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里茨和我又有了一些想法，但我们觉得还是应该找伊拉斯谟商议一下，他是惟一能给我们出主意的人，所以，我们便问他能否在周一上午抽出一段时间与我们见一面。费里茨已驾车从阿姆斯特丹来到了这里，他说每逢周一生意就冷冷清清。人们钱挣多了，都在享受长长的周末。因而留在城里也毫无裨益，他的助手能够游刃有余地料理一切。
我们也有所担心，因为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要好于我们的预料，同时我们也有临渊履薄之感，每走错一步，都将令我们前功尽弃。当然，我们会力避这种灾难的发生。由于费里茨更擅长应付社交场面，所以我让他介绍情况，自己则默然侧坐。
“亲爱的博士，我们的麻烦是，”费里茨开始说道，“亨德里克和我对迄今为止所举办的晚餐活动都很满意，我们想力求完美无缺。所以今天请您指教，哪个策略更好?是总邀请那些彼此情投意合、语言相同、思想一致，即便意见相左亦不伤和气的客人呢?还是邀请一些性格迥异、思想对立、真正能碰撞出思想火花的客人?”
“打个比方吧!”伊拉斯谟打断费里茨，“你是想请东征的十字军士兵把面包分给土耳其人，让教皇与异教徒同喝一碗汤吗?”
“对，”费里茨略有犹豫地答道，“就是这个意思吧。”
伊拉斯谟在高背椅子上挪了一下，以便坐得更舒服点，然后娓娓道来。
“对于这个问题，我不能简单直接地用‘是’或‘不是’来回答你们，如同其他的事情一样，得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来说，为使聚会办得融洽、成功，我建议你们尽可能邀请那些思想观点基本一致的人，至少对生活和思想的看法大体上是一致的，否则，双方将各执一词，无法沟通，会在一些问题上产生矛盾，甚至不惜用任何手段互相攻讦。”
“但是，我并不想为你们立下严规苛律，一切将取决于你们所邀请的客人的修养，如果他们和我一样，恰巧也是在旧式学校里成长起来的‘绅士’，他们就一定会像受过严格训练的剑客一样恪守比赛规则。但是，如果他们总是自以为是，而挑剔别人，不尊重别人的话，我坚决地劝你们不要把他们召集到一块，因为贤明的上帝已经把他们分开了。如果你们不听劝诫，那我们所有人就只能在亲身体验中学习总结了。这样吧，也可以两种方式都试试，既邀请一些志趣相投、观点一致的人，也邀请另外一类人，看看效果如何？”
“我们也这么想，”费里茨答道，“但我们还是想先听听您的看法。”
“嗯，我已经说了我的想法，但我可否提醒你们一点？”
“当然可以，先生，”费里茨说，他改称伊拉斯谟为“先生”，而不再用太正式的“博士”，“您想提醒我们什么呢？”
“这些特别聚会的创意是由你们发起的，并将继续由你们掌握进程。我记得对邀请什么样的客人并无任何规定，你们完全可以自由地决定，也应该始终坚持这一原则。我呢，自然也乐意出席捧捧场。你们也许不知道，我多么渴望有一次小型而有益的聚会。但是，我要提醒的就是，我们的饭菜日趋单调(也许我不该这样抱怨)。你们的厨师，既是位值得尊敬的女士，也是位美食艺术家，她做的鸡令人垂涎三尺(对于这点我有过一点印象)。但我参加聚会仅仅是因为你们所邀请的客人们十分优秀。我现在还是无法告诉你们应该去邀请谁。”
稍坐片刻后，我们便告辞回到费里茨的住所，一边喝着中午11点钟的咖啡(古老而宜人的荷兰人的习惯)，一边开始了我们艰苦的任务——安排下周六的聚会。
“这一次，”费里茨建议说，“我们按照伊拉斯谟的暗示，邀请两位极端对立的人吧。”
他的话启发了我，“亲爱的费里茨，”我说道，“你是否记得——你应该记得，大概是这样——历史上曾有一场可怕的、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宗教之争，争斗的焦点大概是与Homoiousia和Homoousia这两个词有关。”
“这两个词怎么拼写？”费里茨问。
我希望自己能正确地拼写出来，但心里没把握。
“我不明白，”费里茨说，“它们的发音极为相似，你把它们写下来，好吗?”
