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上次的聚会，我和费里茨都非常满意，并且还向伊拉斯谟表达了我们的谢意。
“下次应该请谁呢?”我们问伊拉斯谟。
“如果你们不介意我的提议——我只是不想影响你们的决定——如果你们现在换换口味，邀请几位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如何?你们已邀请过政治家、音乐家及画家，为何不邀请几位用笔写书，或是写剧本，进而影响了整个世界的作家呢?”
我们很欢迎这个新换的口味，并感谢伊拉斯谟提的这个建议。随后，我和费里茨用了那个星期天剩下的全部时间，列出了一个所有可能的候选人名单。最后，我们商定邀请一位小说家和两位剧作家，他们三人都对当时的历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且，他们将会成为很有趣的客人。我把名字抄到纸条上，费里茨在回家途中，把这封不同往常的邀请信，放到了市政厅人口处的石狮子下面。
那天的晚饭比较容易准备，因为三个客人大约生活在同一时代。但因其中一位是法国人，我们决定比平常多准备些蔬菜而不是小羊肉，吃羊肉毕竟是法国人后来才养成的爱好。那位西班牙人的用餐有点麻烦，但由于在柏柏尔监狱呆过多年，我们估计给他提供什么，他都会吃得津津有味——并且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我记得在他的最后一批信件里，说过他已入不敷出(虽然他一直拼命地工作)，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塞万提斯曾经提到仅剩下两颗牙，几乎无法咀嚼任何东西，所以准备一些松软易嚼的食物，最适合他不过了。至于流芳百世的莎士比亚，他仅剩一排少得可怜的牙齿，肯定会喜欢一盘果泥或蔬菜炖肉。
下面就是我们给客人准备的菜单。首先以一道马赛鱼汤开始，相信客人们会喜欢，因为汤里放了很多洋葱。另外，我们还准备从当地渔民那儿弄尽可能多的牡蛎、褐虾及小龙虾，做成海鲜大杂烩。我们可以放点橘皮，这对法国人和英国人或许感到莫名其妙，但在那位饥饿的西班牙人眼里，这一定是美味佳肴了。
我们的主菜只能安排中性的东西，鸡肉不正是最好的中性食物吗?两周前我们为华盛顿将军准备了火鸡，但火鸡在欧洲不易弄到，因为气候太潮湿。上佩利戈斯的块菰烧母鸡如何?我们估计莫里哀先生喜欢吃块菰，所以让乔在鸡里放上半磅块菰，并放些猪油，再多放些洋葱也无碍。这样炖上两小时，而不是平时的一小时。
至于蔬菜，沙拉不在考虑之列，因为这道菜伴随着亨利八世名声不佳的阿拉贡妻子凯瑟琳而来。我们可以肯定，沙拉仍未深入到英国社会的下层居民中，他们在饮食方面保守得不可救药，直到今天还是那样，只要稍稍改变水手和士兵的伙食，都有可能引起叛乱与兵变。
为了莎士比亚，该准备些白菜，但公平起见，我们给莫里哀订了白菜包肉，即每个小白菜中包着一卷荷兰碎肉。我妻子认为，这不过是我们家庭食用的汉堡包的变种，但这是荷兰人的美味之一，他们对此情有独钟。
同样，为了莫里哀，我们还准备了另一道菜，即烤黄油拌刀豆，这是我们经常吃的一道菜。在塞万提斯的盘边还特意放了一碗熟透的橄榄。由于我们不可能每次晚餐都上葱煎蛋卷，于是就订了一大块巴黎风味的苹果花生蛋糕。
苹果拌阿月浑子的奇特果酸味，一定会让他们感到味道独特而美妙。如果莎士比亚无福消受，他可以多吃点乳酪。我却极厌恶乳酪，所以我以前总是忘了为客人们准备一些。费里茨善意地提醒我说，几乎没有人对乳酪与我持有同样的偏见，并吩咐乔一定要准备各种各样的、足量的奶酪，以备食用。
至于咖啡——当然要有。我们发现，尽管有些客人出生于咖啡传人欧洲之前，但他们面对咖啡，就如同鸭子见到水。当然，喝咖啡会导致他们难以入睡，但我们推测，他们已沉睡多年，对此是不会介意的。
我们知道莎翁喜爱淡色啤酒远甚于其他饮料，为另外的两个客人我们则准备了一些更精致的饮料。塞万提斯将喝到一瓶西班牙雪利酒——产于圣卢卡地区并存放了一段时间，但并非陈年老酿，因为雪利酒不是越陈越香，时间一长反而有可能变酸。莫里哀将会喝到一瓶极佳的尚贝丁红葡萄酒。我在叔父的酒窖里碰巧见过此酒，在法国众多的酒中，叔父酷爱巴锡克白葡萄酒，甚至愿意用一瓶尚贝丁交换6瓶巴锡克酒。
餐后的用酒，我们计划提供葡萄酒。幸运地是，我们得到了一瓶真正的产于1851年的葡萄酒。据塞恩斯伯教授的《酒窖纪事》记载，1851年正是波尔图整个酿酒史上最好的年份之一。
