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6点钟，我就在米德尔堡车站给费里茨打了个电话，没有急着回去。我们从不打扮自己，由于不甚清楚我们邀请的那些人在服饰方面究竟有何讲究，故而总穿着黑色西装，并不特别正式。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就随便东拉西扯，没有固定的话题，我们甚至还想在客人来之前喝上一杯雪利酒，但不知这是否礼貌。我们还是对自己说：“可以，为什么不喝呢？”于是费里茨叫道(在维勒当然不可能有电铃)，“喂，乔——!上两杯雪利酒，好吗?”
随即传来一个悦耳的声音：“来三杯吧，天这么冷，我也喝一点暖暖身子。”
在我们没注意时伊拉斯谟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来去踪影不定，对此我们已习以为常了。但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这次他又像往常那样非常准时地稍稍赶在其他客人来到之前到达。他自己可能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给了我们一个也算得上理由的解释：“这些天下午呆在你们提供给我的那间可爱的小房间里有点冷了，我也不想生火，反正我得快点过来。”
可怜的伊拉斯谟!他从未真正暖和过。年轻时他挨过不少冻，后来就一直怕冷，就像那些前半生挨饿的人一直到死都饿狼般地吃东西。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需要那么多额外的能量，而纯粹是出于习惯。
我曾告诉露西娅，即使在7月份燃起一堆火，伊拉斯谟也会坐在椅中直打哆嗦。“我织件毛衣给他吧，”露西娅马上建议道，“织一件渔夫穿的厚毛衣，就像我去年为亨利织的那种。”
我们都为这一慷慨建议鼓掌，可露西娅又担忧起来，“可我怎么知道他的尺寸呢?”她问道，“他在长袍或叫外套什么的衣服下面又穿些什么呢?小时候当我看罗马教皇的相片时，我总想知道他的长长的白袍下究竟穿的是什么——长裤、短裤还是一条运动裤，或根本什么也不穿?我想对于一个父亲是受人尊敬的荷兰将军的小女孩来说，这想法不好。但我记得那时的我总是十分好奇。一次甚至还问了我们的牧师，他当时惊愕不已，回答说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一个被认为是基督教徒的人只能戴一顶金冠、穿一件丝质长袍而不再穿别的什么，真是太糟糕了!我告诉他我所知道的穿戴在外面的金冠和丝质长袍是怎么回事。毫无疑问这些服饰看上去非常棒。但教皇的裤子又怎么样呢?我探讨这个问题时最多四五岁，但作为将军的女儿竟问牧师有关教皇裤子的事成了一个不小的丑闻。虽然我在罗马住过很长一段时间，但我至今仍不知道答案，因为这些事情很难弄明白。所以，我现在怎么能决定给伊拉斯谟织多大的毛衣呢?”
费里茨对她说，这件事就由他包了。在我们下一次拜访这位老绅士时，我对他正在研究的希腊手稿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与此同时，费里茨乘机溜到他椅子后，把手帕当作卷尺量出了大概的尺寸，露西娅就依此来织毛衣。现在她正忙着织——鲜艳的红色毛线——介于米红与胭脂红之间的混合色——专门从巴黎订购来的。
“穿上这件毛衣会让他觉得自己像红衣大主教，”露西娅又解释说，“当然颜色无关紧要，因为没有人会看到他穿的这件衣服的。”
她还需几周才能织完这件毛衣，这正与我们的计划相吻合，因为那时圣尼古拉斯会来我们这儿，对那一天我们已作了特殊安排。为我们博学多才的老朋友找一份合适的礼物是很难的，而一件毛衣是再好不过了。
让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话题上来。我们三个人坐在那里，伊拉斯谟坐在火边他所钟爱的椅子上和乔交谈着，乔逐渐理解了旧式荷兰语，从而应答如流，两人聊得十分愉快。荷兰人并不拘于礼仪，他们俩在伊丽莎白女王的朝廷中可以成为出色的官员。
随后，乔说她必须回厨房准备蔬菜。
“我得为我所做的一件事道歉。”伊拉斯谟开始说道。费里茨说他想不出这世上还有什么事值得伊拉斯谟为之道歉的。“至少对我们普通人来说会有做错事的时候。”他想了想补充道，“不过话得说回来我们根本不是神学家。”伊拉斯谟习惯地举起了双手说道，“但愿我没做错!我已不再为那件事特别忧虑了。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还邀请了一位朋友来共度良宵。”
“噢，太棒了!”费里茨问，“是谁？”
“哦，也许我最好现在不告诉你们，让他自己来时再解释吧。”
“乔！”费里茨喊起来，“多准备一点饭菜，还有一个人要来，给他加一个盘子好吗?”
