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里茨和我都毫无睡意。这个夜晚太令人兴奋了，况且，还有整个房间需要收拾。餐桌上一片狼藉，我们的客人看来也 不是就餐很讲究的人。费里茨像那些地地道道的荷兰男人一 样，摆出要玩通宵的架式，向乔大声喊道：“请上茶!” 乔同样兴高采烈地回喊道：“早准备好了。”
接着海因问道：“咱们如何处理女王陛下的鞋子呢?”
“留着吧，”费里茨答道，“作个纪念。”
“你这样说，就好像我会忘了今天晚上似的!”海因说，“我可不会忘了今夜。谢天谢地!我和英国女王跳过舞了，对于我这样一个从维勒来的捕鱼人来说已经心满意足了。”
“我有个办法，”费里茨提议道，“我们把鞋子放到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馆里，告诉他们说我们是在弗莱辛的一所老房子里发现的，就说是莱斯特回英国时丢下的。”
“人家会相信吗？”
“嘿，这鞋可是货真价实的，他们可以检验鞋的质地，自会做出判断。”
这个主意似乎不错，于是，我们将这双皇家舞鞋放到橱子里，等费里茨明天晚上回阿姆斯特丹时再带走。可是，当我们周日下午来取时，鞋竟然不见了。
乔把茶端上来之后，大家在火炉前坐了下来。“盘子等明天再洗吧，”费里茨提议道，“今晚你辛苦了，快坐下来和我们一块儿喝杯茶吧。”
“我买了一磅香饼，我想我们需要吃一点。”乔说。
“这倒提醒我了，”费里茨说，“前几天伊拉斯谟说，他 记得小时候放假回来时，他的一个姑姑常给他做一种小甜饼， 他肯定还想再吃一次。他还描绘了一下小甜饼的样子，好像就 是这种香饼，下周六你一定给他准备些。他还向我问过这种饼 的做法，准备把它译成拉丁文。”
“我明天就用荷兰语把配方写下来，好让他带走。”乔说。
随后，我们边喝茶边吃着香饼，大家都静静地坐着，因为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思考。
最后我问费里茨：“假如让你概括一下今晚客人的特点 (天知道!她们要多不同有多不同，然而又有一点相似)，你说 她们有何共同之处?”
费里茨搅动着杯里的茶，然后，若有所思地说道：“她们有何共同之处?好，让我想想。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她们有何共同之处?我只想说一点。”
“说吧，哪一点?”
“如果只让我说一点，那就是她们两位谁都没有自制力。正如俗话所说——妓女的举止表现得像个女皇，而女皇却尽力表现得像个妓女。她们的确缺乏真正的自制力，她们本来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
“今晚的体验真是令人耳目一新。”
“的确如此，非常美妙。现在我要告诉你，我们的下一批客人应该与之截然相反，他们应该是自制力很强的人，相比之下，我们该做什么呢?”
“有人选了吗?”
“有了。我整个晚上都在考虑他们的事呢。”
“他们是谁?”
“两位先生，罗伯斯庇尔和托克马达。”
“那将是个欢乐的聚会!”
“这可未必，但一定会很有趣。”
“那好吧，就请他们。乔，请再拿点开水来，今晚我想多 喝点茶。”
“有茶就有水。”乔引用了一句有名的荷兰谚语。之后，我们又交谈了几个小时，只是谈话的内容我已记不得多少了。这样也罢，因为经验告诉我，深夜一点过后，再有才气的人也 容易讲些废话。
晚餐呢?这可是一个问题。我们给这两位古怪的客人吃什么呢?我知道罗伯斯庇尔像已故的罗斯福总统一样，特别喜欢吃柑橙。他吃起橙子来，就像伏尔泰喝咖啡一样，早上吃，夜里也吃。因此，乔在采购单上及时写下了买四打橙子。但光有橙子还不行，还为他们准备点什么呢?我知道这两位都会因过于关注自己而忽略了其他任何事，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事业成功的家庭里，吃的却总是很糟糕的原因吧。
查阅了那本可靠的《法国食谱》之后，我决定再加一道清汤(普通的荷兰菜汤)，然后，为了保险起见，我想我们最好再来点鱼——芥末酱汁炖鳕鱼(患慢性胃病的罗伯斯庇尔如果这道菜吃得过多，胃就会不舒服)，煮土豆和胡萝卜——因为每个荷兰厨师，在上炖鱼的同时都会配胡萝卜，这是他们的烹饪习惯。我还找到了一种很合适的甜点，叫“雅各宾”，做的时候得用纸杯子。做这些纸杯子，乔会感到有些棘手，但露西娅做这种事最拿手，肯定会帮忙的。至于葡萄酒，随便哪种“波尔多”都会合罗伯斯庇尔的口味，而托克马达则很可能什么都喝。
音乐就根本不用考虑了，这次的客人不是喜爱艺术的那种人。
至于他们的警方档案，全都弄到了。我将详尽地谈谈罗伯斯庇尔，他恰好使我很感兴趣，因为在我所想到的能与希特勒相提并论的人中，他大概是首选之人。通过对罗伯斯庇尔的了解，有助于我们大致了解希特勒的复杂性格——这位德国暴乱煽动分子随时都能把世界搅翻。
小木墩上坐着一个小男孩，他在等公共马车去巴黎。这个男孩的名字叫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也叫马克西米连·德· 罗伯斯庇尔，后者是他父亲喜欢的叫法。这位父亲是个十分古怪的人，他曾经将无权拥有的贵族特权授予了自己，如果不做那么多的错事，他的小儿子或许就不会变成自以为是的迂腐学究，也不会在30年后将整个欧洲引向无边的苦难。