我很困难地写下了这两个词，尽管30年前我就开始在我的书中讨论它们了，但我还是没把握。费里茨仔细研究着我递给他的纸条上的那两个词。
“两个词一样呀!”他告诉我，“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同。”
“你没发现第一个单词中多了一个字母‘i’吗?”
“现在我看到了，但这点区别又算什么呢?”
“正是这个差别，造成了几百年的争吵、对骂及辩论，使人们互相仇视屠杀、互相剥夺工作、驱逐流放，最终被诉诸教皇和皇帝以求判别是非。”
“那到底是谁正确呢?”
“我想教皇和皇帝也无法判定谁是谁非，于是，互相争吵、仇视及残杀继续发生着。”
“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字母‘i’吗？”
“是的。”
“听起来很愚蠢。”
“确实是蠢极了。”
“他们为什么老是这样?”
“为什么人们总是做愚蠢的事情?”
“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这两个蠢词的意思。”
“小心点!”我警告他，“如果任何一方的人听到你的这番话，准会拿斧头劈你。”
“这过于荒谬了。”
“我可从来没有如此严肃认真过。”
“这两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再次告诉他我忘了。每当我不得不在书中提及尼西亚会议时，我就得在字典中查找这两个词，当我仔细地把他们拼出来后，很快就又忘记了。
“你的旧百科全书还在卧室吗?”我问道。他说在，于是我到楼上拿来那本N—M卷。“这就是了。”我告诉他。但我拿错了，我应该拿A—B卷，因为这场著名的争论与阿里乌斯有关。阿里乌斯是4世纪早期的一位非洲神学家，后来在亚历山大成为一名牧师，并且创立了一种以各种方式伪装的奇怪、晦涩的异端邪说，一直流传至今。
它宣扬哪些教义原则呢?
我一直想搞清楚，可始终未能如愿。于是，我决定让费里茨听听有关这一著名争论的全部内容。
“最后，”书中写道，“有关阿里乌斯异教学说的争论引起轩然大波，并且传到君士坦丁皇帝的耳中。作为整个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认识到，只有统一无派系的天主教，才能挽狂澜于既倒，并避免庞大的帝国走向崩溃，同时，他也意识到这种争论威胁着其对帝国的统治。尽管他并不理解纷争何起，但这并不妨碍他召集一次宗教大会。公元325年，会议在尼西亚召开。大会认真讨论了Homoiousia和Homoousia两词的含义，决定否决阿里乌斯代表的一方(Homoiousia)，阿里乌斯因而受到会议的强烈谴责，并被放逐到伊利亚。”
费里茨打断我说：“好了好了，不要管阿里乌斯了，我想知道这两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这儿有《韦伯斯特字典》吗?”我问道。
“没有。”
“那到我家去，另外也该吃午饭了，我会告诉你《韦伯斯特字典》对这两个词的解释。”
我们回到家，以下就是老诺亚所作的解释：
“Homoousian：裁决，根据尼西亚大会的决议，是指耶稣基督与上帝同体，意即耶稣与上帝本质上是一样的。”
至于Homoiousian，则解释为“4世纪著名争论中逐渐衰微的大宗教团体之一，认为耶稣本质上虽与上帝一致，但更倾向于耶稣在‘本质上像上帝’或‘在所有的方面’像上帝。”
我合上厚厚的大字典，问：“你现在听懂了吗?”
“没有，”费里茨答道，“听了半天，还是没分清它们的基本含义。
“那位冷酷无情的老君士坦丁也不明白，但他仍将争论作了一个了结，算是做了件好事。”
“我知道他会，他能将所碰到的一切都变成好事，但我对这件事情仍心存困惑，我们为什么要浪费整夜的时间，去讨论已经过去600多年的两个词呢?”
我答道：“还是让老教授H．W．V．L.博士给你上堂课吧。以前你听说过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吗？”
“听说过。”
“那你知道他们的含义吗?
“不很确切，粗略地了解—点。但了解得越多，越觉得它们像凯撒。”
“所有的人都有同感吗?”
