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战实际上是为了更美好的新世界所进行的一场斗争
在那些应对法国大革命爆发负责的几个忠诚的拥护者中，孔多塞侯爵是最高尚的人物之一。他为贫穷、不幸的人们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生。他也是德·阿朗贝尔和狄德罗撰写著名的《百科全书》时的助手之一。在大革命的最初几年里，他曾是国民议会温和派的首领。
国王和王党的叛变使极端激进分子有机会大权在握，铲除对手。此时，他的宽容、心地善良和扎实的知识积累使他成了一个被怀疑的对象。孔多塞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即一个被放逐者，或无家可归者。因而每一个真正爱国者都可以对他任意处置。他的朋友冒险把他藏起来，但孔多塞对他们作出的牺牲坚辞不受。他出逃了，极想回自己家去，那里可能会安全些。在野外露宿了三天，他遍体鳞伤，血流不止，走进一家小饭馆讨口饭吃。多疑的乡下佬搜查了他，在他的口袋里找出了一本拉丁诗人贺拉斯的诗集。这说明他们的俘虏是具有高贵血统的人。在一个凡受过教育的人都被视作革命仇敌的年代，他不会毫无来由地跑到公路上来。他们捉住了孔多塞，将其五花大绑，塞住嘴，把他扔进了村拘留所。第二天早晨，士兵们来把他押到巴黎准备砍头时，他已经死了。
此人付出了一切但一无所获。他有充分理由对人类灰心绝望。但他写下的几句话，至今听来仍同130年前一样是察世真言。我抄录如下，与你奇文共赏。
“大自然给了我们无尽的希望，”他写道，“人类挣脱了锁链，正以坚实的步伐在真理、美德和幸福的大道上阔步前进的景象，为哲学家显示了一个人间奇迹，使他从至今仍玷污和折磨着人世间的错误、犯罪以及不公正中得到安慰。”
世界刚刚经历了一场痛苦的大灾大难,与之相比，法国大革命只不过是偶然的小事一桩。这次打击如此之大，以致扑灭了上百万人心头最后的点点希望之火。他们正在高唱进步的赞歌，对和平的祈祷等来的却是四年的狂戮滥杀。所以，他们问道：“那些尚未超越早期洞居人阶段的家伙值得我们去为其工作和卖命吗？”
答案只有一个。
回答是：“值得！”
世界大战是一次深重的灾难，但并不意味着世界的末日。相反，它开辟了新的天地。
写一部希腊罗马或中世纪的历史易如反掌。在那个早已被忘却的历史舞台上粉墨登场的演员全都过世了，我们可以冷静地来批判他们。那些为他们的成就喝彩叫好的观众也早已灰飞烟灭，我们的指责再也不会伤及他们的感情了。
那些与我们同度此生的人们和我们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或令我们痛心疾首，或令我们大快朵颐，以至于我们很难用公正的态度来描述它们——而公正的态度是我们在写历史而不是在为宣传自吹自擂时所必须具备的。不管怎么说，我将尽力告诉你我完全同意那位可怜的孔多塞对美好的未来所表达的坚定信念。
此前我曾三番五次地提醒你要防止由于使用我们所谓的历史时代而产生的错误印象，即将人类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现代。其中，最后一项语义混乱。“现代”一词的含意是说我们这些20世纪的人已臻于人类的至境。50年前，以格拉斯通为首的英国自由主义者认为，一个真正代议制的民主政府问题已由第二次大“改革议案”一劳永逸地予以解决。这个“改革议案”使工人能与雇主在政府中同享权利。当迪斯雷利和他们的保守派朋友们谈论这个危险的冒险行动时，他们回答说：“不。”他们对自己的事业信心百倍，相信此后社会所有阶层将联合起来，使他们共有的国家政府机构大获成功。从那以后，世事沧桑巨变，少数几个仍然健在的自由主义者开始觉察到他们的错误。
对于任何历史问题，都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为胜利而战。否则，就会像史前期那些懒于动弹的动物一样灭绝。
