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里茨周日晚离开了维勒城，因此我请露西娅和吉米负责装修老市政厅里的那间房子。伊拉斯谟有意在那间房子里度过他优雅地称之为“休假年”中的一段时间。我妻子将做些诸如找木匠、漆工及玻璃工等具体事宜，而露西娅因具有较好的艺术品位，则负责把房间布置成老先生所熟悉的在剑桥时的书房。她用了汉斯·霍尔拜因(1530年所作)和阿尔布莱希特·丢勒(1526年完成)的画，甚至在米德尔堡的巴尔店里找到了一把椅子(后期哥特式风格，陈旧不堪)，看上去与一位不知名的巴塞尔艺术家在1530年创作的木版画中的椅子一模一样，该画表现的是伊拉斯谟在弗莱堡的家中正在向他的秘书进行口述。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为招待下面的客人做准备。周日的上午我们确定了要邀请的客人。我们要感谢维勒城，它使我们想到不仅要请与我们小城历史有关，而且应该与整个国家历史有关的著名人物。我们想到了一个名字。
奥伦治的威廉不仅是维勒侯爵，而且是位亲王。他建立了荷兰这个国家，并且用自己的鲜血捍卫了荷兰的独立。但我们请谁来参加会见呢?第一位客人离开之后，我和费里茨立即作出决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成功的话，就必须同时请至少两位客人，这样能使谈话轻松愉快。
“可是，”费里茨问道，“谁适合与亲王一起出席晚宴呢?”
我突然有了个主意。“听着，”我告诉他，“谈到国籍，我可谓是个两栖动物。在荷兰，这里人人都认为我是个彻头彻尾的荷兰人，邻居们大多不知道我曾离开过这个岛。在美国，尽管我有口音，可没有人认为我不是美国人。亲王使我有了第一国籍，为什么不邀请一位对我的另一个国家的建立有功的人呢?”
“你指谁?”费里茨问，“乔治·华盛顿?”
“当然，还能是谁呢?”
“他们两人能互相交流吗?”
“他们会像老朋友见面一样，因为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把乔治·华盛顿与亲王的名字一起写在纸条上，今晚你回家时把纸条放在市政厅前的石狮子下。”
随后我们讨论了下星期六晚宴的菜单。在这些事情上我总是首先发言，让费里茨到阿姆斯特丹采购所需的原料，因为我们需要的一些奇特的食物，米德尔堡通常没有。
“首先，”我建议道，“我们可以来一道蔬菜牛肉浓汤。我在1674年出版的《法国烹饪》上找到了这道汤的古老的制作方法。然后是煮菱鲆鱼浇牡蛎汁(虽然很贵，但我们总是可以从耶尔塞克搞到牡蛎)。我似乎记得，将军喜欢自己国家的食物。所以只有一道鱼是不够的，我想鱼之后应该上火鸡——比如说栗子火鸡加烤小香肠——和英式烹制的新鲜菜豆。我会使华盛顿将军想到弗吉尼亚，有一种到了家的感觉，同时也可以表明我们的诚意。至于甜点，上火鸡果酱蛋卷怎么样?我们有些科涅克白兰地，可以用来浇在蛋卷上，烧起来火苗很漂亮。上鱼时，我们可以喝波尔多白葡萄酒——一瓶1921年的伊基姆酒；上火鸡时喝勃艮第红葡萄酒——几天前我在米德尔堡发现了一瓶克洛斯·沃杰特酒；外加一瓶喝咖啡时用的上好白兰地。我还需要买点潘趣酒，因为将军喜欢潘趣酒——牙买加潘趣酒——我会使他想起年轻时随兄弟去加勒比海的那些日子。”
这些菜大都不是荷兰人的日常菜谱，但在贝特朗·盖冈的新版《法国烹饪》(巴黎：埃米尔一保罗兄弟出版公司)中可以找到制作方法。我负责翻译，可实际上没有多大必要，因为乔·弗琳达天生是位优秀的厨师，对厨艺极有灵感，只要稍作提示，她就可以烹制出地道的菜肴。无论我们把多么稀奇古怪的调制品放在她的面前，结果总是令人满意，尽管她本人(在这方面我们也如此)喜欢一种简单的带有大量肉汁的荷兰牛排，用新鲜的面包蘸着肉汁吃。
其后的3天我整日忙于整修市政厅里伊拉斯谟的书房。因为仅供给他必要的桌椅是不够的，他还必须有事可做，不能让脑子闲着，像他这样工作了一生的人不可能只坐在椅子上盯着窗外。我给在海牙的尼霍夫书店的亨利·梅耶打电话，请他尽快给我们寄些旧书来。我只是粗略地说了一下我想要的东西，余下的事由他来安排，我知道他会把一切办好的。果然不出所料，不到24小时书就寄到了。
