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会经历一个像昨天那样美妙的夜晚吗?我们对此感到怀疑。这并非因为那夜我们谈了些十分特殊的事情，也并非解决了世界上什么重大难题。我们只是从来时的那扇门又走了出去，然而我们上了重要的一课。我们意识到只要世界上还有像昨晚遇上的那样的人，还有愿意奉献出自己生命与全部智慧以努力使这个星球更“适合人类生存”的人，那我们就不必担忧，因为秘密终会自动解开，这只是一个时间和耐心的问题。
也许还需要一千年甚至一万年，但这对驾驭永恒的大自然而言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有持之以恒寻求“圣杯”的精神。其余的正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只是“细节”问题，微不足道。现在我们与指引人类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法的两位最高尚的骑士有了紧密接触，他们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难想象还会有其他人能带给我们一个像宴请柏拉图和孔子那样永远难忘的夜晚。
费里茨承认自己茫然不知所措，我对此也是一筹莫展。我刚刚得到那本17世纪中叶印制于阿姆斯特丹的著名的布莱乌地图集，这对热爱工艺美术的人来说是一大幸事。欧洲那一册就在我桌上，我随意翻开，便发现了波罗的海那一页。
我对北欧国家一直有着深厚的感情。我热爱祖国的风光，但又觉得生活在斯堪的那维亚人中间更觉随意。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到挪威度过一个冬天、丹麦度过一个春天、斯德哥尔摩度过一个夏天，再到拉普兰度过一个秋天。顺便还会到芬兰旅行。(如果俄罗斯在其南部寻求出口的努力再次失败，并且不得不获取北部一个不冻港以满足自己之后芬兰仍存在的话。)
对我来说地图比任何其他智力“兴奋剂”——图片、信件或当代记录片等等，更能给我启示。
“别急，费里茨，”我说，“我想我有主意了。”
“希望是个好主意。”
“我想是的。假设我们邀请瑞典的查理国王和俄国的彼得大帝。你将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在这两位个性鲜明的人身上戏剧性地体现出来。上周我们探讨了抽象的政治问题，下周我们可领略一下具体的政治问题，至少可以说这两者之间的反差定会十分有趣，但前提是这两个性情暴躁的人在你的餐厅里不以斗争方式解决问题。我曾经试过彼得大帝的外套，结果看上去就像孙子戴着爷爷的帽子一样滑稽可笑。虽然我身高超过6．2英尺，可衣服那么大，里面的我好像都不存在了。”
“然而，查理却是一个小个子。我曾在斯德哥尔摩见过他的黄色皮军服，他身高不超过5．3英尺，但却是整个18世纪最勇敢、最无畏的勇士之一(当时有不少这样的好斗分子和剑客)。如果那两个疯狂的家伙把你的房间选作决斗场所，我真不敢想象你那些可爱的瓷器将会遭受什么样的命运。”
“不管怎样，无论他们怎么格斗厮杀，总不至于像尼西亚的主教们斗得那么惨吧，”费里茨回答说，“去请他们好了。”
瑞典的查理生于1682年，俄国的彼得大帝比他大10岁。他们属于同一时代，这样我们准备食物就不是太难了。这并不是说他们有谁对吃的东西十分挑剔。彼得生来就是个粗人，至死也没改变，吃起东西来就像本国的农民一样。所以，当他为取得欧洲文明的第一手资料而访问欧洲时，那些不得不款待这位帝国野人的西方统治者对他的这一习惯也感到大惑不解。
至于查理，他是一个偏执狂，一直热切渴望摧毁日益强大的俄国，除了他的军队、士兵、海军以及一切有关他的东方战役和瑞典王国的事情之外，没有其他什么能让他动心的。据我们所知，没有一个女人曾在他的生活中扮演过任何角色。他拥有一大群忠诚得可悲的追随者，却没有一个朋友。因为只要是能再次打败可恨的莫斯科人或同样可恶的波兰国王，他会不惜牺牲任何人。他吃饭仅仅是为了生存，从未注意放进嘴里的是什么东西，因为吃饭太耽误时间，会让他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地图和计划(至少几分钟)，所以他不能为此而费神。
查理在战场上负伤后，甚至不等自己完全康复就又投入战斗。他身经百战，在长达19年的战争生涯中他多次中弹受伤。19年里他长期生活在野外，睡的是帐篷或烟雾缭绕的农舍，但那都是他的战绩，真可称得上是丰功伟绩。即便是汉尼拔(仅次于查理)，在意大利也只战斗了15年就返回了故土；而拿破仑虽然在他22年的战争生涯中总是不断打仗，但他却相信速战速决的原则，每次打败敌人也总是匆匆返回巴黎。
所以，我们的客人不会对摆在他们面前的食物过分挑剔，但我们也打算竭尽全力作好准备，因为这两个人性格古怪，一贯我行我素。那个特殊的夜晚将会是他们一生中惟一静下心来细细品尝美食的夜晚。上帝保佑，但愿我们能够做好。他们终日在“只会说yes的仆人”毕恭毕敬的服侍下生活，所以他们会直言不讳地说出对我们的这次盛情款待的看法。
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买新的唱片，可以将这次聚会的经费全部花在食谱上。据我们所知，这两位客人从未对音乐产生过任何兴趣。也许他们偶尔喜欢听一点军乐，但我们如今所知道的军乐队直到拿破仑战争之后才出现，我根本不知道去哪儿弄来18世纪乐队的唱片，那音乐听起来一定像曾经陪伴彼得大帝和查理军队的军号声。当然，彼得肯定熟悉俄国的教堂音乐，但他从未对这方面的服务表示出兴趣，因为文化气息太浓，不合他的原始口味。
我决定不在新唱片上浪费钱，而是从低地国家订了些珍贵的野味——鹿排。我们可以打电报到阿姆斯特丹预订一只鹿，让乔按圣于贝尔制作鹿肉的老配方做：将鹿肉放在肉汁清汤里煮，其中加红葡萄酒和足够的梅干和月桂树叶佐料，这样会使肉带有一种辣味兔杂碎的独特风味。