你一旦把握了这一伟大的真理，就会拓宽新的生活境界。我们再进一步，设想到了公元10,000年，你的重子重孙处于你的位置上，他们也将研习历史。但是，他们又将怎样看待曾记录下我们行动与思想的这短暂的四千年呢？他们会把拿破仑当作亚述征服者提华拉·毗列色那个时代的人。或许，他们还会把他与成吉思汗或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混同起来。硝烟散尽的这场大战会被他们当作罗马与迦太基因为长期商业上的冲突，为争夺地中海的海上霸权而进行的长达128年的战争。19世纪的巴尔干半岛的冲突在他们看来只是由“大迁徙”所引起的动荡局面的余绪。他们将盯着不久前刚被德国炮火所毁的兰斯教堂的照片，就像我们看着250年前在土耳其与威尼斯之战中毁于兵燹的希腊卫城的照片一样。对于仍在许多人中间普遍存在着的对死亡的恐惧，他们认为这只是一种幼稚的迷信，这在直到1692年还把巫婆烧死的某一种族中，或许是自然而然的。甚至，我们引以为荣的医院、实验室和我们的手术室，也被他们看作只不过是稍加改进的炼丹术士和中世纪外科医生的作坊。
凡此种种，原因很简单。我们这些现代男女压根儿就不“现代”。相反，我们仍然属于洞穴人的最后几代。新世纪的基础在昨天才刚刚奠定。人类只有在有勇气怀疑一切，使“知识和理解”成为产生一个更合理、更理智的人类社会的基础时，他才能首次有机会进入真正的文明状态。世界大战是这个新世界“发育过程中必经的痛苦”。
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将要撰写汗牛充栋的书籍，来证明这个人、那个人或另外一个人导致了这场战争。社会主义者将出版卷帙浩繁的著作，指责“资本家”为了“商业利润”而点燃战火。资本家则回答说，这场战争中，他们大蚀其本——他们的子女冲锋在先，战死疆场。他们也会向你表明，在每一个国家，银行家如何尽最大努力防止战争的爆发。法国历史学家将历数德国人从查理曼大帝直至霍亨索伦的威廉王时代的种种罪行；德国历史学家也睚眦必报，列举法国从查理曼大帝时代到布温加雷总统时期的暴行。然后，他们自鸣得意地做出结论：对方是“发动战争”的元凶。各国的政治家——已故的和仍健在的，将著述立说，解释他们如何拼命禳解战争阴云，而他们罪该万死的对手如何迫使他们卷入战争。
百年后的历史学家对这些道歉和剖白将不予理睬。他将理解根本原因的实质，懂得个人的野心、个人的邪恶和个人的贪婪与战争的最终爆发关系不大。所有这一切灾难的根源在于当我们的科学家开始创造一个钢铁、化学和电力的新世界时，而忘记了人类的大脑比谚语中的乌龟还要迟缓，比著名的树獭还要懒惰，追随在一小群大胆的领导人后面从一百年走到三百年。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受过训练能骑自行车和抽烟斗的狗依然是一条狗。一个脑子在16世纪却驾驶着一辆最新式罗尔斯·罗依斯轿车的生意人，仍然是一个16世纪脑筋的老古董。
如果你刚开始时不明白，不妨再读一遍。你马上就会明白，它解释了许多发生在最近六年的事。
或许，让我再举一个你更为熟悉的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在电影院里，笑话和滑稽的词语常常出现在银幕上。下次你若有机会，不妨观察一下观众。少数人看来几乎能完全理解这些词语，他们一下子就能念出来；一些人稍慢些；更有一些人要花费 20至 30秒。最后是那些粗识文墨的人，他们在聪明的观众已开始理解下一句插话时才刚刚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我想要向你表明的是，人生也大抵如此。
在上一章，我已告诉过你，罗马帝国的概念是怎样在最后一个罗马皇帝死后一千年里仍留在人们的头脑中，这就导致了无数“仿制帝国”的建立。这给了罗马主教们一个机会，使他们自封为整个教会的首领，因为他们体现着罗马世界的最高权威。它促使一批原本善良的未开化的酋长跌入罪恶的深渊并带来无休止的战争，因为他们一直对“罗马”这个神奇的词汇心醉神迷。所有的人，教皇、皇帝和普通战士与你我并无多大不同。只不过他们生活在一个罗马传统占中心的世界里，在这里，罗马传统是某种生机勃勃的东西，是某种父辈和晚辈们仍历历在目的东西。所以，他们为了一项事业去奋斗和牺牲，而如今，这项事业恐怕连六七个兵丁也招募不到了。
在另一章中，我曾谈到在宗教改革运动粉墨登场一个多世纪后，怎样爆发了宗教战争。如果你把30年战争那一章与创造发明那一章相比，你就会看到，那场腥风血雨的大屠杀发生的时候，正值第一台粗笨的蒸汽机已经在一些法国、德国和英国科学家的实验室中噗嗤噗嗤喷气的年代。但是，世上的大多数人对这古怪的新奇玩意儿并无兴趣，而仍然在讨论严肃的神学问题——如今这些问题虽不令人愤怒但却让人哈欠连天，兴味索然。