这批书中有些罕见的珍藏本。其中有一本1471年在威尼斯印刷的贺拉斯文集，我希望这本书不要被弄坏，因为它很值钱!其中还有早期法文版的泰伦斯喜剧集，一本保存很好的《人类救赎臆想》(1473年)、温步·德·沃德的《编年史》(1495年)、1471年印刷于布鲁日的卡克斯顿的《特鲁瓦史》，以及亨利所能找到的所有的阿尔定版图书：维吉尔全集，贺拉斯、普卢塔克、索福克勒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欧里庇得斯的著作。这些书大多让人联想起那位有学问的出版家在威尼斯建立的新学院，在那里任何人都只能讲古希腊语——或者尽量讲古老的希腊语。
那天我突然交了好运。我去了米德尔堡，买了些羊皮纸和优质范盖尔登布质纸，并顺路拜访了我的朋友，书商范·本瑟姆。我问他：“在哪里能找到几只鹅毛笔?”他回答说：“你来对地方了。前两天我清理阁楼时，恰好发现了一些鹅毛笔，肯定是我祖父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出售时剩下来的。原有的包装还在，笔与刚削好时一模一样。我很愿意给你一把。”墨水是希金斯印度墨水，一切准备停当。我敢肯定伊拉斯谟没有用过这么好的墨水。
万事俱备，只待伊拉斯谟的到来了。我对吉米和露西娅的工作表示感谢。我们锁上了门，等待着后面要发生的事情。
星期五，11点刚过，雷普科匆匆赶来，他是村里的会计、银行家、烟商和理发师(身兼数职倒是件满令人高兴的事情，因为一个人在理发时可能要抽支烟，兑现一张支票，同时交纳税金)。他神情慌张，跳下自行车时几乎把浅口布鞋都甩掉了。我和吉米正坐在门廊里，忙问他出了什么事。
“你们的那位朋友，那位长着长鼻子的人刚才到了。我以为那房间的门上了锁，但门却大开着。他坐在里面的小桌子旁，在看一本旧书里的插图。我问他是怎么进来的，他却回答说：‘你们给我提供的房间太好了，我肯定会感到舒服的。’我想知道的是——他没有钥匙怎么能进房间？”
“亲爱的朋友，”我说道，“以后几个月里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相当奇怪的客人。请不要问任何问题，把这件事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不会危害任何人的。”
“我并不害怕怪人，但我想知道的是，这位老先生打算长期住在维勒吗?那样他就要纳税，我往哪里送税单呢？”
“送到我这里吧。”我告诉他，“我负责交纳村里应收的税钱。”
“好吧，我想弄清楚的就是这一点，不然我会有麻烦的。除此之外，我认为这主意不错。维勒需要多来一些游客。或许你们的这些客人会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他们家乡的人，他们也想来这里看看。看来，我最好多进些明信片和香烟，并整修一下我的理发店。”
我敦促他这样去做。我似乎已经看到老伊拉斯谟在给他“家里”的朋友们寄带有市政厅画面的明信片，上面写着：“我的房间号码是X，希望你也能到这里来。”恐怕圣彼得要感到莫名其妙了。
下面是我通过星期四末班邮车寄给费里茨的有关奥伦治亲王的简介。其中大部分内容他已经了解了，这个简介纯属旧派外交家们惯于称作备忘录的东西——起提示作用。
那天是1555年10月25日，地点在布鲁塞尔。1000多人聚在金羊毛大厅，向其统领道别。这些人是来自17个省的社会各阶层的代表，这17个省将组成叫做荷兰的国家。
这些郡、公爵领地、主教管区曾多次易手。巴伐利亚王室曾一度在这些地方的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致使一位公主，巴伐利亚的杰奎琳，有机会表现出她是位有决断力的女性。如果她的事业不是受到性别的严重影响的话，她可能会成为显赫的人物。像苏格兰的玛丽一样，她也多次嫁给懦弱、但仪表堂堂的年轻男子。她晚年终日借酒消愁，囚禁她的城堡现在依然孤零零地兀立在旧荷兰省平坦的草地上。
