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就开始干吧，弟兄们。看看罗伯斯庇尔是怎样铲除挡着他通往最高权力的障碍。1793年6月2日，国民公会策划的一场骚乱(国民公会仍然存在，尽管它已失去一切势力)，迫使那些受惊的、拥有最高权力的成员们逮捕了31名吉伦特党人，由此结束了这些中间派对其他成员的一切影响。同年7月，夏洛特·科黛刺杀了马拉医生，这位恐怖时期的戈培尔，也是一个跛子，也同样对他的同胞抱有最刻骨的仇恨和蔑视。
显然，没有一个正直的爱国者能躲得开外敌的阴谋，国家安全委员会摩拳擦掌，证明革命的时刻到了。
8月，法兰西全国总动员。一位名叫卡诺的数学天才被委以重任：组建军队；在一个极度衰败、法郎贬值的国度里筹集必要的款项；确立工资和一切商品的价格。他们要从动乱中创 造秩序。原先的每一个省份、每一个城镇、每一个村落都已拥有自己的纳税制度、方言、等级制度、风俗习惯和半独立的法律制度。他们要在这样一个极其陈腐的封建社会的瓦砾上，建设一个现代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有不知疲倦的卡诺寻求救国大计，罗伯斯庇尔终于能够全身心投人到事业当中，他要创造法国革命理想的转折点，使它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道德实验，并使基督教看起来就像犹太先知的业余作品(那位先知内涵良好，但不太懂得如何处理事务)。
首先，必须教训一下误人歧途的旺代省的农民，他们仍然 扛着他们先人的画像反抗法军。10月至12月之间，他们几近全军覆没。一个革命法庭在南特设立了，有15000人被处以死刑，这对于垮掉的共和国来说是个过于庞大的数目，它支付不起那么多杀人用的弹药和绳子，于是犯人们被装到船上，然后推人河中淹死。如果犯人的亲属跑到下游很远的地方，他们可以打捞到尸体，按基督教的方式下葬，共和国已无暇顾及到这 些。
10月，王后玛丽·安托瓦特接受审判。在审判过程中，雅各宾派努力迫使她的小儿子指控她与自己的孩子乱伦，从而使这场审判成为有史以来最不光彩的审判之一，之后她被处以 死刑。至于行刑的细节，以及她在这个世界上度过的最后几个小时之中所经历的无以言表的恐怖，都是都普雷家饭桌上的一个愉快的话题。罗伯斯庇尔在镇上的那段时间就住在他们家，并且变得人情味十足，他还向这家的大女儿爱伦诺瑞求婚，爱 伦诺瑞对这位心目中的英雄更是忠贞不渝，简直可以与贝多芬的《费德里奥》中的女主人公媲美。
不管怎样，事情还在变化中。王后死了，不到两年，她的小儿子也失踪了——很可能在一个醉酒的制鞋商家中寄膳时死于无人照料。
1793年10月的最后一天，雅各宾派的夙敌吉伦特派，有21人被砍头。此后，被处决的人数以更可怕的速度上升着。
罗伯斯庇尔是一个做事讲究方法的人，他一生中从不听从 命运的安排。他把每一件事都及时登人卡片目录，再详细地记 载到小本子上。在这些小本子上，他用过分讲究的小字体记下有“反公民倾向”的嫌疑人，这些人不必非得有叛国行为，被怀疑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进入黑名单，甚至送上断头台，因为 死亡如今已变得如同儿戏。砍头这一老办法甚至也不用了，天才的古鲁蒂恩博士发明了奇妙的新机器以“镇压”犯人。这位波尔多耶稣会学院信神的教师，为使那些革命的牺牲品们免受 刽子手将其头部放人槛上恰当位置时的痛苦，以一些中世纪斩首器械为样本，大大地改进了这些笨重的工具。如今用三个操作步骤就能完成整个过程，从犯人被押到机器前到被处死，甚至不到一分半钟。
顺便提一下，这项革新导致了当时最稀奇的就业问题。在法国，刽子手的职业一直被视为一种很光荣的职业，可以代代相传，以至有些最古老的刽子手世家，常常自豪地夸口说他们从业的3个多世纪以来从未出现过任何差错和抱怨。如今，他们却陷入绝境，如同几年之后的织布工人，蒸汽机使古老的手工织机面临淘汰的危险。从此，不再需要多年忠实的学徒生涯，无需学习控制斧头、系死结的技巧，任何一个傻瓜都能学 会拉一下手柄，刽子手数百年积累的经验没有了用武之地。接着，那些相应的服务性工作——20英尺的绳子和斧头的打磨工作都就此结束。这些受人欢迎的零星工作对诚实的法国人来说是如此的亲切，现在却都已被废除了。另外，由于很容易将这种新发明的断头台从一个城镇搬到另一个城镇，当地的刽子手们便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因为现在一个人可以干过去一打人干的活儿。