现在该考虑音乐了。莎翁可能会喜欢威廉·伯德和约翰·道兰德的作品。我们已有很多伯德的唱片，只需准备道兰德的情歌及长笛曲。莫里哀也很好办，他可能喜欢简·巴蒂斯特·吕里的作品，因为聆听同名音乐家的音乐能唤起昔日他在宫中的美好时光。吕里是意大利人，他为自己的芭蕾剧写了大量的乐曲，并为其《贵人迷》配曲。除此之外，我们还从以下几部歌剧中挑选了几个录音片段，它们是《高卢的阿马迪》、《波斯人》、《罗兰》和《阿米德》。我们发现这些选择比较明智，并了解到(看起来往往有点可疑)路易十八的前家具装饰商和蒙特庞希埃夫人的前厨房杂役是好朋友。他俩互为仇敌的传说和有关莫里哀之妻的传言一样，并不怎么可信。也许这些谣言是真的，但也可能是17世纪中期剧场里传播小道消息的作家凭空捏造的。在这一点上，今日的百老汇专栏作家们和他们并无两样。
最后，该为塞万提斯准备一些音乐了，但无处可寻有关他音乐偏好的资料，所以我们尝试着找了一些安东尼奥·德·韦尔松和阿尔松德?穆达拉的唱片，仅仅因为其名声大。但塞万提斯更喜欢吕里，而不是他的两位同胞。应当承认，他二人的作品相当乏味。
这是我们主办的第四个聚会了，我们开始有点疑虑，在客人就餐时不断为他们放音乐的做法是否明智，因为他们对能坐到一起、用餐、聊天，就已经很满意了。但是，在晚餐的前半小时，音乐还是颇起作用的，它可以打破刚开始时的僵局，引发交谈的话题。
由于下周六即将到来的三位客人皆为公众知晓的人物，也就没有必要对他们的生平详加描述了。周二我送往阿姆斯特丹的报告也写得相当简洁。

威廉·莎土比亚，1564年出生于沃里克郡艾冯河畔的斯特拉特福，出生的准确日期不详，只知道接受洗礼是在4月26日，其父约翰，好像是一位手套工匠，也有人说是屠夫和羊毛商人。不管他以何为生，在当时的那个小社区里，他还享有一定地位，因为他是当时新成立的斯特拉特福市最早的议员之一，并受人尊重而被选人市政府。有关他的最重要而且最真实的文件是——张罚款收据，他因在所居住的街道堆积马粪而被
罚。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他最初只是沃里郡的一个自耕农，积攒了一笔丰厚的财产后才搬迁至城里，渴望在社会中能挣得一席之地，并梦想日后也能飞黄腾达。
在今天的人看来，这一理想愚蠢之极。但在16世纪初，这就相当于每位移民，只要他们能支付第一笔的分期付款就想驾驶帕卡德汽车的梦想。
我们对大师的早年岁月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在家排行老三，在当地的语法学校上过学(通过修道院来负责所有孩子的学业，这是早年遗留下来的传统)，他本可以继续读下去，但不幸的是，他的父亲在新的陌生环境中的发展不甚理想，逐渐花光了所有的财产，并且无法谋到任何官职。
年轻的莎士比亚只得依靠自己，他父亲重操屠夫这一旧业，他则成了父亲的帮手。根据不太可信但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他干这一行并不成功，因为他有个习惯，一边为父亲杀猪，一边却沉湎于朗诵诗歌和高谈阔论，逗乐了邻居的孩子，却不把精力放在手头的活上。
不过，我们的确知道，在这个运气不佳仅能维持生计之时，他匆匆地娶了一位妻子。这究竟是一场包办的婚姻，还是真正的两情相悦，则是一个永远也回答不了的问题。当时的大多数人都同意前者的看法。事实上，婚礼举行时，新郎18岁，而新娘安妮·哈撒薇已20多岁(25岁或26岁吧)，这说明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被迫的结合。另外还有一个情况，1582年秋天，当他们决定建立神圣的婚姻关系时，新娘已有孕在身，这也似乎证实了当时小城中那些传言的真实性。因此，当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于1583年5月出生后，斯特拉特福市的一些人中更盛传这些小道消息。面对这种情况，莎士比亚认为应该明智地搬到另一座城市去，那里的人们不太熟悉他们，这种有些不光彩的事也就不会备受关注。
当时普遍流行的看法是，莎士比亚年轻气盛，所受的教育高于所处的阶层，显露出一些“反叛”气质，并缺乏对权威的外在尊重，这些也许促成了他最终下定决心，要离开狭小封闭的故乡，出外寻求自己的机遇。之后的8年里，有关他的资料遗留甚少。据说，这一时期里他先后做过药剂师、染色工、公共书记员和印刷工。后来，由于他经常涉足戏剧而稍有名气，我并不是说他一夜成名，事实上也不是这样。在莎士比亚所处的年代，作家的地位并非如此显赫，其行踪也不会引起公众的普遍注目。因此，尽管专家们详细地考证、研究过莎士比亚的生平，但对他的职业生涯仍是一无所知。当时的人虽也意识到莎士比亚的存在，但对他的尊重远逊于其后的剧作家本·琼森。在他们看来，莎士比亚只不过是一位演员——经纪人——剧作家式的人物(这种人物在伦敦司空见惯)，因此，官方对待他们与对待走街串巷的流浪艺人相差无几。
