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吃午餐的时候，我们详细地给露西娅和吉米讲述了前一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露西娅和吉米乐翻了天。但是，她们的欢笑并不能帮助我们解决面临的难题：下一次该邀请谁呢?
最终，还是露西娅启发了我们，从而才有了今年最令人愉快的一个晚上。她问我们：“相对而言，你们为什么不从世上最有逻辑头脑的人当中挑一位客人呢?”
费里茨问她：“你指的是谁？”
“一位法国人，那位笛卡尔先生。”
“好主意!”我们立即表示赞同。当天晚上，我们把勒内·笛卡尔这个名字工工整整地写到了一张纸上，并送到市政厅前的石狮子下面。之后，我开始搜集有关笛卡尔学说的资料。
在我的私人图书馆里，当我寻找有关笛卡尔在法国的生活资料时，我偶然翻到了爱默生的一本散文集，我就萌生了一个新的念头。费里茨和我邀请每一位客人都十分谨慎，邀请伊拉斯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我们能找到另一位伊拉斯谟吗?除了笛卡尔，我们为什么不再邀请爱默生一起来呢?他懂法语，和笛卡尔没有语言障碍。他们还都是十足的绅士，即使他们合不来，也不会像尼西亚会议中的那两位圣人。于是，我在另一张纸上写上了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名字，然后骑上自行车，来到了市政厅，把纸条放在老地方。顺便提一下，我注意到先前那张写着勒内·笛卡尔的纸已经不在了。
回家后，我立即着手准备菜单。尽管笛卡尔留居荷兰21年，但仍保留着法国人的口味，而且他还是一位美食家和品酒的行家。而满足爱默生的口味就比较容易，因为他是新英格兰人，毫无疑问，他的成长一定伴随着那条可怕的观念：“千万不要在意你吃什么。”
我们准备做一道牛肉生菜汤，先把生菜切开，放在牛肉汤里炖上10分钟，然后把生菜捞出，剩下的便是鲜美的清汤了。跟汤一起上的是热腾腾的小肉馅饼。我们将改变以往的第一道菜，以炒虾取而代之，炒虾时将按照中国人的做法，放些香菇和薰肉一起炒。炒好后，用我们几年前从巴黎买回来的深底小碟子装盘，我们发现把虾放在这种碟子里，要比放在荷兰人常用的浅底盘子里好得多，吃的时候虾不至于从盘中掉出来。
至于主菜的做法，我在1746年的《小资产者菜谱》中，发现了一种令人垂涎的新式烤鸡法，即把鸡先放在薰肉汤里煮，然后再放在烤叉上烤熟。还有洋蓟炖肉丁，这道菜将根据1651年的菜谱来做。在17世纪的时候，人们吃洋蓟不按我们现在的吃法，照那种吃法，这道美味菜里的汤汁可能会流进我们的袖子里，而不是我们的喉咙。
至于甜点这一艰巨的任务，则由乔来负责。她将做一道西班牙炸糕，在一本名为《宫廷晚餐》的烹调书中，这种甜点被列为第一美食。路易十五要是看到了这种棕色的小糕点，一定会同意笛卡尔先生享用的，尽管笛卡尔以一名精神革命家著称于世，但他对教会和国家始终忠心耿耿。
酒也不成问题，波尔多白葡萄酒就炒虾是最好不过了。勃艮第红葡萄酒就烤鸡也不错。咖啡一定要准备，而且可以在咖啡里放几匙科乃克白兰地酒，伊拉斯谟一定喜欢喝，笛卡尔也应该会喜欢。至于爱默生，他一直有吸鼻烟的嗜好，怎么会不喜欢喝咖啡呢?
