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名叫孔夫子，但当欧洲人最终听说他时(他死后两三千年)，他的名字已经被拉丁化了，称为CONFUSIUS，从此他便以此名著称。
孔夫子于公元前551年生于一个古老而有名望的家庭。这让我们西方人感到相形见绌!我们真是那么年轻吗?在耶稣诞生前500年，我的祖国还不存在。尼布甲尼撒刚刚从巴比伦的海岸线上消失，耶路撒冷第一座大神殿仅仅在几年前遭到破坏，梭伦刚刚去世，雅典城还得等上一个世纪才建起帕台农神庙。至于罗马，那时它仅仅是一个乡村小镇，为了生存正与自己的对手伊达里亚人作殊死斗争，400多年之后它才称得上是帝国的中心。
因此，当我们西方人还只是住在泥棚里、将脸涂成天蓝色的野蛮人时，中国人已经学会了用美丽的瓷盘进餐，用精致的画装点房屋四壁，而且绘画技艺之精湛是任何现代艺术家无法超越的。中国人中还出现了一位东亚世界的大智大慧的预言家，几亿人民向他学到了通俗可行的人生哲学，这种哲学影响着此后2500年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并且至今仍如从前一样至关重要。
很抱歉，对这位举世闻名的圣人我只能给你们提供二手资料，因为我对中文一窍不通，并且现在年岁已大，没法学会了。
20岁的孔子便成为政府官员，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他被任命去管理如今称之为山东省的园林和公共土地。这就意味着在我们祖先还只是游牧民族、勉强维持生计、永远处于饥饿边缘的时候，中国政府已经对计划经济产生了兴趣。
可是普通的政府官员生涯似乎对年轻的孔子来说并无多大吸引力，不久以后他便辞职当了一名教师。他做出这一决定时年仅22岁。当时他已结婚3年，生有一子，此后子孙繁衍下去。我从一些中国朋友那里得知，这位圣人仍有直系子孙的说法是千真万确的。因此，孔子家族成功地延续了60几代直系子孙，这本身就是一项相当难得的记录，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意大利家族能追溯到古罗马时代，而一个能将其宗谱上溯到1500年前的西欧家族就像英格兰的晴天一样罕见。
于是，年仅22岁的我们的主人公就办起了自己的学校。但这是一所不同寻常的学校，因为这里开设的不是普通课程，而是专门致力于使学生识别善恶、培养道德、避免罪恶的教育。入校的惟一条件(以我们现代眼光来看也很不寻常)是要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和认真勤奋的学习精神，学费免交。富家子弟应为那些除了身上的衣服和粗茶淡饭所需的木碗以外一无所有的穷学生们提供基本生活费用。
这所学校引起了广泛关注。甚至鲁国一所豪华宅邸的两个儿子也由父母送到这位与众不同的年轻导师那里聆听教诲。家长们提议孔子跟他们一起外出旅行(这情形有点像18世纪欧洲的风格)，他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利用这意外的机会完善自己的汉语、音乐知识。据说，他就是这样结识了著名的老子，一位比他年长许多的道教创始人。
孔子时代的道教有何含义？今天意味着什么？我只好再次承认自己才疏学浅。据我的理解，它是一种人生哲学，教导人们只有一丝不苟地遵循“道”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而“道”，在老子看来，似乎意味着过去5000年里世代相传的古代礼仪之集合。除了对过去的尊崇，道教还提倡思想和行为尽可能保持单纯。在这一点上，它与各个时代圣贤们的主张一致。
孔子对老子印象深刻，而老子却好像对孔子这位来访者没有丝毫兴趣，对他也没有丝毫同情。孔子确实遭遇过不少挫折，一生颇为曲折。在他背井离乡时，他的家乡爆发了一场革命，致使专政王朝垮台。孔子，作为法律与秩序的化身，不可能赞同这样的暴力行为，于是当合法的王子被流放时，他和弟子们自愿追随，而不愿接受篡夺王位者的统治。
