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周日午餐时我对费里茨说，“经历了以前的种种暴力行为之后，我们是不是该举办一个真正安宁、平和的晚会了?”
“换换形式也好。”
“我想我能筹办这个晚会。我心中的这两个人选绝对无可争议。”
“他们是谁?”
“一位是中世纪最后的篇章，另一位则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初的篇章。”
“他们带剑吗?他们把伏特加、生命之水和白兰地混着喝吗?今天早晨，你应该看见了我厨房里一片狼藉。”
“他们都不带剑，而且据我所知，除一点低度的意大利葡萄酒，其他的一滴不沾。”
“那么，就着手准备吧!”
当晚，一张纸条出现在市政厅门前的石狮子下，上面有来自佛罗伦萨的但丁·阿里盖利和来自芬奇村的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名字。

给但丁吃些什么，我心里最没底。今天，通心粉和细面条是意大利的寻常食物，可中世纪时不是。再说，让一个多年靠波伦塔家族恩惠过活的人吃玉米糊也不太合适。我得万分小心地琢磨但丁的菜单。
至于列奥纳多，我们认为可以满足他的口味。他曾长时间呆在法国宫廷里，相信我们收集的不少法国古食谱一定能给我们很大帮助。但是为了但丁，我们决定在晚宴开始时先上一道荷兰蔬菜汤，然后再上些羊肉，因为羊肉在中世纪的意大利极为罕见。那时候的法国食谱里有一道很有名的菜——西红柿橄榄黄油羊肉。对我们的客人来说，这道莱一定很新奇，因为他们都没有吃过西红柿。当时被誉为爱情之果的西红柿是由早期的西班牙探险者带回欧洲的，因为人们认为它有毒，不宜食用，所以18世纪前只是人们的观赏之物。可我还是想尝试一 下，于是给了乔一份制作西红柿羊肉丸的菜谱，并且告诉她别忘了每片西红柿要卷上鳍鱼。
中世纪的人很少食用蔬菜(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也一样)，因此我想用荷兰胡萝卜配上些香菜，便可以代替其他蔬菜了。至 于土豆，我想我们的客人极有可能不爱吃，我觉得准备些炖玉 米更保险些，这些玉米都是从美国进口的罐头食品，因为荷兰玉米不能食用，只能用来喂牛。
至于甜食，可以上16世纪一种有名的干酷饼佛拉米什饼。如果客人不喜欢，我们还可以上各式各样的干酪。因为意大利人就像苏格兰人喜欢羊肉杂碎布丁那样喜欢干奶酪。
酒最不成问题。任何一种劣质红葡萄酒，哪怕是意大利所产的廉价的奇蒂安酒中的任何一种都会让客人满意。优质红葡萄酒只会浪费金钱和精力，因为我们的客人在饮酒方面和现代美国普通老百姓一样，品尝不出什么好坏。
音乐必须精心挑选，因为两位客人对此都感兴趣。列奥纳多是位一流的诗琴演奏家，还尝试过把多种乐器放在一起演奏，这种演奏在文艺复兴初期很时兴。但丁在他的《神曲·地狱》中描述曾与13世纪著名的牧歌作者彼得·罗·卡塞拉 “相遇”，并说非常喜欢轻快而又温柔的旋律。
然而，那个时期的音乐传下来的寥寥无几，卡塞拉的作品 也不例外。我决定先放一张吉潘姆，迪费的作品。这张唱片在托马斯·莫尔爵土造访伊拉斯谟那天晚上大受欢迎，可谓他的代表作。此外，我还选中了吉尧姆·德·马肖的《信条》和《弥撒圣曲》，它们均出自他为法国查理五世1364年加冕典礼而作的弥撒曲。其他曲子主要是为列奥纳多选的。其中有雅科波·佩里的《我的快乐歌》(此曲出自歌剧《EURIDICE》)，以及蒙特威尔地的《美丽的珍宝》和《金色的头发》中的两个曲调。另外，为了延长时间，(因为这两位各方面都迥然不同 的意大利人能有共同语言吗?)我又安排了多米尼哥·奇玛罗萨的《秘婚记》序曲和阿提利奥·阿廖斯蒂的女高音和古中提琴曲。
塞哥维亚的吉他曲唱片也有不少。这些制作精湛的唱片名作足会使列奥纳多高兴的，他本人也曾是位当之无愧的名吉他手。如果列奥纳多听得不耐烦了，说不定会像许多优秀的画家那样非常高兴地拿起纸笔，他甚至可能会效仿乔托和塔奥奥·加迪，画一幅精美的但丁画像送给我们。
知道他极喜欢用红粉笔作画，我就从露西娅那儿借了几根。我想这样他该心满意足了。至于但丁，要是他感到无聊的话，可以坐下来沉思片刻。我们非常了解世界上的名人，我得出的结论是：对人进行分门别类地预测是完全不可能的。显而易见的是，天才可能是才华横溢，也可能是单调乏味。我们只好相信运气。
以下是我写给费里茨的但丁简介，由专人送到阿姆斯特丹。
亲爱的费里茨：
我很担心，如果要现代的年轻人喜欢但丁就像要他们喜欢吃无花果或玉米碎肉那样难。他距我们的时代如此遥远，以至于我们很难与这位孤独的漫游者建立起任何直接的联系。他对自己所处的世界感到绝望，试图通过游历地狱、天堂来逃避现实。
