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长途找费里茨，但他已离开阿姆斯特丹，去看望他在萨尔特—博默尔的家人，当晚很晚才能回来。因此，我只好在不和他商量的情况下挑选我们下一批客人。有三个人是我一直想见的——圣方济各、莫扎特和安徒生，如今我向他们发出正式邀请。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历史年代，一位是传教士，一位是音乐家，还有一位是童话作家。但在许多方面他们都拥有共同之处，因而让我感到他们会彼此喜欢、相互欣赏的。一方面，他们都热爱生活，喜欢孩子和动物；另一方面，他们都懂得如何营造欢快的气氛。于是第二天下午我就用特快邮递把介绍他们三人的信寄给费里茨，信内容如下：
弗兰西斯科(方济各)·贝尔纳多于1181(或1182)年出生于阿西西城，该城位于翁布里亚，是罗马以北、佛罗伦萨以东的一个丘陵地区。从地理学的角度讲，它是意大利的地理主脉亚平宁半岛的一部分。亚平宁山脉北起波河河谷，直至意大利最南端。
多山的地带——低缓、起伏的山峦地貌——似乎对人性中的诗意气质的发展有着绝妙的影响。将来某一天，或许有哪位历史学家会根据地理位置的分布为我们列出天才榜，那时我想这个榜将会表明：低缓、起伏的山峦地带，如我们的康涅狄克州、英格兰、德国中、南部以及意大利北部，都是培育、造就诗人情趣的理想天地。
小弗兰西斯科(从现在起我最好叫他方济各)的父亲拥有一间布店，他大概是城里最好的一位裁缝，所以也算是个有点地位的人物。老方济各期待着子承父业，并希望一切都能顺利。而做儿子的更注重世俗享乐，却不大在乎学业。虽然他能读会写，却厌书憎学。所有这些也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完全正常的男孩子，无论是在12世纪，还是在20世纪，或者20000世纪，情况都是一样的。
阿西西算不上是大都市，但在1181年，拥有2000个居民也足以称为城市了。况且阿西西还有城墙、塔楼和其他一切正规城市所必备的设施，甚至包括了与邻国交往的对外政策。这项对外政策与所有的对外政策一样，不管大小，都需要借助武力作后盾。正当方济各大病初愈之时，发生了这样一个事端。我想我本可以查清这场争斗的起因，但似乎没有这个必要。在中世纪，小城市之间甚至村庄之间发生这样的冲突就像我们今天的棒球比赛一样平常。一般来说，最终的结局也如棒球比赛一样无关痛痒——扭伤几只脚或肩胛骨错位，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会有某位选手失控，付诸暴力，朝对方的下巴猛击一拳。对方济各来说，即使捂着受伤的鼻子回家，也不会在乎的，只是近期的一场大病把他折磨得筋疲力尽。
突然间，“战争”结束了。年轻的志愿者们匆匆赶回阿西西举行盛大的欢庆会。方济各被催促着前来参加，他的那些更富有朝气的朋友们希望他能因此忘却近来的不快，他被拥戴为王，他们组成的火把游行队伍唤醒了全城的人们。而这时方济各却悄悄地离开了，最后人们找到他时，他已精神恍惚，刚从遥远的无人知晓的地方游荡归来。这时，老方济各·贝尔纳多已不在人世了，方济各的弟弟取代了原本该是哥哥的位置。作为贫者之中的贫者，他还要活下去，直到24年之后消失在贫民窟的墓穴中。他的肉体在此之前早已因生活的艰辛、困窘而变得憔悴不堪，而他的灵魂却仍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将自己的信仰寄托于这位“天才的傻瓜”的可笑训言中，而非学识渊博的神学博士的说教中。
诸多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很难弄清楚方济各为之奋斗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他所信仰的到底是什么，他给他的同时代人留下的印象又如何。很久以来，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位与之类似的人物。在当今这个追逐实际利益的年代里，扮演方济各这样的角色几乎需要一种超人的勇气。在我们大洋的彼岸，大概梭罗是与之最相近的人了。托尔斯泰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效仿(或者说是试图效仿)方济各的贫困。而梭罗缺少一种方济各性格中最主要的特质，他始终是个守本分的按部就班的美国佬。他不想像其堂弟那样忙碌工作，但在他的小木屋内一切必须整洁有序。即使每年只需花费100美元就可以不消耗自己的体力，他也宁愿自己累得满头大汗来保住这100美元——没有人会因此攻击他曾经欠了杂货商的铅笔钱。至于托尔斯泰，他晚年陷入不幸的深渊，这使我想起了过去奥地利皇帝每年一度举行的洗脚仪式：十几位男男女女的维也纳老人经过彻底洗浴后，被带到陛下面前，国王通过一种谦卑的行为(用一块湿毛巾擦他们的脚)以显示出高尚的基督精神。
现在让我想想如何将这位虔诚的圣徒对我的重要意义向你表达清楚。