据说罗伯斯庇尔一家是爱尔兰血统，我很愿意相信这一说法。因为他们的狂热更像爱尔兰人，而不像法国人，这种狂热还伴有一种特点，即无法容忍任何怠慢其尊严的行为。他们没有一丝幽默感，总是特别的严肃。生活对他们而言是严肃的，任何不严肃对待生活的人是不配活着的。
阿拉斯是法国一处很糟糕的地方，它让人想起稍往南一点的努瓦永。皮卡第大区也是很沉闷的：起伏的大地了无生趣，被凹陷的道路分割成不规则的碎块，那些凹陷的道路至今对史学家们还是个谜。那里的雨总是下个不停。难怪罗伯斯庇尔和约翰·加尔文都出生于此地，这个地方不利于人们追求幸福。
马克西米连的父亲是位律师，出身于年代久远的律师门第。他的母亲是当地一位制酒商的女儿，其身份地位在嫁给律 师时得以提高。但是其母去世，其父失踪后，制酒商一家不得不开始照顾罗伯斯庇尔家的一部分子女。他失踪时很突然，前一天还在，第二天便不见了。一些人说他妻子的死对他打击太大，他一看到孩子们就受不了；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他是躲债去了。究竟什么原因，我们无从知道。偶尔，他的名字会突然 出现在从德国的一些城镇发来的信中。终于有一天，小马克西米连得到消息，他亲爱的爸爸死了。
孩子们的父母都去世了，制酒商一家只得竭尽全力照顾好这些幼小的孤儿们。这就意味着需要一大笔额外的开销，外省的法国人可不喜欢花冤枉钱。
马克西米连有一个兄弟两个妹妹，他们崇拜他，对他的忠诚至死不渝，其中一个妹妹直到死时仍念念不忘他。马克西米连的弟弟与他同时丧命，另一个妹妹则一直活了很久——成为大革命时代的象征物。她瘦骨嶙峋，个子高挑，头上常戴着软边女帽。她哪儿也不去，谁也不见，房间里堆满了她哥哥做法 兰西独裁者时的遗物，她就在这样的房子里聊度余生。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法国，有许多这样不幸的妇女，她们是那些为建立人民统治而献身的男人的妻子、姐妹或女朋友。人民却反对这样的男人，将他们铲除了，这些女性家眷侥幸活了下来，或躲在昏暗的监牢里，或躲进可靠朋友的小阁楼里。当危险过去，她们重返生活时，对她们而言，生活已不存在任何目的和意义了，于是她们变成了幽灵。我本人认识几位年纪很大的老人，他们仍记得那时的情况。
“她们很可怕，”这些老人告诉我，“她们本身就是对人 类愚蠢行径的控诉。她们大多数人将思念离去的兄弟、丈夫、情人的情感转化成了一种个人宗教。她们喋喋不休地谈论她们的先人马克西米连，以及已升天的乔治·雅克·丹东，并祈祷着有一天能随他们而去。每当她们鼓足勇气去花几便士买点 面包或菊苣之类的东西时(因为她们的财产已被没收，自然也谈不上有养老金)，保姆们就会赶紧抢过零钱，转身就走，好 像担心钱币也会被这些‘怪物的姐妹’所污染。有时晚上会有 人敲门，一位上年纪的老头站在她们那紧锁的大门前，他会表明自己是‘公安委员会’的老成员的朋友或合作者。他逃难到了美国、印度，历经千辛万苦。现在，感觉到死期一天天临 近，他必须跟与这些‘有史以来最高贵的人’有关系的人讲讲话，这样他才能平静地离去。他一直讲到天亮，朝他的英雄的 画像跪拜之后，便凄然离去。几小时后，宪兵队就会在一家破旧旅馆的简陋房间里，发现他已悬梁自尽。那时的岁月令人恐 怖，因为众神在赌博狂欢，他们的赌注就是人类的生命。”
马克西米连是个很聪明的孩子，带着一点学究气，别的孩子都不愿意和他玩。他功课极好，并且很愿意让别人知道这一点。由于信神的姨母们的抚养，他也变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是，这些姨母们对基督美德的理解只是法国中年老处女的想法而已。生活在偏僻荒凉的阿拉斯，住在冷清的街道上的 那座阴冷的宅子里，定无欢乐而言。为了解脱自己，马克西米 连躲进自己建造的梦中小城堡里，这是一座建在小山上的小城 堡，但能俯视周围的风景，只有在那里，他才能感觉比其他人 要优越。他知道镇里的人怎么说他——说他是私生子，因为他才使得做律师的父亲不得已娶了那位平民身份的母亲。在他小小的私人城堡的围墙里，在他的意识中，那些耳语这类事情的人被立即投入地牢中，最后慢慢地消亡。他这位庄园主将不时 地下来一趟，透过门上的小孔，观看他们的痛苦。
有朝一日，那座小城堡会变成现实，变成一个很大很真实 的城堡，它的主人也会变成一位大人物，所以让我们守住这个心中的秘密，为将来的事业做准备。
对罗伯斯庇尔而言，考试根本不算什么，他生来就擅长参 加并通过考试。国家需要聪慧的律师，因为法兰西的行政管理变得十分复杂，平均每20个普通公民就得有一个官员。教会也需要坚定可靠的支持者，因为异端邪说正在盛行。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讲，这种新邪说并非宗教，因此更加难以对付。
这种新邪说把人而不是上帝，放在了宇宙的中心位置上，它甚至宣扬人的神性，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混乱，因为如果上帝不再是天堂和地球的主宰，所有的人被平等地对待，那么 权威——教皇、主教和神父的权威怎么办?
