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答应伊拉斯谟，从今以后发出邀请函时加上客人的基督教名。然而正当我试图这样做时，却遇到了诸多麻烦。因为不论是柏拉图，还是孔子都不是基督徒，即便煞费苦心地查遍学术巨著后，我仍然弄不清这两人的母亲让他们进屋洗手、洗脸、准备吃饭时会怎样称呼他们。
不过，省略教名并无大碍。一切都会自然进行下去，而且这次也不必报警。因为有史以来只有一个柏拉图，一个孔夫子，我们不会请错人的。当两人一走进房间，我们就知道请对了。
两位客人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柏拉图有塑像，孔子有画像，不过我们即便没有见过这些东西，也不会把他们俩弄错，因为他们看上去都是尊严的化身。
还是让我照惯例，首先谈谈我们为款待这两位奇特的客人预定了什么样的饭菜。
在天堂里我决不当厨师。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体面正派的异教徒也是可以包含进我所谓的天堂)，从穴居的野人到住豪华公寓的现代人，众口难调，在某人看来像荷兰馅饼这样可口的东西，对另一个人而言也许像费城玉米饼一样难吃。
而幸运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满足了所有客人的各种口味，但我不知道，我们还能幸运多久。我对中国人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吃大米——至少对那些有幸能吃到的人是这样的。不过那些去过东方的朋友告诉我，必须改变在美国吃炒杂烩中餐之后，形成的关于中国烹调的观念。因为中国人从未听说过炒杂烩。
“那么，”我问，“他们吃什么?”
“他们吃的东西很杂。”
“总是这样?”
“总是这样。”
“就像其他东方人一样？”
“一模一样。”
可是，如果在为人类历史中最正式的人物准备一顿多少有点正式的晚餐时，我决不能只打开从阿姆斯特丹的爪哇店预定的罐头，然后说：“来吧，老兄——随便吃点。”于是我在烹饪书库里翻箱倒柜一番之后，终于找出一道近乎完美的菜。
肉饭是土耳其赠给西方人最好的礼物之一，可由任何兽肉或禽肉制成，而米饭也正好符合孔子的口味。我不知道柏拉图的喜好，不过作为一个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人，他的饮食肯定很普通。万一肉饭令他不满意，我们还备有很多橄榄。乔问肉饭里放什么肉，我要她用鸡肉，因为比起牛肉或乳牛肉，我更喜欢鸡肉。我讨厌各式各样的羊肉，而我又不能吃猪肉，只有鸡肉是我最想要的，我想这大概也是东道主所应遵循的最佳原则了。
芹菜似乎是这种场合最合适不过的蔬菜。旱芹是一种对人体无害的野生植物，爽口宜人，很少像菠菜或花菜那样会引起人们强烈反应甚至产生抵触情绪，而且古代人推崇它为一种温和的壮阳剂。不过芹菜也许不宜推荐给柏拉图，因为据他最可信赖的同代人说，他全神贯注于政治、科学和社会问题，无暇研究与应用生物学相关的任何有趣的问题。
我们不打算准备通常的甜点，而是将桌上摆满小碟子，里面装些从商店买来的东方糖果、牛轧糖块、土耳其软糖、阿尔及利亚果脯或其他富含糖分的什锦甜点。至于什么酒?我不知道，但是我们两位客人都不会对葡萄酒感兴趣。以前宴会用酒总有剩余，这次就省些钱吧。我们逐渐发现，这些宴会的花销比我们预计的数目大得多，但我们对此并不太在乎。这是我和费里茨生平所做的最好投资，即使一旦失败(不久以后确实如此)，我们至少也从中获得了一些东西。
问题之三：音乐怎么安排?