难题在挑选音乐上，笛卡尔经常撰写有关音乐方面的专题文章，自然很清楚曲调之间的差别。我们已经有了奥兰多·迪·拉索的《本尼狄克特》唱片，那是他的一些忏悔的圣歌。此外，我还找来了尼古拉斯?宫贝尔的《穿节日盛装的玛丽·费吉尼斯》。然后，我又向阿姆斯特丹订了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B小调弥撒曲和一些合唱曲(因为笛卡尔早于巴赫一个世纪)。
这一切，后来被证明的确是明智的选择。笛卡尔对巴赫的音乐显得非常有兴趣，吃过晚饭后他还想听一些曲子，幸亏我们有更精彩的《圣马太咏叹调》和《圣约翰咏叹调》的一些选段。客人们还特别喜欢咏叹调《付勒勃哈西》选段，他甚至还请我们将这段乐曲重放了一遍。温文尔雅的爱默生对巴赫十分推崇，这使我想起了格兰特将军，格兰特当年听了简妮·林德的演唱后，认为她肯定是个“非常杰出的女性”。
说实话，爱默生对任何音乐都明显地缺乏理解力，不过我并未感到奇怪，他成长的环境几乎不可能增进他对巴赫那些快乐作品的理解。尽管如此，他仍是宽厚地顺从着我们，我们也十分小心，尽量不当着他的面提及可能令他不愉快的事。

下面是我为费里茨而写的关于勒内·笛卡尔的生活简历。
1596年，小勒内出生在图赖纳省的一个小村庄里。他的祖父是一位医生，同一位医生的女儿结了婚。因此，小勒内自孩童时代起就自然而然地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但他的父亲若阿基姆·笛卡尔却更喜欢法律职业，并且按照法国人的古老传统，娶了一位高级法官的女儿。妻子过世后，老笛卡尔再婚，并移居布列塔尼，在那儿，小勒内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
此时，老笛卡尔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了一份工作，他成为低等贵族中的一员，在法兰西这个君主制国家里，这本来是件很平常的事，但对小勒内却意义重大。他从未忘记过他得益于这一阶层。笛卡尔一直勤奋、诚实、不带任何个人色彩地向他的同胞们传授真理，这一点无人能及。笛卡尔很像我认识的某些博士，他们终生进行研究，并常常发现对他们同胞有极大利益的东西。他们态度温和，只是不愿意让人们说他们是施惠于人类。他们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人类，而是那些令他们恼怒的某种细菌的行为，他们一心要抓住它，并彻底消灭它。整个人类是他们所做一切的受益者，对于这一伟大的意义，他们自己却很漠然。
他们从不虚情假意，也不囿于人类情感的左右，他们是完全真诚务实的，也许正因为这一点他们才成为优秀的研究人员。在病房里他们待不了5分钟，而一进研究室，他们就像换了个人。勒内·笛卡尔就属于这类人，但他有一不同之处，即他比其他的科学家更信仰宗教。至于其他方面，他对待同事的态度很随和，不拘礼节，他坚持按照自己孤独的生活方式生活，他是个很糟糕的社会活动家，确切地说，他根本就不善于社会交往。在低地国家生活了20多年，他从不主动学习荷兰语，这样他就能避开邻居友好的邀请，不会因抽烟、谈天说地而浪费时间。一个人客居异国他乡，却不愿学当地的语言，这在人们看来似乎是无法想象的，但正是这样，笛卡尔才能够同社会隔离开来，而这正是笛卡尔要实现目标所必需的环境。当他还是一名学生、一名战土时，他就准备在就业前先花一年时间，完成漫游旅程(中世纪欧洲的风俗)，以探究人类生存的奥秘这一难题。