圣方济各决不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那种社会服务人员，尽管他说教时的听众数量之多，几近空前绝后，但他的身上没有丝毫现代传教士的特点。虽然他创作了一些有史以来最有灵性的圣歌，但是他对宗教意义、文字说教并不十分感兴趣，也不想创建新的思想流派。由于希望跟从他的人太多，所以这些人只好以某种固定形式组织集会，但方济各却不太愿意承担这种工作，他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其他一些更雄心勃勃、更有组织能力的人。
他也并非是一个外交家，尽管曾做过许多别人做不到的事，并且能活着回来向人们讲述他的传奇故事。他曾去过圣地，请苏丹王通知那些吃惊(又十分好笑)的异教徒们，说他(苏丹王)错误地相信了自己所做的一切，最好趁还不是太晚的时候改变自己的主张。因此苏丹王想要这位客人(方济各)为他洗礼，接纳他为基督教徒。
试想今天有人去德国城市贝希特斯加登，告诉希特勒他注定要下地狱，并且他应该立即给德国以民主的宪法，其违反者将受永久的惩罚；再试想一个现代人将在不施麻醉的情况下进行手术，还需为手术器械祈祷，宽恕它将给他带来的痛苦，这可能吗?然而，这正是方济各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所做的。
我知道在我们周围总有一些“高贵”之人，而且在报纸(照片及其他)上能看到他们。他们永远都在创造新奇的迷信思想，向世人保证说吃草可以拯救世界，或者否认物质的存在，或坚信用某种精神手段可杀死霍乱细菌还可治愈摔折的腿。可是，为了理解这些可疑的预言家与方济各之间的区别，我们只需问问自己：假如这些人来找方济各申请加盟，方济各的反应会如何?他会立即意识到没有任何共同的纽带可将他们连接在一起，于是便会请他们走开。方济各虽然逆来顺受，但他仍是一位心理学专家(当然是无意识的那种)，他是多么理解他的同胞!多么清楚地知道如何洞察他们心灵的最深处!多么能胜任点燃心灵之火并使之生生不息!
我怎么知道的呢?这是因为许多年来我的生命与这样一个人相随，只要是我身上美好的东西——内在的美，不仅仅是外在美(因为我长得相当帅气，能饰演许多角色)——不论是什么我都希望将来能有朝一日奉献给上帝，算是我活这么多年对上帝的交待——所有的一切都是从这个人那里学来的。他的愿望深深地印在我心中，我永远不会背叛他，永远不会泄露他的名字。此外他还给了我认识在宗教改革中惟一得以幸存的圣人的机会，这位圣人的同事都在新教徒的手中受尽折磨，只有圣尼古拉斯是个例外。但是事后，圣尼古拉斯只留在了孩子们的记忆中。孩子们从来对革命不大感兴趣，除非借此发明几种新的游戏。
今天，我的观点或许是错误的，但我仍然认为方济各在新教徒中比在天主教徒中更受欢迎。至少，我感觉我们新教徒更理解他。我们把他当作中世纪思想的典型代表，因此忽略其本来会令我们作呕的一面——他失去理智地接受疾病、污物以及其他一切本可以避免的痛苦折磨，有些甚至用一点肥皂和一点常识就能消除。我们不必去怀疑他是否真的从阿尔维塔山回来之后，手脚带有圣伤(指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后留在身上的伤痕)，还是因多年的斋戒和彻夜的祈祷变得筋疲力尽而产生了幻觉。我们把这些问题列入心理病理学的范畴，不再去探讨它，因为我们意识到讨论纯粹的信仰问题是无益又愚蠢的，就好比让我们的儿孙们争论他们最喜爱的童话是否真实。
最后要说的是，我们不必在这张圣徒的画像上表现一些超自然的色彩。他的确存在过，走过了一生该走的路，这对于我们来说足够了。
什么促成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修会(即代表人类需要和野心的一个组织，但其内在精神中并没有长久地坚持方济各教义)，我们没有得到什么特别的答案。今天，又有了另外一个修会，我们且祝它一切顺利。假如它万一忘记了自己真正的影响范畴——一种精神的范畴——我们会与之斗争的。只要它不超出这个范畴，我们会尽可能地帮助它，鼓励它在穷人中间发挥作用。我们有权说在伟大的方济各遗产中有我们的一份，我们希望享受与这位奇怪的留着小胡子的人做朋友的乐趣，虽然他长得并非特别有魅力，而且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里身体欠佳。我们仍希望偶尔能与他交谈，在某个美丽的仲夏之夜，我们经过田间，看到他正独坐在孤树下沉思。事后，当孩子们向我们问起这位外貌奇怪、脚穿凉鞋、身着棕色破旧长袍——他冲孩子们笑得如此开怀以至于孩子们忘却羞涩，也对其报以微笑——的人时，我们会说：“那位呀，亲爱的，是你终生都要记住的人，因为是他采摘了鲜花献给当时也并不比你们大的小基督，并给他讲述后来都流传下来的美好的故事。”
我们下周六的客人中没有一个会被邀请去好莱坞，因他们中两位没有丝毫外在的魅力，摄影机镜头也不能展示其真实内涵。第三位客人虽然钟爱精致绸缎、华贵服装，喜欢和可爱的女性在一起，但他个性太强，不愿接受别人的意见，除非是能与之匹敌的人，可在他自己的奋斗领域内是没人能与之匹敌的。
首先让我来唤醒你对他的记忆。他被丹麦人称呼为“胡·赛伊·安徒生”，而丹麦人却不知他在西方世界为人熟知的名字——汉斯·克里斯蒂·安徒生。