我对希腊音乐所知甚少，而在东方听过的中国音乐又总让我感到像是有人在拉锯。但是，我记得柏拉图和孔子分别在他们教育体系中都特别强调音乐的重要性。各种乐器中，他们也都对笛子情有独钟。我不想尝试用希腊牧神潘的排箫或那些“古典”唱片中可能使用的其他乐器，这些古典唱片市场近年来被一些最终“发现”如何演奏希腊音乐的德国教授们占据了。我听过《太阳神颂》和《卡里奥皮亚》，但这些音乐都未能像以前那些好听的音乐那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然，我只是显示了现代人的自负，而忘记了在1942年让我们悲伤的那些音乐，这对于生活在2942年的子孙们来说可能并不受欢迎，就像能使942年的人们欣喜若狂的音乐并不能打动今天的我们一样。
我毫无反对笛子之意，在专家(世界上大概有十几个)手中，笛子是一种高雅的乐器。而且，笛子通过娴熟地演奏是十分悦耳动听的。一个没有几支好笛子的管弦乐队就如同没有放盐的汤一样索然无味。当然，笛子的音乐作品确实有限，但是在莫扎特的几部五重奏和奏鸣曲中也不乏几节优美的笛乐。他和巴赫都曾写过轻快、清新的笛子协奏曲。我从阿姆斯特丹订购了一些这样的唱片，同时还有“勃兰登堡”D大调第五协奏曲，此曲使用了一种短小的高音笛，而现在通常由小号代替。曲中，笛声伴着旋律，时而出现，时而隐没，达到了一种幽默、欢快的效果。当我们听到从欧洲纳粹黑暗腹地传来的最新消息而产生阵阵忧郁时，听这些唱片无疑是一种最佳的特殊疗法。
接下来我该坐下演奏一支普卢塔克曲，然后再写点有关这批客人的材料。我发现这并非易事。正如大多数受过教育的欧洲人一样，我对孔子，这位在近两千年中，将生活的哲理给予了在某方面可称得上是世界上最智慧的民族的人物，实际上一无所知。而正是他的生活哲理，使得这个民族在其他任何民族从未经历过的苦难和屈辱中仍颇为快乐地生活着。至于柏拉图，这位科学治国的创始人，我对他的看法一直琢磨不定，以至于有人说：“哦，对!柏拉图!”时，我从来也不清楚自己站在什么立场上，也不知道该回答什么。有时，我特别喜爱他、崇拜他，视他为历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但也有一些时候在我看来他不过是一个聪明的语言编织家、一个不甚英勇的倡导者，而其倡导的某种政府理论碰巧又与这个世界毫无关系。不过在维勒的多年安静岁月使我形成了一种沉思的性格，因此，我可以更好地理解柏拉图想要证明的一切。
应该记住一点，我们所知道的柏拉图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比他去世后的几个世纪更受推崇。因为希腊已不再作为独立国家存在了，希腊试图在这个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是奴隶的社会中建立一种可行有效的民主，关于这一问题的无休止的争论使希腊慢慢走向了自绝之路。
因此，柏拉图与那些现代欧洲国政学的学生没有两样，他们在大谈理想国度之时，一只眼睛盯着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另一只眼睛则在寻找去里斯本的快速客机和通往美国的捷径。500年后的今天，我们也许还会惊讶于这些现代人讨论拯救欧洲文明方法时所采用的高明方式。我们也会知道他们美好的梦想毫无结果，因为在他们完成使命之前，现实已取代了梦想，并把他们扔进了集中营，从此他们再无出头之日，在无人理睬、残酷虐待和饥寒交迫中死去。