这一年的漫游生活，他首先从祖国法兰西来到了尼德兰。当时，尼德兰争取自由的斗争已逐渐转变成一场军棋游戏。半年间，战斗的双方都在营房里过冬，等到天气一转暖，可以开始户外活动时，他们就开始攻城掠地。在17世纪，经常发生这样纯粹的暴力行为。他们为什么要去杀死敌人，并冒着被敌人杀死的危险呢?事实上，当时人们完全可以不用那种危险的方法来取得胜利。那时，你可以详细制定一个进攻方案，然后通告对方：“我尊敬的‘朋友’，明天，只要我引爆我的炸弹，你就会失去3个碉堡、5个射击踏垛、4个牵引环、9个多面堡和2个棱堡，而你最多只能摧毁我们两英里的战壕。”如果你可敬的“朋友”十分明智，他就会拿出笔和纸，然后进行仔细的计算，如果结论确是如此，他就会呈上宝剑，并说道：“先生，你赢了，我输了，现在，我们喝酒去吧。”当然，并不是说真的要用这种方法去打仗，只是说你必须既是一个一流的工程师，又是一流的数学家，才能赢得战争。也许是巧合，沉默者威廉担任新成立的荷兰共和国领袖之后，他的两个儿子解决这类难题的才能无人能及，这一情况很快传遍了整个欧洲。想成为职业军人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都从四面八方赶赴荷兰，以聆听那些著名的战略艺术大师的当面教诲。
1618年，勒内·笛卡尔来到布雷达，并成为拿骚的莫里的学生。那时莫里斯正在布拉班特，为荷兰南部即将爆发的战斗做准备。那是一个多么荒谬的时代啊!一方面发生着激烈的宗教斗争，而另一方面，整个欧洲却还沉浸在“统一的文明”(这个词汇来源于中世纪政治和宗教超级帝国这一概念。)这一梦想之中。一个半世纪以后，极端的民族主义观念使欧洲大陆的各个国家分裂成一个个互相对立的小国，每个小国都在发展自己的文明和文化来对抗邻国的文明和文化。但是，在笛卡尔出生的时候，无论你出生于斯德哥尔摩，还是在那不勒斯、维也纳、马德里、伦敦，或者在阿姆斯特丹，这些都无所谓，因为你不仅仅是一个瑞典人或者意大利人、奥地利人、西班牙人、荷兰人，事实上，你还是地球村里的成员之一。为了这个资格，你得出身于高贵的家庭，接受良好的教育，会说流利的拉丁语。同胞们才能理解你，才能尊重你的习惯、风俗和见解，并让其他人也享有这些权利，而不是去改变它。
当然，这完全不是民主带来的结果，但它确实存在了很长时间，已被人们完完全全地接受了，并最终成为一种社会制度，以至于没有人敢触动它，没有人去怀疑它而寻求另一种体制。这就好比一个俱乐部，对任何人都敞开着大门，而丝毫不理会俱乐部的原有成员对新来者的拒绝态度。
笛卡尔出生于法国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但他却在一位德国新教徒手下服役(这位新教徒是荷兰陆军的首领)。当笛卡尔来到司令部后才发现，他已成为由军队学员组成的一个国际公司里的一员，这些学员从欧洲各地聚集到这里，学习初级战略学。同时为了消磨无聊的值勤时间，这些年轻人对数学竞赛十分热衷，获胜者还能获得奖励。
一天，年轻的笛卡尔想解答一道贴在教堂门上的题目，但这题目恰好是用荷兰语写的。于是，他请一位陌生人帮他翻译成法语或拉丁语，但遭到了这位陌生人的拒绝。因为这个人本身就是数学家，而且，这道题已难倒了陆军中最聪明的人，所以他非常怀疑这位年轻人是否能够解答出来。次日清晨，笛卡尔把答案交给了那位陌生人，很快，他们两人成了朋友。笛卡尔应邀去了多德切特市，同这位新结识的荷兰人共同度过了一段时光，而这位新朋友竟然是该市拉丁语学校的校长，而且，还是当地一位颇有名望的数学家。