的确，如果我们邀请一些1599年(此年莎土比亚加入环球剧院)伦敦最有名的人物，询问他们当时的名人中谁能流芳百世，莎士比亚的名字肯定会排到最后。就在莎士比亚准备离开伦敦之际，加入了国王陛下亲自资助的“国王之臣民”剧团，这使他一下子倍受尊崇。很快，伦敦人彻底了解了这位作家的真正价值。尽管他身材短小，来自乡村，但37部剧作展示了他空前绝后的惊人才华。他把人性的所有特点活生生的掷到我们脚下，并说到： “看吧!朋友们，我知道这是可怕的事实，但不要因为你们不喜欢就迁怒于我。人类不是按照我的模型创造的，我所能做的就是把真实的人展示给你们，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的责任。”
不朽的莎士比亚，几百年来一直是学术界考证研究的对象，并且很自然地与太阳、月亮及闪烁的繁星下的一切事物进行着比较。恰巧我对待这位同行稍稍有点不敬(艺术家们在这些方面能相互理解)。亲爱的费里茨，在我看来，莎土比亚和那些操纵蒸汽挖土机的师傅们极其相似，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那些开挖泥机或挖土机的人们，属于特定的社会阶层，他们一般不注意自己的外表，不停地抽着廉价的香烟，但能驾轻
就熟、潇洒自如地操纵那庞大的怪物，恰如牛仔若无其事地驾驭活蹦乱跳的野马一般。他们成功地克服了操纵挖土机的困难，使旁观者感觉到，“嘿!那有什么!谁都能做到。”那就让他试试吧。进了医院以后，他也许会有充足的时间反省自己的愚蠢行为。
不过，这种比较不能到此为止。如果你对挖掘大师留意观察一会儿，你就会同意我的说法，他们和不朽的莎士比亚的确有可比之处。看看他们付出的努力吧!拉紧操纵杆，挖掘土堆或泥水，倾倒在路边、码头或任何一个施工工地。这就是他们的作品，也是他们的价值。
威廉?莎士比亚正是这样一个蒸汽挖掘机机手，只不过他挖掘的对象是我们人类，而不是大地。他并不关心他所发掘对象的道德价值，就像此时在弗莱辛，蒸汽挖掘机正挖掘着新运河。也许，莎翁的铁锹破土铲人了那久已遗忘的神圣坟墓，那个埋藏在他修道院花园的僻静之处的坟墓，距今已有六七百年了，而你我却是首次踏上这块可爱的土地，也许，铁锹带出的仅是几个臭名昭著的惯犯头颅，他们因杀人而被绞死，尸首被扔到附近的水沟里，恩惠了那里的小鱼和光滑的鳗鱼。他挖出地面的有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他挖出的得以重见天日的岩石，可能含有少量黄金，也可能不过是已被石化的泥土，他会焦急起来!他的工作就是操纵蒸汽挖掘机，不管挖出什么东西。没有人指责他工作懈怠，那么，何不点上一支烟，从那间遮身度日的小屋里，朝窗外啐一口痰，再低头看看表，算算一天的时间里还能挖掘多长时间，然后再回家吃顿晚饭，喝杯啤酒，顺便看看晚报。

如果你认真读一读莎士比亚以一名剧作家的身份所“挖掘”出来的东西，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上帝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然而他在文学方面塑造的人物形象却又是多么的奇异：贞洁的圣徒和世俗的罪人，高尚的英雄和可鄙的无赖，专情的烈妇与冷酷的荡妇，前者无私博大地自我牺牲，而后者则无恶不作。另外还有聪明的智者与蠢笨的傻瓜，迂腐的学究和自由的作家，无望的流浪汉与自负的朝臣，以及为了哈姆雷特的灵魂或者为了理查德的灵魂而战的上帝与魔鬼。
其他的剧作家也曾像他那样竭尽所能，但无人能及这位来白艾冯河畔的屠夫之子，因为他们或迟或早地将陷入疑虑和冥想之中，之后开始醒来，不久又重陷迷茫的深渊。另一方面，莎士比亚从不进行说教，也不从任何角色的行为中得出任何明确的劝诫。但是，即使是毫无知识的观众也能分清其中的美德和丑恶，明白哪条路是通向死亡，哪条路通向永生。
所有真正的伟人自有史以来，都曾受到过责难，并且饱受无望和孤寂之苦，那也是他们远离芸芸众生所必然付出的代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就我所发现的人而言——均认为这是公平的安排而且无怨无悔。莎士比亚也毫不例外，他恰巧碰上那样的时代，舞台上人才辈出，充满了勃勃生机和活力，使得那些最富有想象力的作家及其作品，相形之下就显得甚乎其
微了。
当时的国家刚刚经历过无敌舰队的人侵和灭亡的恐惧，因而不可能为哈姆雷特倾听父亲哀怨时的悲惨境遇洒下更多的同情之泪。《暴风雨》中揭示的奇异历险又算得了什么，当时伦敦的任何一个酒馆都有许多老水手，只要有一点啤酒，他就能倒给你一筐航海者的奇事异闻(也很真实，上帝作证)，比起普罗斯彼罗大公、米兰达和那不勒斯国王的遭遇更为激动人心。另外，李尔王遭受的煎熬，又怎能与亨利国王统治时无辜受害者的苦难相提并论呢?