同样地，柏拉图完成了他的实用政治手册之时，正是该书对任何人都无实际用途之际。他死后不久，来自北方的独裁者吞噬了整个东方，希腊沦为一个第七等省，成为庞大的马其顿国无足轻重的一部分。几年之后，这个帝国从多瑙河扩张到了印度河。因而柏拉图的研究可以说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毫无实际意义。伯里克利时代雅典人统治古代世界时的辉煌仍令人记忆犹新，而此后的屈辱岁月也同样让人难以忘却。来自斯巴达的野蛮人，坚信能将黄油变成矛头，故意毁坏了希腊人含辛茹苦修建起的一切，这个曾经由帕拉斯主宰的城市变成了一片瓦砾——城墙不复存在，公共建筑破烂不堪，人口在这次劫难中也急剧减少。
当然，毁掉这个长达4个世纪作为古代文明中心的城市是很容易的，但事实证明，熄灭由雅典科学家和哲学家在爱琴海沿岸树立起来的“通过实际观察获得启蒙”的指明灯却十分困难。雅典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个体已不复存在，然而，它依旧是古代最重要的教育中心。来自地中海的有志青年为了寻找最佳教育机会，迟早都会踏上通往这座位于爱琴海的城市之路。即使在雅典已不再是周际强国、商业中心的几个世纪中，来自欧、亚、非各地的莘莘学子们还是纷纷来到阿提卡的高等学府中求学，为以后艰难的谋生作准备。
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大学是在若干个世纪之后才出现的。当时教学仍然是马克·霍普金斯式，即老师坐在木头的一端，学生在另一端。不同的是，这些学生不得不为赚得足够的钱支付学费而付出巨大牺牲。这群严谨的年轻人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们来到雅典不仅仅是为了取得学位，以便回到罗马或亚历山大有资格成为大学俱乐部的一员，他们来雅典还是为了寻求当时教育市场上最优产品，并且逐店挑选，直到发现他们所要寻找的东西。到达目的地后，为获准参加他们选定的师长所开设的讲座，他们不得不付出一笔相当可观的费用，然后才可以坐在师长跟前，边听边问，就天地间可能存在的每一个问题与先生进行辩论。直到最后，他们自己可能也会发现一些永恒的真理。这些真理只有在一流智者之间的思想碰撞所产生的火花下才能显现出来。
这些雅典师长们决不会去尝试将上帝已拆分的东西组合起来。如果一个学生缺少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取得成功所必须的天赋，老师不会对他容忍太久。他的教师只能对此感到遗憾。如果学生不够聪敏，老师会劝他去当一名技术精湛、值得信赖的木匠或石匠，不必为追求一个毫无价值的哲学博士学位而苦苦煎熬。
我想，出于人之常情，这些师长不免会接受罗马战争中暴发户的贿赂，让其不甚出色的儿子跨入大学之门。但穷孩子中出类拔萃的也可以获得奖学金，免费入学。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妥，因为整体的教学水平并未降低。不过在很久之后，当世界对于那些温顺谦恭之人已相当安全、当精神上的优越感在这个世界上已没有存在的余地时，整体水平就大大下降了。
现在，我列出几个日期，以便你们更确切地对柏拉图的生平有个了解。柏拉图生于或大约生于公元前427年，即伯里克利去世的两年之前。公元前404年，雅典在一场长达约30年的战争之后，向斯巴达投降，并且失去了城墙，海军覆没，它在希腊诸国中的领导地位也随之丧失。公元前400年，色诺芬完成了一部近2300年来所有研究希腊的学生所必读的史书。我提及该书的目的只是要说明希腊从昔日何等的高位上跌落了下来。一万希腊人被迫成为波斯的雇佣军。而仅此前100年，可能恰恰是他们雇佣别人替自己打仗。
与此同时，雅典政府更迭频繁，从昙花一现的不太成功的寡头政治到更为灾难性的纯民主政治。在纯民主时期，雅典的圣名由于苏格拉底的冤死而从此染上污点。
苏格拉底死于公元前339年，他是柏拉图的老师，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一年看做是柏拉图整个发展历程中的起点。