与此同时，我还吩咐我们的好厨师烧制菜泥拌土豆，我想褐色的豆子与浓浓的肉汁会使这顿晚餐更适合勇猛的男人。我决定省去如今斯堪的纳维亚式自助餐，虽然这是瑞典人的一道家常菜，但却发明得较晚。相反，我们将会代之以一小桶新鲜荷兰鲱鱼和几罐沙丁鱼、鲤鱼，配以17世纪以来荷兰农民一直食用的硬面包，再加上些无盐的黄油。
至于汤嘛，让我们看看彼得大帝对现代的罗宋汤感觉如何。我不太喜欢白菜和甜菜汤，我觉得应该再配一点苏打水。于是我以伊拉斯谟肠胃不好为由，要乔为他和我准备一碗简单的荷兰蔬菜汤。为了掩盖这一小小的骗局，我要她在给两位客人上罗宋汤时，加几片波洛尼亚大香肠代替油炸面包丁。我想波洛尼亚大香肠会更吸引我们这两位生活简朴的客人，特别是如果在原有的意大利风味里加些大蒜，效果会更佳。
所有的这些似乎更像给现代人的用餐，但考虑到我们将满足如猎人般粗野、旺盛的食欲，我又预订了一道拌蛋黄酱的冻龙虾肉，要求在鹿排端上来后再上桌。彼得大帝和查理国王都不可能尝过蛋黄酱，因为这是生活在他们时代很久以后的黎塞留伯爵发明的。当时黎塞留伯爵担任国王路易十五的海军秘书，法国舰队在梅诺卡岛的马翁港大获全胜，他故以此港命名了这种调味汁。然后是甜点，我们准备了“新娘馅饼”——苹果布丁加橘花酱——这一道点心在18世纪后期的法国宫廷中极受欢迎，并在梅农于1755年发表的有关法国国王晚餐的书中曾多次出现。
酒?哦，正如费里茨所说，对于这两个身经百战的老兵而言什么酒都可以。但一定得有几瓶伏特加和阿瓜维特酒，因为当俄国人和瑞典人聚在一起时，他们喝起这些致命的蒸馏水时，量大得惊人，却没有丝毫的醉意。
咖啡?肯定要的。当然还要为伊拉斯谟和我准备一瓶莱茵白葡萄酒。费里茨什么烈酒都能喝，而且还能陪客人喝喝他们的家乡酒，甚至还很可能轻松潇洒地将他们喝败。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我该向费里茨简要介绍一下这两位非凡的历史人物了。他们一直在继续着早在他们时代1000年前就已开始、而直到今天也无法解决的争论。
要想弄明白我的意思就请你拿出地图集，翻到欧洲东北部那一页。从北冰洋一直延伸到黑海，有一片辽阔的平原。在这平原上纵横交错着许多河流，它们大都发源于平原中部的低山区，向北或向南奔流而去。与平原西北相邻的是现在称为芬兰的湖泊森林区。芬兰的西部是像拉布拉多一样寒冷荒凉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只有美洲赠与欧洲的最大礼物——墨西哥湾流带来一丝暖意。正因为有墨西哥湾暖流，斯堪的纳维亚的港口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不结冰的，但广阔的东部平原却没有通向海洋的口岸，这些海洋一年中只有6个月不为冰层覆盖。
在大冰川时期的末期，这一整块巨大的陆地上仍覆盖着厚厚的冰雪。此后冰雪向北极移去，土地逐渐适合人类生存。日耳曼部落反复穿越这块土地，最终他们在西欧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定居下来。芬兰人，这支与匈牙利人有远亲关系的鞑靼人部落，最后来到了今天的芬兰。斯拉夫人最终也占据了乌拉尔山和中欧山脉之间辽阔的东部平原，即今天的俄罗斯。因此斯拉夫人注定是内陆民族，正如我们当代一位历史学家恰如其分称呼的那样，是一个属于“陆地动物”的民族。不过他们过惯了游牧生活，这也无关紧要。甚至当他们安家落户成为农民以后，他们仍然组织散漫、人数不多、文化落后，从未觉得有必要与外界进行直接交流。
但在公元9世纪俄国人开始遭到西部邻邦的进攻。这时他们才最终意识到有必要建立起某种秩序，结束国内多个世纪以来的混乱状态。
从此，他们不再是异教徒。从君士坦丁堡出发，沿着横贯平原的河流而来的基督教传教士给他们传授了一些基本的文明知识。偶尔也会有一两个精力充沛的部落首领开始自称为王。然而，所有这些大王、小王之间一直争斗不休，结果给那些仍然处于接近史前的贫穷苦难中的农民带来了灾难。
于是，俄国人开始向统治整个西欧的西方勇士——斯堪的那维亚人——传话说：“我们有几百万人，却不知道如何管理自己，请来帮帮我们吧。”
斯堪的纳维亚人不需要别人告诉第二遍，因为这可是个能毫不费力就能获取好处的难得机会。于是他们迅速东行，建立了一个井然有序的俄罗斯国家。作为鲁里克人(据说他们的祖先是第一个到达俄国的瑞典首领，一个神话般的鲁里克人)，他们统治俄国长达700年之久。之后鲁里克人消失了(7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不免会使任何一个王朝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有着真正斯拉夫血缘的新当权者。也许从13世纪俄罗斯被来自乌拉尔山后大平原的小个子黄种人征服时起，这些斯拉夫人的血管里流淌的就有鞑靼人的血液了。但他们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俄罗斯人、惟一的俄罗斯人。内陆领地已经满足不了莫斯科大公国统治者日益膨胀的野心，他们必须拥有通往海洋的出口。而北部终年积雪，南部又有土耳其人，于是惟一剩下的出口就是取道波罗的海了。由此我们联想到了彼得·阿列克塞耶维奇，也许彼得大帝这个称呼更为我们所熟悉。
从他的名字也可得知，彼得是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的儿子，是曾于1613年获得莫斯科王位的罗曼诺夫王朝的一员。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曾结过两次婚。彼得是他第二个妻子娜塔利娅·纳雷什金娜所生，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伊凡，但这个男孩弱智无望(而且一只眼有病，几乎是半盲)，即使是当时还不至于过分吹毛求疵的俄国人都觉得绝不可让他执掌大权。