据说基督出生在一个牲口棚里，小时候我曾经很羡慕他，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出生地!到处弥漫着刚刚收割的干草的气息，温驯的母牛与他相伴，好奇的山羊进进出出、啃着铁锹或草耙的木柄，柔和的光从屋顶正下方的小窗倾泻进来。
我仍然记得我出生时的那个房间，里面摆满了沉闷的家具和祖先们的并不浪漫的画像。我常常把这个房间与祖母曾给我讲过的伯利恒婴儿出生的牲口棚相比较，叔父也曾给过我一本有关他的书，里面到处是插图。我一直暗恨自己没有出生在牲口棚里，一出世闻到的不是泥土的芳香，而是在那久远的年代里每周至少两次用来擦洗荷兰地板的湿茶叶的味道。
而汉斯·克里斯蒂发出他第一声啼哭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呢?那是一所可怜的小房子，坐落在菲英岛上一个沉寂的丹麦小镇欧登塞。做鞋匠的父亲、母亲和一大群孩子挤在一间屋子里，赤贫的生活使家里连条床单都没有，只得用刚刚盖过某位达官贵人的棺材布来充当。
这个重大的事件(对我们而言是重大的)发生在1805年4月2日。11年过后，鞋匠虚弱的双肺终于放弃了无望的挣扎。从此母亲一直守寡，承担着家庭的重担。她在一瓶瓶的荷兰杜松子酒中找到了慰藉，最终也找到了忘却痛苦的办法。她把好心的邻居们偶尔接济她的养家糊口的钱都用来买酒。
但是潜伏在那个小男孩心灵深处的神的火花是无法泯灭的，因为凡是上帝触摸过的人，不管遭遇什么障碍和侮辱，他终将会完成自己的使命。所以在极度贫困的时候，他仍不断地构想小小的木偶剧场，在那里他将重新上演莎士比亚和著名的路德维希·霍尔堡的剧作。霍尔堡也是丹麦人，并被贴切地称为“斯堪的纳维亚的莫里哀”。
安徒生早在幼年时就不得不自谋生计了。一开始他被安排到裁缝店里当学徒。生活中不可能缺少裁缝，无论怎样这总是个谋生手段。但这个孩子拒绝了，他要当一名歌剧演员——不折不扣的——一名歌剧演员。欧登塞人嘲笑他。丹麦人也嘲笑他，他们不仅笑自己的邻居，更笑这个世界——丹麦作为一个小国——这也许就是他们抵御敌人、保护自己的方法。
当这个孩子真的来到首都，在皇家歌剧院的舞台门口展示自己和他的雄心时，他不仅成了笑料，还被当作疯子，一个不伤人但又不能被抛弃的傻瓜。他住在阁楼里，食不果腹，但仍继续歌唱，直到嗓音变了调。此时，他才不得不认识到做歌唱家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了。
于是他决定用自己奇异身体的另一部分试试运气－－用双脚表达嗓子所不能表达的东西。
作为舞蹈演员，汉斯·克里斯蒂也像做歌手时一样，成为失败者。似乎除了裁缝桌以外别无出路了。但哥本哈根，尤其是在当时，还是一个十分保守的城市，像安徒生这样有着奇特的外表和志向的男孩极易引起公众的好奇心。能认识全城一半市民的国王腓特烈六世对他产生了兴趣，并把他送进学校接受教育。
安徒生是否从此开始勤勉于学业了呢?远非如此。他让他的老师们极度失望。他对自己的功课漫不经心，反而极投入地写一本极糟糕的小说，小说的名字很离奇，叫做《帕尔娜托克墓地的幽灵》。
1829年，安徒生回到哥本哈根，仍然无以为生计，只是偶尔能在一个叫乔纳斯·科林的大富商(人类中这种少有的慈善家的名字是应该铭记的)家享用一顿丰盛美餐。安徒生第一次在首都露面时，科林就发现“这个男孩与众不同”。尽管安徒生有些令人厌恶，并且性格急躁，但科林一生都保持着与他的友谊，他想要等到世人承认他的话是对的那一天。安徒生，这个欧登塞的痨病鞋匠及其爱酗酒的妻子所生之子，具有超乎任何人预料之外的能力。他在写了一两本毫无价值的小说、做了许多蠢事、将自己变成十足的小丑之后，却成功地向一位富有的资助人筹到了一小笔钱，得以继续周游世界，了解他的同胞们。
这笔资助金极其微不足道，与之相比，现代的古根海姆研究基金就是一大笔财富。但不管怎样，这区区几百元给它的原始投资者带来了极为丰厚的回报，这比今天我们把数百万元浪费在庸才的野心家身上强多了。汉斯·克里斯蒂旅行回来后不久(此行最远至罗马)就出版了一册童话故事集。起初，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但后来，到处都有人互相询问：“你读过《丑小鸭》和《皇帝的新衣》这些故事吗?”很快，这本书就家喻户晓了。一时间，整个欧洲都知道了丹麦这个国家，因为丹麦出了一位文学奇才——一个能写出“真正童话”的人。
安徒生后来的非凡经历是众所周知的。他的同胞们继续取笑这位“著名的”诗人，小国家从来不善待自己的伟人们，安徒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之一。幸运的是，安徒生天真的自满个性使他没有意识到他真正所处的地位，他对公众的嘲笑泰然处之，如同对待他自己的天赋和如今开始接踵而至的各种荣誉一样。例如，1847年他结束对英国的访问之时，查尔斯·狄更斯亲自为他送行，对此他深感满意和高兴，但并没有特别地受宠若惊；他参加过多次德国小王子们的聚会，聆听他们的妻子的赞美，接受他们的勋章和奖章，但他对这一切并没有感到意外之喜。他一生都信奉圣诞老人，而假如这位圣徒稍稍来迟一点，那又会怎样呢?