柏拉图曾应当时古代迦太基政府僭主的邀请，作为政治顾问前后三次出访锡拉库扎。那时，柏拉图似乎仍然终日耽于冥冥幻想，幻想某时某地某个伟大领袖出现，派人送给他一封信，上面写道：
敬爱的教授：
世人都认为您最了解政府。您可知道这里的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下。我治理这座城市，领导这座城市，无人不晓。没有一个富商能靠贿赂当地立法委员，而对我施加压力、迫使我改变主意，因为我决不允许这类事情发生。我保证给劳动者不菲的工资和公平的待遇，这样就无需什么组织来监督雇主对他们是否公平。我们有陆军和海军，而一旦发现任何军官和前任政客交谈，就马上将他处以绞刑。
至于妇女，她们与男人享有同样的权利。但聪明的女人也不会比不如她们的男人受到更多尊重，因为她们恰好生为女人。我们认识到人口繁衍是必要的，但也理所当然认为，母亲哺育儿女就像雨水、阳光一样同属自然界的一部分，如同可敬的男士认为刮脸是他们每天的义务一样天经地义。
至于孩子，我希望您能多花一些时间来研究一下我们的学校，我们将尽可能办成最成功的生活培训学校，这既是从实际出发，也是从理论的角度来考虑。但在给每个孩子提供机会时，我们不会以牺牲聪慧学生的代价去特殊照顾愚笨的学生。甚至是我，这个城市的僭主(我想您会发现自从上次访问以来，这座城市已有了巨大的改观，因为我们推倒了出租的房屋，绞死了敲诈勒索的不法团伙。)——甚至我也意识到了人生来平等。令人头疼的是，这种平等持续不了几天甚至几个小时。此后，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得听天由命，因为我不想比主宰人类命运的上帝更聪明。上帝注定会使一些最贫穷、最不幸的孩子长大以后升至难以预料的高位，相反，那些天生聪颖的孩子一辈子也可能无所作为，要么死在绞刑架下，要么死在收容所里。
因此，我希望您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重设学校体制：人人都有机会充分施展才华，能够在有生之年获得最大满足，不必仅仅因为贪图虚荣而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出许多徒劳的努力。
此外还有其他问题，但我想等您来锡拉库扎后再讨论。然而，我要先提两个问题——公共卫生，以及防止身心不健康者像兔子那样多生多育的制度。正是这些人使我们疯人院和收容所人满为患，国家这艘大船已不堪人道主义的重负。不过，这些问题，正如我刚才所说，要等您来之后再谈。同时我敬候您的安排。
狄奥尼西奥斯僭主
这类信件可能确实有过，因为我告诉过你们，柏拉图曾三次访问锡拉库扎。正如两个世纪前，善良智慧的孔子曾出发去寻找心中的“英明王子”一样，他也不得不忍受失望的痛楚。从理论上讲，这两位哲学家的方案都貌似可行。可不管哲学家的逻辑多么完美，一旦要付诸实施，人类就固执地拒绝遵守这些上乘的理论模式，一切仍按自己的方式行事。柏拉图所敬重的苏格拉底是全雅典最睿智者，却被社会上最卑鄙的人无情地迫害致死。他的悲惨命运一直萦绕在柏拉图的心头。不甚英勇的柏拉图决心致力于培养出类拔萃的门徒以研究治国之术，而不再采取直接行动。
柏拉图享年80岁，后半生一直担任一所私立高等学校校长，不再涉足当地政治。这所学校位于雅典附近的一片树林中，这片树林是为了纪念希腊英雄阿克德默斯而种植的。据说，是这位英雄告诉了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到底提修斯把海伦藏在何处。除了教书育人，柏拉图还挤出时间完成了13封长信和35篇对话，探讨了生活中的各类问题(因此也包含了政治和治国之术)，每个问题都由于种种原因成为他与学生辩论的合适主题。