马克西米连的小脑袋瓜从未思考过这类问题，他专心致志 地学习功课，做弥撒，去参加圣餐礼。小马克西米连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努力向前进。巴黎的格兰德路易大学给了他奖学金，他把破旧的衣服仔细装进他的小木箱，开始了他的新生活。姨母们为他祝福,人们热烈地送他上了公共马车。他满怀信心地来到首都。
罗伯斯庇尔并不喜欢他的新学校。他是个面色苍白、不引人注目的男孩子，举止笨拙、土气，缺乏魅力。但只要用拉丁文写作，他就会轻而易举地超过他所有的同学。一天，国王路 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托瓦特准备视察这所大学，罗伯斯庇尔作为全校最出色的学生，被选中来创作欢迎颂歌，学校发给他一套崭新漂亮的衣服——他有生以来的第一套真丝衣服。他将是欢迎仪式的主角，别的学生只能跪在他身旁，聆听他诵咏他那壮丽的诗篇，这是用维吉尔和奥维德的最佳文体写就的，其精美的措辞和优雅的举止一定能吸引国王夫妇。
那天下午碰巧下雨了，皇家车队因此受阻。当它终于到达大学的时候，王后已经没有兴致听一个小男孩念难懂的六韵步诗了，她告诉丈夫说他们已经忙了一天了，国王就让车夫继续赶路。小罗伯斯庇尔被冷落到一边，他穿着漂亮的衣服，仍然跪在泥里，捧着他那被雨水打湿的诗稿。这一天他不仅没有得 到期盼的喜悦，反而成了别人的笑柄。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可不会默默接受别人的嘲笑，他永远不会忘记他的耻辱。13年后，当他把路易十六和他的妻子推上断头台，坚决认为只有他们死法国才能再生时，那件事得以清算。
马克西米连如期毕业了，姨母们也都去看他。这位小神父 随后去见了主教。面对如此出色的一位学者、教会如此忠诚的孩子，仁慈的主教觉得他确实应大受褒奖，任命他为阿拉斯主教管区的法官。那个小木箱又伴随他回到了他原先居住的城市，但这次，它的主人是一个拥有高学位、一大堆奖章和奖金、一个有固定职位和收人的人。
他把自己融人小镇的生活之中，花更多的钱买好衣服，加入当地的文学和音乐社团，并且在年会上朗诵他自己创作的诗歌。这些诗歌散文并不怎么样，其中一些保留至今。但据说阿 拉斯人喜爱听他朗诵，他有一副美妙动听的嗓音。
罗伯斯庇尔上任不久就辞职了。作为刑事法庭的法官，判处一个人死刑是他的职责，但他不忍心再让另外一个人流血，因此辞职。他热爱人类，他如此热爱他们，因而想让他们所有 的人都过上幸福的生活。为了幸福地生活，首先就要使生活完美，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按自己的想象重塑人类。
在他公众生活的前10年中，罗伯斯庇尔试图用和平的方式达到这个目的。然而他开始注意到，大多数人的劣性很难为美德所取代，这是他无法容忍的。如果他的法国同胞不弯腰服从，他就将其置于死地。他将这一信念化为了行动。在他自己被处死之前，经他签名处死的人比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的统治时期都要多。
对于一位来自边远小镇的无名律师而言，这实在是项惊人的成就。令我感兴趣的是那样一种背景的人，他是怎样发展变 化他那奇异的精神和情感的过程，虽然仍有其种种先天不足，但毕竟在法国历史、甚至整个文明世界的历史上都打下了他的烙印。
上个世纪上半叶，德国悲剧演员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 黑贝尔曾经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奇怪的理论：每一位伟大的艺术家都是潜在的大罪犯，反之亦然。我对此尚欠研究，至于正 确与否，我永远也无法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
黑贝尔像施本格勒一样，都是大家喜爱的作家，大多时候，读他们的书会使你很愤怒，因为激起了你独立思考。偶尔你会自言自语道： “最终看来，他们还是讲了一些东西!”但你不会抛开自己习惯性的思维轨迹，循着他们的思路得出一些新 的结论。有时，你会撞上一堵用纯粹的一派胡言堆砌的高墙， 孤独而沮丧；但偶尔你会发现一个窄巷，它引导你进入一个出人意料的新的思辨领域。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仅仅是未实践其 真正天赋的罪犯，而每位罪犯都是他那个行当里令人不快的艺术家——这一观点是对还是错，让我们慢慢验证吧!
按黑贝尔的说法，莎士比亚若不是通过描写谋杀凶手，从而找到一个发泄点的话，他自己便会成为拦路抢劫的强盗，并被送上绞刑架。但是，当这个罪犯向我们谈论世界最伟大的恋人时，他又试图证明什么呢?
坡、斯特林堡、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尼采，他们都热衷于描写那些特别的人，用我们今天的话讲这些人就被称为“心理发展不正常”，用街头的话讲，他们就是“疯子”。虽然 “疯子”的结论远不如“心理发展不正常”这一高贵词组那么吸引人，但我不知它是否也同样彻底、准确地说明了情况。
同时，必须承认，在他们的“艺术灵感”的光环的保护下，许多富有创造性的伟大艺术家才免于被绞死，或被流放囚禁在什吕塞尔堡或巴士底狱，否则他们的结局将会是很悲惨的。
曾经被许多人指斥为世界上最危险的罪犯之一的希特勒，在其事业最初起步时，他期望成为艺术家、画家或建筑师，但被认为能力低下，最终被所有的艺术院校拒之门外。他那受到压抑的艺术感觉，极有可能因此转化为一种微妙的疯狂心理。 因为幼小时期受到的挫折会对一个人产生可怕的影响。我们要记住，如果这种挫折是基于对道德的完善的考虑时，就愈发危险，因为这将使他拒绝接受生活的本来面目，而倾尽全力，依照自己的想象去重塑这个世界。