信不信由你，由于这架仁慈的机器，许多城镇引起了骚乱。当时还没有创建工会(此时为行会)纠察员，我们不难想象当时的情景。在里昂471号大街上，以杰克·凯奇为首的一群义愤填膺的会员们，高举着“政府对在编行会的刽子手不公平”的标语，在断头台前游行示威。

是的，那都是过去的日子了。现在，美德之邦即将建立起来，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将是它的先知和高级祭司。那么，就让如今遍布法国各地的革命法庭举行神圣的典礼吧。让那些感情用事的幻想家们为自己的荒谬的想法付出生命的代价，因为他们梦想建立君主立宪制，并主张应由国家“有才智的那部分人”享有统治权。
一旦新的理想之国被奠定基础，上帝选定的人被抛置一边，那就轮到上帝本人了。而他也被废黜了，连同他的教会，他们的地位被一种称为“理性崇拜”的奇怪的新信仰所取代。
长期以来，这种“理性崇拜”(并非笛卡尔意义上的“理性崇拜”)一直是大革命中一些最显要的头脑空虚的人的特殊爱好之一。新教派的最有活动能量的先知之一就是自称安纳卡思·克洛斯的德国假男爵(他的教名实际上是让·巴蒂斯 特)，他的名片写着他是全人类的宣道人。这个人早在大革命早期就到了巴黎，世界上那些用意良好、头脑发热的人们纷纷赶赴法国首都，以期亲眼目睹理性上帝的降临。当这位新神以 一个来历不明的女神的形象亮相后，他们的热情竟然也丝毫未减。(顺便要说的是，那个扮演“理性女神”的女孩子在第一 次接受公众膜拜时就险些送了命。因为那天她在祭坛前跳舞时狂风大作，举行仪式的巴黎圣母院冷如坟墓，而女神只穿了一件薄薄的衣服，她不得不长时间站着，结果得了肺炎，差点命归黄泉。)
然而这场闹剧却使那些白痴们感到欢心，他们坚信人类现在终于收回了自己的正当权利，他们兴高采烈地采取一系列行动，将整个世界颠倒了，荒唐之极让我们禁不住发问，为什么像托马斯·潘恩这样的智者竟也对此态度认真，德国著名戏剧家席勒博士为何还接受了这样一个完全远离现实的国家授予的“荣誉公民”的称号。
但是我们应该记住，所有这些荒唐行为并不是空穴来风，是与当时的政策相一致的，他们要把传统的法国人同他们的过去传统分开，就连像丹东(那个疯狂时代的真正意志坚定者之一)这样冷静理智的领导人，在那些疯狂之人竭力贬低、践踏以往的加佩公民统治之时，也只是冷眼旁观。
罗伯斯庇尔则丝毫没有这种好笑的漠然态度，卡莱尔称他为“不易腐蚀的海绿色”，因为罗伯斯庇尔深受慢性便秘之苦，有着这类病人的苍白脸色。而据我们所知，他的脸色从未由白变绿，这是我该让你注意到的另一件有趣之事。
尽管对人类所遭受的痛苦漠不关心，但罗伯斯庇尔内心是一个很虔诚的人，并且他十分缺乏荒唐之人的意识，所以，他实在无法理解克洛斯和他的弟子们为什么能令丹东他们如此开心，他非常厌恶这种对理想的篡改，并断定这一切结束得越 早，就越对那项真正有美德的神圣事业有利。于是，表面上他仍然与国民公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同事们维持诚挚关系，暗地里他又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忙开了。
此时的罗伯斯庇尔已经体会到了出其不意的好处，所以在布下陷阱后他耐心地等待着，直到第二年1794年的春天，他才最终收网。
还没等他们明白是怎么回事，巴黎公社中所有的激进分子 ——克洛斯和他的朋友们，甚至包括丹东及其随从——发现自己已身陷囹圄，接着又被匆匆送上了断头台，大部分人死到临头时还不太清楚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只有丹东是个例外，他是一个天才的演员，在审判和处决他的时候，他把场面转化为具有崇高的戏剧性的一幕，致使罗伯斯庇尔也感到了一些压 力。但这并没有持续多久，罗伯斯庇尔坚信他所做的正是一个有道德的公民必须做的，因此，罗伯斯庇尔把以前的同窗、朋友和同事送人地狱之后，又从中得到了安慰。
