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晚餐的内容——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有一点我可以肯定，甜点中必须有莫扎特爱吃的冰淇淋。于是我给海牙写信要他们带一只菠萝来，这样我们的菜单里就可以列上菠萝冰淇淋了。我总是做一些很漂亮的菜单，以便客人们带回去作纪念。出于习惯，我总是用法语菜名，这比英语菜名听起来诱人得多。
可其余两位呢?我觉得不必为汉斯·克里斯蒂·安徒生费心，虽然他一直爱好美食，但他一生中有那么多年都在挨饿，因此不论在他面前放上什么食物，他都会照吃不误的——当然还是越丰富越好。圣方济各属于另外一种人，他也忍饥挨饿过，但那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并非迫不得已。若是他愿意的话，可以和罗马教皇过得一样好。之后我又想起了丽塔·邦斯尔的松软的蛋奶面包的配方(这是她从聪明的美食家托马斯·杰斐逊那儿学来的，我们希望这位《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在这一晚与我们同在)。这正是适合方济各的东西，于是我把配方翻译成荷兰文，以便乔能看懂。
晚餐的主菜是什么呢？应该比往常更讲究些。有一种浓汤叫贵族奶油，用洋蓟作底料，另加鸡汤和杏仁汁(一定要少放)，这个乔最拿手。这是我在旧科卡涅年历上发现的，虽然它更容易让人联想起中世纪的菜谱，而非洛可可时代的，我还是认为它比较适合这次聚会。
下一道菜是鲜美的荷兰传统菜——酱汁、土豆烧大菱鲆(比目鱼的一种)。这道菜一定尤其受汉斯·克里斯蒂的欢迎，因为他的同胞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更懂得如何烧制美味可口的鱼。
我们的主食是另一种荷兰菜——煮熟的小土豆和一道绿色沙拉。它是用熟透的煮鸡蛋、龙蒿(生香菜加几勺醋)、韭葱(刀工要好)，再加一点洋葱和芥茉做成。
冰淇淋已选定，乔这次不会把它存放在地窖里了，以免邻居家的猫偷吃掉。
当然还有咖啡和法国科涅克白兰地。不但汉斯·克里斯蒂喜欢喝咖啡，每当莫扎特为了赶写催得急的作品而通宵达旦创作时，他亲爱的康斯坦茨就给他端来一杯又一杯的咖啡。
至于酒，我得承认，我对奥地利酒实在不了解，不知如何是好。我觉得还是摩泽尔白葡萄酒更让我放心，于是我给酒商打电话，他以前总给我的曾祖父供应酒。我请他从自己产品中挑选6瓶最好的摩泽尔白葡萄酒送来。他回答说他那儿正好有我想要的一种口感十分温和的1915年产的酒，这批酒不知怎么躲过了战争。他在最近的一次拍卖中一下买到了20瓶。很贵吗?其实并不贵，仅仅是一瓶优质莱茵白葡萄酒的价格，于是我请他送过来。道了别，就去乔那儿，和她谈起我们下一次的聚会。
“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她说道，“你不会再请那个荡妇了吧?就是那个染了头发、令人恶心的缠着我的海因的那个荡妇!”
“可怜的海因!”
“确实可怜!”她答道，“相信要过很长一段时间他才能听到那个小插曲的结尾。”
“那不是他的错。”我反驳道。
“我知道，”她笑道，“他讨厌那个骨瘦如柴的人。不过最后发生的那一幕很有趣。”
“最后一幕？”
“是的，最后，幸好海因一向那么谨慎。
我低声说了句荷兰语：“是吗?”
“什么?”