依我看来，罗伯斯庇尔并非处于这种边境线上，相反，他已大大越出了边境线。自从他被派往凡尔赛代表家乡父老支持国王，并竭力将国家从垮台混乱的边缘解救出来之时——自从又一次打点起那只小旧木箱的一刻起(但此时他的小木箱里装的是出席 皇家会议时该穿的衣服)——他就已经感觉到他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将指挥他同伴们的头脑，就像雕塑家赋予一堆无生命的湿 泥巴以形状和外貌一样，法国将从她现在衰败的境地中光荣地崛 起，而救星正是来自阿拉斯的一位普通律师——一位无钱无势，但品格廉洁，意志坚强，私人生活无懈可击的普通律师。
我最近一次去德国时，听到人们滔滔不绝讲述他们的新先 知希特勒，称赞他品格廉洁、私人生活无懈可击，告诉我他是如何非凡的一个人物： “他不喝酒，不吃肉，不抽烟，从来没 吻过女孩子。他将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伟大的理想。”
“真是这样吗?”有一次我故意问道。
天哪!革命可不是开玩笑。我的朋友们赶忙把我拉走，劝我赶紧乘下班火车回荷兰，否则，我也许会吃苦头，甚至会送命的。
一个半世纪以前，任何一句类似攻击法国革命的伟大廉洁 者的评论，都将会招致这样的结局，因为那些正直的人们是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
米拉波与罗伯斯庇尔恰恰相反，他出身贵族，尝遍了人生的一切美果，能够体察人类的一切特性，在听过罗伯斯庇尔一次讲话后，便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个话题所有要议论的内容。“那个从庇卡第小城来的脏乎乎又近视的律师，”他向他的密 友们宣告，“他将不可估量，他对所说的一切太狂热了。”
罗伯斯庇尔真的不可估量，下面是他人生后10年的简短概述，毕竟我需要一些背景知识，以便使你能够理解为什么像他这样一个才能平庸的人最终能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
法兰西的这位未来独裁者在开始他的政治生涯时，是个中庸主义者。像大多数法国大革命前期的法国人一样，他是个坚定的王权主义者。当国王和王后犯下无数次愚蠢和错误，毁坏了他们在国民心目中的形象之后，“共和国”一词才作为摆脱 无法忍受之现状的惟一出路，被悄悄地流传开来。
但另一方面，王冠四周所散发出的魔力依然巨大。当饥饿 的暴徒们最终冲入凡尔赛宫，派出由普通公民——屠夫、女 工、渔妇和刽子手——组成的代表团，去告诉他们的国王和王 后，说他们必须生活在“他们的民众中间”时，竟然有三人因 慑于国王陛下的龙威而昏倒。
在最初的几年里，罗伯斯庇尔与他在立宪会议的同仁们并无任何差别。法国必须革命，信仰必须重树，大众的权益必须明确和尊重。但是，如果谁胆敢做一点儿违抗国王本人即法律 的最高象征的事，就将被严惩!
这是第一阶段，在此期间，我们的主人公经常发言阐述自 己的观点，并以其雄辩的口才树立起声望，而他正确的见解则 被忽视，他仍然是1000个立法名人中的一员，这些名人也和 他一样，来到凡尔赛是为了建立一种更符合时代精神的新的管 理机制，从而来拯救祖国。
接着迎来了第二阶段。这时有迹象表明，法兰西那位大腹 便便、懒惰，又软弱的君主是波旁家族的真正一员，他既不能忘掉任何陈旧的东西，又不能学会任何新鲜的东西。这一时期，国王和国王周围的王公贵臣们都精心策划着背叛国家的拙 劣阴谋，他们妄图将法兰西拱手相让给外国的暴君，他曾发誓不铲除叛乱和革命的双重威胁就决不罢休。至此，欧洲其他的 地方也都知道，“革命”这个可怕的幽灵终于要抬起它那可怕 的头来。
就像埃贡·费里德尔所说的那样：只有当军队不再可靠之时，革命才成为可能，而只有当人民(战士们的母亲、父亲、兄弟、姐妹们)在挨饿时，军队才变得不可靠。
为什么这样一种情况会在法国这个欧洲最富饶的国家发生呢?这又是一个历史之谜。尽管我们今天掌握了一切史实，也很难做出判断。但我仍将冒昧地对事情的起因作一次猜测。
国王仅仅是一种象征，事实上仅存在于创造这一象征的人们的想象之中。象征往往是动荡的根源。君主政治或许使每个人满意400年、500年或600年，从而没有人会梦想寻求一种 新型的政府。但后来，某人在某地认为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象征，更加迎合时代的需求，那么他就会跟他的邻居谈起它，或 者他会写成一本小册子，问他的同胞们：“你们认为我的建议 怎么样?”
假如他太过超前于时代，士兵们将拘捕他，法庭将判处他 重刑——甚至会处死他。但是，如果他的建议比较委婉，并且言之有理，那么他定会得到响应，而如果那些宫廷里的人识实 务的话，他们会立即实施必要的改革。然而，只有当这些宫廷里的人能完全控制他们的“演员”时，才能实施。知情者告诉 我，真正的好演员是不会将自己与所演的角色完全等同的。为了表演出色，他必须停留在角色之外或之上，因为假如他穿戴 上哈姆雷特的服装就使自己成为一位真正的哈姆雷特，其后果将是很可怕的。
迄今为止，最出色的国王、皇帝、教皇、甚至美国的总统也都是优秀的演员，他们认识到演戏是一回事，生活是另一回事，现实生活和舞台上表现的生活有很大的差别。明白了这一 点，他们会很乐意听从舞台导演的意见，他们的演出因此获得了成功。
英国也许是最好的成功范例，它的领导人意识到自己只是 哑剧演员，被装扮起来，只是在比赛国家管理才能的盛会上代表某种象征而已，他们不应该发表自己的言论，也不能添加任何稿子中所没有的内容。这无疑是为什么英国王位在历经动乱之后得以存活的原因，而这些动乱几乎摧毁了欧洲其他国家所有的王位。
但是在18世纪的法国，就像20世纪的俄国一样，那些披着政府的外衣到处招摇的小丑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误以为他们是被邀请来演出的，吸引民众的是他们本人，而非头 上的王冠、手中的法杖和身上的银色坎肩，还以为臣民们在他 们面前如此的卑躬屈膝。当最终有某位勇敢的朝臣指出其错误 ——也是以十分策略的方式——告诉他们应该满足于仅仅做陪衬性角色，应该把重头戏留给他们的首相和国务大臣们时，他 们却说：“不!”他们决不会这样做。他们的名字醒目地出现在节目单上，他们坚持继续充当演出的明星。
