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里茨来到我家，我们准备了烤饼、香肠和咖啡。当我们二人共享这一美式周末早餐时，我对他说：“嘿!亲爱的费里茨，我有个想法，你记得伊拉斯谟的一个好朋友叫托马斯·莫尔吗?"
“当然记得，只要你看过霍尔拜因描绘莫尔家族的那幅素描画，你就不会忘记他。直到今天，那也是最好的家族画之一。莫尔先生不是已被斩首了吗?他不是与亨利八世有过冲突吗?是因为王后的缘故吧?没错，我记得很清楚。”
“这只是一个设想，”我接着说，“我们敬重的伊拉斯谟先生向来待我们不薄，现在我想为他安排一个出乎意料的聚会，事先不告诉他谁要来，到时候再让他突然看到来宾!”
吉米一边给费里茨倒着第三杯咖啡，一边说：“别人不喜欢意外吧。”她属于那种按部就班的人，不喜欢突如其来的惊喜，因而推测其他人也会如此。“对记簿员和会计而言，他们确实不喜欢意外的惊喜，因为这些人不允许具有想象力。”我急忙答道，此时不禁想起吉米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我俩虽然结婚多年，但她从未花费过自己每月银行账户里的一分钱，这种才能真令人羡慕。“但是，对知识渊博，富有情趣的人，不论男女，都喜欢意外的惊喜。”
“是那样吗？”吉米说，“这样吧，就照你的方法去做，但我认为你最好还是提醒他— 下。”
“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好吧，试试之后再告诉我情况。”
我答应了。给费里茨做烤饼时，我走进书房，匆匆记下有关托马斯爵士的一些情况。
托马斯爵士1478年出生，1535年被砍头。他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在那儿他对文学研究发生了兴趣。当然，并非出于远大的追求，只是出于对获得新知识的渴望，就如同今天的人们热衷于新经济学。大学毕业后，他开始从事律师工作，(你本该远离法律，托马斯!)表现出过人的才能，因此引起了明君哈尔(亨利八世国王)的注意，毕竟，国王身边不能缺少聪明能干的律师。
这样，莫尔被卷进了宫廷生活(小心，托马斯，没有什么好结果)，并被任命为宫廷大法官(你的前任是何下场?我亲爱的托马斯，你很清楚，他沦为阶下囚，死于刽子手的屠刀。小心呀，托马斯!)。
不久，亨利国王着手筹划自己新的婚姻。莫尔告诫他，如果没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不能休掉那位来自阿拉贡的凯瑟琳皇后。但国王从未喜欢过这位妻子，因为她没有给他生下一个男性继承人(源于陛下的身体贵恙，而国王通常有此毛病，事实上，根本就不该让他们结婚)。此时国王正热烈地追求着年轻貌美的安妮·博琳(她很理智，不会轻易上钩)。这一切，在那些思想正统的下臣们看来，根本不能成为离婚的理由。(你要小心，托马斯，你已干涉了一个个性坚强的年轻女人的婚姻大事，她发誓要杀了你!)
