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大家更喜欢大体的印象，而不是客观事实，我现在就讲一下笛卡尔对世界——包括对你和我的影响。但我又有些踌躇，因为我的生活哲学对我来说就如同我的手表一样，到底什么是它的推动力，我一无所知。但是，它的作用又是如此明显。一方面，我能充分意识到，像伊曼纽尔·康德和斯宾诺莎样的人影响了我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当我读上几行《纯粹理性批判》或者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这样的书时，我又迷惑不解了。当然，这并非是我无能，因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把自己的著作写得模糊朦胧，从而使得他们的敌人难以理解和歪曲，这一点他们做得非常成功。
中世纪有些鲁莽的作家，也敢于用笛卡尔直接、亲身观察的方法来研究自然，他常常身处这样的环境之下：房顶上挂着鳄鱼皮，墙壁上挂着甲鱼标本。在寒冷的冬夜，当他得知他的房屋被邻居监视时，他就朝火炉里撒一把铜屑，烟囱里就会冒喊，屋里的人和鬼怪住在一起，最好别靠近他!这样，他就可以回到他的动物解剖和数学研究上，并至少有一年的时间不受干扰。但终有一天，当宗教法庭听说了他家周围所发生的奇怪现象后，拇指夹会很容易让他坦白法官想知道的一切——这就是结局。
17世纪时，世界进步了一些，人们没有必要有意识地隐匿思想。但是，如果作者想在自己的床上安然结束一生，用朦胧的文风掩饰住文章中危险部分的做法还是有益的。因而在这种情况下，17—18世纪的哲学专题论文都相当难懂，就连汉语的语法也不会比它们难多少。
即便如此，我还是能理解理智的先辈们想证实的一切，我也明白了笛卡尔为什么会如此的成功，其学说为什么会使那些顽固的人惊恐万状。因为，那些顽固保守的人执拗地认为，世界已发展到没必要进行任何讨论、怀疑和进一步证实的程度了。
希望宇宙静止不变的想法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我能肯定，早期的洞穴人早已习惯处死那些不服从者，因为这些人怀疑居住在潮湿和通风的洞穴中是否有好处，他们坚信泥巴和芦苇搭成的棚屋不仅能遮阳避雨，还能为儿童和老人提供一个更为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
你可能注意到了我有点跑题，接下来，我就谈谈笛卡尔主义(整个笛卡尔哲学系统)到底对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它让我明白了人类的理性是一切进步的开始和归宿。只要我们勇于清除过去的垃圾，理清头脑，重新开始一切，以亲眼所观察到的东西来指导我们，通过不懈的努力，我们就能取得人类的进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意识到某种力量的存在，由于缺乏恰当的词汇，我估且称之为“超自然力”吧。当我们在这个星球上度过短暂的一生时，我们应该停止对这种超自然力的依赖，不能用它来指导我们的健康、肉体、情感以及日常行为。
笛卡尔对数学一往情深，就像200年后的日本画家葛饰北斋钟情于绘画一样，我能充分理解并欣赏葛饰北斋，哪怕他对画中的一条线所投入的热情。而让我理解笛卡尔对数学的痴迷程度，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我对数学确实一窍不通。不过，他对数学公式的崇拜，多少也使我明白了点，数学之所以能成为当时惟一可以信赖的科学，是因为在17世纪，只有数学具有“论证的确定性和推理的明显性”。
所以，当笛卡尔决定把“数学方法”或“推理方法”(或其他你们所称呼的)应用到不同的知识领域时，这既给他带来更大的成就，又成为他失败的根源。在充当切实可行的生活哲学方面，他的学说遭受了挫折。当笛卡尔迈出这一步的时候，当时的人类的确急需一个新的思想体系，号召人们以理性战胜信仰，让人类的智慧在日常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是，他的观点却导致了现代试验的冷酷无情的一面，那儿不再有普通人类的情感空间，这时的人类已不再是本来的人类，而变成了机械系统的一个零件。
你知道我最不喜欢笛卡尔的是什么——他的最大弱点又是什么?事实上他从未养过狗猫——更不用提孩子了(因为他从未对他短命的女儿产生过任何兴趣)——或者养只鸟来消解自己的孤独。如果他独自漫游时能捡回一条温和可亲的杂种狗，养在屋子里，并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一个伙伴，那么，他就不会写出低级动物“无灵魂”这种荒谬的观点，相反，他会懂得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灵魂，都需要我们人类的爱护和同情。
这一珍贵之物——我们称之为灵魂，是以无穷多的数量广泛存在的，所以，我一直认为描述海胆(一种海浮动物)或者有毒的常青藤之类的文章，读起来不会有什么意思。然而，只要哪里有生机、有活力，哪里就会有灵魂——从意识到存在，并有自身的需求、欲望和热情。如同上帝创造任何生命都需要呼吸一样，狗、猫和鱼都不是机械的东西，它们不像钟表，因为钟表在准确地给人们报时之时，却不知道自己在于什么。
笛卡尔似乎从未怀疑过这一点，如果他有所怀疑，他就不会想出我认为有点荒谬的准则——“我思故我在”。当时，这个准则没有引起激烈的争论，但是，对生存之谜的这一解释实在不比叔本华高明多少，叔本华说过一句同样隐秘的“吾愿故吾在”。毋庸置疑，思想和意愿是生存的证据，那么，为什么不再深入一点说，思想是我思考能力的证据，和我的存在没有任何关系呢?
