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何，我们谈到了查理五世皇帝的名字。“很遗憾，”我们的客人说，“他没能够呆在这里——他的出生地，也是他真正应该属于的地方。他本质上是一个真正的佛兰芒人。他在低地国家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幸福。他喜欢这里的食物、啤酒，喜欢这里的女人和生活方式。他喜欢他的那个年轻的秘书奥伦治亲王。但却憎恨自己的私生子。然而，他不得不离开我们，随母亲去了她的国家。佛兰德斯，这个欧洲最富裕的地方，太小了，容不下他。他需要统治整个世界。多么遗憾!这可怜的人要是呆在这里肯定会享受到很多的快乐。
“我本人与皇帝陛下的交往并不密切，但我认识许多与他交往甚密的人。他们告诉我在他的前半生中，每当他不得不签发处决令处死异教徒后，就会感到身体不适。他这样做仅仅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但我认为支持路德的德意志亲王们并不比他好多少。他们采取吊死或砍头的方法处死受害者，而不是烧死他们。”
沉默片刻后，他说：“把人活活烧死太可怕了!可怕至极!”
费里茨略微有些不自然地问：“我想你从未见过那样的场面吧?”
伊拉斯谟很喜欢我们为他准备的巧克力，吃完后，将包装用的银纸搓成了一个小球。听到费里茨的问题，他慢慢抬起目光。“不，我目睹过。”他回答说，“仅一次。当时我在巴黎大学读书，我禁不住想去看。那是一位年轻女子，长得很漂亮，但她的头发上满是火苗，她在火中尖声嘶叫。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可怕的场面。”
再次沉默后，他接着说：“我同路德决裂后，他们指责我是懦夫，说我是因为害怕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才与教会讲和。也许他们说对了，因为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位头上着火的女子—一团红红的火苗——所以我尽我所能进行必要的改革，当然只能以我自己的方式。”
可我是在谈吉尔特·格卢特，不能把话题扯得太远了。下面要讲的是吉尔特·格卢特拜访了他在格罗嫩代尔的朋友拉伊斯布鲁克之后所做的事情。他的所作所为是他所处的时代的人们的典型做法。他恭顺地服从了他的主教和圣座的命令，回到了他的故乡代芬特尔市，在那里创建了一个奇特的宗教组织，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共同生活兄弟会。
兄弟会的总部设在格卢特的终生好友佛罗伦修·拉德温特别为他捐赠的房子里。他宣布所有希望隐居生活的人，无论男女，只要搬进这所共有的房屋共同生活，不必发隐修誓，就可以过上耶稣基督死后最初400年间基督教社会的那种生活。《使徒行传》的第四章是他组建这一真正基督教徒的组织的蓝本。虽然共同生活兄弟会的成员完全享有人身自由，只要愿意随时可以恢复以前的生活方式，但他们必须承诺，在会期间要做到服从、慈善、谦恭、忘我克己和虔诚，另外还要抛弃一切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念头，他们在世间的所有财物以及日后的收入都是兄弟会的共同的财产。
在一个如此崇尚物质财富的时代，这样的开端足以令人震惊。然而，兄弟会并不满足于此，他们还实用民主制的尝试。他们选举自己的领袖，自己的主事，这个人不一定是神职人员。他们这样做并不是想脱离天主教教会，共同生活兄弟会的成员都是教会最恭顺、忠诚的信徒。他们审慎地确保在每一个会所中至少有两名教士和数名初级神职人员。他们希望能在对天国的渴望和满足尘世需求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因为他们都是从事各种职业的普通人。会员中偶尔也有极个别的贵族和帮工，但被吸收的绝大多数会员是富足的商人、手艺人和学者，不时还有几个寻求免费教育的穷学生。
这些虔诚的人们以共同祈祷开始一天的生活，之后便默默离开去履行各自每天的职责。夜幕降临后人们返回会所，再次祈祷，并共进一顿极俭朴的晚餐。假若有人想在继续开他的店铺或办事处的情况之下完全与尘世隔绝，他可以学习作个抄写员或手稿插图人，在会所里工作。那些没有艺术天赋的人可接受更简单些的手工技术的训练或受雇作个仆人，因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从事某种劳动。吉尔特·格卢特早就认识到了行乞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他的信徒中不能有职业乞丐。共同生活兄弟会的各个会所必须自食其力，否则就要被取缔。
在今天，我们很难完全理解与伊拉斯谟同时代的人的生活情况，因为，即使对信徒们而言，教会也不再是生活的全部，而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来说，它确实是。那时，人们破晓而起，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祈祷，接下来就匆匆赶去做弥撒，然后才吃饭。工作日的一天完全由教堂的钟声控制。每顿饭前都要做简短的祈祷，求神保佑。只有再次向他们至高无上的主耶稣基督表示忠诚之后他们才上床睡觉。
但这还不是全部。教会甚至在他们出生之前就控制了他们。为了能确保他们最终得到拯救，有些时候，当他们还在娘胎里时，就给他们做了洗礼。教会为他们主婚，因为没有一种世俗仪式能够使这种结合合法化。在他们告别了尘世的家庭之后，教会要照顾他们世间的遗骨，要把遗骨安放在用来塑成其祖先身形的泥土中，还要指引灵魂尽快度过难熬的炼狱岁月。