“没什么，”我告诉她，“我只是想起了一件事。”
现在，我们迄今度过的最开心、最迷人、最辉煌、最幸福的夜晚来临了。伊拉斯谟来的时候，我和费里茨都在家。按惯例，他一般都是6点半来，然后喝一杯温和的雪利酒，吃一点烧鲱鱼。他不喜欢吃鱼，但对我们做的鲱鱼还是很满意的。我们偶尔也跟他分享一下他的这个例外，但更多是出于礼貌而并非出于对鲱鱼(鲱鱼家族曾为我们国家的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真正喜爱。
我们的三个客人同时到达，这分明预示着晚会的成功。我们毫不费力地认出了他们，他们看上去和画像上的一模一样，穿戴也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料。圣方济各穿着一件褐色长袍，汉斯·克里斯蒂·安徒生披着长斗篷，戴着顶破旧得不成样子的帽子。沃尔夫冈·阿马多将头发精心地上了粉，并且穿上了他最好的红大衣来参加这个节日般的聚会，怀里还抱着一只佩戴颈饰的漂亮小狗。
我们请他们进来，不必拘泥礼节。“当然，教父先进。”莫扎特说道。“我们敬爱的方济各必须先进，理当如此。”汉斯·克里斯蒂也重申道，说这话时显露出了他自己特有的丹麦血统，因为丹麦人说起话来都好像是刚做完扁桃体摘除手术一样。伊拉斯谟用拉丁语说了几句表示欢迎的话。一切都很简单，也很愉快。5分钟后，我们便感觉到好像是老朋友了。
那晚的交谈就像春天山间的小溪般欢快流淌。圣方济各的意大利语比我想象中的容易理解，但是他的拉丁语并不太好，伊拉斯谟也这样说。圣方济各能背诵圣经中较为熟知的段落，谈起14世纪圣哲罗姆的成语来要比谈维吉尔、西塞罗的古典美更驾轻就熟。
莫扎特的意大利语和德语说得都很流利，但总夹杂些维也纳和奥地利的俗语，这对于在那里生活时间不及我长的费里茨来说有些吃力。然而莫扎特却因为终于找到一个可以用家乡话交谈的人感到分外高兴，大半个晚上他都在与我交谈。每当我用比较熟练的萨尔茨卡默古特的土话描绘一个他熟知的朋友时，他就高兴得开怀大笑。而对于那个人的了解，我只是从历史书上看到的。
汉斯·克里斯蒂也操着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我对瑞典了解不多，经常犯一些在美国我们称之为“斯堪的纳维亚”的错误。这时他便会情绪不高地说：“啊，是吗?”或“呀，是吗?”要么就再要一小杯我们这儿最好的瑞斯林白葡萄酒。
但是晚会并不总是像想象中的那样令人兴奋。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这时突然响起了轻轻的抓门声。费里茨打开门，进来两位不速之客，一只小狗和一只天鹅。
“你好，小狗!”费里茨说，“你想要点什么?”
动物的欲望一看便知。它跳到莫扎特的腿上，做着各种动作，表达着与主人重逢的喜悦。后来，它高兴得几乎要爬到莫扎特的头顶上。
“它总是跟着我，”莫扎特说，“直到我入土那天。那天大雨滂沱，我的朋友们都跑到城门下躲雨，只有它跟着我进了坟墓。从那以后它就一直陪着我，但不知今晚把它带来是否合适。”
“我们这儿的人都喜欢狗。”费里茨说。
“天鹅呢?”汉斯·克里斯蒂问。
“天鹅，也喜欢，不过冒昧问一句：这是您的天鹅吗？”
“是我的丑小鸭——它使我知道现在的我或者是过去的我。但我对今晚的晚会不太清楚，一切都那么奇怪。”
“这真是您的丑小鸭吗？”费里茨问道，“那它就更受欢迎了。我们可以把通往花园的门敞开，以免屋里太热，它受不了。”
“它会喜欢的。”
“它吃点什么呢?”
“哎，什么都行，一点剩面包就行。”
“这只小狗吃什么呢?”
“你可以给它点肉吃。”
“骨头呢?”