到此打住吧!因为面对这种哲学之谜时，我也不十分清醒。每当夜读斯宾诺莎、笛卡尔、康德和尼采的书时，我的惟一问题就是，这个人在我一生中能给我多少帮助，从而给自己和邻居带来最大的益处，并尽可能减小自己良心上的冲突。
我真诚地感谢笛卡尔，感谢他为人类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他坚持——至少在客观世界——惟见是实。我所以不提主观世界，是因为它超出了我的研究和感兴趣的领域。
当然，我也意识到，许多人视笛卡尔为他们惟一的导师(就像有人把斯宾诺莎作为他们惟一的老师一样)，近乎疯狂地追随他。当然，这也是所有哲学最终要达到的程度，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只有极少数的人，能最终爬到那样的高度，并能返回来讲述那里的故事。因为，在大雪封顶的山峰上是十分寒冷的，而且空气稀薄，呼吸困难，还有令人害怕的寂寞。在那冰冷的高原上只要迈错一步，就会遗憾终身。亲爱的费里茨，像你和我这样的凡人，只能偶尔拜访一下笛卡尔主义这座高山，就像我们偶尔去瑞典的山区换换空气，然后就得匆匆回到故土。那时我们心情舒畅，精力旺盛，尽管又得开始往常那平凡沉闷的生活，但还是非常高兴地回到了熟悉的环境之中。

接下来我讲的故事与此迥然不同。据我所知，那个友善的、单纯的、可爱的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只有一个缺点——嗜烟成性。伏尔泰也嗜烟成性，但他抽哥本哈根的大鼻烟时风度优雅，而康科德的这位智者却衣着不整。他的家人也觉得让他穿得整洁、优雅一点是十分困难的，即使在每年一次的旅行布道时也是这样。在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靠布道谋生。
爱默生这位高贵的市民，于1803年5月25日降生于波士顿(马萨诸塞州的一座城市，该城被赠予新阿姆斯特丹206年之后才获得了城市权)。
爱默生的父亲是一位牧师，他的七位直系祖先都是牧师，生在这样的家庭里而不成为牧师，就像生在罗斯福的家庭而没有政治抱负一样不可思议。所以年轻的爱默生去了哈佛(1821年)，在尝试着做了几年教师后(他讨厌教书)，就回到了坎布里奇，他在那里学习神学，并在1826年取得了牧师资格。
当时，耶稣拥有很多的追随者，因为他已被英格里斯·马瑟和科顿·马瑟证明为人类的信仰，这些追随者陷入了18世纪哲学的自由思潮之中，并走向另外一个名气越来越大的教派“惟一神派”，之所以如此称呼他们，是因为他们只信奉圣父，而忽视“三位一体”中的圣子、圣灵。
其他的任何团体，从来都没有这样努力地、虔诚地跟随着耶稣的足迹，用他们敌人的话来说，他们惟一的麻烦就是把事情做过头了，因此变得如此像基督，以至于不再适于做一名普通的基督教会的成员。
惟一神派以《圣经》为信仰的基础，而且只相信《圣经》。他们坚信，他们有权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去阅读、去理解《圣经》，而且还要把这一思想普及到其他人身上。自从他们成为一个合作的团体之后，他们一直就是人类最勇敢、最无畏的自由战士。
要对惟一神教追根溯源是非常困难的，我曾在《人的解放》一书中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未能如愿。中世纪，一些较模糊的异端学说中出现了惟一神派哲学的萌芽，匈牙利以及波兰各地的新教徒，曾发起过惟一神运动，但在17世纪都被迅速地镇压了。此时的荷兰也出现过惟一神论。在英国，1662年的《宗教划一法案》剥夺了2000名有惟一神派倾向的教士的教职。但是，正是这种野蛮而不公平的待遇，成为他们最终以新名义而存在的原因，因为这次大清洗的受害者们被迫联合起来，让世人知道他们的存在，而在当时，“三位一体”的思想仍充斥着绝大部分人的头脑。
惟一神派彻底反对旧的加尔文教和路德教的“救世、生来有罪、永久惩罚”等教条，他们还否认发生奇迹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相信并不是只有《圣经》这本书才能指导人类如何过上高贵、体面的生活，他们认为，其他的书或者其他作品的一部分(如《双城记》的最后一章)，也和《旧约全书》中的许多故事一样，都准确地体现了人类灵魂的永恒神圣性。
我很自豪地认为，古老的哈佛很早就成为惟一神论的坚强后盾，并把其校训Veneas译为“证实所有的东西，永远地坚持真理”，哈佛大学始终坚持着这一信念，就这一点而言，整个共和国应该感谢哈佛。
新英格兰偏远落后的教区，极力反对这一新的异端邪说，他们指责惟一神派是自由主义。1794年，当约瑟夫·普里斯特利从英国回来创建了第一个惟一神教团体时，他并没有受到热烈的欢迎和拥戴，新英格兰因此而名声不佳。优秀的牧师不必因为这样的遭遇而垂头丧气，因为惟一神教从来就没有成为一种大众化的宗教，如果单纯从被人接受的数字这一角度来看，惟一神教是一个完全失败的教派，即使是在今天，全美国也只有不到15万名惟一神教的教徒。
