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要谈谈我们尊贵的客人。他们分成两组就坐，巴赫家坐在左边，勃鲁盖尔家坐在右边。巴赫家正为愉快的勃鲁盖尔家族演奏德国古老的四方舞曲，勃鲁盖尔家则为巴赫家画像。技艺非凡的巴赫家似乎带来了人们所知道的所有乐器，在场地中间，老约翰·塞巴斯蒂安身着他那最漂亮的黑色呢绒外套(很符合他的皇家普鲁士乐队指挥的身份，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仍为此头衔而英勇奋斗)，正看着一本羊皮纸小册子上的乐谱指挥着乐队，那本小册子看起来很像是他为第二位妻子安娜·玛格特琳娜收集整理的曲调集。在他的左边，是磨坊主兼长笛演奏家老威特，正丁丁当当地演奏着他自制的齐特琴，周围是人丁兴旺的儿子们、侄子们、孙子们、堂兄弟及其他亲戚。
至于勃鲁盖尔家，有三位最容易从画像上认出来的著名成员(虽常常隐藏于他们热闹的画像中的某处，但仍被热爱其艺术的人们所熟知)，还有几位不太知名的兄弟、堂兄弟们，他们正描绘着眼前可爱的生活画面，我估计画的是巴赫乐队的“肖像”(这是那时候的称呼)。当我小心翼翼地走到他们的身后(因为我知道艺术家们极其厌恶别人偷窥他们的半成品)，我发现我猜对了。
第一次聚会时，伊拉斯谟就告诉我们，人始终是禀性难移，即使生活不再像以前一样，人的本性也不会改变多少，他说的非常正确。此刻，老彼得已将整个维勒市场画入他的素描中，并且赋予此景以永恒性和现实感，或许此画能变成天使，去伯利恒为婴儿耶稣唱支小夜曲。此时我比任何时候都豁然明白，他为何被称作“农民”勃鲁盖尔：他的画精确地描绘了每一个小男孩、小女孩，他们饥饿的眼光盯着堆满食物的桌子，这种精确的刻画，使画中的每个人都表现出“村民的贪婪”的生动形象，使得这些艺术形象永留世间。他的儿子小彼得，则把同样的孩子们画成小顽童——无人注意时就把大量油腻的香肠塞入肚中的鬼精灵。詹·勃鲁盖尔(老彼得的小儿子)则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市场的自然景观上，他对每一棵树、每一朵花都抱有极大的爱心与兴趣，就连附近灌木丛中自娱自乐的昆虫也未漏掉，而且描绘得极为细致逼真，100年之后的昆虫学家也能由此而绝对科学地认出，低地国家在1603年受到过哪种害虫的侵袭。
勃鲁盖尔家族的其他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尽情感受着这个场合的氛围。受此感染，我也掏出口袋里的画本。此时他们注意到有位兄弟画家在长凳上给我腾了个地方，并告诉我不必拘束，这是所有优秀艺术家奉行的准则，他们相信绝对的平等——但这只是平等者之间的平等。
一点整时，伊拉斯谟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这椅子是费里茨让弗琳达从家中带来的。伊拉斯谟请求大家安静一下，“我希望，”他慢慢地用佛兰芒语说道，以便巴赫家族和勃鲁盖尔家族都能听懂，“大家已经享受了相聚的快乐，希望你们还能喜欢我们提供的小小招待。我希望古老而美丽的维勒城的朋友们能了解到，当我们这些过去的人谈到技艺理想时，它的含义是什么，它指的是因友谊而产生的技艺，而友谊产生于这样的一种感受，即我们都热爱文学和艺术，我们都是文学和艺术这个独立主权共和国中的居民。我希望大家和我一样，为能有机会彼此相识而高兴。现在，请大家品尝我们准备的便饭。”
