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来谈谈乔治·华盛顿将军。有关他的著述甚多，这里仅作个简短的介绍。
在地质学中，有时会出现一层岩石穿过另一层岩石的情况，这时就需要专家来断定这样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一种特定的文化、经济或者社会发展阶段从世界的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也是常有的事。但这样的变化是循序渐进的，很难被人注意到。随后在原有的土地上一种与旧文明完全不同的新文明逐渐发展起来，但同样是极其缓慢的，不引人注意的。直到有一天人们突然意识到，虽然名义上他们仍讲同样的语言，仍然忠于同样的旗帜，仍然被认为是崇拜同一个上帝，但彼此之间已没有共同之处了。发生这样的变化之后，人们越想为自己做出解释、说明动机，越解释不清楚。
以我们自己为例，现在我们才刚刚开始琢磨17世纪时新旧英格兰之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最终结束了路德与天主教之间大论战的和约规定，每一位诸侯都有权决定什么样的宗教信仰形式其臣民必须信奉。当然，这只是在无法容忍的情况下作出的一种“绝望的妥协”。如果人们继续因宗教信仰而相互残杀，欧洲将不复存在。任何形式的调解都比持续不断的战争要强，这样至少能够保证人们从旷日持久的杀戮中获得片刻的喘息。就连那灾难性的原则“我接受他的统治，也信奉他所信奉的上帝”也被视为是明智的解决办法而受到欢迎，得到善良的公民们的支持，没有再表示置疑和进行争论。
但事实上，妥协只是一匹特洛伊木马，里面满是极权主义学说的党徒。当他们从不舒服的隐身处爬出来，伸展开手脚之后，他们便开始袭击欧洲所有城镇村落中安宁生活的居民，让居民们在两者中进行选择：要么接受新主子的独裁专制，要么被吊死在自家的门厅中。
那时旧欧洲大陆被十几个相互争斗的王朝任意摆布，残存的中世纪自治政府面临彻底毁灭的危险。在少数几个瑞士的州和荷兰的省份里，人们在继续实行自治(因为金钱，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在政治中起很大作用)。也正是在那时，英格兰作出努力建立了凌驾于王室权利之上、享有最高权力的议会，在历史上写下了崇高、灿烂的一页。
我的表达可能有些过于现代化。中世纪人相信全能的上帝也同样相信世俗当局的无上的权威，这构成了他们精神和知识结构的一部分。国王被尊崇为神权帝王，是所有尘世权威的体现，因而是不能受到指责的。仅因为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不是一个让他的羊群信赖的牧羊人，《誓绝法》就草率地拒绝承认他是低地国家的统治者，因此在许多人眼里，这份文件一直被认为是过于大胆地干预了世界有秩序的进程。在这个世界里，天意注定个别人要负统帅之责，而其余的人必须服从。
然而，此时肯定有人对此持不同的看法，英格兰人是最早这样做的人。因此，在王室和臣民之间出现了长期的斗争。好心的女王贝丝可能在内心深处同她的堂姐苏格兰的玛丽一样也是位专制的君主，但她很精明，不表露出自己的真实感情。她知道如何用温和、使人愉快的行为(还有哪个女性能做到这点呢?)来冲淡其专权的本性。她的子民们都能够温顺地接受她偶尔严厉的叱责。如果一位温柔慈爱的母亲不时而向孩子们发发火，打他们几巴掌，要母亲有什么用?