此外，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在个人感情问题上是浪费不起时间的。最重要的是法国人民必须回到真理之路上去。这很容易做到，一项宣布赞同至高无上之神存在的提案，很快在国民公会上提出，并被通过，上帝又重新回到他的宝座上。
为使全体民众都知晓这一喜讯，6月8日被定为官方节日，以向至高无上之神表达敬意。那一天大概是马克西米连· 罗伯斯庇尔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和另一位与他十分相像的历史人物(希特勒)一样，马克西米连喜爱举办大规模公共庆祝活动，以展示他作为艺术家的才能。我们收集到了许多关于那一伟大时刻的叙述，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道都不是罗伯斯庇尔的朋友们写的，而是那些最希望他早点死的公民写的，他们 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活得长一些。
然而，在所有这些报道叙述中，都同样以一种吃惊的语气记述：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竟能如此公开地犯傻。而在罗伯斯庇尔自己的眼里，他一定是发挥得最出色的。他很仔细地安排了这场演出的每一个细节，因为那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演出”——一场大型的露天表演，身穿洁白长裙、头戴鲜花的小巧少女们唱着赞美诗，所有的国民公会成员都按要求着正式服装参加。正当每一个人都精疲力竭准备回家的时候，伟大的马 克西米连本人却开始了长篇大论，并且为一座代表正义战胜邪恶的巨大雕像揭幕。
然而，揭幕的表演并不成功，安排上出现了纰漏。本来安排的是罗伯斯庇尔手中的火炬一触，代表邪恶的外壳就化为灰烬，并且露出代表“美德”的内壳。但不知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外壳没有如期地被烧掉，在关键时刻火炬也没有点着，反倒使“美德”被烟熏了个半黑。整个演出降格为一场大规模的闹剧，若不是人们害怕高级祭司口袋里装的那些小本子，早就哄堂大笑了。
即使是盲目自信的罗伯斯庇尔也注意到他做得不很尽人意，但这仅仅使他坚信法国人比他以前想象的更堕落，他必须采取更激烈的手段，让他们回归到理性中来。
要使恐怖政策取得实际效果，一个绝妙办法就是将公民投入监牢，不给他们任何辩白的机会。这个办法也节省时间，可以用“传送带”的方法将其送上断头台——1天10个——再加快一点，1天20个——然后30个，40个，50个，60个——1 个月就可以达到总数400或500个。
但是，每个工程师都清楚，即使是传送带也有偶尔出故障的时候。共和国处死了一个贫困又迟钝的女孩，只因这个女孩手持餐刀，在罗伯斯庇尔的街道上徘徊——就在这同一天，一个因扮演小丑而有些名气的男子执意到国民公会询问——十分客气地——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与“圣母”事件有何牵连。
这个问题显然是很荒唐的，是禁止询问的。这里所提到的“圣母”是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厨娘，她住在一个阁楼里。一群虔诚的崇拜者逐渐聚集到她的周围，并且相信她有神圣的使命，于是就称她为“圣母”，与她一起祈祷第二个“圣子”的降生。警方揭露了“圣母随从者”这样一个组织，这并不是什么大功劳，通常情况下，也不会有人为罗伯斯庇尔给这位老妇人签发的身份证费心的。这种证件可以证明持有者为爱国者， 是恐怖时期每个人的日常事务之一，它们就像驾驶执照一样不 太具有个人性质。罗伯斯庇尔想知道的是，这种无关痛痒的证件是如何落人那位醉醺醺的加斯科涅人之手的?这位加斯科涅人正在国民公会就“高尚的领导人”和“圣母”等尴尬问题而吵吵嚷嚷，罗伯斯庇尔知道这个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自己名声扫地，贻笑大方，但谁是幕后操纵者呢?