就这样，安徒生过着自己的余生，满足地吸着他那陶制大烟斗。他创作了一些他自认为比其童话作品更高一筹的小说，并受到了各城市最富魅力、最文明、最可爱的家庭的诚挚的欢迎。据我观察，这样的生活可能会一直持续到他100岁，但不幸的是，他在67岁时从床上摔了下来，伤得很重，从此再也没能恢复健康，并于3年后去世。
世上有两类所谓“简单的”人：一种是由于完全缺乏复杂的内心世界而简单的人，他们生来简单，至死仍简单。如果他们还诚实、清醒，并愿意工作的话，他们就以简单的方式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并能获得同事的尊敬和爱戴，因为他们都是出色的仆人或渔民，或是办公室里出色的职员；但是还有一些人，他们看上去简单是因为他们复杂得不可救药，我们只能这样理解他们。这些男男女女们最善于打破世界的常规，并具有远比那些毁灭帝国又建立帝国的伟大征服者们更深远的影响。
圣方济各和汉斯·克里斯蒂·安徒生都属于后一种类型。他们的生活方式迥然相异，但幸运的是，上帝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来展示他的奇迹。在这种情况下，他便运用这两个极端不同的人来达到同一个目的。一个用自己的行为，一个用自己的语言，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幻想的世界，这个世界正体现了他们的同胞对真正幸福生活的追求与渴望。
圣方济各之所以向小鸟和田野中的动物们布道，是因为起初并没有任何人对他所讲的东西感兴趣，那么有听众总比没听众强。直到后来人们对这种滑稽的状况略感惭愧之时，才决定最好也来听听，捕捉一丝这位奇怪的预言家所看到的真理之光。
汉斯·克里斯蒂·安徒生出生于19世纪崇高的写实主义时期，在年轻岁月里所遭受的苦难使痛心疾首的他创造了一个幻想的王国。在那里，那些原是圣方济各的田野之友的动物们，都扮演起人的角色，言行中带着真正人类所具有的贪婪、狡猾、魅力和温情，然而又始终不超出动物王国的界限。
所有这一切等于给我们上了一堂很好的德育课，以后有时间我再跟你细谈，但今天不行，因为我们还有第三位客人，并且我也很喜爱他，三言两语是很难描述他的。
乔安尼·克里索斯托穆斯·沃尔夫冈古斯·西奥菲勒斯是莫扎特的教名，这是他父亲——乐队指挥利奥波德·莫扎特喜得独生子时给他登记的教名，但这孩子从来没有使用过乔安尼或克里索斯托穆斯这个名字，他将西奥菲勒斯翻译成阿马德奥(而不是略显冗长的日耳曼语戈特利布)，后来为了方便及考虑到卖座率，便把名字意大利化，写成沃尔夫冈·阿马多，就像朱塞佩·海顿(莫扎特曾为其演奏四重奏，这是他热爱的人物)一样，海顿的邻居只知道这位善良、伟大之人叫约瑟夫或佩皮。但是这样做，在18世纪末丝毫不是装腔作势，而纯粹是出于需要。
18世纪下半叶的维也纳，与几年前的纽约或上个世纪70年代的伦敦没有什么不同。本土的才子被怀疑为缺乏音乐艺术才能，而这种品质正是住在阿尔卑斯山脉另一侧的居民与生俱来的。即使是“国产”的才子碰巧比意大利引进的要聪明1000倍，还是让海因里希·施密特以恩里科·曼内斯库勒的名义演唱；让诚实的胡安·缪勒以乔瓦尼·穆·尼亚奥之名演节目，这很荒唐，但在这个过于矫饰的世界里，并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东西，人们总得活下去吧。