接着，可怜的凯瑟琳遭受审判，任人宰割。然后安妮与亨利秘密成婚，不久安妮就有了一个女孩(小心，安妮，千万别生女孩!亨利想要的是男孩，你也知道，他一旦想要什么，就一定要得到)。
为避免更多的丑闻，国王必须与凯瑟琳离婚，而且要尽快进行。之后，凯瑟琳出宫，安妮进宫。但好景不长，安妮重蹈覆辙。她有罪还是无辜？无人知晓。当丈夫比自己年长16岁，又好色荒淫，妻子偶尔向宫外注眸传情，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当时也有传闻，她与自己的兄弟过于友好，这当然是一派胡言。这种肮脏的指控，只会产生在都铎王朝藏污纳垢的氛围中。那个时代，叔叔为了能从皇家餐桌上多捞点面包屑，甚至会判处侄子死刑。
不等这位命运多舛的女子命丧黄泉，(无论你如何评说这些轻浮的英国女人，她们都很明了自己的归宿!)托马斯本人倒先掉了脑袋。
现在还有人知道伊丽莎白·巴顿之案吗?就像圣玛利亚——样，在法国革命末期，她对罗伯斯庇尔的堕落和死亡负有间接的责任。
她芳名伊丽莎白·巴顿，不过你可不要把她和克拉拉·巴顿搞混了，后者创立了美国红十字会，她们是完全不同的女人。伊丽莎白·巴顿是肯特郡人，因而在她盛名之时被称为“肯特圣女”、“肯特少女”。这称呼容易令人联想起“奥尔良少女”，即圣女贞德(人们对于宫廷里发生的一切是多么的热衷!)。
同法国的玛利亚一样，伊丽莎白出身贫贱，干过各种杂活，甚至可以说，她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女佣。在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管家工作时，她病倒了。病愈之后，精神失常，耳朵充斥着杂音，眼睛能看见鬼魂。精神恍惚时，就大喊大叫，胡言乱语地预测未来，就像法国著名的犹太人预言家诺查丹玛斯在吟诵四行诗。很快，淳朴的乡民便私下耳语，她可能是真正的预言大师，代表上帝的声音(顺便问一句，为什么上帝的声音总像愚昧的农民?为什么他们极少会写自己的名字?)。贫贱温顺的乡民们，祈求其仁爱之心，拥向坎特伯雷，朝拜他们的卡姗德拉。这些情况引起了镇里正直人的极大不满。
“无论做什么，不要出丑”，这一直是圣母教会崇尚的名言。尤其当有罪的一方是卑贱的女佣，而其主人恰巧是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时，这句至理名言显然更适用。
后来，伊丽莎白被送进了修道院，成为一名修女。她就这样从舞台上消失了吗?当然不会，她遇见一位教会管理员兼宣传员的修士，名叫波金。这位修道士原本被派去调查此案，现在却十分迷信她，并且深信她的“神圣使命”(为什么肩负神圣使命的人，总负有这些奇怪而无用的使命呢?他们为何不肩负治愈癌症和消灭战争的使命呢?)。很快，英国各地的朝圣者涌向坎特伯雷，朝拜这位新圣徒。大法官托马斯也对此产生了兴趣，就像所有的智者渴望得到有关病态生理的最新材料一样。(托马斯爵士，再次提醒你注意，可怜的伊丽莎白的幻觉并无特别，她也许患有某种宗教狂热症。但我们仅仅根据得到的一点资料，很难做出准确的诊断。还是要小心，托马斯，这样的案子弄不好就会一团糟!)
虽然呆在修道院里，伊丽莎白也知道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在她看来，那个邪恶的国王正以自己的意志对抗教皇，教皇要捍卫其神圣的婚庆典礼，国王则捍卫他自己。“肯特圣女”，这个谦卑虔诚的教会之女，便下定决心，去做她惟一能够做到的事情。于是她发出警告，如果国王一意孤行，他将丧失王位，像地痞恶棍般死去。这时候，国王决定认真对待此事，御驾亲往坎特伯雷，亲自找这个可怜的疯女人谈判。没有人告诉她来的人是谁，但她认出了他，并预言如果坚持离婚，他必死无疑。
此事发生在1532年。不久以后，亨利国王不得不与安妮结婚。对此，修女伊丽莎白大吵大闹，疯得很厉害了，而国王则摆出高傲冷酷、不屑一顾的神情。够了，够了!托马斯·克莱默会认真地调查此事吗?