随即廊台上开始响起喝倒彩的声音，烂菜叶子开始飞落到 舞台上，当演员们退场回家时，皇家专用通道外出现了不太相称的景象。
难道这一切在古老的法兰西王国仍不为人所注意吗?绝对不是。近百年来，这一直是人们谈话的惟一主题，所有最聪明的人物都绞尽脑汁试图找到解决的办法。图书馆里充斥了各种图书、手册，向人们提出改善可悲境地的办法，整个文明世界的知识，凡是能搜集到的，以一种“新”角度排列——即笛卡尔所强调的“眼见为实”——伏尔泰、卢梭以及18世纪下半 叶其他的真、伪哲学家们都被收集到狄德罗和达朗贝尔合著 的百科全书中。
甚至连通常对此类事情不表现出直接兴趣的牧师也加入到这场辩论中来，强烈主张管理体制应做出某些变革。
在上一个半世纪里，将君主专制政体的垮台归咎于皇家幕僚已成为一种共识，人们指控他们过分关注将一切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而忽略了提倡采用折衷政策的人的建议。无疑有一些大臣只为自己打算，而不去理睬任何可能不利于其自身利益的建议。但是另有一些清醒的人有了不祥之兆，他们意识到如果公众到了愤怒的极点、忍无可忍的程度时，所有不幸的后果都会接踵而至——君主政体本身也可能遭到毁灭。我个人认为， 假如，他们仅仅与“男主角”打交道的话，即使到了最后的日子他们也有机会成功。不幸的是，这位明星还有一位妻子，自认为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演员，但她只不过是最坏意义上的首席女演员而已。这位奥地利公主，公开称玛丽·安托瓦特，她就是一个秘谋组织的中心，这个组织有意阻挠每一项革新政策的 实施，并犯有严重的破坏罪行。最后，当情况发展到外国的舞台导演和监督取代国内人员之时，一切就真的全完了。
在随后的暴乱中，古老的“波旁剧院”被毁灭，里面的家具被扔出窗外，上千名无辜者连同一些罪犯被践踏致死。皇家权威的道具在市场上被当众烧毁，人群中传来一片狂欢的呼声。
然而，这一切一结束，就要设计新的道具和标志，就要找到新的演员以赋予其生命，就要任命新的舞台导演以告诉他们干什么。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外省的小导演们纷纷赶往巴黎，推举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朋友来担当某工作，在他们看来，他们比任何大都市的竞争对手都更胜一筹，除此之外，凭着他们坚持不懈地效忠于“新剧院”的事业，也许应该得到某种奖赏。
正是这个时期，罗伯斯庇尔扮演了那个角色，并被载人史册，而与之同台的演员却将很快被人遗忘。
当他还是国民议会的一个成员时，他就已着手布置他的方案了——同样也是十分审慎的。他缓慢而仔细地行动着，他已经估计到(他在那些细节上总是能做出准确的预测)，为了达到 目的，他必须首先找到一个工具来帮他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对手的头上。这样的工具在寂静的凡尔赛是找不到的，因为皇宫卫队统领着城市。他也无法诉诸于全法兰西民族，因为国家太大而且各持不同政见，难以统一行动，省与省之间互为仇敌。只有一群人有可能被训练成一支坚固的反抗部队，随时能够听从其领袖的指挥。这群人就是居住在巴黎贫民窟的生活悲惨的无产者们。他们的居住条件恶劣，缺衣少食，被轻视和忽略了几百年，但是，这些不幸的男人女人们终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力量，期待着有人做他们的首领，给他们一个机会，为几百年来所遭受的压迫和虐待而报仇
早在其他任何人有足够的智慧意识到这一点之前，罗伯斯庇尔就认识到，这群无组织的乌合之众一经适当的训练，就可使之为革命的需要服务，或至少为他那种革命服务。
作为第一步，罗伯斯庇尔加入了巴黎公社。起初，他小心谨慎地呆在幕后，因为时机仍未成熟，还有许多准备工作需要做。能够慢慢地行事、知道如何等待时机是他这类人的特点， 而莽夫们只会冲到前面，破坏了自己的机会，使自己陷入困境。
同样，为了着眼于将来，他加入了当时最激进的政治组织之一——类似于18世纪的美国坦幕尼协会——叫雅各宾俱乐部，该组织常在一个以前属于雅各宾家族多明我会修道院里集会，巴黎人常把多明我会和雅各宾联系起来。起初，这个组织规模很小，创始人是国民议会中的几位布列塔尼人。他们担心政府会让立宪会议不停地召开、讨论、再讨论、再开会，直到全国人都厌倦了这些无休止的争论，这时政府就可以出面 说：“这样下去会一无所获的。”然后派出代言人来处理一 切，于是就会又一次推出强权政策，最终必定导致以前的君主 专制政体的复辟。
这些精明的布列塔尼人已作出判断，在法国人民充分觉醒、意识到国家已生死攸关以前，国民议会是不会有任何成效的。必须等到法国民众(长期被剥夺了对自己的内部事务管理的发言权)在实际政治中彻底得到再教育后，人们才能够对国 民议会的工作产生真正、直接的兴趣。
因此雅各宾派打算为法国人开设政治启蒙课。很快，每一个法国城市和村落都拥有了自己的雅各宾俱乐部，有左翼倾向的公民每周在此会面二三次，参加满是美酒和演说辞的宴会，大家一起交谈、讨论、辩论。此时，时局的不幸和法兰西王国的可悲处境就会随着滔滔不绝的激昂演讲奔涌出来。
尽管雅各宾派对时局深切地关心，但应该强调的是，他们仍然没有推翻君主政体、代之以共和国的想法，就连像米拉波和西耶土教士这样诚实的中间派也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并以 此为荣。接着，有人出主意，通过建立俱乐部间的常规的通讯系统来加强该组织的力量，从而给那些激进分子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借此寻找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
与此同时，在国民议会的其他成员中也产生了其他一些政 治组织，原属雅各宾派的斐扬俱乐部的成员，认为原俱乐部正向他们不赞同的极端原则靠拢，于是成立了自己的中间派联盟，其总部设在西多会的一个旧修道院里。