“确切地说，是的。去年我在意大利时，几乎每月都去趟德国。我同遇到的每个人都进行交谈，因为我一贯如此。经常有人告诉我要小心从事。也许我应该这样，但至今也未发生什么事情。在自我保护方面，我愿意听从一切意见，就像我愿意发表一切意见一样。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听到很多东西。”
“既然你听到了许多，那么你明白法西斯分子、布尔什维克分子和纳粹分子到底是什么吗?”
“不知道，就像刚才告诉你的，每次旅行归来，我都比以前更迷惑了。”
“同样，总有一天，现代的Homoiousia和Homoousia之争将会把我们拖入一场无可避免的战争中去。”
“很有可能。”
“那么，你会明白我意有所指吧!这些鲜为人知的漂亮词汇，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多少伤害，造成了多少痛苦，远甚于3000年来所有优秀哲学家们清晰而深奥的思想所带来的伤害。听起来我像是在传教布道，但历史已证明了一切。如果邀请尼西亚时代的两位圣贤来做客，他们的观点又迥然对峙的话，那将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夜晚。他们已经沉默了1600年，因此他们对这个问题应该宽容以待，但我恐怕他们不会太宽容，因为4世纪的基督教并不是这样。但1600年的时间应该使他们产生一些变化——我们称之为理解力。”
“好极了!那就邀请他们吧，我一定到场。但是，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我们该准备什么食物呢?4世纪时他们在小亚细亚都吃些什么？”
“我已经考虑过了，他们都是简朴的乡村人。我们还可以邀请几位主教，但这没什么，他们也一样来自小亚细亚、亚美尼亚的一些偏僻山村或埃及沙漠，我清楚这些情况。这是菜单。”
费里茨接过纸条，上面是我草草写下的一份用餐简介。
费里茨念着，声音开始发颤：“一盆大麦茶水，加蒜而不放盐的烤羊肉，没有蔬菜，但准备很多橄榄以及玉米面包。还可以试试托马斯·杰斐逊的烤蛋奶粟米软糕食谱，这是瑞查·本萨尔给你的，再来点掺松香的希腊淡葡萄酒。”
“太可怕了，”费里茨说着，把纸条递给我，“你是否介意我在正式用餐之前，先吃点别的东西？”
“当然不介意，我也有这个打算。”
“可伊拉斯谟怎么办？他对食物十分挑剔，我们最好也提醒他一下，好吗？”
“当然，这已安排妥当了。露西娅答应做一些烤荷兰牛排，并准备一些新鲜的芦笋。她说要邀请你和吉米6点整到她家吃晚餐。”
“如果伊拉斯谟知道有两位女士在场，他还会来吗？”
“为什么不来?他总是跟我谈起在托马斯·莫尔家曾遇到的那些年青可爱的女孩子。”
“那是400年前的事了，自那之后，变化可谓天翻地覆呀！”
“无论如何，我们也得试试。”
“我们当然要试试。”
这时，卡特耶走过来，告诉我们午饭已经做好了。我们来到屋后的餐厅，吉米一直忙于准备鲜虾的配汁。露西娅也到了，她告诉我那只猫已在早上生了第14窝崽，她还特意为我们留了一只，它几乎全身白色，只有鼻子是棕色的，脑袋顶上还有一小撮棕色的毛。“你瞧，”她解释说，“和最小的那只长得一模一样。”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呢?”吉米问道。
“大约6个星期后吧。”
“太好了，”吉米答道，“我的达克斯猎狗寂寞难耐，正需要有个小动物陪它玩。”
随后，我们吃了午餐。
周一我不得不去米德尔堡，想尽量搞到一瓶拿得出手的希腊酒。直到周二，我才真正坐下来工作，寻找当年参加尼西亚大会的两位真正代表。正当我漫无目的地翻阅黑费勒的《基督教会议史》时，一位邮递员小姐为我送来一封特快邮件，是费里茨从阿姆斯特丹寄来的，上面写到：
亲爱的亨德里克：
上次与伟大的莎士比亚、莫里哀及塞万提斯共时晚餐(真是好极了，能最终与他们面对面地交谈，而不仅仅是从教科书上看到他们)，我十分高兴，以至于我都忘了向您请教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自第一次与伊拉斯谟会面以来就一直萦绕着我。我把它写下来，希望您能够读一读。
我正担心您做着超出您份内的事，我非常喜爱您在聚会上给我的普鲁塔克式的文章，但文章还不能满足我的需要，因为，关于这些伟大人物的一些基本资料，我自己就能很容易地搞到。我花10盾买了一套用荷兰文出版的袖珍百科全书，可以说钱花得很值，它至少给我提供了一些数字和事实，但它并不能真正帮助我了解问题的关键。或许您的信笺能够帮助我找到答案，因此我由衷地请您帮忙。