从此，孔子成了四处流浪的哲学家。他一直认为，在某个地方一定会有位英明卓见的领袖需要他这样真才实学的人为之效劳，但这样卓越的执政者总是极为少见。伟大当权者与智者相结合的例子，离现今最近的是在200年以前，当时腓特烈大帝登上了普鲁士王国的宝座。这位国王实际上做了柏拉图和孔子一直期待的事情。他派人将当时在世的最著名的哲学家伏尔泰请入宫中，但这一尝试却未能获得成功，反而导致腓特烈和伏尔泰痛苦地决裂了。从那以后，政府只启用一些保健、畜牧和护林专家。我们从未听说华盛顿政府派人请过威廉·詹姆斯或乔治·桑塔雅那，我还非常怀疑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首脑们是否知道有一位名叫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人。
因此，孔子从未能够在任何地方安定地住上一段时间，有极少的几次情况除外。其中一次是在他52岁时发生的。一位英明的王子派人将他请来，任命他为司寇。这位圣人表现得十分出色，很快就家喻户晓了。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也随之而来。那些原来趁国事混乱而谋利的人(如今我们可以称为敲诈勒索者和政客)逐渐发现自己失业了，于是他们马上联合起来反对这位过于诚实的改革者。孔子没有与这些乌合之众斗争，而是悄悄辞官回乡，在那里安静地度过了生命的最后15年。在家乡，他扩大了弟子的数量，最终人数超过3000人。据他自己说，其中有近80位弟子才能出众、真正领会了老师的意图。
孔子于73岁时去世，也就是将欧洲从波斯人侵略中解救出来的萨拉米斯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据那些在他弥留之际守候在身旁的弟子说，他十分从容地迎接了自己的末日，对死亡没有丝毫恐惧。他从未相信过来生，因为儒教一直不是宗教，不需要用天堂或地狱来束缚其追随者。这位老先生最终退出了生命的舞台，只因为他对等待那永远未到的邀请已经感到厌倦。他现在终于认识到不会有哪个伟大的王子请他出山任相，或给他一个机会显示如何凭智慧和信用来治理国家。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作了一首叙事短诗，在当时的中国脍炙人口。该诗保存至今，读起来几乎与我那关于柏拉图的小故事结尾处引用的四行诗如出一辙：
泰山其颓乎，
梁木其坏乎，
哲人其萎乎。
《传道书》的作者对这一主题也十分感兴趣，只不过他用一种稍稍不同的形式来表达：Vanitas vanitatum – et omnia vanitas．但其意思大致相同：“虚空之虚空——一切皆虚空。”
韦氏大辞典将孔子学说(儒教)总结如下：“作为一种哲学体系，它是中国众多伦理、教育、政治和宗教的基础。孝、仁、义、礼、智、信是其最基本的品德。”儒教是一种极崇高的行为准则，为每一个有理性的人所认同。
2000多年以来基督教也一直积极倡导这种品德，但在这20个世纪中我们经历的却是暴力、残酷和大规模的屠杀、盗窃。是不分敌友一同杀戮的圣战；是持机枪向弯弓搭箭的土著人发动的进攻；是虔诚的神父为保佑骇人听闻的英勇业绩、向宣扬“互爱”的耶稣所作的祈祷。
那么，正如我刚才所问，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街道一隅的中国洗衣工人，能让他在五六年之内就会毁灭其他任何人类的艰苦条件下生存下来?是什么使得他能够忍受由于自身贫苦而不得不与之生活在一起的那些白人?又是什么使他得以将孩子培育成文明礼貌的小市民，而与他所谓的基督徒邻居的后代形成鲜明对比?是的，究竟是什么力量呢?难道孔子赐予了这个世界某种哲学指南针，让他的每个弟子都能凭借着它，任何天气下都能安全地驾驶他那漏水的小舟到达世界的每个角落?还是早在孔子降世之前中国人的性格就已完全“定型”?