国家的元老们召开会议，指定彼得取代伊凡为王。一些拥护白痴掌权而企图从中受益的军队为此发动了叛乱。最后双方达成妥协，承认伊凡和彼得同时为王。
由于将臣们认为两王年纪太小，不能直接执政，所以决定在幼君们成年之前由他们的姐姐索菲娅(对彼得来说是同父异母姐姐)摄政。索菲娅天赋极好，但她却有着非常旧沙俄式的性格。17世纪的俄国人仍然生活在中世纪的无知、龌龊、无忧无虑的状态中。如果莫斯科仍旧只是一个小小的斯拉夫国家，这也就无关紧要了。但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东罗马帝国拜占庭文化传统的遗产转移到了莫斯科，于是莫斯科成为世上独一无二的文明中心，成为一个蒙着薄薄一层基督教面纱的亚洲式专制国家。拜占庭老君王们的严格礼仪从君士坦丁堡的皇宫移植到了克里姆林宫，但其他方面没有什么改变。乡村里的农民依旧在合作共产的基础上耕耘土地，田地公有，就像清教徒当初定居大西洋西岸时那样。
这一事实经常被撰写俄国近25年历史的人们所忽视。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并未真正带来新事物。他们只是回到了彼得以前的时代，回到俄国人仍为俄国人，而不必被迫模仿法国人、德国人或英国人的时代。在西方人看来，他们似乎突然进入未来世界，而实际上他们却是退回到他们民族的初期，这也许正是他们实验成功的原因。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只是在继续彼得的路。
当我们思量几乎一夜之间崛起的沙皇彼得政权时，有一点我们不能忘记，彼得并不是白手起家的，他所继承的莫斯科大公国已经是个颇具规模的帝国了。
1480年，伊凡三世消灭了最后一批鞑靼侵略者。两代人以后，另一位伊凡征服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不久俄国又开始征服西伯利亚。这项艰巨任务进行得异常神速，到17世纪中叶时，俄国已到达太平洋沿岸，并开始向新大陆寻求更多的领土。
这样彼得继位时，他所掌管的虽是一个粗野原始的国家，但却可以称作17世纪人们所理解的“现代化”国家的核心政权。因为，这个政权一方面有足够的子民奉献出大量钱财来建立一支能与其他欧洲强国竞争的陆军和海军；另一方面，也具备了足够数量的青壮年农奴(比奴隶一词好听得多，但实际意义完全一样)来保证其陆海军达到一定水准。惟一所需的是一位精力无穷、不受任何道德的束缚，而能为俄国成为欧洲政治的主导力量进行各种必要的组织活动的人物。
让我描述一下我怎样看待彼得——这个将亲生儿子杖笞致死却又为拯救一个普通士兵而牺牲了自己生命的怪人。我追寻着他在整个欧洲甚至部分俄国的足迹(这是了解历史的惟一方式)。在这里，不论是否恰当，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尽管我们听到过有关列宁和斯大林的反面材料，我们还是不应把他们及其追随者和助手们看做真正坏透顶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只是穿着现代市民服装、带着布帽而非三角帽的彼得大帝们，都只是左翼沙皇们，他们所统治的人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共产主义者。他们与那些生活在所有这一切刚开始的17世纪中的农民、农奴们没有两样。惟一的区别是今天他们在工厂里干活而不是在犁杖后流汗。
这就是我眼中的年轻彼得。如果生活在今天，他会成为我们心理学家的宠儿，是研究各种不协调症状的理想实例。他幼年时无人照看，青少年早期又终日为自己的生命安全而担忧。他所成长的克里姆林宫与其说像一座体面的基督教宫殿，不如说更像土耳其宫廷。但他似乎从他母亲那里继承了一定的“现代主义”倾向。尽管这个女人婚后一直在与外界隔绝、没有妃嫔的后宫中生活(就法定妻子而言，过去俄国人严守一夫一妻制)，可在年轻时她对外界就有所了解，因此她也一定用自己对西方生活方式的热情感染了她的儿子。否则让人似乎无从理解，一位在纯粹的拜占庭式环境中成长的莫斯科小王子竟然成了半个欧洲人。彼得在克里姆林宫天天接触的另一个人便是他同父异母的姐姐索菲娅。她则更愿一如既往地做个俄国人，这也许并非出于爱好，而是出于明智的策略，因为她已处在优越地位，也愿意保持这一地位。
同时，只要彼得远离国家议会，只要他不以任何方式干涉索菲娅和她的顾问们认为合适的统治方式，那么随便他闲暇时如何自娱自乐，她都不反对。
而对彼得来说，这也是最令人满意的安排。既然在宫廷中没有法定的职责，他就可以整天呆在自己觉得无拘无束的地方。当时正好莫斯科的一部分土地留给了已逐渐渗入俄罗斯首都的外国人。像所有外国人聚居地一样，无论在莫斯科还是马德斯都充满了各种各样古怪可恶的人。曾写过《克珀尼克上尉》和《充满笑声的葡萄园》的卡尔·楚克迈尔应给这些人编一部剧本。想象一下，他可以让所有这些怪人都走进这部闹剧。剧中可以有莫斯科外国人聚居区的无赖和骗子、瑞士钟表修理工(偷了主人的现金而携款逃匿)、德国药剂师(在家乡曾暗地里毒死过人)、嗜酒如命的荷兰机械师(原本造一些风车、水车，应他人之求也造船只)、学历可疑的法国医生、匈牙利裁缝(在布达佩斯的下层社会出尽了风头)，以及巴黎理发师。(他们保证给那些肥胖的俄国女顾客——在那一片乐土上体重低于200磅就算不得真正的女土——修剪出酷似当年漂亮的德拉包帕侯爵夫人最后一次在凡尔赛观看歌剧时留的发型。)
此外还有已在白海边阿尔汉格尔成立多年的英国贸易公司里的冷酷的代表、布鲁塞尔的糕点师傅、丹麦的剑术老师、阿姆斯特丹的烟草商(尽管俄国教堂谴责吸烟为人类主要罪孽之一，这一习惯却已根深蒂固了)、无明显谋生手段却知道如何去帮一位感兴趣的小伙子找到他所要寻找的那类女孩的土耳其人、从事与土耳其人同样的行当有着响亮名字的法国女士的女仆(她们借用了从前女主人的名字)、普鲁士体操教练、被开除的奥地利军官(他们向任何人传授骑马术，只要他自己有马，又有一位出得起钱的父亲)，以及出售据说是按所罗门国王送给示巴女王的配方所制作的长生不老药的埃塞俄比亚王子。