如果把我们今天打仗的方法和过去相比较的话，我们也许能从17世纪的战士那儿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之后，笛卡尔从荷兰前往德国，参加了一场战斗，正是这场战斗拉开了30年伟大战争的序幕。在走访了奥地利和波希米亚之后，他越过阿尔卑斯山前往意大利。此时，他有一种奇异、神秘、灵动的感觉——一种幻想——总有去洛雷托村朝圣的冲动，以感谢圣母玛丽亚在他23岁那年就让他同宗教联系在一起，当时，他还在德国南部乌尔姆市学习数学。
在多瑙河畔这座古老的小镇里，在笛卡尔身上所发生的一切，极为有趣地说明了惟理智论与宗教信仰这两者的奇妙结合。对于巴洛克时代的人们而言，这种结合是非常典型的，虽然他们的头脑中充满了20世纪的数学公式，但他们的思想还深深地植根于中世纪信仰的土壤中。总体而言，他们朴实本分的程度足以令今天的人们惊诧莫名，但同时他们又沉浸于宗教冥思之中，这同样令我们现代人无法理解。
记住那个笛卡尔吧，他试图作为理智的倡导者让世人知晓，他提倡直接清晰地理解所有的事物，希望把所有创造的秘密都转化为数学公式。还请注意，正是这位无所畏惧的自由理智的斗土，顽固地相信那个完全违背重力原理的奇迹。而且，他并不认为这个信仰与他的坐标曲线构筑的科学理论有什么冲突。因此，他轻信洛雷托镇鱼钩、鱼线和鱼浮的故事。圣母玛丽亚的房子原先坐落在拿撒勒，在圣母领报时，这里是圣母的家园。因为害怕撒拉森人会攻击拿撒勒，并破坏这座神圣的建筑，于是，在13世纪末，这座房子被搬到了洛雷托——亚得里亚海边、安科纳以东几英里的一个小村庄。传说几位天使以肉躯之力将它拉起，把它从巴勒斯坦安全地搬移到意大利——这也许是真的。为了证明移到洛雷托的房子确是原先的建筑而非别的，达尔马提亚洲州长特派专人去拿撒勒，调查那所房子是否仍在原址。调查者回来报告说老房子确已不在。自那以后，人们对这一奇迹信以为真了。当然，著名的数学家勒内·笛卡尔也属此列。但是，根据他所从事的职业，他应该知道，只有异常强壮的天使才能将如此庞大的建筑(长28英尺，宽12．5英尺，厚13．5英尺，全部由石头砌成)从巴勒斯坦搬到意大利，并且只花了几个小时。
刚才我提及乌尔姆，笛卡尔曾在那儿同一位朋友一起学习过，他也热衷于数学。在那里，笛卡尔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可能是因为同那位朋友的关系过于亲密；也可能是由于多瑙河边这座古堡垒的阴暗；还可能是因为他对自己有可能完全改变全部科学的基础而忐忑不安。他认为，他研究分析几何学的方法可能适用于数学的其他分支，对他来说，数学意味着创造的起始和归宿。只要在这个研究上再有一点突破，他就可能成为理性新世界的奠基人。但是他在一心一意追求着希望时，却出现了三个与科学没有丝毫关联的梦。
在第一个梦中，他梦见自己孤独地在一条乡间小路上跋涉。山洪暴发了，他跛着腿，被迫到教堂去避难；第二个梦紧随着第一个梦，他听见令人惊恐的雷声，身体放着火花；在第三个梦中，他偶然翻看德西穆斯·马格努斯·奥索尼乌斯的一卷书，作者在这本书里叙述了在莫塞尔河畔迷人的田园诗般的漫游。一翻开书，引人注目的第一行字就是： “现在，我应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呢?”
当奥索尼乌斯如此发问时，他可能蕴涵着很多暗示，但肯定与不朽的灵魂无关，因为这位4世纪的罗马诗人算不上一名基督徒，他曾侮辱皈依该教的邻居，并献给他们一首名为《十字架上的丘比特》这样极端无礼的颂诗。当然，笛卡尔可能对此并不知晓。但即使他知道这些背景，也同样会被这行文字吸引的。那时，他刚刚20岁，虽然他在坚定地研究许多分支学科，但实际上并未研究出任何具有长久价值的东西，所以，他也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他究竟应走什么样的生活之路?