为迅速能解决这个问题，罗伯斯庇尔首先确定了“圣母” 的命运，她以及她的信徒们——厨房女佣、洗碗女工、一位因 目睹一群同事被处死而丧失理智的前任牧师，如此等等——被匆匆判决并迅速处死。几个月之前，这种严厉的措施足以停止一切可能的谣传，但这次并非如此!
事实上，如今不论这位“高尚之士”走到哪里，他都能听 到压低声音的耳语，伴随着欢快的笑声：“看! ‘圣母’的朋友来了!”
面临着此番情形，何不躲上它几个星期?巴黎的人民是健忘的，也许当某人回来时，以前的事情早就被忘得一干二净 了。
还有——另一个好主意——每天和某人的未婚妻，迷人的 埃莱奥诺尔·迪普莱散散步，以平息那些谣言，说什么这位伟人对异性的态度有一点“怪”。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千万不能忘记，当你度假回来后，也要保持绅士风度，即使在拒绝一位为请求饶她丈夫一命而痛哭流涕的妻子时，也要冷漠得有尊严。此时，真正的贵族都早已被消灭，他们的优雅举止也 随之消失，这便是普通大众为什么常常想起国王在位时的美好时光，那时，同他们打交道的官员都很文雅，国王甚至对王宫走廊上遇到的每位女仆都行礼。
另外一点也很重要，最好在小本子上记下来。现在，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注意你的外表。近几年来，每个人穿的都是旧衣服，头发从来不剪，指甲不去修，因为他不想让邻居告发他“有贵族阶级倾向，每天刷两次牙，剪两次指甲”。这种情况下，人们只有走另一个极端，因为经过这些年做作的民主式的邋遢生活，人们会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
为使这种新的城市规划永久不变，使多年来辛勤奋斗的成果不付之东流，首先必须停止国民公会的工作，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则必须被赋予比以往更大的权力。当然，这必须做得巧妙。首要的一点是不运用任何直接的威胁手段。决不能再让强盗冲人议会大厅，威胁要杀死所有的代表们，而是小心地玩一 些名字上的小把戏，再配合旁敲侧击或低语暗示。“当然了，假如事情确实证明是我听说的那样，某某人对我的关于哪项哪项新法律、哪项哪项问题是如何如何看的，那么抱歉，我不得不……”说到这里就让你的声音降低为耳语，并且意味深长地将右手伸进外衣口袋，谁都知道那里面的小册子上写有“某些名字”。当你无法对你的敌人下手时，可以间接地将他所爱的某个女人拘留，以防……别说完这句威胁性的话。事实上，任何话都不要说得太完整，因为那时，你的听众会不停地猜想你 下面要说的话，直到让他们紧张得神经崩溃，以至于做出一些 傻事，这样就会像赤手空拳的盲人与群狼搏斗一样将自己完全暴露出来。这是一个绝妙的行动计划，难道不是吗?而且最妙之处在于它绝对万无一失。就等着他从床上被抓起来的那个要命的早晨。
你的一位国民公会的同事快要发疯了，因为你因惧怕他的良好表现而将其情妇关人监牢做人质，害得他整天为情人的命运担心，绝望之极恨不得杀了你。在会上，在他还来不及采取任何防备措施的时候，你庄严地宣布他“违法”。接着，再让你近视的双眼扫过你那小本子的每一页，用一种不祥的口气暗示说，还有另外一些人你将在方便的时候将其送上审判台。你经常这样做，从来没有出过差错，但这次似乎不对劲，人们突然骚动起来，挥舞着精美的古典式的刀子，高喊：“打倒暴君!”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切，你只能反复地、无奈地翻弄着你那搬弄是非的小本子