乔在厨房应了一声“好——!”接着又传来一位老人微微发颤却依然坚定的声音：“这是用荷兰语说的‘好’，对吗?我想，用德语也是这样说的。这是伟大的腓特烈想从别人嘴里听到的惟一的词，而他自己却从不愿说。”
说话的那个人是谁，我们当然知道。我记得露西娅曾风趣地给他下过一个定义——“细腿智多星”。这时那边出现一个硕大的脑袋——高如圣彼得教堂的圆顶，还有两根棍子——因为已瘦得无法再称其为大腿了。像身体的其他部位一样，这两条腿似乎伸展到某一点，使其自身已不复存在，而只有惟一的目的——支撑至关重要的大脑。
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笑容。他的嘴里牙齿全无，而那张永远年轻的脸上绽放着笑容，充满了怜悯与理解。在经历了一生的艰苦斗争和因愚蠢、懦弱、残忍及缺乏理性而发动的无休止的战争之后，在大多数人到了已准备好侍弄自家小花园安度余生的年纪时，老伏尔泰再次登上支持宗教自由事业的舞台。他生命的最后15年(他的生命力好像和玛士撒拉一样长!)是人类与黑暗势力做永恒斗争最辉煌的篇章之一。正是晚年的这些经历，使他更好地洞悉了被误导的人类灵魂及其恶劣行径所表现的奇妙方式，也正是这些经历本身才使他脸上荡漾着那种似乎点亮了整个房间、充满智慧和理解的笑容。
伏尔泰向伊拉斯谟鞠了一躬，示意他不必站起身来，“我认识你，先生，”他说，“并且非常熟悉。在没有其他东西可让我的思想摆脱新的失望时，您的《愚人颂》常常帮我度过那难捱的时光。虽然在人们印象中我似乎对什么事都不太在乎，可我向你保证事实并非如此，只是我认为不形于色反倒更明智。我非常喜欢愚人和国王之间的那段对话。我在世时，也曾见过这样的人，也见过造成的同样灾难性的后果。”
“先生，请坐。”费里茨说。’
“不过首先，”我请求道，“让我帮您摘下帽子。”
“谢谢，我要是穿上那件皮大衣就好了，夜晚天气很冷。”
“这里总是很冷。”伊拉斯谟抱怨说。
“你怎么会这样想，我多才的博土?”伏尔泰问他，毕竟，这是一片水乡，放眼望去，随处可见沟渠。”
“是啊!”我这样说是别有用心的，因为我记得伏尔泰在经历担任法国公使团秘书的那段不幸之后，离开海牙时所写的那句话：“再见吧，鸭子，水渠，坏蛋!”
伏尔泰举起双手，“我亲爱的先生，”他恳求道，“这是在我痛苦的时刻，在一次不幸的恋爱之后说的一句话。不幸的恋爱不会让人变得慈悲，就此而言，幸福的恋爱同样也不会。”他又对递来雪利酒的乔说：“夫人，你真是太好了。”接着又说道(因为他从未停下过)，“我了解你，夫人，你属于我最尊重的那类妇女。”
“哦，是吗?”乔问道。她感到受宠若惊，因为在荷兰很少有人讲恭维话，“那类人是怎样的？”
“是厨师，女厨师，夫人。厨师，她们甚至比母亲还伟大。我们会毫无疑问发明生育婴儿的新方法，而一只香喷喷的烤鸡或一盘做得恰到好处的刀豆——这又应该另当别论了。”
“就凭这一点，你今晚别想吃到鸡了。”乔为母亲们打抱不平。
“那么，随便你给我吃什么吧，但你得告诉我，”他指着将一大串珊瑚珠子(西兰岛女子戴的那种)扣在一起的别针问道，“这是真金的吗?”