莎土比亚为那些疲于奔波、忙于生计的人们写作，他们却没有闲暇来细心思考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百态。即便这样，莎土比亚在那个时代也并非无名小卒。作为一位才华横溢、富于智慧的剧作家及诗人，他的才能得到了后人的认可和欣赏，后一代人也同样舒适地享受着其祖先颠沛流离、艰苦争斗而积累的财富。几百年来，虽然众多以勤补拙的评论家试图把莎土比亚归人古板的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课本中，但莎翁对现代人的影响力是如此强烈，因而在无数的用想象之镜向我们展示其美好的梦想的作家中，他是名声最为显赫、才思最为丰富的

莎士比亚在“百老汇”——这是我们今天的称呼——生活了大约18年之后，再次产生了一种愿望，他要回到更受尊重的生活中去。莎士比亚当时并不富裕，但他和安妮细心地积攒着每一分钱，希望日后能像上流社会的绅士太太们那样享受余生，而不是与醉醺醺的小丑及险恶的江湖骗子们一起浑噩一生。于是他们回到了故乡斯特拉特福，在那里，安妮精心照料着她的花园及桑树，(难道她有新的嗜好，养蚕持家?)莎士比亚则为伦敦的朋友写些应时的剧本。直到1613年，环球剧院当时正排演一场亨利八世的话剧，一场大火却将它夷为平地，很多虔诚的人认为那是神灵的报应。之后不久，或许是1616年的春末或夏初，莎土比亚最后一次登台，从此他就悄悄地退出了戏剧舞台。
莎翁的晚年生活，我们知之甚少，可我们还要知道些什么呢?难道这位天才留下的财富还不够多吗?难道我们非得知晓其祖母婚前的姓氏吗?这位老祖母就是1616年3月25日拟就了那份著名遗嘱的公证人。
现在，我们介绍第二位客人，蒙西尔·简·巴蒂斯特·波克兰，大家更熟悉的名字则是莫里哀。他出生于莎士比亚死后的第6年，其父是位巴黎商人，并拥有皇家室内装饰师的头衔，这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普通人能奢望得到比这更大的荣誉吗?如果你生活在17世纪的法国，又恰巧生在装潢师之家，要么就成为一位皇家装饰师，要么就羞愧地低着头，甚至自杀，就像可怜的厨师瓦特尔，他在准备御膳时，因鱼未及时运到，而不得不给主人做了一顿无鱼的莱肴，结果被处死了。
年轻的简·巴蒂斯特在一座被称为“猴屋”的房中长大，当时猴子是男性喜剧演员的象征，在耳濡目染之下他逐渐形成了对戏剧的喜爱。然而，他的父亲根本就不屑于儿子对这个职业的热情，希望莫里哀能追随家族成为一名装饰师，就像上三代的波克兰家人，修理皇家的脚凳、清除衣柜的蛀虫。多么美好的过去，多么美好的未来，工作稳定又光彩!任何一位法国人，只要有了这样的工作，还乞求什么呢?
然而就有这样的人，他就是我们的小简·巴蒂斯特。他禀承了其母玛利亚·克蕾塞的机敏头脑和对文化的渴求，她的父亲也是装潢师行会中的一员。莫里哀却没有兴趣摆弄指上的顶针及身边的剪刀。在很早的孩提时代，他就只有一个愿望成为一名演员。
那么，我们就得问这样一个问题，巴蒂斯特是在哪里、怎样学习戏剧的?