接着——没人会搞清楚到底是怎么了——突然间你本人被宣布为“非法”，国民公会的士兵已将大厅里的乌合之众解除了武装，你和你那忠实的兄弟奥古斯特、所有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信徒们都成了囚犯，任由国民公会和那个其情妇被你关人监牢的人的摆布，她不断地从自己的牢房里给他(罗伯斯庇尔)递上小条子，上面只有一个词：“懦夫。”
至少有些时候他不是懦夫，但这时他对自己曾做过的一切感到恐惧。那种全法国人民在“伟大的廉洁之人”的名字面前感觉到的恐惧，使他一下子失去了斗志。但贫民窟的居民们听说他们的英雄——他们的圣人，所遭受的一切之后，敲响了警钟，抓起了长矛和斧头，袭击了关押他们敬爱领袖的大楼，将他和他的朋友们解救出来，护送到市政厅。
现在，国民公会的阴谋家们终于意识到一切都到了紧要关头，要么罗伯斯庇尔死，要么他们死。他们紧急召集军队。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命令将军统率巴黎公社的队伍前来救援，勇敢的将军召集了他的士兵，拔出佩剑，但他却从马上摔了下来。这简直是一副酒后发狂的模样，这位前制酒商，今日的“巴黎 近郊之王”——将国王路易领上断头台，连简短的告别辞都不 让他发表。这位将军喝醉了，倒在附近一家酒馆里一睡不醒。
天开始下起了雨——巴黎空前绝后的一场倾盆大雨，这是热月9日的恐怖之夜(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来说是7月27日)。法国人不喜欢淋雨，巴黎公社的土兵们是法国人，因此，他们决定留在家里，等第二天早上再救他们敬爱的领袖。 但等到了第二天，国民公会的国民卫队已抢先到了，他们袭击并占领了市政厅。罗伯斯庇尔的一些追随者企图从窗户跳下去，结果摔断了脖颈，其中一个人是坐在手推车里的瘸子，他被人从楼梯上推了下去，苟且活到给刽子手出难题的时候：怎样把这个瘸子的脖子放到铡刀下呢?来点粗活算了，哪怕把肩膀砍下来也行。至于那位“高尚之士”——他是从来不判处任何人死刑的，除非出于他自己重塑法国人民的意愿——他正躺在桌子上，头搭在一只弹药箱上，下巴已被国民公会士兵从近处开枪击碎了。
他一直躺在那张桌子上，直到第二天清晨。此时他备受折磨，时而因流出的鲜血窒息，时而要吐出击碎的牙齿。他懊悔没有在那个枪决所有敌人的文件上签完名，那个文件仍然放在角落的桌子上，文件要求所有的巴黎人鼓起勇气：“勇敢些，爱国者们!为自由坚持到底，等待下一个号令。”签名：罗伯 ……就在这时，枪响了，这个签名永远不会写完了，他头底下那叠带血的纸，成为那恐怖之夜的无声见证人。
我们希望忘却这场悲剧的下半场——一个身体受到极度折磨的人——被仇恨他的人围着，他们殴打他，以他的痛苦为乐。“啊，很漂亮，你送我父母上断头台时可不是这个样子。” “他们要把你的脑袋砍下来，是你疼还是我妻子疼呢?”国民卫兵们还有其他的戏谑，他们的和平生活正是因为罗伯斯庇尔追求个人理想而受到了空前毁灭。
但是所有这一切，罗伯斯庇尔不可能记得有多少了。也许 在法庭的桌子前，他模糊地认出了几张熟悉的脸。
“这是罗伯斯庇尔吗?” “是的。” “拉出去，处死。”
接着，也更加模糊了，他看到一排一排的窗口都挤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们疯狂地喊着、唱着，他们知道从此他们可以活下来了，在数百座监狱中的亲朋好友也平安无事了，全法国都得救了。那个正躺在第一辆马车上的魔鬼终于要被打 发走了，看到了吗?他还企图自杀，让我们看看他是否还能听 见我们说话。