即使如此，教会的使命仍没有终结。教会向其信徒们提供了一切可以丰富他们生活的东西。是教会给了他们艺术、音乐、戏剧和大部分的文学作品；教会教他们识文断字(如果他们还没有笨到不具备读写能力的程度)；教会控制着他们的道德标准，有时甚至承担着赋予他们什么是最基本的行为举止的任务，但由于教会的多数教士来自下层社会，因而在这方面做得并不成功。
简言之，所有的生灵(野生动物除外，它们没有不朽的灵魂，也从来不是教会关注的对象)在其生命的每一刻都在被提醒去注意一个事实：即他不仅是某个什么村庄、某个什么国家的公民，他首先应该是广阔世界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世界可以颁布神令，向凡人索要属于他的一切——他的房屋、牛马、妻子、孩子、生命和灵魂。
否认这一权利几乎等于否认万能的上帝。这样做需要极大的勇气，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几乎没有人有这样的勇气。据我了解，在过去的400年中，许多国家在反抗压迫和专制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大西洋西岸的一些殖民者宣布脱离大英帝国；几十万荷兰人公然反抗一位统治着大半个世界的国王，并取得了成功；不到100年前，意大利人摆脱了奥地利人的羁绊；500年前瑞士人也有过同样的壮举。
虽然反叛者无疑要冒很大的危险，但他们知道这些危险莫过于一些对肉体的折磨。他们可能会失去家园、财产，甚至妻子和孩子。他们的敌人所能施加给他们的痛苦和悲伤只能停留在坟墓的这一边，不能达到地的那一边。可是教会却对来生，有处置权，甚至能够影响人们来世的幸福。在那个时代人们认定有地狱存在。地狱中到处都是可怕的魔鬼，它们长着角和长长的黑尾巴，猪嘴里呼出熏天的臭气；它们欣喜若狂地把顽固不化的罪人从一个满是冒着热泡的沥青的大锅扔进另一个盛着灼热的硫磺的大锅。这确实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命运。
对我们而言，这样的场面毫无意义，因为我们从未见过把活人用柏油煮死，或放在柴堆上烤死。我们中见过绞刑或枪决的人也是微乎其微。但这类场面对中世纪的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他们每离开或进入一个城市，都不得不由绞刑架下经过，绞刑架上被绞死者的尸体在微风中慢慢地摇动。在附近的轮子上，秃鹫在吞噬着另一些人尸体的碎片，他们新近被分尸，其罪名不过是对《启示录》或《帖撒罗尼迦后书》中某些含糊不清的段落的“正统”解释提出疑问。更别提市政厅前那些恐怖的下午了，一些精神不大正常的老妇女被扔进一大锅沸水中，因恐怖而尖声嘶叫着。她们的罪名是进行巫术活动，把其灵魂出卖给了魔鬼。
因此，每个周日能说会道的“地狱召魂者”(当时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传道土戏剧性的描述被打入地狱的人的情况)所描述的那些魔鬼折磨人的场面，对伊拉斯谟同时代的人来说，是现实存在的。他们亲身体验过类似的场面，正如当代许多欧洲人知道挨轰炸是什么滋味一样。尽管面对这些可怕的威慑因素，仍有人胆敢反抗他们认为教会中的邪恶的东西，这表明了他们具有当今世界上难以再现的勇气。然而，就在那个充满恐惧和压迫的世界里，那个没有人能说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属于自己的世界里，吉尔特·格卢特与他的追随者们建立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本身就是对教会持续不断的谴责，因为它信守最初的真正的基督教原则。
大约在伊拉斯谟出生之时，共同生活兄弟会达到了成功的巅峰。伊拉斯谟自然也受到了它的影响。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这种影响在他以后的思想和作品中都有体现。
据说，16世纪期间，低地国家的宗教是伊拉斯谟的宗教。我倾向于说伊拉斯谟的宗教是低地国家普通民众的宗教。
此后不久，路德和加尔文疾声呐喊，致使伊拉斯谟较温和的声音被掩盖住了，很难再为人们所听到，只是偶尔有人刻意去聆听他那文雅、温和、理性之声。幸运的是，他所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被保存了下来，也许有一天，当这个世界从当前对政治、经济和宗教的狂热和愤怒中解脱出来后，会再次聆听这位友善的吉尔特·格卢特弟子的教诲。
写到这里，我突然记起我本意是想给费里茨写一份伊拉斯谟的生平梗概的。在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费里茨要忙于自己的事务，尽管他很想充实他的头脑，但也不可能让他花一个星期的时间来阅读他即将到访的客人的材料。所以我必须节省下面的时间和纸张，简单地给他介绍一下伊拉斯谟后来的情况。
我不知道伊拉斯谟可曾记录下他的一些未来的抱负(像基普斯先生和所有希望有朝一日能获得成功的有抱负的年轻人那样)。文艺复兴早期的人们不像我们现代人这样具有自我意识。由于他们对上帝比对自己更感兴趣，因此他们并不像现代的疑病症患者们每天早餐时必须食用维生素那样，他们总是在琢磨自己是否有获拯救的机会。
毋庸置疑，伊拉斯谟一生都在努力扮演鹅毛笔绅士的角色，就像300年后弗朗茨·李斯特试图成为键盘绅士一样，但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伊拉斯谟一出世头上就笼罩着一团乌云：作为一个私生子他被迫为不是他犯下的罪孽赎罪。这一事实可能正是他种种志向的驱动力。多数在世界上有所成就的人，能够做出成绩的原因是他们要报复上帝或人类在他们一生中的某个时间对他们的不公正待遇。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得到历史证明的(尽管伦理学家很少强调这一点)。
