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这个名字听起来很优美，我想它对西班牙人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然而我不再去推敲名字的意义，有时候，这种做法容易导致最终的失望。比如，那个俄国名字，列夫·托尔斯泰，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名字，这是多么典型的俄国人名字，多么浪漫!这位浓眉大眼的莫斯科贵族双脚沾着泥，身着破旧的农民上装。只有一位真正的贵族才具有这样外露奔放的民主。后来我学习俄语，遇到的第一个形容词便是“肥胖的(TOLST01)”，其俄语发音与托尔斯泰相同，所以，这位《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其名字除了“肥胖”之外，没有其他更深的含义。
几年后，我迷上了法国的普罗旺斯语，并对这块土地一往情深。古罗马灭亡之后，这里的文化也随之消亡，于是我决定学习由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先生所致力恢复的这一奇特的语言。直到有一天，吉米问我：“还忙着费雷德·诺思温德(意为北风)呢?”魔力瞬间消失了，那不过是一个药店店名，一个加油站站名，而决不像一位能领导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领袖的名字，上帝宽恕我吧!
所以，我不再研究名字的意义了，尽管我有足够的机会去这么做，因为我有一些西班牙朋友，他们还没有被高贵的佛朗哥将军杀死。但我还是克制着自己不去推敲“塞万提斯”和“萨维德拉”的意思。看过伟大的赫尔曼?凯斯滕的小说，我对塞万提斯已有相当的了解。他过着一种多么荒诞的生活啊!自有约伯以来，世上再也没有人能像他那样，承受住无情的命运所带来的冤屈与煎熬了。

年轻时的塞万提斯在奥地利著名的唐·胡安手下服过兵役。1571年，在这个永远难忘的时刻，唐·胡安要出兵消灭地中海东面的土耳其人，按照计划全歼那些异教徒。在战争中，塞万提斯至少中了三枪，伤势极为严重，左手永久性地残废了。但他是一名乐观主义者，只说失去左手是为了更好地使用右手，并继续为菲利普国王而战。他是一个很现实的人，认为自己已经为国家主权和上帝做过牺牲，他的兵役生活应该得到嘉奖，他也应得到提升和加薪。
带着总司令的推荐信，塞万提斯告别了舰队，启航返回西班牙。在距马赛不远的地方，他的船被驻扎在阿尔及尔的官员(这位美国海军的鼻祖，使250年后年轻的美国海军有机会展示自己的特色)所统帅的海军抓获，所有的水手和乘客都被卖身为奴。
所有的倒霉都始于总司令亲笔签名的推荐信，狡猾的阿尔及尔人据此认为，携带此信者一定是位了不起的人物，在定赎金时，就给他增加了一倍。为了不失去这次发横财的机会，他们对这些犯人严加看管，以防他们逃脱，并且还剥夺了他们的人身自由。塞万提斯对此处之泰然，凭着他的能言善辩，很容易地说服了一个站岗的看守，请求他帮助自己逃脱。看守还真给他指出了通往大海的道路。但在最后时刻，这个可怜的异教徒想起了别人做此事所遭受的惩罚(他们被活活剥皮)，便在通往大海的半道弃他而去。
塞万提斯很容易就被抓了回来。这次，他被关押进黑暗的地牢中，并被通知只有赎金交齐后，才能被释放。最终，赎金送到了，他的父母变卖了所有的家产后，才凑出300元。阿尔及尔人怒不可遏，“什么?一个带着唐?胡安签名信的西班牙贵族才值300元，岂有此理!”
