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将介绍一下下周六的第二位客人。
托马斯·德·托克马达1420年生于卡斯提尔，这是最富有西班牙风格的省份。
有件事很奇怪，托克马达的同时代人暗示他有犹太血统， 进一步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件事本身并不奇怪，因为 700多年以来，摩尔人占领的西班牙一直是犹太人的避难所，到处都有他们的后代。尽管如此，这位其名字已成为蛮横、残酷和迫害之代名词的“大检察官”也有着犹太血统这一事实，仍着实令许多人吃了一惊。
但是，事情并非像最初看上去的那样奇怪，历史上许多追捕犹太人的能手至少都有一半或四分之一犹太血统。这很自然，这些可怜的家伙总得生存，他们与基督教邻居们有着相同的命运，因此，他们只有比其他的基督教徒付出更大的热忱，才能显示他们对新信仰的忠诚。
同样的事情正在今日的德国发生着，希特勒的一些心狠手毒、臭名昭著的亲信也被怀疑不是纯种的雅利安人，因此他们 必须要比那些雅利安人更加“纳粹”、更加残暴，以效忠于他们那位本是斯拉夫和德意志混血儿的元首。
年轻的托克马达是个非常有天赋的人，这一点不容置疑。他是个优秀的演说家和努力的实干家，刚一完成学业就被推选为伊莎贝拉公主的牧师，伊莎贝拉公主将早晚嫁给费迪南国王，成为西班牙王后。在此期间，托克马达对这位高贵的公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她生命结束，因此，无论他受到牧师或外界人员怎样的攻击，他都一直受到保护。托克马达特别受到神职人员的攻击，因为他渴望成为比教皇本人更优秀的基督徒——而这一点正是教会所万万不能容忍的。

在托克马达上台之时，西班牙还不是一个高度集权制的国家，只是到了晚些时候，悭吝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国家时，才成为这个样子。国王对各省的统治——各省在不久前还拥有自主权——名存实亡，任何一位贵族，只要拥有一座城堡，或一座悬挂旗子的猪舍都敢蔑视王权。国家的财政状况则更为糟糕，就连资助意大利探险家哥伦布所需的几千美元也拿不出， 哥伦布则宣称三个星期便可西行到日本和印度发大财。
托克马达比其他大多数的皇家顾问都更明察局势，他认为自己有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只要任命他为总检察官，国家统一就指日可待了，而金币也会朝国库滚滚而来。
历史上是否有过拒绝靠牺牲臣民而致富的王族呢？是的，有过这种稀奇事，但不是在15—16世纪，此时，神圣的王权经常被理解为广泛掠夺的许可证。
因此，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托克马达终于获得了许可。即便那时，教皇们对他的计划也深感忧虑。以往的经验告诉他们，这种在异教范围内的个人计划将给教会的名誉带来多大的伤害，并且一旦对他们放松，就会失控，很难再将“多明我会”——上帝之犬——召回来。但西班牙是教皇最忠诚的孩子之一，它还是被授予一些优待。
1481年，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经托克马达的重组开始运行。首先它袭击了塞维利亚，那里曾是古摩尔文化中心，因此 也是种族杂烩和异端邪说的温床。13世纪中叶，该城被西班牙人完全占领，约有50万穆斯林逃走，然而仍有许多穆斯林留了下来，给当局带来了“问题”(假如你正要找问题的话)。
托克马达所做的正是这个。那些摩尔人的老宅子里有黄金，他想弄到手，因此那些能逃走的都匆匆弃城而逃，而没走的只好被迫接受仔细审查。在托克马达任大检察官的15年期间，有关他的一切活动的数据统计是很矛盾的。在他死后3个 世纪的1792年，一位“圣庭”(名称上带有“圣”字的都是些 什么奇怪的机构!)的官员公布了一些据称取自政府文件的数字，他说15年中总共有10000人被烧死，7000人的画像被焚 烧，这些逃亡者不仅画像被烧毁，财产也被没收。而且这还没完，另有97000名嫌疑犯被迫承认自己有罪，随后上了绞刑架。这样算来平均每年约有6000人被定罪，除去所有的节假 日则平均每天为20人，虽然罗伯斯庇尔日常的记录有时高于 此数，但这种速度他仅仅保持了几个月(即在恐怖时期的全盛 期)，而托克马达却保持了整整15年。