实际上，所有这些“谈话”记录都被保存了下来，这也许是“谈话”受到推崇的最好证明。虽然大部分古代文学已永远流失了(包括基督教早期的一些圣书)，而柏拉图的著作却总被万分小心地保存了下来。罗马衰落后几个世纪的动荡岁月里，新教派不仅谋杀了柏拉图哲学最出色的倡导者，而且还肆意焚烧了他们所能找到的有关书籍。即使如此，仍有相当数量的柏拉图的忠实者藏起了这些无价之宝，足够让子孙后代们享用。
因此，我们对柏拉图这位古代最伟大作家的思想已谙熟在心。甚至在以后2300年里，都没有把我们同柏拉图分开，他至少也时时影响着我们民族中的一些精英。譬如，我们可以在大多数基督教派创始人的作品中发现柏拉图的痕迹。中世纪的学者们尽管热衷于亚里士多德，却也易受柏拉图影响。18世纪，这个全球启蒙运动的伟大时期，尽管不断倡导博爱，却也完全是柏拉图式的。今天，由于出现了与柏拉图理想中真正领袖相对抗的人物(很抱歉，我必须再一次提及希特勒)，这位雅典伟大的人物在如今似乎已完全控制了局面的那些预言家的暴力和残忍下变得暗淡无光。但请注意我的话!在一些理性重返我们不幸星球的时刻，柏拉图将会重获声誉。
的确，我们常常对他十分恼火，因为他过于学术化，行为举止让人觉得他仿佛生活在真空里，不知世事。但那只不过是他的“品质缺陷”之一，而这些缺陷可以忽略，因为正是这些伟大的品质才使得柏拉图的书在过去的2300多年间仍保持青春活力。荷马当然比他更有资历，但除了他，还有几个作家(特别是在哲学方面)能在经过一代人之后依然为人们所铭记呢?而柏拉图，当他心情开朗、忘记苏格拉底仅因为教给学生一点道理就被处死时，他的文章听起来就不像写于公元前370年，而像是在今天的华盛顿或其他某个现代首都写的。
以他的《理想国》一书中的几段为例，那是远在乌托邦成为一种政治批评之前真正存在的乌托邦。在刚刚体验眼看着他所热爱的雅典毁于一旦的可怕经历之后(完全是自身的错误导致的)，他让书中的主人公苏格拉底来讨论这一恶性循环。很显然，由于这种恶性循环，人类无法摆脱自身政治愚行的束缚。
下面是书中的几段对话。这位老石匠(苏格拉底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手艺)在雅典成为古代最富裕的城市时，就开始恭维那些上了台的富豪阶级。他这样说道：“这些新兴的商人装作从未注意到那些被他们毁掉的人们，并谋划着将他们的毒针——对于他们而言也就是钱——刺入所有对他们毫无警惕的人的躯体内。通过这种方法，他们每次都成功地收回了原来投资，同时也使其他阶级都变成了懒汉和乞丐。他们会继续这样做下去，直到最后人们发觉了自己的危险。绝望给了人们勇气，于是人们奋起反抗压迫者，然后欢欣鼓舞地宣布民主战胜了君主制和富豪统治。
“在成功带来的喜悦之初，他们杀死了许多敌对者，把更多的人放逐出境，然后他们开始安定地生活，向幸存的人民展示该如何真正统治这个世界。但过不了多久，这些民主人士很快也变成了过去的富豪和暴君。他们利用数量上的优势在每次选举中赢得多数选票，然后为所欲为，因为无论颁布什么法令，他们总可以说成是建立在‘合法的多数意见’之上。因此，当他们把所有官职都分配给自己人时，当他们通过不断提高救济而取悦于民时，他们完全是合法的。
“当然，为了维持民众的好感，他们不得不做一些暴君和寡头政治家所唾弃的事情。他们必须讨好乌合之众，结果所有的标准都因越来越庸俗的行为而降低了。人们的行为举止变得粗鲁，这里无人讲礼貌。很快一切表明：正如疯狂追求钱财而最终毁掉寡头政治一样，过度自由也终究毁掉了民主政治。随即便出现另一个衰落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无政府主义不断发展，不久便进入每个家庭，甚至家畜也不放过。为父者沦落到儿子的地步，儿子对父亲傲慢无礼，因为他们对父亲不再恐惧。老师开始害怕学生，而学生也因此轻视老师。从此，年少者和年长者地位平等了。前者作好了在言行上与后者竞争的准备，后者则软弱无效地模仿前者。最后，所有的驴马都并驾齐驱，开始享有与自由人相同的权利和尊严，一切都充满了自由的气息。
“那么结果会怎样呢?
