动机，飞行员被悬在飞行器的下面，说得更准确一点是被捆在翅膀上，脚被捆在尾部。
“我问你们，”这位荷兰军官比刚才还激动，“我问你们，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是德国佬发明的新玩意儿?据说他们正在进行各种奇怪滑翔机的实验。如果这是他们的一种新的滑翔机的话，我觉得我应该向它射击，把它赶回去。刚才那一个半小时内，那小子一直在偷窥我们，他一定已经把泽兰的每个要塞都偷拍过了。但等等，等等，你看他现在，天啊!他竟打算降落呢!我最好赶紧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说不定他会把脖子摔断的。我用一下你的自行车好吗?明早还你。”
“完全没必要这样做。”我说。
“为什么不？你想要我怎么办?置之不理?听着!我们绝对不能让德国佬驾着那种东西逃走!起码应该让他们知道，我们看见他们了，而且知道他们要干吗!”
我拽着他的胳膊把他拉进屋里。
“别那么激动，”我告诉他，“今晚你跟我们一起吃饭，然后你就会明白那神秘飞行员是谁了。”
“这么说你知道他是谁?你得告诉我，如果我对他置之不理的话，海牙人会找我们麻烦的。”
我招呼他坐下，给了他一杯雪利酒，然后问他：“听过列奥纳多·达·芬奇这人吗?”
“你指的是1000年前的那个意大利疯子吗?他整天想着自己会飞!”
“差不多，但也许不是1000年前，只有一半甚至更少。不过，你说对了，他确实是意大利人，总想着自己会飞。”
“那可太好玩太有意思喽，但他与刚才在空中偷窥我们的纳粹杂种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你错就错在这儿。他不是纳粹杂种，是那位意大利老人——正是他本人。”
“不可能!”
“在维勒城什么事都可能!”
“我一直认为你滴酒不沾。从什么时候你开始喝酒的？”
“50年来，我从未过量饮酒，如果你肯安静地坐一会儿，我就告诉你是怎么回事。但你要答应我对今晚你将看到的一切保密。” “上帝呀，你是否也在为德国人效力?怎么用一杯雪利酒和一份烤牛排来收买我，让我闭嘴?”
“别犯傻了，”我告诉他，“我们本希望无人会知道我们最近4个月所干的事情，但你碰巧发现了我们的小秘密。现在呢，你就是我们的同谋。还有几分钟时间，我将把整个故事告诉你。”于是，我跟他谈起了我们神秘的晚餐聚会。
这个年轻的荷兰人根本就不相信我。“你的麻烦在于你工作太努力了，”他说，“你读的书太多了，你已经疯了。”
“记住这是在维勒城。”
“我当然知道这一点。我也知道，在这个怪异的小村子里，一个人可能遇到许许多多的怪事。但如果你要告诉我今晚我们将与一位500年前就死了的被埋葬的意大利人共进晚餐的话——我告诉你，你准是疯了。我要回家了，我会告诉你的妻子来接你并给你找位大夫来。晚安各位，我走了。”
他推开门正要走，一抬头却发现面前站着的正是列奥纳多本人。列奥纳多用带着浓厚的意大利口音的法语问他，这儿是否是他被邀共进晚餐的地方。那可怜的小伙子被这突然的奇遇惊呆了，简直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了。他咔嚓一声来了个立正，向列奥纳多行了个最标准的军礼，以示敬意——我真担心他制服上的纽扣会崩落。他用课本上学到的那些法文大声答道：“是的，先生，正是这里。”
“那我就不客气了，”列奥纳多继续说道，“太好了，我非常高兴能来这儿坐会儿。大概有几百年没碰过我这小飞翔器了——我的背好痛啊，好像画了几个月的壁画似的。”
我用不甚地道的意大利语向他保证，此时此地就有一把专为他准备的特别舒服的椅子。他好像听懂了我的话，显得很高兴，舒服地坐在了伊拉斯谟的椅子上，伸开腿，把飞行服下的玫瑰红花纹袍子露了出来，并且认真地用意大利方式——舌顶上腭——发出声响，以示他对一切都特别满意。
我的那位荷兰朋友瞪大眼睛瞅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眼珠子都差点蹦了出来。最后，他终于能说话了。“这，这，”他低声对我说，“这绝对是我见过的最离奇的事情。再告诉我一遍，他真是老列奥纳多吗?”