但是，当这位老夫人去世后，王位由其堂姐的儿子继承。快活的英格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斯图亚特家族由爱丁堡搬到伦敦。作为苏格兰人他们不能完全理解其英格兰臣民。他们来到不列颠的首都后，那片土地发生了变化。变化导致了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磨擦。然而，这些磨擦却为自由、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奠定了基础。英格兰一些有远见的人们对在那里继续享有正常、幸福生活所需要的自由和权力丧失了信心，同时也看到没有机会赶跑外来的苏格兰君主，他们开始寻找另一个居住地，希望在那里继续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而不再有地方行政司法官登门拜访，客气地邀请他们去伦敦塔。在那里他们只能静候国王陛下以及(更有可能是)他的刽子手们享乐。
当一个苦难越来越加重的国家对其统治者感到厌倦，请出荷兰的威廉进行治理的时候，这个国家似乎有了转机。但不幸的是，患头痛症的威廉还没有奥利弗·克伦威尔活得时间长。他死后十几年，英格兰王权落入一个德意志小王朝的手中，这个王朝的人在其寄居地用了两个世纪的时间才摆脱掉了瓮声瓮气的日耳曼口音，能够用威廉·莎士比亚的语言多多少少表达清楚了自己。仅从政治角度看，汉诺威王室取代斯图亚特王室后并没有改变局势，却渐渐在旧英格兰和新英格兰之间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缝，只有一场战争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这场战争被称作独立战争，它孕育出我们的共和国。
乔治·华盛顿的祖辈来自北安普敦郡。1658年他们移居新世界，乔治的曾祖父告别了英格兰白色的岩崖，在弗吉尼亚的布里奇斯克里克定居下来。我们对他所知甚少，只知道他继续按他在旧世界的方式生活，并成为弗吉尼亚议会的一员。他死于1676年，微薄的地产由儿子劳伦斯继承。
劳伦斯的次子奥古斯丁出生在大洋的这一侧。与父亲相比，他更能适应新的环境。他具有新国家的精神，看到开铁矿和办炼铁铺比家族其他成员所从事的经营更能赢利。在这以前，家族成员一直满足于为伦敦市场供应烟草——干这一行风险很大，因为他们完全处在英国代理商的控制之下。
开采铁矿这一职业远不如监督懒怠的黑奴斯文、体面，但所获利润要高得多。结束了在英格兰的学习之后，奥古斯丁在新世界的弗雷德里克斯堡附近定居下来。他取过两个妻子(当然不是同时拥有)，第二个妻子玛丽·鲍尔给他生了6个孩子，长子取名叫乔治。
乔治成长的环境很普通。当地的教堂司事教他读书写字，后来又聘了一位学校校长教他一点拉丁文。乔治少爷对数学很感兴趣，但在18世纪中叶(乔治生于1732年)数学并没有被列为弗吉尼亚教育体制中正常的课程，他不得不自己想办法学习。后来他把自己的研究扩大到了实用勘探领域。他在如何绘制和使用地图方面的知识对他以后应召率领反叛的殖民地军队作战起到了极有价值的作用。
当时，男孩到了14岁就被认为可以自立了。自乔治的父亲去世后，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奥古斯丁担当起了家长的角色，他认为乔治能成为一名出色的管理人员。结果，在现代年轻人甚至还没有想到要选择职业的年龄，乔治便被委任管理一些种植园。乔治喜欢他的新生活，因为它意味着行动。他确实总是闲不住：检查账目，雇佣和解雇监工，买卖农作物和奴隶，学习有关烟草的知识，试验新品种耕牛。总的来说，他总是让自己整日有活干。到了17岁成熟的年龄，他被认为应该出任公职，并被任命为费尔法克斯县的助理公共勘测员。这个机会是和蔼的托马斯·费尔法克斯勋爵提供给他的。勋爵得到了谢南多厄峡谷内500万英亩没有多大价值的土地，他决定越洋前来亲自查看一下这片土地。他住在了波托马克河岸边一片美丽的地产上，距离第一位赴美的华盛顿家族成员约翰开创家业的种植园不远。
在出任公共勘测员的时期，华盛顿对莽原生活有了彻底的了解，认识到了新世界的广袤，然而当时的殖民者却仍然紧盯着沿海狭长的地段不放。像他一生中其他任职一样，他也很喜欢这些无忧无虑的日子，但这样的时光却因其同父异母的兄弟劳伦斯的去世于1752年突然结束了。
华盛顿家族的人易于得心脏病。劳伦斯的身体一直没能从攻打西班牙城市卡塔赫纳战役的艰辛中恢复过来。卡塔赫纳现在属于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共和国。劳伦斯服役的舰队由爱德华·弗农将军统领。他命令水手喝掺水的朗姆酒，这样他们就不会像过去直接往喉咙里灌纯酒那样因酒醉而丧失战斗力了。他因此而得绰号“老格罗格”，并在英国海军中获得永久性的恶名。