在这场猛烈的大劫难中，受害者的哀号不仅传到了天堂，也传到了罗马，并引起了极度的恐慌，人们担心这种过度狂热会成为一个飞去来器，最后反倒会自食其果。一些密信被送往西班牙，敦促朝廷运用其影响力来控制总检察官的过激行为。
朝廷乐于听从这些意见，它需要资金去打仗，以占领南部 穆斯林的最后一个堡垒。但此时本应装满摩尔人金币的国库却如以前一样，空空如洗。经几番客气的询问后发现：维持“圣庭”所用开支几乎与其收入相抵，朝廷为此十分不满。但不幸的是，国王费迪南德感到花大力气对付一个同样举足轻重的人 物，是很难做得到的，因此，哼哼哈哈了一番之后，托克马达 仍稳坐在自己的宝座上。
托克马达的一些贪婪的手下并不就此罢休，他们不仅掠夺了那些“非纯种”人，还常常把一些真正的“雅利安人”也归人囚徒，押往塞维利亚，那里的特里亚纳城堡有更精细的刑具，足以使他们坦白，供出其财宝的下落。这些高级主教如今被迫赔偿损失，但其他方面，一切如故，只是从此以后，西班牙的大检察官若没有200名步兵和40名骑兵护驾，再也不会冒险出宫，因此他更迫切地认为要净化他的同胞们。
当最后一个摩尔人的独立王国从西班牙国土上消失的时候，托克马达利用这一个大好机会，他觐见皇室，要求允许像 驱逐摩尔人一样驱逐犹太人。皇室犹豫了，因为，这些犹太人已经破产了，到处债台高筑，而这时这个人声称还要驱逐他们。犹太人提出折衷办法：如果他们每年为皇家财政带来几百万的收入可否让犹太人留下来呢?这倒给了托克马达一个发表 高谈阔论的机会。
“上帝怜悯我们所有的人!”他带着威胁的样子抱怨道，“上帝怜悯我们所有的人!犹大为了30枚银币背叛了他的主人，而如今陛下为了万倍于此数目的金钱而出卖你们的救世 主!”
面对总检察官如此陈词，陛下也别无选择，只好让步。不久，在西班牙的犹太人便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接受洗礼，要么一无所有地离开这个国家。
几个月以后，又发布了一项公告：任何基督教徒不得与犹太人来往、说话，基督教妇女如被发现给挨饿的犹太儿童食物，将被送上断头台赎罪。结果，100万到150万户犹太人离开了西班牙，他们除了身上的衣服外，任何财产都不能带走。 一旦这些犹太人从残暴和强取豪夺中幸存下来，登上流放的船只，我们就会发觉，他们已不知不觉地带走了西班牙最需要的一种财富。
这种财富就是他们的大脑。这些灵活的大脑不但会为其主 人带来基本的经济收入，而且会给过去折磨过它们的人以尽可能大的打击。北欧各国便有这样的实例：他们明智地接纳了那些受种族、宗教迫害的不幸的受害者们，而这些移民也为其带 来了无法估量的好处。
对于新来乍到者来说，常常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陌生的环 境，而一旦困境过后，这些难民便成为一笔无价的财富。他们的国际贸易关系对其所在国而言极为宝贵，他们的商业天才以 及对某些商品交易能力几乎都是天生的——在北欧这些交易尚无人知晓，那里的商人只会用中世纪的短浅目光做生意，而不会冒险从事长远投资——所有这一切都促使伦敦和阿姆斯特丹成为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
犹太人在诊断、推测方面的天赋使其成为优秀的内科医生。但也有消极的一面，他们的精神领袖大都有狭隘、保守的个性，许多难民不论走到哪里都要随身带几块其祖先哭墙。上 的石头，以表现他们的忠贞不渝。最后，他们抑制不住的爱争吵的特点常导致其内部冲突，时常到了基督教当局不得不出面 干预的地步，否则，这些争吵可能会导致流血事件。
但是，官员们把这些事件当作纯粹的贫民窟的“内部事 务”——这些不幸的人们在获许随意流动之后仍长期居住在贫民窟中——当局尽可能避免插手这些激烈的争端，其中的起因则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当听到这些人放纵地争吵，他们只会感到恼火，并产生一种优越感，因为这个种族显然从未学会单 独相处。当局感兴趣的是这些逃难者为新的国家的繁荣所做出的财政贡献。这些如此巨大的贡献，使得那些当初明智地打开 国门、收留了这些难民的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贸易上的飞速发展，使他们有能力摧毁当时仍独霸印度和美洲财富的强权国家。