他是通过另一位装饰匠学到了一切。这位匠人是他父亲的朋友，也是个教徒，加入过一家宗教团体，而这个组织在当地的一家戏院里拥有一个私人包厢，其余的事情你就能猜到了。通过父亲有影响的朋友的帮助，莫里哀进了一所令同伴们羡慕的学校，这是一所由教会创办的一流学校，它和教会创办的法国其他学校一样，对初级戏剧表演极为重视。
在克莱蒙学院，年轻的莫里哀不但系统地学习了古典文学，还接受了表演艺术的培训。根据对父亲性格的了解，他清楚地意识到，不可能说服这位皇家室内设计师，让自己的儿子去选择这样一个低贱的职业。他需要换个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在和朋友商量之后，莫里哀向父亲申请去当律师，他的父亲欣然同意了。1641年，莫里哀通过了考试，与此同时，一位女子改变了他的命运。她叫马德琳·贝雅尔，芳龄24岁的女演
员，具体的背景有点模糊不清。传闻她曾是孔德·德·莫德纳的情妇，并据说与之有过一个孩子，所以这种女子无法被高贵而严格的皇家生活圈子所接受。于是，莫里哀的父亲急匆匆地把儿子打发到纳博纳。他很容易就做到了这点，恰巧在1642年，路易十三国王因健康问题而不得不去南方，需要一位装饰师随陛下同行，随时听差。一个正常的又不可避免的结果出现了。莫里哀刚刚抵达纳博纳就返回了巴黎，他放弃了世袭皇家装潢师的各种权利，把所有的积蓄花在了心爱的马德琳身上，并与她一起创办了“盛名剧团”。后来，这个剧团为法兰西喜剧赢得了不朽的荣誉，剧团的演员们也为维护法语口语的纯正做了大量工作，从而使法语成为整个文明世界交谈的工具。
剧团的最初尝试并不成功，不久便因雪球般的债务而解散。老波克兰支付了剧团的大部分投入，这一事实说明他多多少少地开始认同儿子的选择。莫里哀和马德琳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在最初的尝试失败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办?
正是此时，莫里哀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要把巴黎剧院带到普通的法国人中。那些一流的演员从未尝试走这条路，他们怀疑剧团在偏远的小镇能否找到生存的机会，那里的人毕竟很少享受娱乐生活。莫里哀则认为，也许在那里的生活不会太好，但还是能满足基本的需求，于是，莫里哀和马德琳及其伙伴们开始去那些穷乡僻壤巡回演出。这样的演出坚持了12年，最终取得的成功连他们自己都无法想象。
今天绝对不可能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但在17世纪中叶却成为现实。当时的巴黎还不能吸引整个法国，一些省会城市依然是各地极为重要的文化中心。巴黎可能会嘲讽它们，但它们却仍然很看重自己。这些小城有自己的贵族阶层，他们住在先辈们修建的城堡中。当城堡在投石党运动中被摧毁之后，再加上长期的宗教战争，他们被赶进了城市。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生活缺乏宫廷般的高雅。为抚慰自己缺乏的这份华丽，并表明自己能严肃认真地遵守十诫及基督教的各种纪念日和斋戒日，他们就全身心地教育后代，为教皇、国家和国王培养栋梁之才。
这些善意的人们平时省吃俭用，但对于关系到自己的文学院、宗教团体以及艺术表演事宜则慷慨解囊。他们每年至少一次在当地的剧院安排一些流浪的艺术团作巡回演出。他们也知道，教会对不断兴起的和戏剧有关的事都充满敌意，并把他们看作邪教及革命学说的代言人。但由于教会在很大程度上仍需依赖当地侯爵、伯爵和男爵的支持，因此，考虑到自身利益，最好的办法就是对这些演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总之，对于当地的每年一周的正式演出，他们很少干预。
这些老实的小城居民们很快就发现，来演出的不再是以前那些末流的演员(他们几乎无人能念准台词)，他们现在接触的是一位令人愉快、彬彬有礼且文采横溢的艺术家。带队的女土不仅懂得导演，还是戏中的女主角，随从的演员们也比先前专演悲剧的演员要强得多。因此，小镇居民们欢天喜地，对尊贵的莫里哀所带领的剧团始终热情不减。
起初，莫里哀很满足于单纯地演戏，但时间一长，他开始尝试写东西，这下一发不可收拾!整个世界注视着、聆听着、期盼着：“这是一种新的声音，一条新的道路。这里有活生生的生活，人们喜爱它，多写些吧。”
这种情景当然是每位剧作家所企盼的——公众们渴望着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新作品。但莫里哀同其他人一样，也在考虑这种热情能保持多久，因为终有一天，挑剔的观众会转过身去，说道：“哼，我们以前已听过这些，他江郎才尽了，去街对面看看新来的家伙的作品吧。”但在莫里哀那里却发生了奇迹，公众对他的作品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热情。