因为这点钱，他们愿意释放塞万提斯的弟弟，但仍要继续扣留塞万提斯，直到那几千元的赎金交付后，才能释放他。
塞万提斯知道，父亲不可能再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助他，于是他决定自行解决。他又一次逃跑了，又一次地被抓回来，但这次他将受到挨打2000棍的惩罚。事实上，20棍就足以打死他。但惩罚并未实施，阿尔及尔总督哈桑·帕夏很敬慕他的智慧及不屈的勇气，从而保护了这位令人喜爱的小伙子。但交易毕竟是交易，3000元赎金对这位西班牙人来说，一便士也不能少。他衣着破烂，带着铁镣，却昂然而行，这是土耳其人很少具备的气质。
老塞万提斯夫妇——及最好的亲戚——开始了毫无希望的筹款工作，那3000元对他们来说，像几百万元一样多不可及。修道士又开始斡旋于阿尔及尔与瓦伦西亚之间，不断地讨价还价。
这种无尽的等待让塞万提斯无法忍受，于是又劝说几位狱友，准备偷一艘快艇，逃跑出去。要不是当中的一名多明我会的传教士背叛的话，逃跑计划几近成功。这位传教士受大家委托，准备从阿尔及尔人手中买回他的自由后，再为大家的逃跑做准备。这是塞万提斯的第三次逃跑，按照摩尔人的法律，他将遭受死刑的惩罚。但哈桑仍对他特殊照顾，这样他又一次逃脱了。
最终，经过一段无休止的、如同马匹交易般的谈判，甲(西班牙亲友)与乙方(阿尔及尔人贩子)达成协议，准备在君士坦丁堡的公开市场卖了他。就在押解启程之前，塞万提斯被释放了。1580年11月，也就是9年之后，他才又踏上了祖国的土地。任何一个稍微悲观点的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说：“够了，够了，我们可能生来就不是福星，我们还是到一个偏僻之地，找份工作，度过此生吧。”但这不是塞万提斯所为，他又踏上了更为危险的，远赴北非港口之旅。在十六世纪下半叶，它成为西班牙的一个雇用文人。
迈出这一步，塞万提斯只是从一种形式的奴隶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奴隶。在阿尔及尔，其后还算宜人，但马德里，那时和现在一样，是一个沉闷、多风、远离文明的地方。只要你离开那里住在别的地方把自己的文章出售给了那些尚能付钱的杂志。后来他结了婚，但很快就发现， “两个人婚后的花费像一个人一样便宜”这句俗话并不尽然。通常情况下，两个人会变成三个人，再变成四五个人。对父亲而言，生活意味着无休止的辛劳；对母亲来说，则意味着饥饿、苦难及无尽的挣扎。
起先，靠妻子的嫁妆，他渡过了难关。但1个小果园、5棵葡萄树、4箱蜜蜂、45只母鸡、1只公鸡和1个厨房用的大酒杯，这些并不能支撑一个家庭的生活需要，这些东西最多能供他们生活45天。即使是这样，6个星期都吃烤鸡，谁都会嫌烦，那只公鸡还只能做汤。塞万提斯绞尽脑汁，不分昼夜地拼命工作来养家糊口，直至生命的终站。
像所有成长在官僚主义国家的人一样，塞万提斯觉得只要能找到一份公职——无论什么公职，所有的重负就会烟消云散。为实现这个愿望，他必须让国王知道他。也许他认为，如果能提醒国王陛下，他曾服过兵役，并因保卫上帝和国家失去了左手，国王将会同情他。他明智地感觉到，由于成功的机会很渺茫，他与其要一匹马，还不如干脆要一个马厩。于是，他试图申请“新世界”里所空缺的四个职位之一：危地马拉总督、新格林纳达的财政工作、卡塔赫纳的审计员或在拉巴斯谋得相类似的工作。
很快，塞万提斯得到了回复：期望值不要太高，但也不要走得太远。当时西班牙舰队正在准备征服英格兰及低地国家，一个“离家近的、为舰队征集小麦的工作给了他；
最后，这份工作却导致了这么一个结果，塞万提斯完全承认他掠夺了农民，从而被教会驱逐出去。当公共会计去查他的账簿时，发现一塌糊涂，因此他立即被开除。
这次悲惨的遭遇使他陷入了极度的贫困之中，他甚至借钱买裤子。塞万提斯再次想到靠文学煳口。他把自己卖给了一个出版商。出版商答应每六部戏付给他50元，条件是他的作品要写得像西班牙历史上那些被人喜爱的作品一样。在16世纪，这个国家的每个居民似乎都能写出一打剧本，因而这个价格不算是小数了。
在萨拉戈萨的一次文学比赛中，塞万提斯得了一等奖，他获得了3个银勺子。但勺子除了有东西需要搅拌外并没有多大用处，因而他的生活并无多大起色。此时，与宗教权威缓和关系后，他又被派去海军服役。可他生来就运气不佳，无法摆脱厄运的纠缠。他把从政府借来的几千里亚尔委托给一个去马德里的商人，让他尽快交给皇家金库，商人满口允诺。可是，最后那个商人连同这笔钱消失得无影无踪。塞万提斯被迫向朋友借钱，否则就得在狱中度过余生。