拿破仑是一位穷困潦倒的科西嘉绅士的儿子。他长相可笑，个头矮小，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在军校学习时，一直是同学们捉弄的对象。直到成了奥地利皇帝的女婿后才安定下来。罗伯斯庇尔有位一无是处的父亲，长相平平，有口臭，笨手笨脚，没有一位女士愿意多看他一眼。直到他摧毁了那些羞辱过他的仪表堂堂的女士们和先生们的社会之后，才有了安定的生活。穆罕默德是一位从麦加来的神的使者。他向同城人宣讲他的教义，但遭到冷遇，一气之下他去了敌对城市麦地那，向麦加人表明他们没有认真对待他是多么大的损失。阿道夫·希特勒是位末流艺术家，个性极不具吸引力。他所有的老师都说他不可能有所成就，但现在他在放火燃烧整个世界以证明(如果不是向他人证明，至少是为了个人的满足)自己确实是一位伟人。当他被迫住在维也纳廉价旅馆里，靠一位乐善好施的奥地利犹太人开办的施粥棚的施舍充饥的时候，他却未能得到众人的赏识。
就这一问题我可以写一本书。有一天我会动笔的，书名就叫《自卑情结：成功的动力》。当然，自卑情结所起的作用不只一种。就品行低下的人来说，这种情结可能会激起他们残酷、恶毒和不人道的行为。至于品行高尚的人，它可能会表现为对受苦难者的仁慈、友好和同情。我认为伊拉斯谟属于后一种。
年轻时，伊拉斯谟因同胞的自私、怀疑和偏执而吃了不少苦头，所以他要让其他年轻人免于遭到同样的命运。鉴于他实现这一目标的惟一途径是传播宽容、克制和怜悯的福音，他成了当时主要的编辑和作家，为了这惟一的目的，他以最旺盛的精力奋斗了40年。
当然，与此同时他还必须谋生。写书当时是没有报酬的，出书反而会使作者更穷。因而这位不幸的作者只得依靠富裕的王公、有钱的平民的善意捐赠来维持日常的生活。伊拉斯谟的生涯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可以用皮兰德娄的《一个寻找十二位恩主的作者》来概括。从今天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很失体面的维持生计的方式。但伊拉斯谟(就这个问题，所有他同时代的人)却不这样认为。如果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他们会反驳说：迎合施马茨太太及其朋友们的低级趣味比取悦有较高艺术品味的王公贵族和神甫们更丢人，因为前者“不知道何为艺术，只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我想就这种态度发表一点见解。我怀疑当今大多数作曲家、指挥家和小提琴手(假如他们确实能说心里话)，会承认像埃斯特哈齐这样明智而富有的资助者们在当前这个以民主居主导地位的时代是一批天降财神。
尽管这话题有趣，但我们又跑题了。下面我还是沿着伊拉斯谟的生活主线，谈谈他寻找恩主的艰辛。他们不是在伊拉斯谟最需要时逝世了，就是当他准备好了要去与他们一同生活时破产了，还有一些人在其他方面令伊拉斯谟失望或迫使他再次收拾好他的书和书写用具，放在驴背上，去寻找另一个米西纳斯。

伊拉斯谟在斯泰恩修道院的生活极不愉快，因此，他四处寻找一位需要一个能干的拉丁秘书的人。这个人终于找到了。1494年他离开豪达前往康布雷(他认为是科特赖克)，成为这个佛兰德斯南部城市主教的机要秘书。
然而，康布雷的主教是个很世俗的人，他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像在小宫廷里——并不是一个寻找安宁的学者的理想之地。因此，这位年轻的秘书希望另找一份工作。当一位英国朋友向他提供去巴黎大学学习的机会时，他欣然接受了。但是，他的资金太少，不得不作为被救济学生注册其中一个学院。在那里他度过了一段可怕的时间：终日饥寒交迫，几乎无法维持生存，同时还染上了传染病，这种疾病终生都在折磨他。然而，他却学到了他想学的东西。他的拉丁文文风得到了提高，对《圣经》有了透彻的了解。他感到如果他想在文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最好的开端是整理充斥讹误的圣书文本。
但是，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伊拉斯谟首先必须学习希腊文。因此，在此后的6年里，他一直努力寻找一位称职的希腊文教师。
当时如此缺乏好的希腊文教师，这听起来让人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是很自然的事情。最初，希腊文教师是来自拜占庭的难民，因为他们看到了墙上的字迹，在通往西方的道路依然畅通时，逃离了君士坦丁堡。希腊语是这些人的生活语言。可是到了伊拉斯谟所处的年代，从土耳其暴力统治下逃亡出来的这一代人，还没有来得及培养出足够数量的继承人就都相继去世了。因此，一流的希腊文教师极为缺乏，为数不多的能胜任高薪职务的人实在是供不应求。英国大学经济实力雄厚，所提供的报酬远远高于法国和意大利的大学。由于学问和艺术总是倾向于追逐丰厚的报酬，所以伊拉斯谟也希望能在英格兰找到他所要找的人。
伊拉斯谟不喜欢大海，可是他没有选择。当一位好施的英国人资助他去牛津时，他立即渡过海峡，骑马来到了不列颠岛上的这一名城。伊拉斯谟一生曾多次访问英格兰，但这是第一次。在英格兰，伊拉斯谟由一位学生成长为教授。几年后，这位前牛津的学生应邀到剑桥任教，在那里他完成了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圣经·新约》的编订工作。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英格兰的生活似乎比他自己国家或法国的生活方式更适合他。只有在他生病了的时候，他才返回家乡。他经常生病，但即使是因病回到祖国，他还是免不了要抱怨家乡人的习俗和行为举止太野蛮了。