这之后是勃艮第家族。在其统治时期，低地国家南部成为整个欧洲大陆最富有的制造业中心。主要从事把英格兰的羊毛加工成成衣，当时土气的英格兰人还不知道这种工艺。
布鲁日、根特和积伊普尔聚起大量的财富，中欧崛起的各个王朝为了占有这些财富而短兵相接。但是，这些共和体一直处在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工领袖的统治之下，长期处于敌对、冲突的状态，无力保持自己的独立，因而被南方管理有效的君主国所兼并。
最后，勃艮第公爵——勇敢的查理的女儿玛丽嫁给了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她的父亲在与法国路易十一——文艺复兴早期的一流恶棍——的冲突中丧生。这样奥地利王室成了尼德兰的继承人。
马克西米利安和玛丽的孙子——那位下颌突出的著名的查理(突出的下颌后来成为了真正的奥地利王公的标志)——生来就是佛兰芒人，因为他是在根特出生的。去世前，他拥有的帝国之庞大比今天的大英帝国的领土还要广袤。平心而论，查理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要做到面面俱到对他来说是太难了。一个人不可能既治理好一个有着100多个分布在从麦哲伦海峡到波罗的海地区的不同民族的帝国，同时又要解决好宗教冲突问题。在这场宗教冲突中，其1亿臣民要么坚定地站在教皇一边，要么紧紧追随马丁·路德。从本质上讲，查理可以说是伊拉斯谟的学生，他很明智，不支持任何一方。
“对于两边来说都是一场灾难!”这是他生命中前20年的想法。即使在他被迫去了西班牙之后，他仍试图采取温和的态度对待这些他非常了解的低地国家的人们。但所有这些在他退出政务，由儿子菲利普接替他管理国家之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查理是佛兰芒人，而其子菲利普却是西班牙人，自菲利普继承其父作了低地国家的统治者之后，真正的麻烦开始了。
在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秘鲁以及拉普拉塔河沿岸平原地区，菲利普可以成功地扮演“朕、国王”的角色，随意颁布命令，令到即行。但在尼德兰，国王的最新敕令刚刚贴在墙上，就可能会被人撕下来，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针对国王陛下的漫画。
最后，我还是很高兴地说，荷兰人的执拗最终战胜了哈布斯堡王朝的顽固不化。但这一点还隐而未露地躲藏在查理最后一次充满深情地向尼德兰人告别的痛苦日子之后。与尼德兰人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是查理度过的惟一幸福的时光。
布鲁塞尔的大厅里挤满了陛下低地国家辖区内最高贵、最显赫的人物。片刻后，查理来到了大厅。正如他常常自我描述的那样，他确实年老体衰了。他重重地靠在一位年轻侍从的肩上。人们认识这位年轻人，很了解他，并且私下里说他是皇帝陛下的心腹——与他那乖僻、脸色阴郁的儿子相比，老查理更喜欢这位外人。人们希望这位年轻人能够带头反对“外国人统治”。当菲利普继承了老查理(上帝保佑他!)的王位之后，这样的局面立即就显现出来了。人们不敢肯定威廉真的会那样做，但却祈祷事情会向那个方向发展。
这位年轻的秘书名叫威廉，是纳塞一迪伦堡伯爵威廉和施托尔堡女伯爵朱莉安娜的5个儿子中的一个。朱莉安娜女伯爵看来是位有才华的女子——中世纪后期的阿比盖尔·亚当斯，她的儿子们在16世纪后半叶的事务中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中长子威廉命中注定要成为“千古流芳”的历史人物。尽管出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这些历史人物所作出的贡献相对有限，但却在他们所处的时代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要想正确、坦率地评价一个非凡的成功者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威廉没有军事统帅方面的天赋，他未曾打过一场胜仗，总是处在被掳获或杀死的危险之中。