显然，伊拉斯谟对那时人们的口味相当了解，在这方面他给我上了最有意义的一课。费里茨和我曾经翻遍了过去的烹饪书，以搜寻一些新奇的饭菜来取悦客人，现在才发现(我曾经有所怀疑)300年(或3000年)前普通群众所习惯的饮食，对我们而言是多么的单调和难以忍受，从中我们也了解了中世纪及罗马时代一些奇异的节日宴席，尽管在教科书中我们就看到过很多。这些和50年前在纽约常常见到的过于奢侈的宴会非常相似，当时有那么一些人，口袋里的钱远远超过其智力和味觉，总喜欢摆阔与挥霍，用“有意识的浪费”来哗众取宠。
中世纪的大型酒宴，挥霍了大量的钱财，并经常迫使主人不得不动用负担沉重的房产来做抵押，宴会的真正目的也并非用奇妙的美食来迎合客人的口味。事实上，烹饪的最佳秘诀直到18世纪后半叶才被发现。在此之前，烹饪大师们遵循着这样的一个原则：凡贵的必是好的。那时富有的中产阶级成员们，十分满足于丰富的泡菜和香肠，并将成杯成杯的啤酒倒入腹中。这一切表明，普通饭菜仍是大多数人的饮食规律。时常暴食填满调料的烤孔雀、烤天鹅以及加入糖蜜的甜食，一直是王公贵族的做法。那些诚实的艺人们，现在是食客的身份，却并未要求伊拉斯谟提供更好的食物，这使我有些怀疑，是否我们让客人吃得过饱。我把这记在心里，以免下次犯同样的差错。
那天我们自己收获颇丰吗?是，又不是。说是，因为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我们能与我们尊敬的、属于一切时代的伟大音乐家相距如此之近，而且还能面对这样一位大画家，当有一天我们评价其真正价值时，他将与伦勃朗、贝拉斯克斯、哥雅、费美尔等人齐名。另一方面，巴赫家与勃鲁盖尔家在此过得相当愉快，正如伊拉斯谟与莫尔上周六晚上的聚会，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太出风头，肯定打扰他们之间的和谐。那天下午的聚会行将结束时，我有了一个机会得以进一步了解老塞巴斯蒂安——其他人都这样称呼他。
得到这个偶然的机遇并非是一件令人庆幸的事情。参加聚会的巴赫家族成员中，有他最小的儿子威廉·弗里德曼，大多数人都公认他继承了其父的众多才智。然而不幸的是，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偏离了巴赫家庭体面而严谨的门风，而这是先辈们历经艰辛而形成的。说得再直接一点吧，威廉变成了酒鬼，他漫漫一生(活了74岁)的大部分时间都穿梭于小酒馆中。因为有着家庭遗传的健康体魄，他能承受多得惊人的酒精，而这却从未妨碍他写出教堂合唱曲、风琴曲和赋格曲，就像其父的某些作品一样肃穆庄严，当他恢复清醒，能灵活地使唤自己的手指时，就从未停止作为一名击弦古钢琴演奏家的表演。当他沉迷于杯中之物时，正是他才华横溢之时，但方式上却远离了异常高贵的父亲留给这个世界的音乐标准。
因为在这种场合，他如果演奏某种带键盘的乐器，就会奇异地激发起其他演奏者，很快，他们就能一起醉心于演奏18世纪一种节奏欢快的音乐。
但是，上帝保佑，在这个酒馆里，他发现的只是一把低音提琴，观众们然后听到的是他低音连奏的普通爵士乐钢琴曲，这些曲子包括他父亲和乔治·费里德里克·韩德尔先生的一些最精彩的清唱剧片段，小巴赫的演奏却把它们曲解为纯粹的滑稽模仿。
酒过一轮，约翰·克利斯托夫和菲利普·巴赫走到我面前，小声地说道，他们担心可怜的兄弟会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比啤酒更让他兴奋的东西，而一旦这样，我们举行的招待会就很难期望“皆大欢喜”了。弗里德曼只要一进入这种状态(像他们说的那样)，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进行表演，那么我们能否说服老先生去散散步，让他离开那个会令他无比痛苦的场景呢?