“罗伯斯庇尔——你这个魔鬼——蠢猪——狗娘养的—— 我们永远诅咒你!看，你的眼珠还在动呢——他一定还活着 ——再来一次，一起喊!罗伯斯庇尔——你这个……”一旦被鼓动起来，我们这个星球上最文明的民族也会变得很粗俗。
接着又是一片漆黑，直到一双强壮的手把你从那辆熟悉的马车上拎起来，这辆车载你走完了你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段路程，也曾是这辆车将你的老朋友们送上了天堂。许许多多的面 孔都在盯着你，喊着你再也分辨不清的话，但他们的意思你懂。又有一双手抓住你的肩头，把你推到滴着血的支架下，紧接着，一声非人的痛苦号叫从你的嘴里，或者说从你嘴巴的剩余部分里发出来。行刑者已将捆绑，你上下颌的绷带扯掉了， 你再也看不到那些面孔了，只听到当刽子手开动机器时爆发出来的欢呼声。
人群呼叫着：“他死了!”你死了，眼睛还在失控地转动着，头掉进了下面的篮子里。
“下一个!”
你的头现在不再孤单了，在那里有很多伙伴。
“下一个！”
他还有更多的伙伴。
“下一个！”
当第19颗人头滚进篮子里时，篮子有点满了。“拿走!” 老桑松先生对小桑松先生说，“再给我拿个空的来，明天一早还会有更多。”这位共和国的忠实奴仆说得很对，第二天又有50个那位“廉洁之人”的朋友被处死，第三天，30个，就这样，直到与“美德之人”有任何关连的所有人都被处理掉为止。
然后，法兰西坐下来，松了口气，说：“哦——”然后开始了野餐。森林仍像往常一样可爱，姑娘和大嫂们又可以微笑了。草地仍像往常一样翠绿，冻鸡仍像往常一样可口，葡萄酒的味道甚至比以往更醇美了。上帝又重新回到天堂。罗伯斯庇尔的尸体摆在一张铺满石灰的床上，头被小心地放在两腿之间 ——这正是他自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规定：“所有被国家镇 压的罪犯的头颅必须放在两腿之间，直到下葬。”
别了，公民罗伯斯庇尔。在以上的叙述中，我对你很不尊敬，不知道下周六见面时你是否记我的仇呢?

现在，该说说我们下周六的另一位客人，托马斯·德·托克马达。 在米德尔堡当今的档案馆里，曾有一本奇怪的旧卷宗，你是否注意过?这本卷宗被当作展品，由官员们展示给贵客看。这是一份私人性质的备忘录，是16世纪上半叶米德尔堡城法庭的一位小职员记录的。这个人一定是个虐待狂，但却有一丝 幽默感和显著的绘画天赋。
这位书记员或者记录员，坚持记日记，他记录了在他有生之年在米德尔堡发生的处决案件，大约有60起，从简单的绞刑到处决杀父者、叛国者这样复杂的案例应有尽有。
这些图画仍然历历在目，尤其有一点特别清晰——这一点你也会从这些中世纪的绘画上注意到：人们被押赴刑场，被砍头或剖腹，但是，这些正文(或非正文)的牺牲者们对自己的命 运都表现漠然或毫无怨言的态度。我的朋友们看了伟大的佛朗哥将军放火烧死西班牙民主派和知识分子的画面之后告诉我说，这种“死了又怎样”的精神在现代西班牙依然存在。那些 命里注定要死的男人或女人抽完自己的最后一根香烟，把烟头 一扔，说“好吧”，遂倒地而死，没有任何遗言。我想，这是中世纪甚至中世纪以后的生命哲学导致的无畏行为。这种哲学认为，在此世生活毕竟不是最重要的，地球不过是一个通往永生天堂或地狱的驿站。既然人都有一死，或者在床上缓慢而痛苦地死，或者在断头台上一刀了事，为什么还要在乎刽子手的斧头呢?