克莱默，之后荣升为坎特伯雷的大主教，他乐意为国王效劳，只要他插手此事，他一定就要干到底，因为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机会，他可以借机铲除反对国王的敌人的阴谋。有什么阴谋?有谁知道，谁想知道?只要是针对民众拥戴的统治者的阴谋，民众就有可能一拥而上，让他流血，直到死去。此时，人们正深爱这位率直的国王哈尔，认为他是人民中的一员。但是国王很快就会和鱼贩子的女儿同床共枕，就像迎娶皇家公主一样(甚至还要快)，因此，就让刽子手去折磨那邪恶可恨的女巫吧，让她承认她盗走了威斯敏斯特教堂内的塔，这样，就可以在泰伯恩刑场，举行盛大的聚会，民众就能看到王权之敌遭受绞刑，并在咽气之前砍下她的头颅，再开膛挖心，四分尸体，悬于城门上的铁皮箱内，直至烂掉。啊哈！1534年4月，一个狂风大作的日子，民众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拥挤的人群快乐无比。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期刽子手们创造的业绩吧。
1534年，伊丽莎白·巴顿等人退出历史舞台。
接着，无聊的喜剧突然变成严肃的悲剧。1535年，托马斯·莫尔爵士被指控参与反对国王新婚姻的“巴顿阴谋”(因为拒绝接受国王陛下最可憎最可耻的几桩离婚案)，随后被押人伦敦塔，以谋反的罪名被砍头。
1536年，国王开始报复他年轻的妻子。5月17日，安妮·博琳的所谓的情人被处死，19日，安妮也失去了她那可爱的脑袋。而她的叔叔，诺福克郡公爵、宫廷主持官，对她挤下一番鳄鱼泪之后，给国王建议，对不忠的妻子，或是砍头，或是处以火刑。国王宽厚地宣称，他赞成砍头，并很谨慎地邀请加莱的刽子手，穿越英吉利海峡来做此事。一朝为贵人，永远是贵人，不能让英国人的手沾上这个女人身上的血，因为她毕竟曾与国王朝夕相处，还为国王生下一个女儿和两个死去的孩子。你也许会问，为什么国王对安妮如此愤怒，因为她没能为丈夫生一个男孩；也因为她与情人们的胡搞玷污了皇家的尊严(如果法庭的调查准确无误)；还因为(最重要的)国王那充血的眼睛又看上了一位待受宠幸的女子，这位女子名叫简·西摩，27岁，原为侍奉阿拉贡女子凯瑟琳的侍女。长期的宫中生活，使得她非常明白一件事，引起国王倾心的任何女人绝对要时刻提醒国王(尤其在晚上)：如果要得到她，必须明媒正娶，这样才会万无一失。
亨利心领神会，在前王后被砍头后的第11天，教堂的钟声又敲响了，简·西摩成为了第三任亨利八世的夫人，占据此位直至第二年生下一子——爱德华六世，可惜小皇子仅活到16岁。为亨利自豪地生下一位继承人之后的第12天，可怜的简·西摩死于伤寒。在国王的妻子中，她是惟一能让国王哀思的人。我本来可以不谈这些，只因可怜的托马斯爵士对此一无所知，他已于1535年7月7日被“合法”地暗杀了。他的头颅被悬挂在伦敦桥上，以警告那些企图反抗最高意志的人。根据传言，他有一个女儿叫玛格丽特，充满才智，个性鲜明，她设法得到了父亲的头颅。她死后，与父亲的头颅葬在一起。她从未得到过父亲的任何财产，这些财产(喔!安妮·博琳，你这个妖媚迷人的荡妇却受到了恩赐)赐予安妮的女儿伊丽莎白(国会称她为“私生女”)，她将享有这份财产，直至她进了坟墓。
“古老、快乐的英格兰”的幸福时光终于结束了。
尽管有各种邪恶，有谋杀、强奸、乱伦等各种恶行，这里毕竟还有一个纯洁的灵魂。当时的政治堕落万分，极其腐败，诚实的人都不愿参与其中，而莫尔仍在国家事务中居功至伟，在公共事务以及个人生活方面，都赢得了绝对廉洁的好名声。
多年以来，莫尔在切尔西的家，一直是伦敦智者聚会的场所，在前后两位妻子及长女玛格丽特(她嫁给威廉·罗伯尔，她的这位丈夫为我们留下了一本托马斯爵士的传记)的鼎力支持下，莫尔的家成为英国最文明的地方。四面八方的人们赶到这里，为的是看一眼托马斯爵士，他为世人提供了一部讽刺社会及政府的成功之作——《乌托邦》(空想之地)。