“当然啦。”
“好，那我就不走啦。这儿一定会很有意思的。”
“当然!”我回答，“但我提醒你，今晚这老人会问一大堆问题，一般人是难以应付的，而且很可能在飞行方面，他知道的比你想象得还要多。”
“问题不大。我做了10年的飞行员，驾驶过各种各样的飞机。我知道该怎么应付。现在，你能把我介绍给他吗？”就像所有有修养的荷兰人一样，他觉得未经介绍就跟陌生人攀谈是不礼貌的。
我请求列奥纳多允许我把我们的朋友介绍给他。“他是位飞行员。”我补充道。
“很好!一位有经验的飞行员!好!好!能讲法文吗?’’
我向老列奥纳多保证，他的法文说得相当不错。同时，我拉着他的手，让他坐在列奥纳多的旁边，并且用荷兰语对他说：“现在你可以和他谈谈，让他了解你知道些什么。’’
“太好了。”作为一个开朗、乐观的年轻人，他热切地期待着这次出乎意料的谈话“任务”——飞行员们只有在第一次处于极其有利的位置进行俯冲轰炸时才可能如此热切。
列奥纳多不再与我们攀谈，在与刚从厨房出来的伊拉斯谟寒暄了几句后，就完全沉醉于与那位荷兰年轻人的一番初步较量中，好像是询问他对借助滑翔器进行长途飞行的可能性的看法。荷兰青年正准备说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时，我们其他两位客人到了。然而，他们并未径直进来。好像出了点儿麻烦。维吉尔跟我们作了解释，伊拉斯谟翻译过来。
“他们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说呢，称‘同伴’吧—— 怎么办?”他解释道，同时指着那个小猪似的怪物，就是我在 米德尔堡路上看到的那个，背上还驮着一个小黑鬼。
“他们想怎么办，”我问，“我希望他们不会把它们带进来!”
“不会，”伊拉斯谟回答，“但长途跋涉后它们都很累。 他们问我们能否拿一些东西给它们吃。”
“没问题，”我说，“请告诉我它们想吃些什么。肉、蔬 菜、隔天的面包，还是牛奶?吃什么都行吗?”
伊拉斯谟把我的意思转告给维吉尔。这时乔也出来问我们该给这些奇怪的拜访者准备些什么吃的，随后伊拉斯谟对乔说：“恐怕这些都不行。牛奶和面包对它们来说太软，如果你能从厨房的火炉里取几块热炭让它们暖和一下，也许再来点碳酸饮料让它们解解渴，这样对它们来说，就再合适不过了。”
“这很容易。”永远乐观的乔说。一会儿功夫，她就从厨房的炉子里取来一桶热炭和一瓷碗纯净的碳酸水，这是我们前阵子买来清洗花园中的污水池用的。
维吉尔深表谢意，说：“这真是太好了。这些可怜东西，它们可真累坏了。”但丁先生的这群卑贱的同伴狼吞虎咽地吃得喳喳响，这表明它们很欣赏这美味佳肴。
最后我们终于可以把他们互相介绍了。同时，海因开始放唱片。但他肯定搞错了，第一支曲子竟不是我专为客人选的雅科波·佩里的作品，却是莫扎特《后宫诱逃》中的《种种类似的折磨》，由里亚·金斯特演唱。我正要上楼去换唱片，却发现列奥纳多好像正沉醉于这一乐曲中，一时竟把那飞行员忘得一干二净了。然后他盯着但丁，但丁那天晚上第一次轻轻地动了动嘴唇，这应算作微笑了。显然，他们俩都很欣赏这段音乐。
“这是谁的曲子?”音乐一停列奥纳多就问我。我告诉他是莫扎特。“莫扎特又是谁?意大利人吗?”
“噢，不是，地地道道的奥地利人。”
“他真应是意大利人，”但丁说，“我从未听过如此动听 的音乐。”
“我也没有。”列奥纳多补充道，“你还有莫扎特的其他 作品吗？”
我向他保证，我们有足够的莫扎特作品供他在今晚欣赏。 但我告诉他该吃晚饭了。
“为什么不同时进行呢?”列奥纳多问，“听着这美妙的 音乐，我们的心就会很平静，饭也会吃得更香。您说呢，但丁先生?”