然而，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这位对人类生活直言不讳，甚至常常是很刻薄的评论家却从来没有同法律打过交道。在英格兰期间，他非常小心地避免涉及政治问题。当时正是粗暴的哈尔国王(历史上称他为亨利八世)残杀妻子和大臣；掠夺修道院的财富(尽管教皇因他发表反对路德的小册子而授予他信仰捍卫者的称号)；强取豪夺他所辖的臣民，只有那些穷得不值得他注意的人得以幸免。
此时，伊拉斯谟不仅向人们证明了他是一个有造诣的学者，而且也表明了他是个极其谨慎的人。他不愿意公开反对教皇或者路德。这成为以后人们批评他的主要原因。走中间道路的自由主义者不仅会受到那些在豪华宅邸中享受美味佳肴的右翼分子的谴责，而且也会遭到那些在茅舍里吃糠咽菜的左翼分子的反对。他们指责他是懦夫，痛斥他缺少原则。“确实如此，”伊拉斯谟反驳他们的指控，“但我要生活，我要宣扬理性和相互容忍。当你们不再为你们两方都无法证明是正确的理论而互相攻讦的时候，你们会来听我的看法。那时我会告诉你们如何彼此相处，而不是非要把对手送上绞刑架或行刑车。”
他成功了吗?成功了，也没有成功。总的来说，我认为他是成功的，因为尽管在路德公开否定教会的教规之后出现的激烈的战斗中几乎很少有人听他说些什么，但知识分子领域对他说的每一句话都给予密切的关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其后的400年间，我们是在按照敏锐的、明智的伊拉斯谟的生活哲学的轨道前进的。我觉得现在就是雇人去读路德，以及其追随者和对手们所写的相互抨击的文章，也不会有多少人愿意干。但是我们这位鹿特丹的老学者的有些著作倒是可以去细细地读一读的。能与一个像他这样真正文明的人共度几小时时光是件多么令人愉快的事情，因为这个人始终认为因神学观点不同而夺去一个人的生命或当众对他开膛剖腹是世界上最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他的篇幅不长的《愚人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书写于16世纪初，当时他住在好友托马斯·莫尔爵士家中。在这篇不长的作品中(不足100页)，伊拉斯谟说了伏尔泰几百年后在其名著《老实人》中所说的话。“既然整个人类，”他论证道，“都发疯了——既然每一个人，从教皇到最卑微的乡村牧师——从最有钱的富翁到最悲惨的贫民——从身着绸缎的贵夫人到穿着印花布晨衣的妓女——既然整个世界都一门心思地拒绝用上帝赋予他们的头脑去思考，而坚持让自己受贪婪、空虚和无知的支配，难道少数几个聪明人还有必要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试图把人类改造成他们根本就不想成为的人吗?
“让他们以愚蠢为乐吧。”他大胆地宣称，“不要剥夺那给予他们最大满足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让自己成为愚人。”
这是伊拉斯谟惟一一次对欧洲陷入的无望状态进行直接抨击。无力从内部进行自我改革的教会和无能从外部对教会进行改革的欧洲人致使欧洲陷入了这种状态。伊拉斯谟一生都致力于完成他赋予自己的“理性革命”的使命。他对殉难不感兴趣，因此避免进行正面攻击，而是尽最大努力来腐化守卫敌人城堡的士兵。他这种值得赞许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他想使自己成为倡导宽容的斗士，但是由于他出生在一个既没有报纸也没有杂志的时代，他的宣传鼓动活动只能采取极为原始的方法。
像所有真正的讽刺作家一样，伊拉斯谟也是影射和暗喻的大师。他出版了高雅的希腊语《箴言录》和几卷同样貌似不带攻击性的《对话集》。但是，在每一卷书中都隐含着他对当时事务的评论。如果当局足够聪明，能够从字里行间读出其寓意的话，这些书无疑会使他与当局发生冲突。然而，正如大约一个世纪前奥地利的警察们未能从舒曼的《维也纳狂欢节》中听出后来遭禁止的《马赛曲》的旋律一样，监察官们对这位著名的教士所写的一切都予以放行，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看似没有危险的、脍炙人口的希腊语劝诫之言中隐含着炸药，一旦足够多的人掌握了这些各类箴言中所告诫的真理并学会了运用真理为武器进行爆破活动的话，箴言中所隐含的炸药会把他们炸得飞上天空。
甚至在罗马，似乎也没有人怀疑这位长着长鼻子、目光中闪烁着危险的荷兰人，都认为他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奥古斯丁修会的僧侣，能用漂亮的拉丁文体写作，在净化《圣经》方面做出了极其有价值的工作。伊拉斯谟最终说服了巴蒂斯塔·博厄里奥，国王亨利八世的御医，一位格外慷慨的恩主，由他带着御医的两个儿子走访意大利的各个大学，并带着他们去了圣城。在那里，伊拉斯谟受到了欢迎和尊敬，如果他愿意的话，甚至可以留在教皇的官邸。然而，伊拉斯谟非常明智，他更喜欢自由自在，不受约束。因此，他没有留在梵蒂冈，而是去了威尼斯，想到那里看看著名的印刷商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的新印刷厂在干些什么，看看这位当时最伟大的出版商是否有意接受他为一位作者。
有学识的马努蒂乌斯最初想成为一名著名的作家，但发现学者们的研究因缺乏可靠便宜的文献资料而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此，他做了印刷商，当时所出版的图书以其严格的校对和精美的装订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很愿意将伊拉斯谟的名字加入他的(用我们现代人的说法)“作者名单”中。他当即着手出版这位荷兰人的《箴言录》的修订本。这是一部著名的箴言集，附有作者有学识的阐释，脚注中巧妙地隐含着讽刺与嘲弄。