当我们从这个角度看这件事时，几乎愿意向托克马达表示敬意，某种意义上讲他是荷兰共和国的缔造者。他没能活着看到低地国家为争取自由而展开的伟大斗争，但他使得西班牙人的名称成为北欧自由人民眼中一切不快、可恶之事的代名词。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就是他竭力主张的镇压政策导致的必然结 果。
托克马达死于1498年，死时仍是西班牙的总检察官。他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是1497年。当时他去王宫慰问死了儿子的陛下，他参加完了整个葬礼。国王夫妇心存感激，却不知他们正在款待一位对帝国的衰落负主要责任的罪魁祸首。

我们邀请了这两位毫无吸引力的客人。不管是费里茨还是我，都没有对他们的到来感到高兴。我们不断地彼此告慰，我们只是在完成任务，只见历史上优秀的人物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了解一些反面人物。
让我在此声明，我们没有一点失望，罗伯斯庇尔和托克马 达都达到了我们预期的最坏标准。不，他们的表现并非像尼西亚会议的两位主教那样无礼，相反，他们所说所做的都绝对正确，但是缺乏自主性。
他们两位同时在7点过3分到达，然后他们又都因“晚到 几分钟”而道歉，又告诉我们能被邀请是多么的高兴，之后便坐下来，眼盯着炉火一言不发。但没过多久，我就发觉托克马达有点慌张，他东张西望，甚至连楼梯后面的黑影也不放过，似乎害怕有看不到的敌人在监视着他。接着，他拿起了沉重的火钳——非常古老的一个拨火棍，可能是哥特式的——费里茨 在米德尔堡的集市里发现的，因这块铁不错就买了下来。渐渐 的他似乎放松了一些，几分钟之后，他又开始拨火。
他开始拨火的一刹那，费里茨和我都意识到了屋里的变化，很难描述那是什么变化，因为确实也没发生什么，墙也没有塌下来，天花板还在原位。但我们好像看到了壁炉里突然到处都是小人，很多的男男女女，他们绝望地向天空挥舞着手臂，因痛苦的折磨而扭动着身躯，无声地乞求着明知不可能的怜悯。他们扭曲的面孔令人惨不忍睹，他们的头发根根竖起，冒着炽热的火花，更加重了恐怖的气氛。
与此同时，在我们头顶上的横梁垂悬着很多男女，甚至孩子的轻飘飘的身体，他们随着厨房到餐厅之间的气流而飘舞。此时乔端着汤盘进来了，她也停下脚步说：“上帝救救我们!”陶器哗啦掉在地板上，我和费里茨好像遭雷击似的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显然这不是做梦，乔也看到了我们所见到的一切，这将是一个多么“难忘”的夜晚!

乔又端着一套新盘子走了进来，我们坐下来用餐，先上的是汤，人们一句话都没有。接着，上主菜时，罗伯斯庇尔突然把手伸进大衣口袋中(那是一件质地精良、款式时髦的蓝白条纹的丝质外套，是150年前的风格)，“天啊!”我暗中叫苦，“难道他要把我们的名字记到他那该死的小本子上了。”但他拿出来的是一个信封，他把信封递给了我。
“你和你的朋友还不大了解我，”他一字一句地说道，“但我想你们或许对我的事情感兴趣，这个信封里有一些剪报，具体阐述了我对改善里昂纺织工人生活状况的观点。”
我对他谢了又谢，并保证我和费里茨一有时间就会认真研究这些文件。他说：“不用谢。这些文件一定有些过时了，但每一位政治家都应该首先关心人民的疾苦，一个高尚的灵魂不可能在一个营养不良的躯体上生存。能再给我一个橘子吗?多吃一些您慷慨招待我们的橘子，您不介意吧?橘子汁对我的健 康很有益，我是个病人，必须十分注意饮食。”
我望了他一眼，看到他脸色很灰白，这颜色却被卡莱尔错 误地描写为“海绿色”。我宽慰他说在凉爽的地窖里还存有满满一篮橘子。(因为秋末最后几天特别暖和，和上周大不一样，所以把橘子放在地窖里。)
“是的，”他答道，“那几天几乎和7月份一样热。”
我想起了1794年7月27日，不禁又一次不寒而栗，他却 没有注意到，或者他在想别的事情，反正他又一次陷入沉思冥 想中。罗伯斯庇尔小心地吃着东西，几乎没喝什么，突然他的手又伸进内衣口袋，拿出了一个小本子。一看到这个，他的同时代人便会吓得摸摸脖颈，赶紧逃跑。他冲我们笑笑：“我觉得这些小本子很有用。”他的笑中带着得意，好像是在宣布什么深刻的新真理，“我不敢总是依赖记忆力，因此养成了把所 要记住的东西都写在本子上的习惯，而且还要随时记。这种小的细节容易让人遗忘，生活毕竟是由细节构成的，不是吗?”