我进而相信，对上帝最后审判的信奉(这是当时人们精神 世界的一部分)，或许与所有病人对其痛苦所表现出的漠然有关。他们被砍掉双手时，竟然惊奇地看着血流如注的手腕。(米德尔堡的艺术家十分擅长描绘鲜血从那些可怜的罪犯的脖子或四肢喷涌而出的情景，他显然知晓流体力学的原理，因为他画的曲线相当精确。)
这些杀人凶手和强盗们把人开膛破肚，却对此漠然处之，就像现代医院里经麻醉处理后正进行手术的病人一样，他一切都看到了，但什么感觉也没有，这或许能回答我刚才的那个问 题。
过去那个时代的人们，看待死刑场面就像20世纪的我们看待手术一样平淡，起初不免有些不适，然而这些都是一天的正常工作，并且我们终将因此而受益。
在研究这本日记的最后三项记录时，我万分震惊，事件年代是1506年、1509年和1511年，一些异教徒们不得不忍受火刑的煎熬，但是他们并不是无所谓地站在火焰之中默默祈 祷，而是愤怒地向邻近的官员们挥舞着拳头。你能注意到在远处的观众中有一些骚乱，同是这些观众，在其他的画面上都如同电影观众一样安静驯服，平静地欣赏着眼前的一切，就像现代的观众，平静地观看着从内战国家进口的恐怖电影。
对我而言，这位昔日的教土记录员的手迹读起来很费劲， 但我的好朋友——卷宗的保管员，就像吉米翻译我的剧本一样轻松地逐行译给我听，这样我便明白了，当时所谓的“暴徒们不检点的行为”是指对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处决不满。
你或许记得，教会是从来不杀人的，它仅仅是裁定人们有罪，随后就将进一步痛苦的细节留给世俗权力机构。只要是由当地行政长官处置，人们就不会强烈地反对，但当“裁判所” 这个字眼开始悄悄流传开时——通常与西班牙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人们就有了不满的迹象，甚至是公然的反抗。
我们已经记不得最近一场处决是什么时间发生的，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作为一种统治人们思想的工具，一直到1834 年才被废除。宗教裁判所在1816年以前，一直运用严刑逼供 的方式，拷问犯罪嫌疑人和不配合审讯的证人们，而在墨西哥，这种宗教裁判所直到麦迪逊总统当政才被废止，甚至在此之后，前西班牙许多殖民地仍然热衷采用这一形式。在北欧，虽然在许多方面与其南欧邻邦同样残忍，却始终憎恨以体 罚来改变人思想的做法。
是的，我知道加尔文的确残酷地烧死了一位十分博学、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只因在关于“三位一体”的真正性质问题上 他与加尔文有分歧。在荷兰反抗西班牙统治的初期，人们偶尔被绞死，一些牧师为了复仇而牺牲，但从整体来看，这些事件 大都被严厉地扼制下去，因为多数人对此怀有极度的恐惧心理。
据称，瑞典的宗教改革没有使任何人丢掉性命，北欧其他各国虽没有如此清白的历史，但也远比南欧好得多。大多数人对“监视”型的社会是采取接受态度的，如同我们接受国会和 市民密探监视学校教师的信仰，以防卡尔·马克思会突然出现 在校长的墨水瓶里，或者看见教师们会骑着“飞帚”(莫斯科制造)在清新的夜风(匹兹堡制造)中飞驰而过，只要这些密探委员不是太欠机智、表现太肆无忌惮而引起公众注意的话，没人会理会他们的。同样，只要裁判所由本民族的成员组成，那 些低地国家的人民也不会有怨言的。但是，当政权被拱手相让给外族人，特别是西班牙人时，事情就不那么好办了，这很容易理解，因为西班牙不像其他国家，他们的宗教纠纷和种族纠纷相互混杂，而一旦这一切发生的时候，魔鬼的威力就显现出来了。
8世纪的西班牙是被穆斯林统治的，600多年以来，西班 牙人使出浑身解数以驱逐外来人侵者，最终他们取得了胜利， 但他们也面临着一个无法解决的新问题。