在威尼斯这段日子令伊拉斯谟很愉快。努力工作对伊拉斯谟来说不算什么，因为只有当他把墨水变成文字或向他人谈论下一步的计划时他才感到快乐。他没有什么需要自己操心的事情。他的出版商照料他的日常所需，政府官员们从不过问他的事情。因为官员们认为这位世界最杰出的评论家来到他们的城市是向世人表明该城热爱知识的最有成效的手段。当《箴言录》的重写和修改工作即将宣告结束时，伊拉斯谟再次交上了好运。一位年轻的、非常富有的恩主请求得到伊拉斯谟的照顾。他的名字叫亚历山大·斯图亚特，像他的老师一样他也是个私生子。但作为苏格兰国王的私生子——詹姆士四世——与作为一位卑微的荷兰教士和同样卑微的家庭主妇的被遗弃的后代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年轻的斯图亚特手头富裕，在其才华横溢的老师的带领下，访问了锡耶纳大学，并从那里前往罗马。
在首都，伊拉斯谟收到了老朋友芒特乔伊勋爵的一封信，请求他返回英格兰。踌躇再三，他同意了。罗马比英格兰的生活条件更优越，但缺少人身自由。伊拉斯谟证明了他热爱自由的主张并不是一句空话。他送学生返回苏格兰，缓缓地跟在他的后面，最终在剑桥住了下来。
唉，英格兰已不再是以前那样的乐土了，因为亨利八世真正开始了他的事业。然而，欧洲大陆的情况也同样很糟糕，6年后路德与教会彻底决裂。宗教争执因缺乏理性的狂热而愈加激烈。但一切将很快——伊拉斯谟认为——过去，上帝会帮助拒绝支持任何一方的学者们。
伊拉斯谟也有有权势的朋友。他应邀当上了年轻皇帝查理五世——当时年仅16岁，在低地国家同胞们的帮助下正在为将来的事业做准备——的老师。能作皇帝的老师要归功于他在代芬特尔上学时的同学，乌得勒支的阿德里安·代戴尔。近5年来，他一直是查理五世的私人导师。顺便说一下，这之后不久，他成为阿德里安六世，是最后一位登上教皇宝座的外国人。
在如此高层人物的保护下， 伊拉斯谟没有理由不感到安全。然而，他对接受任何提供给他的固定职位都感到犹豫不决，而更愿意作个自由的作家。在16世纪初使他有望做到这一点的惟一地点是瑞士的巴塞尔市。
就在最近，我们听到有人极力叫嚣要取缔欧洲小国。据说是因为这些小国家不再有什么实际作用。我对此持截然不同的观点。历史证明，小国家在昨天仍被称作“欧洲共同的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些小国家是学者和科学家们能够呼吸到自由空气的惟一地方。要想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这样的空气对于他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把瑞士和荷兰从地图上抹去，能够真正为人类最大需求(精神和思想的自由)服务的城市将所剩无几，家喻户晓的名字将不再被人们所知晓。
小城巴塞尔有幸成为捍卫人身自由的堡垒，并在这类城市中名列前茅。这座瑞士的小城4世纪时由瓦伦提尼安皇帝兴建，并迅速发展成为南北欧洲之间的重要商贸中心。这是因为该城所处的位置正好是莱茵河汇集山溪成为一条大河的地方，是西欧贸易的重要中枢。在建城后最初的1000年中，该城由主教统治。后来随着14世纪贸易的复兴，教士的权力渐渐减弱。保险柜里装满了金钱的市民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不满于听任外来人发号施令。他们使巴塞尔成了新天道的堡垒——不再想听命于罗马意愿的人们的大本营。 最终，在1501年，主权城市巴塞尔加入了瑞土邦联。邦联是欧洲腹地进行自治的古老而奇特的实验。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瑞土邦联比其任何邻国存在的时间都长。当路德在维腾贝格的宫廷教堂提出挑战宣言时，可敬的巴塞尔人立即就让其主教卷铺盖走人了，并立即加入了宗教改革运动。从那一时刻起，他们打算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如同现在一样，印刷厂是任何革命运动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巴塞尔人的巴伐利亚邻居，一位著名的出版商选择了他们的城市作为他的永久居住地，这件事很令巴塞尔人欣喜，正如图书黄金时代的许多主要名匠一样，约翰·弗罗本原本准备专职从事写作，但他也像阿尔杜斯那样放弃了著书，转而从事印刷业。正是他在1516年把伊拉斯谟修订后的希腊文《新约全书》出版发行。路德恰巧用上了这本书，当时他闭门谢客，住在沃特堡，把《圣经》译成德意志方言。
弗罗本不仅是位极其出色的印刷业主，而且是位一流的商人。像艾丽斯一样，他提出：“没有插图的书有什么用?”他说服汉斯·霍尔拜因离开故地奥格斯堡，到巴塞尔定居，并永久雇佣他做插图作家。1521年，在经历了多年无定居生活之后伊拉斯谟开始感到年迈体衰了(虽然他只有55岁，但对于16世纪的人来说已是高寿了)，他决定在瑞士的这个古城定居下来。为了不浪费宝贵的时间，他直接搬进了他的出版商的家中。除了在邻城弗莱堡住了几年(完全是出于健康的原故)之外，他一直住在巴塞尔直至去世——1536年7月12日。
伊拉斯谟在这一段时期所取得的成果数量惊人。一个不断受着多种苦恼之事——实际存在的和想象出来的——折磨的人，何以能够找到机会做这么多的事情，这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真是个谜。如今我们拥有各种省时的帮手——打字机、口述记录机(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复写纸、自来水笔、《罗热词典》、涉及历史和科学各个领域的无穷尽的手册。虽然如此，可我们却成就甚微。当然，伊拉斯谟也有比我们有利的因素。他不必作社会活动家；不必参加鸡尾酒会；不必发表餐后演说；不必为无名作者的糟糕的书进行吹嘘；不必给妇女俱乐部做报告。晚年时，伊拉斯谟名声显赫，他甚至可以决定是否接见想来拜访他的人。