然后还有吉伦特党，起初由来自吉伦特区的一小部分人组 成——该区毗邻波尔多——那里是最富理性的公民米歇尔·蒙田先生的故乡，我们希望他不久能成为我们周六晚上的客人之一。这些人预见到，将来某一天由于王后的欺诈和国王的无能、短见，也许会有必要建立共和国。但是，他们希望它是一个绅士的共和国——由博学之人组成——由罗马人称之为“优秀公民”的人组成。他们不希望再犯古希腊民主的错误，因为那种民主最终堕落为纯粹的暴民统治。
国民议会所有最优秀的成员都逐渐向吉伦特党靠拢，这就意味着他们已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和斐扬俱乐部。直到最后，斐扬俱乐部仍保持着体面的外表，但雅各宾派在极端主义者的统 领下很快地走向极端，他们是法国大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吉伦特派和斐扬俱乐部则是“孟什维克”。照美国人看来，本杰明·富兰克林与吉伦特党人相处会很融洽，而波士顿的塞缪尔·亚当斯则会在雅各宾派成员中间变得狂热起来，并鼓动他们不断以更大努力为国家消除暴君。
国王和王后还在凡尔赛宫玩马球，法国政治生活的体制就是如此。现在，让我们看看罗伯斯庇尔是怎样逐步使自己成为时局的主宰者。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首先他还必须扮演一个角色——简言之，就是要让所有法国人随时都能看到他，听到他的演讲，为他鼓掌，并且追随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努力使自己成为 公民道德的典范，这样他就有机会声讨所有背叛他的人，因为他需要做的一切就是指责他们缺乏那种最值得称道的品质。
黑贝尔也许是对的。也许每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每一位伟大领袖从内心深处都是一名艺术家。至于罗伯斯庇尔，他的表演天才在戏剧领域里得到了发挥，因为大革命从那时起变成了 一部悲剧，罗伯斯庇尔则成为悲剧的主角。
在针对法兰西王国的对外政策展开大讨论时罗伯斯庇尔抓 住了第一次良机。此时国民议会已被解散，成立了更实用的立 法会议，从而组建新型的政府。吉伦特党和较温和分子主张对 外战争，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四分五裂的法国团结起来， 将其变为一个同仇敌忾的民族。然后，让法国对所有的欧洲独 裁者宣战，让她的军队前进，带给世界自由、平等、博爱。
雅各宾派强烈反对这一主张，他们知道王室也希望爆发战争，因为一旦赢得了战争，奥地利和德国的军队至少会让那些乱民们收敛一些，免得他们老是站在王宫窗下狂喊，吵得皇家子弟 们不得安宁。此时，玛丽·安托瓦特正在利用各种手段鼓动她 的奥地利亲属行动——发动军队向她增援摧毁大革命的力 量。
在立法议会内部，所有的激进分子——几乎全都是雅各宾派——都喜欢在靠墙的高座位上就坐，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称作“山岳党”。斐扬俱乐部逐渐从舞台上消失了，于是斗争就仅仅在温和派(或称“平原派”，因为他们占据地面上的座位)与激进派(或称“山岳派”，因为他们占据最高座位)之间展 开。
现在，经过多年的耐心等待之后，罗伯斯庇尔开始如鱼得水了，他往日的羞涩不见了，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他现在不仅能够讲话，而且他明白，当他请求发言时，不仅巴黎人民而且全法国的人民都会倾听，他也有好多话要说。
此时，王室已从凡尔赛迁往巴黎，因为生活在忠诚可爱的 巴黎臣民中间会更安全些，这实际上也是雅各宾派向民众广泛宣传的结果。他们强迫国王王后搬进冰冷不适的杜伊勒里宫 ——由于已近75年没有住人了，里面的家具已全被撤掉，他们的陛下与其说是在那里生活，不如说是在宿营。
接着，国王王后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一个将使其付出生命代价的错误。
玛丽·安托瓦特王后有一位年轻的瑞典朋友，他就是英俊潇洒但十分傲慢的费森伯爵，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他曾担任过罗尚博的副官，表现相当卓越。在瑞典居住几年后他又作为瑞典国王的亲信来到巴黎。
费森——我们不妨肯定他感情上是诚挚的——可怜的国王 一家如此受制于巴黎暴徒，并遭到与普通罪犯同等的待遇，他深感难过，便想尽一切办法为他们的出逃做准备。一天夜里，他秘密将国王一家接出宫来，将其安置在一辆大马车上，飞快 地驶往边境。当似乎是万无一失的时候，他下了马车，让他们自己接着赶路。但他应该更小心一点，应该等到他们到达瓦雷那镇再下车，那里有奥地利骑兵在等候，有了他们的保护就安全了。
但是，谁能救得了在劫难逃的人呢?王后，那位美丽的王后早就决定，一到斯特拉斯堡，她就让最宠爱的理发师为自己做头发，因此在逃亡前几天，这位理发师费加罗就被派往斯特 拉斯堡，为那一时刻做好一切准备。
下面是我个人的一点回忆。在西班牙维多利亚女王从她动 荡的国家逃离到巴黎的当天早晨，我正和法国著名时装师杰克·沃 斯聊天，其祖父曾为第二帝国赢得盛誉。他站起身说要接个电 话，而一放下听筒，他就两手一摊，绝望地对着天空，“他们没救了，”他说，“难道他们就不汲取教训吗?电话是西班牙 王后默里斯打来的，她要我尽快把一件新款时装送到她旅馆去，王后陛下需要一些新衣服。昨天她刚失掉了她的王国，今天她刚到巴黎还没有真正转危为安，可想到的第一件事却是几件新衣服。难道他们还不汲取教训吗?”
我应道：“大概他们是不会汲取教训的。”而他则十分肯定地答道：“是的，他们永远不会。”
玛丽·安托瓦特是最后一个西班牙王后的姐姐，她在逃命，而且她一定知道这是她的最后一次机会。即便如此，她仍坚持让她的理发师为她做头发。那个多嘴的家伙自然不会守口如瓶，他每到一地，为了显示自己的重要地位，他就会暗示其他一些人——他的朋友们谁会随他而至——并说：“噢，若是你们知道他们是谁，你们肯定会大吃一惊!”