所有这些，似乎说明塞万提斯并不是一个理财好手。但这次不幸的经历并没使他气馁，他再一次大胆地做起了生意，结果再一次血本无归，又一次成为欠债者。此后他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直到有一天，他的名字以作者名义出现在一本手抄本的小说上。这本书被大家传阅着，讲述的是一位极富幻想的西班牙骑士唐吉诃德·德·拉·曼萨的神奇的冒险经历。
我们首先注意到，这部著名的作品并未让作者感到荣幸。洛佩?德?维加，这位被称作“人类戏剧制造厂”的人，一生中写了2000多部悲喜剧。他告诉朋友说，他读了《唐吉诃德》的一部分，认为这是他所看到的作品中最糟的一部。这可能是出自恶意及怨恨，因为这部尚未完成的书中似乎有讽刺他的内容。但为了对西班牙民众公平起见，我必须立即告诉你们，当此书出版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上市的两周里，至少
有三位里斯本的出版商弄到此书日夜盗印。
这对作者是个极大的宽慰，但从经济角度而言，则无利可图。因此，塞万提斯诉诸于法律，结果得到了对里斯本出版商的强制令，最终使自己成为拉·曼萨地区人们热情拥戴的英雄。此时的塞万提斯似乎踏上了成名之路，因为当这本书全部出版后，识字的西班牙人欢呼雀跃，并且为不识字的人讲述其中的内容，引得后者同样欢呼雀跃。
这可能令我们19世纪的人备感惊讶。这位朴实的西班牙贵族带给我们好感，因为他是16世纪西班牙最伟大的讽刺艺术大师(但他的同代人却不这样认为)。人们把他当作西班牙美德的象征，对他展现完美骑土风度的精神表示敬仰。这种骑士风度在世界各地早已仙踪难觅，而仅遗留于欧洲大陆这个僻远的地方，因为古风在那里依然存续。于是，人们迷恋于那些荒诞的情节，渴望着最后的结局，却没有意识到此书对北部比利
牛斯山脉的邻居所带来的影响。他们认为对这位不朽的西班牙人的称赞，其实不过是讣告：这里躺着一个西班牙人的灵魂，安息吧!
塞万提斯要是活在今天，早就名利双收了。但他的成功只给他带来更大的不幸。他的著作名扬世界后不久，他就被迫对付新的也是最危险的敌人——剽窃。剽窃者技巧非凡，他们仔细地模仿原著中唐吉诃德的形象，杜撰出一系列假唐吉诃德的冒险经历，要区分其真假还不是件易事。
甚至在以后的三个世纪里，没有谁能查出这场骗局的责任者。剽窃者用的假名叫费尔南德斯·德·阿韦利亚内达，但这对我们毫无帮助。曾几何时，西班牙几乎所有的有名作家，从洛佩·德·维加(又与塞万提斯和好)到布兰科·德·帕斯(最顽固的夙敌)，都被怀疑与这个阴谋有牵连，掠夺了本该属于塞万提斯的名誉。
阿韦利亚内达的书是1614年在塔拉戈出版的，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塞万提斯对这种不公平竞争极为伤心，甚至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而且还担心这会影响其作品的续集的发行。为表明他是《唐吉诃德》的真正作者，他越发注重展现个人的风格。照现代的说法，他力图使自己的作品超越那些“庸俗小说”，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杰作”。
但是太晚了，终生的辛劳、阿尔及尔的监禁以及永无休止的与贫困的搏斗，所有的不幸开始给他的健康带来影响。此时他已69岁，一生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1616年4月，他一病不起，身五分文，住在小镇的一个角落里。但他仍是一个斗士，一个西班牙绅土，就像莫里哀在写作之时死去一样，塞万提斯继续埋头创作，直至生命的终点。几名方济各会的修土主持了他的简单葬礼，他的遗体被葬在马德里的一个教堂中——
还有传闻是在一座信仰三位一体学说的女修道院。但谁也未曾发现过他的墓地。他惟一的孩子是一个私生女，于1652年死去。除了他书中那几位不朽的人物之外，塞万提斯什么也没有留给我们。亲爱的费里茨，那是一本多么好的书，一个多好的主人公啊!