讨伐卡塔赫纳的远征并未能实现使英格兰成为加勒比海霸主的目标(这不是弗农的错，而是由于他的多数同事的不称职)。但是，劳伦斯·华盛顿与其指挥官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以至于后来劳伦斯把他的小狩猎溪种植园更名为弗农山。
前面我说过，劳伦斯死于1752年。他把弗农山留给了其遗孀安妮·费尔法克斯。安妮于同年嫁给了一个姓李的人，并把她的地产出售给了其小叔子乔治。当时30岁的乔治开始了他稳定的婚姻和精明的投资生涯，最终成为弗吉尼亚最富有的年轻人之一。
同时，乔治还做了些其他的事情，为他不久之后应召去做的事情打下了更进一步的基础。
1753年，丁威迪总都任命他为少校，派他带着命令到蛮荒的西部寻找法国军队统帅。法国军队由加拿大行军而来，占领了俄亥俄峡谷的大半地区。华盛顿少校的任务是提醒法国人，他们侵入了英属地区，建议他们立即离开。
这一次华盛顿是靠他的森林知识，还是靠天意，或者是他的翻译雅各布·旺布拉姆的帮助，我说不清楚，但他确实不辱使命，找到了要找的人，并把信交给了他。法国人有礼貌地邀请他到一座要塞——现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沃特福德镇——共进晚餐，但却说至少目前他和他的法国部队打算呆在原地不动。
法国人拒绝撤出其部队，结果导致了小范围的冲突，后来冲突导致了战争。在这次战斗中，华盛顿未能得到缺乏纪律的殖民地军队的有效支持，被法军俘虏。直到他签署承诺英国人至少在一年之内不在俄亥俄峡谷建立任何防御工事后才被释放。
在非正规部队失败之后，伦敦当局派出了正规部队，希望这次能交好运。1755年2月，爱德华·布雷多克将军抵达弗吉尼亚。与其他多数当地军官一样，华盛顿已从军队退役。他为何采取这一措施呢？原因在于这些美洲出生的战士不满于被视为“殖民地人”。“殖民地”军官得不到与旧英格兰出生的军官同等的报酬。不论他身居何职，殖民地军官都被认为低于一个得到国王直接委任的年轻人。
正是这类事情——所有英国人对所有非英国人表露出的一种高人一等的态度——对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大于茶叶的税收和所有的官方文件都要盖印章所起的作用。但英国在一个半世纪之后才认识到这一点。
殖民地居民根本没有理由感到比他们伦敦的上司低下。布雷多克将军虽然勇敢，但对荒原作战一无所知。100年后，英国骑兵卫队的司令对巴拉克拉瓦地区的地形同样也不熟悉。如果不是乔治·华盛顿(或许是预料到了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华盛顿在最后一刻再次参加战斗)，英国远征军几乎无一人能生还。
结果华盛顿上校被任命为弗吉尼亚所有部队的总司令。英国正规军是否从中汲取了教训?不，没有。当受殖民地委任的乔治·华盛顿让一个国王任命的上尉按他的吩咐行事时，上尉却让他跳到湖里去。华盛顿被迫一路兼程赶到英军总司令所在地波士顿，以处理这个对他不敬的人。
这一次他获胜了。但正是这种无法原谅的愚蠢和傲慢使得殖民地居民总是处在愤怒的状态之中。因而这位因参加荒原战役而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的弗吉尼亚人一找到机会却退出了现役，并拒绝再给英国官场做任何事情，他这样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自那时起他打算去过种植园主的安静的生活，世界无论好坏均与他无关——他对世上发生的事情不再关心了。密林间为了行军打仗临时搭起的住处至多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在弗吉尼亚州他自己的家会让他忘掉早年戎马岁月的艰辛和不快。
当然，没有家庭主妇是不能把种植园管理得井井有条的。然而，合适的妻子难觅，虽然华盛顿身高6英尺，非常能够适应他所处时代的社会风俗和习惯，并积极参与当时所有时兴的活动，诸如跳舞、打猎、饮酒和到最近的美国新教圣公会教堂做礼拜。
但是，我们这些6英尺高的男人们非常清楚，女人就是女人，她们喜欢矮小的男人。这样在他们跌倒并弄伤自己时，她们能够抱起他们，抱在怀里爱抚他们，直到他们再次露出笑容，说：“我感到好多了，现在我去给你采菊花。”
华盛顿可不是一个采菊花的人。一个在人生前24年岁月里参加过几次荒原战役，打过十几场战斗，受过各种疾病折磨的年轻人很容易成为相当严肃的人。这当然对他试图赢得某位弗吉尼亚美人的好感没有太大的裨益。最后，他彻底失望了，决定不再浪漫，要现实一些。他娶了同为种植园主的丹尼尔·帕克·科斯提斯上校的遗孀。玛莎·丹德里奇·科斯提斯是位两个孩子的母亲，拥有威廉斯堡附近1．5万英亩的土地，银行里有6．5万美元现金存款，还有150名奴隶。玛莎·科斯提斯还是(在未来的岁月里她更充分地表现出是)一位热心的、善解人意的伴侣，出色的家庭主妇。对一位将要担任高职的人来说，她还是位谨慎、忠诚的妻子。最主要的是(也是妻子给予丈夫惟一真正的体贴)，她给了丈夫最想得到的东西：她为他提供了一个井然有条的家。在这个家里，他可以随时招待他想招待的朋友，不必为家庭琐事操心，对于一个有事业心的男人来说，家庭琐事会令他痛苦、气恼。