一千年后，历史学家将用同样的词句描述已逝去的19世纪的欧洲，他将看到人们如何为可怕的民族斗争奔忙，而他们周围的实验室中却满是些一脸严肃的人，这些人只关心揭开大自然的无穷奥秘，对政治则不闻不问。
你将会开始慢慢明白我的意图。工程师、科学家和化学家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就给欧洲、美洲和亚洲带来了大量的大型机器、电报、飞机和煤焦油产品。他们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这里，时间和空间成为微不足道的东西。他们发明新产品，并使其价格极为低廉，人人都能买得起。这些我先前曾经提及，但的确有必要重提。
为了使日益增多的工厂正常运转，那些工厂主——他们已成为国家的统治者——需要原料与煤，特别是煤。与此同时，普通百姓则仍然按照16、17世纪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认为国家是一个朝代，或一个政治团体。这个笨拙的中世纪机构突然间被唤来去应付机械和工业领域中的许多高度现代化的问题。它按照几个世纪前留下的游戏规则尽力而为。不同的国家组建了庞大的陆海军，用来攫取遥远的新属地。哪里只要还有一小片剩余的土地，哪里就会有一个英国、法国、德国或俄国的殖民地。如果当地人民反抗，他们就格杀勿论。大多数情况下，当地人如息事宁人，就能平安度日。只要他们不骚扰钻石矿、煤矿、油矿、金矿或橡胶种植园，他们也能从外国占领者那里得到不少好处。
有时，寻找原料的两个国家碰巧同时需要一块土地，于是便诉诸武力。15年前俄国与日本为争夺属于中国人民的某块领土而兵戎相见。不过，这样的冲突终究是个例外。没有人真正愿意打仗。的确，对于20世纪早期的人来说，用军队、战舰和潜水艇作战的想法使他们感到荒唐。他们把暴力的概念与很久前为所欲为的君权与尔虞我诈的王朝联系起来。他们每天能从报纸上看到新的发明，看到有关英、美、德的科学家小组在和睦友好的气氛中为医学和天文学的进步而携手工作。他们生活在一个商业、贸易和工厂的繁忙的世界里，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国家制度的发展已落伍了好几百年。他们试图为此提醒别人，但人家正忙于自己的事业呢。
我已使用了不少比喻，请原谅我再用一个。埃及、希腊、罗马和威尼斯以及17世纪商业冒险家的“国家之船”，曾是由非常干燥的木头建成的坚固船只，并由既熟悉船员，又熟悉船只的高级船员掌舵，他们也深知由祖先传下来的航海术的局限。
接着来临的是钢铁和机器的新时代。“国家之船”先是一部分，接着又是另一部分发生改变。它的容积增大了，船帆被蒸汽机取而代之，修建了更加舒适的客舱。但是，更多的人得被迫下到锅炉舱去。尽管工作安全，报酬丰厚，但他们并不喜欢这工作，就像过去不喜欢从事在船桅上装帆和索具等更为危险的工作一样。最后，几乎是令人不知不觉地，古老的木质方形船身已改建成了新式的远洋轮。但船长和大副却原封不动，他们仍按一百年前的方式被指定或推选出来。他们学习的仍是15世纪的海员们运用的那一套航海体系。在他们的舱内，挂着路易十四和弗雷德里克大帝时代用过的航海图和信号旗。总之，他们完全不堪重任。
国际政治的海洋并不宽广。当那些皇家船只和殖民地船只在海上逐鹿相争时，肯定会发生事故，也确实发生了。如果你有胆量穿越那一部分海域，就能看到失事船只的残骸。
道理非常简单，这个世界极为需要这样的人材：他能担当起新的领导重任，具有胆略魄力和远见卓识，能清醒的认识到我们的航行才刚起步，必须学习一整套全新的航行理论体系。
他们尚需潜心学习多年，要与可能遇到的各种反对势力进行斗争，才能达到顶点。当他们登上驾驶台，全体船员基于妒忌的叛变或许将其致于死地。但会有那么一天，将出现一个带船只安全入港靠岸的人，他将是时代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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