他的听众们惊讶，但更好奇。国王夫妇可能要逃走的传闻已经流传几个星期了，现在看来，这些传闻还是有点眉目的! 雅各宾派所有的人都开始到处寻找那辆神秘的马车，它载着国王夫妇驶往边境。
费森以后的周密计划大部分是被国王自己断送的。国王的食量大得惊人(却没有一点美食家的特质)，而且他必须在固定的时间进餐。路上他坚持要停车吃点东西，因为天就要黑了，而且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再能有机会吃到美味的法国鸡腿。皇家马车停了下来，全镇的人都被一家外国人大声喊叫要吃饭的声音惊醒。一些聪明人发现这位自称是奥地利男爵的人和他们口袋里金币上的人极其相像，因此开始怀疑起来。有人敲响了教堂里的钟，周围的人们以为是奥地利人杀他们来了，马上武装起来。第二天清晨，依旧吃着鸡腿的国王已经在押往首都的路上了，王后、王子们也同样逃不了厄运。
经过这次风波之后，每一位正直的法国人都在疑问：我们怎能再相信这个可耻的奥地利女人和她那愚蠢的丈夫呢?人们对其阴谋的险些得逞感到后怕，更对加佩一家(因为现在每个人都称陛下为加佩公民，加佩是该王朝的原名)的叛国行为义愤填膺，国王和王后的命运因而也就注定了。
随后法国向奥地利宣战。杜伊勒宫被巴黎暴徒们攻破，瑞士卫兵们战斗到只剩最后一个人，而身着红色盔甲的国王被押到市中心圣殿骑士团的旧城堡里，他的其他家眷也一起被关押在那里。
暴徒们又冲进了巴黎市政府大楼，开始武装统治首都。拉法耶特将军被宣判为法国公敌，他不得不逃命，投降于哈布斯堡国王，这位以其奥地利式愚蠢而闻名的国王却把他当作罪犯对待，将他成年地关押在阴森的监牢里，从那里他一再向美国 求援，但无济于事。
作为最后一根救命草，旧式军官布伦瑞克公爵现今已成为反革命军队的统帅，他发表了著名的宣言，威胁要杀死任何一位不立即向他投降的法国人。但他这样做，并不能让看守国王的狱卒欢天喜地。假如此刻法国是群龙无首，人们也许会在公爵阁下冗长的演说辞前害怕得发抖，普鲁土老兵们的恐惧或许会使他们迅速地西进。但是，奥地利人和普鲁土人恰恰又犯了错误，大革命最终找到了自己的领袖，雅各宾派已将吉伦特派赶下了台，现在是雅各宾派井井有条地掌管着一切，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只是30出头的年轻人，在政治实践方面并没有经过任何的训练。
我还是详细地给你们描述了这一阶段的法国大革命。但是，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应该了解这一切，我们应该彻底了解这些发展过程，因为它们又一次发生，而这一次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只不过是我们假装不知而已。我知道人们沉默的原因 ——为什么还要重复呢?历史从不会重演——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这仅仅是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类型的人在紧张时期好冲到最前面——或说漂在表面上——并能抓住时局，最终控制时局。这类人通常有着惊人的相似，而我们谈话时称他们为“革命派”。
纳粹是当今的雅各宾派，每一个纳粹头领我都能为之找到一个雅各宾派的对应者。希特勒本人就是罗伯斯庇尔的精确翻版，如果他生在法国，他的所作所为就会和罗伯斯庇尔一模一样，他也会躲在幕后，而让别人干着那种“肮脏的勾当”，而这正是每一场革命爆发初期所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罗伯斯庇尔十分狡猾地将自己远离于刚开始时的暴力运动，但在背后，他却四处散播恐慌：国王一家企图叛逃，莱茵河地区组织了一支难民军队，有传言说在残存的贵族中间有第五纵队活动等等。这一切，开始让人们变得草木皆兵，总想在每一张床下找到一个间谍、在每一个衣柜里找出一个隐藏的 叛徒，这时恐慌席卷了整个法国。
与此同时，以恐怖手段——大批杀害、大批绞刑——建立一个全国性革命组织的重任落在另一个无名气的年轻律师乔治· 雅克·丹东身上。像罗伯斯庇尔一样，丹东也意识到革命若要取得胜利，就必须有一支武装力量做后盾，而这支武装力量正在巴黎的贫民窟整装待发。至于其余的方面，这两位领导人则毫无共同之处。因为丹东好色、好食、好饮、好一切所能享受的东西，他的健康是摧不垮的，胃口是贪得无厌的，而且他深 深地了解到，自己可以凭借独有的“煽动家”天赋来控制整个法国。
丹东瞧不起体弱多病的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每天都花几个小时用纱布包扎他那红肿发炎的双腿，而且不等到他的理发师对他那格外时髦的假发做完最后的装饰，他是不会在俱乐部里露面的。他从来不酗酒(所有纯洁的心灵听到这美好的字眼都感到如此的亲切!)，常常花数小时逐页研究自己冗长的演 讲稿，没有任何一个关于他与某个异性有染的传闻。每到一 地，他都用自律的套子牢牢地约束自己。而丹东一点都不自律，在他眼里，美德是适合他古老家乡的姑姑们的东西，对他而言，生活便是用一切感官去享乐——罗伯斯庇尔这个可耻的伪君子真该死，他总是让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缺点。
然而，他们暂且还是相互需要的。他们都小心翼翼地揣着匕首，希望将来某一天能直刺对方的心脏。而两者中更为小心 谨慎的是罗伯斯庇尔，他在幕后操纵，丹东则冲在前面。他们俩通过一系列冒险行动遏制住了失败情绪在法国的蔓延，但是，这些行动使他的名字永远与世上一些成功的刺客联系在了一起，当他看到那些受害者们被送去受处决时，他并不感到高兴，他对生活如此热爱，因而感到不该去剥夺他人享受生活的权利。
这是一种很严重的指控，因此我应该补充说明一下，丹东也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而且像大多数有才干的法国人一样，他痛恨做事缺乏逻辑思考。当别的法国人拒绝用上帝赋予的推理能力去解决那些本来无异于简单的数学题的治国问题时，他愤怒了，因为(你为了这一切所做的准备工作是多么彻底呀!) 他个人对国王没有任何仇恨——这个可怜的家伙本应做一个好锁匠、一位模范的父亲，如今却被迫扮演一个与其极不相称的 国王角色。不过，如果这位诚实的加佩公民坚持让其美丽且野心勃勃的妻子牵着鼻子走的话，那就该让乔治·雅克·丹东告诉这个可怜虫，应该怎样处置这样的女人。
那些纨绔子弟们仍在幻想着，威武的奥地利军队的军官们将把凡尔赛从沉睡中唤醒——他们已无药可救了，就像他们曾如此忠心也如此无效地为之服务过的王朝一样，最后他们也不得不离开——越快越好!