或是这位圣人只不过是为了方便那些忙于日常事务而无法亲自研读古代哲人著作的同胞们，将这种性格的某些部分具体化了?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鸡和蛋的因果关系问题上。究竟是16世纪荷兰人的宗教源于伊拉斯谟的信仰，还是伊拉斯谟的信仰表达了16世纪荷兰宗教的情感?是笛卡尔给予了17世纪法国人一种全新的生活态度，还是这种思想在法国人中已存在了千百年，而他本人只是这种思想的最终产物?我不清楚，恐怕永远也弄不明白。但我怀疑是孔子的个性而不是他的著作(正如他的弟子们在书中揭示的那样)在中国人的性格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孔子的《论语》与我们今天许多小城报纸上的短篇文章相似，但后者仅仅是为了在没有真正新闻时填充版面。《论语》的大部分内容极其普通，只有少量的可以与已故的艾贝·马丁遗赠给《印第安纳波利斯新闻报》读者的充满哲理、机智的文学相媲美。下面是从孔子和金·哈伯德的文学遗产中随意摘录的两个例子。
这位中国圣人说道：“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而那位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哲学家这样说道：贫穷没有什么可耻的，所以做穷人又有何妨，世界每天都变得更加美好，只是一到夜晚就变得暗淡无光。
如果我决心向蒙田学习，拿出画笔在我孙子的教室里涂满启迪意义的话语，我肯定我会给他们传授金·哈伯德和孔子的知识，肯定会把孔子当作中国的艾贝·马丁，而把艾贝·马丁作为印第安纳的孔子。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正是他们的“亲切感”(按这个词最好的意思来讲)使他们受到广大群众、普通百姓的欢迎，并使他们成功地完成了许多更能言善辩的哲学家们始终无法做到的事情。金·哈伯德和孔子都是乡下人，他们非常熟悉那些依靠、利用、享受土地的人们，因此他们两人都是自然哲学家。因为每个人只要与自然有着亲密联系，只要观察四季交替、潮起潮落，只要生长在阳光雨露下，都会不知不觉地成为一名乡村圣人。除非当地的巫医控制了他，让他迷失自我，成为上帝创造的生灵中最可鄙的人——一个小镇狂热分子。
现在，甚至是孔子的最大敌人——那些对他恨之入骨，等他刚一去世就下令焚烧其全部书籍的统治者——也未曾对他来自乡村这一事实有所非议。他讨厌盲从和多管闲事，极力推崇互相宽容、互不相扰的原则。他尤其热衷于宽容这一思想，为此他坐在自己简陋、整洁、温馨的小屋里，拿出文房四宝，问自己：“我应该怎样并以何种方式教育我的同胞，使他们以最低限度的痛苦和最大限度的满足来享受人生呢?”
其他哲学家和其他信仰的创始人也曾做过同样的事，但无人做得如此成功，因为只有孔子牢牢盯住了那块他十分熟悉的土地。这块既培植了他的大白菜、也培育了他的思想的土地。
指责儒家教义缺乏精神特征的说法是无可厚非的。孔子并不是一位超灵魂论者。他不否认死后还存在另一个世界，但他认为那种被保佑者能升入天堂过着来世生活的说法是缺乏确凿证据的，这种说法依靠的完全是从未去过那里的人的道听途说。
另一方面，孔子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可感知的真实世界。无人能否认它的存在，因为它可听、可看、可嗅，无处不在。人们甚至可以坐在它的上面触摸它，如果他们饥肠辘辘(这在中国时有发生)，他们还可以将它当作食粮，让生命再痛苦地延续几天。孔子如此教诲：理智聪慧的人类应当能够善处逆境，因为只要稍具理性和智慧就能成就许多事情。