他也并非受到对某种特殊使命的狂热信仰的激励，而许多平庸之辈正是由于某种特殊的使命达到了荣誉的巅峰。他生活在整个世界因宗教信条不同而严重分裂的时代。他的几个兄弟成了新信条的热衷者，甚至是偏执的追随者，而他总是谨慎地避开争执。他自幼所受的教育使他成了新教徒。可是，当有机会继承一位死后无嗣的法国亲戚丰厚的财产时，他举行了重皈天主教的仪式，只有通过这种形式他才能被承认是奥伦治公国的首领。不过，几年后，我们发现他成了全部由偏激的新教徒组成的尼兰德反叛力量的最高统帅。
威廉从未自称是在进行一场重大的宗教改革，并看到了曙光。他只是不再去做弥撒，而是以平静地聆听取代了路德派同行的加尔文派牧师的布道。路德派牧师的布道过于温和，不大适合执拗的荷兰人的口味。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当他奄奄一息地躺在代尔夫特住所的楼梯上时，他想到的是他的人民，但他周围的人却没有听到他低声说出的请求：请一个教士或牧师伴随他走完人生的最后时刻。
威廉虽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却头脑敏捷，受过良好的教育。比如说，他没有攻读过博士学位，但读博士又有何意义呢?他期望能成为父亲——富人威廉——地产的继承人。可在他还很年轻的时候，却突然从他的亲戚奥伦治亲王的地产上获得了丰厚的收入。作为北欧最富有的年轻亲王之一，对于展现在他面前的未来，世人对他没有太高的期望，只希望他在继承了父业之后能够成为一个公正、不太苛刻的统治者。
然而，威廉远比他同时代有钱的年轻人要聪明和勤奋。他没有虚度时光，而是把时间用在了锻炼管理国家事务的本领和外交能力方面。这些将使他在国际政治中发挥领导作用。查理陛下在布鲁塞尔的宫廷给了他充分发展其才智的机会。他学会了如何像击剑手灵巧使用剑一样灵巧地运用自己的大脑。即使在用短剑迎战一个身着盔甲、挥舞战斧的对手时，仍能获胜。
威廉在这方面得到的锻炼使他在支持尼德兰人反叛西班牙国王的斗争中充分受益。在25年的时间里，整个欧洲都在注视着这场发生在一个注定要失败的事业的领导人与欧洲最强大的君主之间的决斗。当后者以低劣的暗杀手段赢得了较量时，许多人都同意，实际上亲王才是真正的胜利者。后人也完全同意这样的定论。
这位年轻的德意志人为何决定离开德意志祖辈留给他的地产，而来到尼德兰呢?这种改变完全是出于对现实的考虑。他的父亲，老富人威廉，把很大一笔钱投资在了低地国家的不动产上。查理皇帝对他父亲的路德学说不放心(他的母亲早就去了维腾堡)，明确地暗示说如果他们家族的长子作为陛下的侍从(更准确地说是人质)到布鲁塞尔来接受教育的话，他们的财产被没收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就这样，这位英俊、和蔼的年轻人被送到了布鲁塞尔。在那里他学习一个人所能学到的所有有关行政管理方面的知识。他为人慷慨、好客，花钱如流水，并通过婚姻获得了更多的钱财。如果他活在今天的时代，他与妻子的名字将会每天出现在主要报纸的社会栏目中。喜欢伤感的人们看到这位亲王有一次为了款待米兰宫廷的大使，著名的乌格布格王子，所花费的巨额款项和所营造的豪华气氛一定会为之震惊的。周日增刊也一定会刊登这对夫妇在他们布雷达附近的地产上饲养的精品小灵狗的照片。
这位时髦的、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在几年的时间里却发展成为了一项几乎是铤而走险的事业的严肃称职的领导人。这一事实表明在他的身上有着比外表更丰富的东西。事实上，他的一些同时代的人已经认识到了他作为朝臣和政治舞台上的布景人所具有的超凡的才干。布鲁塞尔的总都府是密谋的温床，那里聚集了大量的外国食客，这令当地人很不高兴。荷兰人和佛兰芒人都想让他们的后代获得报酬丰厚的职务。他们不想看到有油水的主教的职位、报酬极高的政府工作人员的职位落在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或者法国人的手中。