时钟敲响了，刚好7点整。根据惯例，我们打开门，莎土比亚和塞万提斯已经站在门外，等着进来。然而，两位彬彬有礼的绅土花了好长时间，争论着谁该先进来。最后西班牙人如其所愿。我们请客人到火炉前，暖和一下身体，并请他们享用雪利酒和饼干。
我们很遗憾地发现，即便把我们所有人的西班牙语组合起来，也不能和塞万提斯交谈。所幸的是，他在阿尔及尔居住期间学会了一点意大利语(那地方意大利语比西班牙语用得多些)，所以我们很快就适应了。一有障碍时，我就写在纸上，这样既解决了问题，又使大家兴趣盎然。在我看来，塞万提斯单纯得就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起初，与莎士比亚相比，塞万提斯显得有些黯然失色。莎翁身着极气派的天鹅绒大衣，在某种程度上给他地位不高的班牙同行增色不少，但莎士比亚做得很有分寸。另外，塞万提斯也极卑谦和礼貌，并未刻意关注他的英国朋友的高傲姿态。所以一切都很和谐，伊拉斯谟询问一些问题，如莎士比亚活着的时候做些什么工作，塞万提斯在巴利亚多利德的时候，是否和红衣主教希梅内斯有联系，这位主教在巴利亚多利德的方济各修道院曾住过很长时间。
那晚的炉火很温暖，雪利酒也喝得很尽兴。但就是不见我们的第三位客人莫里哀，这位有礼貌的法国人是不是因葬礼原因而迟到了呢？我们是等他呢，还是按原计划吃晚餐?伊拉斯谟提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
“我上大学时，”他说，“我们经常给教授留15分钟的时间。如果上课铃响了15分钟后教授仍未到，我们就离开了。我们称之为‘学术一刻钟’，师生们都认真遵守这项规定。”
20多年前我上大学时，这个规定也一直很流行。但上次在德国，我听说它被废止了，因为这个规定被视为“中世纪的迷信残余”。这一有趣的而且无害的习惯为何被冠以迷信之名，令我无法理解，这只不过是师生间的一种小小游戏，游戏双方都无需严格地遵守。但是，现在德国人的生活变得极端的自私，对弱者的一切帮助，必将招致新统治者的不悦。这时，莎士比亚插话道：“啊!你们说到德国人。如果我未记错——我的记忆已不如从前——在《威尼斯商人》中我曾说过我对他们的看法，我记得就在第一幕刚开始时说的。我在伦敦的时候，伦敦到处有德国人。我担心他们不讨人喜欢，那时，我们不喜欢外国人，对苏格兰人也是如此。事实上，我们尊敬的女王仙逝后，我发现很困难……”
但是我们尚未弄清莎土比亚所说的困难是什么，门就开了，莫里哀走了进来。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帽子上的羽毛几乎要蹭到地板了。他头上裹着一块红手帕，像是从当地渔民那儿借来的。
“先生们，”在我们表示欢迎之前，他抢先说道，“先生们，我可倒霉了!我有理由。不幸的事发生了，你们或许也看见了，我的假发不见了!”