我非常喜欢您的文笔，读您的信就像面对面的谈话，此时我就好像置身于一幅想象的而又十分逼真的图画中。
在北上罗森塔尔至哈尔莱姆的途中，我恰巧遇到一位在乌得勒支认识的先生，他刚刚被阿姆斯特丹的一所大学聘为教授。当然我没有向他透露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但我给他看了您给莎士比亚和莫里哀的信。我想他肯定会感兴趣的，因为他已经写了一部二卷本的很有价值的专著，论述了17世纪法国文学对法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他看过之后，略带讥讽地说道：“很有意思，的确很有意思，但这只是一篇通俗文章，而非历史。”我表示同意，但我反问他：“人们不正是宁愿读这类通俗文章，而不去读历史吗?”
“的确如此，”他十分谦逊地表示了认同，“但我们史学家并不是为普通百姓而写作，只要能得到同行的认可就足够了。”
看来，根本不可能让他站在我的角度上分析此事，于是我抛开了这个话题。但我还是想请您继续给我一些类似这样的“通俗文章”，以便使我能从各个角度来了解历史的真实面目，而少走些弯路，也使我不像以往那样，仅在表面上去赞许一些历史学家的著作。
也许我错了。很多人告诉我说，您所写的是“主观的历史”，而不像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您应该力争完全的“客观”。我回答他们说，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你是在做数学题或化学试验，可以做到客观，当我们接触历史这一非物质的对象时，就很难做到完全客观了。即使是数学问题，有时也会出现难以确定的情况。当你涉及人类本身时，更需要小心谨慎，因为人对相同的刺激未必做出相同的反应，人们往往拒绝遵守一套固定的法则。
我当然知道2+2总是等于4的这个古老争论，不管是两只大象加两只大象，还是两只老鼠加两只老鼠，结果总是这样。但是，两位伟大的将军、两位政治家或者两位普通的市民，他们相加的结果远非另外二位相加的结果所能相比。这就是历史令人着迷的地方。一位亚历山大或者一位拿破仑式的人物，都可以独自地征服世界，这是他们惟一的共同点。但即使在这个共同点上，他们也会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出发，并且我相信，如果他们相遇的话，一定会彼此恨之入骨的。
我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为此我请教了不少朋友。一位医生朋友告诉我，这完全是由于内分泌系统即脑垂体控制着人类世界，或者是甲状腺等类似的东西在起作用。一些研究心理学的朋友来到我家，看着我美丽的妻子，喝着我的威士忌酒，浪费着我晚上的时间，总讲些貌似正经的事。他们跟我大谈感情以及受压抑的欲望等等，结果让我心力交瘁，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最后，当他们离开时，我依然不知所云，一头雾水。
我曾偶遇一位守旧的神学家。一位朋友为满足我对历史的好奇心，把他带到我家中。这种人才当今也是很难找到的。我能肯定他知道我们对他的看法，因此他多少有些拘谨。但当他稍有放松后(他与那些研究心理学的朋友一样，也喜欢我的威士忌)，他的言行非常明确地证明：他与400年前或1000年前的老牧师一样固执己见。他很严肃地告诉我，期望以科学和理性来解决世界上繁杂问题的想法是错误的，而且也不存在一个万全之策。我们惟一的选择只能是接受他关于上帝和耶稣的说教，以及一些我完全不理解的观点。
我尽量耐心地听他述说，但我坚信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20多年来通过读书学习所形成的生活哲学。我不怀疑两万年之后，也许我们能收集到足够的事实，从而归纳出历史规律。但即使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还是不得不去“猜测”历史规律。为了更为准确地猜测(或者尽可能准确)，我想，应尽可能直接接触一些历史人物，尽可能近地接触他们，就像最近几周我们邀请那些伟人来家里做客。
请您谈谈您的观点，而不仅仅是只摆一些事实。您只要花一点时间，我就可以获得很多知识。
请告诉吉米，我转遍了整个阿姆斯特丹，想为她的小宠物买点假荆芥，但一无所获。通常荷兰人狂欢时会去喝杜松子酒，当然这在美国是被禁忌的，他们必须以另外的方式狂欢作乐，但对于一位从未去过美国的外国人来说毫不相干，不是吗?