“当然是!你以为我是从廉价的法国商店买的?”
伏尔泰撑着两条细腿站起身来，十分优雅地向乔鞠了一躬。“夫人，”他说，“你胜利了，我很高兴看到这个国家的独立精神在多个世纪之后依然存在。”
“不仅存在，而且更加强烈!”乔说道。
“我希望你在今晚能表现出来，可不是在烹饪上，因为烹饪是一门艺术，而艺术的基础是法律。”
听他这么一说，我很是高兴，因为我一直在自己的著作中倡导这同一信条。之后我突然想到我这种观点可能是从他那里偷袭来的，这想法让我自己都很吃惊。但我决定不再深入下去了(至少是目前)，因为我注意到这位法国老人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从头到脚地仔细打量我一番之后，他终于开口了。
“先生，”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幸会你本人——你的血肉之躯。”
“而且肉还不少。”费里茨打趣道。
“哦，对，”伏尔泰告诉他，“这是与生俱来的。像我，漫长的一生中我每天都吃5顿饭，却长不了一盎司的肉；每天喝20杯咖啡，晚上却仍睡得死沉，这完全是天生所致。可刚才我接下去要讲的是，我了解你的一切，亲爱的先生。”
“你不会是想告诉我，你已读过我的书才这么说的吧?”我问道。
“哎呀，不是。书本在薄薄的大气中不会保存太久。可近年来许多美国人的到来让我们倍感高兴。美国人是十分出色的民族，我很高兴他们从我的那个年代起就一直干得相当不错。”
“是他们告诉了你关于我的情况?这简直不可能。”
“不，他们没有，至少没直接告诉我。但他们作出了不少值得采用的改进。至少他们自己是这样说的，可我认为这话可以商榷。”
“这些‘改进’与我何干?”
“哦，我可不想泄露秘密。事情是这样的，每隔若干年我们就要重新审查我们的功过。你们的一位美国人现在管理着一个很大的新部门——包含大约天堂中5000个街区，并且到处摆有装满硬纸片的铁皮箱子。在这些硬纸片上记有后代对我们的评论。”
“上帝!”费里茨插嘴道，“多没意思的事情!”
“噢，你看，我们拥有所需的一切训练有素的助手。总是有千百万人喜欢那种机械劳动。原先他们因为忙于分内的工作从未伤害他人，所以进入了天堂。可当我知道今晚将有幸会面的人时，我查阅了我的全套档案。起初还找不到，你们美国人整理得井井有条。他们把我按原名分类。结果我不得不从V查到A——你一定会记住Arouet这个名字的。一位热心的服务员终于帮我找出来了，这可是一段漫长的距离——几乎一天的路程。在那里我发现你在书中多次提到我的名字。”
“唉，”伊拉斯谟说，“这倒提醒了我，下次去那儿也一定看看我的名字在你书中出现过多少次。”
“我已经这么做了，”伏尔泰告诉他，始终对这位荷兰朋友微笑着，“我亲爱的博士，你超过了我182处。我今晚必须表现得和蔼可亲一些，这样也许还可以加点分。”
这时时钟敲响了7点。“其他客人马上就要来了。”费里茨告诉我们。
“好，”伏尔泰说，“这简直太棒了!我终于可以见到我曾满怀热情为之挥毫泼墨的那位卓越的年轻人了。”
“这么说你以前从未见过他?”
“当然没有，一个人怎能完全公正地去书写一个他真正了解的人呢?”