令人欣慰的是，宗教不是生铁和花生，它并不能精确地用数学术语来表达，这种术语对精神而言毫无意义。惟一神论作为文明的一部分，对人类文明产生了哪些影响呢?如果你想知道答案，那就看看《美国名人录》里惟一神论信仰者的数量，你就会发现，在我们军队里许多成员直接或间接的和惟一神论运动有着联系，他们并因此而感到骄傲。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对于他的人生历程，我只能概略地讲述一下，因为他的人生历程中没有什么壮观的时刻，平静得宛如一条河流，他在岸边度过了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
爱默生26岁结了婚，29岁就成了鳏夫。从那时起，他对他的教徒们变得谦恭有加，但又并不融合沟通。他愿意参加圣餐礼，但只把它当作“一种精神回忆”。因此，教徒们对他的抱怨一点点地加深，牧师们也看不惯他。最终，爱默生只好退让，这就意味着他不再是牧师，而只能担当布道士。从那时起，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他的教区。
爱默生对外在的形式特别敏感，他生活的第一幕已降下了帷幕，而第二幕尚未开始，这中间就有了一段短短的间歇。于是他乘船去了英国，在那里他与脾气很坏的托马斯·卡莱尔成了忠诚的朋友，他们两人的关系有点奇特。那个苛刻的苏格兰人患有严重的胃病，爱默生年轻时则得过肺结核，病愈之后，他就一直过着宁静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能触动他，让他丧失身体和灵魂的安宁。
然而，两人之间还有着极强的互补性，他们一直保持着真诚的书信联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对于两人之间的共识感到非常欣慰。他们都相信，人类的进步取决于特定的领袖人物，而这样的领袖人物是由当时的时代和民众的意愿所决定的。由于臭名昭著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鼓吹纳粹和法西斯主义关于领袖的谬论，使得今天的人们对任何领袖都变得极端怀疑。我们甚至不再相信(自古以来人们就清楚)一个军队若没有所谓的头领(或军舰、或工厂、或医院，甚至一个日常家庭)会变成一群暴徒。但爱默生和卡莱尔——两人都不是傻瓜——了解人类的历史，并拥有坚持真理的勇气。
我经常碰到这样的人，当他们听到我的这种观点时，就说我也受到了纳粹思想的毒害。上帝作证!我憎恨所有的和统治民族这一荒谬的理论相联系的东西。那些送货的男孩和理发店的助手，自以为一穿上棕色的皮靴就成了绅士，而且，他们还希望按照自己的想象来重建一个新世界!想想结果吧，他们必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害，要想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只能信仰自由，停止那些浅薄的争论。比如，谁来当我们的领袖，我们是应该听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意见，还是听那位为他打扫房间的勤杂女工的意见。
我喜欢爱默生，因为他论述过代表制这一主题，(古老的新英格兰一个很好的有节制的陈述!)我甚至希望与他会面时，他能就该主题的思想做些具体的阐述。在一本书中，他曾给“伟人”下了个定义(引文仅凭个人记忆)：伟人就是那些让我们想不起其他任何人的人。我不知道他是否还坚持这一看法，因为那会把希特勒也包括进来，上帝可不允许这样。
爱默生回到美国后，和母亲一起住在康科德的旧住宅里。为了维持简单的生计，他继续布道。两年后，即1835年，他再次结了婚，并在老宅附近建造了自己的新宅，成为康科德十分显赫的居民。他不再同意老朋友梭罗的观点——哲学家应通过额头的汗来维持生计。在自己的农场，爱默生以很温和的方式验证过这种方法，最后得出的却是相反的结论：当人干了一整天的体力活，晚上回到书房时，双手因挖洞而满是水泡，这时候要拿起鹅毛笔吐露思想是十分困难的。
当爱默生选择布道这条路时，布道还不是十分复杂的工作，布道士还没有被列为高明的演说家。他们从芝加哥到迈阿密，再从迈阿密到西雅图，来回穿梭，两眼紧盯着票箱，而很少顾及身体的健康。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爱默生大概活到80岁)，这位布道士从容不迫地在这片土地上来回游说，他极力宣扬物质和精神的独立，催促听众亲身实践所有的事情，并坚信那些被实验证实为正确的东西。