我们向他表示这没有关系，现在很少有人用假发了，我们也不希望别人戴——但这并没有使他好受些。
“你们真慷慨，邀请我们来吃晚餐，这是300年来我接到的第一份邀请。我曾经和国王吃过饭，但我承认我经常与一些社交机会失之交臂。啊，这里竟然有位著名学者——从相片上我就能认出他。当我还是孩子时，我就很喜欢看他写的书——尊敬的伊拉斯谟先生。再说说我迟到的原因——我丢了我的假发，很奇怪，非常奇怪地就丢了。
“要知道，我早就到了，于是我决定在附近散散步。这个村子风景很美，人也很好。我迷了路，遇到了一位女士，她的法语好极了。我觉得，她认出了我，因为在描述你们的屋子时，她引用了我曾经写过的几句话。当我看她时(样子一定很可笑，我想)，她又说当她很小时曾追随过拉西纳。她提拉西纳的名字，也不可能仅是巧合。实际上，我怀疑她知道我对拉西纳的看法——一位伟大的天才——天才诗人——但是当他放下鹅毛笔，成为一个正常人时，又是一个令人厌烦的家伙。
“可是，我向你们保证，来到这样的村庄的确令人兴奋。这里离文明那样远——噢，对不起，我当然是指巴黎——而且还发现了那位可爱的讲法语的女士。我向那位女士告别，来到了港口。现在我活着，可以和你们说话，那儿——就在我眼前——我看见一幅景象，太美了，永远也忘不了。当然，我可能是弄错了，这个国家远离西班牙，这种景象不可能发生，那一定是幻觉吧。于是，我向水边走去，以证明这儿的风景是真实的。就在此时，一阵风吹过来，把我的假发吹落水中。当时周围没有人，也就没人帮我捞帽子。我太得意忘形了，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在那里——我肯定你们不相信我——就在你们的堤坝那儿——堤坝，你们也这样说吧——我注视着附近的一个风车——我看见——天哪，我看见了什么!——我看见唐吉诃德先生挥舞着长矛，准备向河对岸的风车冲过去——紧接着……”
听到这儿，塞万提斯愤然大叫：“又是那个傻瓜?他就一步也离不开我?——一会儿都不行?接着他干了些什么?”
这可能是个纯学术性的问题，但我马上就有了答案。突然，从市场那边传来喧闹的喊叫声。我们的客人当然听不懂什么，但费里茨和我，以及伊拉斯谟对泽兰的方言太熟悉了，听出有人在叫警察，其他的人则大叫： “绞死那个肮脏的小偷。”
我和费里茨急冲出门，看到一幅奇异的景象。从市场到码头的整条街道都挤满了小孩，他们高声咒骂着一个骑在马背上的人——不用说都知道是谁，因为世上无人像他——他就是唐吉诃德，身后跟着他的忠实仆人桑乔·潘沙。
目睹此景，我们知道我们来的正是时候，该阻止事态的发展了。当这群来自欧洲低地国家的孩子脱下木鞋，准备战斗时——必须，而且要马上行动，否则就会头破血流。我们挤进人群，费里茨最善于处理这种情况——因为他一点不考虑自己——他把两位最好斗的小伙子拉开，按着他俩的头，大声说道：“听着，你们这群混账，不能这样干，你们怎么啦!你们是不是疯了?”
“不是，菲利普先生，”一位穿着阿纳姆登服装的妇女说，“我知道发生了什么。请看看那个骑着老马、戴着礼帽的大笨蛋!我到维勒镇来卖鸡，现在，你看看那个人棍子上挑着什么厂我们抬头一看，不禁大笑起来，唐吉诃德的长矛上扎着一只鸡，正在人们的头上挣扎哀叫。很显然，小河挡住了他向风车冲锋的道路，他只好朝其他的东西发泄自己的愤怒。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似乎很满意，丝毫不想安慰这位怨气冲天的鸡的主人。
幸亏塞万提斯飞快地赶过来帮助我们，要不然还不知道事情会恶化到什么程度。他径直走向唐吉诃德，严加训斥，用的可能是安达卢西亚方言，我和费里茨一个字也听不懂。无疑，他的话起了很大作用。唐吉诃德马上面露笑容，跳下马来，向他的创造者深鞠一躬。然后从长矛上取下鸡，还给女主人，并用很优雅的动作想去亲吻这女人的手。那女人一闪身，狠狠地抽了他一记耳光。
“快住手，够了，”塞万提斯命令道，“回到马背上去，管好自己。我要安静地享用晚餐。你可以在村里爱怎么转就怎么转，但不可惹是生非，否则下一章我只写桑乔，根本就不提你。”