笛卡尔希望能在洛雷托找到答案，结果他确实找到了。这位年轻的、很有修养的法国贵族，曾经向往过军旅生涯或者继承父业当律师，为此他浪费了许多大好时光。现在，他成为生活新哲学——一种思想体系——的伟大战斗者，在这个新哲学里，任何东西都不是偶然存在的，所有的创造被演绎成一些数学公式。
笛卡尔十分清楚，要实现这一目标，他必须远离他的同胞。划时代的思想很少诞生在热热闹闹的鸡尾酒会上或其他的社会活动中，惟有宁静和孤独方能实现理想。笛卡尔研究过地图，在17世纪前半叶，究竟在哪里才能找到理想、安静的学习思考环境呢？他首先想到了意大利，但他是北方人，无法适应炎热的下午和沉闷的晚上，这样的气候真是可怕至极。他只好选择了北海边的低地国家。于是他安排好家里的一切，包他不太富裕但可以煳口的收入(即使是哲学家也必须吃饭)，便告别了故乡来到荷兰。他在1629年春天到达那里，一直生活到1650年，直到离开人世的前几个月才离开了这片土地。
除了贝多芬，可能再也没有人像勒内·笛卡尔那样如此频繁更换住所，在法国人看来，这并不是因为他和不诚实的女房东或者讨厌的邻居发生了争吵。他不是一个度量小的人，他和邻居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实际上，即使语言不通，他也能同当地人友好相处。友善的邻居们很愿意来拜访这位孤独的外来人，并邀请他回访、喝酒，这当然是非常快乐和美好的事，但却打扰了他的工作。在他的后半生，笛卡尔疯狂地“沉溺于知识的渴求”之中，实在没有时间去应付这些繁文缛节。
最开始，笛卡尔去了费拉纳克，这是费里斯兰省的一个小镇。在这个镇里，费里斯兰省顽固的加尔文宗信徒已经成立了一所大学，以此留住他们的年轻人不去听在莱顿、牛津和乌得勒支等大学里公开讲授的自由学说，并使他们在正统的加尔文教条的规范之内生活。在这里，如果那些固执的头脑发现他们优秀的牧师也产生了思想动摇，并保护着笛卡尔学说的发明者，那么他们的震惊程度，绝不亚于田纳西大学的崇信者发现一位叫达尔文的年轻人，在他们大学里讲授自然科学的情形。在费拉纳克，笛卡尔完成了他的远离正统的著作《作为思想的指导原则》。他总是十分注意保持自己的思想不受外界影响，也从不显示他正在研究的课题，因此得以专心静修。
完成这部著作后，笛卡尔来到了阿姆斯特丹。人们想象着他会立刻去找出版商，商谈出版事宜。但实际上，这部书一直到他过世后半个世纪才得以出版。当时，他只想隐居在大城市里，躲避一切干扰。
在现存的一封信中，笛卡尔曾经描述过他的新居，以后有时间我会给你看这封信的。一个世纪后，或许会有法国人向荷兰人抱怨： “你们的城市使我想起了古埃及——大理石宫殿都像是为奶牛建造的。”笛卡尔则比这些法国人说话好听得多。在笛卡尔的信中你看不到法国人特有的机智(常常难以辨认)。他感激那些友好的人们(外国人中少见的另外一种美德)，因为他认识到，是荷兰人的辛勤劳作给他提供了一个和平安静的写作环境。当他钓鱼或思考问题时，得以受到荷兰陆军和海军的安全保护。另外，这种积极和消极生活的完美结合，也十分适合于他。
在阿姆斯特丹生活了5年之后，笛卡尔突然离开这里前往代芬特尔——伊拉斯谟上学的小镇。在那儿，笛卡尔把“实用生理学”和他的数学研究结合起来。因为在代芬特尔，他当上了父亲，但非常不幸，孩子在5岁时就夭折了。但即使在这不幸的时刻，笛卡尔仍在不停地忙碌和研究他感兴趣的事情。1633年是科学界所有人士不应该忘记的一年，在这一年，伽利略和宗教法庭发生了冲突。
早在16年前，宗教法庭就认为必须警告知识界人士，对那个不安分的波兰人尼古拉斯·哥白尼的著作不要太感兴趣。大约70年前，这位波兰人认为宇宙的中心是太阳，而不是地球，并为此写了一篇专题论文。这和《圣经》中《创世记》的内容迥然对立。从那以后(哥白尼生前对他的理论讳莫如深，当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时，才正式发表)，世人逐渐接受了这一观点，就像哥伦布时代所有理智的人不再相信地球是平的一样。尽管如此，坚持真理是一回事，敢于申明立场又是另一回事。现在，伽利略因为一个新奇的、甚至是危险的科学观点而处境堪虞。那么，他的数学和天文学的同行们会勇敢地站出来，和他一起同教会公然分庭抗礼吗?