但有一个例外，空谈家、偏执狂潘洛斯博士(100年后伏尔泰的作品《老实人》所恭维的对象)之流对此却极为不满，因为这个无名的文字匠在一幕幕戏剧中揭开了他们及其同类的面具，尽管未提任何人的名字、未攻击任何人，但把他们的恶行暴露无疑，任何外人都能一目了然。正如一位诗人写道：“小人荣誉受损，怒火一泻千里。”
当教士塔尔图菲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小人的愤怒与教士的暴怒则无法同日而语。此君是位可鄙的宗教狂热分子，以前曾经欺骗了恩人奥尔贡，随后还试图勾引恩人之妻埃尔维拉。
1664年，莫里哀已返回巴黎，他获得了巨大成功，并且得到路易十四国王的庇护(国王实际上在芭蕾剧《逼婚记》中扮演角色，该剧作曲是吕里)。因此，莫里哀认为自己可以随意行事，但这正是其错误所在，他的随意触怒了别人，《塔尔图菲》因此被封演。
无奈的莫里哀只好向国王求助，国王便邀请了一些教皇的使者来到凡尔赛宫，并让莫里哀当众把剧本念给他听。使者对教皇陛下的回答是，该剧的主题描写无任何冒犯之处。但那些比教皇还教皇的巴黎宗教界人士则不这么认为。即便贵为国王，路易十四也不敢公开引起他们的不悦。莫里哀为此不得不删掉了最令教皇不快的几个章节，再次准备上演《塔尔图菲》。很不幸，国王无法到场观看，他正和部队在佛兰德斯作
战。第二天，在巴黎主教的压力下，巴黎地方长官勒令该剧停演。莫里哀只好派出两名剧团人员前往国王的营区。国王答应，他一回巴黎就会关注此事，一切皆会迎刃而解。
巴黎大主教从另一方面发起了回击。尽管他不能继续阻止该剧的公演，但他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势去威胁那些准备去观看的人。主教自己公开声明，凡到场观看、阅读剧本或参加演出者，都将被逐出教会。虽然革除教籍已不再像中世纪那样可怕(那时被逐出教门无异于活着的僵尸)，但巴黎人——特别是妇女——依然无法挣脱宗教首脑的束缚，以至于不敢冒险去剧院呆上一个晚上。
国王也承认对教会此举无能为力，他只得建议莫里哀最好写点别的东西，并且忘掉这段不幸的经历。莫里哀向来是国王忠实、顺从的奴仆，最终放弃了这次演出，并创作了多部喜剧作品。18个月后《塔尔图菲》重新上演，再也没什么人有兴趣对此掀起一场谴责运动了。
然而，和那些愚蠢对手的无休无止的争论，使莫里哀的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他的消化系统出了毛病，即今天的胃溃疡，病因多由过多的焦虑引起。和今天一样，那时的医生给他开的药方也是喝牛奶。但莫里哀依然不加理会，埋头创作剧本，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天。在这场与病魔的艰难斗争中，他终于精疲力竭了。
现在，如果能以假设代替现实，假如莫里哀有一个幸福的家，家中有一位可亲的太太，那么在经历永无休止的争斗之后，还能回到家中觅得一份平静和温馨。若干年后，伏尔泰称那些争斗为铲除邪恶，至于哪个是邪恶制度，则留给读者自行判别吧。不幸的是，莫里哀虽然有个家，但并没有拥有一位好太太。莫里哀娶的女人确实很漂亮，也是剧团中最出色的女演员。但她一直是莫里哀痛苦和烦恼的根源，不是因为她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她没有一份令人满意的出生证明。
直到最近，我们才清楚事件的真实情况，现在学术界似乎也很认可这种看法。其妻阿芒德·贝雅尔并不是他前情人马德琳·贝雅尔的女儿，而是她的妹妹，他无需负什么罪恶感。但我们不明白贝雅尔老夫人为什么对她最小女儿的出生故作神秘。正当莫里哀步人中年、事业有成，准备迎娶这位漂亮女子时，他所有的敌人纷纷跳出来，在心怀报复的塔尔图菲的带领下，对莫里哀大肆攻击，其恶毒程度足以让今天小心谨慎的专栏作家们欢欣鼓舞。
150年之后，法国档案馆幸运地找到了以下记载，阿芒德·贝雅尔确是贝雅尔老夫人的女儿，而非孙女，造谣者捏造了许多假象。幸运的是，路易国王并未受到一位叫奥比戈内的女人的影响，这个女人生于法国北部的一所监狱，对国王无限温顺虔诚，很快就十分聪明地说服了国王，使国王在第一任妻子死后就迎娶了她。作为一个仁道的君主(至少对私人朋友是这样的)，国王陛下成为莫里哀第一个孩子的教父，从而缓解了外界对国王所钟爱的演员的攻击。由于皇家的公开保护，人们只能在背地里窃窃私语，但每当有国王的人在附近时，人们便不敢再指指点点了。这也再次证明，尽管王权制度极为奢侈腐败，但也仍有它的优点。从这以后，莫里哀的婚姻事务再也无人干涉了。