另外，由于威廉在低地国家拥有大笔财产，他被认为是荷兰人。他比当时大多数贵族(他们中极少有人能超出乡绅平庸的文化水平)知识渊博、善于思索，有经商之道，所以他的同僚们都愿意让他来照料他们的利益。这样他们就可以安逸地住在其城堡里，终日打猎，彻夜饮酒，以纵狗斗熊打赌，为了个别年轻女继承人有失体面地进行争斗，因为如果他们蠢笨的儿子能与某个女继承人结婚，至少可以部分地减轻他们沉重的债务和抵押负担。
这就是查理皇帝退位时的局面。宫廷中想谋求财富的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很快发现有碍他们计划(因为他们也想得到这些女继承人和职位)实施的最大阻力来自这位彬彬有礼的、但沉默寡言的德意志年轻人。他们讥讽地给他起了个绰号“沉默者”——一个不讲一句多余的话，默默工作，但却总能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的人。
实际上威廉并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是个深谙世故——当然是这个经常被错误使用的词的正面意思——的人。他喜欢走出宫廷与他的同胞在一起，他可以同任何人在任何地点谈任何话题。他具有一种罕见的天赋，能让所有与之接触的人感到无拘无束。他甚至知道如何对付那些在感情和宗教危机中出现的狂热的激进分子。但是，他也懂得在对他有利的时候保持缄默。如果作为现代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他定会取得成功的。
年迈的皇帝当时正是靠在这位年轻人的肩膀上，向他深爱的尼德兰议会告别。他请在场的各位原谅他无法流畅地阅读他的告别辞，他说：“先生们，如果像我这样一位年老体衰，对你们有着无比爱戴之情的人，在此时落泪，请不要惊讶。”可能是因为风湿病疼痛的折磨和对佛兰芒及荷兰臣民的爱戴，也可能是由于他在那场著名的非洲战役中染病而失去了所有的牙齿，使他咕哝地说出这些无法让人听懂的话。但是，在场所有的人都对他们可怜的旧主人深感同情，并祝愿他身体健康。
这之后有3年的时间，查理得到了充分休息，这是他40年战场上拼杀和议会桌前论战所换来的。但后来他不得不再次亲自过问他以前领地上的事务，因为菲利普接管后，那里立即出现混乱。西班牙后来再也没有从混乱中拯救出自己，最终导致了西班牙帝国的崩溃。
查理退位，在南部刚刚隐居起来后，宫廷内的斗争便开始了。一方是具有极权主义思想的菲利普，另一方是坚持个人在行动和思想上都要有自由的威廉。争论最终导致了公开的决裂。残酷的阿尔瓦公爵率领一只讨伐反叛者的远征军经法国北上，自信用不了几个月就可以镇压这群由黄油制造商和奶酪贩子组成的胆敢公然反抗他们合法主人的乌合之众。
在公开的战斗中，这些有经验的老兵轻而易举地打败了他们的对手，可是当反叛者撤到海上并打开坝闸让水淹没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向不共戴天的敌人投降的时候，阿尔瓦公爵和他的雇佣军再也坚持不住了。
最终阿尔瓦不得不承认失败。像菲利普所有最忠诚的仆人一样，阿尔瓦不得不靠借贷来维持他的军队(菲利普从不向任何自己能解决经费的人支付报酬)。结果他债台高筑，被迫在午夜逃离布鲁塞尔，要是在白天他会被愤怒的债权人抓住，交送民事法庭受审。在这片该死的属于商人和工匠的土地上，民事法庭在战争期间仍然发挥着作用。
遭到第一次失败之后，菲利普试图尝试一种新的策略。这一次他派了一位和平节制的使节。至少表面上菲利普改变了策略，因为在内心深处他从未转变对待正统宗教的敌人的态度。他们有礼貌地听取反叛者所提出的每一条建议，随后便是冷冰冰的沉默。“是否召回那些可憎的外国人?菲利普国王是否能够通过宫廷里早已确定好的方法来对待荷兰臣民，而不把宗教法庭强加给一个习惯于思想自由的民族?”