费里茨(在紧急关头总有主意)说：“当然能做到，请稍等。”然后他向约翰·塞巴斯蒂安建议道：您也可以听听您自己的音乐作品，它们都保存在黑色的圆形唱片里，并由机器放送，“如果您赏光到寒舍，您会看到并听到这些唱片的。”就这样我们撤离了市场，而恰在此时，小弗里德曼开始用双簧管演奏《耶稣，人类期望的快乐》，我想“老头儿”——儿子们背后对他的称呼(他们的声音有时很大，被我偷听到了)——没有注意到这场小风波已经开始。我们知道他有点儿耳背，很庆幸他患有这点小毛病。等我们到费里茨家时，弗里德曼已完全行动起来，强劲的大管替代了双簧管，《耶稣，人类期望的快乐》被换成《满是血迹和伤痕的头颅》，这首曲子被转换成《兰德尔》的主调，却并不比随后的《客西马尼的耶稣》更为合宜。
费里茨的家清爽舒适，我们把约翰·塞巴斯蒂安舒舒服服地安排在椅子上，这把椅子是我们最近为伊拉斯谟准备的(他将成为我们的常客，理应有自己的椅子)，然后我们打开留声机。第一首曲子我们播放了《温和的击弦古钢琴》中的一号作品，约翰·塞巴斯蒂安静静地听着，显然，这样的留声机并未给他太深的印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还会遇到越来越多的过去时代的人，我们惊讶地发现，他们对我们引以为豪的现代发明并无多大兴趣。他们不过是看上一眼，仅此而已。它们就在那儿，使生活简单化了，这很好，但这种不同真的很重要吗?从一镇到另一镇的旅行快些还是慢些，信件到达目的地是用一天、一周或是一个月，其差异真的如此重要吗?假设一个普通人欲从巴黎到罗马，他20小时到达或者20天到达，这真的有很大不同吗?
在此，我想说点题外话，因为我们经常遇到以往时代的客人们，他们常常持有这种态度。当我们极力说明这些发明是如何极大而深刻地改变人类生活时，他们表现出毫无兴趣。如今，现代人多数都有机会参观所有的著名城市，而过去，他们只能从幸运的同时代人撰写的旅行书中读到一些介绍。对此，他们有时会回答说“是这样”、“毋庸置疑”。但同时他们也清楚地表明，让所有的人看到整个世界，这种新的理想观并没有什么真正好处，因为它忽视了人们能否有能力去理解、欣赏甚至仰慕。
“你非要那样无谓地传播一切吗?”莫里哀问道，当然，他擅长讽刺，因此这也是人们期望从他那能得到的惟一的东西。我们向彼得·勃鲁盖尔解释，如果他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就可以去巴黎、伦敦、马德里学习，并且能在二三个月内参观所有这些城市。这时，他变得十分粗暴。
“请您告诉我，”他问，“我在那儿能学到什么?在家里不是更容易甚至更舒服地学到吗?”并补充道，“彼特·保罗·鲁本斯在整个欧洲作画，对吗?你想让我成为像鲁本斯这样的人吗?”对此我们只能回答，上帝不允!而且，这也是我们不愿意见到的。
当我们让客人们注意在每晚同一时间里有从阿姆斯特丹到伦敦的飞机经过维勒镇时，我们看到了同样的冷漠。他们对飞机的噪声有些吃惊，无法断定声音来自何方，但无人愿意走上街头，在月光弥漫的天空中找寻它们。
笛卡尔用飞机引发出一个令人尴尬的追问——关于“真理之后的真理”，他乐于此道。“你们告诉我，”他说，“100年前，当伊拉斯谟从鹿特丹到伦敦，如果顺利的话，整个旅程要花5天时间，而现在仅需二三个小时。”
“对呀!”我们满怀希望地回答，因为他好像终于明白“现代进步”对我们的意义有多大。
“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要花2小时而不是5天到达那里呢?”
“节省时间呗!”
“当他们到达之后，节省的时间用来干什么呢?”