历史上，当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的时候，输掉的往往是优胜民族(从文化角度讲)。当代大多数历史学家一致认为人几乎在各个方面都优于其信仰基督教的主人们，他们是更为优秀的科学家、内科医生、商人和航海家。他们懂得如何灌溉和如何培育水果、谷物，他们的知识要比西班牙人多得多，还盖起更适合伊比利亚半岛的房子，他们注重个人的清洁以及其他的基督教敌人所无法接受的良好品质。
然而摩尔人绝不是天使，他们也有人类共有的缺点。像所有的沙漠民族一样，他们宗派性极强，部落之间相仇。连绵不断的内战最终导致了西班牙征服了摩尔人的部落。1492年，格拉纳达城陷落，西班牙再次回到西班牙人的手中。自此以后，西班牙人竭力将摩尔人的花园夷为平地，将每一座繁华的城市变为一个个陋舍成堆、教堂林立的地方，这正是当代伊比利亚半岛的典型景致。
这样的悲剧是西班牙人带来的结果。首先，经济方面，经过5个世纪的战乱之后，西班牙人根本不想回归和平宁静的生活，他们愿意过好日子，但又不愿受苦受累，因此许多西班牙人成了“征服者”，这是一个漂亮的西班牙名词，译过来就是“强盗”或“卖膏药的”。
然而，让所有的西班牙人都去从事越洋征服行动是不可能的，大多数人都不得不留在家里，很快的，这些不幸者就叫嚷着说，以前的被征服者靠诚实劳动而谋生，因而抢走了他们的机会。先前的征服者作为皈依基督教的信徒，仍然活在他们中间，这些人尽管定期去做弥撒，但还是保持着足够的摩尔人的特点，他们愿意靠自己辛勤汗水而生活。
生活在当今美国的我们自然会问：“既然他们知道为什么摩尔人在生存竞争中如此强于他们，为何不学他们的样子，也脱掉华丽的衣服干活呢?”从逻辑上讲，这是解决问题的办 法，可西班牙人(和其他人类一样)对逻辑不感兴趣。他们认为一朝是西班牙绅土，就永远是西班牙绅士，即使穿着露脚趾的鞋子，以干面包和偶尔一杯劣质葡萄酒为生，也比弄脏手去干重活、丢面子强。
因此，除了掠夺摩尔人的财富以外，西班牙人别无选择，而为了成全其堕落，还有什么方法比指控这些可怜的摩尔人是堕落分子和异教徒更合算、更令人满意呢?
所以，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能受到如此普遍的欢迎，并被大 多数西班牙人视为拯救他们国家的一个机构。从此，任何一个有点外族血统的人，不论贫、富，都会被指控为非纯种人—— 这种血统上的纯正恰是今天悬在每一个德国的非雅利安人头上 的剑。哪怕仅仅被怀疑有一位犹太或摩尔人祖父或祖母，就足以使这位可怜的牺牲品被送至裁判所官员面前，接着就是残暴的折磨和长时间的监禁，然后在一个“为了信仰”的流血仪式上(在这种仪式上常有多达50人的受害者被集体烧死)，又有 一批摩尔人被满门抄斩，其财产由基督教会没收。
由于这些血腥迫害并未因西班牙王室的命令而停止下来，仍有不断的外族人被处死。裁判所的所作所为，很快就将国家陷入与每一个北欧国家都严重对立的境地之中。海外的形势复杂化了，殖民地不断丧失，这种政策最终成为西班牙衰落的直接原因之一。
对于和这种重大事件同时代的人们来说，总是很难对事实的真相有一个清晰的概念。然而这一次，所有外国人都痛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荷兰人坚决抵制裁判所的引进——当传闻玛丽女王与菲利浦国王联姻后，将允许其丈夫的宗教裁判所在英国的土壤上扎根时，恐慌席卷整个英国——这种大规模恐慌 的爆发向我们说明：我们的先辈们清醒地意识到了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含义，它意味着英国人和荷兰人多年为之奋斗的成果将付之东流，意味着中世纪的回归。纵使他们在成百上千个问题上存在分歧，在这一点上却是共同一致的——宁愿死，也不屈服于外敌人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