我越来越感到，给你送去的这些介绍著名人物生平的普鲁塔克式长篇大论没什么用处。这些人物就像我们过去3个月里所邀请的客人一样，常受人赞扬(或贬低)。比如但丁，很多大学都设有但丁学课程(现在仍有)，这些课程由一些正式教授主讲。他们一生除了诠释这位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或发掘出他那些陈旧的洗衣账单和尚未还清的杂货账目外，别无其他。因而我不能指望挖掘出多少新东西。同时我必须承认，自己虽然喜欢吃回锅菜，却不喜欢任何形式的炒冷饭。
但丁的全名叫但丁·阿里盖利，听上去有些古怪。德国人有个可爱的习惯，他们谦虚地宣称每个取得一定成就的人(只要他们属于北欧高贵种族)都是德国人。因而他们也努力想证实但丁的名字源于条顿族，阿里盖利最初应该是叫阿尔迪杰或类似的姓。但丁本人似乎从未意识到自己有德国祖先。事实上，他也承认自己几乎不知道有关祖先的情况。在但丁的“地狱之旅”中，曾巧遇了一位曾祖父，其名字有点罗马化了，叫着卡西亚·吉达或类似的名字。这位彪悍的勇士、十字军的战士具体犯了什么罪或做错了什么事，我记不清了。但他的确下了地狱，而且还和其后人进行了一次短暂的、愉快的交谈。作为诗人而非历史学家的但丁极可能杜撰了这位杰出的祖先，就像我在《伦勃朗的人生苦旅》中塑造了一个善良的房龙博士一样。这位房龙博士从那以后便被列入了《德意志医药百科全书》，虽然他只是我大脑中塑造的形象。
还有一点我得马上作出说明，以免混淆。但丁写《地狱》不是为了加深我们对14世纪历史的了解。他只是想借此表达他个人对从政期间接触到的许多人的看法，他的文学名著也是他报复左邻右舍的手段。这些邻居们并没有像但丁想象的那样尊重他。
但丁给我们留下的名为《神曲》的喜剧，从文学角度来看，它的确写神了，因为与这位郁郁寡欢的佛罗伦萨人的不朽之作相比，几乎没有一部但丁的著作带有如此的怨意、如此的仇恨，以及如此强烈的复仇欲望。
我们对但丁父亲的情况了解甚少，只知道他结过两次婚，还有好几个孩子，但这些孩子都平平庸庸，对但丁的生活并未产生过特别影响。我们有充足的材料证明，他的家庭虽然不是贵族家庭，但也还算富足，其父亲和祖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都是那一带数得上的人物。但当我们想了解他童年和青年时代的详情时，我们又再次陷入了黑暗之中。在父亲的资助下，他接受了当时平民所能受到的最好的教育。因此，这位后来 “游历地狱的哥伦布”在文学领域里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白手起家。他学到了在13世纪下半叶一座中世纪城市里所能 学到的一切(他生于1265年)，而且对古典文学谙熟于胸。
这个时期流传下来的惟一一件事，就是他第一次见到了可爱的贝雅特丽齐·波提纳丽，并对她产生了强烈的爱，这使他一时神魂颠倒。尽管他钟情于这位少女，可从未与她有过约会，这也难怪，因为他们在这座老城的街道上首次相遇时都只有9岁。
这种爱恋和我们年幼无知时的苦恼毫无二致，可在但丁这位非常怀旧的作家心中，失恋的记忆影响巨大。因此，在但丁所有的作品里，我们能反复地读到这位可爱的贝雅特丽齐。然而，和他从政的决定相比，她对他后来生活经历的影响并不大。
你一定记得在学校里学过的那段历史，当时要在佛罗伦萨从政，就必须加入两党中的一党。而这两党在近100年的时间里都在为控制这座城市恶战不已。年轻的但丁首先要做出决定，用我们今天的话讲，是成为一名共和党员，还是一名民主党员。
但丁出生时，佛罗伦萨几乎所有的显赫家族都分裂成吉贝林(皇帝派)和居尔夫(教皇派)两个水火不容的派别。因为总是记不住谁是吉贝林派，谁是居尔夫派，我最好再查阅一下。让我看看，居尔夫派(该词源于一德国姓，WOLF，一个显赫的撒克逊家族，这很好记)长期以来与霍亨斯陶芬派抗衡，后者支持德皇，是前者的对头。在意大利，霍亨斯陶芬派被称之为吉贝林派，这个发音被用来称呼其最大的城堡之一韦卜林根。源于德国的这两大家族的斗争逐渐蔓延到了阿尔卑斯山脉以南，在那儿也形成了两个互相对立的政治派别，就像德国的居尔夫派(教皇派)和霍亨斯陶芬王朝派一样激烈地对抗，但对抗的原因不同。在意大利，居尔夫派希望教皇成为意大利的权力象征，而不愿德皇来统治其国家；吉贝林派(皇帝派)支持德皇，把他看作是整个亚平宁半岛的统治者。
也许我可以解释得更简单些，即吉贝林派代表贵族统治，而居尔夫派多少带点民主色彩。当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是它代表着人数众多的中产阶层，在几乎完全缄默了一千年后，终于又开始像以前那样能对政府施加某些影响。不用说，富裕的城市在感情上大多属于居尔夫派，而乡绅们则信奉吉贝林派。在佛罗伦萨，但丁出生之前不久，居尔夫派被赶下了台，然而两派之间仍保持着强烈的对立情绪。当但丁开始其政治生涯时，该城分裂成了所谓的黑居尔夫派和白居尔夫派，简称为黑派、白派。这两派就像现代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那样始终争斗不已。