对于第一个问题，远在马德里的国王(发往那里的信函总是在半年之后才能抵达)假称愿意妥协。但却坚持必须彻底清除异端，如果尼德兰人不愿意或不能够回到教会的怀抱中来，国王就准备让宗教法庭来行事了。
低地国家的人们认识到自己的经济实力，以蓄意破坏向国王纳税作为回答。没钱摄政者就无法雇到士兵。不久局势就变得十分严重了，西班牙人外出必须带一个武装保镖，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国王和他的妹妹都知道，所有这些精明的、有组织的反抗活动都是由一个人策划的——那位德意志小公子，在没有任何外国支持的情况下，常常在各个方面挫败天主教国王陛下。
像典型的西班牙人一样，菲利普随后想出了另一个消灭他固执敌人的有效方法。亲王的头被标价悬赏。许多人想得到这笔数目不菲的悬赏，因为人们知道这次菲利普肯定会付给保兑支票的。对于荷兰人的事业来说幸运的是，刺客要么在找到机会扣动扳机之前就被抓获，要么就是做事笨手笨脚，反正结果是，没有击中要害，亲王又恢复了健康。最后，他甚至能向旧秩序发起影响巨大的反击，整个世界都感受到了他向皇权发起攻击的反冲力。
在1579年，亲王的兄弟约翰(奥伦治一拿骚家族的创始人，现在的皇族为该家族的后裔)就劝说信奉新教的各省结成某种防御同盟，这就是后来的乌得勒支联盟。两年后，又有了更重大的举措。1581年7月26日，来自各联合省份的代表在海牙举行会议，签署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虽然在尼德兰以外鲜为人知，但在某种程度上比《大宪章》意义更重大，因为该文件明确了某些政府应履行的原则，200年后这些原则被写进我们的《独立宣言》。
下面是这一著名的《誓绝法》的节录。该法案当即被译成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在整个欧洲大陆散发，这样整个世界都知道联省尼德兰的人们在“人民对君主”这样严重的斗争中，不是出于一时的、非理性的感情冲动，而是仔细权衡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因素之后才作出决定的。
序言概括了这一神圣《誓绝法》的总原则。
序言中写道：“众所周知，统治者应上帝之召统治其臣民，就像牧羊人需要照料其羊群一样。一个民族并非为其王公的利益而存在，但王公却是为保卫和爱护人民的利益而活着，这是一条永恒的真理。”
起草这份具有挑战意义的文件的人可能就是马尼克斯·范·辛特·奥尔德贡德，一位泽兰贵族，他的地产位于维勒城不远的地方。他因写了《拿骚的威廉》这首歌而闻名，该歌曲后来成为共和国的战歌，尼德兰王国的国歌。他还不时充当威廉的捉刀人，这个职务很适合他，因为他历史知识丰富，对当时的政治格局极为熟悉。
在《誓绝法》中，辛特·奥尔德贡德深入挖掘历史，通过许多雄辩的例子证明，有史以来一个民族有权摆脱任何威胁和干涉其自由公民权力的暴政。这是实际政治领域中的一个新的呼声，或者不如说是几乎被遗忘了的呼声，因为早在中世纪欧洲人就已经意识到了不仅他们自己，而且他们的妻子、子孙以及所有后代都应该享有“生来就有的、不可分割的权力”。
辛特·奥尔德贡德的独立宣言几百年后读起来仍然令人振奋。我肯定托马斯·杰斐逊最雄辩的时候也未必能够超出奥尔德贡德。我一直认为波士顿的塞缪尔·亚当斯读过这份文件，他在1743年申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时提交的论文题目是《假如公民得不到保护，反抗最高行政官是否合法》。我认为他熟悉这份文件。另外还可以肯定托马斯·杰斐逊以及与我们的《独立宣言》有关的大多数人都读过这份文件。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今日的美国对此知之甚少，在我们的教科书里刻意强调《大宪章》，却对这份文件只字不提。然而，1581年的荷兰《誓绝法》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它可以说是200年后我们的《独立宣言》的“原始资料”。