很遗憾，这桩婚姻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看起来主要是因为双方的年龄差异。但两人仍“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我们今天也许可以这样解释。因为在莫里哀死后，正是阿芒德勇敢地向国王抱怨：由于大主教的恶毒命令，她的丈夫竟像狗一样被草草地掩埋。如果她对莫里哀没有一点眷恋的话，她不会为此冒险的。

亲爱的费里茨，我有一个毛病，当我真正喜爱我所写的人物时，我可以忘掉一切，连续几天废寝忘食地写作，不断琢磨有关这些人物的问题。占用宝贵闲暇让你们阅读这么多东西真是很不公平，但我的确很喜欢这位法国老人。从本质上讲，我不是个戏迷，我宁愿去读《创世记》也不愿去戏院看那些毫无新意的悲喜剧。然而莫里哀强烈地吸引着我，成为我心目中的崇拜者。我也常常感到疑虑，除了作为一名剧作家和剧院经理外，他的角色再也没有引起公众注意的了，同代人都公认他不仅敢于直面人生，且还是个爱憎分明的人，而远胜于那些打着改革之旗棍打一切的人。正是他的这种素养，才使得他在戏剧界的影响如同两个世纪后李斯特在音乐界创造的辉煌。
在莫里哀从事创作、表演和剧团管理之前，西欧的喜剧、悲剧演员的地位和古罗马时代一样，在官方眼里都属于流浪艺人，其待遇几乎等同于普通的吉卜赛流浪艺人。但是，一旦一位演员得以和国王同桌进餐(宫廷的达官显贵亦难享受这种荣耀)，一切就急剧地改变了。
若李斯特前来参加我们的晚宴(如果能找到一位与他合得来的伙伴，我真希望他来)，我们会询问，他是如何成功地培训和教导那些皇室资助人，使他们无论何时出席音乐会，都保持着高雅的风度。李斯特的做法是与他们进行心灵沟通，使得他们之间相互平等。同样，莫里哀也有此天赋。如同众多的胃病患者(正如我告诉你的，我个人诊断依赖于实际经验)，他间歇性地产生忧郁、怀疑并追究灵魂问题。但身体的不适并未影响他的幽默感，他依然表现得彬彬有礼，而且细致人微。即使遭受剧烈的病痛，其文思也滔滔奔涌，如溪水冲向山涧。由于把斯多葛哲学(推崇恬淡寡欲)和伊壁鸠鲁主义(崇尚享乐主义)巧妙地贯通起来，使他在社会各阶层中游刃有余。他清楚自身的弱点，对邻居的小毛病也一让再让。他还是一名忠实的教会信徒，认真地履行宗教义务。同时，和路易十四年代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一样(包括国王本人)，他多少也信奉一些笛卡尔的学说，强调精神学说应建立在数学确定性之上(一旦安排好，我们就邀请笛卡尔来做客)。
这一对待宇宙及其造物主的态度，令法国在其后的200年中，无可争议地成为思想界的领袖。而在阿尔卑斯山的另一侧，这一学说却未受到重视，一个半世纪以来，那里始终笼罩在坚不可摧的教权主义之下，教皇们世代相传，不敢越雷池一步。
教皇的暗探们始终热情高涨地打听并揭露任何异端邪说的迹象，即便是处在萌芽状态也不放过。对他们而言，任何的正面攻击都不可怕，因为王公贵族们依然崇尚教皇为最高权威，会挺身而出保护教皇免受直接的威胁。但怀疑的毒药却可能藏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或许是一幅画、一首曲子、一出雅俗共赏的戏剧，或许是一幕芭蕾剧，也可能是那些无恶意的滑稽剧。裁判所的成员们时刻保持着警惕，即使是最无害的偏离于正统的思想和方法，也会被汇报上去。
国王甚至也开始站到“怀疑是一切智慧的开始”的立场上来了。这样，机会就来了。莫里哀成为当时运动的带头人之一，号召人们摆脱对超自然的恐惧。于是，压制并劝阻这位装饰师的儿子以保持沉默的种种企图，一直持续到他辞别人世，甚至盖棺人墓之后。
1673年2月，莫里哀辞别人世，他死时的方式犹如他典型的生活方式，那年他51岁。人生道路的坎坷已使他精疲力竭，这其中包括与愚蠢牧师间的荒唐争论以及两个儿子和马德琳的过早去世。马德琳伴随着他开始了戏剧事业，对莫里哀而言，她比她的妹妹，即现在的妻子要重要得多。
莫里哀刚刚完成一部喜剧作品，剧中描述了一位臆想自己生病的男人。这时他便意识到自己行将到达生命的终站，他的内脏剧烈疼痛，令他起居难安，但这位可怜的作家仍决心自己扮演这个角色。
“我还能干些什么呢?”他告诉朋友们，尽管朋友们极力劝他卧床休息，“如果我不出演，这部戏就无法上演；没有这部戏的上演，剧团50多个人今晚就没有演出收入，他们的家人就会挨饿。我永远不会做这样的事，我不能辜负这些善良忠诚的伙伴们的信任。”
第二幕演出结束时，莫里哀突然感到一阵痉挛，并引起昏厥。他企图强作笑颜以抵抗疼痛，希望坚持到剧终。他的朋友们把他抬回家，他竟与世长辞了。他死得太突然了，就连妻子也未能及时赶到他身边。