有一次，爱默生演讲得比平时更直接一点，加尔文教的信徒就试图挑拨听众来反对他。1838年，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他指出了基督教历史中的一些不足之处，请求听众们自己加以证实，并直接同上帝交谈。他的话引起了新英格兰教堂及神学研讨会的牧师、管理者和信仰者的强烈不满，他们甚至要把这位巫师抓起来，以防止那些正在学习当教士的年轻人受到这一危险说教的污染，因为这一理论认为，在地球上游历的人们是上帝的同伴。
人们要求爱默生对他的观点作进一步的阐述，但他明智地拒绝了。他觉得他有权利挑选陪审团来审判他，这个审判团应该由和他同等的人组成，而那些贬低他的人则没有资格。教区的牧师们觉得爱默生十分高傲，令他们无可接受。于是，他们就像一群小狗，在无法激怒大狗同它们争斗时，便狂吠不已。这位康科德的哲人终生遭受着思想小人的指责，他们要求他放下高傲的架子，走到人群中去，让人们看看他到底是不是用不同的泥土做成的。
这样，那个著名的古老的争论被再次引发了，即所有的人是不是都由同一种泥土做成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在米开朗基罗或者罗丹手里，他们用泥土做成的东西和海边的孩子们玩弄的泥巴就完全不同了。
另外，还有人指责爱默生只喜欢自己圈内的人。我想这无可非议，当一间屋子里既有和他无共和他无共同点的人，又有他的几个好朋友时，让他在两者中间选择，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尽管他不是很爱他的教徒，但他很尊重他们的观点。理论上讲，他不可能永远地催促引导他的教徒们，但他始终在努力地为人们指明一条更美好、更愉快、更合理的生活和思想之路。如果把“独自漫游”的倾向作为反对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惟一理由，那么，我却认为，正是因为他的这个倾向，我们才有理由把他视为共和国里迄今为止最高贵的市民之一，和真正“有代表性”的美国人之一。

正如刚才提到的，爱默生差不多活到了80岁。他是个勤奋而讲究生活规律的人，这一点与卡莱尔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卡莱尔喜欢拼命地看书写作，直到累得筋疲力尽，然后再花上几年的时间享受自己思索的乐趣。爱默生著述颇丰，但他还是无法和伏尔泰及其他的一些作家相比，因为这些作家致力于让自己为人类思考这一艰难的领域。
爱默生从他的劳动中获得极大的满足了吗?这很难回答，但我还是倾向于这一观点，即他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从未满意过，无论是在散文方面，还是在诗歌方面。起初，他把自己当作诗人，但他非常清楚，自己缺乏作为诗人的天赋条件，因为他缺一个耳朵，而诗歌是一种语言型的音乐。实际上，在新英格兰早期的殖民者中，音乐也并非流行的艺术。爱默生写诗，就像某些有白知之明的波士顿人学弹钢琴一样，他们喜欢演奏，也知道能学好，只是忽视了那些从俄国或波兰来的钢琴家，他们在学琴时，早已具备了连他们自己也未曾想到的天赋。
爱默生意识到了他的困难所在，他知道帕纳瑟斯山坐落在何方，便不时地从远处欣赏大山的雄姿，但缪斯从未邀请他过去喝上一杯醇酒，或到草地上跳上一曲。碰巧，爱默生也是个开朗的人，他从未因错过任何美好时光而有丝毫的遗憾。他可以称得上是新英格兰的一位绅土，或许他的妻子不同意这一点，他的邻居大概也不会同意。艺术是一种危险的娱乐，因为一个人如果仅仅从感觉的角度走近艺术，他可能会觉得，生活是多么的美妙啊!但是，康科德并非演奏小夜曲的合适之地，假如路易莎·梅伊·奥尔科特身着薄纱，带领俄国的芭蕾舞团在这里演出的话，恐怕也不合乎新英格兰这块土地的处事原则。
但是，康科德是个过日子的好地方，它能为人们提供在萨尔茨堡和维也纳无法找到的某些便利。例如：如果你的房子被火烧了(爱默生就遇到过这种情况)，邻居们会为你重建；当你年老了、糊涂了，甚至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住在哪里，陌生人会友好地拉着你的手，把你安全地送回家。这些小小的善行和那些实实在在的礼貌，足以弥补生活中的其他事情的缺憾，在这个现代的雅典城里，善良的人民也因此而得益不少。他们也许不十分清楚这位圣人试图传播些什么，但至少不会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康科德风貌依旧，比起欧洲的圣地，它还保留着更多的古老魅力与风味。在康科德河的岸边，人们可以找到一块地方，席地而坐，静静地思考美国独特的历史进程。