如果在维勒镇能再呆上一年，我准会把你们的美国语言讲得跟当地人一样好。
代问吉米和露西娅好，并转告海因，我发现一种比铁丝还坚韧两倍的绳子。我下次乘车回来的时候，会带20米让他试试。
你永远的
费里茨

我马上写了回信：
亲爱的费里茨：
十分感谢你的来信。我已向海因转达了你的问候。他常在楼上整理那些史料，已感到十分厌倦了，但他也从这个枯燥的工作中得到了一些实际经验。
就内容而言，我非常荣幸你我之见如此相同。我也十分清楚，专业历史学家们对我所从事的工作不是很尊重。长期以来，我们试图把过去的一些故事带给我们的民众，让他们阅读，并让他们从中汲取一些教训，以避免重蹈前人覆辙，尤其是那些曾给当时的人们带来沉重灾难的错误。
能否做到这一点，很抱歉我无法告诉你，因为大多数人相信，知识的获得来源于自己的亲身实践，对于这一看法，我不敢苟同。在数学王国里，这种看法非常盛行，占据着主导，但在历史领域，历史还没有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而且永远也不可能达到。不过，我应把这类道德说教留给善良的上帝。而我自己则应去工作，朝着那个理想目标不停地工作。这个目标就是：制定治国方针应以历史为依据，一个政治家必须研究过去的历史教训，其熟悉程度必须像一位医生在开业之前，熟悉本职业的各个学科——解剖学、生理学和药理学一样。
如今，没有人关注此事，也没有人留意我们的成果。我们刚走出一场可怕战争的阴影，马上又处于另一场战争的边缘。近20年来，我不停地奔走呼吁：“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学点历史吧。否则，我们必将陷入深渊。”但是，当今政治家的文化修养越来越低，最终的结果，必将导致一场空前的灾难，使我们的文明万劫不复。
有一天，我看到一本德国教授写的书，作者名字叫勒森，与18世纪德国伟大的自由主义者莱辛的名字很相似。我听说他被纳粹追杀，正藏在捷克斯洛伐克(注：勒森教授在旅馆的房间里工作时被枪杀，几个年轻的纳粹分子应对此负责)。我在一位朋友的书架上发现了这本书，当时没全部看完，但我随手翻到了这样一句话：“历史的作用就是赋予没有意义的事件以含义。”
在这句简单的话中，你就能了解到我们所讨论问题的核心。我们必须用历史来赋予事件以含义，否则，这些事件本身便没有任何意义。
自从达尔文创造“进化”这个词以来，大多数美国人便想当然地认为，进化是一个自动地、持续不断地和无法阻止地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它把我们从单细胞进化为复杂的哺乳动物，从洞穴人进化为掌握未来的超人。诚实的人们看来忽略了达尔文进化论中的另层含义。达尔文说，进化仅仅是一种“运动”，既可能是一种向前发展的运动，也可能是退化的运动。每一物种在向前发展的同时，也有上百种的其他物种在退化萎缩，直至灭绝。
伊丽莎白女王的一位精明商人，托马斯·格雷欣爵士的一句格言：“劣币总是驱逐良币。”我建议把这句格言引申一下：不完善的政纲将排挤完善的政纲，就像劣质音乐排挤优美音乐，以及陋习排挤良好习惯一样，除非完善的政纲、优美的音乐、良好习惯以及所有好的东西永远为人所重，它们才能抑制住相应的坏的东西。
但是，看来仅用托马斯·格雷欣爵士的几句话，就想要说服大洋彼岸的同胞改变他们对于进化的乐观态度，将是十分困难的。他们为生计而奔忙，声称没有时间琢磨这些问题。就像有一些商人，永远不去医生那儿检查身体，最后得病暴死。如果他们及时检查的话，一定是能恢复健康的。