令莫扎特惊喜的是他亲爱的妻子(玛利亚·安娜·珀特，一位来自附近湖区的姑娘)给他生了个儿子。小莫扎特在还不会说话时就已会弹奏拨弦古钢琴；还在用尿布时(那时男孩子在3岁前一直要用尿布，女孩子好些)，就能创作一些欢快的小步舞曲。这让老莫扎特认为，是幸运之神敲响了自家的大门，他应该充分利用这一良机。就这样，当小沃尔夫冈长到6岁、姐姐(南内尔)长到11岁时，爸爸便开始带着他们巡回演出了。南内尔、沃尔夫冈、玛利亚·安娜和沃尔夫冈·阿马德奥四人从德国的一个小宫廷到另一个小宫廷，一个接着一个。即使又困又乏，仍要赶着去另一个城镇演出，偶尔病倒了，才被允许在租来的住处呆上几个星期。老莫扎特对贫穷体验了太长时间，不能拒绝这一次次能挣得几千元额外收入的良机。但是从内心讲，他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他深爱着自己的孩子。即便是他缺乏应有的父爱，也不至于蠢到扼杀这两个“会下金蛋的小鹅”的地步。
南内尔是个年轻有魅力的奥地利女孩，很活跃也很美丽，但沃尔夫冈才是剧团里真正的明星。他始终没有被宠坏，大多数人在他这个年龄还都在流着口水咿呀学语呢。尽管他可能会成为世上最令人厌恶的乡巴佬，但自从他在一些剧院、剧场演出几年后，从维也纳到荒凉的布赫斯维克，人们都在谈论这个可爱的小男孩的故事：他坐在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大腿上，大胆地向她表白：“我喜欢你，你真好。”
故事情节最特别的是另一件事，讲的是小男孩如何滑倒在宫殿的地板上，又是如何在刚要咧嘴大哭的时候，一位在里斯本灾难性大地震中出生的公主把他扶了起来，并安慰他，直到小沃尔夫这个天真的宝贝儿吻了她，并对她说：“我爱你，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娶你。”有相当一部分人一直活着看到了这位公主的悲惨结局：在她往日臣民的狂笑和嘘声中被送上断头台。人们在想，若是这个可怜的姑娘不做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特，而是做玛丽·安托瓦特·莫扎特夫人是否会过得幸福呢?而此时她已成了路易十六的遗孀，即将被砍头。
关于莫扎特成名和不幸英年早逝的故事，人们讲述得已够多的了。探讨他的艺术生涯时，我更愿意参考他妻子的第二任丈夫路德维希·科切尔博士苦心编写的目录，科切尔耗尽了余生精力来搜集一切能找到的有关他妻子前夫的史料，并以一种公正的态度呈之予世人，让人始料不及，更令人为之一振。
这里是一些有关莫扎特生平的重要统计：他生于1756年1月27日，在6岁至7岁之间两次到过欧洲大陆演唱，演奏钢琴和小提琴(其父利奥波德曾写过一本优秀的小提琴课本，至今还很有用)，扮演丑角。这一切对小莫扎特来说都充满了乐趣。在我们谴责他亲爱的爸爸只对这些巡游的金钱收入感兴趣之前，首先应指出这一点——一定要声明沃尔夫冈喜爱这些巡游演出就像熊喜爱蜂蜜一样，其热爱程度就如同训练有素的海豹喜爱捕鱼和用鼻子顶汤盘一样。
并不是说我们认为这个孩子将其从事的音乐工作视同儿戏，事实并非如此。例如，8岁时小莫扎特到了海牙，受到当时的执政者——奥伦治家族附庸风雅的宠爱。小莫扎特得知附近的哈勒姆城有一架风琴，是著名的彼得·斯韦林克的杰作，有许多音柱和音区，举世无双，因此他极想听听这琴的音色，并要弹奏一曲他在7岁时创作的圣乐。
莫扎特有时要住在公共马车上，而并非在舒适的旅店里。他频繁地感冒，而且还要照顾他亲爱的南内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创作出了大量的音乐作品，而这些作品普通人要花上10年的功夫，在音乐学院的个人专用练琴房勤学苦练才能学会。