“是的，当然是的。”费里茨和我如释重负地齐声应道。
从桌对面传来了一句咕哝声：“我不同意。”这是托克马达的声音，“我从来不需要任何东西来恢复记忆力，与我的事业有关的任何人、事我都忘不了。”
我们没有询问那是项什么事业，我们知道答案。我们自己的先辈中就有几位成了检察官们保持记性的受害者。
之后，屋内又是一片寂静。乔撤下了盘子，这时，罗伯斯庇尔已吃完了所有的橘子，我告诉乔去请海因把地窖里的一篮橘子都拿来。
“啊，你们这里有地窖?”托克马达问。“有好几个呢。”费里茨告诉他。“很古老吗?” “有500年了。”费里茨说。“我想去看看，您介意吗？”
“没关系。只是楼梯很陡，恐怕还很阴暗潮湿。”
“我知道在黑暗的地窖里怎么走路，潮湿也不会对人有什么危害，反而还有助于做些有益的思考。”他边说边咧嘴笑了笑，露出一排坏掉的牙齿，接着便拿起海因给他的蜡烛，消失 在地窖黑洞洞的人口处。
10分钟之后，总检察官回来了。“我喜欢你们的地窖，”他像一位刚刚巡视完房子准备租住的满意房客一样，“只要精心安排一下，你们的地窖可以容纳40多人。”
“可是在那么小的地窖里呆40个人会闷死的。”费里茨 反驳道。
“噢，不会的。一些体质差的人或许会感到呼吸困难一点，可能活不多久，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反正总有一天都会死，而且我听说这是种舒服的死法。”
“比其他死亡方法舒服些。”费里茨回敬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托克马达问道，不快地看了费里茨一眼。
“没什么，”费里茨答道，“不再来点甜点吗?”
“不了，谢谢，我从不为吃而吃。很抱歉，我现在需要几分钟自己的时间，请别打扰我。”说着，便退回到炉火前的椅子上，从袍子里掏出一本皮面精装书读了起来，再也不理我们 了。
这样我们只剩下另一位客人需要照顾了，可这次，他也对一样东西产生了兴趣，整个漫长的夜晚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嘴角上浮现出一丝微笑。我们没有马上看出来他在干什么，但我们没有问他或做任何评论。后来得知，罗伯斯庇尔用两瓶几乎满着的葡萄酒和我们的面包刀，为自己制作了一架小小的断头台，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拿起海因刚拿上来的橘子，把它们放到断头台下面，摇晃一下其中一个瓶子，刀子就会掉到橘子 上，然后将橘子滚到桌子的一边，再来。最后他拿起一只酒杯，在杯子上放一张打好褶的餐纸，再拿一只橘子放到餐纸上，又在橘子上放四五根火柴，这样看上去像一顶皇冠。
“现在我将随路易·加佩而去了，”他高兴地说道，“可怜的又胖又老的路易!你们知道吗，他心眼并不坏，可是他永远不懂‘美德’的含义，所以他就得走，让我做给你们看。”
但是，还没等他把路易的脑袋砍下来，蜡烛开始摇曳。不一会儿，他俩都消失了，我看了看钟点，恰好10点。
乔刚把灯拿来，就听到有敲门声。而当晚我们再没邀请别的客人了，但当看到来人是伊拉斯谟时我们很高兴。
“今晚您缺席了，”费里茨说，“您病了吗?”
“哦，不!”他答道，“只是我已预料到要发生的事情， 而且觉得或许我还能帮上一点忙。你们也注意到了吧，我作了一点调整，让你们的客人提前两个小时离开这里。现在，如果好心的乔太太能给我弄点晚饭，我会很高兴的，我饿极了，你们也吃点?”
“博士，”费里茨说道，“尊敬而亲爱的博士，我觉得好像再也不想吃饭了。”
“我知道，”伊拉斯谟说，“一定很可怕!”这时，我们听到乔在煎锅上煎牛排的声音，她常备着一些牛排(因为我们是在荷兰煎牛排)。
我们都说一切比想象的还要糟。
“是的，”伊拉斯谟边说边拿着一片面包去沾黄油，走的那两个人过于自爱，所以永远不会去爱……” “其他任何人。”费里茨接着说。“哈，比这还更糟。”“怎么会更糟呢?”“因为他们这么爱自己，连上帝都不曾爱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