但丁30岁起就一直在佛罗伦萨市政厅工作，碰巧加入丁白派。因此，当一场突然降临的动乱使黑派重新掌权时，他和白派的所有领导人被迫离开这座城市，并受到威胁：如果胆敢再踏上佛罗伦萨土地，就将被处死。一夜之间，600个德皇支持者的家庭突然被剥夺了所有的财产，被流放到这个慷慨的大世界里，身五分文。对他们中许多人来说，这意味着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一些意志稍微坚强的人就在附近白派掌握的市镇里安顿了下来，靠做些体力活儿，或在当时意大利著名的血汗工厂做工过活。还有一些人成了职业流亡者，把余生都投入到推翻故乡政府的事业里，并接受任何愚蠢的人们提供的资助。
惟独但丁例外。那时他一定已是略有名气的文人了，因为他不必为日常所需发愁。这些日常用品极其简单，对一个政治难民来说，每周几美元已足够用了，而但丁手头总是有那么几美元。由于那时他没有一个固定职业，于是他便产生了一个想法——何不首先去看看意大利同胞们懒得去看的这个世界呢? 同时还可以更深入了解一下意大利同胞。

第一站，他去了米兰，向新当选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表示敬意。罗马帝国源于日耳曼民族，公元800年由查理大帝创建。从米兰出发，他游历了整个意大利北部。此后，他得到了许多支持吉贝林派或帝国事业的意大利王公短暂的热情款待。而后便迁至小城拉文纳，在当地的独裁者圭多·达·波伦塔的庇护下度过了他的后半生。在那儿，他完成了他的不朽诗作。公元1321年9月14日，但丁去世。
在去世前几年，但丁有过一次回故城佛罗伦萨的机会，条件是必须缴纳一笔巨额罚金，同时还要在教堂里举行当众忏悔仪式。他拒绝了。一封被保存下来的信记录了这一切，这封信读起来非常像托马斯·曼回复可憎的波恩大学纳粹校长的高贵文献。该校长取消了几年前授予这位德国最杰出作家的荣誉学位。这件事让我们对但丁钦佩不已，甚至有些喜欢，因为很少有人能像这位不幸的流亡者如此深爱他出生的城市。对佛罗伦萨的眷恋日夜伴随着他，而你和我，亲爱的费里茨，对我们小小的维勒都深爱不已(上帝知道，这不是佛罗伦萨)，因此是完全能够理解他那永恒的忠诚。对我们来说，无论走到哪里，总希望将来有一天回到维勒。而但丁知道他被判的是终身流放，这是改变不了的。对他来说，荣誉高于一切，当他感到自己没有犯罪时，就决不认罪。因而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赦免，即使这意味着他再也不能看到他所钟爱的托斯卡纳小山丘、再也不能站在缓缓流淌的阿尔诺河畔了(他正是在那里首次见到了可爱的贝雅特丽齐)。他珍惜自己的名誉，宁愿在拉文纳松林里过着高贵的孤独生活，至死也不原谅别人，也不求被别人原谅。
我们能肯定，流亡的苦难经历影响了他对生活的整体看法，致使他的作品到处都充满着一种阴郁压抑的气氛。读他的书常常成了一种责任，而非乐事。虽然但丁在把某些被打入地狱的人介绍给我们时，是位极不可靠的向导，但这些书里所写的东西都被赋予了一种明显的高贵情调。
应着重强调的是，《地狱篇》与其说是但丁为自己的生活所作的辩护，倒不如说是为国尽力从事的政治活动辩护。假如有一天威尔逊总统写他的地狱篇，我们不能期望他会把全体参议员置于圣人中的突出位置。
但丁的《地狱篇》是有史以来成见最深的著作之一，因此对之持谨慎态度是完全必要的。这使得我们不得不给作品大量添加注释，以便现代人能比较容易地欣赏这部著作，但丁的同代人相信更能了解其中的每个暗示的隐喻。在某种意义上，但丁是这部作品的“专栏作家”，只不过他比同代同行们走得稍远些罢了。但丁不只让他的敌人在地狱中度过余生，更要他们在那里受到火的煎熬。

谈到但丁的这部著作，我想，书是主要的，作者是次要的。这部著作最初的提纲创作于1300年复活节的星期五，至于他何时开始写作、何时完成一直是个未知数。至于其他著作，如《新生》，是献给难以忘怀的贝雅特丽齐的，还有《宴会》(要是在今天他就会称之为《桌边谈话》)，是14世纪的 一部知识性读物——不用说书中各卷阐述的观点极富哲理性，它们和阿尔费雷德·丁尼生勋爵写的历史剧同享盛名，但这 些书从未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宁愿做6周的苦力，也不愿去读其中的一卷。
接下来让我看看(主要是自娱)，我是否能用尽可能少的文字，概括性地为但丁作些辩护：为什么虽然有许多相反的说法，《神曲》在历经几百年之后仍不失为一部佳作，其作者始终跻于最伟大的文学家之列。
我建议同时邀请但丁和列奥纳多，是因为他们代表了人类历史上两个典型的篇章——一个是中世纪的终篇，一个是文艺复兴的开篇。这将成为我为但丁辩护的基础。
但丁是中世纪最后一位最伟大的人物，因为他是最末一位在普通人们可能成为一部百科全书、能知道他那时所能知道的一切的时候进行写作的人。因此，《神曲》不只是《失乐园》那样的宗教诗歌，还是中世纪人们所知、所说、所想、所做的一切的评论。即使我们失去了有关中世纪的所有材料，只凭一本但丁的著作就能重现整个中世纪生活。