莫扎特仅活到35岁，而多数人在35岁时才开始找到自我。莫扎特过度疲劳的大脑创作了626部独立乐曲，其中包括他那些满载盛誉的歌剧以外的49部交响乐、29首弦乐四重奏、20首弥撒曲和不计其数的钢琴、小提琴、双簧管和长笛奏鸣曲、协奏曲，以及无数种为各类乐器而创作的作品。正如大师海顿所说，单单是弦乐四重奏就足以为年轻的沃尔夫冈带来不朽的声望，而这些四重奏只是他作品中极小的一部分。让我们记住，任何东西经他的一触，便立即有了生命。他只需弹三四个琴键，就会发出优美迷人的乐音，仿佛是在呼喊着“莫扎特”这个名字，这声音贯穿于乐曲始终。
这是辉煌的一生——从付出的角度而言，这是最有价值的一生；从获取的角度而言，这是有史以来最悲哀的悲剧之一。这位人类的大恩人，他创作的音乐能帮你度过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而他自己却始终挣扎在贫困潦倒的边缘。那足以累垮6个普通搬运工的辛劳摧残着他的身体，使他终因营养不良、忧虑和失望而告别人世，葬于贫民窟的墓穴中。而在当时，哪怕他能有800元的固定年薪，也足以让他多活25年，能为我们创作出更多有价值的作品来。
现在产生了一个问题：是命运不济，还是其自身性格中的某些弱点造成了这一切？还是二者兼而有之?这很难用简单的“是”或“不是”来回答。
让我们首先探讨一下对他不利的消极因素。在其生前，已有很多同时代人攻击他了。他最大的不幸是生活在异常无聊、目光短浅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玛丽亚·特蕾西亚简直是心胸狭隘的维多利亚女皇的翻版，音乐对她而言仅仅是皇冠和祭坛上的装饰品而已，就如同整个世界是为了给哈布斯堡增添荣耀而创造，他们的每个男孩、女孩(天哪，他们的女人真能生!)都能拥有自己的小花园和几个忠诚的园丁，以保证经常有人供应鲜花和蔬菜。
至于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儿子约瑟夫二世，虽然聪明，但没有走正路。精明的头脑并没有使他拥有真正的智慧——他丝毫不理解他的同胞们。他本想靠他们的支持做好事情，真切关心他们的繁荣与幸福，但他的朝廷里没有一个人能说：“对不起，陛下，您的改革事业误入歧途了。您还没有对百姓们讲清现有体制有什么问题就想扭转一切，这些忠诚的臣民并不都像您那样聪明，他们只知道他们的父辈、祖辈在世时事情是如何做的，不大能想象得出世界还能用不同以往的方式运转。请给他们时间!先向他们解释清楚您的计划，然后再执行，但决不能操之过急。”
这并不是约瑟夫做事的方式，因此他启动了他的改革计划，就像在做自己个人的事情。结果人们怨声载道，安定的秩序变成一片混乱，还卷入了一系列注定遭灾的对外战争中。他的领导才能已失信于民，最终在他去世时，新政不了了之，整个国家处于怨愤的海洋中。人民的积怨日益加深，奥地利以外的任何国家随时都会发生叛乱。
这位被误导的陛下对音乐的感觉要比他死去的母亲强得多，但不知为什么，莫扎特从未受到他的恩宠。年轻的莫扎特无疑极有天赋，陛下也如是认为，可是他作为作曲家的才能被其自身某些缺陷所抵消，这些缺陷(体现在臣民身上的缺陷)，在陛下这位最不自由的自由人看来是不容忽视的。
别忘了当时的维也纳还只是一个发展中的村庄，完全由宫廷和贵族统治。当时每10位公民中就有一位密探，甚至皇家和帝国的客人都成为警察监控的对象。警察当局常常报道诸如此类的小趣闻：“尽管戈特希尔·施特拉斯741号的何洛伊斯·休伯尔每月只挣5元钱，昨天却有人看见他的几个女儿都穿着长筒丝袜”；或者“今天上午，维滕贝格大公阁下看望他女儿利希滕施泰因公主时，带了一双紫色舞鞋”。
尽管莫扎特死后获得了天使般的荣誉，但他决不是哈布斯堡王朝所期望的臣民中的美德典范，也不是酒鬼或生活放荡的人。他总是趣味高雅，或者作曲，或者带几个清丽可人的女友到城里的高级糖果店买一种他喜爱的冰淇淋——这是他上次出访法国时培养的口味。他年轻帅气，风度翩翩。试想当你赚到50元意外之财时，为什么不在它被上缴到执政官手里之前就将其花掉呢?