唐吉诃德脸都吓白了，“噢，别这样，”他乞求道，“请不要这样，我的主人，我会改邪归正的，我以绅士的身份保证，我不再给您惹麻烦。”
唐吉诃德垂头丧气，摇摇晃晃地上了马。然后对随从发出命令：“向右转，齐步走!”他们在通往码头的路上渐渐远去。
“怎么啦?”当我们返回家中，伊拉斯谟问。我让乔上第一道菜。
“没什么大事，”塞万提斯答道，“可怜的唐吉诃德认为那是撒拉逊人的头颅，我告诉他那只不过是只普通的鸡。他十分羞愧，请我代他向那位挎篮子的尊贵妇人致歉，并作必要的赔偿。”
“我已经做了，”费里茨向他保证，“我告诉她把两只最肥的鸡送过来，并以我的名义给露西娅送两只。这意味着我要吃一星期的鸡，但这总比出乱子好。”
这时汤做好了，第二道菜也已准备就绪。楼下飘来一首曲子，是吕里的《贵人迷》。如我所料，莫里哀很高兴。
“多么美妙动听的音乐，”他说，“一切都回到了从前。真的，那是一段很快乐的日子，陛下极其宽厚仁慈，但这已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他仔细品味着食品，并说着他在凡尔赛所吃过的美味，直到莎士比亚的谈话引起了他的注意。
塞万提斯从外面回来之后，就抱怨这位桀骜不驯的骑士带给他的麻烦，以及每周他是如何解决那些发生在卤莽的骑士与无恶意的旁观者之间的“误会”，他称之为“误会”。这时，费里茨好奇地提了一个问题，即另外两位客人是不是从来就不想他们所创作的人物呢?伊拉斯谟回答了这个问题。
“恐怕不是这样，”他说，咬牙，再不写就该死了……人不能再这么懒下去了 说:“我一直这么想。我比这几位绅士都要年长一些，他们不会介意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吧。每位作者、每位剧作家、每位音乐家——简而言之，每一位艺术家——都必须做好准备与他所想象和所创作的艺术形象永远做伴。这是他们的苦难，也是对他们的奖赏，我相信他们也别无所求。”
费里茨对此番言论颇感意外，“那只是特例，而非普遍规律——像今晚发生的事，对吗?”他一边询问，一边给不朽的威廉满上酒。今晚威廉似乎渴得要命，喝了一杯白酒之后，又要了淡啤酒，以极快的速度喝了下去，我只好让海因到村里的小酒吧再去买酒， “当然，唐吉诃德是所有的文学形象中最不安分的一个，我可以肯定绝大多数并不像他。”
“如果你有这种印象，亲爱的朋友，”伊拉斯谟紧挨着窗户对费里茨说，“请看看对面的房子——靠近角落的那个老式的空房子。”
我们都向前俯身，想看一眼他所指的房子。维勒人说，很久以前这房子住着一个退休的船长，因为生活烦恼而在顶楼上吊自杀了。从此房子就空着，村民们相信有鬼魂在房中出没。我们都知道那扇前门关闭了50多年，窗户破烂不堪，门廊也出现了裂缝，看上去的确阴森可怕，这倒可以满足任何一个对超自然现象充满好奇的人。然而，却有两个人靠在通往前门的铁栏杆上，毫不在意地沉浸在热情的谈话之中。其中一个人又鬲又瘦，另一个又矮又胖。
“那就是他，”莎士比亚说，“我认识他!他就是我那忧
郁的丹麦王子。”
“我也知道，”莫里哀说，“当我碰巧外出时，他总离我不远，可怜的总以为自己有病的人儿。”
“他们能够彼此相伴，看起来还很高兴。”伊拉斯谟说。
“他们很愉快，”莎士比亚告诉我们，“哈姆雷特永远都在告诫同伴，他的灵魂出了什么问题。”
“是的，”莫里哀打断他， “我那可怜的病人朋友，他没有听到哈姆雷特所说的话(因为他总是顾影自怜)。他喜欢向哈姆雷特诉说他自己的不幸：他是如何试验一种治疗便秘的新疗法；他是如何听说一个医生让病人喝几加仑热马尿而医好结石病等，一年又一年，一世纪又一世纪，都是这样。”
“太令人惊奇了。”厨房里传来乔的声音，她端进来几瓶啤酒。“请原谅，”她说，“我忍不住偷听了你们刚才讲的那位绅士。我曾听我的祖母说过，无论你生什么病，那都是最好的治疗方法。”