在那里，有爱默生笔下的早期描绘——柯利尔与艾夫斯版画下的美国——辽阔无边的大地、草原和森林，丰饶得似乎能喂饱地球上所有饥饿的动物。那里还有一些小村庄，居住着自给自足的人们，每个人都被一种激情激励着，他们希望给孩子提供一切可能去接受更好的教育，使他们像普通的美国人那样度过一生，发挥出他们的所有能力去从事生活中真正有价值的事情。这些不慌不忙的人们还渴望着友好相处，在他们看来，每一个人不都是一个真正的朋友吗?他们竭尽所有的力量，充分利用他们的机会，这是他们作为民族一员的责任，这一责任是上帝和自然所赋予的，而这一点正是令这个星球上其他民族所羡慕的地方。
之后，美国爆发了内战，柯利尔和艾夫斯的图画不再是我们的象征，许多函购商行里的画取而代之，古老的天赋使命的理想也逐步被新的理想所取代。敛取物质财富成为这个时期所有人的毕生追求——却不知道意义何在。
这一指责(当我这样说时，我肯定不是第一位指责的人)在欧洲知识分子中非常盛行，这些欧洲人(除非他们签约去好莱坞或者纽约大都会演唱)经常一边喝着白兰地酒，一边指责美国的“拜金主义”。怎样看待这种重复的无休止的诋毁呢?我作为一名移民，也许比土生土长的美国作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更好的观察能力。在我看来，不惜一切地追求财富的欲望浸淫着现代文明。在这一点上，我喜欢用“欧洲人”这个词来代替“美国人”，因为很明显，新的移民浪潮正朝我们这边的海岸涌来。
对于这些新移民而言， “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就是物欲的满足，财富的聚敛。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甚至不惜去干抢劫之类的可耻勾当。而这种行为，在过去的开拓者中是不可能发生的。这倒不是因为早期的移民不想去获得那些纯洁的或不纯洁的钱币，而是，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认为贫穷就是丢脸的事，所以，根本不赞同阿比·马丁关于“贫穷并不比富裕更可耻”的观点。在他们最初来到美洲的时候，为的是寻求一种新的、自由快乐的精神生活。可是，当越来越多的饥馑的农民和贫民窟里的穷人随后而至时，他们的初衷就日趋变化了。这些穷困的人们来到这里只是为了能够过上富足的生活，对于那种精神上的自由快乐并不热衷。他们就像一群终于找到了茂盛的草原的牛群，怀着饥饿和一点点贪欲，蚕食掉正好被他们踏在脚下的草。
在这场蚕食中首先受害的就是我们可怜的国鸟。古老的美国鹰的鸠鸠哀鸣，似乎在向人们昭示着某种勇气，蚕食中，它那不断拍打的翅膀是在自豪地宣布它是世上所有受压迫者的保护人和首领。
初到一地，移民们在这块土地上自然缺乏根基，他们尽力争取成为这个民族中的一员(正如新英格兰人那样)，但他们对美国的天赋使命并不感兴趣。在这片混杂着多种语言的土地上，只要他们吃得比过去好，他们便不会再提出什么问题，更不会费神去寻求答案。或许他们多少了解一点这个国家的历史，知道他们是通过独立战争获得了胜利和荣耀。但是，荣耀本身并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他们所想做的，就是要把脚下的土地掠为已有，然后在这片土地上寻欢作乐。
从爱默生的书中很难看出他是否注意到他那可爱的共和国所面临的这些变化，但从他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对于美利坚合众国出卖了长子继承权以换取几桶米汤这样的事实毫无察觉。那时，他已经太老了，太疲乏了，无法和一小部分勇敢的人一起走上战场，与这块平凡土地上的真正敌人进行斗争(那些敌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抢劫这个国家)。接下来，我们必须寻找原因，以解释他为什么在这方面明显的无知和漠然，一位伟大的现代哲学家将这解释为“宿命的乐观主义”。
每件事在所有的可能中最终会走向最佳的可能，当时的大多数人都持这一观点，这是美国人的传统思维习惯，从“美国”这个词还只是象征着“希望”与“富裕”的时候，就已如此了。
爱默生在我出生三个月后去世，所以，我享受到了与他在同一个星球上共度三个月的特权。每念及此，就备感幸运，至少在短短的时间里，我有幸与这样的一个人擦肩而过，一位用心灵(而鄙视仅用脑子)来写作的人。
我们需要两种不同类型的哲学家，以保持一种理性的平衡。因此，亲爱的朋友们，到星期六时，在同一个屋子里，我们将同时见到一位心灵的预言家和一位智力的斗士。我希望他们能喜欢这顿晚餐。就到这儿吧，晚安。