不幸的是，他从来不太清楚怎样才能适可而止。他手里只有50元时，却总要花51元。即使是刚入学的经济学新生也会告诉你，这必定会使人走上潦倒的道路。经历了短暂而深刻的忏悔、绝望之后，他可能还会到一些慷慨的朋友那里借一小笔钱。刚才提及的那位新生会告诉你，那是导致贫困的最快方法。但是年轻的莫扎特几乎和威尔金斯·米考伯一样，是个乐观主义者，他很快就恢复了好心情，并信誓旦旦，一旦谋到个固定职位(不管什么——教堂的风琴师、唱诗班的教员——任何有固定收入的职位都行)，一切会好起来的。并且，为了给他未来的资助人留下美好印象，他会再借100元，其中50元还给借给他75元的朋友，余下的50元换来一件漂亮的红外衣(当然是赊账买的)。这件大衣赋予他出众的气质，使他自我感觉极好，甚至有些飘飘然了。
在这些事情上，莫扎特无疑是很蠢的，这不是一个有理智的人应该采取的做事方式，但有理智的人也创作不出《费加罗的婚礼》或《魔笛》来。这完全取决于我们认为什么在人类文明中占更重要的地位——是精于获取物质利益、将每一次冒险都转化为一次幸运的赌博的专家；还是在银行中不名一文、用文字或旋律讲故事的人(为自己的后代留下一大笔财富)；还是临终前惟一的财产是一件衬衫的基督徒。
当然，现在讲的是两个极端、是例外，但两者之间却存在着千百万普通人的生活实例。他们必须尽其所能来达到目标，并且常常在奋斗、冒险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而当时在富足的奥地利，尤其是维也纳，竟然找不出可将莫扎特之有益生命(或舒伯特之有益生命)延长数年的那800元或1000元钱，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只有一个人认真地做出努力来帮助他——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二世(老腓特烈的侄子)曾邀请他来柏林，并在其宫廷里给他安排了一个年薪3000元的职位，而约瑟夫答应给他的全部收入也只有800元。可是，当这个机会找上门来的时候，莫扎特却拒绝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出于对国王和他所挚爱的维也纳人的忠诚。而他的国王和他所挚爱的维也纳人是如何回报他这种慷慨的姿态的呢?他们让垄断音乐和歌剧已200年的意大利人毁掉他的《费加罗的婚礼》。意大利人有计划有步骤地在上演该剧时唱错调，敷衍地扮演各个角色，以使这部灿烂辉煌的作品注定失败。讲到这里，你很可能会打断我，问维也纳是如何成为18—19世纪的音乐中心(这是个人们无数次谈起的神话)、如何依靠且为了音乐而生。无疑在维也纳有一些贵族家庭不仅热爱音乐，且懂得音乐，并且为每一位杰出的音乐人才敞开大门，有时甚至包括一些才能一般的人，但是他们不可能包揽一切。一般的公众仍然保持着漠然的态度，他们会花上一笔钱去听一些能唱到C调的著名的被阉男歌手的演唱，会排队买票欣赏一些意大利花腔女高音的新作，但是他们却拒绝给坚持用母语演唱的同胞歌手们以支持。甚至当莫扎特用熟练的意大利语写出自己的作品时，他们都说听不懂。约瑟夫就曾抱怨说他的作品“音符太多，无法欣赏”。因此，当剧院有演出机会时，外国人得到的可能要比奥地利本国臣民大得多。
萨尔兹堡，自大战以来成为公认的音乐圣地，那儿的情况又如何呢?莫扎特一生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当他的父亲仍受雇于宫廷的那段时间)，萨尔兹堡由一位专门以羞辱艺术家为乐的人控制。他乐此不疲地像对待奴仆一样对待那些艺术家，让他们在走廊里等上几个小时，而他自己却忙于处理“国家大事”。
当萨尔兹堡的大主教听说莫扎特因演出《伊多梅纽》(在维也纳上演)挣了一小笔额外收入时，便将这个可怜家伙的年薪从500元减到400元，并禁止他举办音乐会或教学生来挣回这笔损失掉的收入。当这位大主教想到自己被皇帝所怠慢(皇帝尽管有其自身的诸多缺点，但仍不失为一名绅士，他不容许萨尔兹堡的大主教留在其身边)时，便命令莫扎特离开维也纳，自费回萨尔兹堡，再也不许他踏上首都一步。莫扎特经历了这次羞辱之后，终于起来反抗。他提醒大主教注意，一个由教皇亲自封爵的音乐家、波伦亚大学的名誉作曲家决不能让人像对待偷拿了鼻烟的男仆那样对待他。主教大人在他的解聘书上恶毒地侮辱了他，有关莫扎特生平的官方记载几乎没有一个敢全文引用此信的。
可是，在莫扎特遇到了皇后，即利奥波德二世(1790年继承其兄约瑟夫之王位)之妻后，又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呢?当这位西班牙国王之女听完莫扎特专为她和丈夫创作的歌剧之后，这位连自己的名字都几乎不会拼写的女郎勃然大怒，最后结结巴巴地说出一句话：“简直又是一头德国猪!”
时光就这样流逝着，也有相当多的人认识到了莫扎特的天才，但更多的人认为他的音乐太新潮、太特殊，听起来不舒服，但也有人隐约地意识到他们所欣赏的是一位非凡的天才艺术家的作品。因此，说他终生未受到认可是不公正的，他既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认可也得到了他们的欣赏。许多比他年龄大、阅历深的同事站在他这一边，喜爱他、竭尽全力帮助他，并呼吁社会应重视这位最伟大的音乐家。
但事情并非一帆风顺，究竟是哪里出问题了呢?为什么莫扎特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呢?为什么既然他有那么多有钱有势的保护人，却还要为糊口而赶写作品，直到心力交瘁而死呢?