孔子还认为，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个人在旅途中，为了等待一座桥被修好或等待马车来搬运行李，他不得不在一个贫穷乡村里暂住几天。在这种情况下，聪明理智的人会怎么办呢?他会研究形势，清点财产，做出相应的计划。他不会指望在一个穷得养不起牛的地方找到上等牛排。那么吃什么呢?怎样才能把几根无肉的排骨做成像样的一餐?除了萝卜，没有别的蔬菜。有什么方法能将萝卜做成爽口的菜呢?客栈更是无处可寻。但在某个地方也许会有一座破旧的庙宇，将它收拾得舒适些尚可暂住几日，如此等等。通过不懈地搜寻，他甚至可以在村民中发现几个风趣、奇特的人，与他们共度一个快乐的夜晚，听他们讲述那些时常骚扰邻居的野兽的故事，听听他们吹奏笛曲，因为在这样偏远的村庄里，常常有一些怪老汉仍记得在其他地方消失已久的曲调。最妙的莫过于交些朋友，或至少由于自己态度和蔼、言辞优雅、举止文明而受到村民的尊敬。
现在让我们把场景从一个内陆小村庄转到大河边或沿海省份中的某座大城市。在那里，人们将与不同的人打交道，但打交道的方式却完全一样。直到有可能建立一种相当具体的行为准则，一种何时何地适用于各种情况的准则，使得最贫穷的苦力和最富有的商人或勇士都可能以最大的满足和最少的痛苦度过他们在地球上短暂的一生。这是每一位智者都会努力追求的。
下面，我就从读过的有关孔子和儒学题材的一大摞书中选取有关这一思想准则的几个例子。
礼貌是社会机制的润滑油，所以应该训练自己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在最痛苦的情况下，都要表现得彬彬有礼。不论男人、女人还是孩子，只要你在接近他们时面带微笑而不皱着眉头，他们都会乐意为你做得更多。所以，一定要微笑，即使在你肚子疼痛难忍，想要诅咒而不是表现高兴之时，也要微笑。
社区中年长的成员更容易控制一个城市或村庄的社会经济生活，因为他们手中有钱。而且，只要他们不是白痴，他们必然会从长期的生活中获得一定的经验智慧。因此对年长者更要表现出尊重来。这样他们会喜欢你，而反过来你也可能会慢慢喜欢他们。从而大家建立起一种相互理解的友好关系，这无论对年长者还是年少者都有好处。
如果一个家庭终日吵闹不休：儿子小林顶撞父亲，或说母亲是在胡言乱语，这个家庭就岌岌可危了。因此，要鼓励孩子对父母谦恭有礼，而父母以理解、宽容之心对待子女，这样家庭生活就会和睦融洽，成为大家都喜爱的安居之所。
从未见过面的陌生人与你见面一般会以貌取人。你可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但人们第一眼并不能意识到，相反，他们会很快发现你上周炒鸡蛋时在大衣领上留下的油渍，所以你应当尽量保持整洁。你的衣服可能又旧又破，但至少应当刷洗干净。
与其他商人做生意时，你或许有些不诚实，而且一段时期内不会表现出来，但你的生意伙伴迟早会发现这一点，那时你的商业生涯也就结束了。因此，在所有交易中都应以诚相待。如果你生性狡黠，就一定要控制这种易冲动的本能，因为诚实最终会得到回报。你出门在外也是为了谋生，不是吗?
圣人常常乔装改扮成乞丐四处游荡。因此善待乞丐，也许你遇到的正是一位圣人。
就这一内容我可以再写上好几页，但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你们了解我对孔子和他所教授的内容的看法。我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众多语录会逐渐僵化，似乎所有的箴言历来都是如此。有人说，我对这位老先生的评价过于仁慈。他们还告诉我，孔子骨子里是一个极端保守派，甚至是一个被统治阶级巧妙利用的反革命派，他所坚持的尊长忠君主张极受统治阶级的欢迎。我认为这一反驳也很有道理。
但我们自己的宗教也适用此理。供奉在罗马圣彼得教堂的耶稣，就和我曾去过的一个破烂不堪的拉普人教堂里的耶稣迥然不同。当时一群狗趴在祭坛四周，因为没人忍心将它们赶到温度低至零下30度的室外去。而佛教也同样如此，这一所有信仰中最纯洁、最高尚的宗教，它的创始人在这个世界上走完了他自己预言的80个年头后，投奔到另一个未知的世界中，此后的500年间，佛教一直在印度和中国长盛不衰，但最终也逐渐变异衰落了。我想，甚至可以说，对于我们许多科学，特别是医学，情形也同样如此。平庸弟子手中的医学远远不同于最初找到新型疗法以解除同胞痛苦的发明者们手中的医学了。