“恐怕它的牙啃不动骨头了。”
“好吧，我们给它一块小牛肉和根骨头，让它自己选吧。”
“那太好了。”于是费里茨带着狗走进了厨房。显然海因和乔把这只小狗照顾得很好，等我们吃完饭以后它才回来，趴在莫扎特的脚边睡着了。它像别的老狗一样睡得不太踏实，好像是在梦里追逐一只老鼠，或者在玩什么别的年轻时候的游戏。
至于那只天鹅，没任何麻烦。它狼吞虎咽地吃下许多面包后，又去花园里逛了一圈。当它摇摇摆摆地走回屋里时，我们又给了它一个洗衣盆，它在里面玩得很开心，直到主人要走了，它才兴致勃勃地从里面爬了出来。
这时从楼上传来了《费加罗的婚礼》序曲的旋律，像是费里茨·布希在重大节日里指挥演奏的。当熟悉的旋律从空中轻飘而下的时候，我看到了莫扎特吃惊的表情。
“亲爱的戈特还活着!”他用自己最好的奥地利语说道，“我知道这个曲子，我太熟悉了!”
“你应该知道的，亲爱的沃尔夫冈·阿马多，”我答道，“这正是您带给我们的。”
“但不该这样演奏。”他反驳道，“如果用心演奏的话，听起来不会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他们平时就很少告诉我所发生的事情，不是吗?我的狗呢?噢，我忘了，它在厨房里吃饭呢。”
《费加罗的婚礼》序曲结束后是《朱庇特交响曲》。听到管弦乐有了这么巨大的飞跃，莫扎特又一次沉默无语。《朱庇特交响曲》之后是一个四重奏(我忘了曲名了)，但他认为它并不比他最后一次听到这首曲子时(将近一个半世纪前)好。“里面的弦乐和以前的差不多，”他评论道，“但铜管和长笛听起来真是太美了。我想起当时就连我们最好的乐手演奏铜管和长笛时也走调得厉害——刚才听到的钢琴声也是!当然我得习惯一会儿。你听，这音域多广、多美!假如以前我有一件这样的乐器，我什么都能演奏!比方说，在我的C小调钢琴协奏曲中，当演奏到哒嘀一嘀一哒一嘀一哒……”
“晚饭做好了!”乔大声地说。
“这可比音乐更棒。”莫扎特说。
“也比文学更棒。”汉斯·克里斯蒂补充道。而那位虔诚的圣徒画了个十字，做了一次简短的祷告。
“阿门。”伊拉斯谟最后说道，费里茨和我都是正统的异教徒，也自我祈祷了一番。
我们各自就座，试做的洋蓟汤看来很成功。这时费里茨转过脸来问我：“我可听到了。”
我凝神细听。
“听出是什么声音了吗?”
“好像是从阿姆斯特丹动物园里的鸟舍发出来的。”
“我听着也像，这是怎么了?”
就在这时，海因跑出厨房大叫起来：“上帝呀!快来，快来，看窗外!”
我们丢下餐巾，冲向厨房。花园里的老梨树上落满了鸟，各种各样的鸟，其中有一只长得竟然像鹈鹕。
“怎么办?”乔说，她认为厨房里养着一只天鹅已经足够了。
而圣方济各则跑向通往花园的那扇门。“我知道怎么办，”他告诉我们，“它们有时会这样，但它们不想伤人，只想听我给它们说几句话，然后就走。它们喜欢跟我说话，哪怕只有几句也好。”他踏上草坪，开口说道：
“我的小兄弟、小姐妹们，你们知道我是多么地爱你们。但今晚有几个好心人请我吃饭，你们自己也知道，如果因为我和你们说话时间太长而耽误了他们的名厨烹制的美味、打乱了他们的计划的话，我就太失礼了。所以现在请你们所有人先回家去好吗?现在也是你们睡觉的时间了，你们中间有些人一定是飞了很远的路赶来的。晚安，我的小兄弟、小姐妹们，我真心地爱你们，但今晚只能说这么多了。”
这番话说完后，花园上空顿时覆盖了一朵彩色羽毛化作的彩云，这些美丽的动物一起飞上了天空，只有一只大鸟没有动，它似乎在期待着什么。
“它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圣方济各解释道，“我常常给它吃的东西。它不该这么馋嘴，不过它毕竟是只鸟，从很远的地方赶来。”
“面包行吗?”