不管怎样，我都将继续我过去30年来一直所从事的工作，也许100年后，会有人怀疑我这样做的用意何在。
让我们来看看下星期六所邀请的两位客人吧，他们分别为两种颇为深奥的思想的代表。据我所知，至今还没有人能够真正把它们搞明白。如果你研究一下尼西亚宗教会议(公元325年5月20日至7月25日)的会议记录，你就会发现，大多数会议代表是在玩弄文字游戏，而不是针对具体的事实。他们自己也意识到将不会达成一致结论，于是，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折衷方案，却为极左和极右的宗教狂热分子所不满。狂热分子们陶醉于要么是黑的、要么是白的雄辩之中，排斥一切中间色。但事实上，中间色才是宇宙中最基本的颜色，而绝少有纯白或纯黑的东西。然而很不幸，那些偏激而狂热的宗教信徒占了上风，因为和中间派人士相比，这些狂热信徒无疑更为重视会议所讨论的问题。
在尼西亚，Homoousia一派的势头强于Homoiousia一派(请稍等，我得查字典，我永远也记不住)，因此，字母“i”被删除了。所有支持和信奉后一派的人遭到了不幸。他们被斥责为异教徒并被逐出教门。后来，有些人死去，有些人被流放到非洲和亚洲的沙漠。但是，Homoiousia教派和后来的信奉者们仍存在了几个世纪，绝望而勇敢地坚持着战斗，只是为了赢得人们的理解和希望引起人们的注意。
如果这是惟一一次徒劳无益的争吵，我们可以不把它放在心上。我们可以对自己说，当时教会的主导者实在缺乏知识。当然，其中的少数人学过一点知识，但大多数人来自小亚细亚腹地和非洲沙漠地区，是些缺乏教养和知识的农民，其推理能力和那些玷污了我们伟大美国早期教会史的宗教狂热分子处于同一水平。诚然，我们也认为，要辨明科顿和英格里斯·马瑟与尼西亚会议纷争的各派领导人的区别确属不易。
但糟糕的是，当到了14世纪和15世纪，文明社会中的佼佼者在教会中竟为几个词而引发了类似于4世纪时的大争论。而如今，我们也同样处在一场类似的愚蠢的争斗之中。
因此我考虑应该邀请在Homoiousian和Homoousian两派的荒诞争论中最为坦陈肺腑的两个人。上周日我对你们说过，事情已经过去1600年了，他们的举手投足应该会像文明人那样礼貌谦和。给他们一个机会，看看我们能否学到些东西。毕竟，不管我们持什么观点，这次著名大会决定了西方后来一千年文明的进程。我翻阅了当时与会人员的名单，随意挑选了尼西亚城所在省比斯尼亚的大主教和非洲昔兰尼加的大主教。我还想找一位欧洲人，鉴于当时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仅有少数人代表西方——其中有西班牙科尔多瓦主教，名叫霍西乌斯或别的类似的名字。比斯尼亚大主教代表Homoousia派，昔兰尼加大主教代表Homoiousia派。我想，这将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夜晚，会使我们获益良多。
至于晚饭，我再次强调，从简为上。4世纪时的教会不会像一千多年后教皇时代那样奢华，当然，我们也应尽量搞得风光和隆重些。我们可以借用一下露西娅精美的瓷器，我也会带来我所有的银餐具。这个小镇的官员总是死要面子，生怕自己会受到轻视。所以我们不妨稍讲究一下排场，并让他们觉得，他们的屈尊赴约，会让我们受宠若惊的。