你可能已注意到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这里絮絮叨叨一些无谓的东西，确实如此，我找不到问题的答案了。
但我最准确的猜测(就我所能看到的而言)还在于我前边给出的几次暗示。在每个职业中，无论一个人多么才华横溢、多么勤奋努力，艺术性多么完美，仍需要运气。一些在音乐界与莫扎特同时代的人证实了这一点。例如，海顿就有幸结识了一位犹太演出经纪人，(最早的一位国际演出经纪人，从此以后他们的作用是多么重要!)这位犹太人几乎用贿赂的办法使海顿离开家，将其带到伦敦。在那里，海顿取得了巨大成功，得以在60多岁的年纪重新开始崭新的音乐生涯，创作出了其生命长河中最优秀的作品。
但是幸运女神却从未光顾过可怜的沃尔夫冈，但即使幸运女神去了，他也可能正忙于教妻子弹钢琴或教她如何举止(这位妻子举止轻浮、蠢笨，总的来说对他没有什么价值，她虽心地善良，但一点都不懂怎样为丈夫操持家务)；或者就是他不在，正忙着赶赴哪个奥地利小城演出，因为他被告知他的下一部歌剧将会配备不少于一打的小提琴手和长笛演奏员；或者他正忙着讨论一部新歌剧，脚本将由他最信赖的诗人威尼斯人L·达·蓬泰来完成。这位剧作家为莫扎特写完《费加罗的婚礼》等三部歌剧脚本后，也陷入窘境，不得不去纽约做杂货商和酒类批发商以糊口度日。后来他开始在美国从事歌剧的冒险生涯，最终于1838年去世。那时，他是现在称作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德高望重的意大利语教授。
这些都是我的一些猜想，但恐怕我们谁都不可能搞清楚，因此我最好就此打住。下星期六你也许会拿出一个自己的答案来，但现在我要讲另一件事。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莫扎特心仪日深。年轻的时候，我心目中只有贝多芬，后来又听说了瓦格纳，他们都很优秀，可巴赫最终把他们从第一的位置上挤了下来，成为我最喜爱的音乐家。但莫扎特，当我初次结识他时，便立即成为我心中的偶像。在《人类的艺术》一书中，我是这样概括他的：
在奥地利的蒂罗尔、萨尔茨卡默古特和卡林西亚地区的小村庄里，居住着一个既非意大利人也非日耳曼人的民族，由于几千年南北文化的交融，他们已成为这两个种族的奇异的混合体。他们的语言、举止、人生观都与邻近地区不同，他们有自己独特的艺术。他们的教堂，不论什么年代建造的，都带有这里山谷地区的典型特点，只看一眼，便永生难忘。本地画家设计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房间装饰、家具制作的图案。每一个乡村、城镇，都有一个商业中心，周围建有几家商店、一家药店和一家老旅店。在市场中心有一座喷泉，为居民提供从附近山上的溪流引下来的饮用水。
这座公用喷泉凝聚了石匠和铁匠的宝贵心血，上面耸立着圣母玛丽亚和圣婴耶稣的石像，雕法上已没有了典型哥特式建筑的严峻风格。从早到晚，这个喷泉成为公共生活的中心，赶车人来饮马；小孩子们聚集在一起往家里的水罐里灌水。即使在无人的时候，喷涌而出的清澈泉水也会发出欢快的声音，使这个小小的市场沉浸在一片安宁、祥和的气氛之中。没有匆忙的人群，没有喧嚣的声音，白雪覆盖的山峦成为安全的屏障。这里到处洋溢着和谐、和平、安宁，人们欣然接受着上帝恩赐给每个人的幸运。
莫扎特的音乐如同这快乐的泉水，源于周围的崇山峻岭之中，流过古老而熟悉的山边森林和草地，然后流入人们的手中。人们赋予它形式和风格，它给人类带来祝福，成为那些仍未忘却孩提时的欢笑和天真童趣的人们获得灵感和快乐的不朽源泉。
对此我毋需赘述，那小喷泉仍在水花四溅。当不堪生活重负的时候(这种情况如今很容易发生)，我们可以坐在石礅上，闭目倾听，细心体味生活的幸福和美好！
供今晚娱乐之用的音乐很好准备，因为莫扎特一生中没有一支像样的管弦乐队供其使用，常常被迫在来不及彩排的情况下演出(乐手们也是照着匆匆抄就的、乱七八糟的乐谱演奏)，所以我相信莫扎特会很乐意听听由我们的现代音乐大师演奏的他的作品，只要他们不太过奢华地启用150人组成的乐队来演奏莫扎特的小步舞曲就行了。所以我给在阿姆斯特丹的费里茨拍了一份电报，请他给我带来以下这些莫扎特唱片：G小调交响曲，D小调和“朱庇特”交响曲，D调长笛弦乐四重奏，格鲁克的主题变奏曲，D小调弥撒曲，还有《费加罗的婚礼》、《魔笛》、《唐璜》的片段，有多少要多少。这些音乐对于一次短短的晚间聚会来说真是太多太多了，但我们揣摸不出他们都想听什么，况且不管怎样，无论有多少莫扎特的唱片也没人嫌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