起草人首先对前30年所发生的大事件作了简短的回顾，之后郑重地宣布，鉴于西班牙国王的许多有违各省宪法特权的法令，他现在已在法律上失去了统治尼德兰人民的权力，为此臣民们也不再受以前必须效忠的誓言的制约。
就这样他们采取了令世人瞠目的行动。在这里，在近代史上第一次，一位神权帝王——承蒙天恩的君主——像被主人打发一个不称职、不诚实的仆人一样，被提着耳朵轰走了，甚至连行李也没让他拿走。这些富庶省份的税收现在直接归属荷兰议会。议会作为人民的代表用这笔收入雇佣军队，装备海军。他们打算以此来打击他们的前君主，无论他呆在地球上的什么地方，毁灭他的王朝，直到其最后一个成员欣然去做像现代纽约市汽车推销商那样的工作为止。
此时，菲利普失败，而威廉由于具有敏锐的政治头脑以及正确引导他的同胞的本能，获得了胜利。威廉作为争取独立力量公认的领袖的地位已确立，是统治者的当然人选。可是，各省政治领导人狭隘的嫉妒心理(一群不学无术的人)和那个时代人们固有的对“合法当权者”的尊重，使得议会犹豫不决，被迫再度寻找一位有皇家血统的统治者。他们尝试了让法国国王的兄弟来作国王，但事实证明他根本不可靠，几乎把国家出卖给了敌人。直到议会对在王族中找出一位不把尼德兰当做财源的真正的亲王不再报任何希望之后，他们才作出明智的决定，让奥伦治的威廉任联省尼德兰的合法统治者。
唉，命运女神决定着人类之间的各种关系。在作出上述最后抉择之前，命运女神不受欢迎的干预破坏了事物的正常发展。然而，正常的发展可以使一个国家明确其政府体制，免于遭受自私自利的派别和野心勃勃的官员的肆虐。
多年来，亲王一直生活在死亡的威胁之中。皇家敕令宣布他为公敌。这样的敕令不是没有人遵守的，几乎每个月都有狂热的极端分子进行谋杀活动。但是，直到1582年，威廉前往安特卫普，为北南各省的联合进一步努力之前，所有这些为名利所动的人都没有能够取得成功。
一个贫穷、智力有缺陷的巴斯克职员受一个破产西班牙商人和一个绝望的狂热分子的雇佣，向亲王开了一枪。子弹由右耳进入，由下颌左侧穿出。起初，人们认为这一枪是致命的。在西班牙，甚至举行了多次感恩礼拜来庆祝这位“真正基督教信仰的大敌和腐蚀者”的死亡。
当时的医学还不知道如何处理这样复杂的枪伤，只是用一块绷带布紧紧压住伤口，以达到止血的目的。一连几个星期，产后身体刚刚恢复的亲王之妻，波旁的夏洛特，一直坐在丈夫的身旁，拒绝让其他任何人替换她。她救了亲王的性命，可就在她的病人能够参加为他的康复而举行的感恩仪式的那一天，她却因疲劳过度而丧失了生命。
作为一大群孩子的父亲，亲王需要一位女士作家庭主妇。夏洛特去世后，他选中了一个能力出众、品行高贵的人，路易丝·德·科利尼，勇敢的法国海军上将的女儿。作为法国新教的领袖，这位上将不幸成为圣巴托罗缪惨案中第一批受难者中的一个。
经历了这次灾难性事件之后，亲王认为离开安特卫普，搬到代尔夫特去更为明智。代尔夫特城虽然很小，但却是荷兰省设防最严密的城镇。那里不仅易于防守，而且陌生人在城里很容易被认出来。这样就便于询问他们到这里来的目的，以确定他们是否有权利呆在这里。
1584年7月初，人们看到一个陌生人近几天来一直在被改造成亲王及其家人住所的修道院附近溜达。他理所当然地被拘留并严加盘问。但他回答的理由完全可以被接受。他说他的名字叫巴尔塔扎尔·热拉尔，是法国人，全家在反加尔文教大屠杀中丧生，只有他幸免遇难。
这个听起来似乎有道理的故事是他从特里尔的一位耶稣会教士那里学来并背熟的。教士在复活节之际不仅听取了他的忏悔，而且宽恕了他不久之后将犯下的罪孽。在精神导师的眼里，那不是罪孽而是道德高尚的行动，应受到每个诚实的基督徒的赞扬。
热拉尔先生一定是位出色的演员。亲王的宫廷牧师专门就加尔文教信仰的问题对他进行了仔细的盘问。之后，牧师汇报说热拉尔的回答令人满意，并确信这位衣衫褴褛的来访者是天主教徒暴行的受害者。至于他为何呆在代尔夫特，他说是应亲王在巴黎的代表的要求而来的，因为他可以告诉亲王殿下他最好的朋友安茹公爵逝世前的情况。安茹公爵刚刚死于结核病，其母亲家族，即美第奇家族，有这种病的病史。
故事编的严丝合缝。这个所谓的信使狡猾地骗过了荷兰的官员们，他们甚至让他来到亲王的卧室，向亲王讲述安茹公爵临死前的详细情况。实际上，他对此一无所知，可别人也都不了解情况，谁能指出他是骗子呢?