吉米问你好。如果你乘火车来，我们将在下星期六3点零7分在米德尔堡车站接你，还有你的假荆芥之类。
你永远的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很遗憾，现在我要讲述一个最荒诞、最可笑和最不愉快的事件，它就发生在我身边。星期六，费里茨如约而至。露西娅已经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餐。6时30分，我们一切准备就绪，静候客人光临。
6时45分，伊拉斯谟也到了。他姿态优雅地在炉边取暖。我们本想请他和我们一起先吃点露西娅做的点心，但还是抑制住了这个想法，伊拉斯谟总是对晚宴前的准备工作不闻不问。时钟指向7点，响起了如同以往的敲门声。但在门口只有一个人，而并非我们所期望的两位客人同时莅临。他自我介绍是比斯尼亚大主教。他的拉丁文水平很有限，但伊拉斯谟懂希腊语，足以应付今晚的谈话。不过我们的客人马上告诉伊拉斯谟，说他的口音实在让人难以恭维，并推测伊拉斯谟的希腊语可能是向尼西亚宗教大会后逃到欧洲改行当希腊语老师的宗教信徒们学的。
我注意到这位主教总是在说“Hellenic”(希腊)，而不说“Greek”(希腊，既表示古希腊，也表示现代希腊)。于是我请教伊拉斯谟，为什么大主教对这个新词情有独钟。当我的问题刚被翻译过去，大主教就不屑一顾地看了我一眼。“他讨厌与古希腊有任何瓜葛，”伊拉斯谟翻译道，并得意地眨了眨眼睛，“他说古希腊人是些异教徒，不道德且愚昧，没有什么东西能让这个世界回忆起他们的存在。”
“绝妙的开端。”费里茨悄声对我说。
“的确如此。”我表示赞同。这时，门口又传来敲门声。我起身开门，却迎来了我从未见过的最没涵养的人。他用蹩脚的拉丁语说，他本不想来，但出于责任心还是来了。既然事先正式答应了，他就必须履约，并希望速战速决，不要耽误他太多时间。
我请伊拉斯谟转告这位主教大人，见到他我们感到很荣幸，并向他介绍了费里茨。然后，我们毕恭毕敬地问他，恐怕他会记得那位尼西亚大会期间的老同事吧。
“当然记得。”他一边说着，一边抓起一把橄榄往嘴里塞，还问道，“为什么叫我来这儿，我来这里的意义何在?”
伊拉斯谟热情地告诉他这次聚会将会带来多么大的快乐和荣耀，我们也希望当晚能从他那儿学到点什么。
“如果要学点什么，”这位主教大人突然转过身，问道，“为什么要把那位无知之徒找来？”
此时，厨房里传来一阵盘子坠地的声音，他的话恰好被这声音盖住了。“真抱歉，我笨手笨脚的，”乔事后解释说，“我正准备把菜加热时，发现那个秃顶正在用你们的叉子挠痒，他的表情太滑稽可笑了。”
好吧，我们长话短说，后来的夜晚真是不得安宁，晚餐刚开始便告结束了。开始时，为了避免进一步发生冲突，费里茨建议马上入座就餐，但是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伊拉斯谟像往常一样念了句简单的拉丁语餐前祷告，当他刚念到阿门时，那位比斯尼亚大主教当即表示抗议：“这绝对是错误的。”他说着，双手合十，做了足有10分钟的希腊式祷告。当他做完后，昔兰尼加大主教蛮横说道：“现在该我了。”于是他给我们做了足足15分钟的布道，还不包括双手合十及闭眼的时间。我们觉得他实际上并非在布道，而是在祈祷着什么。
这时，我瞥见乔在她的厨房里失望地双手朝天，用明白无误的体语表示：“再好的厨师也无可奈何，当她做好了汤，准备端上来时，竟然让她等了半个小时?”