当时，站出来支持伽利略的人屈指可数，但是很遗憾，笛卡尔不在其中。尽管他当时的境况很理想，并扮演着新思想倡导者的角色(因为他在经济上是独立的，而且，只要他呆在荷兰，就无人敢碰他)，因为地方权贵们对自己的权力界限十分清楚。根据资料记载，没有任何请求避难的人被提交给教皇、国王或宗教法庭，因为国外人员不能卷入本地的政治活动。只要他们对这一简单的规定了然于胸，就会很安全。事实上，他们也确实知道这个情况。
当时，笛卡尔对正处于宗教法庭“保护性拘留”(用现在的说法)的伽利略是拥护还是反对并未做出明确表态。从此以后，他在表达思想时，比以前更加谨慎，以保证他的作品不会被人认为和《创世记》第一章的内容相抵触。
他的做法好像和他作为如此伟大的人物不太相称，但他这样做也许有自己的理由。在生活中，他有着自己的目标，这个目标比他本人更伟大，甚至比其他任何事物都要伟大。他要把自己的全部知识写进一本名为《世界》的书中。按他原来的设想，他准备以哥白尼的理论为基础来确认事实和研究天文学理论。但笛卡尔一直未能如愿，所以我们对他最终是敢于同教会对抗，还是做出妥协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想写这样一本书，以记录自己对当时激烈争论的一些问题的看法。对于这个话题，我们仅论及此。
现在，他又无奈地遇到了老麻烦。总有许多人来找他，令他无法安静地工作。无奈的他只好再次背起行囊，移居到乌得勒支，他有个学生在乌得勒支大学任教。
一到那里，他就发现在搜寻邪说方面新教徒决不比天主教徒逊色多少，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在人身自由方面受到了直接攻击。相反，不管加尔文宗的牧师们怎样刻薄地对待他，不断地责难他，当地政府的官员们总是保护着他的人身权利。尽管如此，笛卡尔仍不堪骚扰，便又悄悄地移居至莱顿(17世纪的哈佛)，众所周知，那里的气氛十分宽松自由，肯定会无人打扰他。
1636年到1641年，在莱顿的这段时间里，笛卡尔发表了《方法论》的第一部分，为以后在形而上学领域里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你曾拜访过雷恩斯布尔格或恩德盖斯特吗?我去过这两个小村庄。它们位于莱顿附近，在荷兰历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但它们看起来和荷兰南部的其他村庄没什么不同，名气也不大。在中世纪，它们是荷兰北半部最富裕的修道院，但在宗教改革运动中，这两个村庄和属于教会的土地全部被荷兰当局管。当局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管理这片新获得的土地，就像华盛顿市由受国会指定的一个委员会管理一样，因此这两个村庄受海牙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对地方的政客来讲，这种安排难以忍受，但对于正在寻找一方静土的笛卡尔来说，真是天赐良机。在这儿，他可以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和写作，而不必向地方长官们做出什么解释，况且他们这些人也根本不知道这位学者在谈论什么，即使这些人读《申命论》，看到第三章就读不下去了。
雷恩斯布尔格和恩德盖斯特以前是小村庄，至今也没有多大的变化，但它们因为和笛卡尔、斯宾诺莎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所以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亲爱的费里茨，我们的祖先对民主、平等和博爱并不十分相信，但自由一旦融人现实，他们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斯宾诺莎和笛卡尔有权力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谈论、去思考、去写作，如果牧师们也能如此的话，将令贵族阶层大为欢欣，并使教士们省心许多。从笛卡尔的信件中可以得知，在荷兰这个地方度过的几年时光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岁月。天空中云朵变幻，草地上宁静清爽，他可以沉思静想，也可去河边垂钓，思考生存的奥秘。当他想拜访朋友时，就可以乘船去阿姆斯特丹、莱顿、哈勒姆或者海牙，同朋友们欢度几个小时之后，当晚即可返回家中，当笛卡尔遭到附近城市的牧师攻讦时，他就暂时去雷恩斯布尔格，那里是他的避难所，而且海牙的达官贵族们会保护他的。那时候,“敌人”不仅确实存在，而且嚣张，他们甚至开始公开反对这个危险的罗马天主教徒。他们害怕笛卡尔成为继塞尔维特之后又一危险人物，尽管笛卡尔声明他是教区的一个忠实仆人，但是，他很可能会(如果有关他作品的传闻是正确的话)对已建立起来的教会秩序造成混乱，甚至比一打异教徒带来的损失更大。笛卡尔的伙伴塞尔维特以科学的名义反对宗教，尽管真理最终胜利了，但这位知识渊博的先生还是被活活地烧死了，而下命令的不是别人正是约翰·加尔文。