7月8日，这位年轻人再次被发现漫步穿过亲王住所的过道。问他这么早到那里去做什么，他回答说他经那里去教堂，因为亲王要去参加晨祷。由于教堂就在亲王住所对面，运河的那一边，他的解释被认为是可接受的，因此没有再作进一步的深究。只是某个细心的人问他为什么不走前门，而要走后门?他说他不敢走前门。看看他身上的衣服!又脏又破，出现在公众面前使他感到丢人，更不用说从前门进入一个亲王的住所里了。
人们向威廉报告了这一切。亲王一向待人宽厚，送给这位法国难民很多的钱，让他去购买返回法国所需的全部用品。可怜的难民深表感谢，但却立即用他的恩主给的钱从一个卫兵手里买了两把手枪。随后他请人求亲王给他签发一个通行许可证，这样他返回祖国时荷兰官员就不会盘查他了。他的请求被呈送给了亲王的秘书，并得到同意。在次日，即7月9日下午给他开了通行证。
在指定的时间，凶手再次来到亲王住所。亲王的妻子在经过大厅时看到了他，他的面部表情令她恐惧。“那是个卑鄙至极的人，”她说道，“我不信任他。”亲王安慰她说：“他只是一个可怜的法国难民，一个虔诚的加尔文教徒，曾为自己的信仰吃了不少苦头。”
那天亲王有客人，名叫冯·厄伊伦博赫，是弗里斯兰省吕伐登市的市长。顺便说一句，他后来成为了画家伦勃朗的岳父。午餐时，两人讨论了弗里斯兰的政治局势，饭后准备回到客厅去。就在这一时刻，等待已久的刺客从隐蔽处跳了出来，同时扣动了两支手枪的扳机。一颗子弹穿过了亲王的肺部，另一颗射进了亲王的腹部。
威廉倒在了楼梯上，他知道这次敌人成功了。躺在他的马夫的怀里，亲王把自由的灵魂交给了上帝，低低说出最后的祈祷：“主啊，怜悯我的灵魂和这些可怜的人们吧。”此后妻子问他是否为基督而死，他喘着气说：“是。”——一切都结束了。
菲利普国王取得了眼前的胜利，他的敌人死了。但最终的胜利却属于他的对手。在此后的300年间，威廉创建的国家成了世界各地因信仰受迫害的人们的避难所。他们中有些人是幻想家或盲信徒，但大多数人还是很实际的。当他们踏上荷兰的土地时，他们带来的不仅是身上所穿的衣物，还带来了他们祖国发展的知识与经验。他们热切地融入了第二故乡的生活，成为最早创建大型外贸公司的人。这些大公司最终将西班牙的旗帜从所有的海洋上拔掉，使其降为一个末流国家。
把基督教从其最大的敌人手中解救了出来，此举确实得到了赏金。我很高兴地说，刺客本人并没有得到这笔酬金，因为他当即被拘捕。人们后来发现热拉尔先生是个办事非常有条理的人。他为自己准备了两个猪膀胱，用来帮助他游过运河，安全到达对岸。他还在对岸藏了一匹马，也是用亲王给他的钱买的。
经过细致地审讯(在审讯中荷兰当局尽力要找出热拉尔的同谋)之后，刺客被以当时人们所能采取的最残酷的手段处死，这次的做法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常规。这里我就不向你们详细介绍了。这也是威廉最不能容忍的事情，但他已不能再说什么怜悯之词了。
处决热拉尔的手段常常被那些想试图证明加尔文教信徒并不比其敌人更仁慈的人枚举出来进行严厉批评。但在大半个世纪后，对弑君者的惩罚要比这更严酷，而且是没有正当理由的。与威廉不同，查理一世罪有应得。确实，他自登基之日起就在朝这样的命运靠近。从某种意义讲，这个卑鄙的法国人要比那些英国受害者们幸运得多，因为他们的头颅被留在了断头台上，任鸟儿啄出眼珠，任其余部分完全烂掉。而这位刺杀威廉的法国恐怖分子的头颅很快被当地狂热的天主教徒盗走，小心谨慎地运到了科隆，很长一段时间被尊为珍贵的文物。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天主教徒们甚至搞了一场运动把刺客擢升为圣徒。然而，时间不长，一些明智的天主教徒开始认识到袒护这样卑鄙的人物对他们的事业并没有好处，倒是忘掉他更为有利。
我已经说过，杀人的酬金如数支付。刺客的母亲和兄弟们得到了这笔钱。他们的贵族特权延续了两个多世纪，直到法国的大革命时才被免除。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战友们杀起人来从不犹豫，但他们是有界线的。至于以后尼德兰的事态发展，再没有一个人能像亲王那样受到如此普遍的尊崇。他去世后，各省间旧有的敌对情绪再次迸发。虽然那时荷兰共和国所有的官方文件都强调说：“只有联合才能显示出我们的力量。”但掌管治国大权的富商们相互嫉妒，无法克制彼此的敌意，不能全心全意为共同的事业奋斗。
就这样，联省尼德兰变成了民主政体，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退化成一个争执不休的社会。各掌权派纷纷为自己攫取所能攫取的一切，而把整个社会的利益留给了魔鬼。魔鬼总是呆在附近，并伺机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