次日凌晨的葬礼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在莫里哀意识到即将撒手人寰时，他曾派人去请牧师来，作为一名基督教徒，他希望得到宽恕而升人天堂。但教区的牧师却拒绝为从事演艺职业的人施行这一仁爱之举。一年前，马德琳·贝雅尔在死前正式宣布放弃演艺职业，因而避免了这样的命运。而莫里哀则是突然遭受死神的打击，来不及将这些写入自己的角色中，同时，公正地说，他是否会做出这种懦弱之举，也是个疑问。现在，对他遗体的处理出了问题，巴黎大主教(一个因作风放荡而臭名远扬的人)拒绝将这位流浪演员的尸体埋人神圣的墓地，并拒绝以基督教通常的仪式来掩埋他。莫里哀愤怒的遗孀只得请求国王的帮助。国王对这位给他的国家带来美誉但地位低下的演员，仍有一些真挚的情谊。他传令给大主教，不能容忍对他的老朋友的这种污辱。于是，大教主提出一种听起来挺合理的折衷方案，实质上什么也未解决。作为对莫里哀的特殊照顾，两名牧师可以参加葬礼，但葬礼须安排在日落之后，而且不举行特别的仪式。否则的话，莫里哀必将与罪犯及自杀者埋在一起。莫里哀是否埋人了圣地，这一事件没有明确记载。然而，有种猜测，说在圣·约瑟夫公墓曾给莫里哀挖了一个墓穴，但他并没有被埋在里面。同样，这种说法也不能确定，我们只能去猜测。结果，今天仍无人知晓这位法国最伟大的剧作家究竟身葬何处。
另一个更有趣的事实清楚地表明了17世纪的官方对演员们的轻视，这一事实就是莫里哀从未成为法兰西学院的成员。有一天，你如果碰到一本书，买回来一翻阅，顿觉索然无味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起来，当初购买的原因不正是因为该书的作者是一位法国文学院的成员吗?请记住，亲爱的费里茨，这些冠冕堂皇的老顽固们，曾经拒绝与那位皇家装饰师的儿子为伍。然而，在他们的同代人当中，惟有他至今仍活在我们的中。正是他辛辣地向世人嘲讽了那些自以为是的学究们，他们才是人类的大敌，将会贻笑于整个文明世界。

法兰西学院曾拒绝接收莫里哀。100年后，瑞典学院派也无视卡尔·米切尔·贝尔曼的存在，只因为他乐于与一些醉汉们呆在一起，整日衣衫褴褛，放荡不羁，但那些活生生的醉汉们却令他精神振奋地写出了不朽的作品。舒伯特当时也未被奥地利皇室看作是天才的音乐家。伦勃朗死时也未能偿清债务。莫扎特劳累成疾而患上肺结核。柏林评论界始终认为帕岱莱夫斯基不会弹钢琴。梵·高在家乡展示他的作品时，荷兰的自由民对他的画啐唾沫。约瑟夫·威尔地申请人米兰音乐学院学习时，教授们认为他毫无天赋可言，毫不留情将他拒之门外。无数愚蠢及短视的行为还埋没了很多人的名声。可这一切与我下面即将介绍的主人公——塞万提斯离题甚远了，关于这个话题我将另找时间为你们叙述。

做到绝对公平确实不容易，因为我从未有意识地去理解西班牙人，现在仍是，将来也可能如此。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并在许多奇妙的土地上生活过，我懂很多民族、国家的语言，这使我对许多偏远民族的思想进程有了一些了解，而这些民族，我只是在邮票上才和他们见过面。但是，有两个民族完全超乎了我的理解能力——它们是西班牙和爱尔兰。
我过去心常存疑，尽管我主张宽容和自由，但就内心而言，我可能仍然是加尔文教的信徒，约翰·加尔文的精神使得我不能公正对待罗马天主教会统治过的国家。当然，也不是完全这样，因为1914年世界大战之前，我曾在巴伐利亚度过了最美妙的5年光阴。当时在那个地方，一个女人如果没有精神医生证明她常去教堂做弥撒，她就不可能在政府机构中找到工作，哪怕是一份清洁工的工作。
于是，我自语道：“这些骄傲的贵族中含有阿拉伯血统，因而我把他们看做欧洲的外国人。”但爱尔兰人没有阿拉伯血统，因此这也不是原因。后来，我开始猜测宗教在塑造今日的西班牙人及爱尔兰人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无疑，宗教极大地影响了西班牙人及爱尔兰人的精神、文化及道德的发展，但这种影响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北欧及西欧呢?那里的人民和西班牙人及爱尔兰人有着同等的条件。我无法找到一个信服的答案，最终就把它归类为“没有解决也无法解决的谜题”，并不再考虑。
我认为，许多盲点对每个人而言是与生俱来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承认它们，然后尽量减少它们带给我们的影响。为何我们偏偏要沉迷于对个人的爱好，却不顾及身边众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呢?而且，这些问题经过我们个人的努力被解决之后，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美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