世界没有忘记伊拉斯谟。他比过去更加成为公众关注的中心。每天，抵达巴塞尔的信函中都有这位博学的学者的信件。教皇致函于他、皇帝们向他求教、国王们向他致以深切的问候。作为文人共和国的无冕之王，伊拉斯谟受到了他忠诚臣民的膜拜。
许多信件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单纯。它们是有目的的，而其目的常常是不加掩饰的，用大胆的挑衅之言表达出来。“你打算站在哪一边?”给他写信的人会问，“你是一位路德分子呢，还是仍然支持教皇？”
然而，伊拉斯谟态度坚定。他拒绝站在任何一边。他坚持认为只有不介入争斗，真正有聪明才智的人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如果有谁愚蠢地参与了战斗，将来他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感到羞耻的。马丁·路德博士敦促德意志王公们用火和剑追杀反叛的农民们——烧死他们，吊死他们，把他们砍成碎片，用车轮肢解他们—，像消灭害虫一样淹死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以这样的方式登场似乎不能令人愉快。这些希特勒式发泄暴怒的形式也许本来就是路德性格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为了使他的邻居了解他，他可能不得不这样做。事实证明他爆发雷霆之怒并无用处，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暴怒只能导致可怕的暴力。一个世纪之后，在30年战争期间，暴力行为严重地影响了德意志人的心态，致使日耳曼人从此一直对欧洲的安全构成威胁。
爱好和平的伊拉斯谟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被周围所发生的可怕的事情吓坏了，准备用他最后的时光竭力使人类明白：只有理性才能将人类从不分青红皂白的品行中解脱出来，人类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奔向自我灭亡。他的著作像雪崩一样从弗罗本的印刷行中喷涌而出。他尝试了各种文学体裁。他与当时所有重要人物进行不间断的书信联系，与他们讨论天堂与地狱之间的一切问题，但讨论最多的还是如何共同努力使世界免于再次爆发宗教暴力。
人的自由和尊严对伊拉斯谟来说比宗教辩论更重要。所有的宗教辩论(无论是路德的追随者还是另一方提出的观点)都只有一个目的——对精神的继续奴役。伊拉斯谟明确地预言，新教的胜利不过是以一本书的统治取代一个人——即教皇——的统治。既然如此，他认为人的统治更可取。我们至少可以与人辩论，但不能与书进行辩论。既然一无所获，而且失去的可能比得到的要多，我们为什么还要改变体制呢?为什么不尝试着改变人和改革他所代表的体制呢?为什么非要废除他，而为20个小人物的出现铺平道路呢?这些小人物对真理各执己见，每个人都试图在德意志公国这样的小范围内去做教皇在整个文明世界的范围内未能做到的事情。
伊拉斯谟没有想到的是：像一匹受尽凌辱的马一样，一个人一旦不想再受管束了，他也就听不进去道理了。他会径直地走下去，直到自己精疲力竭走不动为止，或被某种外部的强大力量所制止。将来有一天，当我们对人类的思想活动有了比今天更多的了解时，我们可能会知道如何应付这种情况，那时我们也许能够阻止国家间的战争与杀戮。但这需要职业心理学家取代职业政客之后才能实现。政客们只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他们完全不适合从事其他任何工作，因为没有哪份工作能让他们付出极少的才智和努力，但却得到丰厚的报酬。政客们将不遗余力地力争避免改革，甚至会痛斥严肃的科学调查是意在扰乱“现存秩序”的危险的革命。就这方面而言，16世纪上半叶与20世纪上半叶极其相似。伊拉斯谟在去世前肯定已认识到，虽然他为我们指明了应当走的道路，但定会有种种强大的力量阻止人们去走这条路。他的晚年肯定不幸福，因为到处都是不安定局面，到处都是争吵和战争。只是由于妥协才避免了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但妥协不能使任何人满意，却增加了普遍的猜疑和不信任。很快将会发生事变，事情总是这样的，因为当每一个人都武装了起来之后，枪是会走火的，第一声枪响将会导致万炮齐发，随后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伊拉斯谟就在这一时刻到来之前便辞世而去了。但是，在他逝世前已经有了许多冲突和争斗。他——这位爱好和平的人——肯定满足于在这样的时刻了却一生，向这个世界说一声最后的再见。
令伊拉斯漠感到安慰的是：在他晚年的时候，他终于得到了年轻时急切希望得到的经济保证。教皇保罗三世授予他为他曾求学过的代芬特尔市一教区的名誉教长。这位教皇陛下(难道他不正是著名的法尔内塞家族的成员吗?)以他温和的意大利方式，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而不是暴力活动来拯救教会，并诉诸于那些依然忠于教会的知识分子，因为通过他们著书立说或许能够劝说迷途的孩子们回到信徒的行列中来。正是这位教皇曾雇佣米开朗基罗来装饰西斯廷教堂，并资助和保护罗耀拉的圣依纳爵及其新成立的耶稣会。现在他试图赢得伊拉斯谟的好感，因此赠送给他一份不折不扣的厚礼——3000达克特，这是一个渴望成为红衣主教的人必须要准备的钱数。
伊拉斯谟对此深表感谢，但却都一一谢绝了，他必须保持自己的自由。1535底至1536年初，伊拉斯谟已无力走出自己的房间，很快他就卧床不起了。1536年7月12日，他平静地闭上了眼睛，与世长辞了。