结婚15年后，乔治·华盛顿终于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他被赋予了将大洋这一岸的新英格兰组建为主权国家的使命。在大洋另一岸的旧英格兰衰落时，这个国家将取而代之。
余下的就是历史了。这段历史人们讲得既多又彻底，我就不再浪费时间复述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了。在英格兰，与政府有关的人似乎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国王的政府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个具有英格兰精神的民族，他们是那些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已摆脱了头戴王冠的人统治的人们的后代。在新英格兰许多地区流传着一个故事，说的是在一次有灭绝之虞的印第安大屠杀中，不知从哪里突然来了一位白发老者。他身着过时的克伦威尔式制服，疲惫地但却有效地挥舞着一把克伦威尔式旧剑，当即杀死了不计其数的野蛮人，其余的野蛮人惊骇之余四散逃走，再也不敢露面。在突然出现并解救了拓荒者之后，这位白发、白须的英雄默默地消失在附近的森林中，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个传说的含义。那些躲避查理·斯图亚特报复的逃亡者们正是来到美洲荒原寻找安全的。他们可能人数不多，但他们的精神却无处不在，深深地埋藏在许多只想作国王陛下善良、忠实的臣民们的心里。在美国革命爆发之前，倘若统治英格兰的是位聪明的人，或者只是个平庸之辈，但身边有一些聪明的顾问，事情会完全不一样，革命可能就不会发生了。但革命前英格兰真正的统治者们已僵化成了贵族政府——他们实行严酷的等级制度。乡绅们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每年没有500英镑他们根本无法维持生活。这些狭隘的富人们到海外的目的是归来时能得到最大限度的自我满足，他们怎么能理解老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思想仍在鼓舞着那些继承了前辈精神的不顺从国教的新教徒的后代们。新教徒胆敢反对秉承天命的陛下这一神圣人物，把他们可恶的领袖的遗体从坟墓中挖出来喂狗，也可谓——他们活该!——是对他们的教训了。
确实是这么回事。伟大的奥利弗的遗体不再被安放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里亨利七世的小教堂内，但他的灵魂尚在，而且继续存在了6个漫长而危急的年头，直至1781年10月19日这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日子。在这一天，美利坚合众国军队总司令，来自弗吉尼亚州芒特弗农的乔治·华盛顿将军谨恭有礼地向英王陛下在南卡罗来纳州住军司令查理斯·康华里少将点头致意，让这位败军之将仍保留他的配剑，因为他曾是一位勇敢的对手。只要被征服的敌人在战斗中表现得正直勇敢，无论在胜利还是失败时都能表现得谦逊、得体，他们共同承袭的高尚品行要求他们对敌人也要宽厚为怀。
讲完这些轶事之后，我想我可以同将军说再见了，因为你们已经知道了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情况都讲完了，我们可以用简短几句话来概述一下他这个人，因为在这位最伟大的美国人的一生中确实没有太复杂的事情。
乔治·华盛顿并不是一位伟大的军事统帅，他办事小心谨慎、有条不紊，但缺乏像亚历山大或拿破仑那样的天赋。他也不是一位像杰斐逊那样有创造力的政治家。在外交谈判方面老练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是他无可争议的老师，在这方面需要精明、耐心和具有讨价还价的本领。作为演说家，他令人遗憾地缺乏有经验的演说家们那些吸引听众的技巧。他也从未沉迷于我们现在称之为独到的见解和创造性的思维之中。他天生是个保守分子，对那些向他兜售法国大革命思想的伶牙俐齿的年轻人极不信任。确实，如果他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的话，他会把所有的激进分子送回原籍。他们搅乱了他建立一个井然有序、按部就班的共和制国家的计划。他认为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每一位男子、妇女、孩童都应该清楚他或者她在社会中应处的位置，甚至每一匹马、一条狗都有其特定的位置。他想要自由，但他要的自由是在他的祖先们的英格兰所盛行的那种自由。而对在此后不久建立的共和国中，被剥夺了应享权利的大众们的那种自由观念，他根本不理解，更谈不上是否喜欢了。