此外(正如社会专栏中描写的那样)，还一定有老一套的法国裁缝(男女式服装的裁缝)和一些言行谨慎的耶稣教会成员。他们通过隐蔽方式四处寻觅，也许看看是否能抓获一个异教徒，为他们自己的信仰而拯救其灵魂；并且还有一些地中海人，设法以惟有地中海人才知道的方式生存着；有来自遥远的中国的市民，他们的茶队过去常常穿越亚洲的沙漠，现在还努力培养莫斯科人的饮茶意识，结果出乎意料地获得了成功。
更有来自遥远的非洲的黑人，他们迎合了当地贵族老绅士们某种不良的兴趣。我甚至曾读到一位美国印第安人也曾加入到近郊的外国人聚居区的消息。但至于他在那里干什么，为何离开自己快乐的狩猎天地，我就不得而知了。约翰·保罗。琼斯本是俄国人见到新大陆的第一位真正代表，但他在很久以后才来到这里。我们这位伟大海军将领的奇遇向我们展示了移民一旦冒险涉足斯拉夫人的土地过的将是怎样的生活。如果(我们从琼斯的信中得知)18世纪圣彼得堡人的生活都相当糟糕、混乱不堪，那么17世纪的莫斯科人又会如何呢？
然而彼得·阿列克塞耶维奇就读的正是那里的学校，并从那里取得了文学学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也正是从那里他学会了喝杜松子酒、抽烟斗。喝酒在莫斯科良民眼中还不算大逆不道。据说，他们决定皈依基督教而非更实际的伊斯兰教，仅仅因为穆罕默德是绝对戒酒主义的严格倡导者。但烟在莫斯科教士眼中是十分可憎的，衔在嘴里的烟斗会使他们像见到没有胡须的男人的脸一样惊恐万分。因为魔鬼都是将胡须剃得干干净净的，而忠诚的基督教徒则留着长达膝盖的胡须。如果这位年轻的王子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吸大烟”——人们当时这样称呼抽烟，那么一旦他完全控制了政府，就可能有胆量去倡导一个不留胡须的俄国。
俄国人根本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这位抽烟斗的王子果然登基称帝了，并且不久他的士兵便穿梭于首都的大街小巷，拦住每一位留有胡须的波雅尔，随着锐利剪刀的飞快转动，那胡子便荡然无存了。抱怨也无济于事，如果谁抗议的声音稍微大了点儿，接下来剪掉的就该是他的脑袋了。
正如我刚才所告诉你们的，在彼得通向王位期间发生了一场警卫兵变，这场叛乱以沙俄认可的方式被镇压下去了——叛变的土兵被宰牛般地屠杀了。此后的7年时光里，索菲娅成了国家的首脑，而沙俄克里姆林宫的彼得则变成了近郊欧洲人聚居区的彼得。但这7年对彼得而言并非浪费光阴，在他的乡村庄园里(只要见不到她的弟弟，索菲娅是乐得让他这样的)，彼得忙于操练庄园农奴的儿子们。在一个小湖面上，他指挥由几只小划艇改造成的微型战舰“扮演海军”。
这一天——不可避免的一天——终于来临了。旧沙俄的狂热信徒决定铲除那个永远不停叫嚷着建立“新俄国”的已被解雇的威胁分子，他们策划着另一个阴谋。但像往常一样，他们的计划受挫，而彼得却抓住了这次机会。他已17岁，完全能妥善照顾自己了。他赶走了摄政者，同父异母的姐姐索菲娅被软禁在修道院，从此，克里姆林宫里就再也没人见过她。彼得并没有杀害半痴呆的同父异母的兄长伊凡，而是允许他继续这样半呆半傻地活下去，完全“退职休养”。在一位名叫弗朗索瓦·雷佛托的瑞士籍职业士兵(同时也是一位极其精明的探险者)的支持和帮助下，彼得开始实行自己既定的艰巨任务：将蛮荒状态的俄国变成所谓的西方文明之邦。
年轻的沙皇带领他重新组织的军队向南方的土耳其人发起了进攻，由此拉开了他新的职业生涯的序幕。很快，他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没有足够力量独自解决这群异教徒，他需要同盟来对付他们。为何不试试说服其他的欧洲国家与他们的俄国同胞开辟共同的事业，开始一次新的征讨呢?
不幸的是，当时更让欧洲担心的是野心勃勃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而不是他们不甚了解、相距遥远的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尽管这样，彼得仍觉得自己应当尝试一下，所以西欧各国的首都历史上第一次惊讶地看到一大批真正的俄国人、真正的沙俄贵族：他们耳上坠着钻石，头上生着虱子，在沉重难受的各式貂皮大衣包裹之下汗流浃背。西方人不禁纳闷这些无可救药的野人究竟生活在什么样的国度里。
他们往往没有注意到一位身着简朴的上尉制服的绅士。在这群耳上坠着钻石、身着上等皮袄的使团中，他显得根本无足轻重。但如果他们再仔细地观察，就可能会注意到，正是他在走访每一座工厂、每一个船坞和印刷所，是他暗地里向那些工程师、建筑师、军火制造商、造船工、勘察员、医师、药剂师乃至木匠们提供待遇优厚的合同，许诺只要他们愿意离开家乡几年去遥远的莫斯科帮他改造他的国家，使之现代化，他就会付给他们丰厚的薪水。这位简朴的上尉正是伟大的沙皇本人。他在欧洲之行中的所见所闻比任何时候更坚定了他革新俄国的决心——并且要马上着手这项工作。
是的，他也谈了许多关于讨伐土耳其人的事，可是欧洲人对此都不感兴趣，这毕竟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无多大关系。因此单从政治角度来讲，这次西欧之行是一次可悲的失败。但彼得返回俄国的时候，带回了至少500人的西方专家。尽管这数字比起等待他们的庞大任务来说有点可笑，但至少这是个良好的开端。
彼得很快就返回了俄国，比他预想的要早得多。他也不得不这样做。国内的保守派已经看准了风向，他们担心不久风暴会变成一场飓风，因而那些老宫廷卫士再一次爆发了叛乱。得知这次新的叛乱爆发后，彼得火速赶回莫斯科。他一返回首都就开始了另一场清除运动。