“只要一小块就行了。”
乔递给他一整片面包，圣方济各跪在鸟的旁边喂它，喂完后说道：“好啦，就吃这么多，然后回去睡觉吧!”
一会儿的功夫，费里茨的小花园又鸦雀无声了。我们回到屋里，乔给圣方济各送来他的蛋奶软面包，我们吃鱼，并且劝圣徒也尝一小块，于是他将鱼连同软面包一起大口大口地嚼起来。
我真希望此时我们能休息一会儿，可当乔把土豆递给我们时，我们发现有一群人从窗前走过(这种情况在维勒晚上的这个时间是很少见的)，他们都是从市场那边走过来的。
莫扎特摇摇头感慨道：“这是自我离开巴黎后吃到的最鲜美的大菱鲆，我想我得去告诉这些好人，我是多么地感谢他们。另外，请让厨师把我的菜再温一下。”
看来他对食物抱有极浓厚的兴趣，这一点我在许多客人身上都观察到了——一种惟恐错过任何美食的心理，自从上次世界大战以来我就已经注意到这点了。当时，我们经常给从德国战俘营逃出来的士兵做饭，他们在集中营里系统地接受挨饿的折磨达二三年之久。我偶尔向伊拉斯谟谨慎地提起过这件事，他现在似乎与初次来访时判若两人。我知道应该回避谈论他目前的处境，但是一旦偶尔有十分自然的机会时，我就会问他自从离开地球后，生活中有什么变化。有几次他回答了我，但总是闪烁其辞。
然而今晚，也许是受志趣相投的气氛影响，抑或是因为他把注意力全都放在了外面播放的小夜曲上，以致一不留神说漏了嘴。
“我听说在我去之前，伙食要好得多，那时全部由老教派的成员管理。但宗教改革运动之后，新教徒声称也要参加管理，从此之后便一直坚持‘平淡的生活，高尚的思想’这一原则。这使每个人都感到别扭，而且思想上也根本没有得到任何提高，但是……”(突然间他似乎意识到了自己在说什么)“但是，这音乐真美。我们为何不去门廊里与莫扎特共同欣赏呢?欣赏一会儿也行。我可不想再犯风湿病，而且我总是得感冒。”
我们走到门外，看到莫扎特正陶醉在无比的欢乐之中，他一个接一个地认出了那些过去与他同属维也纳音乐界的老朋友们。他和他们常聚在一起为庆祝某位显赫人物的婚礼或70大寿演奏。他等着乐曲演奏完毕就去拥抱他们，但等到最后一个音符消失之后，外面却已阒无一人了，音乐家们更是渺然无迹。这使得刚才的小夜曲显得更加神秘。全村人没有一个注意到或听到刚才所发生的一切，没有一扇窗户打开过，村里的警察在与两个尼西亚人发生不愉快后，养成了周六晚上依然执勤的习惯，而现在他们却在市政大楼走廊边的办公室里抽着烟斗、读着小说!因此，若不是我们亲眼目睹、亲耳聆听到的话，这一切很可能是一场梦——我们的确像看到鸟儿来拜访圣方济各一样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刚才的一切——甚至当时还能听见莫扎特的那条忠实的狗躺在炉边睡觉时发出的轻微的鼾声。
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把发生在这美丽的秋天和冬天的故事讲给我的孙儿们听，他们会耐心而入迷地听着，并且会说：“我们爱您，爷爷，尤其是在您给我们讲童话时。”我则坚持说，我不是在讲童话，而是在讲真实的故事。他们会这样回答：“您讲的我们一个字都不相信，但只要我们爱听，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在这里，他们显示出比他们的爷爷更多的智慧，他们的爷爷从来挣脱不掉他的历史老师塞入其脑袋里的观念：他必须尽力查清事情的真相。就好像我们能够忍受在纯粹现实的世界中生活一样!新英格兰尝试这样做了，那么让我们看看结果吧!