所有那些有资格对此加以评论的人士悲哀地指出，事实上音乐和绘画的表现模式也越来越陈旧呆板，逐渐脱离了与现实生活的直接联系，人们不得不将它们扔到垃圾堆里去。即使像贝克麦塞学究式的诗律，也在纽伦堡快乐的少男少女们的嘲笑中退出了历史舞台。
鉴于以上种种原因，即使面对众多反对意见，我仍然是孔子的忠实崇拜者。因为他没有任何超自然的矫饰，也没有丝毫的故弄玄虚，却使千百万人民有了一种切实可行的人生哲学。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没有回报却仍然努力奋斗；在无以言状的愤怒之下却仍然心情愉快；在不必全力以赴时却仍然辛勤劳作；在本应痛苦不堪时却仍然面带微笑。
所以，当孔子下礼拜六前来赴宴时，我会向他三鞠躬，作为一位头戴花翎的一品官员，他理应接受这一礼节。我将尽力掩饰我们曾亵渎其圣名而对他的不敬。我常想，如果一些中国专栏作家对欧洲的救世主表示无礼时，在中国的欧洲人会怎么说。“耶稣基督——他说……”
然而，对那些在行为举止最高雅的老师的教诲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来说，这种低级趣味不属于他们的本性，我们甚至不用考虑这种事情是否曾经发生过。即使发生过，也很可能只是受过西方教育的自诩聪明的少男少女们的杰作。
周六到了，一种莫名的担心也突然随之而来——我们将怎样与那位来自贝加尔湖以外的朋友交谈呢?与柏拉图交流很容易，因为尽管这位希腊人不讲拉丁语，但伊拉斯谟懂一点希腊语，如果有什么思想要交流的话至少可以把我们谈话中最重要的部分翻译过去，——对此我们永远无法预料。但孔子讲的是公元前6世纪的鲁国方言。请一位能讲汉语的荷兰朋友来帮忙也爱莫能助，因为他对这位哲学家的理解不会胜过一位来自最北方的中国人对一位来自最南方的老乡的理解。当然画图交流总是可行的，于是我准备好了大量的纸张。我拿出德怀特·富兰克林送的一支中式钢笔(一种奇特的装置——由一支毛笔和一小块中国墨组成，并有一小块海绵使之保持湿润)，练习地画了几下，祈祷着能获得灵感，没有这种灵感，一个尝试了解中国艺术的欧洲人在表达自己情感时，定会像东方人学西方油画一样笨拙。
周六晚上6点半，一切准备妥当。费里茨和我坐在火炉前，等待着过去4个月的奇妙经历开始新的一页。7点差一刻时，伊拉斯谟悄悄溜进屋来，朝我们打了声招呼，习惯性地走进厨房，和厨师及她的丈夫聊了几句，然后和我们一起喝莫赛尔白葡萄酒，比起荷兰人开饭前常饮的杜松子酒，他更喜欢这种酒。我们问他是否重温了有关柏拉图的知识，他说是的——这正是最近5天来他一直在做的事情。
“终于找到你了!”我说，“你总是装作不知道我们要邀请谁。”
他笑着说：“哦，一个人周游四方，有时便会听说一些事情。”
据我们所知，他并未走出过他在市政厅的书房，不知他所周游的“四方”是指何处，但我们想最好不触及这一敏感话题。因为我们打算继续这样的宴会，不希望由于不经意的轻率行为而遭到反对。
7点差3分。
有人敲了一下门。费里茨家的门依然是分成上下两半的荷兰老式门——这种设计出于实际考虑，夏天既可防止孩子跑到街上去，又可让屋内通风透气。这时门的上半部分慢慢打开，外面站着孔子。他很容易辨认，因为他本人长得与画像里的一模一样。随即门的下半部分也似乎被一双无形的手推开了，孔子走了进来。他没有伸出手与我们握手，而是向我们每个人慢慢地鞠躬——一次、两次、三次。我们则以同样的方式回礼。在我们示意下，他坐了下来。
此时我们注意到他身后跟着一位穿着普通的中国青年。他也同样向我们三鞠躬，然后解释他来这儿的原因。“我是孔子的后代，”他说道，“我想我是他的第42代子孙，但是，”他狡黠地一笑，“当然我们可能已经失去了准确的统计数字，时间太长了。我曾在康奈尔大学农业系就读，不久日本入侵中国，我回国参了军，恐怕我不是一个好兵，不够小心谨慎。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心脏，我就这样毫无痛苦地死了。今晚，尊敬的祖先要我来做他的翻译。但我并不是总能听懂他的话——这需要一点耐心。你们也知道与乔叟交谈是多么困难，而他还只是生活在几百年前。不过我们血脉相通，”他又笑了一下，“相处得十分融洽。”