不过，正是他建立了我们的共和国，正是这位弗吉尼亚种植园主把我们从外国统治下解放了出来，正是这位南方的贵族领导我们进行了自治的实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些，是因为他具备了远远超出他同时代人的素质。在神的天平上，他的素质要比具备获得名利的条件更有分量。
乔治·华盛顿是德行(Character)的化身。
韦伯斯特这样解释这个词：“高度成熟的或极为突出的道德品质；个性，尤其具有出众的高尚品德；意志坚强或刚毅，尤其是通过自律而获得的；对自己本能的冲动能够加以遏制……”
我想我就说到这里吧。我对奥伦治的威廉和乔治·华盛顿的最终评论只有一个词：德行。
一写完这篇简短的传记，我就在信封上贴了一张特别专递的邮票，到邮局寄给了在阿姆斯特丹的费里茨。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起我们尚未考虑音乐的问题。因而，我又回到办公桌前，拟了一个我认为适于这个场合的方案。
亲王很好办，但我有些拿不准乔治·华盛顿喜欢什么样的曲调。由于他与托马斯·杰斐逊生活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中，我断定他极有可能会喜欢一些曾令蒙蒂塞洛的主人心旷神怡的英格兰叙事曲。因此，我决定选用亨利·普赛尔的歌剧《迪多和埃涅阿斯》中的一些咏叹调。我搞到的唱片有《假如音乐是爱之食品》和《再见伟大的上帝》，还有他的两首用小提琴和一首用羽管键琴演奏的所谓的“黄金”奏鸣曲，以及他的G小调恰空舞曲。从韩德尔的作品中我选了《去往何处》，出自《塞默勒》。
我的选择后来被证明是明智的，将军似乎更喜欢比较简单的曲调，因为他请我们重放普赛尔的《假如音乐是爱之食品》和《再见伟大的上帝》。
至于亲王，我想他一生中听的赞美诗可能已经够多了。因此，我挑选了一些古老的德意志曲子，有亨利克·艾萨克的《因斯布鲁克，我必须离开你》(这首歌总是让人想起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名字，该皇帝是艾萨克的朋友和施主，查理五世的祖父)。我还订购了蒙特威尔地第一部歌剧中的一些咏叹调《美丽的珍宝》、双声部抒情曲《金色的头发》，以及雅科波·佩里的《我快乐的歌》，是《奥菲欧》中的歌曲。
处理完这件相当重要的事情之后，我上床休息。起床后，又工作了一天。次日晚7点钟左右，我决定先散散步，再去位于市场的费里茨的家。费里茨一回来就给我打了电话。我和费里茨很有现代派头，拥有维勒城5部电话中的2部。其他3部属于医生、邮局和经营通往米德尔堡的公共汽车的胡布雷希特·卡斯泰尔。
每当我想呼吸新鲜空气时，总是到旧防御土墙那里去。土墙是120年前拿破仑命令修筑的，他当时决定把瓦尔切伦岛作为他远征英格兰的前沿阵地。土墙很厚，环绕整个维勒城。土墙边遗留着两三门大炮，我想是为了营造浪漫效果，因为它们已不再具有实用价值了。
当我走近最靠近港口的那门最大的大炮时，我注意到旁边站着一位不大熟悉的人。我以为我看到了将军。当我再走近些时，我意识到我真的站在了我们国家第一位总统的面前。他身着大陆军司令的军礼服，一只手臂放在大炮上。我走近后，以最佳的欧洲方式向他致意——把拉法耶特向他致敬时的手势和冯·施托伊本向他致敬时脚跟相碰的立正姿势相结合。将军抬起头，我首先看到的是他那张被天花损坏了的面容。他是在去西印度群岛帮助他的兄长劳伦斯恢复健康时染上天花的。但当我看到他的眼睛时我忘记了他的面容。他微笑地看着我，目光中流露出非刻意表现的友好，这种目光是所有知书达礼的美国人最主要的特征。
“将军，”我引用了他在通信中常用的一个短语，“我是您卑微的仆人。”
“我也是您的仆人，先生。”他回答道，“我猜想你就是好心邀请我共进晚餐的那位年轻人，而且我猜想你正在寻找你的客人。”
我忘记了自己是在同一个以诚实而著称的人谈话，回答说他猜对了。
“那么，”将军接着我的话说，“我准备好了跟你走。刚才我注意到了这几门大炮，认为我应该过来看看它们。它们——这些大炮——丑陋无比，我讨厌它们，但在每个民族的历史中都有绝对需要它们的时刻。确实，当所有其他形式的争论都无济于事时，它们是‘决定性的因素’。”说完后，他最后看了一眼地形，示意他愿听从我的安排。
在去往费里茨家的路上，我注意到将军走路有些僵硬、艰难，在马背上度过大半生的人走路时常常都这样。当我们从通往防御土墙顶部陡峭狭窄的小铁梯子上下来时，我甚至不得不帮助他踏准梯级。他注意到了，并表示抱歉。“我已经不是与布雷多克一起行军时的我了。”他说道，“可怜的老布雷多克!他对我好极了。在我的记忆中他永远是那种地道的老派绅士。但他在美国荒原作战中却显得不知所措，他不听我们的劝告，终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太不幸了!太不幸了!现在请告诉我，这里看上去是个不大的村落。不过那所教堂很大，足以容下费城的所有居民。另外，我注意到你们的港口被挖掘过，过去一定比现在大。那么，商业活动都停止了，这里的居民是如何谋生的呢?”