这次彼得干得很彻底，他自己也参与了屠杀他以前的士兵，只有少数几个侍卫幸存下来。在将这些尸体扔入河中之后，一场改革郑重其事地拉开了序幕。
彼得亲手剪掉了大臣们的胡子。而对于那些过分爱惜胡须的人，彼得给他们一次保留胡须的机会，但必须交纳一大笔罚金——每寸胡须几千卢布。之后是脱掉东方式的长袍，让那些匈牙利裁缝为他们赶制第一批欧洲套装，包括实用的短上衣和最佳的维也纳式裤子。同时，令所有基督教信徒感到无比震惊的是：从那时起，新年将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从1月1日开始，而不是原来的9月1日。按俄国的年历，9月1日是上帝创造我们这个星球的时刻。
也许这一切我们听来很是可笑，但请不要忘记，就是这些无知的俄国人在不久前亲手捣毁了竖立在克里姆林宫的一座大钟，因为报时的钟声让他们想到了魔鬼；他们也曾焚毁了莫斯科的第一家印刷厂，因为他们怀疑书籍是危险思想的传播源泉。
这些初步安排之后，争夺北方立足点的一场大战便开始了。由于缺少欧洲的援助，俄国没有足够的力量对付控制着欧洲大平原南部的土耳其人。那么就仅剩另一条出路：取道波罗的海。于是沙俄与瑞典(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瑞典都掌握着开启波罗的海之门的钥匙)展开了长达20年的战争。
第一场战争——纳尔瓦之战——以沙俄战败的不光彩结局而告终。但与查理一样固执的彼得仍坚持战斗下去。他很快重组军队，以几乎使他倾家荡产的钱财买下了当时欧洲市场上最新式的大炮，结果在波尔塔瓦战役中俄军一举打败了瑞典人。
其后的20年里，俄国人几乎随时都可能失去所获得的一切。然而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一个新的俄国诞生了。因为彼得认识到现在已别无选择，只有继续一搏了，要么成功，要么灭亡。所以最初的那个莫斯科公国最终成了俄罗斯帝国。
沙皇的称号又一次具备了最初的沙皇或凯撒时代的含义。过去莫斯科政府那套繁琐、过时的体制已被废除，前进的道路广阔明亮。才华横溢、忠心耿耿的人士受到欢迎，原来那些贵族的名字逐渐从政府官员的名单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你是谁或你的父亲又是谁已变得无足轻重了。只要能力非凡，普通人家甚至是解放了的农奴的儿子也可以爬到仕途之梯的顶端，有时甚至还能一直呆在那个位子上。下士可以升为上校，能干的水手死时可能已有上将军衔。一些下级政府机关里的小职员最终有望成为当时最高政府机构的议会成员，因为沙皇惟一要求的是他们必须十分忠诚(当然不可能期望马上达到完美的程度)，必须知道如何保管文件和起草法律条文，或能发现一种能从他的子民身上榨取更多戈比的方法。
莫斯科大主教，这位装束重厚、头戴金冕的神职要人，曾因自己能用600年前的同样模式管理教堂而备感自豪，如今却发现自己被剥夺了神圣的职位。一个由沙皇本人直接任命成员的主教公会使教会仅成为政府的一个部门，和陆军、海军、司法部、财政部或卫生部没有两样。
这些新人兢兢业业地工作。他们就像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实验头10年中列宁的助手们一样，许多人纯粹由于劳累过度而死于案头。只有沙皇本人从未显示出丝毫疲乏。他不停地工作、饮酒，这使他后宫中的女人们生活极为痛苦。但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工作，如果说他对下属要求非常严谨的话，那他对自己要求就更甚了，因为现在他终于找到了一项值得他那巨人般的能量和雄心为之奋斗的新事业。
1702年彼得再次征服了如今称为芬兰湾的南部海岸，这片荒凉的土地曾于1617年被瑞典人占领。1703年6月29日，彼得在那里奠定了保罗要塞的第一块基石。此后那里成了他新都的城堡和中心。不到一年光景，便建成了足够向彼得城堡移民的房子。列宁认识到了彼得的伟大和他的俄罗斯本质，所以也没打算以自己的名字来重新命名这座城市，尽管今天这个城市被称为列宁格勒而不是圣彼得堡。
接着，沙皇开始大刀阔斧地实施他的建筑计划。为实现这一宏伟工程，4万农奴从俄罗斯各地被驱赶到涅瓦河岸的沼泽地带辛苦劳作。这些可怜人像苍蝇般大量死去。当时疟疾、霍乱、伤寒盛行，这些可怜的奴隶中往往只有半数能健康地干些活儿，但工作必须完成。1712年沙皇彼得终于得以入住他的第一座官邸，即所谓的夏宫。几年之后，他又在今天闻名的爱尔米塔什博物馆所在地拥有了一所冬宫。1712年，俄罗斯抗击鞑靼人的战斗英雄——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遗骸从莫斯科隆重迁往了新都。在彼得去世的那年(1725年)，这座城市的居民已超过了7．5万人。
此后的沙皇继承者们竭力扭转潮流，试图重建莫斯科为首都，但都未实现。主潮流始终向相反的方向奔流着。只要俄国想成为欧洲列强，圣彼得堡就会继续发展、扩大。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凭着他们对真正的俄罗斯品格的深入理解，最终销毁了罗曼诺夫王朝所做的一切，返回莫斯科。从那时起，彼得的“西部窗口”便失去了昔日帝都的风采。尽管那里依然人口众多，却已变成了一座普通城市。街道上杂草丛生，无人居住的宫殿里空荡荡的窗口无限悲凉地面对着下面荒芜的道路——那些曾经铺垫彼得帝国梦想的道路。
彼得于1725年2月7日(按我们的日历应为1月28日)去世。当时几乎每年都要泛滥的涅瓦河又一次决堤，洪水淹没了整个城市。沙皇坐在一条船上努力援救那些逃到屋顶避难的人们。这时他的一名船员落水了，沙皇当即跳入水中将他救起，自己却因此患上了感冒。感冒很快发展成肺炎，国王那被酒精浸蚀的身体抵抗力极弱，10天后，他在子民充满感激的祷告声中离开了人世。