吃完饭收拾盘子时，乔附在我耳边低声说：“我有一个意外发现要告诉你们，是在你给我的那本新烹调书上读到的。”
“是什么?”我问。
“等会儿，请吹灭所有的蜡烛。”
我吹灭了蜡烛，乔的意外发现出现了!当把白兰地酒倒入冰淇淋中时，它会燃烧一会儿，而冰淇淋却不会融化。我真不愿看到那上好的酒化成火焰烧掉，因为真正优质的科涅克酒越来越稀有了，全世界都在渴望喝到“真正的拿破仑白兰地”。但客人们都兴奋起来，甚至连方济各也高兴得像个孩子。我们看着那美丽的蓝色火焰在冰淇淋的塔尖上跳动，然后渐渐暗下来，突然又一次发亮，把奇怪的影子映到天花板上，最后完全熄灭了。
这突然间的黑暗引发了两个小事：丑小鸭醒了，被周围陌生的环境吓坏了，嘎嘎大叫了两声；乔踩到了莫扎特的狗的尾巴上，它刚才还跟着乔走进厨房里找吃的，这时却狂叫起来，好像有人在宰杀它一般。然而，在蜡烛重新燃起的一刹那，“恰当的气氛”又回来了，小狗和丑小鸭接着睡觉，我们则吃起了菠萝冰淇淋。
对于莫扎特羸弱的身体，我早就读到过不少介绍，也不会有任何理由对此表示怀疑。但我们其他人都注意到他对冰淇淋极为喜爱，因此当盘子第二次被端上来的时候，大家都“怠工”了，我们的圣徒几乎一勺都没吃——他以前从来没吃过这种东西，并笑着对我们抱怨说这个东西使他全身都有冻僵的感觉。而在整个晚上，我们眼看着沃尔夫冈·阿马多·莫扎特和汉斯·克里斯蒂·安徒生吃掉了整整3夸脱冰淇淋。我以前只在报纸上看过美国中西部的吃冰淇淋比赛，但这次就发生在我眼前。
“好啦，”费里茨对在一边一直观看的乔和海因说，“也许他们还需要额外补充些维生素或者别的什么东西。”
“恐怕你请的客人大都从来吃不饱，”乔不无同情地说道，“他们一来，肯定会把一切都吃光。”
“他们靠的是神圣的精神。”海因告诉她。
“给我一块荷兰小牛排，”乔回敬说，“我不靠神圣的精神活。”
费里茨举起双手，“孩子们，”他表示抗议，“难道这是今晚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吗?请照顾我们的客人吧。”
但乔不服气，“我知道，”她回答，“他是个可爱的人，尽管他是个天主教徒。我可不想变得心胸狭窄——他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人。可是，这个可怜的家伙，假若他只顾关心自己、只在意自己吃什么，那么想想看，他有什么事干不出来!”
“但在我看来，”我打断她，“他做得不错(即使他从未吃过一顿丰盛的饭菜)，你认为他除此之外还应该做些什么呢?”