但丁先生表示同意。维吉尔也通过伊拉斯谟告诉我们他也很愿意如此。至于那荷兰飞行员，我们知道他喜欢的是美国爵士乐，而不是莫扎特、贝多芬、巴赫的作品，因而就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于是我们开始进餐(这顿饭出乎意料地使我们的客人很满意)，虽说的话不超过十来个字。但这并没影响大家的情绪，因为客人们正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他们像多年来一直渴求美好音乐的人那样聆听着，就像久旱土地吮吸着一场暴雨那样，连荷兰飞行员看上去也有些受到感染。
“或许我从未听过这种音乐，”他不无歉意地说，“我喜 欢看这两位老人的脸。上帝哟，他们多么陶醉呀!”
宴会在音乐的伴奏下进行。9时整，维吉尔吃完了最后一块橄榄，但丁漫不经心地喝下最后一滴意大利红勤地酒，列奥纳多对乔端上的咖啡充满好奇，不时地提出许多问题。他非常喜欢咖啡，而但丁先生对此却讨厌至极。
该离席了。伊拉斯谟说完感恩祷告，随着列奥纳多和但丁一声阿门之后，我们穿过房门，来到火炉旁，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室外正下着今年的第一场雪，屋子也越来越冷了。伊拉斯谟像往常一样又打起盹儿来。醒来时正好飞行员用扑克牌编好了一种有关现代轰炸机的排列方式，为了使我们相信他并未真的睡着(我只是让眼睛休息一会儿，这是他一贯的借口)，他问维吉尔最近写什么东西了没有。维吉尔表示没有，近2000 年来没有写过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他现在觉得，在他和但丁先生那天下午从米德尔堡来的路上见过马路两边肥沃的农场之后，他应该把他的《牧歌》做些改动。伊拉斯谟觉得这是在暗示泽兰农庄的富裕，于是特别高兴，竟即席整段整段地背诵起维吉尔的《牧歌》来，令这位诗人兴奋不已。
“太让人高兴啦!”他感慨道，“太让人吃惊了，这么多年了，仍有人记得我。我从不敢奢求有这样的名气。当有人要求带着我们尊贵的佛罗伦萨的朋友穿行地狱时，我觉得已达到了事业的顶峰。但当发现我最尊敬的学生，竟能用如此纯正的拉丁文背诵出我的诗，又是在经过这么漫长的岁月之后，真令人难以相信，我实在感激不尽！”
然而，这只是那晚的一个小插曲，列奥纳多才是那晚的主角。他在航空学方面的知识把那位荷兰飞行员震住了，这个可怜的小伙子张着嘴喘着粗气，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威士忌和苏打水。接着他又跟费里茨讨论圩田的问题。首先，他想知道我们是怎样排出海水的；其次，他还想知道，我们如何能把圩田内的水控制在合适的水平上，我们是如何排出草地的水，我们能养多少头牛，我们如何在这样小的土地上控制水闸；他还想知道，农田是否为耕种者所有，我们是否也同样遇到土地所有制问题，当他想灌溉伦巴第平原时，这一问题就给他造成许多麻烦。
接着，列奥纳多又把话题转向音乐。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问他是否有兴致看一下我那把20年前在慕尼黑订做的诗琴 ——一种相当复杂的乐器，有四根额外的弦，即所谓的四个“绿头苍蝇”的琴。他说他很高兴有此机会看看，于是我就到楼上为他取琴。我放弃学诗琴已有很长时间了，我觉得它比小提琴难学得多，尤其是对右手的要求，我把本该用来练习小提琴的时间都用来练习诗琴，结果小提琴也荒废了。因此，我只好从事写作，这样我才得以居住在我深爱着的维勒城。我对诗琴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因此，还能够为他定好调子。列奥纳多 一试，发现诗琴还是完好无损。他特别兴奋，就像一位钢琴家，在结束了一次长途内地旅行之后，又可以脚踏斯泰因韦名牌钢琴尽情演奏了。
“这真是件制作精良的乐器。”他亲切地望着那细长的琴颈说道， “请告诉我，你是怎么为这四根额外的弦定音的?”
