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当然不会认识费里茨叔叔，因为他在你们出生之前许多年就离开了人世。对此，我感到很遗憾。要是你们认识他，一定会喜欢他的。他很像那些常到中央公园边散步边喂鸟儿和松鼠的老绅士。那些老绅士的口袋里装满了小动物们喜欢吃的食物。鸟儿和松鼠嗅到了食物的芳香，纷纷落在这些好心人的肩头，在他们身上爬来爬去，寻找着它们认为有权享用的东西。
如果费里茨还活着，他该做你们的“名誉”叔父。他会把快乐、善良、宽容和理解作为礼物奉献给这个世界。无论他走到哪里，他总是慷慨地、毫无保留地将这些宝贵的财富送给世人，因为他知道(所有的智者也都十分清楚)，惟一真正属于我们的宝藏是我们在朋友们心中留下的印象。
在我出生的那个国家里，人们仍然受着16世纪严肃呆板的加尔文宗教思想的影响，但像费里茨这样的人品却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迎。所以，尽管我们年龄相差很大，但在米德尔堡老修道院的餐厅里相遇后不到5分钟，我们就成为了朋友。
我们之间的亲密交往仅持续了几年，但那却是我有生之年一段最快乐的时光。那段日子是在倾圮的维勒城(一座名副其实的城市、一片普普通通的侯爵领地的首府)那令人愉快的魔力中度过的。城里有着几百座年久失修的房子、许多花园和无数能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东西——这片不寻常的小小伊甸园充满了魅力，以至于我们几乎觉得没有必要再与外界接触。一想到我们可怜的同龄人，命中注定要在诸如伦敦、巴黎、纽约或者里约热内卢那样枯燥乏味、遏制想象力的村落中度日，我们心中便充满了无尽的怜悯。
我和吉米决定在这里住下来后(至少在我们的钱用光之前)，便购买了一座舒适的房子。房子建于1572年，因此与邻里间那些仍然带有浓重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建筑相比显得不大谐调，有些太新、太显眼。
这之后不久，费里茨也决定加入到这群为数不多、但却是真正的智者的行列之中.“一个文明人在什么地方可以尽可能不烦躁、尽可能满意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呢”?在考察了从塔希提岛到百慕大所有乐土上的建筑之后，这些人才找到了答案，并得出结论：维勒城是惟一完全令人满意的地方。
就这样，我们那段极为短暂，但非常令人满足的时光开始了。在那段时间里，我和费里茨学到了许多有关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同胞的知识，这些知识可能远远超出了我们在中学、学院和大学里所学到的东西，因为在那些地方，尽管我们亲临听讲，但却并不总能做到思想和精神与身体同在。
碰巧(另一个幸运的巧合)我和费里茨都不真正醉心于某项体育运动，尽管我们两人都同意体育锻炼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有意义的。这样，我们俩便常常在他那有着高高窗户(在海拔低的国家里，雾气大的地区光线是很难得的)的小客厅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我们完全沉浸于这种消遣之中。这令聪慧的吉米惊讶不已。像所有真正的美国人一样，吉米一直对两个人仅仅是坐着聊天——除了坐着聊天什么也不干——便能从中得到乐趣而感到迷惑不解。 然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只想坐在那里聊天，谈论复杂、深奥、严肃的问题；引用明智的、有说服力的论点来解释和试图搞明白太阳系的奥秘以及银河系中错综复杂的问题。
我们可以随意将图书馆历代名人卡片目录中的任何一个名字从小抽屉里取出来，放在一边以备特别研究。然后(最令好图书管理员遗憾的憾事!)如果我们觉得某个名字并不属于伟大或近伟大者之列，就会把他的人名卡片撕碎，扔进港湾。不这样做才蠢呢，处理掉是正确的!