这时我心中有了一个想法。本打算进一步探讨下去，可就在这时门开了，另外两位客人来了。他们不仅来了，而且还几乎是同时跨进门来，很明显谁也不愿让谁。他们都很瘦，因而也不会挤坏我们的门。
我们都跳了起来。只有伊拉斯谟和伏尔泰仍坐在椅子上，这是我们恳求他俩这么做的。
“可他们是陛下!”伏尔泰反驳道。
“今晚不是，”我告诉他，“今天晚上真正的陛下已经来了。”
我们为客人脱下外套和帽子。“我可以把剑也取下来吗？”费里茨问道。
彼得和查理两人都摇了摇头。“我喜欢带着它。”查理用极好的德语说道。“我也一样。”彼得用蹩脚的德语说。
“那么现在可以介绍我们的其他客人吗?”费里茨问道，他还提到了伊拉斯谟和伏尔泰的名字。
查理紧紧盯着伏尔泰，“我好像记得，”他用非常生硬的法语说，“听说你曾写过一些关于我的事情。”
“这是我的荣幸，陛下。”
“是啊，我听说过了。希望你对我的事情比别人写得好一点。”
“可是，陛下，”这位法国人以有经验的朝臣的优雅动作深深地鞠了一躬，辩解道，“在现行的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于您的辉煌篇章，不必担心我们这些穷爬格子的人说些什么。”
“你放心，”查理回答说，“我不会的，而且我也不喜欢法国人。”
“陛下，这是我们的损失。”
“没错。”查理说，他似乎从无废话。
正当这两人唇枪舌战之时，彼得走到屋子的一角，在费里茨的收音机前停了下来。
“这是什么?”他用似是而非的荷兰语问道。
“一种机器，用来接收在空气中飞越的声音。我用一种似是而非的俄语回答道。
“你会讲我们的语言?”
“几乎不会，陛下。我简单地学了点，仅此而已。”
“在哪里学的?”
“在陛下创建的城市里。”
“啊，你去过那里?给我讲讲那儿的情况。但首先告诉我这玩意儿是怎么运转的，我喜欢各种机器。”
于是我打开收音机，调到伦敦台，有人在教孩子们讲意大利语。“真愚蠢，”彼得说，“为什么不教他们使用武器呢?不过这项发明很有意思。打开盒子，我想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
“很抱歉，陛下，这匣子是锁着的，钥匙丢了。”
“哦，这容易得很。”说着他从剑鞘里拔出宝剑，将盖撬开，然后把手伸进去，结果他的指头被一根管子烫着了。
“该死的!”他用流利的荷兰语骂道，“为什么不提醒我一下？”
“我来不及，陛下。”
“理由不充分!告诉我它怎么运转的!”
我不懂机械常识，于是不得不承认自己不知道。
“这就是你们这些聪明书匠们的弱点——没有实际精神。你对我可能毫无用处，但没关系——我会自己弄清楚的。”他一边说一边扯出一圈线，结果收音机不出声了，再也无法修复了。
但这似乎一点也没让彼得感到尴尬。他毫不在意地走回桌旁，拿起我们的一瓶伏特加，拔掉塞子，叫了声：“太棒了，好些年没喝了!”就咕咚咕咚灌下去一大半。费里茨力图缓和一下局面，于是问一直沉默不语的查理，是否想喝一杯阿瓜维特酒。
“不用了，”这位瑞典王国说道，“我可不是酒鬼。”
彼得马上听到了这话。“要是你偶尔喝上几口，这会对你有好处的，亲爱的兄弟，”他说，“酒会提醒你还是个人。”说完，彼得走到屋子的另一角，费里茨心爱的弗里斯兰古钟就挂在那边的墙上，他高兴得像孩子一样拍起手来。“我记得这些钟，”他嚷道，“我在赞达姆也有一座，就跟这个一样。我把它拆开了，却怎么也装不起来。这回我一定做得好些，把它拿下来给我。”
费里茨打了个冷战。“也许陛下，”他建议道，“也许我们可以等到饭后再说，我们不想给您冷饭冷菜。”
“饭菜!呸！如果能把一座钟拆开，谁还会在乎吃什么?”沙皇说道。
“我就在乎。”查理说。
“这倒是我头一次听说。”彼得贬损他。费里茨和我意识到事情进展得相当艰难。可是这儿有伏尔泰和伊拉斯谟应该可以平息波罗的海的风暴，我们确信无论如何我们能阻止一场公开的敌对斗争。因此我们坐了下来，小心翼翼地将这两位贵客分开。查理由伏尔泰照料，而这个俄国人则由伊拉斯谟负责。
这一安排果真奏效。彼得曾在荷兰赞达姆的船坞当过几周普通木匠，期间他学到了不少荷兰语。不幸的是，他所用的表达方式可能并不完全为伊拉斯谟所熟悉。就连常常被人恭维说连装卸工和造煤工的行话都能听懂的费里茨和我也时而犯难，彼得却因此大笑不已，笑声震得桌上的蜡烛直摇晃。接着他又恩赐了几句更为精彩的话，其中许多可以听出是略微俄语化了，因为它们无一例外地提到了游牧始祖。
至于伏尔泰，我只能说他尽了最大努力，而查理仍高傲地保持他沉默寡言的名声。一时兴起，我想使他高兴高兴，于是就用我所谓的瑞典语作了一些评论。结果查理冷冷地白了我一眼。
“我敢说这就是所谓的瑞典语吧。”他问道。
“是的，陛下。”
“你在哪儿学的?”