“这种所谓的自由过度膨胀，结果适得其反，因为无论对国家或是对个人而言，过度自由似乎迟早会演变成奴隶制。最残酷的暴政不可避免地产生于最极端的自由，因为一旦自由成为许可证，独裁便为时不远了。富人因为担心民主的盛行会攫取他们最后的一分一文，而处心积虑地企图推翻敌人，这时某个有魄力的领袖很容易夺取政权。为了达到目的，他可以向穷人许诺一切，然后在自己的身边安置一支军队，首先除掉反对者，其次便是朋友中对自己可能构成威胁的人。肃清政敌之后，他自己又成为暴君——惟一的统治者。
“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那样小心谨慎地指出，“这里没有任何空间让哲学家宣扬节制中庸和相互理解。可怜的哲学家如今就像落入了一群野兽之中，如果他明智一点，就该撤离。趁着还有些时间，就该躲在一垛墙下等待风暴过去。”
这便是柏拉图整个职业生涯的主旨。在狂风暴雨呼啸肆虐之时，这位天生善于思考的人却无能为力。就让他暂时躲避风暴，等待着人们或许会听从理智的那一天吧。他强调“或许”，是因为他和孔子一样不敢肯定那一天是否会到来。但千万不能冲出堡垒投入战斗。任何训练有素的斗士——一些不甚聪明但受训后学会使用武器的身强力壮的粗人——绝对比终生摆弄思想而非炮弹的人更善于格斗厮杀。哲学家走这一步并不是懦弱，而是出于对事情是否合理的感受。因为他知道，作为人类灵魂医师，他和医治肉体的医师并无区别，后者也是在后方而非前沿。
在满意地解决了那些问题并发现他自己的思想起了作用(至少在理论上)之后，柏拉图开始集中精力探讨如何使人类的行为举止遵循理性的原则，通过什么方法才能彻底清除对这种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以及像如何从劣种马、牛、猪、羊、蜜蜂或谷物中培养出良种那样(世人对此再熟悉不过了)，建立起一个完美的国家。
这是多么崇高、多么值得称赞的想法啊!各个时代最伟大的智者都曾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个时期全神贯注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其中有些人从神圣、庄严的角度出发，探讨这一问题，带有典型的柏拉图特点。也有人，如来自拿撒勒的木匠老师，试图通过将人类置于上帝的直接监督之下来解决这一难题。还有人，如伏尔泰和斯威夫特教长，将讽刺选作他们攻击的方式。托马斯·莫尔认为他可以通过将某种瓷器蛋放入人类的安乐窝中来为人类造福，这种瓷器蛋他称为乌托邦。笛卡尔想努力通过应用纯数学原理帮我们寻找解决方法。斯宾诺莎开辟了一条伦理道德新思路。卡尔·马克思将经济学作为他研究的特殊领域。拉伯雷在他编造的世界中丑化了一切事物。还有介于中间的各种哲学家、圣贤和才子(名副其实的或不那么名副其实的)，他们有的饿死在阁楼中，有的丧生在地窖里。或许，他们会赠送给同类一幅拯救灵魂的蓝图，绘上他们一直上下求索的那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让人类拯救自己？”
但最终，他们的命运就像制篷匠欧玛尔(一位最风趣、最鼓舞人心的真理追求者)一样，可以用他的这首四行诗来总结：
年轻时我渴望着结交学者和圣人，
虔诚地聆听他们的伟大辩论，
关于真理，关于世界：但永无止境，
我只能从来时的同一道门又走了出去。
自从我对那些奋力拼搏、试图通过提供一种建立在最简单原则上的行为准则而使人类彻底脱离动物形态的人们开始感兴趣以来，我对这样一个事实感到震惊：他们每个人受自身的政治、社会背景的影响是如此之深!斯宾诺莎虽然是在非常严格的犹太文明中长大，却将荷兰共和国政府当作他理想政府的楷模。伏尔泰让小说《老实人》中的主人公道出了他心中的信念：“让我们耕耘我们自己的花园!”这表明伏尔泰是一位法国良民。柏拉图向我们描绘他的理想共和国时，基本上是重现了伯里克利统治下的最完美的雅典联邦。当我们埋头研究柏拉图体系的核心时，我们还能发现什么?