这本书(1516年在卢万第一次印刷)，莫尔描写了“新世界”里的一个神秘小岛，叙述了拉斐尔·海斯洛德前后5次航行到一个国家的冒险经历，这个国家后来以他的名字而命名，其中的一次旅行他是以阿莫里格·维斯普西陪同的身份去的。诚实的海斯洛德为取悦他的主人(托马斯爵士)，费力地描述了在美丽的乌托邦小岛上所看到的幸福生活，并与英国人悲惨的命运作比较。在英国穷人穷死，富人富得流油。他还告诉托马斯先生乌托邦人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规定人人皆须自食其力，人人皆有获得教育的平等机会，人人分享他理应得到的一切美好东西。(请注意，议员戴斯!我只是原文引用，如果你感兴趣，我可以送你一本托马斯先生的著作，也许有人乐意读给你听。)
当代评论家指出这一切早已被柏拉图提出并讨论过，从某种角度看的确如此，但柏拉图毕竟离我们太遥远。托马斯爵士首先吸引了伊拉斯谟，这位《愚人颂》的作者和《乌托邦》的作者一见如故，成为忠实的朋友，直到国王的屠刀把他们分开。
现在他们将再次见面。

晚餐不难准备，像托马斯那样好客的家庭中，食物肯定是非常英国式的，所以我们决定上牛尾汤、小羊肉、洋葱土豆炖猪肉。根据我们的菜谱，这块羊肉一定要选纯瘦肉，猪肉也不可选肥肉。蔬菜就随便来点大白菜。至于甜点，我们决定上煎蛋卷，这是奥伦治亲王和华盛顿将都喜爱的一道菜。
至于饮料方面，当我着手列酒单时，费里茨说：“为什么要给他白酒?他是英国人，给他喝啤酒，他会更喜欢。”
我从未想到这点，不过费里茨当然是对的。我们或许可以从离我们不远的弗莱辛进口一些优质啤酒(那儿的英国游客常年不断)。至此，准备基本就绪，就差晚餐的音乐了。我们估计老先生们可能宁愿更多地去交谈，而不会在乎放什么音乐。但托马斯爵士一直爱听优美的乐曲，我们准备让他们自己决定。不过我们还是选了吉潘姆·迪费的《善良的救世主》和《至尊的荣耀》，以及乔斯昆·德斯·普雷斯的《上帝可怜我》。我们又找到了一首长笛独奏曲《阿尔贝蒂·德鲁戈拉几颂》，此曲作者是简·巴蒂斯特·贝莎尔是为纪念波兰著名的长笛演奏家阿尔贝蒂而作。此外，我们还准备了克莱门特·简里昆的一部作品及奥拉多·迪·拉索的7首圣歌中的一些插曲。曲子选了不少，甚至太多了点，但我们宁愿万无一失。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对伊拉斯谟保密。我们每天差不多拜访他一小时时间，发现他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收集古希腊罗马古典作品之中。我们不去打扰他，也不问他为何早出晚归却无人发现，除了村里的财务会计以外，周围的人都不知晓我们的秘密。就在返回阿姆斯特丹之前，费里茨突然欢呼起来：“对了，我们还得告诉老博士，为了公平起见，我们应该邀请马丁·路德博士。”
“真是那样的话，”我说，“伊拉斯谟肯定会拒绝参加，他讨厌那个德国人，他会声称现在身体不太舒服，无法与一个条顿修土喝啤酒。”
“没错，”费里茨挺同意，“他确实不喜欢此人，但他很有责任感，他曾答应帮助我们渡过难关。不管他如何看待路德博士，他还是会同意我们的观点，也认为路德在历史上曾经起过一定的作用。他会来的，这不成问题。”
费里茨果然说对了，当我们委婉地向伊拉斯谟透露，我们邀请的另一位客人是他的那位来自威腾堡的夙敌时，他有点失望地说：“我想这不太合适，我对那家伙烦透了。但是我承认，他确有演讲者及煽动者的天才，我不喜欢他的所作所为。但正是各色人等方才创造了世界，所以你们安排吧!我们别再提这个人了，我会去的，我将尽力做到彬彬有礼、十分愉快.”
周六的晚上，费里茨和我在家一直呆到8点多，然后我们花了五六分钟时间来到市场。轻轻推开门，两位老先生并肩坐在火炉前，他们聊得十分投入，甚至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到来。乔·弗琳达在厨房里看到了我们，我们便示意她赶紧上菜，不用管我们。然后，让这两位老朋友自便吧。我们回到了吉米那里，她正在露西娅的房间里等我们。
夜深之时，费里茨回到家，家里如平常一样井然有序，桌上放着乔匆匆写下的便条：“我从未见过两个人相处得如此美妙，明天再告诉你发生的其他事情。”纸条上压着一个做工精细的银质圣母雕像。在雕像底部，我们发现了用歌特字体刻写的一个姓名的开头字母：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