彼得将俄国从一个落后的、处于中世纪时代的国家发展成了一个现代化强国。经常听见有人这样问：如果当初他保持健康，不将所有精力浪费在这样无望的任务上，情况是否会好些呢?可是在他去世时，任务已经完成了，并且完全归于他一个人的努力。因此我想我现在应当把他放到我的历史显微镜之下，借助于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过去几个世纪的反射亮光，透过这一奇妙的仪器来仔细研究他到底是怎样一个生灵。
我注意到的第一个特征便是他的彻头彻尾、百分之百的俄罗斯主义。他会装作喜爱西方文明，可仅仅是在能使他的国民受益的意义上才勉强为之。因此他坚持尽可能让斯拉夫血统的人来完成那项工作。起初他不得不雇佣大量的外国人，其实当时他极不情愿，只是因为他们答应会使自己尽快俄化的前提下才被允许这样做的。
当我进一步研究他时，发现了另一个让我吃惊的特征，即他对真正俄罗斯人灵魂的深知与理解(因穷于词汇，就让我再次搬用一下这陈词滥调)。这种进步曾经(现在也仍旧)令人感到好奇。这位比任何曾占据过莫斯科皇位的统治者做了更多让莫斯科人的灵魂深感不安之事的国王更了解他的子民，比在他之前或之后的所谓典型俄国沙皇们要了解得更彻底。
此外，彼得宗教思想中的神秘主义品质也是完全斯拉夫式的。可这一切并不妨碍他在一些时候成为过去500年中最残酷的暴君。每当他的计划遭到哪怕是最轻微的反对，他决不会留情的，就连他自己的儿子——惟一的儿子——也成了他一意孤行地实施其计划的牺牲品。
这个可怜的孩子名叫阿列克修斯，年幼时就被迫与母亲分离。彼得对阿列克修斯的母亲已感厌烦，先是迫使她成为修女，然后便将她送进修道院。阿列克修斯逐渐与他父亲的敌人——旧王朝维护者——结成同盟。沙皇得知此事后便宣判他死刑。至今我们仍无法确定死刑是否真正执行，也不肯定这个王子究竟是怎样离开人世的。但据最可靠的证据，人们推测他很可能死于父亲的杖击。彼得对此从未流露出一丝悔意，也许他觉得他的儿子没有理由如此愚蠢。
彼得那真正的斯拉夫性格就谈到此为止。另一方面，他身上非俄罗斯品质在于他对科学技术的强烈好奇心以及坚持艰苦工作的能力。但他将自己的责任和权利理解为神授予独裁者的一切。在这一点上他又完全是斯拉夫式的。他坚信上帝赐予他这一显位，并不是让他以权谋私，而是要他因此更好地效力、服务于臣民。所以他极为讨厌下属滥用职权。如果有哪位子民认为受到了某位朝廷官员(不论是政府部长还是下士)的不公正待遇，他都可以向国王呈交证据，国王的门无论白天或是黑夜总向因这些严肃问题而进谏的人们敞开着。如上诉者所讲的被查明属实，那么触犯戒律的官员就会被处以绞刑。如果起诉者证据不足，那么他也将遭此厄运，因为上帝是公正的。
同时，这位神秘主义者受到感化后可能会对他犯下的有辱人类尊严的罪行感到内疚，这些罪行让我们觉得他就是另一个成吉思汗。与许多俄国人一样(即使在我们今天也是如此)，他似乎生来缺乏同情心，人类的苦难从未搅扰过他的美梦。到底是一百人还是一百万人在建造他的帝都时死去，似乎与这位蓝图设计者毫不相关。
这种道德平衡的缺乏在他对待农民的态度上表现尤为明显。正如我刚才所讲，他会对一名对待奴隶过分残酷的地主大加惩罚，但由于他对地主的苛税，又使这些地主像使唤牲口一样鞭笞农民，让他们没日没夜地干活——噢，这又是另外一些事了，这些事他从未觉得没什么不合理。
要让一位荷兰人或美国人真正理解或公平地评价一个俄国人是非常困难的。在构成斯拉夫人的诸多因素中，有太多绝对矛盾的东西让我们西欧人难以理解。然而，就彼得来说，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我们却能在他一生中自始至终地找到：他工作起来十分极端。他从不相信妥协，也从不留情。欺骗时认认真真，撒谎时从不心跳。当他决定讲出事实时(有几次他曾这样做过)——可以相信他的话；当他祷告时，每字每句都绝无虚假，但这并不妨碍他片刻后就将整团的造反士兵鞭打至死；当他建设帝国、城市或宫殿时，他的帝国、城市或宫殿一定要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300英尺宽的街道，比罗马广场大10倍的市场，同时可容纳1000人的监狱。
在经历一段短暂的圣洁之后，彼得决定走向另一极端，在污浊晦暗中游历一番。之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放荡得使老亨利八世都像一个基督教循道宗的执事。简而言之，他完完全全是一个人，只不过比大多数人更甚一筹。
与彼得终生为敌的苦行僧式的瑞典国王查理，是一个截然相反的人。自从他得到第一把剃刀之后，就再也没有温柔或不温柔的女性的樱唇接触过他。同样，即使在瑞典仍为北欧(包括芬兰在内)饮酒大国之一而深感自豪的时代里，他也从来滴酒不沾。他只对他的妹妹显示过合乎常情的手足之情，但除了这位年轻的公主外，对于查理来说，人类根本不存在。
可这并不是说我们有必要替查理感到难过。因为，倘若(在此之前我曾肯定地说过)只有扮演了在他们自己眼里认为最满意的角色的人们才是幸福的话，那么查理确实是最幸运的。首先，这个奇特的独裁者的确是一个演员，如果我当着他的面说这话，他肯定会把我枪毙。
一个家庭(不论是皇室还是百姓)只要有一个女演员就足以让长期以来不得不忍受她的其他成员们倒足胃口。当伟大的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的妻子生下一个名叫克里斯蒂娜的孩子时，这个瓦萨家族中便出现了这样一个演员。她本应是个男孩。据最早的记载，她刚降临人世时浑身是毛，按说应属于男性。当1682年查理降生时，克里斯蒂娜表姐仍很活跃。但幸运的是她多年以前就离开了故国。像许多受托治理国家的女人一样，她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此后她曾两次打算回国，其中最后一次是在查理出生前15年。当她1667年最后一次试图夺回自己曾因厌烦而放弃的王位时，竟没有被获许去斯德哥尔摩。拒绝她重返故乡的官方理由是她放弃了新教而皈依了天主教。但真正的原因却并非如此。实际上由于她在位时过分追求使自己成为众人注目的中心而使他们的国家遭到非议，瑞典人对此深恶痛绝。