现代人再也做不到这一点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向我们展示的只是上个世纪上半叶生活在法国的那些人。左拉努力展示的则是下半世纪的情景。但丁超出了他们。他的活动环境不像刚刚提及的那两个法国人复杂，他生活在一个极其简单的时代里。那时，时空尚未被打乱，上帝掌管一切，科学实际上并不存在，艺术创作采用的是相当简陋的材料，乐器以及现代印刷技术(诸如油画颜料、印刷机乃至不褪色墨水等)，则是在很晚以后才出现的。
人们靠步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如果要驾船远航，光靠直觉和猜测根本无法到达目的地。当时人们的生活中连最基本的舒适条件也不具备，因此王侯和贫民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区别。王侯可能会有1000匹马，但他一次也只能用一匹，因而行进速度不会比只有一头骡子的农民快多少；并且假如这头骡子乐意进行一次小小的旅行，那么它可能比王侯、帝皇的种马还要快得多。
即便是在相当先进的条件下，要把那时的文明及文化浓缩在一本书中，并使之成为一部生机勃勃、丰富多彩的一流杰作而非枯燥乏味的百科全书，这的确是一个壮举。
但丁去世不久，一场以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为特征的文艺复兴运动随着迅猛的艺术飙风横扫欧洲。在取得可喜的初步胜利之后，文艺复兴的人们开始瞧不起他们的上一辈，并用鄙夷的眼光打量着13—14世纪辉煌的建筑成就，他们认为这些建筑过于哥特式，过于野蛮、粗俗，不能真正激起他们高雅的情趣。
从那以后，我们学乖了。如今我们大多推崇沙特尔大教堂而非圣彼得大教堂。我们逐步认识到，在漫长的流亡生涯中，但丁用自己身心的苦痛，用纸和墨筑就了一座座伟大的丰碑，达到了中世纪的顶峰。其中更有十分重要的因素——天才的智慧和灵性。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谈一个与但丁迥然不同的人。
但丁，作为中世纪的一个完美的儿子，“了解”并赞扬中 世纪；而列奥纳多则对其进行“猜测”，他从未停止过对世间万物的怀疑、探究。但丁可以说是已走到尽头的中世纪时代精神的著名代表，而列奥纳多则堪称文艺复兴时期心智的杰出代表。
列奥纳多出生于1452年，死于1519年。假设他前20年在接受教育，那么，他至少还有47年来从事他的事业。他不仅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画家之一，而且在其他诸多领域也享有崇高的声誉。他集建筑师、工程师、雕塑家、运动员、物理学和弹道学研究者、诗人、作曲家、音乐家、哲学家、发明家于一身，同时又是军事专家。由此看出，他是多么的繁忙。
这似乎与我刚刚谈到的但丁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之所以称但丁是中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人物，是因为他把那个时代的所有能得到的知识全部收入到一本巨著中。不过但丁是对过去已知的“综合归纳”，而列奥纳多则是展示未来的预言人。由于预言要比“综合归纳”困难得多，因此两者相比较而言，列奥纳多更伟大。对如此截然不同的领域里的两位伟人进行比较，似乎显得毫无意义。因此，讨论到此为止。
列奥纳多是个私生子。父亲是佛罗伦萨的律师，而对他的母亲，我们一无所知，也许是芬奇村人，孩子的名字可能由此而来。他父亲一定对他很关心，让他接受了一份良好的教育。由于他显示出对艺术的偏爱，便被送到安德烈·德尔·韦罗基奥那儿去学艺。在他还年纪轻轻时，便以杰出的画家、雕塑家、工程师和银匠而闻名。
说起列奥纳多，我们不妨回到刚才提及的令人感兴趣的有关“天才”的话题。最近4个月以来，我们接触了许多具有杰出才能的男人和女人。但我遗憾地说，在他们偶然来我这儿作客之前，我对他们知之甚少，现在仍知之不多。然而我开始有种感觉：天才好像葡萄酒，某些地区可能比另外一些地区更盛产天才，某些年份可能比其他年份更丰收。但是对于这个话题我不敢太教条化，因为相反的情况也常常出现。例如，世界上某个贫瘠的地方突然盛产一种优质的佳酿，而另外一些每年都提供给我们大量优质葡萄的山地却突然莫名其妙地变得很贫 瘠，如同澳大利亚大陆的中部沙漠一样寸草不生。
酿造葡萄酒是一门高雅的艺术，这方面的专家对于年收成的巨大悬殊一定有所研究。不幸的是，人类还不如卑下的葡萄，从未经受过这种临床的研究。可想而知，我们对葡萄的了解远远超过了我们对人的了解。在这个注重以普通人为研究对象的社会里，特殊人物很难成为研究的主题，因而不会马上有什么机会研究天才之谜。