“她说得对，”伊拉斯谟端着酒杯朝乔微笑，并说道，“我的曾祖母——我至少应该这么叫，她生于1398年——她常说，每天早餐前喝一杯饮料可以让你活到100岁。她自己很清楚这点，她活到102岁，比我长寿得多。”既然我们的客人对这些好奇的话题都有自己的看法，谈话很可能会进行得很长。但这时候，我们发现村里的警察珀里斯走到站在屋前的那两个人面前，很有礼貌地请他们离开。
“我们请他们进来，让他们喝点好吗?”费里茨建议说。但莎士比亚和莫里哀都像没有听见。
“我已经受够了，那个焦躁不堪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已跟着我好几个世纪了。”莎士比亚说，“让我拥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夜晚吧，我实在不想再去扮演那个写《哈姆雷特》的角色了。”
“至于我，”莫里哀说，“如果没有人提醒我与那个老骗子的关系，我会生活得极其愉快。现在我关心的就是，他能离开这儿，坐在那个堤坝上，也许他会因此而着凉死于肺炎。”
伊拉斯谟面向三位客人说：“我恐怕，伟大的朋友们，”他很严肃地说，“我恐怕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
“为什么不会呢?”他们问道。
“因为，最不幸的是，你们已经赋予了他们永久的生命力。”
这是一个十分精彩的演说，莫里哀站了起来，请求说几句。他用迷人而流利的语言(与拉辛一样雄辩的六步韵)建议：“为我们所有人当中的最伟大的伊拉斯谟博士干杯!”当然，莎士比亚在客套应酬方面不甘落后，他用最华美的辞藻向这位西班牙同行表达了敬意。而塞万提斯则将两位剧作家同各个时代最显赫高贵的人物(我们想他要说荷马)相比，还将他们与在勒班陀作战的总司令唐·胡安相比，并即席创作了一首赞美
诗，以悦耳的声音称赞英国和法国所有的著名作家。最后，他情不自禁地啜泣起来，眼泪落到了他的另一个装着甜食的盘子里。我正要让乔给他换一个干净的盘子，他请求我不必麻烦了。
“我已有太长时间未曾进食了，”他说，“泪水溶进这样美味的饭莱，还有鸡肉中的洋葱，味道一定美极了!”
此后我们平静下来，讨论了一些严肃的问题。谈话十分投机，在伊拉斯谟机智的鼓励及引导下，他们三人都很放松，畅所欲言。
真的，那天晚上我们从他们的经历中学到了很多，远甚于装满图书的图书馆。但如果(为何不呢?)想打听伊丽莎白女王、路易国王及菲利普二世及三世时期重大秘闻的话，你会彻底失望的。就我们这些客人而言，他们只关心喜欢不喜欢艺术，而不关心那些伟大的权势者能否生存下来。对于政治，他们敬而远之，从无兴趣，认为那不过是一种游戏，尽管他们也自认有缺点，但他们至少证明自己过的是正常人的生活。
然后他们谈了些什么呢?这些艺术家碰在一起时都干些什么?他们像工程师、极地探险家、驯狮员或者从事任何职业的男人和女人们一样，深深喜爱自己的工作。他们讲着行话、讨论着不同的情节，争论着一部戏或一本书应该写多长(伊拉斯谟喜欢争论，意见达成一致后，他就很满足)。他们比较着各自出版商的诚实性、资助人的慷慨性及公众的易变性，还有他们尊敬剧场里的观众。他们讨论着这些话题，就像一群现代的
作曲家及剧作家在西57街的俄罗斯酒馆中品茗聊天，陶醉于共同的消遣。
最后，他们甚至讨论起打字、用纸及装帧。总之，他们谈得十分愉快，我们——费里茨和我，单纯的旁听者——完全被他们的谈话给迷住了，谁也没有留意时间。因而午夜到来时，我们都很惊讶。对于一般人，这可能会引起恐慌，但我们的客人已不属于现世，他们悄无声息随曙光返回了，仅留下费里茨和我，以及我们的回忆。
正当我准备回家，海因拿着一个字条走进来。
“两瓶白酒，”他说，“外加9瓶啤酒。”
“留着那张纸，”费里茨告诉他，“现在以莎土比亚对酒的态度为题，让哪位年轻人写一篇论文，准能拿到博士学位。” ．
“对不起，”海因回答道，“我要用它与酒店的伙计结账。”
我只好同意，总的来说，这是目前最切合实际而且非做不可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