星期六那天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为了使伦勃朗能获准离开破产法庭，我一直像傻瓜一样奔波着。但我发现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并没什么结果，所以我觉得应该给他一些补偿。从纯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也是可行的。我在米德尔堡认识一位律师，他工作非常优秀，对他来说这完全是件简单的事，但荷兰法庭在试行一些模糊的限制法令，企图使我们放弃此事。所以，整个星期我几乎都在和朋友海耶斯博士忙这件事，他几乎推掉了其他所有的事务，以全力帮助伦勃朗从困境中摆脱出来。所以，当周末到来的时候，我像往常一样，十分疲倦。为使自己的精神振奋起来，我决定在客人来到这里之前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便沿着费鲁文波尔德道向海边走去，刚走到可爱的旧磨坊时，有个很不寻常的景象吸引了我。
星期六，我们的捕虾船队一般不离港，所有的船员都回到阿纳默伊登，与家人共度周末。而我却看到一艘小船正向斯凯尔特河河口驶来，我觉得非常诧异，更使人感兴趣的是，船上没有标着“VE”或“ARM”的字样，说明这条船不是我们港口的。
等船走近了一点后，我看到船上标着“ZA”，这船一定是从荷兰北部的赞特伏尔特村驶来的，该村位于荷兰的北部沿海。我们几乎终年都看不到荷兰北部来的船，因而这很不寻常。船上装了些什么呢?过了一会儿，船靠了岸，虽说是海水涨潮的时候，但有经验的船长还是毫不费力地把客人送上了岸。

船上的客人穿着古老而奇特的服装，向陪他上岸的船长挥了挥手之后，便转身踩着沙滩，迈步前行，显然是向我们的村庄走来。迄今为止，我已熟悉了我们的某些客人不寻常的赴约方式，因此我一点儿也不奇怪。这位陌生人不会是别人，肯定是勒内·笛卡尔先生。为了证实这一点，我用标准的巴黎法语向他打招呼，并问道，与我会面的是否是伟大的笛卡尔先生。
这位刚上岸的客人左手拿着短斗篷，右手摘下帽子，向我微微鞠了一躬，说道：“本人正是。”并对我的远道相迎表示感谢。
我告诉他这没什么，并准备马上带他去我家，以便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尽快消除旅途的劳累。我还告诉他，当我看见一艘赞特伏尔特的渔船驶向这里的港口时，我是多么的惊讶。
“是吗？他答道，“你注意到了!是偶然发现的吧。我们很少有这样的机会重温我们曾感到幸福的场景——在这儿我很高兴!”(这话我已不知听了多少遍!)——“但是我想，如果能再看一看那个迷人的村庄，那该多好啊!在那里，我曾经有过无数的幸福时光，并完成了我最好的作品。”
我告诉他，恐怕他会发现许多情形已大不一样了。
笛卡尔停下了脚步：“老天!别这么说!不过实际上，这些村庄已完全失去了原先的美丽。”
“是的。”我说，“这些村庄已有了很大改变。”
“如果我不得不承认这也叫进步的话，先生，”他答道，“那么勒内·笛卡尔就应该感谢瑞典女王的小气了，她仅给我提供了一间稍微有点热气的书房。真是太糟了!糟透了，真是闻所未闻。”
我们并肩走过了护城河上的吊桥，穿行于150年前拿破仑下令构筑的防御工事之间。那时，维勒是拿破仑准备进攻英国的港口之一。笛卡尔对他所看到的一切十分感兴趣，“这些防御工事修建得十分精巧，”他对我说，“比我们那时候造的要好得多，先生，你大概知道，我曾经对此作过研究。”我告诉他，我熟悉他在这一领域里付出的艰辛，而且我常去布雷达市。
“啊!布雷达市，”他兴奋地说，“正是在那儿，别人注意到法国人也有数学才能，我的表还使你们的一个乡村小伙子非常惊讶。”
很快，我们就到了家。吉米坐在火炉前，正读着一本最新出版的美国杂志。我指着一间宽敞的房间对他说，“您看，笛卡尔先生，这儿有许多您的初版作品。”
“太好了!我很高兴看见它们。你们的印刷工人真是太好了。”
我突然想起来，那里是不能带他去的，因为我们事先有一个规矩，客人只能进接待室。但是，我向他保证，只要我们一到目的地，我就会叫人把那些书带给他。由于现在去费里茨家还有点太早(7点差一刻)，我建议漫步到港口看一看。在那个地方，我可以领他去看一些建筑，由于他长期住在阿姆斯特丹、莱顿和雷恩斯布尔格，他一定熟悉那些建筑。
一个所谓的“海洋之门”敞开着，我们穿过大门，来到一垛护墙前，斜靠在古老的石塔上。我告诉他在港口的另一头，原先也有一座完全一样的尖塔，战争时被用来储藏弹药，有一次它被雷电击中，整个塔和部分护墙都被炸飞到海里去了。
“是啊!”笛卡尔说，“那个德意志修土发明了那种可怕的化合物，给人类带来的危险恐怕远远大于它所带来的好处。”他说这话时漫不经心，语气就像当今的科学家在评说诺贝尔，如果诺贝尔坚持研究工程学而不转向化学，他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可能要小得多。但是，他当初之所以要发明炸药，是为了帮助瑞典的农场主清除田间的石头和树桩，他本意还是好的。
我非常希望谈话能继续下去，但此时，一艘正驶向维勒的船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这条船似乎是从北贝弗兰来的。
“一定是另一位来访者，”笛卡尔说道，“来得这么晚?”