同时，尽管我们自己已掌握了一些资料，但这些只能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例如，像尼罗河流域这样土地肥沃的地区成为人类最早的文明中心这很容易理解。但为什么一个像希腊那样岩石裸露、贫瘠的半岛，竟能成为范围如此广大的启蒙运动的灯塔，且到现在仍然照亮着我们，这依旧是一个未解之谜。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岩石林立的半岛，至今他们也没能为人类的进步进程作出丝毫贡献。
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为什么这个低地国家平坦的牧场能产生出高超的绘画水平，而其他低地国家，比如说丹麦，只有那些平庸的作品，原因何在?再让我们看看音乐方面。在维也纳，帝国统治下的文化和新闻出版受到严格的限制和检查，人们只能避开禁锢的政治来寻找其他一些发泄感情或精力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音乐便总会成为最理想的发泄方式。但为什么维也纳会突然间冒出格卢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施特劳斯等一些音乐巨匠呢?这也仍然是一个难解之谜。而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其他国家也遭受到同样野蛮 的压制，他们的音乐作品为什么没有显著的增加?不论何时我与别人讨论这个问题时(一天几次)，别人总会告诉我，维也纳之谜在于维也纳是一个多种族的杂居地，这样的大熔炉总会产生出一些音乐天才。这的确很有道理。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同样是由一百个民族组成城市里，却没有一个一流作曲家呢?
更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如此旺盛的艺术和精神之火一旦熄灭，就再也不能重新燃烧起来，不论人们如何拉动当地音乐热情的风箱也无济于事。凡是到过现代意大利或希腊的游客，都会记得(带着相当程度的恐惧感)那些奇形怪状、令人恐怖的建筑物，而这些国家近百年来也一直在为此自责。米开朗基罗和布拉曼特的国度变成了利克布街，并得到人们的喜爱。到莫扎特墓地朝拜的人仍然会听到维也纳的音乐，但那是进口音乐，因为随着约翰·施特劳斯的去世维也纳的音乐天才们也消失了。勃拉姆斯也是个“外来品”(约翰出生时，从汉堡到维 也纳几乎和从纽约到维也纳一样遥远)。马勒和布鲁克纳也是这样。一切企图使这个泥泞的多瑙河旁的城市重新成为真正的音乐中心的努力，如同企图通过开凿一条通往北海的运河并使布鲁日再次成为商业中心的努力一样非常可悲地失败 了。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在荷兰，作画的人大有人在，但是伦勃朗和弗美尔这样的伟大画家却不再出现，在歌德和海因利希·海涅的故乡，今天的人们读的则是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我谈这些仅仅是因为这个话题令我着迷。能否找到其中的答案并不是我所期盼的，但这种自言自语偶尔会成为我的一种消遣。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早期的意大利。 在但丁去世和列奥纳多诞生的那些日子里，意大利半岛几乎没有培育出什么天才。那是一些特殊类型的天才，一种属于整个世界的天才，就像在英国乡下旅馆能吃上一顿美味佳肴那样罕见。
这是一个得到上帝保佑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波伦亚、帕多瓦或萨尔诺的一些默默无闻的教授可能同时开设五六门不同的课并都教得很好；在这个时代里，著名的画家可以成为出色的大使，作家可以官居要职，国家和城市统治者也在尝试写作、作曲、绘画，甚至连教皇也不可小瞧，因为他也许是一名绘画鉴赏家。
而且，当时的世界是一个人间乐园，几乎每一个有才能的男孩都有机会以某种方式来展现自己的艺术天分。尽管在当时还没有现代的音乐和艺术学院，但人才之广泛，程度之强烈，颇像我们今天寻求大有发展前途的棒球或橄榄球运动员人才一样。如果遥传在托斯卡纳或翁布里亚某个遥远的村落有个初露锋芒的画家或雕塑家，那么艺术代理人就会紧随而至，其心情之迫切如同我们今天获悉得克萨斯或泽西的某一次非正式联赛中冒出了一个杰出的游击手或中卫的消息一样。