当我还十分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好奇，那些思考问题的人从不公开发表讲话，也从不用书籍的形式展示思想，并且几乎过着隐居的生活。邪说的搜寻者们究竟是如何以上帝的名义击溃这些精神创建者的呢？后来，我有机会找到了答案。请让我讲一段自己的经历吧。
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在乱抓赤色分子的时期，我也遇到了很大麻烦。因涉嫌“激进”(这是后来给我的解释)，我受到了调查——房间被搜查——邮件被拆看——箱子被联邦调查局打开——无穷的烦扰缠绕着我。我不过是个从不涉足政界的小人物，并对经济(无论实践还是理论)毫无兴趣，所以我始终很奇怪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终于有一天我找到了答案，才解开这个难解的谜团。
20年前在哈佛，年轻的我梦想成为语言学家，便开始学习俄语和其他语言(如阿拉伯语和日语)。学习俄语带给我巨大的麻烦。因为在1918年，“俄语”无异于布尔什维主义。政府的秘密特工人员在我的书架上发现我还保存着一本俄语词典，这不是十分可疑的迹象吗?这个人不是公开炫耀他认识很多外国人吗?他一定是在利用字典来学习危险的革命主义思想，而这种思潮正在欧洲五六个国家逐渐形成和发展。
你可能会说：“荒唐!”这确实荒唐。但是，有个白痴更加荒唐，那个特工写信给最高法院，说我在向一位女士行礼时喀嚓一声立正。他的问题是，为什么向女士行礼时要喀嚓一声立正?我的答案就是，这完全是下意识的行为，是在德国和奥地利生活了5年的习惯。
“瞧啊!你们看!他不是承认在德国和奥地利住了5年吗?你为什么在德国和奥地利呆了5年之久?”
“因为我想到美国的一所大学任教，而在35年前，如果你没有德国的博士学位，那就不可能找到工作。”
“他说的也许是真的，但听起来还另有蹊跷。他有一本俄语词典，并在德国大学里生活了5年，我们还是对他严密监视为好。”
就这样，由于我的喀嚓一声立正和成为伟大语言学家的幼稚抱负，导致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像危险的罪犯一样受到跟踪，尽管没什么人像我这样始终讨厌罪恶的条顿人。我认为，我和审查者的惟一区别在于——我不厌其烦地学习别人的语言，研究他们古怪的心理活动，因而我能更加机智地同德国人作斗争。而那些自诩为共和国拯救者的人，却只能从流行杂志上的间谍故事中学到些可怜的知识。
关于这一点，自笛卡尔时代以来，恐怕并无多大改变。这位法国人依然故我，有礼有节却又执拗地不同任何邻居往来。他固执己见，拒绝任何来访。但是，各种各样名人的来信却像雪片般飞来——不，他不可能永远洁身自好。要想对付他，只能用阴险的、周密的计划才行，公开攻击他是无效的，因为很明显，他受到了十分有权势的名门望族的保护。曾经有一次，他在海牙奥伦治亲王的法庭上受审，但据说片刻之后，他竟然在指导波希米亚国王腓特烈五世的孩子了。(腓特烈五世丢掉了在德国和波希米亚的财产后，来到了荷兰，并在那里找到了避难所。)
所以，笛卡尔的地位可以说十分稳固，用含沙射影的方法攻击他无济于事，而必须作详细的准备，而且，应该由具有——定声望的地方权威发起进攻。1639年，一位名叫富提乌斯(本名吉斯伯特·富特)的人开始行动了，他是乌得勒支大学的校长，他用迂回的方法发起进攻，一位教授的去世给了他机会。在悼词中，他提到死者生前有勒内·笛卡尔先生这样伟大的朋友，并为此感到自豪。当然，人固已逝，非议可休矣，但他的同事还健在，并可能与笛卡尔这位外来的天主教徒有联系。正是这位天主教徒，自称已把所学到的东西都写进了《方法论》中，但这本书并未指明真理之路，相反，却不断质疑，因此他觉得，必须提出通向智慧的全新途径——这条途径倡导学生不要盲从别人书中的信条，而只相信自己领悟的一切。简而言之，笛卡尔先生极力主张的观点就是“眼见为实”。他坚持一切知识必须源于自己的调查和亲手实验，这种看法产生了怀疑论。
但是，这一观点有悖于人们当时普遍接受的生活哲学。那时的人们依旧信守着古老的戒律，幼儿园里有两句对话是很好的例子：
“爸爸，为什么2X2＝4?”