接着他又流利地讲起了汉语，似乎在重复刚才所说的那几句话，因为当时那位老绅士深情地看着他，用一种既非东方又非西方，而属于全人类的方式极其自然地拍了拍他的背。我们对这位不速之客表示了热烈的欢迎，然后请他转达对这位高贵客人的热烈欢迎。
此时，我注意到大家都发生了某种变化。那些头脑清醒，行为不拘的荷兰人不知不觉一改平日相当随便的举止，言行变得小心谨慎，费里茨也发觉到了这一点，向我会意地眨了眨眼。之后乔端着第一道菜走了进来，此时奇迹发生了。
一般荷兰男仆或女仆对任何人都不可能行屈膝礼。虽然他们对女王非常尊敬，但宁可不进宫，也不愿荒唐地去履行那些近似健身操的礼仪。可是，我们的厨师在无人指点的情况下，竟然向贵宾行了屈膝礼。后来我问她在哪里学到这种礼仪时，她回答说：“我可从没学过，当时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
接着我们注意到柏拉图已经到了。他看上去与在罗马梵蒂冈的半身像并无两样。又浓又黑的胡须，稍稍抹了一点油，高高的额头上耷拉着几缕头发。高鼻梁，嘴巴长得比我们料想的更恰到好处。
伊拉斯谟发挥出他在大学里学到的希腊语的最高水平，极礼貌地向柏拉图表示欢迎。起初柏拉图看上去有些困惑不解，过了一会儿他才明白过来，并重复了伊拉斯谟刚才的话，我们注意到他讲的希腊语与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有很大不同。
这两位贵客也互相问候了一番。这花了点时间，因为他们不得不通过翻译进行交流。这时楼上传来轻柔的莫扎特笛子奏鸣曲，看得出柏拉图和孔子都听得十分高兴。当乐曲结束时，他们打着手势表示想再听几支同样的曲子，于是我叫楼上的海因再放一遍莫扎特的笛子和弦乐四重奏。然后就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我们为孔子那相隔42代的孙子加设了一个餐盘，晚宴开始了。
这顿饭菜，我可以高兴地说，似乎令客人感到十分满意，柏拉图对加利福尼亚橄榄的大小尤为感兴趣，他告诉伊拉斯谟，这些橄榄几乎有他那个时代的两倍大。“那时，”他又补充说，“上帝给我们提供饭食，因为在课堂上学生要是饿了，他可以从头顶的树枝上摘些果子吃，这样我们的讨论就不必中断。”
我告诉他，如今的教学方式不同以前了。“为什么?”通过伊拉斯谟的翻译，柏拉图问道，“你的学生对学习不感兴趣吗?”
“感兴趣，”我回答，“但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
“还有什么不同方式?”柏拉图追问道。
可我宁愿转一个话题。因为如果继续下去，我们将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痛苦的事实：当代学生对与现实的谋生手段无直接关系的学术问题毫无兴趣。正在这时乔结束了这一话题，她即兴做了一道甜点，同样也极受大家欢迎。幸运的是，费里茨明智地预定了餐后茶水而非咖啡。乔上茶时用的是我们最好的、已用了多年的蓝色代尔夫杯。孔子注意到了这些杯子，仔细端详着，然后说这些杯子可以与他过去在齐侯府所用的相媲美。想了一想，他又补充道：“那时我仍旧充满了希望，幻想最终能找到一位王侯，他会给我机会，将我的关于政府应当建立在正直和道德原则之上的思想付诸实践。但一直没人邀请我。命运对我实在太不公平了。我只有一次机会，但那位王子很快就厌倦了，于是我不得不隐退。”
饭后，由于天气有点凉，我们又回到温暖的炉火旁。伊拉斯谟坐在他那心爱的椅子里，我们担心有一天他会被烤熟。在他旁边坐着孔子，然后是柏拉图。我和费里茨坐在另外两把椅子上。孔子的后代则小心地坐在他先辈的后面。他对老先生体贴入微，翻译得迅速而不喧宾夺主，仿佛在与我们喜爱的海伦·凯勒交谈，耐心仔细地将那种陌生的方言流畅地译成了相应的语言。那天晚上的经历可谓真正的“灵魂的碰撞”——因为这些人真正谐调于同一智慧的波长上。