我也无奈地耸耸肩。后来的局面渐渐失控了，后来，昔兰尼加大主教大喊了一声阿门，并在胸前连画了三个十字，以前我可从未见过这般架式。费里茨把我们的那瓶希腊酒递给了他。
后来所发生的一切，费里茨和我都无法理清头绪。当我们询问伊拉斯谟时，他很礼貌地拒绝了，只是说，“他们是你们的客人，”并且着重强调了“你们的”这个词，“另外，请记住，我与你们邀请的两位主教毫无关系。”一小时后，我们告诉了吉米和露西娅当时的情景。下面就是整个事件的过程。‘
比斯尼亚主教一喝完汤，便发表了一通议论，费里茨和我一点儿也听不明白，伊拉斯谟也拒绝告诉我们他到底讲了些什么。他说道：“他的话会让教会处于难堪的境地。你们不应该向一位最忠诚、最驯服的教民问这一问题。”
但是，我们发现昔兰尼加大主教对比斯尼亚大主教的议论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他抄起伊拉斯谟面前的一瓶法国酒，冲着对手的脑袋猛扔过去。一切变得糟糕透了。比斯尼亚大主教抓起了费里茨的切肉刀(费里茨喜欢自己切肉)，朝满脸胡须的对手掷过去，幸运的是，没有打中对方。但是，刀子打在我们的一幅画上，玻璃被砸碎了。这仅仅是一场最精彩的恶斗的开始，下面是我们目睹双方扭打的记录。
比斯尼亚大主教双手死死扯住了昔兰尼加大主教的胡须，而昔兰尼加大主教则试图勒死对方。在扭打过程中，他们碰翻了桌子，撞倒了蜡烛，最后，蜡烛滚到地板上熄灭了。在炉火映照下，我们看到两位大主教在地上滚作一团。如果不是桌布像襁褓一样裹住了两人的手脚，他们一定要置对方于死地。
幸亏乔改变了局面。当她看到发生的一切，急冲出门，正撞上诚实的老警官佩雷斯。当天晚上，他正进行最后一次巡逻，又恰巧经过我们这儿。本来乔的丈夫海因在厨房里打下手，这时也迅速卷起袖子，甩掉了拖鞋以便能稳稳站住。他抓着一位争斗者的腿，奋力从桌底下往外拽。警官赶到后，我们所有的人一齐动手才制止了这场不体面的争斗。这可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从桌底下被拉出来后，两位主教就像喝醉了的妇女，仍扭作一团。当他们挨了佩雷斯几拳后，才稍稍平静了些，也不再乱抓乱扔了。
接下来我们面临着如何处置他们的问题，当时还不到9点，而我们又必须让他们在维勒镇一直呆到午夜。此时，我和海因情急之下，坐在两位主教身上以制服他们，费里茨则表现出非凡的本领使得别人对他言听计从。他把佩雷斯叫到一旁，商量好对策，决定由他暂时处置他们。佩雷斯整理了一下在扭斗中被弄皱的警服，而后以浓重的职业口吻对两位主教说道：“以女王陛下的名义，你们俩现在是我的犯人，最好乖乖地跟我走，不然没你们什么好处。”
我们两位尊贵的客人或许是意识到了话中的威严，抑或是被刚才的打斗折腾得精疲力竭，没有表示出顽抗的姿态。但是他们相互敌视的情绪却丝毫没有减退。当他们被带往维勒镇监狱时，他们还疯狂地挥舞着手臂，企图再次撕扯对方的头发和胡子，这也是我们所看到的最后一幕。
佩雷斯紧紧地抓着他们两人的肩膀，他曾经对付过比这两位不幸的宗教狂徒更难缠的人。我估计，第二天早上醒来后，他们两人的肩膀一定疼痛难忍。
第二天早上，当佩雷斯去交差时，却发现俩人都不见了，这一点是我们事先没有想到的。佩雷斯是多么好的一位老人啊!他勤恳工作、恪守职责，维勒这座城市的模范警官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类事情。
我们整整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才收拾好屋子。然后，乔邀请我们进了她的厨房(这可是难得的荣誉，精明的伊拉斯谟为此说了不少好话)。我们三个人坐下来，开了一瓶酒，开怀畅谈起来。今天的事情太可笑了，实在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可以肯定地说，费里茨和我都会永世难忘今天发生的一切。
后来，费里茨和我吸着烟，伊拉斯谟吃着乔做的饼干，他告诉我们，这些饼干令他忆起了童年时光。最后，他对我们说：“现在，我的孩子们，我希望你们起码总结出一条教训。”
“什么教训?”我问他。
“如果可能的话，永远不要与神学家们有任何联系。”
“是，先生!”费里茨回答道，“对我们来讲，确实教训深刻。同时，我们向您保证，从现在起，我们一定慎重选择我们将要邀请的每位客人。”
“阿门。”伊拉斯谟又说了一句，此时，时钟即将指向午夜，他和往常一样低声道别：“晚安。”
这次，我们感激地应了一声：“阿门。”夜幕降临，房间暗了下来。我们知道，伊拉斯谟已经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