这一问题，我曾与几位知识渊博的瑞典历史学家讨论过。他们一致认为我不对，在他们看来，是她性格中的某种缺陷使她扮演了影响不好的角色，人们却因此记住了她。也许他们是对的，不过由此我们这些“新大陆人”又懂得了一点关于“表现欲”对那些不幸患有此病的人可能造成的奇妙后果。
在克里斯蒂娜表姐所留下的极度混乱不堪的局面下(撇开小事不谈，她竟将半壁河山送给了她的朋友们)，查理十一世继位了。他当时年仅4岁，所以由显要贵族组成的委员会进行摄政。那些人曾协助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缔造了伟大的瑞典国，因此现在觉得有权为自己谋取利益。他们干得非常出色，可好景不长，当年轻的国王20岁时，就将这些人全部铲除了，并做了当时惟一能将国家从彻底毁灭中拯救出来的一件实事，即他自己实行独裁统治。因此，当查理十二于1682年6月17日出生时，瑞典已再次走上富强之路，再次拥有强大的军队，再次成为举世公认的北欧强国。但瑞典却丝毫不存在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民主，对此也无人在意。
小查理的母亲玛尔丽卡·莉奥诺拉是位丹麦公主，因此她来自瑞典在过去400年中一直与之进行殊死争战的国家。但这一王室联姻使丹麦成为瑞典的同盟。结果，整个波罗的海如今就在瑞典人的手中了。当然，远方还有俄罗斯，但不必把它放在眼里，因为它太贫穷，太无秩序可言，根本无足轻重。
至于年轻的王储小查理，他拥有在国家危机四伏时一位统帅所具有的一切品质。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对马的热爱，并极喜欢骑马疾驰，对这项运动的热爱使他在后来的生活中受益匪浅——他曾骑马横穿欧洲大陆，从黑海一直跑到波罗的海，直到那时才有人发现他已逃离宫廷。从他能坐在马鞍上开始(他在4岁时就学会了保持身体平衡这一高难技艺)，他便跟随其父亲四处巡视。因此他掌握着详尽的第一手政府资料，诸如军队哨卡、船码、港口、种马场、工厂、谷仓、火药库等等，在大多数孩子仍然只能从邮票上的图画来识别外国时，他就懂得了所有这一切。
但他的爸爸，这位爱憎分明、像17世纪所有普鲁士君主一样尽职尽责的国王，还传给了查理三种附加品质：对猎熊的酷爱、对法国的一切极为厌恶、对与外交艺术有关的任何事情深表怀疑。
因此，查理十一世去世时(年仅42岁)，这个15岁的男孩马上继承父业似乎是很自然的，于是查理立即登基。已经戴上王冠的查理的表现说明他打算成为父亲那样的独裁者。在加冕仪式上，他没有例行公事地宣誓自己是国家第一公仆就很干脆地将王冠戴到了自己头上。对此，他的大臣、顾问们极为不满，但他们十分小心，没有提出尴尬的问题。在斯德哥尔摩的人们都知道这位年轻人生性沉默寡言，不到迫不得已他从来不愿袒露自己的观点。
在其他国家，人们难以清楚地理解这些性格特征，他们误以为这是害羞、软弱的性格。因此，瑞典可爱的邻居们很快结成了同盟，他们都希望夺回过去50年中，因自己的军队无法与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及其继承者们训练有素的军队匹敌而丧失的领土。丹麦、波兰(现被萨克逊人统治)和俄国现在为了共同的事业联合在一起准备着手解决他们的宿怨。
1700年萨克逊首领弗雷德里克·奥古斯塔斯带兵向里加进军，由此拉开了战争的序幕。当时查理年仅18岁，理应还在学校接受教育。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强迫那些不情愿的海军上将开辟了一条前人从未尝试过的航道，在对方知道他踏上征程之前，他早已大军压境到了丹麦。正当他准备直捣哥本哈根时，丹麦人被迫请求言和。
这位出人意料的征服者从丹麦向东进打算援救里加，这时他听说纳尔瓦即将落入俄军之手，于是他下令进军纳尔瓦。这一行动遭到所有将军的反对。他们劝阻国王说这是蛮干、冒险，结果只可能导致一场灾难。当时正值11月中旬，冰雪锁道无法通行，俄军人数又远胜过瑞典军队，要打败他们几乎不可能。11月19日，查理的军队离纳尔瓦只有9英里了，国王下令点火通知驻军救援军已到。第二天早晨天下起了雪，午后不久变成了暴风雪。下午2点钟时能见度几乎为零，查理向彼得发起了进攻，并且彻底打败了俄军。如果他肯乘胜出击，他甚至有可能夺取莫斯科。
瑞典人十分清楚，此时的彼得很不得人心，整个俄国叛乱不断，俄国保守人士不停祈祷着，渴望有一位外国救世主将他们从伪基督手中解放出来。对瑞典人来说，不幸的是，此刻的查理仍执拗地认为他必须首先惩罚去年背叛他的奥古斯塔斯。他的政治顾问们和所有的将军都请求他乘胜追击彼得的残余部队，可这位固执己见的年轻人不肯听从他们的意见，开始了对奥古斯塔斯的徒劳无益的追逐。而彼得，用他自己的话讲，可以等一等。此时，这位年轻的瑞典国王正患着胜利综合症——一种仍然不幸地影响着那么多当代国人的纳尔瓦综合症，而处于不利的地位。他坚信，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不论困难有多大，他都能打败俄国人。可正是在这点上他犯了错误，因为尽管莫斯科人仍然野蛮，且就个人而言，莫斯科人无法与具有高度纪律性并由训练有素的军官指挥的瑞典士兵相比，但查理完全不了解他那斯拉夫对手的性格，并可悲地低估了他们恢复元气的能力。
结果，查理在波兰荒凉的莽原上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光，当他最终再次向俄军发动进攻时为时已晚。彼得早已利用了这7年的时间重组了军队，在波尔塔瓦等待着查理。在战争打响的前几天，查理在一次侦察中受伤。可他没有听从医生的劝告卧床休息，却命人在两匹马之间架起一把椅子，这样他就可以参加战斗了。他似乎忘记了一位无法行动的指挥官和一支疲惫饥饿的军队并不处于获胜的理想状态，特别是当时敌军几乎毁掉了他路途上的一切，令他的军队和马匹无以果腹。