“这倒没什么，”我答道，“如果船上的人是生活在这两个岛上的本地人，他们会等7点钟的渡船，只需5分钟就可以到这儿，并且花不了多少钱。但这个人至少用了半个小时，并花费1盾甚至更多的钱。”
“他可能太匆忙。”笛卡尔说道。
“但他在冒险，现在潮水很急，而且只有一个船夫，他随时有可能被掀到海里去。”
然而，海水一下子变得平缓了，似乎是有意地照顾他。船径直驶向我们的码头，我差不多能看清坐在船尾的人。我非常熟悉他的眉毛和那长长的、老鹰似的鼻子，他就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你认识这个人吗？”笛卡尔问我。
“是的，不过只是从他的照片上认识的。他去世时，我来到世上才几个月。今天晚上，他也是我们的客人。他是个美国人，名叫爱默生。”
“我不认识他!”笛卡尔的这句话里带着法国人的傲慢口气，以表明他不仅不认识爱默生，而且没有一点要见他的兴趣。
这番话多少有点伤害了我。除了法国人，其他国家的人也能写出伟大的著作，也能产生伟大的思想，我正准备这样回敬他时，却猛然想起来了，在爱默生出生前的一个半世纪，笛卡尔就已离开人世了，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听说过爱默生。
过了一会儿，海里的船工朝我们喊道，“喂，朋友，帮这位先生一把，拉他上岸去。他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大概是风湿病吧，我该找谁要船钱呢？他说他没钱，但他是个好人，我就决定帮他一把。”
我告诉船工说，请他第二天早上去费里茨家，我们会给他一个银币，这可是他所要工钱的两倍多。他一下子就改变了态度，十分兴奋：“噢!他是菲利普先生的朋友？就不用了。”最后，在我们俩的共同帮助下，这位康科德的智人踏上了维勒镇的土地。
“他真是一位好人，”爱默生说，“非常遗憾，我无法酬报他，我来时迷路了。我总是迷迷糊糊的，甚至找不到路，但总有人帮助我，似乎世道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了我在前面刚刚说过的“宿命论乐观主义”，爱默生的许多同代人都具有这一特征。我本来很想就这个主题多费点口舌，但那个时候，我急于想弄清楚他到底是怎样找到北贝弗兰那个地方的，那里十分偏僻，和大陆彻底隔绝。从阿姆斯特丹旅行到巴黎或伦敦，可能要比从阿姆斯特丹到那个小岛容易得多。
晚上，我好几次提到上面那个问题，想了解一下他在去北贝弗兰之前还去过哪里，但他的回答总是让人失望，所以一直到今天，这个问题对我仍是个谜。他绞尽脑汁，试图回忆起当天下午去过的几个地方的名字，但都未成功，他一定是在路上想其他问题了，同时，他又是个连一点乐感都没有的人，因而辨不清陌生的声音。他说出了贝尔根——奥普——祖姆这样一个地名，可这个地方离我们约有35英里远，位于内陆，根本就是驴唇不对马嘴。最后，我们只好放弃了询问。我们的客人最终到达了目的地，这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已是7点多了，我领着客人匆匆赶往费里茨的家。晚餐是精心制作的，但爱默生错把我们的波尔多酒当成一种廉价的意大利酒，他说在最后一次访问欧洲大陆时，他还见过这种酒。这使笛卡尔感到很惊讶，于是他又要了第二杯。
至于谈话，并不像我们所预期的那样。我们将两位杰出的人物带到了同一屋檐下，但交谈一直很难活跃起来，连伊拉斯谟似乎也无法使沉闷的空气变得轻松起来。
音乐这时也显得无能为力，笛卡尔用刀切着面包片，并在桌布上随意画着什么。爱默生则告诉我们，宫贝尔的作品《圣母玛利亚颂》使他想起了小时候在波士顿唱过的一些赞美诗。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只好叫海因关掉唱机，让他告诉吉米把我的《哲学原理》、《方法论》、《人类的情感》等作品的初版书带过来。
不到10分钟海因就回来了，这时奇迹发生了，笛卡尔轻抚着羊皮纸封皮，像是变了个人似的，他情不自禁地喊道：“我亲爱的孩子们!”我想他大概会吻它们，正当此时，沉默了一晚上的爱默生开始活跃起来。
“现在，我明白了!”他带着出乎意料的热情说，“我终于明白了!我一眼就能认出伊拉斯谟，但我想不起来另一位先生的名字。我耳背得厉害，而且常常记不住别人的名字，但现在我知道了。这位是著名的哲学家勒内·笛卡尔先生。”