1792年9月2日清晨，巴黎的警钟敲响了，这是给法国首都的歹徒和职业杀手们的一个信号——他们可以动手了，什么也不要问。5天后传来消息说已经够了，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爱国者回到了他们的老窝。他们的工作干得很彻底，王室的大部分领导人和许多君主立宪制的支持者都已丧命，数目不得而知，估计在1200至1500之间。事后，街道被冲洗干净，大革命得以继续前进。雅各宾派统领了全局，如今他们换上了宽 松的工人服装(又长又粗糙的裤子，与旧时代的紧身短裤形成 鲜明对比)，头发蓬乱(罗伯斯庇尔除外，他上断头台时头发精心地梳理过)，带着红色的自由军帽和滴血的战刀。
法兰西就在他们的脚下。但究竟在谁的脚下呢?立法议会解散了，国民公会取而代之，宣称自己是一切权威的权威。在这个毫无从政经验者占一半以上的庞大机构里，谁才是权威之权威呢?
首先，丹东控制了各种会议。他以精湛娴熟的手段运用着 他的权力，从而自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在几个月前还威胁着 法国的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正被迫全线撤退。不久法国就有望按其自然疆界重新划定边界了，即全世界共知的：东到莱茵河，北到默兹。
9月大屠杀的两个星期之后，君主制被废除，法兰西被宣 布为共和国。基督教历法作为旧时代的残余也被废除，1792 年9月22日成为新时代的元旦。12月开始了对国王的审判，他被判死刑，将于1793年1月处死。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第一次发生了这样的事——一位显要人物上了断头台。整个欧洲为之恐惧，奥地利、英国、普鲁土、荷兰和西班牙忘掉了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组成联合阵线，共同向这些胆敢对圣路易的后代下手且残酷地将其送上西天的“长裤筒妖怪”宣战。
法国再一次成为人类的公敌，教会的密使们纷纷逃往布列塔尼和旺代，那里还有一些朴实的农民仍然相信上帝、相信其主人借权威之名掠夺他们的神圣权力，这些贫穷的旺代人在北 部发动了一场叛乱。杜穆瑞兹将军若是有勇气向巴黎进军，本来早就可以将雅各宾派赶走(大多数法国人仍对处死国王一事惊骇不已)，但他缺乏这种道义上的勇气，他反而投靠了奥地利人。恐怖再次遍及巴黎的大街小巷，又到了该消除恐怖的时 候了。
1793年3月9日，革命法庭在巴黎成立。这个法庭不请证人也不请律师，没有恩威并施，而是要么无罪释放，要么处以死刑，通常后者居多。一个月之后，法兰西成立了公安委员会，起初由9人组成，很快增至12人，它负责国家的行政事 务，从此，法兰西实行强权统治。
丹东和罗伯斯庇尔都是该委员会的委员。从那时起，一切都本末倒置。巴黎统治着法国，而巴黎却被其高度多元化社会 中的最低劣的成分所统治：狂想者，堕落分子，表面看颇有灵感、实则不切实际的空想家，只从书本上了解人生的理论家，拉皮条的和做妓女的，王室的叛徒和被开除的教士。任何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者，任何自以为是伟大思想家却饱受同胞的漠然态度的人生失意者，任何因待遇不公而对整个宇宙心存积怨 者——所有这些在物质上、道义上、精神上被抛弃的可怜人，如今都有了行使权力的机会。
“前进，祖国的儿女们!”复仇的日子终于到了。此时，罗伯斯庇尔坐在寂寞的房间里，为避风寒而严严实实把自己裹起来(因为他的健康状况又一次恶化)，这位来自阿拉斯的小律 师，这位品质高尚的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正将法兰西的命运掌握在自己颤抖的双手中。
有几幅当代画家作的画像向我们展示了马克西米连此时的样子。那是一张令人发怵的脸。在德国，正有一个人开始扮演希特勒的一个左右手。他是纳粹秘密警察组织的头子，他的名 字叫希姆莱，以前曾是位教师，他有着一张我所见过的最可 恶、最讨厌和最冷酷的脸。他是罗伯斯庇尔第二：同样紧闭的双唇，同样自以为是的冷笑，同样耸肩时带着比其他任何人都圣洁的态度，这些表面的背后似乎都有着某个秘密的目标。
然而，他所想扮演的角色毫无神秘可言。这类人都一样，自怜自爱，除了自我之外，从来不知道还有其他的上帝存在。当这种精神怪胎出现时，我们只能祈求一件事——再出现一个 夏洛特·科黛，用一把餐刀刺穿他们的心脏，就像这位忠实的外省姑娘刺杀马拉一样。但是拥有夏洛特的胆量和决心的人太少了，也并非有很多人能得到她那样的时机。当他们的行动失败时，(如一个贫穷、疯狂的家伙在马拉之死后不久刺杀 罗伯斯庇尔，未能成功。)这些受害者们反过来利用这个机会宣称自己视死如归、纯洁高尚。上帝救救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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