对此，我们无法找到合适的答案，因为心里明白，节省的时间一般都是在旅程的另一端毫无结果地消磨打发了。所以过了一会儿，我回避了时代进步的话题，因为我们也开始怀疑那些伟大发明的价值，但直到现在，我们还把它当作一种弥补欠缺时代的特征加以教导和接受，而这个时代正不幸地缺少先辈时代所具有的魅力、从容和满足。
当然，客人们对“现代文明”抱有居高临下的态度，但是，当我们探求这种态度的根源时——就像在一个飘雨的周日下午所做的那样——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态度仅是装腔作势而已。我发现他们非常喜爱那些与他们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发明和创造。比如，伊拉斯谟一直对我们的壁炉和烟囱赞不绝口，“我们那个年代，”他这样告诉我们，“烟囱还没有发明，我指的是这种能排烟的烟囱。在牛津与剑桥的房间里，我们在屋子中央生火，烟一直向上，穿过屋顶上的一个洞口，那糟透了，大冬天里烟雾弄得我们的眼睛生疼，火焰也不能给我们保温，我们只好缩入被中，以免冻僵。瑞士人和德国人做得好些，他们用砖炉，但在我们国家，却烤着很小的泥炭火，冬天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然后有一位女皇西奥朵拉，她极喜欢我们的窗户玻璃，再也没有别的东西能让她如此着迷了。她还认为，从君士坦丁堡到阿德里安堡的运输工具小牛车，和我们指给她看的图片中的火车一样好。不过，还是窗户玻璃更令她着迷。
“我们那个时候，”她解释说，“大小教堂里只有小块玻璃。我的宫殿里漏风很厉害，一到晚上，我们就用木制百叶窗关紧窗户，甚至酒杯里的酒都能结成冰。”
伏尔泰对费里茨的打字机最感兴趣，“如果我有这么一个新玩意儿，”他边说边敲着键盘，“我写东西的热情可能会更高。”
“请原谅，”费里茨说到，“几天前在海牙，一位古董商把你的选集卖给我，共有80卷呢。”
“聪明人。”伏尔泰鞠了一躬，回答道，“不过，如果使用这样的机器，我可以写出三倍多。”然后，略一沉思，“洛佩·德·维加虽只有一支鹅毛笔，却为我们写下2000个剧本。假如他有这样好的写作机器，我无法想象会发生什么。所有的图书馆将会充斥他的剧本，我们其他人的书籍则会无寄身之地了。”
“我很奇怪，”费里茨接着说，“你们这些人怎么写出这么多书的。”
伏尔泰笑了，“也许，弗雷德里克先生，”他说，“我们拥有一样东西，一样你们没有的东西。”
“那是什么呢?”费里茨问。
“时间，我亲爱的朋友。也许时间比你们发明的一切都更有价值。”
我应该感到遗憾，我们未能弄清楚约翰·塞巴斯蒂安如何看待我们保存音乐的方法，是否就像看待保存咸菜和草莓那样。不过，在音乐会就要机械般地结束时，一件谁也事先未料到的事情发生了。不论费里茨还是我，对此都无法掩饰自己的暴怒。
维勒镇一向是画家钟爱的地方，最近的二三年，在那些盼着惬意地度假的音乐家中间，它也赢得了好名声。今天，哪里有音乐艺术，哪里就有靠评论艺术而谋生的人。而音乐依赖于听，而非说，企图用语言来重新评价莫扎特的《弥撒曲》，或者伦勃朗的《夜巡》，就像试图用语言去解释布丁或肉饼的味道一样，是非常可笑的。
那个不寻常的夏季，一位可爱的老太太来到这儿，她因“音乐理解”的通俗演讲而名声大振也可说是臭名昭著(根据您自己的观点判断吧)。不用多说，她来自我们尊敬的共和国，而且(不用解释)我们躲避它就像躲避瘟疫。这反而使她更渴望见见我们。现在她终于得到机会，那天下午费里茨家挤满了人，她轻而易举地从前门溜进，直接进了厨房，没有人注意到她。那天下午留声机恰巧放在那里。乔当时自愿看管留声机(维勒镇没有电)，他以为这位陌生人只不过是一位普通的客人，就像平时一样对她彬彬有礼。当这位客人把自己挑选的唱片放到圆盘上时，他并未阻止。至于我们，更没在意她的出现，直到突然听到巴赫的G小调赋格曲(此曲原为风琴所作，现在则被一位最有名的美国指挥家整理为管弦乐队的乐曲)。乐曲一经响起，我们只好静静地听着，直到曲终。曲子以铜管乐器的撞击声和十几个低音大号的爆响而告结束。
我们注意到巴赫表情严肃而饶有兴味。当音乐结束时，他说：“的确很有意思，但那是什么曲子?也许是维瓦尔迪的什么作品，如果是的话，他写时一定很年轻，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很幸运，时间快到7点了，我们不必对此作进一步解释。我们急忙拿出来客登记簿，请巴赫这位大师留下他的亲笔签名。正当他准备在他的名字后面打上一点，写上乐队指挥的头衔时，时钟敲响了，分手的时刻到了。这时，没有烛光的闪耀，黑暗尚未降临，日光依稀可见。当我们开始适应这突如其来的安静时，客人已不见了。空了半截的啤酒杯和剩了一半的泡菜盘，表明这里曾举行过一次盛会。在房子的一角，我们发现了可怜的弗里德曼的鞋子，看来他在酩酊大醉、进入梦乡之前，尽情狂欢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