在波尔塔瓦战役中，查理本想重演在纳尔瓦战胜俄军的一幕，但这一次并不走运。他曾寄予希望的哥萨克援军令他大失所望，从南俄罗斯赶来的哥萨克指挥官梅泽帕根本没像他许诺的那样带来10万骑兵，而只有为数仅千人的援军。更不幸的是，他们期望的从瑞典派来的增援部队被4倍数量的俄罗斯军队消灭了。
后来，温特将军赶到了战场。1708年与1709年之交的那个冬天是北欧历史上天气最为恶劣的冬天，老一代史学家这样描述道：鸟类飞行时竟被冻死；要点火是不可能的，因为木材在冰天雪地里根本无法燃烧；就连瓶中的酒都冻结了。可查理在他的军队遭受巨大损失之后仍执意坚持直接进攻的原定计划。纳尔瓦战绩已在他心中扎下了根。于是夏天一到，道路可以通行时，他便又匆匆行动，准备再创昔日的辉煌。
查理坐在椅中，下达了进攻的命令。在头两个小时中，靠纯粹的奋战精神而略占优势的瑞典军队似乎大有再次席卷沙皇军队之势。可随即疲惫、困乏开始袭来，紧接着又遭到了一场突然袭击——一场令他们痛苦不堪的突然袭击。
当查理把大量钱财浪费在代价昂贵而毫无结果的对奥古斯塔斯的追逐战中时，彼得却用从子民那里征得的税款购买了德国和法国的最现代、最新式的枪炮。他的大炮射击速度是瑞典的4倍，于是很快就把查理的大部分军队消灭了。剩余的军队在数量占绝对优势的俄军面前被迫投降。查理带着剩下不足1500人的骑兵逃到土耳其避难。在那里，他呆了整整5年。在这5年的时间里，他克服了以前对外交的厌恶情绪，屈就在草原一间帐篷里，整个欧洲都在关注他的命运。他也曾屡次试图说服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政府向俄罗斯宣战，可每次都发现比他富裕得多的俄国人已经向土耳其权臣们贿赂了更多的钱，要他们采取相反的行动。甚至最后连土耳其人也厌烦了这种荒唐闹剧。他们突袭了查理在贝尼德的营地，并俘获了查理本人。
查理以他一贯超然冷漠态度面对着他的新的不幸。他在监狱里又呆了15个月，但仍继续他的外交行动。他还幻想着瑞典会派来新的军队，那样他就能最终了结他与波兰及俄罗斯的宿怨了。
当他意识到这场闹剧已经结束——完全结束了——这位国王跨上战马，在惟一的一名助手伴随下，从达摩提卡(他被土耳其软禁之地)一直跑到波罗的海的斯特拉尔松，从而再次踏上了瑞典的土地(他9月20日起程，11月11日才到达)。
欧洲人逐渐将查理看成故事书中的传奇人物，人们对这位失败的独裁者的敬畏使他成了所有灾难性战役的真正英雄。当斯特拉尔松在敌人的炮火下逐渐走向毁灭时，整个欧洲都屏住了呼吸。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呢?在瑞典，人们早就开始议论他们国家的辉煌已臻佳境，现在是该谈论和平的时候了。体面的和平在政治上仍然可能实现，但查理念念不忘旧恨，一意孤行，无人阻挡得了。斯特拉尔松沦陷后，他穿过波罗的海再次踏上阔别14年的故土。他在斯德哥尔摩小心翼翼地呆了几天之后便向挪威开战，此时挪威正处于丹麦的控制之下，这就给了他一个进攻丹麦的机会。
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像瑞典那样精疲力竭了，人力短缺，钱财一空，贸易崩溃，信誉扫地，但这个国家却仍效忠国王。1718年12月，查理包围了挪威坚固的菲特烈斯坦要塞。他的最前沿战壕离要塞的城墙只有800英尺，不用说，查理当然站在战壕的最前沿。当他从土墙后面站起身来，正准备更好地察看敌情时，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头部，他倒地身亡。
我非常怀疑我们能否弄清射出那致命一弹的人。当时，很快就有可怖的谣言说是他自己的一名士兵射杀了他，为的是让贫困残破的瑞典重返和平。但在场的其他人以及在国王的尸体被抬回帐篷后对其进行检验的人发誓说子弹是从前方射入的，因而无疑是敌人开的枪。当然，在今天，这起事故只对古文物学家解开历史之谜有价值。重要的事实在于查理已不在人世了，瑞典人得到了片刻的喘息，上帝知道他们对此极其需要。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这位年轻人就使他祖辈经过一个世纪的艰苦奋斗而取得的成果付之东流。帝国之梦灰飞烟灭，瑞典沦为三流国家，而俄罗斯则一跃成为北欧霸主。
对查理的无数错误所造成的恶果就讲到这里。
然而我十分理解为什么大多数瑞典人至今仍对这位勇敢的骑士引以为荣，并怀有崇敬、热爱的感情。这些瑞典人过着无聊乏味、毫无生气的生活，而查理给他们单调的生活中注入了一点刺激，增添了一点色彩，而他们就像需要间或沐浴一下意大利温暖的阳光一样需要这一丝色彩。他们会承认，查理也许是个十足的傻瓜，但却是一个非常伟大、非常光荣的傻瓜!作为领袖，追随者对他表现的忠诚无人能及。他们守卫在他的帐篷外，只要知道国王是安全的，即使冻僵、冻死也毫无怨言，那些儿子死在西伯利亚战俘营的父母们竟也祈求神灵赐福于他。当然人们也痛心抱怨着国家的悲惨状况：百姓贫穷，国土丧失——但这一切都是国王的顾问之过，对国王的记忆却依然洁白无瑕。
查理具有令世人一直十分敬佩的品质，只要有了这种品质，他们的英雄纵有各种不足和缺点也都能得到谅解。
查理是古老骑士精神的化身。人们会因此而怀念他，会在当其他稍为逊色的英雄人物已成为一抷黄土，或成为孩子们若想获得A而必须把他们从书本中背诵下来时候更加崇敬他。
费里茨和我也将永远记住星期六瑞典的查理和俄罗斯的彼得之间的会面。事先我们就知道邀请的是两位个人主义极强的绅士(说得含蓄点)，但我们却没有预料到他们的个人主义究竟会发展到何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