尽管两人都有伟大的胸怀，但两人的虚荣心恰如孩童一般。笛卡尔一直都在尽量避免和爱默生接触，而爱默生对他的一无所知使得笛卡尔很伤心。现在僵局终于打破了，从那以后，一切都变得和谐了，两个人像老朋友一般。
爱默生承认他对数学一窍不通，笛卡尔对他说，一个聪明的人应该为此而感到羞愧。“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了，”他告诉爱默生，“让我来教你吧。”然后他就用我们的桌布作为“黑板”，给爱默生讲起了坐标。乔惊讶万分，在我耳边轻声对我说，铅笔在桌布上画的东西再也洗不掉了，这可是个大损失。伊拉斯谟听完她的话，就安慰她说，这张桌布能以高价卖给博物馆。一听这话她的感觉好多了，转身回到厨房，为我们准备甜点去了。
后来，我也不知道话题怎么转到了概率上来，随后又开始讨论起下棋。
“下棋?”笛卡尔说，“过去我常玩，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也是，”爱默生说，“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学过，我姑妈教我的，但我一直下得不好，我70岁时还玩得和17岁时一样糟。”
“先生太谦虚了，”笛卡尔用优雅的法语说道，“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怎么下。等到进餐一结束——皇家大厨师比起你们尊敬的厨师也要逊色——我们必须来下一盘。”
大家一致同意。我们刚巧有两副棋，笛卡尔同爱默生下，我和费里茨下，伊拉斯谟请求不参与。他年轻时还没有象棋，后来，他觉得年纪太大了，也就没有再学。
老天保佑!但愿世人永远不知道在费里茨的小屋里，吃完晚饭后所发生的一切。我想，从古波斯的帕夏发明推广象棋以来，大概从未举办过这样的比赛。参赛的选手没有丝毫的天赋，费里茨和我连三流选手都算不上，我们下棋只为了好玩，就像象棋冠军演奏小提琴，也只是找点乐趣而已。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比我们的客人下得好。当交换棋伴时(爱默生显然不是笛卡尔的对手)，我们都不好意思把他们作为自己的对手，
这简直就像和两个不太聪明的孩子下棋。我只好让着他，毕竟，我不能在三步棋之内就打败伟大的数学家。只是到关键时刻，我才急忙调整战术。我又尽量拖延了30余步棋，直到笛卡尔说：“你下得比我好，我最好还是和爱默生下，这样我才能有赢的机会。”
两位客人的兴致还很高，我们也觉得没必要扫他们的兴，这样，我们又下了整整一个小时的棋。费里茨突然想起来我们还有一瓶好酒，于是，他建议我们到外面聊聊天。
接下来的美好时光，弥补了晚餐开始时我们所经历的失望.现在笛卡尔和爱默生都熟悉了，他们热烈地交谈着，远远望去，他们俩就像是两颗闪烁的星星。
他们在谈论些什么呢?
伊拉斯谟给他们出了一个话题：在和未知的自然界作斗争的过程中，如果让人类的智慧自由驰骋，那么我们的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两位客人都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也终于明白了，难怪巴黎大学和耶鲁大学(上个世纪前半叶美国正统学说的最强支持者)的神学家对两位圣人的教学是如此地感到不安。如果这两人通过亲身经历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所获得的思想，一旦被人们广泛接受，现有的社会秩序就会瓦解。这种社会秩序是貌似必然、合理的专制统治的存在基础，它就像一座破旧大厦，虽在那里勉为其难地支撑着，一旦遭到雷击，即刻就会坍塌。
午夜将近，蜡烛开始噼噼啪啪地爆着花，分别的时刻到了，当午夜的钟声敲过最后一下，蜡烛熄灭了，客人也消逝了。
乔从厨房里给我们拿来一盏灯，我们发现桌上留下了一枚古代的金币，旁边有张纸条，上面潦乱地写着：“感谢今晚高明的厨师，多亏有了她，她的忠实仆人才能愉快地度过这个美好的夜晚。勒内·笛卡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