甚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那种中世纪生活中的怪物也显得微不足道。合法的婚姻子女当然很好，但不合法的私生子也并不是什么障碍。一切正如舒伯特所说的那样：“他行吗?” 或“那个家伙会什么?”如果他真行，通晓事理，他将会受到欢迎。否则，就让他原地不动，仍旧与他的羊群、锅碗瓢盆或记事本呆在一起。
文艺复兴绝非是揭示人性完善主题的创新词汇。15—16 世纪的人们对科学的冷漠和中世纪的人们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严重的社会问题困扰着人们，但他们对此毫无兴趣。他们一直默默地生活在一个完全发臭的世界上，甚至对最原始的个人卫生也漠不关心。那些身着华丽的绫罗绸缎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先生、女士们甚至能容忍令我们咋舌(认为是完全不必要的人力损失)的高死亡率。那些优秀的人士——尽管在许多我们认为都非常重要的方面远远落后于我们，但在其他一些没有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方面远远超过了我们。
中世纪时期，宗教一直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们从清晨起床到晚上睡觉期间的所作所为全都受到教会的监督和控制。现在，人们想象力已逐渐脱离宗教的束缚，被艺术所取代。新欧洲大陆的人们在背离心智世界几乎整整10个世纪后，才从长期以来对来世生活的美好憧憬中醒来，意识到此时此刻在地球上的生活也是非常美好的。他们像他们的祖先一样童心未泯，惊喜地拿起新玩具，并把它们变成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就像仅仅数年之前十字架和玫瑰曾给他们的生活带来重要影响一样。
列奥纳多同代的佛罗伦萨人、米兰人、威尼斯人、帕多瓦人，以及锡耶纳人都没有去过剧院，尽管那天晚上上演的碰巧是风靡一时的剧目，尽管错过这次机会会引起邻居对他们的嘲讽。他们没有因为呆在家里会失去下次老板邀请他们到家里做客时的谈资而在新画揭幕时拥向教堂；他们没有因为去剧院是件时髦的事而急切地等待着新剧的结束；他们也没有邀请那些有特殊风格的艺术家，因为这些艺术家的拜访会使他们的名字在下周日的社会专栏上出现。一些人可能这样做了，但同先前比较，相当多的人(甚至不排除古希腊人)积极参加了这种表现艺术精神价值的活动，因为他们的确对此感兴趣并理解所做的一切。他们对所有著名的作曲家的作品了解得一清二楚，就像现代美国城市的市民熟悉所喜爱的拳击手得分一样。他们能给艺术大师的作品打分，其专业水平和精确度绝不亚于那些我们所看到的，在得克萨斯基督教徒队和南卫理公会会徒队之间一年一度比赛中的职业教练。
看来我避免不了要拿体育比赛来进行对比了，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体育运动取代了中世纪的宗教，取代了文艺复兴时期对艺术的挚爱，取代了16世纪大发现的热情，取代了法国革命的前夜对博爱的崇尚。

现在让我再来谈谈我所知道的事实。我相信我所提供的背景知识足够让你们相信，为什么列奥纳多会有那样的经历，这在15世纪后半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被看做是很自然的。
1472年，列奥纳多20岁，由于他在绘画上已小有成绩，因而被允许加入佛罗伦萨的画家行会。和那个时代的其他学徒工一样，他常常代替老师作画。从他那些早期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伴随他终生的灾难性的习惯——从不很好地完成一件作品。这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开创者，在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和追根溯源的强烈欲望的驱使下，急于寻找问题的答案。一旦感到自己已走人正轨并将有所成就时，他便不再对老问题感兴趣，而是转向新的领域。他坚信自己是文艺复兴的一个忠实的、极富人性的信徒，在各个领域里都富有使命感。他不仅仅涉猎绘画和雕塑，而且大胆地把自己的研究推进到艺术和科学的每一个领域。列奥纳多是一个两颊长满络腮胡子的老头+他最著名的自画像(用红粉笔画的)留给我们的就是这种印象。这副相貌和他年轻时的容貌必定有很大不同。所有他的传记作家都认为他早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他仪表堂堂、风度翩翩、举止优雅。这使他在同王后和王室的女仆打交道中，得到了厚爱。