“在斯德哥尔摩，陛下。”
“噢，教你的老师一定很糟糕。”自此我便不再努力去用他的母语同他讲话了。
这时电话铃响了，我们的谈话被打断。是吉米，她告诉我贺拉斯·利夫莱特从纽约打电话过来找我，明早还会再打过来。
“纽约在什么地方?”彼得问道
“在美国，陛下。”
“那美国在什么地方?”
“在大洋的彼岸，陛下。”
“我不信，”彼得说，“我得亲自看看这新鲜玩意儿。你能用这‘东西’(指电话)跟我的城市讲话吗?”
“可以，陛下。”
“那么做给我看看。”
“我们不知道打给那里的什么人，陛下。”
“打给沙皇。告诉他我想跟他讲话。我，彼得·阿列克塞耶维奇。”
“俄国已经没有沙皇了，陛下。”
“你撒谎。在俄国沙皇永远存在。来，把那东西给我，让我自己试试看。”说完他将剩下的伏特加一饮而尽，站起身来，走到电话旁。费里茨紧跟着他，一脸绝望的神情。
彼得一离开我们，查理突然态度松弛下来。“先生们，”他说，“我必须道歉。你们一定认为我是个没有教养的人，我不是，我向你们保证，我定会报答你们这么慷慨好客，而不顾我的粗俗行为。就是这个俄罗斯人——这个野蛮人——这个畜生——是他直逼我这样做。即使是现在也让我感到心烦，还是让我们利用这难得的片刻安宁来谈论一些更愉快的事情，让我这个瑞典国王为你们的健康干杯。”说完他举起手中的一杯酒(他已发现伊拉斯谟和伏尔泰喝的是莱茵白葡萄酒)，以极其优雅的瑞典方式向我们祝酒。这真是我们的荣幸，因为为王者很少在这类事情上采取主动。这一礼节之后，他又为曾对我无礼而道歉。“我极为厌恶那边的那个家伙。”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角落里的彼得。当时彼得正和阿姆斯特丹电话总局的某个人激烈地争吵着，坚持让对方给他挂通彼得堡的皇宫。“和他同处一室几乎让我的血液都凝固了。还是跟我讲讲斯德哥尔摩的情况吧，这个城市对我来说已很陌生。年轻时我就离开了那里，回来后也只呆了几天。皇宫是不是已经重建了?还在原地方吗？”
我拿出一叠纸，飞快地勾勒出我记忆中该城的最美部分。他从草图上认出了一些地方。这时他渐渐成了最有魅力的同伴，言谈举止彬彬有礼。他在土耳其处于半监禁状态下所过的最艰难的许多岁月里也一直如此，当时他的所有同伴都对他交口称赞。
正在这时，彼得结束了他的电话查询，走了过来。除了给我们留下一个长长的长途电话账单外，他一无所获。为此，两天后荷兰皇家邮政部的官员登门拜访我们，抱怨说女王陛下的电话里曾出现了一些“难以接受的语言”。而当时彼得看上去似乎非常兴奋，因为他终于听到了电话另一头传来了几句真正的俄语。可查理又立刻重新陷入阴郁的沉默中。在当晚余下的时间里，他不吃不喝，一言不发。
可剩余的时间也不长了。异常兴奋的彼得刚刚喝完了他自己的伏特加和查理的阿瓜维特酒后，又瞥见了我们原打算用来与咖啡合饮的白兰地。“啊!”他高兴地叫起来，“一瓶上等的法国美酒!我喜欢。这酒的味道最好，而且也不会让人喝醉。”
于是他将费里茨的拿破仑杯(这种酒杯本只应装约三匙烈性酒)斟得满满的，冲着我们举杯高声嚷道：“大家好!”便一古脑地灌了下去，立刻酩酊大醉，头砰地一声栽在了桌上。
查理站起来，只说了一句“该死的酒”，然后又对我们说，“对不起，先生们，我实在无法忍受了，所以希望你们原谅我，尤其是你，亲爱的伏尔泰先生，还有你，最有学问的博士。对于已发生的一切，我深感遗憾。但我实在无法呆下去了。”说完他便取过帽子和长长的蓝色披风，咔嚓一声给我们来了个军人的立正，然后走了出去。