此后的3个小时里，我喝了大量的茶水，比我所能想象的任何人在如此短时间内喝的都要多。乔将我们最大的壶放到了火上，里面的水一直滚开着。茶就如同山上宝训一样有着不尽的好处，它能永久地延续下去，你所需要的只是加一点点开水而已。
接着到了当晚对我来说最困难的时刻，因为我必须把大家的谈话记录下来。起初话题泛泛，但很快就转向了明确的主题，因为在那两个人心中存在一个共同的最为重要的话题，他们同世上其他人一样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关注着政府这一课题。
这就是如何将政府交给那些最有资格承担这项艰巨任务的人手中。
当然，他们完全熟悉为保卫国家免受来自上面或下面的暴政而制定的各项措施。民主、极权、独裁、专政、彻头彻尾的专制、暴政、徒有其名的政府、社会主义实验——所有这——切都证明，这些问题不是仅属于我们这个时代，而是人类出现时间题就已存在了。孔子可以给我们提供2500多年以前的例子。柏拉图可以讲述耶稣诞生前5世纪时的亲身体验。伊拉斯谟则可以谈谈400年前他所钟爱的学生查理大帝所遭受的艰难困苦。而费里茨和我可以讲一点我们现代所面临的困惑。可是说实话，我们的谈话根本毫无结果。最终我们又回到老问题上：“怎样才能防止个人或少数人将其意志强加给多数人?怎样才能确保那些最适合掌权的人实行真正的统治?”
最后，在接近尾声时，我们似乎达成了共识。孔子和柏拉图都一致认为，令所有人都满意的合理的政府形式永远不存在，除非首先教育全人类接受一种约束其行为的“道德基础”，一种不仅作为公民个人而且作为社会成员行为的“道德基础”。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惟一的办法是用一种对整个社会的爱去代替人们这种根深蒂固的看法，即认为人本质上是一种损人利己的动物，永远在寻求自身的利益，只要有谁在他为自己的家庭寻找膳宿和更多的奢侈品(越多越好)时挡了他的道，他就会将对方踩在脚下。
大家对此毫无异议。可是我们一得出这个结论，就再一次面对着那一令人困惑的问题：“究竟有没有这样一种道德原则?如果有，怎样才能说服足够多的人去接受它，并愿不惜生命地为维护它而奋斗？”
宗教?已经有人尝试过了，但发现它力不能及。
教育？我们已经教育、教育、再教育，结果又带来多大的收益呢？教育传播了许多杂而无用的信息，并未使大众很快变得智慧起来。
我们就这样一直谈到该告别的时候。
但是这次灯光没有突然暗淡下来，四周也没有突然漆黑一片，客人们更没有突然消失。孔子似乎预感到我们说再见的时候就要到了。午夜还差十几分钟时，他站起身来，通过孙子(事实证明他是一个非常可爱、富有魅力的同伴)的翻译告诉我们他已经有许多世纪都没有像今晚这样高兴了。柏拉图表示了类似的感谢之情，但语言平谈些。甚至连伊拉斯谟也感慨道，这一晚几乎与在他敬爱的朋友托马斯·莫尔家度过的夜晚一样令人愉快。
然后我们大家互相鞠躬道别。时钟敲响了12点。蜡烛熄灭了，屋里只剩下费里茨和我以及美好的回忆。
我们喝完了最后一杯茶，互相看着对方。“哎，”费里茨说道，“和以前一样，问题最终仍没有圆满解决。我们该怎么办？”
“努力，”我回答说，“直到我们找到答案，否则……”
“否则怎样?”
“否则很快就不会有任何人为之担心了。”
厨房中，乔和海因打开了收音机，里面正播放着伦敦新闻。在播出柏林电讯之后，英国广播公司告诉我们希特勒不久将成为德国人民毫无争议的领袖。费里茨和我都不寒而栗。
“天啊!”他叫道，把最后一支香烟扔入炉火中，“下一步该怎样呢?”
我无言以对，没有答案可寻，只有无声的绝望。
市政大厅的钟声响了，随后是一片可怕的寂静。
“也许这就是解决的办法吧。”费里茨打破了沉默。
“对，”我回答道，“是解决混乱和死亡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