十分有趣的是，在16世纪和当代之间，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相似的现象。今天，艺术家若想支付得起房租并时常向他的模特提供黑麦火腿，就必须对他潜在的顾客，主要是女性具有吸引力。由于对艺术不再有什么特定的欣赏标准(150年前洛可可艺术的结束标志着最后一次世界性的文化形式的消失)，因此现代艺术的资助人很容易坚持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尽管他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样的是好的，但他们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但不幸的是，事实上他们往往不能确定自己真的喜欢什么。因此，他们便如同雇佣一个管道工一样，雇佣一个画家或作曲家。这些人只知道为别人大力推荐，却并没有亲自去了解，缺少第一手材料。若是管道工，他们当然必须谨慎待之，因为谁也不情愿让水淹了自己的地窖。但一个三流的画像，只要调色均匀，或镶上昂贵的画框，或在当地的报上撰文吹嘘一番，总可以对付过去。由于大多数心存羡慕的客人，对于肖像画同他们的女主人一样无知，因此那件帆布作品的真正价值不会为人识破，至少在其主人的有生之年是这样。
在列奥纳多生活的时代，订画的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因此艺术家就不必为了卖画或建立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不情愿地去参加社交活动。如果他们参加女士们举办的鸡尾酒会，主要是冲着那份免费的饭菜而来，而不是为了在席间商谈售画事宜。 列奥纳多太幸运了。虽然他对女性没什么兴趣(或兴趣不大)，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和男人在一起度过的，只是偶尔为那些男人的妻子作画，或偶尔画圣母玛丽亚时用女人作模特。但尽管如此，他仍非常受欢迎，直到生命最后几天还有人请他作画。要是在今天，他这样的人恐怕难以维持生计。但他生活在15世纪，他去世时还是相当富有的。如果那些王孙贵族能够稍微按时一点儿偿付他的画费、如果他本人没把他的大部分收入无休止地花费在潜水艇和飞行器等诸如此类的试验上的话，他死时就会更富有了。
我向你们介绍的这些事实，历史学家们都极为珍视，而多数艺术家却视而不见。在这里，我列举了自1472年他在佛罗伦萨成为一名绘画大师，直到1519年死于昂布瓦斯——巴黎附近的一个小镇的大致情况。
洛伦佐·德·美第奇，佛罗伦萨的统治者，极其热爱艺术，而且(极为重要的是)对此颇有研究。1483年，列奥纳多作为洛伦佐的特使拜会卢多维科·斯福尔扎——当时米兰的政治巨头，即为人所知的卢多维科·伊尔·莫罗(亦即黑人路易)。列奥纳多此次出访主要是为了博得莫罗的好感。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使命，而且在米兰极受欢迎，以至于当他要返回佛罗伦萨时，莫罗坚持让他留在自己的身边。列奥纳多在那儿呆了16年。
在这期间，列奥纳多完成了一些作品，但更多的作品他只是勾勒出了雏形，例如他的著名代表作《最后的晚餐》。除此之外，他还画米兰的大教堂、负责大公府第的翻修工程、设计伦巴底草原的水利灌溉系统和马雷姆运河的挖掘。空闲时，他还为伊尔·莫罗组织策划了几场世界著名的盛装游行舞会，并专为这些聚会写了假面舞剧和寓言剧。演出中的大部分乐曲也是由他创作的。
此外，他还绘制了米兰的城市防御工程草图，完成了一部有关绘画的论文，而且还准备建一个高26英尺的弗朗切斯科· 斯福尔扎的巨型骑士塑像，为米兰增色。然而遗憾的是这座塑像没能完成。塑像的雏形被一群调皮的士兵毁坏，他们把塑像当作了射击的靶子，那时的米兰城完全在他们的控制之下。
这一切对列奥纳多来说还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除此之外，他还挤出时间继续进行人体解剖和飞行器的研究。他根据鸟的特征，制成了一种飞行器(如果当时他能找到合适的发动机，这种飞行器能在天空中翱翔)。同时他还为市政府新址进行设计，为一群醉醺醺的人老珠黄的老太婆们相面。他还在集市上举办艺术讲座，教米兰城里那些富有的年轻人怎样骑马跨越障碍。和托斯卡奈利(哥伦布在进行第一次航海时用的就是托斯卡奈利画的世界地图)一起钻研数学。他还能够弹奏极为复杂的诗琴并为此谱曲。当莫罗的一些关系相当不错的政坛 的头面人物准备起草防御或水利灌溉工程的计划时，他们常求助于莫罗，希望全能的列奥纳多能为他们出谋划策，这时，列奥纳多又成了他们的建筑顾问。