“别介意，”乔说，“我可不是——你们怎么叫他来着?——我可不是哲学家，但是对这种问题我有自己的看法。”但后来不论我怎样劝她就此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她都只字不提了。吃饭对她而言是个严肃的事情。实际上，她把享用美餐看做是很圣洁的事情，甚至比圣洁更重要。
与你真正喜欢的人坐在一起，你们心灵相契、情感交融，没有一丝外界干扰，在所有大事上观点完全一致，在无关紧要的小事上同样尽情地各抒己见，今生今世难道还有比这更快乐的事情吗？这样的事在我们美国太少见了，我们似乎觉得我们应该再做些什么，仅仅坐下来谈谈或者只是坐一坐，别的什么事情都不做，这简直是一种时间的浪费。对于不存在的东西，怎么能谈得上浪费呢?对此我始终无法理解。但是，我确实认为，每顿饭后在餐桌旁静静地坐上半个小时，将对我们整个民族大有裨益。如果女佣要去看电影，就让她去吧，你自己洗盘子好了。吃几颗坚果或几粒糖，再喝几口科涅克酒(因为科涅克酒是酒中之精华，智慧之所在)，凝视一下凌乱又可爱的餐桌，这会使你因一天的繁忙而变得混乱的大脑重归宁静、有序。
我想下面这句美丽的话是沃夫纳格告诉我们的：“一切真正伟大的思想来自于内心。”我属于年轻的、更平凡的一代，我愿意追随沃夫纳格的哲理——我们需要它，且非常需要它。但是我也想加上自己的观点：许多光辉的思想也来源于一顿愉快且营养平衡的饭菜。
有一天我会写一本有关这个方面的书，通过数以万计的事例来证明，缺乏良好的消化功能是导致全世界至少75％的恶性犯罪案件和产生许多重大罪犯的原因——如拿破仑们、希特勒们和可怕的伊万们等等，不管他们叫什么名字，他们总是太忙，从来不肯在饭桌旁静静地浪费几分钟时间，品尝几块巧克力、薄荷糖，或吃几片橘子。他们总是狼吞虎咽地吃饭，然后又回到他们的宏伟蓝图、统计数字和进一步残害他们同胞的计划中去了。
而德国哲学家康德则给了我们明确的行为准则。他经常在午饭后与朋友们聊上至少一个半小时；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则在午饭后与其房东全家呆上一会儿，边抽烟边讨论些简单生活中的简单之事；托马斯·杰斐逊在他的客人要起身告辞时，会再拿出一瓶非常特别的葡萄酒与其分享，以便能再和他们多聊一会儿。是的，我这儿足有三册书的资料，但现在还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因为我还得告诉你，我们是如何与这三位稀客共度夜晚的。
当我们离开餐桌时，夜已很深了。上个星期我们还赞美上帝，使伊拉斯谟将时钟拨快了几个小时，把我们从那两个不受欢迎的客人那里解救出来。现在，我们又希望他能把时间至少拨回4个小时，投机的谈话就像你读的书中的精彩对白，它悄然有效地起到了交流的作用，但你却全然不觉。
很自然，伊拉斯谟大部分晚上都在和我们的圣人交谈。我曾一度担心多明我会和他们的对手——方济各之间一直存在的磨擦会让他们二人心存隔阂，但他们相处得很融洽。事后我向伊拉斯谟提起我的担心，他笑了。“不会的，”他说，“这种事情在文明人看来从来都是无关紧要的。棕色袍子也好——黑色袍子也好——只要内心互相理解，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同样，我自然和莫扎特谈得来。当我告诉他我小时候——6岁或7岁时——我的小提琴老师曾用过他父亲的小提琴教程授课时，他显得尤其高兴。“我亲爱的父亲，”他说，“他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我欠他很多。也许他不该让我在那么幼小的时候巡回演出，但我相信父亲的本意是好的。能结识那些美丽、英俊的女士和绅士，令南内尔和我很欣喜。南内尔也是个漂亮姑娘。
“由尼森写我的生平传记，这难道不是件很棒的事吗!不是每个人都会倾其余生来写其妻子的前夫的生平的。是的，这是个美好的世界，我真希望我能活得更长些……现在我来告诉你能为我做的是什么——我想再听一遍我的‘VOI CHE SAPETE’，但这次要听德语的，我想知道它是否真的像过去评论家说的那样糟糕。”
11点，11点半，11点45分。我们听了将近1个小时的音乐(大多是莫扎特歌剧中的咏叹调)。这时，莫扎特说道：“似乎听得差不多了，我不能太自私了，也要给其他朋友一个机会。现在就让我们坐下来，听听我们的丹麦朋友讲点什么，他是个故事家，对吗?”