我向将军扼要地介绍了维勒的历史。我给他讲述了维勒最初只是一个人们从沃尔切伦岛到北贝弗兰岛的渡口；我们认为在此之前罗马人就选中了这里作为由大陆渡海到英格兰的地点；以及由于维勒地处斯凯尔特河西部支流这样有利位置，是如何发展成为了一个从佛兰德斯到不列颠群岛的贸易口岸；我还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维勒如何奇怪地成为与苏格兰进行羊毛交易的“自由港”。博尔塞伦家族的一个人碰巧是维勒的领主，他娶了苏格兰詹姆士一世的女儿为妻。作为结婚礼物，双方作出安排，所有苏格兰羊毛都可以免税进入尼德兰，但条件是必须经由维勒。这致使许多苏格兰人移居这个小城。18世纪后半叶尼德兰崩溃之前，这里的商业活动一直很繁荣。
我指着一座老房子给将军看，这儿曾经是苏格兰主要商品的集市以及往来的船长、商人的居住地和餐厅。我向他提到了这里对到访者的严格规定：他们不得用剑尖挑着从肉店购买的肉排在街上走，因为在体面的荷兰城市中这是不允许的。他们必须把肉排捆好夹在腋下带回家。
我还指给他看在苏格兰会馆的旁边一所被称作鸵鸟屋的房子，因为房子的正面有一块刻有鸵鸟图案的大石头。人们一直认为那是只鸵鸟，直到一位精通各种鸟类的教授碰巧经过维勒，大声惊叫：“上帝作证，那绝对是只渡渡鸟!”这张渡渡鸟像可能是出自原型的惟一画像。渡渡鸟是由一位维勒的水手带回来的，由当地一位不太高明的石匠刻成，但确实是只渡渡鸟。奇怪的是，在鸟类教授造访这里之前，从未有人注意过它。
将军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因为他也想知道渡渡鸟的命运如何。他说我们荷兰人应该对此了解得更多一些，因为荷兰人是最早移居毛里求斯岛的。但当我问他是否注意到先驱者们对其周围环境毫无兴趣时，他表示同意，这殊为可悲可叹。当欧洲移民在荒原定居下来时，他们显然只有一个念头——毁灭、砍杀、残害，总的来说，杀掉所有进入他们射程范围内的生物。将军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在旧世界这些人从未拥有过枪，政府不允许他们持有枪支。后来，他们来到一个可以自由行事的地区，有关武器的法律不再生效，不再有因偷猎罪而被吊死的危险时，新产生的自由感冲昏了头脑，人们沉溺于杀戮的狂热之中，在美国则发展成为对所有野生动物的大屠杀。他本人在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进行勘察时常常看到这种情况。他非常担心这种行为可能会导致有趣、有益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灭绝。
我匆匆改变了话题(对我来说这个话题太令人痛苦了)，把他的注意力转到了刚刚从一个渔船里搬上岸的几筐本地褐虾上。他评论说虾的个头很小——与美国的虾迥然不同——与荷兰虾相比，美国虾可谓是庞然大物了。我表示同意，但说斯凯尔特河的虾味道更好。为证实这一点，我让渔夫送50分钱的虾到费里茨家。我说：“我们用少量的油和醋做了给您尝尝，相信会是一种新颖、愉快的体验。”
“真遗憾，”他答道，“我现在才发现这些虾，我们可以在弗吉尼亚试养它们。”此时时近7点，晚饭的时间就要到了。