“因为爸爸就是这样说的。”
所有长着耳朵能听人说话的人，都十分清楚这位学识渊博的教授讲这句话的含义。因此笛卡尔先生成为基督教的敌人，并受到公开指责。
我很乐意告诉诸位，那些搜寻邪说的人想铲除对手的计划又一次失败了。当时，他们要求笛卡尔参加一个宗教会议，以审问他的学说。笛卡尔拒绝了，他因此受到无端指责。在此紧要关头，海牙当局向乌得勒支校方施加了压力，他们声称笛卡尔先生是他们最伟大的朋友，禁止对他有任何无礼行为。
此后，这位法国人就能够自由自在地思考和写作，并且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他自定的计划中。他试图说明，天地之间、生死之间的所有难题是否都能归纳为一些基于理性的简要法则，这些法则又是通过亲身实践发现的，而不是建立于古代预言家和五六本古书的权威之上。
在荷兰的20年间，笛卡尔曾经三次短期回过他的祖国。第一次回去主要是为了一小笔财产，因为再优秀的哲学家也需要基本的生活保障。最后一次去巴黎时，笛卡尔希望能到一所地方大学任职。当他到达巴黎时，法国贵族们被红衣主教黎塞留和他的继承者马扎然的“中央集权化”的过激措施所激怒，法国即将陷人一场内战。
作为一个真诚爱好和平的人(尽管曾当过土兵)，笛卡尔没有等战争爆发就急忙赶回荷兰。经历这次危险之旅后，他越发不安。尽管对他的怀疑论学说的围攻都以失败告终，但在荷兰邻里之间的生活已使他颇感沉重。虽然无人搅扰他，但无论在思想还是肉体上，都使他意识到这段非同寻常的生活将告终结。1649年，瑞典王后提供给他一个非常诱人的机会，她邀请杰出的笛卡尔先生去教女王陛下数学。笛卡尔决定接受这个邀请。
这并非首次有人邀请他离开荷兰前往斯德哥尔摩，但此前的种种邀请都被他拒绝了。众所周知，伟大的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的女儿聪明果敢，气概豪迈，但传说她有些怪癖(确实是这样)，尽管如此，她仍不失为一位至诚至善的王后。17世纪中期，对—位在宗教领域里持有极端观点的哲学家而言，无论如何也不会拒绝来自皇权的庇护。
1649年9月，勒内·笛卡尔这位著名的哲学家最后望了一眼荷兰海岸，便乘上女王陛下专门派去接他的船，经过坎坷航程，安全抵达了瑞典。之后，他很快就感觉到一切并非如他所愿。克里斯蒂娜女王并不想把著名的笛卡尔当作一个严谨的学者保护起来，而是把他当作一个聪明的怪物到处展览，这令笛卡尔十分反感。 ．
除此之外，女王陛下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起居习惯。笛卡尔像几世纪后的柏辽兹一样，喜欢把床作为办公室，他喜欢把书房、餐厅和起居室结合起来，并把大量时间花在枕头上。而女王陛下则迥然不同，她继承了父亲早起的习惯，并不可思议地要求她的私人哲学家在凌晨5点起床，在7点钟她简单的早餐前上数学课。
另外，这位伟大的克里斯蒂娜还有一个更令人无法忍受的怪癖，她酷好新鲜空气和零下低温。想想笛卡尔这位法国人吧，他以前一直抱怨荷兰潮湿的房间，从每年的10月初一直到第二年的3月底，他都要用炉子取暖，现在却被迫在早上5点钟，在斯德哥尔摩或乌普萨拉的某个阴暗的王宫中，在那间没有炉火的房间里，对着一位毫无魅力的瑞典女王讲笛卡尔哲学——而且是在1月份。
用不着我来告诉你这一切是如何结束的。笛卡尔感冒了，接着发烧，然后是肺炎，等待他的只有死亡了。在发病10天之后，即1650年2月11日，勒内·笛卡尔辞离人世，享年仅5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