汉斯·克里斯蒂·安徒生鞠了一躬。“我从来没过多考虑过我的那些童话，”他说，“但是它们给别人带来这么多快乐，使我更觉得有责任继续写下去。”
“你有没有在生前从未讲过的故事?”莫扎特机敏地问，这种机敏是我不曾料到的。
“有，”安徒生答道，“想听吗？”
我们异口同声说“想”，就连方济各在伊拉斯谟将安徒生的问话翻译给他听后，也演奏了一小段乐曲来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
费里茨总是考虑得细致周到，他还记得汉斯·克里斯蒂过去常用一个陶瓷大烟斗抽烟，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烟草店里还真买到了一只。整个晚上，安徒生都在心满意足地抽着他的这只新烟斗，还时而对那些在盒子的侧面一擦就能着的方便小“火棍”大加评论。
“我在世时，”他告诉我们，“让烟斗保持不灭要费好多事，需要一块火砖，并且一天到晚都要卷着小纸卷。我确实喜欢这项发明，如果不介意的话，我想带走一些(火柴)留作纪念。现在麻烦你给我来点那个旧蓝罐里的好烟丝，我们伟大的诗人古尔登堡先生有一只罐子和这只一模一样，他曾告诉我说那只罐子的原主人是我们伟大的戏剧家霍尔堡。谢谢。请大家坐近些，下面我就给你们讲讲那个以前我从未讲过的故事。”
“很久以前，上帝感到他对人类的关心不够多，便决定到地球上去视察一番。于是他找到圣彼得，询问到达地球的捷径，因为自从他上次访问地球以来，星系发生了很多重大变化，他担心会迷路或被烧伤，因此想重新识别一下整个路线。令他大为惊讶的是，圣彼得对他的计划毫不热心，于是他问彼得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异议。”
“‘亲爱的主，’圣彼得回答，‘您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毕竟与我无太大关系，我只是在这儿工作而已，您才是老板。以前我在加里利海为詹姆斯和约翰工作时，也这样跟他们说。不过，能允许我问您一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仁慈的主回答。”
“‘那好吧，您是否还记得，当您创造了那个您称之为地球的小行星时，您不是说它将成为您的“伟大的实验”吗?您还想把它建成最美丽、最可爱的花园吗?您还要创造一种新的生命——您要称之为“人”——您不仅打算把这个可爱的花园完全交给这些新生命及他的同伴们，让其在园中度过一生，而且您还做了一件您从未做过的事，就是给这些所谓的“人”以自己的意愿——“自由的意愿”，我想您当时用的就是这个词——这些“人”不会受任何强权的约束，而是以自己认定正确的方式行事。’”
“‘当然，这些都是在我之前很早发生的事了，但当我第一次来这时，您经常跟我谈起这件事。您当时情绪非常低落，说您刚刚经历了自古以来最令人失望的事。’”
“‘你说得很对，我亲爱的彼得，’主回答道，‘一切都正如你刚才所说的那样。’”
“圣彼得捋了捋他的长长的白胡须，继续说下去。”
“‘好，那么亲爱的主，’他接着说，‘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您，但以前总没有机会。也许我问得有些欠妥，但这毕竟给我一个很好的借口。’”
“仁慈的主一点也搞不清楚他忠实的老看门人到底是什么意思，但由于他一向很喜欢这位直爽的老渔翁，便对他说：‘说吧，我亲爱的朋友，随便你问吧。’圣彼得又捋了捋他的胡子，然后开始问了。”
“‘亲爱的主，’他说，‘我们已相识多年了，如果有人像我热爱您一样爱一个人的话，他便会了解到关于那个人的许多你永远猜不到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能通过各种方式来掩盖他的真实想法，如皱眉头、表情严肃、面带笑容或者什么别的办法。’”
“‘我知道，’上帝答道，‘这是我最聪明的一个设想了，我为之感到骄傲——我赋予了人类这种掩饰自己想法的能力。’”
“‘那么，上帝，您认为您是否也擅长于此呢?’彼得问。彼得可不是一个生来就只会俯首称是的人。”
“‘是的，我也是这样!’”