列奥纳多在宫廷忙碌的空暇之际，常会有许多所谓的著名的“插曲”发生，最著名的“插曲”之一便是1502年，切萨尔·博尔吉亚派人请他帮助解决意大利中部的几个大规模工程中遇到的问题。你或许会奇怪，列奥纳多置身于蓝图设计之中，怎么有暇他顾。但就在第二年，即1503年，他开始着手为扎诺比·德尔·乔康达夫人作肖像画。400年来，列奥纳多的代表作《乔康达夫人》亦即《蒙娜·丽莎》一直为世人所熟知，画中那位面带神秘微笑的夫人就是这位扎诺比·德尔·乔康达夫人。
最后，列奥纳多发现的订单越来越多，因此不得不准备了两个设施齐全的工作室，一个在佛罗伦萨，一个在米兰，后来在罗马又增加了一个。当时正占据着教皇宝座的是他的旧恩人美弟奇家族。
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不到40岁，而列奥纳多虽然夜以继日地工作，却活了60多岁。然而后生可畏，新人辈出，像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这样的年轻人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列奥纳多很明智，决定激流勇退。绘画和音乐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使他着迷，他开始对科学研究越来越如痴如醉。因此，他欣然接受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的邀请，在其宫廷内任职，在那儿他很清闲，可以从事他喜欢的事情。这正是他所希望的圆满结束其生命之旅的方式。
弗兰西斯一世是个信守诺言的人，他年轻有为，雄心勃勃。他觉得能够得到像列奥纳多这样有名气的艺术大师是他这一生能取得的最大成就。他下令昂布罗斯附近的整个克鲁斯堡都由列奥纳多支配，并从国库中支出足够的资金——他最尊敬的客人应得的报酬——支付给列奥纳多。
他的随从们，包括许多学徒工、陶工、铁匠，还有秘书、艺匠、仆人等，都跟随他告别祖国意大利来到法国。现在，他终于如愿以偿，有机会来整理40年来他日积月累的成捆成箱的笔记和科学观察记录了。这些资料全都是用密码记录下来的，除了他本人外，没人能看懂。
但一切已经为时太晚了。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许多史料中都提到他是个“左撇子”，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怀疑，他要么轻度中风，要么患了一种作家职业病——痛性痉挛。演奏员、电报员、作家等很容易得这种莫名其妙的神经性疾病。这种病危害很大，若舞蹈家的腿部患此种痉挛，也就意味着他不得不结束其舞蹈生涯了。这种怪病至今也无法治愈。人们只能用还正常的另一只手来继续写作、绘画或演奏。从他晚期的绘画作品判断，列奥纳多是被迫改用左手继续他的绘画事业的，从而他不得不成为一位左撇子艺术家。
1519年春天，也就是他来到法国两年半之后，列奥纳多觉得他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但他的思想依旧活跃。在上一年的春天，他就安排好了王位继承者登基时举行洗礼仪式的各种活动。是年秋天，他又负责安排波旁王子与美弟奇公主的婚礼上的一切娱乐活动。除此之外，他还着手起草连接卢瓦尔河和塞昂河的运河施工的宏大计划。在学生们的大力帮助下，他得以从繁琐的细节中摆脱出来，以便能够全力以赴地把精力放在工程的关键问题上。列奥纳多一生工作浩繁，是普通人毕生工作量的总和。如此殚精竭虑，他必须预料到迟早有一天他的“发动机”会老化得再也不可能像从前那样高效了。
1519年复活节前夕，列奥纳多立下了他的最后遗嘱，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是那么的宽厚仁慈、心胸开阔，这正是他独特的举世皆知的人格魅力所在。他预感到死亡的逼近却毫无恐惧。在1519年5月的一个美丽的夜晚，列奥纳多安详地入睡了，从此长眠。充实的一天赢得一夜安眠，多彩的一生换来幸福长眠。
当然，我本应记着那事儿，但我不知为何有些心不在焉，差点给忘了。周六晚快7点之前我才突然想起，我们应该准备 再接待另一位客人。那时，我正在去费里茨家的路上。跟往常一样，从一大早我就在撰写《伦勃朗的人生苦旅》，然后绕了一大段路去集市。在通往米德尔堡的大路附近，我突然遇到很奇怪的一群人。
但丁先生迈着稳健的步伐，向维勒城走来。但他并不是一个人来的。我本应想到这一点(如果我稍微聪明一点儿的话) ——他那位忠实的向导——正是他一直陪着但丁先生从另一个世界中走出。他身后紧跟着一只像猪一样的动物，背上驮着一种怪兽。我这个笨蛋，竟然忘了维吉尔，而且在我看见他本人时才想起来。还好，我还有时间重新安排席位。我匆忙跑回家，抓起自行车(就像牛仔的马一样一直忠实地守候在善良的维勒人的家门口，以备随时使用)就跑。几分钟后，乔就接到了必要的指示，在汤里又加了3杯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