就在他逝世前，他的思绪又回到了童年时代。这位荷兰人奉献给世界的是一种人生哲学，是荷兰人典型的人生哲学，就像他的祖国的雨水和人们爱好整洁一样典型。伊拉斯谟从没有用母语发表过任何东西，可这时却突然讲起了熟悉的家乡话。就在他停止呼吸之前，人们见到他面带微笑地说出了一句：“亲爱的上帝。”而后在他“亲爱的上帝”的面前，他讲述了这么多年来他是如何为他服务的。他可能发现自己错了，因为他晚年时一再抱怨浪费了很多时间，而实际上他所讲的让人成为自己命运主人的话没有一句是徒劳无益的。
第一次晚宴成功地结束了。我们发现只要我们的客人讲话不是太快，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听懂他的意思。像伊拉斯谟的荷兰语一样，他讲的英语、德语和法语都已陈旧过时了。但是，他讲母语时，我们听起来毫无困难。他带有明显的佛兰芒口音，至少我们听来如此。大约10分钟之后，谈话进人高潮。话题涉及方方面面，从诸如收音机、飞机这类现代的发明(顺便说一下，对这类东西他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并怀疑它们是否能够使人们生活得更幸福)到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主义对人类的威胁，都是些近年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他从未听说过这些事情，但他敏捷的头脑使他轻而易举地就抓住了问题的核心。
“从你们讲述的情况来看，意大利人”他说道，“与我那时代的科利奥尼人，以及我在意大利时所有侵扰意大利、掠夺财富的土兵极为相似。在每一个城市——甚至在罗马——我发现旧的自由政体已经消失了，他们曾称这种体制为‘自由政体’，往往是出于一种蛊惑人心的宣传，是行会和帮工协会的师傅们进行的不负责任的统治。我在意大利时，每一个村庄都有自己的独裁者。我见过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大多出身低贱，非常粗鲁，品味极其低俗。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是出生在他们实施统治的城市。作为强暴的农民，他们以职业杀手的头衔而成名。虽然喜欢做出艺术保护人的姿态，他们中能写自己名字的人为数不多。他们从未读过我的书，但他们中的一些人试图劝我留在他们那里。显然，他们认为我是外国的米兰多拉，虽然我肯定从未奢望自己被认为是仪表堂堂、彬彬有礼的典范。
“还有一些人把我与一个年轻人——我想他的名字叫阿雷蒂诺——搞混了。这个年轻人刚刚开始以创作诽谤诗而出名，当然他不会称自己的作品为诽谤诗歌。后来我常随身携带一些我的希腊文《圣经·新约》，到达他们那里时就把书赠送给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把我搞错了。总的来说，这帮人是些可怜的以行乞、打杂度日的流浪汉，现在这样的人随处可见。但是他们最好提防些，因为这类人迟早会被社会淘汰的。”
我和费里茨迅速交换了一下目光。这位老人显然是在引用自己书中的话，许多年来他一直是本活的箴言集。
“能否把这句话给我们写下来?”费里茨问道，“这是希腊语吧?我们现在的发音可能与400年前不同。”
伊拉斯谟伸手拿起我的一个速记本，我递给他自来水笔。他说：“我还是不要用这个吧，我更习惯用鹅毛笔。不过，请麻烦给我一支铅笔吧——现在的铅笔比我们那时的好用多了。”他用工整的字迹写下了那句话，看上去同印刷的一样：
“好了，”他说，“译文是‘神的骰子总是掷前已定’。”随后看着我问道：“我想刚才你告诉过我你们学过希腊文?”
“仅6年。”费里茨说(他是个聪明的家伙)，“仅7年。”我说。我不像他那么聪明，不得不留级一年。
“我不太明白，”伊拉斯谟接说道， “在我那时代，我们用大约3年的时间学习一门像拉丁文或希腊文这样的语言。当然，我们学得不够精通。我们的希腊文尤其糟糕，我担心我的希腊文像路德的拉丁文一样糟糕，虽然有人告诉我他的德文棒极了。我不知道——我一直讨厌德语——可能我有偏见吧。但请告诉我——因为我总是感到困惑不解——为什么你们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学习这些语言？”
“可能是因为我们不得不学，而您，亲爱的博士，学习希腊文是因为您自己想学。”
“当然是我自己想学!只有这样我才可能有希望对《圣经·新约》做点真正有意义的工作。”
“是的，”费里茨说， “您在完成了您的《圣经·新约》之后，又继续阅读希腊文的文献和著作，而我们离开学校之后再也没有读过希腊文。”
“为什么?”
“因为除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外我们还有许多东西要读。对我们来说，那些东西比希腊文更有意思。”
“你说得对。”伊拉斯谟边应答着边又拿起一块巧克力，这时他对巧克力已有了好感，“我听说现如今甚至英文和荷兰文的图书中也有很多值得阅读的书籍。我那时的情况可不一样。我的好友托马斯爵士一直敦促我读——本由一个叫乔叟的人写的书。我试着读过一两次，但认为没有什么意思。所以还是读我的《致罗马人书》吧。”
“还有荷马的著作？”费里茨问。
“对，”伊拉斯谟回答说，“但我一直未能找到一本让我满意的版本。现在他们告诉我，版本齐全了，可你也不想再劳神去读了!这是个奇怪的世界。首先我们毕生都在试图努力得到某样东西，可当我们真正得到时，又不想要了。看来我们总像个孩子似的。唉!孩子还是些未开化的人。”
这一评论既不算睿智，也不大新颖。天色已晚，我和费里茨都注意到了，伊拉斯谟毕竟已是位年迈的老人了，他开始感到疲惫。饭后我端给他一杯品质极佳的、但过于甜腻的托考伊白葡萄酒。我知道中世纪人吃东西比我们现在要甜得多，所以我冒险尝试一下。他尝了尝，脸上露出真诚赞许的表情。他说道：“Vinumbonumlaetificatcothominis'”（好酒能悦人心），引用第104篇赞美诗里的一句话。几分钟后他打起盹来。显然他已经不习惯吃这么好的饭菜了。我给费里茨打了个手势，我们悄悄走到壁炉边，在一个长凳上坐下。
“嘿，”我说，“计划实现了，是吧?”