“‘那么，我亲爱的主，恐怕您可能又在猜那个问题了，当然了，这不是我同您谈话所应该采取的方式，但那是我的感觉。’”
“‘别提这个了，’上帝说，‘我们是老朋友了，可以谈谈心嘛。没关系的，问你的问题吧，是什么?’”
“‘好吧，上帝，既然您坚持让我说，我就说吧。我知道您对那个小行星上进行的著名实验寄予厚望。您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是因为您终于依自己的想象创造了一个生命，并赋予他理想的居所和充分自由的意愿，这是一个定会成功的完美结合体——不可能出差错的。’”
“这回是上帝捋了捋胡子，‘我还记得。’他回答。
“‘那么，我一直想问但以前从没有机会问的是，什么时候您打算回那……’”
“‘是的，是的，’上帝打断他，‘你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我想问您的是，假如您要重新做一次这个实验的话——您依自己的想象创造了这种奇怪的两条腿的生物，并赋予其拥有正义和邪恶的自由意愿——您还会再做一次这样的实验吗？’”
汉斯·克里斯蒂顿了一下。我乘机看了一下手表——还有1分钟。
“接着讲，”我求他，“请告诉我们结果吧。”
“好的，可我的烟灭了，小火棍也不见了。”
我划燃一根火柴，匆忙点着他的烟斗，因动作太快，差点烧了他的长鼻子。汉斯·克里斯蒂在点烟的时候十分从容不迫，点着后，他深吸了一口。
“请接着讲，”我请求他，“上帝是怎么回答的?快说下去——我们只剩几秒钟了。”
他又吸了一口——马上就要到子夜了，他说：“上帝思忖再三，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他被问到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然后他答道，‘你问我是否会再做一次这个实验——依我自己的想象创造一个生命，拥有选择美与丑的自由，但却没有我在经历永生永世的冥思苦想和实际运用时获得的经验和智慧。’”
还有两秒钟。
“‘很难给你一个直接的是或不是的答复’”——还有1秒钟——“‘但总的来说，我倾向于说……’”
“当!”外面的钟声响了，房间顿时陷入一片漆黑之中，我们的客人走了。
当我们收拾桌子时，我发现有一张小卡片靠在一小束花前。为了不使卡片滑下来，还用安徒生童话中的一个人物的小画像固定住。卡片上有莫扎特的签名，靠下一点是安徒生匆匆写上的两个丹麦字——“谢谢”，最上面是方济各的签名(字迹模糊难辨)和一个十字。
在以往的一些聚会中，伊拉斯谟总是在客人走后逗留一会儿，这次他也走了，只剩下费里茨和我静静地呆了一会儿。然后我站起来，默默地向他摆摆手致晚安。我迈步走上漆黑的街道，全村已进入梦乡，远处灯塔眩人的灯光扫过天际和大地，每隔10秒发出两短一长的光芒，两短——一长——10秒黑暗——两短——一长——10秒黑暗。我走上堤坝，伫立良久，目光投向远处黑茫茫的大海。两次短暂的灯光闪烁，仿佛天际间着了火——一次长时间的闪烁——然后整个大地又像创世纪之前的样子。
莫扎特、汉斯·克里斯蒂·安徒生和圣方济各——三次短暂的光芒闪烁——然后又是一片黑暗。
这是一次奇特的安排，然而却能使许多疲惫的水手在生命海洋的急流中找到自己应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