在费里茨的家里，我们看到亲王坐在碳火前——屋里并不十分冷，但殿下似乎额外需要一点温暖。他看上去与他的最后一张画像相仿，那张像是他在安特卫普遭袭击，健康刚恢复后画的。我把这张疲惫的老人的脸与安托尼奥·莫罗所绘的那个仪表堂堂的人的脸进行了对比。莫罗为他画像时，他还是位富有、显贵的年轻人，身披堂皇的盔甲，踌躇满志，整个世界都展现在他的面前。现在，他头戴黑色无檐小便帽，身穿裘皮挂里外套，看上去年已七旬，但实际上他在遇刺时仅52岁。生活对于他来说是艰辛的，但他以极大的勇气承受了所有的不幸。
当我们进门时，伊拉斯谟一边在火前烤他那疼痛的手指，一边向亲王讲查理五世的往事，他年轻时就认识查理五世。“皇帝绝非缺乏才智，”他刚开始说话，亲王便注意到进来的华盛顿将军，起身向他表示致意。这使将军感到不安，他把外衣交给我(他是位绅士，习惯于这类服务)，急步向前，以阻止亲王离座。
“请原谅，阁下。”虽然带有浓重的口音，但他的法语讲得很流利。他使用向拉法耶特侯爵打招呼时的称呼，“阁下，请勿费神。”并用手势请亲王坐下。
至于伊拉斯谟，将军一开始不知如何对待这位客人，但很快就意识到他遇到了一位具有非凡才智的人。虽然他总是称呼他为“小教授先生”，但绝不包含他对哈佛和耶鲁大学那些有学问的神学学者们的那种轻蔑之意，因为那些人在他执掌美国军队统帅大权之后给他找了不少麻烦。
华盛顿与亲王自目光对望之时起就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情。两人相隔近两个世纪，但经历却大致相同。由于人类性格的内在要素实际上并未发生变化，他们两人同样遭受过自己最高尚的努力被同胞误解之苦。
幸运的是，两人都在其正统的基督教教育中吸收了一些古希腊和罗马哲学。因此，他们学会了如何有保留地(而且是有大量保留地)听信他人，并且锻炼自己接受必须接受的东西。他们主张温和、克制地生活，但决不是《圣经》中所说的那种谦卑的精神。远非如此!他们也经常对那些他们试图帮助的人，对他们的伤害爆发难以遏制的怒火。但时间不长，他们固有的理性(我们能够从经典著作中学到的最珍贵的东西)使他们认识到这种行为的愚蠢(只能导致高血压或猝死)，因此他们又重新找回心灵的平静。
晚餐刚开始时，我们就遇到了一个这方面的例子。“是的，”将军一边吃鱼(他很有礼貌地请我们原谅他对吃鱼没有多大兴趣，因为，他告诉我们，他在福吉谷时能吃的几乎只有鱼，所以他对鱼产生了反感)，一边评论说，“我听说我现在被称为国父，几乎每个十字路口都有我的塑像，有的城市甚至一个州都以我的名字命名，而且在教科书中我被视为人类美德的完美典范。我本人并不认为我具备这些超人的品质。一生中我只想做一件事：与我的玛莎在自己家里过平静的生活，或许请几位邻居共进晚餐，一起喝杯潘趣酒，拥有足够的土地养活自己。
“我们华盛顿家族的人身体都不大好。我可怜的哥哥真不应该参加那次愚蠢的卡塔赫纳远征，他的身体从此就没有能康复。再想想我不得不过的生活!整整6年，我几乎没有在自己家中过夜。费城的那些卑鄙的商贩和守财奴们让我和我手下的人在福吉谷可怕的困境中整整一个冬天都在挨饿。我的人要么因饥饿、疾病而死，要么因开小差被抓住而枪毙。那些德意志教官确实教给我们如何把农村青年训练成军人，但方法极为苛酷。我真希望能让他们来对付本·富兰克林的邻居们，因为他们拒绝接受我们的大陆币。只有我们能够用英国金币支付时，他们才同我们做产品交易。新泽西的农场主们也是如此，除非我们用英格兰钱币，否则他们不卖给我们任何东西。但是，如果我们不从英国人手里夺取，我们怎么能得到沙弗林呢?我们没有钱购买枪支，又怎么能从英国士兵那里夺得沙弗林呢?”