现在我要给你们讲一讲一天上午的事情。那是圣诞节假期中的一个上午，大约在11点钟时，我到费里茨那儿去喝咖啡。我们坐在餐厅的窗户前，望着对面的市政厅钟塔，谈论着我和吉米邀请当晚来吃饭的客人。费里茨说道：“很遗憾我们无法邀请这座古老的钟塔什么时候来喝一盘豌豆汤!它耸立在那里已经很久了，一定见多识广。它肯定能够告诉我们各种不同人物的趣闻，结识这些人一定很有意思。”
“听着，我亲爱的费里茨，”我回答说，“为什么你、露西娅还有我们其余的人会呆在维勒?实际上我们认为的维勒已不复存在，它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是‘想象出的现实’。我们已经厌倦了生活中到处充斥着让我们耗费精力的小机械、有形的物品和各种的活动；我们开始讨厌我们所钟爱的现代文明，它使我们感到疲惫，想要喝杯啤酒来解解乏。所以我们来到这里，维勒城没有这些让人耗费精力的东西，我们只面对事实。”
“绝佳的演说，”费里茨说道,“但这与我的想法有什么联系?我是想邀请钟塔来赴宴，给我们讲讲我们想结识的人们的事情。”
这回该轮到我来打断他了:“当我们可以不用多作努力、多花钱就能邀请到最佳者时，还有必要再请二流人物吗?”我问道,“如果我们可以使一座哥特式钟塔来到你的餐厅，坐在餐桌旁，那么邀请——位5个世纪以来一直沉睡在坟墓中的巴比伦君主肯定也是件容易的事了!”
费里茨赞同道：“你说的有一定道理。”
“那么，”我提议道，“我们就行动起来吧!没有人会阻止我们的。”随后我们便开始把曾希望会见的人和现在打算邀请的人列了个总名单。
这项工作花了很长时间。并不是因为缺少合适的候选人，而是因为要确定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被邀请出席我们的晚宴。起初我们对此严格把关，把人分成不同的类型：好人、坏人，对生活持肯定态度的人和持否定态度的人，喜欢吃煮羊肉的人(我们很高兴地发现这种人为数不多)以及不喜欢吃煮羊肉的人。直到有一天费里茨对我说：“恐怕我们的做法有问题。把人分成确定的类别似乎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人都是些无法分开的，善、恶、平庸的混合体。让我们抛开所考虑到的理性因素，只邀请那些我们想结识的人，仅仅如此，不再考虑其他因素。看看他们长什么样、会说些什么?这样做至少此时我们会觉得是件有趣的事情。”
看上去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事情也就这样定下来了。
下面要做的是选定一周里的哪一天作为举行聚会的最佳时机。由于费里茨不必在生意上花费太大的精力(那是个任何人只要开个事务所就能赚钱的幸福时代)，因此他认为他可以在
周五晚上开车从阿姆斯特丹回到维勒，或者乘周六早上的邮政列车赶到弗莱辛。这样晚宴的时间就安排在周六晚7点，因为在我们那个小村庄里人们习惯早睡。
下一个问题是请客人们吃什么。经过研究，我们认为最好(尽我们所能)为客人们准备他们生前习惯的食物和饮料。这将意味着要对古代食谱进行大量认真的研究工作。还好，亨利·梅耶(他对出版过的东西无所不知)能为我们找到这些早已被遗忘的书卷。况且，如果我们需要什么还可以从巴黎和伦敦订购。
就餐时是否要伴有音乐?可以要，也可以不要。音乐可能会成为谈话的障碍，但如果审慎使用，也可以起到打破僵局的作用，因为我们会见的都是些陌生人。此外，音乐还能够使客人们心情舒畅，更乐于交谈。
费里茨有一台很棒的留声机，并且有适合所有时间、所有场合播放的唱片。他让我来准备这件事。我们可以把留声机放在楼上的某间卧室里，这样声音就不至于太大。或许客人们还会以为我们专门为他们雇了一个管弦乐队。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了解这些人，”费里茨对我说，“至少是对他们有所了解，因为这恰好是你的工作。但我对他们大多仅是只闻其名。你给我写个他们的介绍好吗?只简要介绍一下他们是谁、做过些什么即可。我可不想在客人面前失言，当着苏格兰的玛丽谈论匕首——这样做可能有失检点吧，而征服者威廉也许不想多听有关私生子的话题。”
既然是由费里茨负责款待客人的具体事宜(或者说得再准确一点，既然是由费里茨付账)，我认为这样安排是公平的。我答应他每个周三的晚上我都会特别送给他一份有关我们即将邀请的客人们的介绍，外交官们称之为“简报”——扼要概括他们的经历和成绩，说明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和日期。
可能你会问：我们究竟如何与这些遗骨遍及世界各地、辞世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人联系呢?关于这个问题我另找时间回答。其实很简单，但现在我们必须保密。顺便告诉你们，这个秘密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往事的一部分——是对纯洁友谊的回忆。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1942年5月8日
于康涅狄格州旧格林尼治市新维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