柏拉图深信，如果能劝服每个公民各尽所能，就有可能建立一个快乐、富饶、与四邻和平共处的国家。这样，国家就会获得一个公正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其他的一切都可以稳固地建立起来。但他意识到这个概念有点不明确，于是又给我们明确提出达到公民道德所应具备的四点要求：每个公民必须有正义感；有理性；必须虔诚；必须有在需要时敢于为捍卫祖国而英勇战斗的勇气。公民一旦具备了以上四项美德，便不会犯错误。他会像伊曼纽尔·康德一样，头顶星空，手捧绝对命令，随时准备迎接人生中的各种变迁。
像所有其他古代哲学家一样(也包括犹太人在内)，柏拉图对经济生活几乎从未显示出真正的兴趣。他的生理需求，如同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以及其他地中海地区的人一样，少之又少。一座土砖房子足以为他避风遮雨。就像耶稣能够随便在山坡上向同伴们发表演说一样，他可以在橄榄树舒展的枝叶下教课，天气似乎从未冷到能让他和学生躲到有暖气的讲堂里去。同样，和其他希腊人一样，他的饮食十分节俭，因为生活在温带气候中，所以不必像新英格兰大学的教师那样狠吞虎咽。衣服花销也不大。更重要的是，当时存在大批廉价劳动力，包括那些一旦买回来后几乎不花一文就能养活的奴隶，这使数千希腊自由人得以全身心地致力于国务。
当然，这种悠闲使他们得以致力于国务而不必担心经济状况，可将来会如何?当一种新潮流开始盛行，使他们缺乏经济安全时，结果又会如何?柏拉图似乎从未考虑过这种可能性。我认为这正是他最大的弱点。即使在他自己的那个小世界里(毕竟，与以后的世界相比，这只是一个十分狭小的世界)，即在这个教育希腊国家几千名自由人还比较容易的世界里，战争和暴力仍屡见不鲜。当宣扬人类平等的基督教要根除奴隶制(即使这足足用了19个世纪的时间)时，当亿万奴隶觉得有必要参与国家事务时，情形将会怎样?
美国历史对这个问题极有启示。只要我们仅有13个小殖民地(这里的人几乎都相互认识)，那么在柏拉图四项道德的激励下，一小群领袖人物就有可能担负起治理共和国的重任。这些华盛顿们、亚当斯们、杰斐逊们、麦迪逊们深受柏拉图哲学的影响，都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对国家的责任。从孩提时起，在他们的脑海中就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既然天生比同代人更具优势，就应该比那些不太幸运的人更加努力奋斗，从而成为正义、理性、虔诚、勇敢的光辉榜样(从这些常常被误用的词语的最广意义上来说)。简而言之，他们每个人不仅知道属于国家法律一部分的《人权法案》，而且还深知那种不成文的《义务法案》，那是与他们自己道德规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因为他们迁居到小社区中，邻居们就可能用公共舆论的标准来仔细衡量他们，还会在认为适当必要时接纳或摒弃他们。
我相信，这正是从公元前4世纪到大约100年前所有柏拉图式人物的最大弱点。不过情况大有不同，这里不再有可供比较的可靠依据。但这里有另外一个柏拉图，大多数人对他都不太熟悉，或许根本不曾想到。而正是这位柏拉图他研究了人类个体、观察了他们对政治社会现象作出的反应，因此能深入地对人类进行探究，努力了解促使人类发展的无形力量，并最终试图将这些力量归结为一种资源——即上帝。
孩提时代，就有人教导我说，犹太人及后来的基督徒是惟一信仰一个上帝的，因此他们比其他教徒甚至包括古老哲学体系中的最高尚者更为优秀。我认同了这一教诲，就如同大多数孩子会接受所教导的一切，并非孩子们对这种或那种观点深有感触，(凭他们的有限经历怎么可能?)而是因为他们至少学到了这一聪明之举：“何必跟那些一无所知的大人争论呢?”从那时起(虽然还未对任何宗教问题发生浓厚兴趣)，我就一直努力探寻这一教诲究竟是否真实，究竟是否耶稣是首先向我们提及的惟一天父。