那是个痛苦的时刻，可我们也不能责怪他。彼得的行为的确令人生厌。我们总不能让他把脑袋趴在盘子里，因此努力想把他抬起来。他似乎至少有一吨重，我们对能否把他抬到沙发上感到无望。然而，查理开门的那一刹那，窜进来的一股冷空气让他清醒了一点儿，他又恢复了神智，怒气冲冲地环顾四周，嚷道：“这么说那个瑞典小杂种走了!那我最好跟着他，如果没人照料他，他准会迷路，要么就会掉进河里。感谢你们邀请我参加这个美好的聚会。那瓶伏特加算得上是一流的，我恐怕不该动那瓶白兰地。唉，现在说也晚了。这类事情也总会发生的对吧？那么再见。”说完他便抓起帽子，卷起披风夹在胳膊下，跌跌撞撞地走了出去。
伏尔泰最先发话，“哎呀，瞧瞧!”他说，“这就是统治世界的人。为了这些人，成千上万卑微的臣民要献出生命!为了这些人，整个国家要遭受蹂躏!”
伊拉斯谟同意他的说法，“我应该出一本新版的《愚人颂》了。”他对我们说，“今晚我学到了许多新东西。”可我们还有一小时的时间。在这一小时里，伏尔泰和伊拉斯谟一直相互交谈着，而我和费里茨则坐在那里，聆听着我们有生以来听过的或一直想听到的最聪明、最诙谐、最睿智的谈话。后来伏尔泰和伊拉斯谟都走了，我们还坐在小火堆旁的椅子上，继续谈了至少两个小时，然后我才起身回家。
那天晚上风很大，外面一片漆黑，团团的乌云飞快掠过似水的月亮。我决定散一会儿步，因为我觉得极需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我要走的路经过老教堂，从那里再穿过一座桥，后来我发现自己来到了一片开阔地带。借着月光，我注意到附近的草地上有两个人影，我立刻认出了他们，他们已经脱掉了披风和帽子。这两个人正在持剑格斗，迅速而愤怒地交锋着。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前去调停，可就在我要让他们知道我的存在时，个子较小的那位将长剑穿透了对手的胸膛。受伤的那位像被刺痛的牛一样咆哮了一声，仅仅一声，之后便重重地扑倒在地上，把敌人的剑“啪”的一声折断了，剑的前部仍留在他的胸膛里。
我决定还是回家为好。如果这里有什么调查的话，我可能会被传去做证人，而我可不想被牵扯到这类事情中去。
但是后来并没有任何调查。第二天早晨我就遇上了警察，我们谈论了一番天气，说起秋天已近尾声，冬天即将来临了。然后我问他村里是否太平。
“从没想到会这么太平!”他告诉我说，“自从那天你们邀请了两位醉醺醺的手风琴师到梅恩希尔·费里茨家作客后就没想到过会这么太平。你还记得吗?那两个面目狰狞的家伙打了起来，用酒瓶砸伤了对方的脑袋。后来我不得不把他们投入监狱。从那晚起，我们这个小镇就再也没发生过什么事了。”
随后我递给他一种最好的美国雪茄，我随身带着这些烟就是专门为了应酬这类场合。一番推让后，他拿了两支。然后我们各走各的路，心里为我们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太平无事的小村里而高兴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