这大概是当晚将军讲的最长的一段话。虽然我们很高兴地证实了有关将军具有雄辩的英语口才的说法，但他的这一大段话还是令我们震惊。确实，他有些出言不逊，似乎全然没有意识到他的话会给那些听帕森·威依姆斯的故事长大的人们留下什么印象。或许是他感到是跟朋友们在一起，因而恣意放言。所以，出于对公众舆论的尊重，我对他的原话略作删节。
一吐为快之后，将军陷入了沉默(这时正好上了火鸡这道菜)，现在轮到亲王了，他看上去与将军一样对这个话题深有感触。
“是的，”他说道，“我也觉得，如果我一直呆在我的出生地古老的迪伦堡，或许我会更幸福，甚至活得更长一些。我得到的回报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我所得到的与那没有希望的厮杀所带来的无尽的苦难和麻烦相比，值得吗?我对军事并不在行。我讨厌与那些我不得不花钱雇来的肮脏、粗鲁的瑞士雇佣军在一起，他们总是向我要我不应该付的钱。他们营帐和身上散发出的臭气令我恶心。他们要么喝的酩酊大醉，要么进行抢劫。当未能如期拿到报酬时，他们就狂态顿现，焚毁村庄，不然就开小差受雇于敌人。
“我还不得不去对付那些加尔文教的传道士。他们总是虚伪夸张地大嚷大叫，彼此争论不休，或者是当我正忙于一大堆重要的事情时，强行要见我。可一旦我让他们进来，他们所做的只是告诉我天国就在眼前，我必须忏悔(忏悔什么?)——随后(这是实情)，他们会在我的房子里谴责我冒犯了上帝，因为我没有把他们看做是上帝派来把这一邪恶的世界从永劫中拯救出来的人，没有认真听他们讲话。
“这只是问题的一半，还有一直困扰着我的为军队筹措足够的钱的问题。每一个小城市都要求我保卫它们，可这些城市想到的只是自身的利益。上帝啊!它们之间恩怨多么深啊!可谈到统一和共同事业时却冠冕堂皇!
“我自己家庭的情况如何呢?我的长子被西班牙人绑架，菲利普叫他憎恨我，鄙视我。他甚至不得不(他们这样告诉我)参加他们认为我已死亡而在埃斯科里亚尔官举行的感恩仪式。那一次我在安特卫普被人用枪击中下腭，幸未丧生，但失去了我亲爱的夏洛特。至于其他儿子，他们不得不学习其父所干的事情，但我很高兴地说，他们至少成了一流的军人。他们本应大大助我一臂之力的，但就在我终于以为我能实现自己的计划时，菲利普发出了致命的一击，我在自己的家门口被刺杀了。”
谈话变得有些悲哀。为了改变话题，我问了一个相当迂腐的问题。
“陛下，”我说，“以及阁下，请原谅我这样问，但是如果你们现在有机会选择，你们是按以前的方式生活，还是真心希望在你的迪伦堡，和你的芒特弗农家园平静地度日呢?如果今天没有独立的荷兰王国，没有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你们会满意吗?”
亲王和将军都没有马上作答。他们默默地坐在那里。随后他们同时回答，好像一个声音在讲话。“我们可能会做我们做过的事情。”这便是他们的回答。
我进一步追问：“为什么?”
“不知道，”将军答道，“但在当时那样做似乎是正确的。我感到那是我对人民承担的责任。”
“是的，”亲王说，他心不在焉地盯着炉中逐渐变弱的火焰，“这是我们的责任。人民信任我们。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我们不能辜负了他们!”
宴会结束了。我记得托马斯·杰斐逊在一封信中说过：在弗吉尼亚，人们习惯宴会一结束就把桌子上的东西撤掉。收拾完毕后，我提议喝杯潘趣酒。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度数低一些的酒。”将军说道，“垂暮之年我不得不戒掉潘趣酒。我年轻的时候这种酒喝得太多了。”
“来杯博若莱酒如何？一种度数很低的法国葡萄酒。”
“好极了。麻烦一下，能否把我介绍给你们的厨师?虽说我更习惯吃野生的火鸡，但今天火鸡的味道真是鲜美。所用的浇汁，更是棒极了，我想向她当面表示我的敬意。”
我们把乔从厨房请了出来。听了将军的赞美之言，她很高兴。然后，她看到了陷入沉思中的亲王。她来到他的椅子前，跪在他的面前，拿起他的手亲吻。威廉惊喜地抬起头。
“这，”他喃喃低语，“现在，已是几百年之后!”
“现在甚于往昔。”费里茨说，眼睛里噙着泪花。
“那么并不是一切徒劳无益?”亲王问道，多多少少是在自语。
“亲王，”将军答道，“您做的事情永远不会徒劳无益。”
亲王向他鞠躬。“你能与我分享这感激之情吗?”他问道。
“非常乐意，”将军回答说，“但条件是我也能分享其敬意。”他迅速走到乔面前，给了她一个极为诚挚的吻。
在这段动人的小插曲结束后，谈话转到了较轻松的话题上。我们喝了那瓶博若莱葡萄酒，当时钟开始敲响午夜的报时时，烛光慢慢熄灭。我们再次点上灯时，客人都已经走了。我们没有注意到他们是怎么离去的，真令人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