我向他解释说，这是根据所要弹奏的主和弦而调的，并演示给他看。
“你也会弹诗琴?”他问。
我告诉他我曾想学，但后来发现既想弹好诗琴又要拉好小提琴简直是不可能的。他很赞同我的观点，并且说一个人要把诗琴弹好，必须倾其毕生的精力。然后他又问我家里是否有小提琴。我说有，不太好的那把就在这儿。我把圣塞拉菲诺小提琴放在了家里，那里要比费里茨这儿干燥些，我一周才来这儿两天。
“把你的小提琴取来，好吗?”列奥纳多向我请求。他仔细检查过我的小提琴后，就请我按他的诗琴调音。
“好，我们现在演奏。”他说，“我们演奏些古意大利风格的音乐，献给我们意大利最伟大的诗人。我们将演奏一些平缓而庄重的曲子，与但丁先生那独树一帜的风格一致。”
开始演奏的是欢快的《爵士乐即兴演奏会》中的一曲，乐曲使那些不太熟悉音乐的人惊奇不已。其实若你具有音乐天赋的话，一定会觉得相当简单。接着，我们的即兴表演开始了。我们先试着演奏了一会儿，然后就找到了各自的“感觉”。真正的演奏就这样开始了。
我们连续演奏了一个多小时。
我记不得我们当时都演奏了哪些曲子。思绪起伏不定，一会儿诗琴引导，一会儿小提琴居先，这些变化靠的是一种本能的默契和配合。我们的听众一会儿要求演奏法国乐曲，一会儿又要求我们按古佛兰芒人的方式演奏，一会儿又要我们演奏西班牙风格。我们很轻松地根据听众点播演奏着，就像久经训练的马一样，轻车熟路，弹奏自如。
整个晚上做诸如此类的事情，却不能与作者交谈，似乎是在浪费时间，但如果写出最伟大诗篇的这位伟大诗人，三缄其口，15分钟才难得吐出一两个字，那你又能怎么办？显然这位可怜的流浪者习惯于深埋自己的思想，已没有了滔滔不绝、独抒己见的习惯。然而，列奥纳多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与雇佣他的王公贵族一起度过，或者在挤满年轻好奇、热情洋溢的学徒的音乐演奏室里度过，他与各种人都能很好地相处。作为一位艺术家而非作家，他能借助双手表达感情。与但丁不同——列奥纳多不单纯是个讲神话故事的人——只要把字词组合起来然后将其意义传播给同胞就可以了。他习惯于借助一团泥、一支画笔，或一根羊肠制成的琴弦来再现这个世界。他能够通过他所述说的一切，把各种各样的细微差别、变化、口音和语调传达给他的听众。在许多画家、雕塑家和音乐家的身上我也发现了这种特性，他们较之使用鹅毛笔的同事们更善于交际。

客人们的离去同平时没什么两样。跟往常不同的是，我们的客人刚走，那位年轻的飞行员也要起身告辞。我们竭力挽留他多呆会儿，至少应再喝一杯威士忌或果汁汽水，但他说“不了”，他很忙，他还有许多报告要写，而且他必须给海牙的海军部打个电话。我们知道，那天是星期六，海军部的官员几小时前就离开了办公室。他一定还有别的什么心事，那当然不会是有个女孩在等他(维勒可不是那种地方)，我们真不明白他为何要匆匆告别。毕竟他是自由的，而且纯真无邪，才21岁 ——然而这一切又与我们没什么关系。
他一关上门，费里茨就恍然大悟了。
“我跟你打赌，10盾对1，”他说，“老列奥纳多准是说服他驾驶一下自己的飞机。天这么黑，没人会发现。可真没人比列奥纳多再聪明了。”
“我跟你赌。我们明天问问他，我告诉他明天来吃早饭。晚安，感谢你们让我度过了如此开心的一晚。再见，乔!再见，海因!”
厨房里的人欢快地说了一声“晚安” 人中的一个年轻时一定很帅。并说那两位意大利
我漫步进入黑暗中，当夜应是满月。每当日历上说是“满月”时，维勒的6盏街灯就都关上了——出于经济的考虑。雪开始化了，路很滑，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走。快到家门口，就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我因而停了下来。
一会儿，我明白了。我打赌输了。在高空中，一个滑行器正尽情地翻着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