“是的。”他回答道，“但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有些被吓住了。说实话，我有些不知所措了。”
“我也这样想。”我应道，“我有一个主意。假如我们请那位老先生作我们的，譬如说，指导、哲人和朋友的话!他比我们更清楚应该做些什么，这能帮助我们照顾好其他客人。”
“真是个好主意。”费里茨说，“或许他想休个短假，因为他看上去对现在的生活有些厌倦了。你还记得那天在市政厅，市司库领我们看那间哥特式的大房间，高高的天花板，采光非常好。当时他告诉我们因没有什么用处，那房子长期闲置着。我们把那个房间给他装修成书房如何?我肯定他会喜欢的。我们可以把它布置得像他在剑桥或巴塞尔的工作室一样。我们有不少丢勒的作品和复制品。露西娅可以帮助我们，这方面她很在行。他醒后你跟他谈怎么样?”
“还是你谈吧?”
“我们俩一起跟他谈如何?”
就这样，伊拉斯谟醒来时(他只打了个盹)，我们非常小心地将话题转到了这上边。起初他显得很吃惊，对我们的提议难做定夺。但经过从各方面分析讨论之后，他说没有比重返人间一段时间更令他高兴的事情了。
“当然，”他提醒我们，“你们应该记住现在还不到我休公休假的时候。按规定，我们每700年被允许回到地球上作短暂停留。如你所知，我离开人世只有大约400年。不过我想会有办法的，善良的主总是对我很好。我听说他也读过我的几本书!
“一天，我无意中听到主在与圣彼得交谈时引用我的《愚人颂》中的话。他刚刚接见了一个叫什么拿破仑或者拿破仑纳的人——是个意大利名字，我不知道如何拼写。那个小个子意大利人吵嚷不休，用意大利语说了许多亵渎神的话。当圣彼得告诉他一万年以后才可能重新考虑他的案子时，他坚持要马上进来。这个意大利人竟挥舞着他那愚蠢的短剑，威胁圣彼得说要直接上诉万能的主本人。竟会有这样的事，真是太不像话了。主从他的御座上走了下来，他不希望有人亵渎他的名字，想看一看这不体面的喧闹因何而起。了解缘由后，主慈爱地拍拍圣彼得的背，告诉他不要担心，因为他做得很对。就是在这时，主引用了《愚人颂》中几句关于独裁者和征服者的话。所以我知道他对我试图做的事情并非一点都不了解，并相当同意我的做法。因此，我想如果我处理得当的话，这事可以安排。”
“这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好了。”我让他确信我们的态度，随后我转向费里茨，问他多长时间能收拾好市政厅的那间房子。
“说不好，”费里茨答道，“不过我看最多不会超过四五天。”
“我会喜欢那房间的，”伊拉斯谟告诉我们，“不过你们能允许我提点意见吗?你们当然会确保房间里很暖和，是吧？”
“不必担心，”我让他放心，“我们给你一个我们用的炉子——一个很好的炉子，能保证白天夜晚连续燃烧。”
“好极了!还有一件小事情，你们能保证那里没有穿堂风吗？”
“我们会告诉村里的木匠修理好所有的窗户，决不让风从缝隙中透过。”
“那我再高兴不过了!最后还有，在房间里做饭吗?”
“不做，先生。你的书房在市政厅内，那里不允许做。”
“那么邻居们呢?他们是否整日烹食呢?”
“当然，他们必须让家人有饭吃。不过我们会请他们注意的。”
伊拉斯谟看着我们，脸上露出歉意的微笑，“你们一定认为我很挑剔吧，”他说，“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一样东西我不能忍受，那就是鱼味。我诅咒鱼!恐怕我在斯泰恩修道院鱼吃得太多了。自那以后，一闻到鱼味，无论是炸是煮，我就想吐。”
“我们以我们的名誉担保不会有鱼味的，无论是炸鱼还是煮鱼都不会有的，我们准备让全村人都吃肉。”
“还有一件事，你们能否对我饮用的酒当心一些?你们知道，我有结石病，因此不得不格外小心。但我很爱喝你们今天上的摩泽尔白葡萄酒。我不想让你们多破费，可是如果能给我提供那样低度的饮料，我将不胜感激。”
我赶紧向他保证说我们将注意所有的细节， “低度勃艮第葡萄酒怎么样?”我问他，“还是喝骑士蒙特拉谢葡萄酒或者花式蒙特拉谢葡萄酒?”话说出口后我才意识到，当着一位对自己非婚出身很敏感的人，“花式”可不是一个恰当的词。
“骑士蒙特拉谢就很好。”他回答道，特别强调“骑土”两个字，“或者是金滴葡萄酒，能喝上这种酒我将感激不尽。现在，”他边说边擦拭他那笨拙、式样陈旧的眼镜，“我注意到时间很晚了，不知道能否让我再听听你们没有露面的小管弦乐队在今晚早些时候演奏的曲子?”
“你记得那首曲子的旋律吗?”我问。
伊拉斯谟哼了几个音符，我们听出是奥兰多·吉本斯的作品。我们发现还有几张他的唱片，就先放了他的《银灰色的天鹅》，然后放了托马斯·莫利的《让我们纵声高唱》。
后一首曲子正在播放期间，市政厅的排钟开始演奏瓦莱柳斯的《感恩颂》，乐声从紧闭的百叶窗传了进来。这古老的乐曲中某个熟悉的旋律似乎拨动了我们客人记忆中发人联想的琴弦。他细长的右手，那只戴着他的学生亚历山大·斯图亚特赠给他的蓝色戒指并在狄奥尼苏斯的画像中得到展示的手，慢慢地敲打着拍子，同时哼唱着他自在校求学时就已牢记在心的一首歌的歌词。他看上去像一个最终回到家，认出了自己所熟悉的环境的孩子那样高兴。他微笑着看着我们。
“真是一个绝妙的夜晚。”他说，“实在感谢你们二位，还有那位出色的厨子。”
随后桌子上的烛光开始闪烁不定。突然蜡烛全都熄灭了。时间是午夜，我们的客人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