的确，希腊人和罗马人从未把自己的上帝当作父亲看待，因为上帝对他们这些孩子过于残酷，无法胜任父亲的角色。他们早已过了听信孩提时代故事的年龄了。那些故事讲述了智慧女神雅典娜如何全副武装地从宙斯的头颅中走出来，牧神潘如何喜欢在路边树丛中发出怪叫以恐吓那些孤独的流浪者，所有的神灵如何在特洛伊战争中支持各自一方，并亲自参战。去掉荷马之名所赋予的光环之后，这场战争只不过是两个男人抢夺一个女人的一场极损尊严的争吵罢了。他们没有公开表示怀疑这些故事——正如今天我们虽对这些教义态度漠然，认为它们所谓的末世论、圣餐变体以及基督变容十分幼稚可笑——但也只会在朋友中对此表明看法。当然我们可能会因此伤害许多友好、善良的人们，因为这些教义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生与死，但仅凭几句争论我们肯定不能改变他们的观点。因此柏拉图哲学没有公开攻击当时盛行的迷信思想。他只是偶尔提起，但从未把这作为论题。相反，他采取了更明智的方法：不理会这些巫师神道，让他们隐居在白雪皑皑的山顶上，然后，他开始在一片遥远的高原上，一片又高又远、几乎没人愿意穿越的高原上竖立自己的神像。
当然，愿意穿越高原的几个人是社区中意志最顽强者。对这些人来说，只要能向真理靠近一步，一切在所不惜。其他人可能会最终决定追随这些大无畏的开路先锋，但柏拉图并不敢肯定这一做法是否可取。
我们现代的学者(从我曾遇到的许多人来看)惯于称柏拉图为“智慧小人”，然后将他当作与我们这种民主毫无关系的人不予理睬。我完全反对这种观点。柏拉图是一位艺术家，也是一位贵族。对他而言，最好就意味着再好不过了，在生活本质问题上，他从不妥协。在这个多数人认为较好就意味着已经够好的这个时代，柏拉图会暂时遭到冷落，但属于他的时代终会再次到来，然而无论我还是你，我亲爱的朋友，都不可能亲眼目睹了。
现在让我们再看看那遥远的地方，那一块对我们多数人(也包括我自己)来说神秘莫测的土地。我从未到过中国，但这并不表示我从未见过中国人。我确实见过，并发现贫苦的中国人勤劳、温和、乐观、令人敬佩。听说，他们一旦学坏就坏得透顶。但我熟识的中国人都具有忍耐勤奋的品质，因而比白色、棕色、黑色皮肤邻居们，特别是白人们，要更高一筹。至于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他们在各方面都远胜于我，这一点让我自惭形秽。
中国人身上最令我欣赏的是他们真正的伊拉斯谟式忍耐精神、他们可爱的蒙田式沉思性格，以及他们语言、文章中所富有的拉伯雷式风趣幽默风格(粗俗的或不粗俗的)。最后，还有他们对事物内在本质的微妙感受，并对西方人看来是诚实却笨拙的举止从不内疚。我有一些朋友对中国及中国人十分了解，他们不断地对我说以上描述过于恭维。其实，中国人也极度卑鄙狡猾，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惯于采取极端的实用主义态度，对于同胞们遭受的苦难，他们可以漠然处之。他们表面的平和与藏在笑容可掬的双眼之后及内心深处的宁静(对此我表示怀疑)根本不一致。
也许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早期旅行者和从我们自己文明中逃亡出去的人们所留下的间接证据，曾使我相信世上确实存在一个太平洋伊甸园。可当我多年以后拜访我们星球上那块可爱无比的土地时，这一信念与我亲眼所见的可悲事实并不吻合。当我踏上塔希堤和夏威夷的土地，看见文明给这些无知的当地人带来的厄运时，我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这些可怜的人们一直处于白人捕鲸者、白人商贩和基督传教士的“温柔帮助”之下，更不用说欧洲国家那些怀着掠夺目的、霸占这些岛屿作为军事基地的白人水手和海军官兵了。因此，对中国人而言，在我对他们有更深入的认识之前，我会坚持原来的观点：普通的中国人(除非被白人和基督教环境惯坏了)都受到一种人生哲学而非宗教体制的影响，这种哲学使他们比一直与我生活在一起的其他人种更能从尘世生活中获得满足。
自然，我觉得有必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过去和现在的中国人?为什么他们能得以成功?他们具备了哪些我们西方人所没有的品质?找到答案的惟一方式就是查阅大量书籍。在阐述中国之谜的每一卷书本中，我总会碰到一个人，一个预言家或者说是一位哲学家(人们用各种名字称呼他)。中国人之所以能成为现在这样，中国人在过去2500年内之所以一帆风顺，据说主要是他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